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样不仅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伯在内）
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麦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由于目击者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6 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点差1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接着在下午8 点20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的，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厦里面。但格拉斯麦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的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要只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拉斯麦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8 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
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楼里只呆了45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乘着他的曼尔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7 小时的佐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到30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下午9 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谋反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麦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的冯·哈斯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在党卫队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队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懀呛返牡澄蓝油纷影峦小に箍贫饶冢驯环哪骼锬峋瘸觯纱丝杉挠赂摇Ｋ静恢滥翘斐隽耸裁词虑椋栽谙挛?时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火车在利希特菲尔德郊区停靠的时候，他在党卫队保安处的第二号头子、党卫队将军施伦堡的敦促下下了车。斯科尔兹内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歇斯底里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装队伍集合起来，着手工作。最先说服坦克学校的队伍仍旧效忠于希特勒的就是他。
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的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谋反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谋反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莱契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下午9 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
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下午8 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4 小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
证决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而且由于弗洛姆说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3 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叫弗朗兹·赫尔伯中校的，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斯本道军火库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10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1067]友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出来了。
过了20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6 个或者8 个人，由赫尔伯和波多·冯·德·海德中校带头，手里举着武器，要求奥尔布里希特作进一步的解释。施道芬堡听见声音，进来观看究竟，就被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下楼梯的时候，他那仅有的一条胳臂中了枪弹。这些反叛乱分子开始胡乱地开枪，虽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人。接着他们在曾经被谋反集团用作总部的那层楼上跑来跑去，搜捕谋反分子。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赶进了弗洛姆那间空的办公室。
一会儿，弗洛姆本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枪。
“诸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要以你们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说，并且告诉刚才逮捕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捕了。
贝克平静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枪。“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
“好，让枪对准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说。
这个才能出众、文雅有礼的前参谋总长非常缺乏行动的意志力。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面前最后归于灭亡。直到临死，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他开始说，但弗洛姆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现在不想听你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说话而采取行动。”
贝克采取了行动，他扣动扳机，但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点血。
“给这位老先生帮点忙。”弗洛姆命令两个青年军官。但当他们去拿武器的时候，贝克不让他们开枪，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弗洛姆点头同意。
接着，弗洛姆转向其他谋反分子。“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写封短短的诀别信。施道芬堡、梅尔茨、哈夫登和别人沉默地站着。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间。
他很快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他虽然拒绝积极参加谋反活动，但好几个月以来他对谋反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并且庇护了行刺的凶手，也没有上报他们的计划。因此他要消灭这些人，不但为了灭口，还要使自己成为枚平叛乱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纳粹匪徒世界里，要想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但当时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5 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军法审判”（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这样做过），判处以下4 名军官死刑：“参谋总部上校梅尔茨·冯·基尔海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 指施道芬堡] 和这个中尉[ 指哈夫登].”
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4 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杆似地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致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3 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光线。这4 个军官很快地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3 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经过。
“[ 弗洛姆说] 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摩亚比特的军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的党卫队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谋反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9 时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1 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
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 月7 日、8 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 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 月8 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 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8 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
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1945年2 月3 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运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应该在这里作个交代。
在7 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3 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鲁普士之间，流浪了3 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 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是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 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就撞进马里安瓦尔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里。
当他正在等候给他端来早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穿着德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于是他也不等早点了，溜出店铺，走向近处的树林里去。这时已经太迟了。这个女人名叫海伦·施瓦尔斯尔，是戈台勒家里的一个老相识。她很容易地就认出了他，偷偷地告诉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几个空军人员。戈台勒很快就在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 月8 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 月2 日，才同波比茨同时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们，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特别是戈台勒，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他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这时已开始在他心里滋长。
