湘江战役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最壮烈的一次战役。具史料记载，整个湘江战役，中央红军折损过半。为掩护中央纵队过江，三军团丢掉了十八团，五军团三十四师全师覆没，八军团更惨，只剩下一千余人，全军渡江后已锐减至三万余人。总之，突破敌湘江第四道封锁线红军共损失了三万余人。此役虽损失惨重，但中央红军毕竟还是渡过了湘江，赢得了战略上的胜利。同时，这次战役也给广大红军指战员一个重大而深刻的启示，那就是必须改变“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错误指挥，红军才能取得主动，长征才能取得胜利，也为后来的遵义会议顺利召开提供了思想基础。
二十一、石板河阻击战
三、石板河阻击战
中央红军突破湘江之后，进入到广西北部的西延山区。敌人也判断出我军将由西延山区去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战略意图，立即调整部属。12月2日，何键将五路追剿军改组为两个兵团，第一兵团司令刘建绪，辖原第一、第四、第五路及李觉的十九师；第二兵团司令薛岳，辖原第二、第三路的部队。12月5日，中央红军沿着崎岖难行的西延、龙胜山区疾进，于11日占领通道县城。此时，桂敌一部已紧紧从我军侧后逼了上来，何键重组的两个兵团也已进至城步、绥宁、靖县、洪江等地，赶筑工事，张网以待。我军经两月连续行军作战，极度疲劳，战斗力大为削弱。在这种情况下，我军如仍北出湘西，势必将与严阵以待的敌人撞个正着，会有全军覆没的危险。可是，博古、李德等人却不顾当时的严重形势，一味坚持同红二、六军团会合的原定计划。
12月14日，红一军团攻占黎平县城。在此期间，中革军委为充实作战部队，撤消了红八军团建制，所部全部编入红五军团，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调回军委，同时任命五军团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接任军团参谋长，曾日三任军团政治部主任。
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了中央红军长征以来的首次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博古、李德、周恩来、张闻天、朱德、毛泽东、王稼祥等。会议经过激烈的争论，肯定了毛泽东提出“西进贵州”的正确主张。并对博古、李德等人坚持的“入黔东，与红二、六军团会合”行动方针进行了批评说服。1935年1月3日，红军成功突破了乌江天险。7日，攻占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原黔军2师师长柏辉章的公馆里召开,这就是著名的遵义会议。此次会议的召开,经过了一个长期而紧张酝酿的过程。在这一过程当中，毛泽东始终起了主导和决定性的作用。这次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的统治，确立了毛泽东同志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开始形成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领导集体，在革命的紧要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使中国革命的航船重新驶到了正确的航道上来，遵义会议是中国革命中伟大的历史转折。
会议结束不久，陈云同志受党中央的委托，来到红五军团传达遵义会议精神，五军团广大干部、战士在细雨中静静聆听。董振堂因在党内没有领导职务，没有出席此次会议，当听完陈云的传达报告后，欣慰地讲道：“好！这下好啦，咱们红军有救了！”同一天，中革军委颁布整编命令，全军进行缩编。红一军团缩编为二个师六个团，红三军团缩编为四个团，红五、九军团各编为三个团。部队整编后，战斗连队得到充实，机动性和战斗力大为增强。
中央红军重返黔北后，为摆脱被动局面，毛泽东决心在此打一次大仗，根据敌情，他果断决定：以红五军团在北面的良村、双龙场一带阻击四川追敌；以红一、三军团和干部团夺取桐梓、娄山关，重占遵义城。
实施这次战役的关键是－－－－－－－担负后卫的红五军团能否顶住北面的强敌。接到命令后，董振堂与政委李卓然、参谋长陈伯钧仔细商酌，决定由三十七团去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同时还决定军团宣传部长张际春带一部电台下到团里。由于时间紧迫，张继春立刻出发，终于在良村一带追上了正急行军的三十七团。张际春就在行军途中向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传达了军委的指示。
