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们要抗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下旬，江西宁都通往广昌的崎岖山道上，行进着一支国民党军队，他们是第二十六路军的二十五师七十三旅。几天前传来“九一八”事变的消息，日军将南满铁路柳条沟地区的一段桥梁炸毁，却反诬是中国军队畜意“破坏”。当晚，日本关东军炮轰东北军驻地北大营。由于蒋介石严令不得抵抗,几十万东北军不战而退,结果仅仅不到五天,日军即占领了吉辽两省。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无比义愤,很快在全国各地掀起了声势浩大的民族抗日救国运动。而此时的二十六路军正驻扎在江西省宁都县“剿共”，这支部队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它是由原冯玉祥的西北军一部编成的。
早在1926年北伐战争开始，冯玉祥率部在五原誓师，参加北伐。为了把这支部队改造成真正的革命军队，中国共产党曾派刘伯坚、陈延年、宣侠父、邓小平、方仲如、刘志丹等数百名同志到该部工作，刘伯坚曾任该部总政治部部长。
大革命失败以后，冯与蒋介石同流合污，开始将部队中的共产党员“礼送出境”。1930年蒋、冯、阎之间的中原大战结束，冯兵败下野，余部被蒋介石收编，第二十六路军便是其中之一，计有原十二师（师长高树勋），原十三师（师长董振堂），原十四师（师长季振同），原十五师（师长李松昆），外加两个骑兵旅共计五万六千余人。蒋对这支部队给出的收编条件非常苛刻，全军仅编为2个步兵师（每师辖3个旅），一个骑兵师（辖2个旅）。
1931年初，蒋介石出于清除异己、调虎离山的险恶用心，命令该军由北方开到南方的江西参与“剿共”。同时严令该军不许带上重迫击炮团、野榴炮团和骑兵师。因此，南下的只有两师步兵共两万七千余人。日军侵占东北时该军驻扎在宁都,广大爱国官兵根本不愿打内战，纷纷上书请愿,积极要求北上抗日,保家卫国。时任二十六路军总指挥的孙连仲见众怨难违，加之他也不想再待在这南方异地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拼实力。便以二十六路军全体将领的名义通电蒋介石，要求回北方，打日本，保家园。同时，令七十三旅做为全军的先头部队，立即拔营北上。
九月的南方，仍是烈日炎炎，队伍所过之处，尘土漫天飞扬。突然前方枪声大作，士兵们迅速散开、隐蔽起来。不多久，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带着卫队策马赶了上来。
先锋营黄营长急匆匆跑过来报告：“是朱绍良的部队对我们开枪警戒，他们说没有蒋委员长的命令，二十六路军不得擅自撤离防区，否则后果自负！”
“去！跟他们讲，我们走，没别的目的，是去北方抗日的！只要是有血性的中国军人，都应该拿起武器去打鬼子！而不是将枪口对准自己的同胞，希望他们不要从中阻拦。”
说完，董振堂翻身下马，径自来到一处高坡，用望远镜仔细观察着这里的地势，然后对身旁的随从参谋说道：“朱绍良是我们在中原大战时期的老对手，这小子倒挺会选地形，你们看见没，这一带群山绵延，要过广昌还非得走这条道。再看看他们的阵地，就在前面的山隘口上，只要有一营人，粮弹充足，守个十天半个月不成问题！”
“不过，地势再好也有他的弱点，只是多花点时间而已，你们看！”董振堂顺手一指，继续说道：“我派两支精干小分队，从隘口两侧迂回到他的侧后，给他一个突袭，再加上我正面仰攻部队的配合，拿下这个隘口不是没有可能。”
不一会儿，黄营长赶回来报告：“旅长！他们还是那句话，要我们回去！咋办？朱绍良凭什么阻拦我们！看来不给他一点厉害尝尝，他是不会放行的。旅长，下令打吧，揍这狗日的，闯过去！”
董振堂剑眉一皱，怒火中烧，打还是不打？眼下部队已经出发，犹如一支离弦的箭－－－－－不得不发，不打如何过得去，部队过不去士气将会大大受挫；打嘛，又如何打，是打完再请示还是先请示再打，双方只要较真动了手，后果将一发不可收拾。朱绍良是蒋介石的嫡系，在广昌就有上万部队，冲得过眼前的胡嘴岭，冲得过广昌？蒋介石在这漫长的数千公里道路上随时也能纠集重兵，给这支苦难的军队以致命一击。凭现在二十六路军这二万人马，恐怕永远也到不了北方的抗日战场。
怎么办？董振堂焦灼地犹豫着。这时，传令兵送来总指挥孙连仲的电报，上面写着：“勿生争端，速回宁都”。董振堂气的将手里的电文撕了个粉碎，痛苦地喊道：“撤！”
就这样，二十六路军浩浩荡荡地开出来，又趁着夜色灰溜溜地回到了驻地—宁都城。
第二天上午，位于城东一座二层小洋楼的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院内，聚集着全军三十几名译电员、报务员。一位三十出头的年轻军官站在台前，他高个子宽额门，眉清目秀，高高的鼻梁上架着一副黑框眼镜，虽着一身旧军装，举手投足均显示出军人特有的质朴与庄严，他－－－－－－－－就是二十六路军总参谋长赵博生。
此刻，他手里捏着几份传单讲道：“这里面的内容只有电台才能收到，也就是说只有你们才能做得了这些传单，做事情要敢做敢当，我再问一遍，是谁干的？”
大家胆颤心惊的站在下面，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敢吱声。过了一会儿，从队列里走出一位年轻的士兵，从容的说道：“报告长官，是我干的！与他们无关。”
话音刚落，紧随其后又站出来两个，异口同声说道：“长官，还有我们俩！”
赵博生从台上走了下来,背着手仔细打量着几个年轻人，问道：“从哪儿得来的消息？”
“苏联伯力电台的广播。”
“为什么这么干？”
“日本鬼子都侵占东北三省啦，我们现在不仅不抗日，连东三省抗日的消息都被封锁，我们收听到马占山将军带领部队和鬼子战斗的消息后，无比激动，觉得应该让民众知道这件事情，于是我们就……”
“叫什么名字?哪个部队的?”
