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1942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9 月15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154只金表，1601个金耳环，132 个金刚钻戒指，784 只银质怀表和“160 个各种镶金假牙”。到1944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档案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3 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1943年11月送来的第10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1943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6 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6 万人是1940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40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75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2 英里半长、1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 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10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1942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7 月22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10月3 日，一共有310322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1943年1 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60000 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2 月15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
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3 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4 个星期。
在上年30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976 ］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1943年4 月19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1000码长、300 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4 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2090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335 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17点30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12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977 ］战斗打到第5 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到特莱勃林卡去。4 月25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他抓到了27464 名犹太人。他说：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Ｔ2 ［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1330名犹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362 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30名俘虏被“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183 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4 月26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
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后的办法。
5 月16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180 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20点15分，炸毁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56065 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
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在这56065 人中，有7000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6929人被押送到特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13929 人。此外，有5000—6000名犹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36000 名犹太人没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56065 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36000 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16人被杀，90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
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
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 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4194200 人到4581200人之间。
1939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1000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979 ］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200 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
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980 ］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
［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 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 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1941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55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981 ］“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1943年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115 人，其中有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4 名‘亚洲人’和2 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 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80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
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 月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3 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 ）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2 ）销毁一部分；（3 ）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5 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3 个医生就给空军写了一份长达32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1942年10月26日至27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95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3 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1942年10月一直进行到第[988] 二年的5 月，除了其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中说，在奥斯威辛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挨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1943 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 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21度的气温下呆了14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77度，身上出现冻伤……
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
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东西。下一次又用10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
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
[ 奈夫向法庭解释道] 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说服他。
[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 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
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4 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汇报说：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
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
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研究结果于1942年2 月12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
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86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8 次试验中，我们把1 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3 个人盖起来……
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
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4 个受试验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86度至89.5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 他总结说] 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300 人被用来进行了约400 次“冷冻”
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1944年5 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48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3 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
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7 名被判死罪并已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1 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20年徒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该死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38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