当听到主力红军准备在娄山关和遵义打大仗，而且是毛主席亲自指挥，李屏仁、谢良他们高兴地说道：“行呵！咱们这回可以打胜仗了。”于是部队边行军边宣传，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对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充满信心。
当部队进入指定位置不久，四川军阀刘湘装备精良的教导师就开过来了。战斗一打响，敌人就分四五路向红军发起猛攻。红三十七团沉着应战，以运动防御的手段，边打边退。第三天一大早，敌呈数路又开始了进攻，三十七团凭借有利地形，将敌人打退，在反冲锋时还抓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得知敌人的兵力是三个旅九个团。在以后的作战中，三十七团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法，逐步将敌人引到温水方向。当敌人获知前方的红军仅有一团兵力时，已经是第七天了。这七天中，红三十七团在北线牢牢牵制住了强敌，胜利完成了任务，随后他们巧妙摆脱掉敌人，于三日后归还建制。主力红军也正是利用这段时间，胜利实施了遵义战役。
在毛主席的正确领导下，中央红军又经四渡赤水，成功地把十几万国民党追剿军甩在了身后。这期间，部队在贵州北部的山区中疾进时，曾发生了一个真实感人的故事。政治保卫局局长邓发同志的妻子陈慧清怀孕八个月，在通过一个山口时，肚子剧痛要分娩了。部队只好停下来，将她抬到一个草棚里，准备接生。恰在此时，后面传来激烈的枪声，董必武同志焦急地守在草棚外面，休养连连长匆匆赶过来报告说：“后面发现敌人追兵，五军团的同志已经展开阻击，还有，就是……”侯连长焦急地望了望草棚，对董老说到：“陈惠清同志难产，一时恐怕生不下来，怎么办？”董必武咬咬牙，立即吩咐侯连长：“通知董振堂，这里在生孩子，请他无论如何要顶住敌人。”
接到通知，董振堂叫来三十九团团长吴克华，命令道：“后面在生孩子，生孩子需要多长时间，你就给我顶多长时间！”吴克华二话没说，带着三十九团官兵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拼杀，激烈的战斗中，不断有官兵问吴团长：“生了没有？生了没有？”
吴克华没接到撤退的命令，就在喊杀震天的战场上吼道：“没生！”
一句简短的话语，也就是命令战士们还得顶下去。
整整两个小时后，小孩终于降临这个世界，为此，一些英勇的红军战士牺牲在了阻击阵地上。董必武命令将已近昏迷的陈惠清用担架抬走，然后抱着这个可爱的孩子，含泪写下了一张纸条：
收留这个孩子的人，是世上最善良的人。
写完后，董老将几块银元与纸条一同塞进包裹孩子的衣服里，将孩子轻轻放在了草棚中央。这在当时，确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担负掩护任务的三十九团随即撤出了战斗，部队以急行军很快脱离了与敌人的接触。一路上，有官兵在埋怨，为了一个孩子让一个团这样打阻击不值得。董振堂一听火了，这位血性的汉子当即讲道：“什么叫值得与不值得，我们今天革命打仗，不就是为了他们的明天吗？”讲那番话的同志顿觉自己错了，再也没有言语，部队又匆匆行进在霖雨绵绵的大山之中。
4月29日，中革军委下达了红军速渡金沙江，在川西建立苏区的指示。
金沙江位于长江上游，是长江的主源，与岷江在宜宾会合后，始称长江。金沙江流经滇西的横断山脉，整个流域山高谷深，水流湍急，气势磅礴。这条江是红军北上必过的一关。为此，中革军委命令红五军团：为掩护中央纵队渡过金沙江，你部在石板河选择阵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的敌人。
石板河位于云南禄劝县掌鸠河的上游，此地河床上都是平躺着的岩石，从岸上看过去就象一块块大石板子铺在河水下面，故称为石板河。有个小村子不大，背靠大山，山后五十公里，就是皎平渡，主力红军将从这里渡过金沙江。由于山后面一马平川，无险可守，故石板河阵地显得尤为重要。五军团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当天即开到这里布防。
董振堂在仔细察看了此处的地形后，对随行的干部们说道：“虽然有大批的敌人来追赶我们，但是，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采取节节抵御的办法，这些大山会帮我们的大忙。”
回到军团指挥所，董振堂命令三十九团作为第一梯队，布防于坎邓村附近；三十七团为第二梯队，布防在石板河后面的大山上；三十八团作为预备队，随军团总部驻石板河村。
五月六日，敌十三师先头部队行进到坎邓村外，脚跟还没站稳，就被三十九团一个突袭，打得抱头鼠窜，逃回二十里外的团街去了。第二天，敌人重新调整，在飞机、大炮的掩护下反扑过来。三十九团官兵且战且退，渐渐地把敌人引到三十七团的阵地前，三十七团战士们并不急于攻击，而是耐心的将敌人放到百米之内，然后，机、步枪一顿狠揍,打得敌人鬼哭狼嚎地逃往山下。紧接着，团政委谢良手枪一挥，全团出击，将敌人赶出很远，还带回来几名俘虏，送到团部一审问，敌兵供出部队的番号是万耀煌的十三师。团长李屏仁听后笑了：“咱们也是十三师嘛（三十七团以前的番号），冤家路窄，今天两个十三师撞到一起来了，我们一定要好好教训他们一顿！”
