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红土地上的大刀进行曲
一九三二年一月九日，中共临时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决议指出：“扩大苏区，将零星的苏区联系成整个的苏区，利用目前顺利的政治与军事的条件，占取一二个重要的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是放到党的全部工作与苏维埃运动的议事日程上面了。”该决议要求中央苏区以占取南昌、抚州、吉安等中心城市，来结合目前分散的各苏维埃根据地，开始湘、鄂、赣各省的首先胜利。
由周恩来主持召开的会议开始研究攻打赣州的问题。周恩来是于去年年底宁都起义胜利的第二天动身,由上海赴中央苏区的。动身前,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博古（秦邦宪）即向他交待了红一方面军要攻打赣州的任务。在此次会议上，毛泽东认为赣州古城三面环水，易守难攻，而以当时红军的攻坚能力，技术装备等，是不适宜出击的。朱德也认为目前的形势仍是敌强我弱，和毛泽东观点一致。周恩来在听了众人的意见之后，感到此时攻打赣州时机尚不成熟，遂致电上海的博古。可是这位坐镇上海的临时中央负责人既不懂军事，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却仍然一味坚持。中共苏区中央局只得重新坐下来讨论打不打赣州的问题。
会议上毛泽东再次提出,赣州是敌人必守的坚城，以红军现有的技术装备，很可能会久攻不克,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他认为，既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围城打援的战术。总而言之,硬打肯定要吃亏。可惜这一意见在最后的表决时，因中央局和中革军委的多数领导的不赞成而被否决了。
1月10日，中革军委发布了《攻打贛州的军事训令》，任命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为前敌总指挥。以红三军团和红四军为主作战军，赣南、赣东、河西、永、吉、太、万游击队和江西省军区预备队为支作战军。支作战军由陈毅负责指挥。该训令还指示红五军团仍在现地整顿训练，不参加此次作战。中旬，彭德怀率领三军团和红四军分别由会昌、石城等地向赣州方向开进。
一个月后，赣州前线的中革军委致电红五军团，该电指示红五军团即刻开赴前线，协同攻打赣州。原来，三军团在赣州城下久攻不克，且伤亡惨重，到了进退两难的境地。毛泽东在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即建议中革军委启用整训中的红五军团。
本来就为没有参加此次战役而心里失落的肖劲光、季振同、董振堂、赵博生等人,接到电令后异常兴奋,立刻下到各部进行战斗动员。时五军团全体指战员参战热情特别高涨，因为是加入红军以来的首次战役，军团领导很慎重，当日即带领各部陆续出发，董振堂率十三军首先进驻到赣县茅店、江口一带，等候中革军委的进一步指示。
时由彭德怀、滕代远指挥的红三军团正在赣州城下苦战多日，战况己愈来愈不利于我军。尤其是三月七日敌增援赣州的陈诚、罗卓英两个师进城以后，仗更难打了。几天后，红三军团一个连长阵前叛变投敌，把红军的联络信号，部队集结位置及战斗部署等全部透露给敌人，结果两个师的敌人攻出城外，包围了三军团的第一师。
面对潮水般涌来的敌人，红军将士奋勇抵抗，双方在城下开始了一场惊心动魄的血战。由于攻城的红军已连续奋战一个月，十分疲劳，又缺乏警惕，一时间陷入十分被动的境地。三军团1师政治委员黄克诚指挥部队就地组织反击，一边寻找机会准备突围。在此关键时刻，红五军团副总指挥董振堂率十三军赶到了，董振堂见战场上敌我双方混战在一起，情况危急，已来不及多想了，他从马背上抽出大刀，果断命令道：“同志们，把大刀举起来，杀呀！”十三军指战员手持大刀跟着军长冲向敌人。