“我叫闻述尧,他们两个是陈士吾和杨笑是。我们三个都是二十五师七十三旅的报务员。”
赵博生点了点头，脸上露出一丝赞许的微笑，旋即又恢复至严肃的神情。回到台前，他讲到：“知道吗？你们出海报宣传抗日，是一件好事情！蒋委员长不准抗日，东北义勇军起来抗日这很好嘛！这件事情你们今后还要干下去，买纸墨没钱，我给了。但有一条，要先给我审阅一下。”
接着，他毫不留情地抨击了国民党南京政府，他说道：“南京政府要员们住的高楼大厦是谁修的？是工人！他们吃的粮食：大米、白面，是谁种的？是农民！这些吃百姓、住百姓的大官就是不打日本鬼子……。”
一席话，令大家紧张的心情松弛下来，“原来参谋长和我们的心情一样，也是强烈要求抗日的。”闻述尧按捺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战友们拥抱起来。赵博生望着这群生龙活虎的年轻人，笑着大手一挥道：“好了好了，都回去吧！”
孙连仲此刻正捂着肿起的左腮，躺在一张竹编的摇椅上。听见外面的呼声，不禁眉头一皱。他哪有闲心去管这些“破事”，现在部队乱糟糟的，犹如一匹脱缰的野马，难以驾驭。年初奉蒋介石一纸电令，带着二十六路军二万余众到南方的江西“剿共”。大半年时间里，就损失掉近万人马，先是在宜黄被红军歼灭掉三千余人；驻守宁都以后，士兵们逃跑一部分；水土不服，又病死一部分；加之下面的广大士兵和官佐都不愿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这其中最令他伤脑筋的，当属他的老部下－－－－－－－－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此人骁勇善战，是一员难得的虎将。他满以为由七十三旅担任全军的前锋，能在共产党领导的苏区所向披靡。可结果让他大失所望，董率他的部队一经与红军接触，不是畏缩不前，就是往后退个稀里哗啦，让他在蒋介石面前丢尽了面子。董振堂都这样了，其他部队还有什么指望，照这样下去硬守在这儿，打又打不得，走又走不了，早晚得玩完。蒋介石这招“以毒攻毒”可真够狠的，我孙连仲担得了这个责任吗？
这时，门开了，进来的是二十六路军参谋长赵博生，孙连仲忙起身道：“恩博(赵博生字)，你来了就好，我有要事相商！”赵博生坐了下来，长叹一声：“总座，今早又抬出去十几号弟兄，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啊！士兵们大都是西北一带的人，在这潮湿闷热的南方根本呆不住。目前日寇侵占我东北，官兵们的抗日情绪很高涨，趁此机会还是要想想办法啊！”
望着这位自己亲自从吉鸿昌那请来的参谋长，孙连仲一时不知如何作答。许久，才说道：“恩博！你爱兵如子弟，我是理解的。谁叫我们是人家的败将，被人家不当人，拿来当枪使啊！你也知道，杂牌军都这样儿，当今粮饷只领到六成，弹药又不给补充，发下来的药，不是假的就是过了期的，照此下去，我也急呀！”咽了口茶，孙连仲皱着眉头继续说道：“这次北上不成，委员长咋发来电报，硬是要先剿共、后抗日，一句话，就是要我们死也得死在宁都。语气非常强硬,能有什么办法，咱们能不遵命吗！这些天焦虑上火，牙又犯病，明天我要到上海去治治，这里的事就全拜托你了！”
赵博生摘下眼镜来擦了擦，不紧不慢地说道：“总座，这么大一摊子，我怕收拾不了……。”还没等讲完，孙连仲一摆手打断了他的话：“老弟，自冯先生(西北军将领对冯玉祥的尊称)下野，咱们便成了没奶的娃儿，带着几万弟兄能混到现在实属不易。你看看现在军中的将领，董振堂、季振同他们能打，可是太猛浪，重用不得；李松昆、王恩布等人虽听话，却平庸至极。唯独你，能文能武，能屈能伸，我是充分信任你的，能担此重任。我走后你就放手干吧！我已安排下去了，你不用操心……”
从指挥部出来，赵博生摇了摇头，内心骂道：“真是个老滑头！”
他径自来到梅江边，找了块草地坐了下来，静静地望着远处高耸的翠微峰，他又想起了以前西北军时的政治部主任刘伯坚。
那还是国共合作时期，冯玉祥请来了共产党人帮助其治军，分任西北军各部政治工作负责人。刘伯坚便是他最倾佩的一位好朋友，他总觉得共产党人身上仿佛有一种特有的磁力，深深地吸引着自己。当时的西北军中盛传着一句话－－－“听刘主任一次演讲，可抵三月饷”。只可惜，那段岁月太短暂了，“宁汉合流”后，冯玉祥也跟着开始在军中清党，刘伯坚、邓小平、王一飞、刘志丹等著名的共产党人被迫离开西北军。当时的他感到很失望，很茫然。对冯玉祥的背信弃义，非常不满，常常当着士兵们说：“我每天都准备着死，在未死之前，活一天就得坚决为工农穷苦群众奋斗一天。”