就这样，三十七团干部、战士同仇敌忾，硬是将敌十三师挡在了石板河之外，战斗打了两天两夜。第三天，红军总政治部代主任李富春匆匆赶到石板河，传达军委的紧急指示，董振堂立即在军团部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由于情况紧急，李富春直奔主题道：“原先，全军准备从三个渡口渡过金沙江。现在，三军团在驿江因水流太急，架设的浮桥又被洪水冲垮，只渡过去一个团。一军团在龙街也因江面太宽，又易受敌机袭击，也不能从那里渡江，现在仅有一个皎平渡能够通船。因此，中央决定，全军从这一渡口过江！”李富春指着地图上的皎平渡说：“这唯一的渡口情况怎样呢？江面有六百米宽，流速每秒四米，江边几万人马就只能靠这7条船渡江，现在部队正日夜抢渡。所以，中央不得不要求你们在此坚守———九天九夜！”
说完，李富春抬起头来望着大家。董振堂站了起来，豪不犹豫地说道：“我们五军团坚决完成这个任务！”李富春接着又讲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三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十几倍。我来时，毛主席要我转告你们，中央相信你们能够完成这个艰巨而光荣的任务，希望你们发扬红军以一当十，以十当百的顽强战斗精神，为革命再建新功！”
董振堂坚定地代表红五军团再一次表示了决心：“同志们！北面是金沙江，南面是敌人，我们是背水一战。任务完成的好坏，直接关系到全军的安危。大家回去后要做好政治动员，号召部队一定要坚守住阵地，做到人在阵地在，决不让一个敌人靠近军委纵队，要用鲜血和生命来保证党中央和主力部队胜利渡江！”
会后，大家即分头下到连队进行战斗动员，战士们的情绪空前高涨。夜晚，董振堂照例要去查哨和检查阵地，这是他多年以来的老习惯。他对身边的警卫连长高志中说道：“小高，叫上刘科长。”
高志中呆呆地站在原地：“首长，您忘了，刘科长已经……。”董振堂顿时沉默不语，内心却是万分难受。多年来，刘振亚一直在他身边，积极活跃、思想进步。起义前他甚至不知道这个小伙子是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二十六路军的中共党支部书记、起义的主要策划人和领导者。正是他的积极领导和工作，先是争取了参谋长赵博生，再又争取到他和季振同。起义后，刘振亚先后担任过团长、师长、建黎泰军区参谋长、广昌警备区司令员。长征前昔，回到五军团，任补充师师长，整编后屈任军团侦察科科长。只可惜，这位任劳任怨、能上能下、优秀的年轻干部，带着重病一路征战，一直坚持到遵义，终因病情加重，英年早逝。失去这样一位下属，董振堂心如刀割般，再次陷入了长久的哀思中。
高志中理解老首长的心情，许久才轻声说道：“首长，咱们走吧。”董振堂这才回过神来，点了点头，然后快步迈向前哨阵地。
第二天一早，敌人又进攻了，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依托石板河周围一道道的山梁，沉着还击，打退敌一次又一次疯狂地进攻。
第五天，敌人两个纵队云集山下，而我军已经退到了最后一线阵地，形势异常严峻。由于敌人的炮火十分凶猛，董振堂下令在每个山头只留一个排或一个连担任守卫，各团首长带领机关干部下到每个山头亲临指挥，与战士们并肩战斗。打到第六天，敌人在阵地前弃尸数百具，却再也难以向前挪动半步。下午，敌人的炮击又开始了，战士们迅速隐蔽到山的背面，以减少伤亡。当敌人炮火一停，步兵开始冲锋时，各个山头上又出现了红军的声影。一排排手榴弹砸下来，在敌群中爆炸；一块块大石头从山顶上滚下来，砸的敌人鬼哭狼嚎。
残酷的阻击战一直打到了第8天，这8天里，敌人轮番使用兵力，整连、整营的疯狂进攻，却始终未能踏过石板河一步。上午，接中革军委电令：五军团阻击任务己完成，迅速组织渡江。几夜没合眼的董振堂、军团政委李卓然才如负释重，随即命令军团部、三十九团先撤下来，向江边转移，留三十七团和军团侦察连交替掩护阻击敌人，完成任务后迅速过江归队。
三十七团在团长李屏仁、政委谢良的带领下，面对越来越多的敌人（六个团），沉着应战，一直坚守到第九天傍晚。然后，迅速撤出阵地，冒着倾盆大雨急行军90里，于第二天黎明全部渡过了金沙江。
石板河阻击战是红军长征途中一次著名的阻击战。在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红五军团扼守阵地九天九夜，硬是将几万追敌挡在了石板河以外。为主力红军安全渡过天险金沙江赢得了时间，为长征胜利立下了悍马功劳。
二十二、会师
四、会师
红一方面军北渡金沙江后，按照中革军委的决定，以红三军团、干部团围攻会理城，其余部队在会理地区进行短期休整。五月下旬，全军通过彝民区，开始向大渡河挺进。大渡河一带山高路险，河水狂野不羁，要想乘船过河，非得靠熟悉水性的船工摆渡不可。当年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被清军追剿，率军到此，面对滔滔江水，北渡未成，以至全军覆没。如今，蒋介石也要在此摆开战场，利用大渡河的天险，聚歼红军于大渡河岸，妄想让中央红军成为“石达开第二”。