在这里须简要介绍一下红五军团的大刀，由于原西北军装备较差，大刀便纳入为士兵训练的主要科目，差不多每个士兵都能使上一手好刀法。一年之后，同样是西北军的一部－－－第二十九路军，在宋哲元、佟麟阁、赵登禹等爱国将领的带领下，也是用大刀，在长城抗战中，杀的日寇胆战心惊，沉重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杀出了中国人民的士气。消息传开，举国振奋，热血青年纷纷要求参军上前线杀敌，正在上海进行抗日活动的著名作曲家麦新深受鼓舞，旋即创作了一首不朽的战歌－－－－－－－－－－－－大刀进行曲，献给英勇抗日的第二十九路军。
话转回头，赣州城下突然亮起数千把大刀,刀光闪闪，仿佛一片刀的海洋，所过之处敌人血肉横飞。敌军哪见过这种阵势,被杀的仓惶逃入城内。据时任红一师特务连连长的刘少卿将军回忆：
……紧要关头，一支举着红旗、挥着大刀的队伍杀了过来，阳光下一片片大刀闪耀着炫目的白光。这支队伍每人都是步枪、驳壳枪、大刀三大件，全都不打枪，十分骁勇，手起刀落，脚下人头满地乱滚。我舒口长气顿觉解脱：这是生力军红五军团的十三军打过来了……
关键时刻，红五军团果断出击,解除了红军攻城部队之围。第一次出征上阵，红五军团便打出了威风。苏区的军民无不拍手称快，把五军团的大刀片传“神”了。从此，“一军团的冲锋，三军团的包抄，五军团的大刀，”便成为红军让敌人望而生畏的三大法宝。
五军团十三军在赣州城外解围的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也在潭口、储谭、大湖口一线沿河阻击增援的国民党军。有了红五军团的及时增援，战线基本稳定下来。是役，十三军三十七师政委欧阳健等十余名师团干部英勇牺牲。
这时，再继续攻打赣州已不可能，红一方面军各部陆续在江口集结。中共苏区中央局在江口召开了著名的“江口会议”。会议由周恩来主持，毛主席也赶来参加了此次会议。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三个军团分三路进发。由彭德怀、滕代远率领的红三军团，向赣江两岸出击，扩大湘赣苏区，然后向北发展，称为“西路军”。
由林彪、聂荣臻率领的红一军团，从赣江东岸向北发展，赤化赣东地区，称为“中路军”。
由季振同、肖劲光率领的红五军团在赣南苏区协调西路军和中路军。
三月十七日，毛泽东随红一军团出发，越过武夷山，进入福建省境内。在长汀，毛泽东详细了解整个福建境内的情况后，召集红一军团团以上干部作了东征动员大会，他指出：
我们的新任务，是经闽西向闽南方向发展。应该看到，我们中央根据地沿赣江向北发展没有多少余地，国民党“剿共”的大本营就设在南昌。如果向西发展，有赣江梗阻，大部队忘返不便。如果向南发展，必然会和广东部队的主力顶牛。只有向东发展最为有利，一来有闽西老根据地作依托，二来闽南还有广阔的发展余地，是一个最好的发展方向。因此，中央局决定由我带领东路军，打到外线去，打到闽南去，发展根据地，扩大红军的政治影响，并获得物质补给。
接着毛泽东于三月三十日致电苏区中央局书记周恩来，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远离根据地，直下漳州。电文说：“恩来同志：（一）电悉。政治上必须直下漳泉，方能调动敌人，求得战争，展开时局。若置于龙岩附近筹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据调查，漳州难守易攻，故我一军团及七师不论在龙岩打得着张贞与否，均拟直下漳州。（三）粤敌从大埔到龙岩威胁我后路只需五天，五军团从信丰到龙岩需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粤敌入闽，然后调动，必迟不及。（四）一军团已开至汀东之新桥休息，以乱敌探耳目，候七师取齐，即先向东行。五军团可随后入闽，但至迟四月二十日须到达龙岩待命。十三军亦须入闽，位于龙岩，保障后路……”
