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
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1944年4 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
只过了一个月，即5 月15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
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5月27 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3 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
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
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
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5 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3 项战术行动：派出3 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
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1943年10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
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
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 月4 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年6月6日
施道芬堡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作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5 月初提醒过他，进攻可能在6 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是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5 月里，有18天功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 月30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向希特勒报告，没有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 月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船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6 月5 日早晨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伦斯德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然后于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后来回忆道，6 月5 日是“平静的一天”。
看来隆美尔这么悠哉游哉地回德国去一趟，并不是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发回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这一次说是在6 月6 日到16日之间。但是自从4 月份以来，这样的报告已经有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地看待。6 月6 日，驻防诺曼第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 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
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莱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里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到3 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议的直觉，使他感到进犯的主要地点可能在诺曼第。在以后几个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队开进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不断告诫他的将军们：“注意诺曼第！”
但德军实力的绝大部分，不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伦斯德和他的将军们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海峡而不是诺曼第。在4 、5 月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 月5 日这一天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德国人方面来说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Ｖ—1 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夜色初降，伦斯德的总部接到报告说，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给法国抵抗运动发出数量多得异乎寻常的密码电讯，从瑟堡到勒阿弗尔的德国雷达站遭到了干扰。夜间10时，第十五军团截获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讯，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而盟军在此刻——快到午夜时分——正在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冈和瑟堡之间），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6 月6 日凌晨1 时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1 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 时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45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莱附近。他们在2 时40分告诉贝姆赛尔，伦斯德“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
6 月6 日拂晓后不久，在诺曼第海岸的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在一个庞大舰队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从无数船舰上登岸。当这一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6 月6 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 —6 英里。
斯派达尔在上午6 时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家中。这位陆军元帅立刻取消了谒见希特勒的计划，乘汽车从家里动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团军司令部*.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军，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
这3 个将军在6 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第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当下午3 时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第去，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命令已下得太迟了。他还发了一道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保
存在第七军团的作战日记里，传给了后代：1944年6 月6 日16时55分。
西线指挥部参谋长着重指出，最高统帅部要求在6 月6 日傍晚前，消灭桥头阵地的敌军，因为存在着敌方鄙队继续由海空登陆进行支援的危险……
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
希特勒几个月来一直在说，德国的命运将在西线决定。现在，他想从上萨尔斯堡来指挥这场迄今为止最有关键性的战役。在阴凉的山间气氛中，发出这个异想天开的命令看来是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命令还由约德尔和凯特尔副署。隆美尔在从德国回到总部1 小时之后，于当天下午5 时前不久用电话转达这个命令时，他似乎也是严肃对待它的。因为他命令第七军团总部派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德国装甲部队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增援部队已否到达”。
这个师早在隆美尔下令之前已经发动攻击了。当隆美尔同第七军团总部通话时，接电话的贝姆赛尔将军，对希特勒要求“至迟在今晚肃清”盟军滩头阵地（现在已有了3 处）的命令，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还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斯派达尔后来说，“从6 月9 日以后，主动权已落在盟军手中了”。
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劝诱他在6 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4 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 他脸色苍白而疲惫，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许多颜色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大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败的前景，将军们的胆子壮了起来，至少隆美尔是这样。在希特勒疾言厉色的责骂告一段落的时候，伦斯德让隆美尔作主要发言人，当时在场的斯派达尔说，“隆美尔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对[ 盟军的] 空中、海上和陆上优势，死[1040]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 真的，如果希特勒放弃他的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荒唐决定，那未形势也许不会那么没有希望。在伦斯德赞同下，隆美尔建议德军撤至敌军猛烈的海军炮火射程之外，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加以整编，留作以后发动攻击之用。他认为，“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之外”进行一场战斗，可能把盟军打败。
但是最高统帅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德国士兵必须坚持抵抗。
他对后撤的问题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很快就转变了话题，斯派达尔说希特勒当时的表现可谓是“犬儒主义和虚假直党的奇怪混合”，他竟对将军们保
证，新的Ｖ—1 武器（或称嗡嗡飞弹）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个陆军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战斗机”——当时盟军还没有喷气机，而德国已在生产——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
[ 斯派达尔说] 他预言，德军在诺曼第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个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这位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Ｂ集团军总部去一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第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6 月19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 月17日下午，两个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一个向伦敦发射的Ｖ—1 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没有人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 月20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 月4 日，俄国人越过了1939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 月29日，伦斯德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个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得战争。斯派达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斯德任西线总司令。7 月15日，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一段附言：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作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他说明这一点。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
两天之后，7 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Ｖ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 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6 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 月4 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
快到6 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 月14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7 月15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 时）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 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
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 时，施道芬堡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
闷闷不乐的施道芬堡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
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
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1047]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昼作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
他发誓说，下一次他决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受到了凯待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7 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汪西的家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凯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特·佐·索尔兹。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福肯豪森、施图尔纳格尔、斯派达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了长时间讨论之后，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甚至于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