五月二十五日，红一军团第一师一团1营长孙继先组织该营十七名勇士，强渡大渡河，他们以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在红军长征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值得一提的是，组织这次强攻的营长——孙继先，就是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他是山东曹县人，在原二十六路军中任下级军官。起义参加红军以后，作战勇敢，思想进步，于第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历任中国工农红军江西独立第四师教导大队区队长，红二十六军六十四师连长，江西模范师二团营长。长征前始调红一军团，任第一师一团1营长。当时由于情况紧急，刘伯承命令孙继先道：“知道石达开吗？就在这里，他的四万大军被清军灭了。”
二十二年后成为新中国第一任导弹训练基地司令员的孙继先回答道：“我不管什么十达开，九达开，参谋长，您下命令吧！”
刘伯承雅然一笑，继而严肃地讲道：“给你三个任务，第一是拿下安顺场，占领后放上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是迅速找船，找到了再放一堆火，第三，把一切渡河工具准备齐了，再放上一堆火。三堆火都点起来了，后续部队就上去，听明白没有？”
“明白了！’
“那就去执行吧！”
孙继先不负众望，完成了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
强渡大渡河虽成功，但要想全军几万人马靠几条小船渡过河去，非得一个月时间不可。而敌各路追击部队距此只有几天的路程。半渡遭击，这种局面是非常严重的。故中革军委立即命令红一军团二师四团，迅速奔向泸定桥，完成夺桥任务。该团不负众望，强行军三百多里，途中还进行了几次战斗，于二十九日成功夺取了泸定桥。红五军团与其他主力部队顺利从这里渡过了天险大渡河。与此同时，军委命令由安顺场渡河的红一军团一师和干部团，在刘伯承的带领下，沿大渡河左岸北上，配合右岸的红军夺取泸定桥。
两路红军在大渡河北岸会师后，立即进入四川雅安地区。此地多山且山高林密，红一军团一师仍是全军的前锋，挺进在崎岖的山道之中。在这支部队里，还有一位不得不提的，从红五军团出来的军事干部－－－－－－－卢子美。
卢子美就是在雅安地区失踪的。这位宁都起义前就加入共产党，曾与李聚奎、杨得志、杨成武、肖华、耿彪等人并肩战斗过的红军著名指挥员，没能坚持到最后，甚为可惜。他是被俘了？还是牺牲了？这在红军的历史上一直是一个悬念。
真相一直到1979年，也就是整整四十四年以后才被揭开。原来，在红军进入雅安的一次战斗中，时任红一师二团团长的卢子美带着两个战士去前线侦察敌情，在返回来的路上与敌人遭遇，他们且战且走，两个战士先后中弹牺牲，卢子美弹尽被俘。敌人抓住他后开始审问，卢子美自称是一名伙夫，在无任何证据的情况下，敌人让卢子美给他们挑水做饭。一天夜里，卢子美趁敌不备逃了出来，在荒山野岭中寻找自己的队伍。此时红军早已转移，卢子美靠沿路乞讨，又追了二月有余，还是未能如愿。万般无奈的情况下，他回到了河南老家。在家里，他心里想着党，思念着战友和首长，盼望着早日归队。当得知红军到达陕北后，曾数次离家寻找部队，均因抗战期间战事频繁，而未成功。
好不容易熬到1947年，刘邓大军南下进入河南，他终于见到了昔日熟悉的战友和首长，却又不敢谈及自己的经历，他担心在无人作证的情况下，一旦自己的队伍不承认，就有可能招致当地反动武装的谋害。但他积极参加了当地的剿匪反霸斗争，还被选为第一任模范乡长。
新中国成立后，他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鼓起勇气给军委政治部写信，询问老首长董振堂的消息，得到的答复是董振堂早已牺牲。“文革”期间，卢子美因当过国民党的兵被批斗多次，再加上从报上得知，昔日的战友和首长也都在遭批判，因此对找组织证明自己当红军的经历心灰意冷。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卢子美才消除了顾虑，满怀信心地向党组织申明了自己的身世。
很快，聂荣臻、杨成武、肖华、苏进、袁血卒等昔日的领导和战友纷纷来信，有的还亲自来看望他。在各级领导的关怀下，卢子美被批准为在乡老红军，县政协常委，省政协委员。1985年老人因病去世，享年86岁。
话转回头，红五军团作为红军的总后卫，拱卫着长征队伍经汉源、天全、芦山，直至夹金山下的宝兴县境。夹金山海拔四千多米，山上终年积雪、空气稀薄，没有道路，没有人烟，气候变幻无常，时阴时晴，时雨时雪，忽而狂风大作，忽而冰雹聚降，当地的群众皆称之为“神山”。说山上有神，人若过山，若触怒了山神，不是被冰雪掩埋，就是被风暴卷走。长征至此的红军，不仅缺衣少粮，且一路征战，已是极度疲惫。在国民党几万大军的追击下，要想从容翻过这座大雪山，困难极大。但是，只要翻过眼前这座雪山，就能与红四方面军会合，已经数月转战的红军指战员情绪空前高涨。时中央给五军团的任务是：在盐井坪就地构筑工事，阻击尾追之敌，掩护全军翻跃夹金山。