在这份电报中毛泽东要求红五军团全部即刻出发，取近道急行军赴会昌、筠门岭，然后争取4月20日到达龙岩，实施“直下漳州”的作战计划。周恩来接到电报后，立刻从瑞金赶到长汀，在听取了中共福建省委关于漳州地区情况的报告后，批准了龙岩、漳州战役计划。
十三、军团长坐禁闭
二：军团长坐禁闭
四月六日，毛泽东把攻打龙岩县城第一仗的任务交给十五军，时该军划归红一军团建制。军长黄中岳、政治委员左权当众表下决心：“主席，你放心，这一仗交给我们，是对我们宁都起义军的信任，我们保证完成任务。”受领任务完毕，二人立即回到部队积极备战。4月7日凌晨，十五军四十四师131团在袁血卒团长的带领下，直扑小池敌前哨阵地,该敌营长率部负隅顽抗，战斗进行的异常激烈。团长袁血卒打红了眼，手提大刀亲率大刀队杀了上去，一时间敌人阵脚大乱，纷纷狼狈逃窜。
此役，131团全歼敌补充营。四月十日，红四十四师师长苏进率主力部队向考塘攻击前进，敌291团凭险拒守，苏进在前线仔细观测敌军阵地后,立即组织了一支突击队,他叮嘱突击队员们,一定要出其不意，集中火力敲掉敌重机枪火力。突击队出发了，战士们一个个小心谨慎，在岭坎下，树丛后，一步步小心挪动，等他们全部到达预定攻击位置后，苏进大喊一声：“打！”,刹那间几十颗手榴弹同时飞进敌战壕，炸得敌人血肉横飞,敌前沿数个重要火力点顿时全被炸哑了。紧接着，苏进抡起手中大刀：“同志们，冲啊！”红军将士挥舞着大刀冲上去，短短十几分钟，敌人便丢盔弃甲，漫山遍野的乱逃。四十四师乘胜追击，一举攻占考塘，逼近龙岩城。
同时,黄中岳、左权率十五军的四十三师也向龙岩城西门和北门发起了猛烈进攻。驻守在城里的敌一四五旅龟缩在城头碉堡里,用机枪压制了红军的进攻。关键时刻，又是四十四师的苏进及时派上了突击队，用成捆的手榴弹把敌城头几个碉堡全部解决。但在敌交叉火力的扫射下,突击队伤亡惨重,他们用自己年轻的生命为战友们杀出了一条血路。愤怒的十五军将士以排山倒海之势扑向西门，失去了碉堡的火力，敌已无险可守，守城敌人开始纷纷后撤，边打边退。十五军指战员如潮水般攻入城内，与顽敌巷战。抵抗渐渐减弱,敌旅长仅带着100余残部由南门出逃。
红军占领了龙岩县城，城里的老百姓敲锣打鼓欢迎红军，还自发成立了支援红军此次东征的后勤指挥部。当天，周围的农民送来30多头猪以及成挑成筐的蔬菜、鸡蛋、粉干等来慰问红军战士。
不久，红五军团主力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也赶到龙岩。
毛泽东主持召开了师以上干部会议，会议决定：由董振堂率十三军留守龙岩，肖劲光率五军团余部同一军团一道进攻漳州。
出发前，董振堂焦急的找到政委肖劲光说：“政委，这咋把我给留下呢?我要随军参战！”紧接着又说：“我找毛主席去！”
肖劲光怕他性急，只好跟着他同去总部驻地。
二人先找到聂荣臻，聂听说来意后，十分为难：“此事可是毛主席定的，总部不能更改，你只有找主席直接反映去。”
三人又一同来到主席的住处，聂荣臻说：“主席，董振堂、肖劲光两同志有事找你！”
毛泽东正在灯下看书，立即合上书本：“哦，是董将军来了，请坐，没有凳子就委曲几位坐到床上吧！”
董振堂没有坐下，他站着说道:“主席，上次赣州战役没有打好，惭愧呀!这次就让我随你们到前线杀敌去！”