不久,以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为首的四大军事集团开始了对权力、地盘、地位、利益的明争暗斗，矛盾日益加深。终于在1930年4月1日暴发了著名的中原大战。这场国民党内部的军阀混战双方共投入了一百多万军队，持续了半年之久。这其中冯玉祥的讨蒋主力——西北军，更是倾巢出动。大战前期，蒋介石的中央军被打的节节败退，连蒋本人都差一点儿成为西北军的俘虏。可至大战后期，雄居东北的张学良通电拥蒋，并下达东北军入关的命令。倾刻间，几十万东北军杀进关内，这无异于在西北军的背后捅上了一刀，再加上蒋介石的分化和瓦解，二十多万西北军开始纷纷倒戈。失败和挫折令赵博生倍感失望，正应了刘伯坚主任临走前对冯玉祥说过的那句话“总司令既已决定与蒋介石合作，说明我们之间已志不同，道不合，只有分道扬镳。既然这一天来了，但请总司令记住一句话，同蒋打交道，终有一天是要后悔的。”
现在下野的冯玉祥岂只后悔呀！也就在那一刻，赵博生才觉得共产党的正确和伟大。
当时正值西北连年大旱，无数农民生活无着，流离失所。打了半辈子仗，什么也改变不了，他悲愤不已。于是挥笔写下一首《革命精神之歌》，以表达自己忧国忧民，立志救国的决心。歌词写道：
先锋，先锋，
热血沸腾。
先烈为平等牺牲，
作人类解放救星。
侧耳远听，
宇宙充满饥寒声。
警醒先锋！
个人自由全牺牲。
我死国生，
我死国荣，
身虽死精神长生。
成仁！成功！
实现大同。
大战前夕，他曾派人去上海找过刘伯坚、找共产党，可惜未能找到。一九三一年四月，部队进驻宁都后，他又亲自去了上海一趟，仍未如愿。面对此时的局面，二十六路军二万余将士如同是坐在了火山口上。前进，是他所不愿见到的与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为敌；后退，则有蒋介石在广昌的嫡系部队阻拦。困守在此也不行，二十六路军多系北方人，在这霖雨绵绵的南方山区水土不服，加之疟疾流行，长此下去早晚得病死光。想到这里，赵博生深深地叹了口气，缓缓起身，踱步回营。
这天晚上，两个青年军官吃罢晚饭，照例来到总指挥部电台听新闻广播，他们是七十四旅一团团长黄中岳和副团长苏进。走进机房，里面已挤满了从各部赶来听广播的军官。当听到日本东京的新闻时，正播告着日本关东军在中国东三省的战况，喧闹的屋内迅速安静下来。战况中说到日本军队昨日攻占某城，今日攻取某地，言辞狂妄，口气嚣张，大家听了无不义愤填膺。接着又转到南京中央台，听完更是让人气破肚子，广播说只是日本军队少数人在寻衅闹事，不是发生战争，要国民忍耐退让，抱不抵抗主义；继而又一味依赖国联，盼望国联作出公断；最后是蒋介石亲自发表的演说，还是那套“攘外必先安内”和“不可轻言抵抗”的滥调。
黄中岳性格爽直，扯开嗓子大骂道：“安内，安内，安个屁！日本鬼子都打到家里来了，咱们还在窝里斗！国联，鬼才信呢！有个屁用！”随后一扭头说：“老苏！不听了，走！”
回来的路上，他们走走停停，不时地用手电筒照着街边红军留下来的标语看。
“共产党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党！”
“红军是为工农谋利益的军队！”
“穷人不打穷人！”
“士兵不打士兵！”
“联合红军,北上抗日！”
………
来到团部，谁也没进去，两人就蹲在门口的台阶上，默默地抽着香烟。许久，黄中岳指着街对面墙壁上红军写的一条标语对苏进说：“‘纪念巴黎公社！’，共产党写标语很有讲究哦！连标点符号也不漏掉。老苏啊，巴黎公社是什么意思？”
苏进以前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回答这个问题可谓小事一桩，但怕讲得太透彻，会引起黄的怀疑，于是便含糊回答道：“我也不太清楚，大概是与马克思有关的巴黎公社起义吧。”
黄中岳也许看出了苏进的疑虑，把烟头往地上一扔，站起身说：“共产党就这点好，说什么就干什么，国民党他狗日的！挂羊头，卖狗肉！”
几天后，宁都城南出现一支人数不详的红军游击队，往城里打了一排子弹，守城部队仓促进入阵地，如临大敌，而后游击队又悄然逸去。虚惊一场之后，黄中岳突然问苏进：“老苏，红军要真的来进攻，你看我们能不能守得住？”
“你看呢？”苏进没有回答，却反过来问他。
“我看，不一定守得住！”黄中岳坦率地摇摇头说。
“那该怎么办？”苏进又问道。
“你说呢？”这回黄中岳反过来问苏进了。
“我看，你去找季旅长，商量一个办法。”苏进冲黄中岳挤挤眼，含蓄的说道：“天无绝人之路，守不住有守不住的办法嘛！”
“嗯。”黄中岳点点头，会意的笑了。
二、中共特别支部
二、中共特别支部