董振堂思前想后，还是把这次艰巨的阻击任务交给了三十七团。因为他熟悉自己的部队，也信任他的两员爱将。团长李屏仁是随董振堂宁都起义过来的老部下，谢良则是红军长征前即在三十七团就任的老政委。董振堂曾无数次夸赞他们俩道：“有屏仁、谢良在，三十七团吃不了亏！”
当命令传达以后，李屏仁还是用以往的老口气说道：“请总指挥放心，我们保证完成任务！”
董振堂望着他俩瘦弱的身子，语重心长地讲到；“完成任务固然重要，但同时你们还要多准备点辣椒、生姜、粮食，过山的时候用的着。”军团政委李卓然也嘱咐道：“任务十分艰巨，你们只有一个团，而敌人是你们的好几倍，完成任务的同时还要保持好体力准备过山。撤退的时候要组织好交替掩护，我们在山那边会接应你们的……”
带着军团首长的指示，李屏仁、谢良带着三十七团来到山脚下的盐井坪，一面向村里的群众宣传党的政策，一面在村外构筑阵地。由于群众工作做的好，村里一位年轻的猎人主动要求在他们上山时做向导。大队红军开始陆续向大雪山挺进。盐井坪这个山谷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第三天一大早，尾追的敌人上来了。团长李屏仁吩咐下去，尽量把敌人放近点打。敌人由远而近，开始时还一排排猫着腰，低着头，见没什么动静，胆子顿时大起来，直起身向村子冲过来。随着李团长一声大喝：“打！”。敌人就象被风暴横扫的高梁杆似的，前几排纷纷被打倒，后面的则抱头往回窜，李屏仁举起马刀，率领战士们冲出战壕，直把敌人赶出几百米开外，才回到自己的主阵地，等待迎击敌人的下一次进攻。
这一天，敌人尽管攻势凶猛，但都被我英勇的三十七团指战员打了回去，敌人死伤无数。第二天，敌人老实许多，在村外挖起了战壕，攻的也少了，而是与红军对峙起来。就这样，三十七团在盐井坪阵地坚守了五天，第五天，军团首长打来电报：在夹金山那边，红一、四方面军己胜利会师，你们己完成掩护任务，应立即北上。
战士们听到这消息，兴奋地在阵地上欢呼起来。这种场景让对面的敌人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更不敢向红军的阵地进攻了。在李屏仁、谢良的率领下，三十七团于次日凌晨撤出阵地，经七十里急行军，赶到夹金山脚下，休息一整天后，在向导的带领下开始翻跃夹金山。
高耸入云的大雪山，越往上爬，气温越低，人也越吃力，而且还渐渐下起了大雪。此时的战士们还都是身着单衣，直冻得浑身发抖。尤其是脚，许多战士们的脚先是被冰割破了，流了血，继而又结成冰，硬帮帮的，先是痛，后是麻，再往上走腿就不听使唤了，战士们你帮我，我帮你，推着拉着往上爬，硬是靠着革命的英勇信念与雪山搏斗。
快要接近山顶了，沿着大部队过山的足迹，依稀可以看见许多隆起的雪堆，那都是牺牲在大雪山上的革命同志。还有些未来得及掩埋的，或坐或靠，己经硬帮帮冻在那里了。大家看在眼里，痛在心里，纷纷用有限的体力，将烈士的遗体掩埋。过后，一些体力实在坚持不住的同志开始坐了下来，这时那个向导大声喊起来：“红军同志，可不能坐呀！坐下去就永远起不来了，要坚持住，要挺住啊！”听到这一声大喊，坐下去的同志警觉起来，又相互挽扶着继续向山顶艰难挺进。
下午，英勇的三十七团终于翻过夹金山，到达山南的一个村庄宿营，有些战士回头望着高耸的大雪山开心地说道：“再见啦！夹金山！”
傍晚，正准备好好休息一晚的李屏仁和谢良接到军团首长送来的信，李屏仁边拆信边笑着对谢良说：“老谢啊！这回一、四方面军胜利会师，首长准是叫咱们好好休息，恢复体力，好跟随全军继续前进。”谢良在一旁兴奋地回答道：“也可能是首长要我们整顿军容呢，就要和四方面军同志会合了，总得有个好印象呀！”
可信中的内容却让二人大吃一惊，信中写到：“奉军委命令，为保卫毛主席、党中央及掩护一、四方面军休整，你们接到信后，应立即返回夹金山南，再至盐井坪一线坚守阵地，继续阻击敌人。”信的内容十分简短，但却重似千斤。二人相对沉默了一会儿，随后李屏仁迅速折起信件并命令身边的警卫员：“通知各连长，立即埋锅做饭，吃完就地赶紧休息，团侦察排于半夜出发打前站，其余部队拂晓出发！”
就这样，三十七团第二次翻跃夹金山，于次日晚抵达盐井坪。十分幸运地是，胆怯的敌人怕中红军的埋伏，一直待在原地，并没有赶上来，先前的阻击阵地还是空着的。疲倦的战士们面对如此胆怯的对手，笑得合不拢嘴，同时也更坚定了他们固守下去的决心。就这样，三十七团又和敌人对峙起来，白天打仗，夜晚休息，敌人不进攻，红军也不出去，打了一个星期，全团无一伤亡。这时，军团电令到了，指示三十七团己完成任务，可以撤出阵地，翻过夹金山，经达维到懋功待命。
望着远处高耸的夹金山，李屏仁自言自语道：“夹金山呀夹金山，有什么了不起，老子还要过你一次！”
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于1935年6月26日，召开了著名的两河口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国焘、博古、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林伯渠等16人。