毛泽东摇摇头笑道：“赣州一役吃亏,跟董将军、五军团毫无关系嘛,如果没有你们及时赶到,后果还不堪设想呢！你们打的很好嘛。”主席点燃一支香烟,沉重地讲道:“我们有些同志头脑发热,硬是要把鸡蛋往石头上撞哟!却不顾敌强我弱这一根本事实。即使就是占领了赣州,我看也守不了多久嘛。拿在手里有什么用？我们的原则是:避实就虚,每战必胜。打仗,勇敢固然重要,但还要有谋呀。董将军,我留你在龙岩,就是为了防止粤敌抄我们的后路,也只有你董将军才能担此重任呀!”听完主席的一番话,董振堂矛塞顿开,他不好意思地说道:“我明白了,主席,你把我摆在龙岩,是对我的充份信任,我一定完成好这个任务。”
大部队走了，董振堂与十三军政委何长工率部驻守龙岩，由于此地刚刚被红军打下，属于新区，情况十分复杂。当地的土豪劣绅逃往附近的土围子，不少群众受国民党的欺骗躲进了深山，加上当地猖獗的匪患。董振堂既要指挥部队剿匪，又要带领部队发动群众，帮助地方建立红色政权和筹粮筹款，因此工作十分繁忙。一天中午，刚开完会回来的他解下腰间的手枪，忽然想起已经很久没有照顾（擦）它啦，武器是军人的生命，董振堂抽出那支钟爱的勃朗宁，先取下弹夹，卸去枪机，然后再拆开，小心翼翼擦拭着各个部件……，然后是熟练地装枪，最后将弹夹推了进去，却不小心碰上了扳机，“砰！”的一声－－－－－－－枪走火了。枪声惊动了门口的哨兵，很快司令部也打来电话，董振堂平静的拿起电话，如实向值班参谋说道：“没事，是我擦枪走火了。”放下电话后，董振堂默默将背包打好，来到政委何长工的门前：“何政委！刚才我擦枪时走火了，我现在坐禁闭去。”
何长工一听忙从房间里跑了出来：“老董等等！你是总指挥呀，这里情况很复杂，没你怎么行，我看就不要执行了！”
“不行！枪支走火要坐禁闭，这是红军的纪律，谁也不能例外，我虽是总指挥，更要带头执行纪律。”董振堂说完扭头就要走。
话说的确实在理，何长工找不到什么好理由再劝下去，便索性说道：“好好好！如果你一定要去，那我也陪你去。”
董振堂回过头来，诚恳地说道：“政委，你替我想想好不好！我董振堂若不带头执行纪律，那以后还怎么去管理部队呀？你这样与我一同去了，部队又让谁管呐！”
何长工无可奈何，只好让他去了。
总指挥坐禁闭的消息很快传遍部队，广大指战员从中受到深刻的教育，以前一些纪律涣散的老兵，也开始自觉遵守革命纪律了。很快，红五军团成为一支纪律严明的红军劲旅。
4月16日，东征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进抵漳州城外，直逼“闽南王”张贞的老巢。17日，红十五军在军长黄中岳和政治委员左权带领下，向靖城发动攻击，守敌杨逢年旅见红军攻势凶猛，吓得弃城向漳州溃逃。十五军则紧紧咬住敌人，一顿穷追猛打,溃逃的敌人乱成一团，漫山遍野的乱逃，此刻用兵败如山倒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
张贞见大势己去，再坚守下去无异于坐以待毙，旋即下令炸毁漳州城内的弹药库，随后率残部向绍安方向逃窜。4月20日，红军进占漳州。漳州战役计俘敌1647人，缴获步枪2331枝，机关枪九挺，炮6门，子弹13万多发，炸弹242枚。此外，红军还第一次缴获了二架飞机，还有大量布匹、粮食和盐等。这些战利品，极大地缓解了当时中央根据地和红军财政、物资紧缺的困难。
十四、英雄之死
三、历史的遗憾——英雄之死
季振同、黄中岳是宁都起义的功臣。由他们掌握的原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是全军的主力，由于他们的改弦更张，促使了全军起义获得成功。在整个起义部队里有着任何人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起义成功后，苏区中央局鉴于他们的功绩和在部队中的影响力，任命季振同为红五军团总指挥，黄中岳为红十五军军长。起义后,这些踌躇满志的青年将领决心好好打几个胜仗,再立新功。随着整训工作的开始，季振同自知出身豪门，又是个旧式军人，与共产党强调的阶级成份大相径庭，特别是来了一批不知根底的政治委员，个个都是中革军委圈定的人物，再加上当时苏区过分的“左”倾主义思想，他不可能不存有戒心。因此，事无巨细统统推给肖劲光、刘伯坚等人，不敢放开手脚，生怕被抓住小辫子。经过肖劲光、刘伯坚等人的辛勤工作，才渐渐打消了他们的顾虑。1932年春，季、黄二人都被批准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们在起义部队进行整编、率部参加赣州战役，以及后来黄中岳率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入闽作战，都很积极，经受了红军生活的考验。