宁都城北的一条大街上，车水马龙，好不热闹。人流中几个国民党青年军官大摇大摆的进了一家小酒馆，走在最后的一位将手中拎着的鸡递给上前招呼的老板，因系熟客，老板热情地带他们上到二楼，待客人们坐定、茶沏好之后，老板轻轻关上门，下楼杀鸡去了。
这几个国民党军官都是中共地下党员，二十六路军中共特别支部的成员。他们分别是七十三旅旅部参谋刘振亚（中共特支书纪），总指挥部的王超（党中央特派员），七十四旅的李肃（组织委员）、七十九旅的袁血卒（宣传委员）和刚入党不久的总指挥部译电主任罗亚平。其中的王、袁、李三人是受中革革军委的密派，于五月下旬在宜黄打入该军，开展旨在争取该军起义的兵运工作小组。
今天秘会的议题是研究如何争取参谋长赵博生的问题。王超首先对赵博生的情况作了分析：“据我了解，赵博生是西北军中少有的倾向左派的将领，当初国、共分家他是不满意的，此后与西北军中的顽固派政见不合，曾想弃官务农。在军中他不谄、不娇、清廉自守、爱兵如子。‘九一八’事变后，他强烈要求抗日，是个真正的爱国者。”
罗亚平紧接着做了补充：“来宁都后，凡是以‘赤匪’罪名抓来的农民，他都叫放了。他还经常找卫兵谈话说，你为什么打红军？红军分田地你不赞成？给你三亩地你要不要？有一次他还问我说:‘湖北是出共产党的地方，你是湖北人，见过没有？嘴巴是不是象血盆那么大？’总之，他是同情革命的，对蒋介石的‘先安内，后攘外’的政策是持反对态度的。他主张‘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
靠窗坐着的刘振亚作了总结：“孙连仲今早走了，赵参谋长现在总领军务。他活动能力强，在官兵中威信高。目前，二十七师师长高树勋被红军打掉了一个旅，也称身体不适，离开部队到南昌鬼混去了，七十九旅旅长池峰成，八十旅旅长王恩布借故招兵，也都先后离开宁都，若是能争取到赵博生，将给党组织的活动带来很多方便，对整个二十六路军的兵运工作产生重大影响！此外，还有七十三旅的旅长董振堂。也是同情革命的人，他为人正直，爱国心强，在士兵之中威望很高，且与赵博生的私交很好。我看这两个人可否一同考虑。当然，他们毕竟都是国民党的高级军官，万一出了纰漏，其破坏的作用也是很大的。因此，我们要慎之又慎。”
王超在一旁点了点头，说道：“赵博生现在内心活动的主要方向，应该是积极地寻找新的出路，我们党此时不采取主动的办法是会失去机会的！至于董振堂，我想暂时先放一放。中央曾批评过我们，在工作中过于倾向于官长，要求我们将工作重点转到士兵方面来……”
特别支部经反复研究，决定先向赵博生发出一封信。
这封信中，首先分析了“九一八”事变以后中国的局势，接着列举了大量事实，说明二十六路军目前进退维谷的处境。其中特别揭露了蒋介石派二十六路军来江西名为“剿共”，实际上是排除异己，借刀杀人的阴险诡计。以及在目前的处境下，二十六路军唯一的出路就是联合红军，一致抗日。希望赵博生能认清形势，并对此作出贡献。
此次会议决定：信由罗亚平同志负责转交。因为罗亚平的公开身份是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他进出赵博生的办公室比较方便，不会引起怀疑。并决定如情况良好，由罗出面给找党的关系；万一出了岔，罗就直接逃往苏区。
会开完了，鸡也吃的只剩下骨架了，罗亚平把信揣入怀中，几个人像往常一样哼着小曲儿下了楼，装着几分醉意各自归队。
第二天上午，趁赵博生不在的时候，罗亚平拿着电报夹进了他的房间。在把几份电文放在桌上的同时，也把那封信悄悄塞入了抽屉里。
接下来便是不安中的等待，此时罗亚平内心是焦急的，主要还是担心出事，到那时自己逃走事小，要影响到特别支部就麻烦了，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所有的努力和工作就都白费了。罗亚平不敢再想下去了，静下心来平静的度过每一个难熬的夜晚。几天后，罗亚平象往常一样准备去出早操，赵博生站在门口叫住了他，“罗主任，到我寝室来一下。”
罗亚平跟在参谋长的后面进了房间,此时的他反倒镇定许多。赵博生待罗亚平坐下后,缓缓地从桌上的书中抽出那封信放在罗亚平的面前，罗亚平不动声色。其实,赵博生对部队里共产党的活动,已隐隐约约有所察觉，再根据罗亚平平时的言谈表现,对罗的身份也猜出了几分。对于桌上的那封信,似乎也猜出了来历。赵博生一贯和蔼诚恳的态度,在此时显得更加亲切，他笑着说:“这封信我猜不是你写的,但与你有关！？要是吃官司判罪的话，你是第一个嫌疑犯，你说对吗？”