这是会师以来的第一次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的目的是统一思想，解决意见分歧，再就是商讨两军会师以后的战略方针。周恩来先在会上作了目前战略方针的报告，他首先回顾了中央红军撤离江西苏区后战略方针的几度变化。接着，便阐述了北上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战略主张。张国焘第二个发言，他也详细汇报了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以后的作战情况。在谈到今后战略方针问题时，他一方面表示同意政治局关于在川陕甘建立根据地的方针，另一方面却鼓吹其南下的主张。随后，毛泽东、朱德、彭德怀、林彪、博古、王稼祥、刘伯承等都先后发言，同意周恩来报告中的战略方针。最后，会议全体通过了这一正确的北上方针。张国焘在这次会议上表面虽举手赞成，但内心却盘算着他的南下主张。6月29日，他即离开两河口，回到四方面军总部驻地。随即开始在四方面军中散布：“中央政治路线有问题”“中央红军只剩下两万余人了，这个责任要中央负”，“中央军事指挥不统一”等等谣言。企图左右中央，从而实现其君临全党全军的野心。
7月6日，由红一方面军派出的中央慰问团抵达张国焘的总部，张国焘主持开了一个会，在会上他一反常态，把中央骂得一塌糊涂。慰问团的负责人李富春听了几句，实在不堪入耳，气鼓鼓地离开了会场。9日，在张国焘的授意下，四方面保卫部长周纯全等人致电中央：
依据目前情况，省委有下列建议：为统一指挥，迅速行动，进攻敌人起见，必须加强总司令部，向前同志（徐向前）任副总司令，昌浩同志（陈昌浩）任总政委，恩来同志任参谋长。军委设主席一人，仍由朱德同志兼任，下设常委，决定军事策略问题，请中央政治局速决速行。并希立复。
7月18日，陈昌浩也亲自出马向中央施加压力，他在致电朱德的电报中说：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请焘任军委主席，………。给军委独断决行。
张国焘开始了紧锣密鼓地部署，准备攫取红军的指挥大权。
党中央此时正在毛儿盖一带，毛泽东在接到这些电报后，想到事情重大，当即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把张国焘之意言明了，周恩来尚在重病中。他躺在床上，有气无力地说道：“张国焘这人的权欲，在我们接触时就已显露。我问他红四方面军有多少人，他说有八万余人，估计不会那么多，以后的表现，处处都是想凌驾于党中央之上，让中央随他转。”稍后，周恩来又恳切地说道：“为顾全革命大局，我请求中央批准，把我担任的红军总政委一职让给张国焘。”
张闻天听后十分生气，将手里的电报拍在桌上激动地说道：“只要能争取他（张国焘）北上，我愿意让出总书纪的位子！”
毛泽东考虑再三，大手一挥道：“总书纪不能让。张国焘是个老机会主义者，当了总书纪不知会闹出什么乱子来。还是让总政委吧！”
随后，中革军委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总政委，规定一、四方面军会师后，一切军队均由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总政委直接统率指挥。
7月19日，中革军委制定了《松潘战役第二步计划》。战略方针还是夺取松潘，继续北进。21日，中革军委决定组织前敌总指挥部，徐向前兼总指挥，陈昌浩兼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同时决定：原中央红军1、3、5、9军团依次改为第1、3、5、9军。原四方面军第4、9、30、31、33军番号不变。第5军（原五军团）仍由董振堂任军长，曾日三代理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曹里怀代理参谋长。
此时的张国焘劲头十足，党中央顾全大局的一系列退让并没有终止他日益膨胀的权力欲望。为了其个人的野心，他置整个红军于险境，最终下了清算中央政治路线的决心。由于张国焘的干扰，使得两部红军在会师后四十几日按兵不动，大好战机全都错过了。敌人也正遂步紧缩对红军的包围，要想摆脱困境，红军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走茫茫草地。不久，张国焘又提出分兵策略，将红军主力一分为二，由他和总司令部率左路军（由5军、9军、31军、32军、33军组成）以马塘、卓克基为中心集结，向阿坝地区开进。由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率右路军（由4军、30军、1军、3军组成）由毛儿盖北进班佑、巴西地区，中央机关随右路军行动。这次分兵为日后草地的激烈争论，导致分裂埋下了祸根。
二十三、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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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斗争
