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11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 月15日那次过早地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线的领袖之一冯·福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7 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于施道芬堡的坚持，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个在海军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一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7 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 月20日的下午1 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 月20日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 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 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1049]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
但是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3 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 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1050]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堡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 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堡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堡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1051]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堡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 分钟了。还有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 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作用。
当施道芬堡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6 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
还有5 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1052]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 月13日晚上，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堡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堡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道芬堡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200 码远。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155 毫米的炮弹。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1053]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12点44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芬堡的话。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1 点刚过。后来这3 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3 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
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堡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3 小时里（一切都靠这3 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1 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
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堡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堡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堡。
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特勒对施道芬堡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堡在下午1 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堡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
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 点才能到达。
1944年7 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
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 希特勒追叙道] “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1056]炸……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 他说] “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 这一] 奇迹之后，不能想像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 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三帝国发生一次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
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腊斯登堡。他到达的时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 月30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眼江湖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6 点钟的时候，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了刚刚1 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队头子飞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
施道芬堡于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3 个小时白白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道芬堡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也许起了一定影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道芬堡在当天早上去腊斯登堡，参加下午1 时的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7 月15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进军。但在7 月20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邓伯立兹、于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20日会接到“伐尔克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腊斯登堡的菲尔基贝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12点半钟，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弗里茨·提耳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他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认为“伐尔克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1 点15分到3 点45分，即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降落并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占领无线电广播局或者电话局、电报局。两个主要的军事首领贝克和维茨勒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伦格斯道夫打电话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立即按“伐尔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街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3 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开始行动了。而没有命令，一个德国军官，即使是一个反叛的德国军官，即使是处在这样关键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么才好。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施道芬堡的密友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伐尔克里”命令，开始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好几个月之前准备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这时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他到远在柏林西南20英里的佐森去会晤军需总监瓦格纳了。于是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密谋集团中这两个高级将领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行动竟这么从容不迫。
命令发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将军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名义发布的。奥尔布里希特接着就到这位补充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去告诉他，据菲尔基贝尔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伐尔克里”行动，保证国内的治安。密谋分子认为，弗洛姆的命令会自动得到遵守。他此刻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鲁格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确切证明再决定行动。
在这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密谋分子在这一天所犯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根据施道芬堡从伦格斯道夫打来的电话，他认为元首已死无疑。他也知道，这天整个下午，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腊斯登堡的电话线路。因此，他大胆地拿起电话，要总机给他接通一个“闪电”电话给凯特尔。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知道通讯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刻就来听电话了。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道芬堡还没有回来。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来是极其严重的。奥尔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溜出了办公室。这时，贝克将军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来负责全局，也许这是为了使这次起事减少一些军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负责大局的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4 点半钟的时候，帽子也不戴，气喘吁吁地奔上前战争部的楼梯。他简短地报告了爆炸的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距200 码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本人刚刚接了电话，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道芬堡答道，这是凯特尔说慌，为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是死是活，对他说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必须干下去，摧毁他的罪恶统治。
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混乱之中，他们虽然计划周密，这时竟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是好。即使提耳将军带来了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新闻即将通过德国全国广播网广播，这些密谋分子竟仍然没有想到，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占领广播电台，阻止纳粹广播他们的消息，而让他们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要是他们手上没有部队来做这个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够干得了。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从中午过后就不耐烦地等待着要带领他那支不小的、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投入行动。但一直没有命令传来。
最后在4 点钟的时候，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他的警察部队要听陆军的指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支反叛的军队——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军官们在总部里打转转，却没有兵士可以指挥。
这件事，施道芬堡该做而不做，反而忙于打紧急电话给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敦促那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这一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密谋集团的工作在法国组织得比较好，并且得到柏林以外其他地方的更为重要的陆军军官的支持。施图尔纳格尔确实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现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兵，包括他们的那个可怕的司令官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如果这天下午在柏林表现出同样的魄力，把这种魄力用在正确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巴黎发出警报之后，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顽固的弗洛姆身上。
他是弗洛姆的参谋长。自从弗洛姆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之后，他就拒绝同叛乱分子合作。这样就使密谋计划的成功受到严重的危害。
贝克不敢在这场赌局中这样早就同弗洛姆争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奥尔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时候，托词不同他们一起去看弗洛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洛姆说，施道芬堡能够证实希特勒的死亡。
“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说得很干脆，“凯特尔对我证实的正相反。”
施道芬堡插进来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抬出来的。”
这话是出自他的参谋长又是目击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阵。奥尔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犹豫不决。对他说，不管怎么样，“伐尔克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这简直是犯上！谁发布这命令的？”听说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这个军官召来，宣布加以逮捕。
施道芬堡为争取他的上级，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这颗炸弹的。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颗15厘米炮弹一样。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是，弗洛姆这样一个机灵的见风使舵的人是不会上当的。他答道：“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绝，弗洛姆这个红脸胖子立即宣布把他所有这3 个客人——施道芬堡、奥尔布里希特和基尔海姆——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骗自己。现在是我们要来逮捕你。”
在袍泽之间接着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据一个说法，弗洛姆打了独臂的施道芬堡一记耳光。但这个将军很快就被制服，关在他的副官的房间里。路德维希·冯·利昂罗德奉命看守。* 叛乱分子采取了切断室内电话线的预防措施。施道芬堡回到办公室，正碰上党卫队大队长庇弗雷德来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个党卫队流氓，最近在俄国人推进到波罗的海区域之前，特别行动队赶紧杀害了221000名犹太人，他就是因为监督焚尸灭迹的工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两个党卫队保安处便衣特务被锁进了旁边一间空的办公室。接着，负责指挥柏林一勃兰登堡区（第三军区）军队的冯·科茨弗莱契将军来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将军坚持要见弗洛姆。他被带去见奥尔布里希特，但拒绝同后者谈话。于是，贝克接见了他。他由于顽固不化，也被锁了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冯·图恩根将军奉派接替他的职位。
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
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5 点多，叛乱分子总算控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4 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8 次，最近还得到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麦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5 点半钟，行动迅速的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麦成为密谋集团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问题”
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邓伯立兹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见到了勃劳希契。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麦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麦干脆地答称：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首生龙活虎似地活着，他刚同元首通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腊斯登堡最高统帅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
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麦。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嗄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莱因纳克将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以班德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他们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麦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7 月20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没有，只要冯·赫尔道夫手下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