罗亚平仍是选择沉默，并不急于表态。为打消罗的顾虑，赵博生笑了笑，继续说道:“信的内容我都看过了,说得对,说得完全对!蒋介石就是不抵抗主义嘛！不抗日，中国一定亡。三民主义我看过很多遍，说了好多为人民谋福利的话，要百姓吃得好、穿得好、住得好，还有许多建国的大计划。但是谁来办？怎么办？现在军阀、官僚横行，苛捐杂税多如牛毛，弄得人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饿殍载道。到处找不到生路，真是民不聊生啊！”接着赵博生又说道：“我的情况你是了解的,有志革命已久,苦于无人领导。自从在西北军里接触了刘伯坚主任,我就感到共产党不平常,是真革命的。西北军失败以后,在没有出路的情况下,我曾经几次派人去找过刘主任,我自己也亲自去了一趟上海,都没有达到目的。这封信我猜想是以共产党组织的名义写给我的,信上说的意见我都同意!”说完，赵博生又和蔼地看着罗亚平。
望着眼前如此亲切、真诚的参谋长,罗亚平眼眶一热,再也抑制不住，轻轻地点了点头。赵博生兴奋地站了起来，拍着罗亚平的肩头说:“好!今天叫你来,没有别的话说,我要求加入共产党。不要看我是参谋长,党叫干什么我就干什么。只要我赵博生做得到，既使赴汤蹈火，也在所不辞。你就做我的引路人吧!”
当天,罗亚平迅速将这一结果向特别支部作了汇报。若能争取到赵博生入党,那么党在二十六路军中的兵运工作等于是往前跨出了一大步,而且更有利今后工作的广泛开展。党组织及时把赵博生的情况和入党要求上报给上海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在审查了他的全部历史和政治表现后,于1931年10月,正式批准赵博生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这以后,在二十六路军中,共产党的秘密活动如雨后春笋般迅猛的开展起来。他们在军中以拉朋友、同学关系、部属关系、同乡关系等，广泛结交，从中物色中坚分子，再通过宣传，组织学习等，经过一段时间考验，然后发展入党。短短几个月时间，就发展了李青云（七十三旅上尉连长），总指挥部中校参谋杨金堂，上尉执法官王宏文，七十四旅机枪连少尉排长王铭五，总指挥部执法队队员王振铎、王际坦、赵鸿志、杨艺林、谭时济、刘静生、霍万钟、田玉珊、李春华、卢子美、董俊彦等人入了党。此外，大革命失败后与党失去联系的共产党员，二十七师七十九旅的上尉副连长熊伯涛也重新接上了关系。
赵博生虽是二十六路军的参谋长，能真正掌握的部队却只有总指挥部特务营、通讯营等少数直属部队，要想有大动作是很困难的，必须团结一部分手握实权的旅、团长才能有所作为。因此他与党组织多次研究，决定由他本人来作他的好友－－－－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的工作。
董的旅部就在城内，骑马过去仅需十分钟。傍晚时分，赵博生像往常一样，散步来到七十三旅。因系常客，门口的警卫敬完礼小声说道：“总参谋长，咱旅长病了，在房间里躺着呢。”
“哦！那我还来的蛮及时嘛。”赵博生说完便直奔里屋。
董振堂一脸苍白的躺在床上，见赵博生进来，强撑着要坐起来。赵上前一把扶住他，关切的问道：“绍仲兄，咋病成这样呢？”
“参谋长，您不知道，俺旅长自打从胡嘴岭撤回来，就成这样了！”卫士高志中哽咽着说道。
赵博生点点头，心里有了数，便笑着说：“绍仲，你在我眼里可是铁打的汉子，百毒不侵啊。”
“恩傅！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了东三省，你我都是革命军人，有枪在手，却不能报效国家。蒋介石凭什么不让我们抗日嘛！这样下去我们都将成为民族的罪人！我是不愿打内战，打红军的。一走了之事小，可我舍不得抛下这些弟兄啊！现在军无斗志，厌战思乡，咱们西北军就剩下这么点骨血，能耗到几时？”董振堂悲愤的说道。
赵博生握着董振堂的手，诚恳的说道：“你说的在理嘛，你我亲如兄弟，将来的出路咱们共同探讨、共同闯，不论什么情况，都要团结起来，拧成一股绳，一起干！”
董振堂听后眼神一亮，立即从床上坐起来，他见赵博生对自己推心置腹，十分感动，便坚定的说道：“别的不太清楚，我七十三旅可以听参谋长的，我们是多年的老人，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
几天后，赵博生又来到七十三旅，董振堂的病已好了，他精神抖擞地将赵博生迎进房间。赵博生试探的问道：“蒋介石又来了进剿令，看来我们很快就要开始战斗了，你七十三旅情况怎么样？”
董振堂没有直接回答，而是让旁边的参谋来讲，这个参谋就是刘振亚，刘趁机讲了一大通牢骚话。之后赵博生说：“你们看，咱们还能打得过红军吗？你们还有没有勇气？”