红五军在董振堂的率领下，无奈的随张国焘的左路军南下，返回了阿坝。9月13日，董振堂接到通知，带五军营以上干部到阿坝格尔登寺开会。这些天来，一直有种不祥的预感时时困扰着他，他缓缓起身，来到屋外。望着远处荒凉冷寂的草地，凛冽啸杀的寒风中，董振堂百感交集，抑郁不已。朝思暮盼的会师，转眼间弄成这种局面。张国焘的种种行径，不用说，党中央现在也一定处于危境之中。红军的前途在哪里？自己所追求并为之奋斗的事业，难道就葬送在这片荒草漫漫的大草原上？再看看身后那些衣单食乏、疲惫不堪的战士们，董振堂从内心感到愧意。多好的战士啊，他们随自己从江西苏区出发，一路征战至此，没有牢骚、没有怨言，凭着顽强的革命斗志再一次战胜了草地。他们是人，不是神啊，他们经得起几番这样的折腾……
警卫排长马金福悄悄来到他身后，提醒首长该上路了。董振堂这才转过身，跨上了那匹瘦骨嶙峋的老马。
来到会场时，格尔登寺周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显得格外戒备。他们步入寺内，几条横幅标语上写着：
“反对毛、周、张、博向北逃路！”
“南下创造川康根据地！”
“打到成都吃大米！”
董振堂连日来所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但他此时显得异常的冷静，回过头来扫了一眼五军的干部们，然后平静地说道：“咱们先坐下来吧！”
上午10点，大会准时召开，主席台上的张国焘站起来首先发言：“我告诉大家一个很不幸的消息，毛泽东、周恩来、张闻天、博古等人，蒙蔽了少数红军后于9月10日夜逃跑了！”
台下顿时轰的一声乱了起来，站在一旁张国焘的亲信黄超、李特等人振臂高呼：“反对毛泽东搞分裂！反对毛泽东的分裂行径！……。”
稍停一会儿，张国焘又说道：“我不得不向大家提起一件令人非常痛心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红军现在只剩几万人了，我们应该大胆地承认，长征是失败了。现在，虽然不是追究责任的时候，但我们应该想一想，怎么会弄到这个样子？现在蒋介石掌握了全国的政权，革命是处在两个高潮的中间，是总退却阶段。在这种情况下，有人硬要北上抗日，那简直是开玩笑，是小资产阶级的幻想，是机会主义，是退却逃跑！”说到这里，张国焘得意地把手指向台下一方面军五、九军的干部们说：“你们中间有没有机会主义？你们戴的那顶小五角帽（指中央红军的军帽）就是一顶机会主义的帽子！机会主义帽子底下没有机会主义脑袋？就没有机会主义思想？我不相信。但是，右路军里大多数红军，眼睛是明亮的，相信他们迟早是会觉悟的！”
旁边的陈昌浩站起身讲道：“同志们，毛泽东、周恩来等人在巴西不向张总政委打招呼，拖着1、3军，连夜不辞而别，这是可耻的分裂行为！太令人痛心了！毛泽东这种破坏党纪、军纪的行为，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是罕见的。这都是他那失败主义、游击习气的恶性发展，才堕落到这步天地。”
会场上口号又响了起来：“反对右倾逃跑！反对机会主义！反对毛泽东分裂红军！”“我们要用鲜血和生命，保卫张总政委！红军万岁！”……
台上的张国焘得意的笑着，朱德、刘伯承则严肃地坐在那里，张国焘笑着对朱德说道：“总司令，你可以讲讲嘛！你对这个问题的认识怎样？是南下，还是北上？”
朱德严肃的看了张国焘一眼，冷冷地说了一句：“你都定了调子，我还说什么！”
“你表个态嘛，是拥护毛泽东的北上路线，还是同他划清界线。”张国焘不以为然地说到。
朱总司令从容不迫地站起来：“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方针是正确的！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了我国东三省，我们红军在这民族危亡的关头，应担当起抗日救国的责任。北上抗日，我在政治局会议上是举过手的，我不能出尔反尔。我是共产党员，我的义务是执行党的决定，我认为，南下是没有出路的！至于要我同毛泽东同志划清界限，这一点恐怕我做不到。大家都清楚，我与毛泽东自井冈山会师以来，就在一起。国民党称我们是‘朱、毛’红军，哪有‘朱’来反‘毛’的呢？遵义会议确定毛泽东出来领导红军，我是赞成的，毛泽东没有错。”
说完，朱德转向张国焘问道：“遵义会议的决定，中央曾电告过四方面军，你看到电报没有？”
张国焘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不高兴地对朱德说道：“不要提远了，你必须回答大家提出的问题，承认毛泽东他们北上是逃跑！”
朱德望了望台上的张国焘，转而面对台下的干部们，和颜悦色地讲道：“我再重复一下，中央的北上抗日方针，是正确的，我决不会反对。你可以把我劈成两半，也割不断我和毛泽东的关系！”
朱德一番掷地有声的回答，令整个会场鸦雀无声。张国焘气急败坏地站了起来，铁青着脸，目露凶光。他的秘书黄超首先跳了出来，手指着朱德吼道：“你是老糊涂，你是老右倾，你是老而不死！”
紧跟着台下就有人恶狠狠地喊道：“既然你拥护北上，那你现在就走，快走！”