前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 月8日被处死。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也在同一天被处决，7 月20日他在腊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在本书提到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被处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将军、冯·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谍报局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冯·赫尔道夫伯爵、冯·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奥托·基普、卡尔·兰格本博士、尤利乌斯·莱伯、冯·利昂罗德少校、威廉·刘希纳、阿图尔·奈比（刑事警察头子）、阿道夫·莱希维恩教授、伯特霍尔德·冯·施道芬堡伯爵（克劳斯的兄弟）、提尔将军（陆［1073］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和冯·图恩根将军（在政变的那天贝克任命他继任冯·科茨弗莱契将军的职务）。
还有一批共20个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莱迟迟没有执行，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接管政权并进行议和的话，这些人可能对他有用处。但在4 月22日夜间，当俄国人开始打到首都中心区的时候，他们都被匆匆打死了。这批罪犯们当时从利尔特街监狱转移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国的末日期间，许多罪犯都在这时利用灯火管制的机会逃跑了——队党卫队人员见到他们，就让他们排在一堵墙前面，开枪扫射了一阵，只有两个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这次被杀的有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劳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师的兄弟）和艾尔布莱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久便自杀了）。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 月20日晚上有那些表现，还是没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补充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 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他在7 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 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 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中，只做过很少几件好事，这是其中一件。
元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队的即决法庭审判。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直到1945年4 月9 日，即大战结束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和他的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其他4 个人，终于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卡纳里斯是否已被处决，则不能肯定。
10年之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1955年，处理这个案件的秘密警察检察官被捕受审，许多目击者出庭证明，他们看见卡纳里斯在1945年4 月9 日被绞死。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架上。奥斯特也同时被处决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里逃生，最后被盟军先头部队从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人中间有哈尔德将军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7 月20日的叛乱并没有关系，但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曾［1074］“加入过”。哈尔德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人牢房里几个月。这两个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国和外国犯人，包括许士尼格、莱翁·勃鲁姆、施拉勃伦道夫和冯·福肯豪森将军，都是1945年5 月4 日在南提罗耳的下多夫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全部处决。福肯豪森后来被比利时人作为战犯审讯，在监狱中候审，关了4 年。
1951年3 月9 日，他被判12年劳役，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回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一些话。施拉勃伦道夫记得最后几句话是：“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夫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没有不穿上内萨斯的衬衫的。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5 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前面已经叙述，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克鲁格是新任西线总司令。特莱斯科夫在俄国战线工作时，曾对他做了两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这样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叛乱。
7 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Ｂ集团军总部——隆美尔出事后，这个集团军也由克鲁格指挥——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这些顾问是：他的参谋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Ｂ集团军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和冯·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时候曾用电话通知霍法克关于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叛乱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的支持，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签署的第一号通令。克鲁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他还想得到有关形势发展的更多消息。对叛乱分子说来，不幸的是，新的消息来自施蒂夫将军。施蒂夫在当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腊斯登堡，对他表示了预祝，还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并没有被杀。现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灭迹。勃鲁门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电话，施蒂夫就告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勃鲁门特里特说。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为他接着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
在晚餐的时候，气氛是阴森森的，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们好像坐在一间死神降临的屋子里”。克鲁格听着施图尔纳格尔和霍法克热烈地申述他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必须要起事的理由。|Qī-shu-ωang|勃鲁门特里特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当他们申述了理由以后，克鲁格带着显然失望的语气说：“先生们，尝试已经失败了。一切全完了。”施图尔纳格尔喊道：“元帅，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计划的。必须要有所行动。”
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图尔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队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是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这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的辱骂。8 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月20日才被处决的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曾参与叛变计划。据勃鲁门特里特说，奥伯格曾对他说过，霍法克在初次提审中“招出”
克鲁格。勃鲁门特里特还说，这位元帅从奥伯格那里亲自听到这一消息后“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
从前线来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7 月26日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在圣洛的德军阵地。4 天以后巴顿将军率领的新建立的第三军团越过这一缺口到达阿夫朗舍，打开通往布里塔尼和南方的卢瓦尔河的道路。这是盟军进攻的转折点，7 月30日，克鲁格报告希特勒大本营说：“整个西线已被突破……左翼已经崩溃。”到8 月中旬，所有留在诺曼第的德军都被围在法莱附近的狭小的袋形阵地内，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后退。元首现在已十分讨厌克鲁格，责怪他使西线遭受挫败，并且疑心他想要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 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 月20日的叛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药。
在缴获的德国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他致希特勒的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奠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末，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么上帝也是如此……
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根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口供，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约德尔。几天以后，在8 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
接着就轮到德国群众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 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曼，在8 月8 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访问他。第二天，9 月7 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 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5 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位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带着一份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道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
“是的。我告诉布格道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3 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 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1 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17日受伤”
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叄遄制斓穆∶蓝迕媲八担八男氖鞘粲谠椎摹薄?
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3 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1 个被绞死，另外2 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7 月20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