董振堂淡淡一笑，随后说道：“现在存在四个问题，第一：我们没有兵源，减员得不到补充；第二：粮饷只拿到六成，生活补给得不到保证；第三：武器弹药不足；第四：军心涣散。我看，打是完，不打也是完。现在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也拿不定主意。”
听完董振堂的话，赵博生觉得时机尚不成熟，还未到表白真心的时候，遂问道：“老董，你看咱们的去向如何呀？红军的情况你们掌握一些吗？”
董振堂如实说道：“红军的情况听说过一些，我们听到的、看到的，与国民党宣传的完全不一样。”
赵博生接着又说道：“是这样，我曾审过一些被红军俘获又放回来的官兵，那边的一些口号听了让人反思啊。比如：士兵不打士兵，穷人不打穷人。调转枪口，一致抗日。打土豪，分田地等等。过去讲红军逮到一个杀一个，实际上人家不仅不杀，还给了路费。还有说那边搞共产共妻，咱们被俘的军官太太也都放回来了嘛。这事情怎么讲，能让人相信吗？”
董振堂不住的点头听着，赵博生问道：“你们旅有没有放回来的人啊？有没有与共产党联系的人？”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地话题，董振堂与赵博生虽是老乡又是同学，而且是多年好友，但他们毕竟是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以前谈话双方都是点到为止。当时那个年代，人心莫测，见利忘义的人也不少见。董振堂犹豫了一会儿，最后打定主意，摸着石头过河，便随口答道：“跟共产党联系的人我说不上，被俘虏放回来的，有个连长，现正在警卫连押着呢，他在苏区呆了二十多天。”
赵博生觉得应该让这个人出来说说，借他的口宣传红军和苏区的情况，从侧面对董做工作。于是说道：“你能不能叫他来一下，把共产党的情况谈一谈，共产党都跟他谈了些什么？”
董振堂让人把这个连长带了进来，赵博生问：“你被共产党抓去多长时间啦？”
连长回答道：“连抓到放有二十多天。”
“他们待你怎么样？对你讲了些什么？”
该连长十分紧张，不敢马上回答，将目光投向了董振堂，像是在征询旅长的意见。这细微的动作，赵博生看在眼里，却不动声色。董振堂早已审过他了，觉得对赵博生也没有必要隐瞒下去，便对连长说：“你不要紧张，参谋长怎么问，你就怎么答，如实的讲！”
赵博生为了打消他的顾虑，也在一旁说道：“人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讲，不怪罪你。”
这个连长放心了，便说了一大通：“……人家对我很好，不打不骂，跟人家吃一样饭，押送我们的红军长官说：愿意回来的回来，不愿回来的可以当红军。我愿意回来，人家还给了两块光洋。”
赵博生又问道：“这二十多天，就讲了这么几句话？”
“他们讲……,讲我们跟蒋介石打了那么久，死了那么多的人，现在又来替蒋介石卖命打红军。叫我们别干了，和他们联合起来，打回北方去。他们对老百姓和气，部队里官兵平等。他们还讲：咱们要想活着，只有和红军联合起来一块干……”
连长被警卫带下去时，赵博生吩咐不许为难他。
接着又问董振堂：“绍仲，你说对这个连长该如何办？”
“我们打了败仗，他被人家抓了去，共产党不杀他，他又主动找回来，你说我们能杀他吗？我看可以恢复他的自由！”董振堂说。
赵博生道：“对！不仅恢复自由，还要恢复他的职务！”
话讲完，二人相视而笑。
“绍仲，他刚才讲的这些情况，你看应该怎么办？”
董振堂摘下帽子笑了笑，随后说道：“老弟，你这哪里是在审我的连长，我看你是在审我嘛！”
赵博生也笑了，诚恳地说：“绍仲兄，咱们多少年了，你不了解我吗？能那么干吗？在讨论部队今后的去向问题，我觉得必须挑明来讲，我不忌讳什么，现在部队反蒋情绪日益高涨，整个军队就像一个火药桶，大有一触即发之势啊！”
董振堂说到：“跟着老蒋是没有出路的，部队的去向是个大问题！我还是那句话，不管咋样，我七十三旅都听你的！”
……
这一天,赵博生没回总部,他与董振堂彻夜长谈,中途还叫来夜宵，两人甚至还喝了点酒。
二十七师七十九旅驻宁都城外，该旅二团三营九连副连长熊伯涛（共产党员）也在积极的开展工作。他趁连长不在的时候，召集全连点名，按照西北军多年的官样开场白，熊伯涛在队列前问道：“弟兄们辛苦了！”士兵们齐声答道：“为革命服务！”
熊伯涛接着又问：“弟兄们！你们刚才的回答对吗？我们现在是在为革命服务吗？”
沉默了一会儿，一个班长愤怒地喊道：“不是的！”
“你说得对！”熊伯涛说：“我们现在是为军阀卖国贼们卖命，来打自己的弟兄－－－－－－－红军!日本鬼子占了我们的东三省，那里几千万同胞过着亡国奴的生活，可是蒋介石以几万重兵堵住我们，不准我们抗日，硬要我们活活困死在宁都。到宁都以来，我们同生死、共患难的弟兄，死了好几千，再困下去，我们还有活路吗？”