朱德冷静地看了那人一眼，缓缓说道：“我是中央派到这里工作的，既然你们坚持南下，我只好跟你们去！”
刘伯承见一部分人蛮横地围攻朱德，便愤然而起：“你们这是在干嘛？这是在开党的会议，又不是申案子，你们怎么能这样对待朱总司令！”
这样一来，一些人的攻击目标又转到了刘伯承身上。
“刘瞎子！你既然反对批判毛泽东等人的分裂行径，又为什么不跟他跑呢？你们根本就是一路货色。”
刘伯承对这些漫骂不屑一顾，语气坚定地回击道：“我同意党中央的北上方针，从全国形势来看，北上有利，南下是要碰钉子的，敌薛岳、李抱冰等部并没有走，向南走，就会碰到薜岳的人马和川军，打得好可以蹲一段时间，打不好还得向北转移。”
由于朱德、刘伯承对张国焘攻击党中央，以及其鼓吹的南下路线不支持，张的追随者在台下开始谩骂起来，引起台下的原一方面军的五军（五军团）、三十二军（九军团）广大干部强烈不满。好不容易等会散了，五军干部们气呼呼地步出会场。一路上，他们跟在军长董振堂身后纷纷议论起来：“太无耻了，怎能这样对待朱老总、刘总参谋长！他张国焘不就是多几个鸟兵，敢同党中央抗衡，拒不执行党中央的命令。。。。。。”有的则更火爆地讲道：“咱们五军团单独北上，找毛主席、党中央去。”
“如果他（张国焘）阻挠，咱们就跟他干！咱们难道还怕他不成！……”董振堂平静地回过头来，大家顿时又沉默不语。
回到军部，董振堂心情异常沉重，主要还是担心在这种状况下朱老总、刘总参谋长的安危，再就是张国焘这么胡作非为的搞下去，红军的出路在哪里？他猜想毛主席、党中央率一、三军单独北上，一定是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做出的决定。党中央制定的北上抗日方针他是积极拥护的，只可惜5军被分在了左路军。现在这种形势下，走又不是，不走又不是，再想想噶曲河边总司令对他讲过的话，董振堂一筹莫展。
几天以后，局势渐渐恶化。首先，张国焘派来他的亲信黄超任五军政委。他来后，口口声声叫嚷着要对五军来个根本改造，查抄了五军的电台，致使董振堂与党中央的联络就此中断。接着调走了原五军政委曾日三，参谋长曹里怀，又换了一批营、连级干部。还在一次全军干部大会上造谣说：“周恩来、陈庚是蒋介石派来的特务，董振堂是投机分子、是旧军阀……”等等。董振堂没去开这个会，事后听说到这些无中生有，欲加之罪，董振堂笑了笑，选择了沉默。
可五军将士们不服气，纷纷来找老首长董振堂。时任红5军教导大队政委的张力雄就曾问道：“首长，今天你怎么没去开会呀？我们都想听听你的讲话。你要是去了，他（指黄超）也没这么嚣张。”
董振堂考虑了一会儿，慎重地讲道：“因为有事没有去，再说我也不想讲什么。”
张力雄听后明白了，军长不去开这个会的真正原因，他是在用沉默来对抗张国焘的错误路线。
以后陆续又有许多同志找到他，董振堂则耐心地教导大家：“革命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受点委曲算不了什么。关键要采取正确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决不能让他们抓到什么把柄。”
几天后，保卫局的几个人气势汹汹来到军部，向董军长递上一份名单，上面有：魏传统、吴瑞林、傅崇碧等三人。接着说道：“奉张总政委命令，我们来捉拿这几个反革命分子。”
董振堂听着听着心里就来气，这段时间保卫局是三天两头来捉人，连他的参谋长曹里怀也被带走，至今生死不明。看完名单，他强压心中的怒火，冷冷地说道：“哪来这么多反革命！他们都是久经考验、枪林弹雨中杀出来的红军干部，我还嫌这样的干部少了呢！”
一旁的罗南辉副军长也紧跟着说道：“这几个同志是值得信赖的，我可以担保，他们不会出问题。”
“你们有几个脑袋！这些人都是小知识分子，左右摇摆，我们要对他们严加审查！走，带人去！”
这些同志一旦被带走，多半是回不来的。怎么办？难道就这么眼睁睁看着他们将人带走？董振堂豁出去啦，眉头紧皱，怒吼道：“慢着！”
保卫局的人顿时怔住了，董振堂缓缓站起来，拔出腰间的手枪，“啪！”的一声拍到桌子上，铿锵有力地说道：“你们如果说他们是反革命，我就是他们的头！如果你们要杀他们，就要先杀我！”
面对这位铮铮铁骨的红军名将，保卫局无计可施，灰溜溜地走了。一句话，董振堂为新中国保住了一位中将，两位少将。
面对日益紧张的形势，五军原参谋长陈伯钧想先下手为强，积极联络部分干部，准备拉走原一方面军队伍，并解救出总司令朱德，参谋长刘伯承等，如情况良好，将张国焘一并控制住。当陈伯钧将这一计划告之董军长时，董赞许的点点头说：“这一行动计划不错，要实施必须得具备两个条件。第一：这肯定是一个不得已的办法，不到紧要关头，没有周密布属，不得实施。两位老总（朱德、刘伯承）还在他们那里，正在做他（张国焘）的工作，我们要沉住气。第二：一定要得到两位老总的同意，才能实施这个计划。这两个条件缺一不可，此外，要告诫我们的同志，一定要采取理智的斗争方法，目前情况下不能盲动。总部的曹里怀、胡底、彭绍辉等同志，就是因为平时的言行得罪了他们，已经被张国焘关押起来，至今生死不明。以后我们要谨慎从事，尽量减小不必要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