队伍开始骚动起来，有叫骂声、叹气声，有的则蹲在地上流下了伤心的眼泪。
熊伯涛振臂高呼道：“不能这样下去了！我们要紧密团结在一起，自己找出路……”
熊伯涛的这番讲话，极度振奋人心，从此后，连队中就互相议论开来，要找出路，怎么找出路等等话题。有的则悄悄来问他：“有什么办法吗？”熊伯涛说：“有办法！很快的，到时大家听指挥吧。”
九连一发动，三营其他几个连队迅速波及。这些连长、连副基本都是熊伯涛的同学，也跑来找他，虽没有明说，但都表示，到哪儿都是当兵，到时一定不要忘了通知他们一声，一起行动。
赵博生在做中、上层军官工作的同时，也十分注重士兵和下层军官的思想工作。有一次，他集合总指的部队讲话，在台前挂了一张大地图，凡是被日寇占领的地方，都用红笔圈起来，眼看红圈圈已经圈到关内了。他指着地图说道：“日寇步步紧逼，蒋介石步步退让，再这样下去，我们都有当亡国奴的危险！我们爱国军人要挽救中国的危亡，就要走上抗日前线！我们的父老乡亲都在北方，我们要有勇气，摆脱一切黑暗势力，冲破一切障碍，去解救他们！”这些话无异火上浇油，极大地激发了士兵们的反蒋情绪和抗日热情。
12月初，王超奉命到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经南昌接头时，没想到这个接头地点已被破坏，成了国民党的侦探机关，而王超却不知道这一情况，误把二十六路军中党的组织领导人的名单交到了国民党当局手中。幸亏他在交谈中发现了疑点，只交出了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个人的名单。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得此情报，立即给二十六路军总指挥部拍来十万火急的电报：责令总指挥部严缉刘振亚、袁血卒、王铭五三名共党分子，星夜送行营惩处。
十分幸运的是，这份电报在第一时间落到了总指挥部译电主任中共党员罗亚平手里，罗亚平捏着这份电报匆匆找到特支书记刘振亚。
刘振亚阅后当即嘱咐罗亚平先回总指挥部守好电台，以应付突发的紧急情况。然后火速同袁血卒去找赵博生商量。赵博生这时已大权在握，对逮人一事，正好应付，当即用参谋长的名义给南昌复了“遵令即办”的电报，以稳住南昌局面。
然后三人坐下来仔细商讨此事，袁血卒手握电报冷静地说道：“从这份电报看，仅仅波及我、刘振亚、王铭五三人，我看王超不像是有意出卖我们。如果他要是有意出卖党组织的话，就不会有现在这份电报了，对蒋介石来说，有价值的人首先是赵博生同志，擒贼先擒王嘛。”
刘振亚说：“我同意你的观点，不管王超有无叛变，至少他提醒了我们，我看事情已到了刻不容缓的地步。我建议赵博生同志立即找七十三旅旅长董振堂谈谈，看他的反应如何！再决定下一步行动方针。”
赵博生点了点头说：“行！董振堂是我多年挚友，我了解他，七十三旅是他一手带出来的部队，我看也到了跟他摊牌的时候！”
三、朴实的将军
三、朴实的将军
董振堂，字绍仲。1895年12月21日出身于河北省新河县李家庄村。兄弟三人，他排行第二，由于家境贫寒，董振堂自小就十分懂事。那时正是八国联军侵略中国，义和团运动蜂起的年代，他目睹了帝国主义在中国领土上的胡作非为，立志要读书报国。1916年，董振堂以优异成绩考上了河北保定军官学校－－－－－清河预备学校。1921年进入保定军官学校炮科。毕业后，他拒绝了直系军阀吴佩孚的邀请，与同学张克侠（1929年在上海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二十九路军副参谋长，国民党第三绥靖区副司令，1948年11月率二万余官兵在淮海战场起义）、何基沣（1939年被批准为中共特别党员，1943年任国民党第七十七军军长，1948年与张克侠在淮海战场率部起义）、边章五（1931年随董振堂参加宁都起义，历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第十四军四十师师长、第三十九师师长、总参谋部作战科科长、教育科科长等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驻苏联大使馆中将武官，朝鲜停战谈判代表团首席代表。1954年不幸因病逝世。）等入冯玉祥部队第二师任见习官。在部队里，他从不摆官架子，同士兵们一起摸爬滚打，同甘共苦，深受士兵们的爱戴和拥护。
1924年10月，在与奉系军阀的作战中，董率炮兵营一举击毁了敌方的装甲列车，被破格提拔为工兵团团长，不久又升任国民联军第四师第十二旅旅长。在北伐战争中，董振堂率部进入湖北，直插直系军阀吴佩孚的心脏地区，在樊城一举歼灭吴佩孚的司令部和警卫营。这以后，由于其出色的军事才能备受冯玉祥的器重和提携。1929年，经过多年的军阀混战，全国暂时取得了统一，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冯玉祥的西北军共编为十二个师，董出任第十三师师长，授衔中将。紧接着，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清共，面对白色恐怖下的西北军，许多共产党员被迫出走，有的失踪、有的被捕。董振堂的师里也不例外，他对共产党人的遭遇深感惋惜。
董振堂在西北军将领中为人朴实是有名的，在洛阳任十三师师长兼警备司令时，恰巧其堂兄董升堂（字希仲，国民军少将，曾任西北军张自忠部三十八师一一四旅旅长，参加了喜峰口和卢沟桥抗战。后任国民党第五十九军一八零师师长，第四十军参谋长。解放后经统战部门介绍，进入华北革命大学学习，毕业后分配到解放军骑兵学校任战术教官，后调总参军训部高级研究室任研究员。）也在洛阳训练总监部任部长。兄弟二人共同商量，接父母、妻小到洛阳享受一下天伦之乐。董振堂给他的妻子贾明玉买了一件棉袍、一件小棉袄和一件棉裤，都是用布做的。那些身穿绫罗绸缎的地方官太太见了，觉得司令的太太穿着寒酸，善良贤淑的贾明玉怕给丈夫丢了面子，而董振堂却不以为然，他对妻子说：“七妹（爱称），这已经不错了，比起农村要好多了，咱们都是穷苦出身，不要学那些官太太们的坏习气。”
由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的矛盾不断恶化，战争迫在眉睫。面对动荡不定的时局，董劝妻子回河北老家去。临行前，董振堂给她买了件毛衣、一个枕头，并交给她十元钱。面对即将离去的妻子，憨厚的董振堂握住她的手说道：“你放心去吧！我这辈子，你甭惦记我吸烟，甭惦记我喝酒，也甭惦记我嫖窑子。阔起来，我也不会去寻小老婆，就和你过一辈子！”
董振堂就这样跟妻子匆匆告别了。这以后，他终生坚守自己的诺言，用自己全部的精力去爱兵、带兵、研究战略战术、读书、思考，追求探索光明的道路。
当时，军阀部队中的高级军官，大都生活糜烂，吃喝嫖赌，无所不为。身为中将师长的董振堂，月薪已有二百多元，这在当时可谓高薪了，却依然过着十分简朴的生活，每顿饭都是馒头和简单的两菜一汤，然而对下面的军官和士兵，他却非常大方，无论谁有困难，总是慷慨解囊。
他每月的薪水都交警卫员高志中代管，今天这个连长有困难，他让小高给送去二十元，明天那个营长家出事了，又让小高拿出三十元，却很少往家里捎钱。有一次师部参谋郭如岳病了，知道消息后，董振堂叫小高拿出自己的钱给郭参谋买病号饭。过后，又让小高送去二十块大洋，让他补养身体。
董振堂的重义轻财和如此关心下级，深受部下官兵的爱戴，在当时的西北军中，很多士兵称他为“不爱钱的将军”，而有些不理解他的士兵和官长则称他为“傻司令”。
1929年秋，在董振堂的老部下及好友苏进的推荐下，一位名叫刘振亚的青年来到他的部队，董振堂把他安排在自己身边任参谋。当时董、苏二人都不知道刘振亚是潜伏下来，没有暴露的中共地下党员，而且是以后的二十六路军中唯一与党保持联络的地下党员。部队驻扎宁都后，正是在刘振亚的帮助下，中革军委派出的兵运小组：王超、袁血卒、李肃三人才得以顺利打入到二十六路军各部，并发展到有三十多名党员的特别支部。可以说，董振堂在不经意间，早就为革命立了一功。
国民党军第三次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围剿”失败后，第二十六路军奉命驻守宁都，蒋介石派嫡系朱绍良部将其仅有的一条退路堵住，企图逼二十六路军与红军作背水一战。官兵们面对这条死路，惶恐不安，加上疟疾流行，死亡的士兵每天都往城外抬，很快宁都城郊新坟密布。许多官兵甚至凄凉的开起了玩笑：“我们早晚都得到那儿去报到的！”
“九一八”事变爆发，更激起了广大厌战官兵的愤慨。他们纷纷骂道：“国都不保，还他妈的剿什么共！”那些具爱国心和正义感的官兵联名通电蒋介石，要求北上抗日。ｗωｗ奇Qìsuu書com网时任总指挥的孙连仲也想借此机会摆脱困境，遂在电告蒋介石的同时，令全军北上，由董振堂的七十三旅在前面开道。然蒋介石岂容二十六路军轻易离开，当部队开到六十里外的胡岭嘴时，就遭到蒋的重兵阻拦。部队只好开回宁都，孙连仲气的丢下部队到上海治牙，董振堂也愤然离开部队，带着刘振亚来到南昌。到南昌后，他令刘振亚到上海去寻找中共组织，急切的想找到一条出路。出于谨慎的原因，刘振亚当时没有向他表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