当然，作为曾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役多年的高级军官，在起义后一时难以完全适应红军的艰苦生活，对革命队伍中的一些制度持有一些不同看法，有时私下里发发牢骚、怨言，或偶尔邀集旧部、好友聚首聊天等等。总之，万事都得有个过程，这都是正常的，不值得大惊小怪。比如季振同在起义后因觉得军权旁落，心情郁闷，曾对属下说过自己是“空头司令”，但他对中革军委派来的肖劲光政委、刘伯坚主任是很尊重的，有什么想法都会与他们讲，在工作中也是积级配合的，为起义军顺利的整编是起了关键作用的。期间，由敌人指派的刘骥(季的老上级)潜入苏区企图联系他搞策反工作，也是他主动找到肖劲光汇报的，肖劲光曾问他有什么想法，季振同回答：“我绝对不会再回去了，当初我决定起义，就认定了要跟共产党走，现在我己是共产党员，这一百多斤就交给党了，如果见到刘骥，我就和他谈这些。”很快，中央回电同意让季振同见刘骥一面。
于是在于都县城，季振同如约与前来“劝谏”的老上司见了一面。在谈到实质上的问题时，季振同拒绝了他的“好意”。临别前，刘骥叹道：“异之老弟，你这样下去是会后悔的！”季振同笑了笑，没有搭理他。
回来后，季将两人会面的情况如实向肖劲光作了汇报，还把冯玉祥给他的亲笔信也一并交了上去。
事实证明，季对敌人的策反是不为所动的，是真心愿意干革命的。
赣州一役，红五军团首上战场，表现出了超强的战斗力，这本来是件好事，却引起了一些“左”倾领导人不应有的警惕。对这支绝对不是“根正苗红”且实力装备又远优于当时红一方面军的队伍，怎样才能做到放心呢？
于是，1932年3月12日，中革军委正式发布命令，混合编组红一方面军的三个军团，将红五军团的三个军一分为三：
第十五军编入红一军团
第十四军编入红三军团
第十三军与红一军团的第三军组成新的红五军团
以均衡红一方面军各军团的战斗力，新、老部队互相学习，互相带动，共同提高。当然，这样一编组，多少也让他们放下心来。
其实，这种将红五军团拆散混编的做法是错误的，至少是毫无道理的。这其中的道道，哪怕是傻瓜也能看出其无法言明的真实目的。季振同身为总指挥，立时陷入了被人分割的痛苦之中，尤其是一种不被人信任，且被人提防的感觉，令他时时感受到耻辱，陷入了进退两难的境地。这种做法也深深刺伤了五军团一部分起义将领的心，在那个年代里，积极响应主官的号召，起义参加红军是需要何等的气魄，但他们义无反顾地做到了。
苦思几天之后，季振同找到肖劲光，恳切地谈道：“你能不能向中央请示一下，我想离开五军团，去苏联学习。”接着又补充道：“这件事我己想了很久，我嘛，是大少爷出身，不懂军事，红军每天都要行军打仗，我既没有指挥能力，又吃不了那个苦，而且还戴着一顶‘旧军阀’的帽子,我看还是去苏联学习一下好，开开眼界，脱胎换骨地进行改造，对将来回国从事革命工作大有好处。”其实,季是一位很能打的前西北军高级将领，冯玉祥在自己的部队里组织将校训练团时，委季振同为副团长（冯玉祥自兼团长），他本人很少来，平时的工作都是由季主持。单就这一点，足以证明季的军事造诣非同一般。之所以说出这番话,季振同也是有难言之隐的，这其中不光有混编的原因。在当时的苏区,执行着过“左”的政策,“左”倾领导者们随便就能把一顶**、第三党，或改组派、社民党,托陈取消派等大帽子扣在某个人头上，只要带上这顶帽子，这个人基本上就要完蛋。著名的红七军军长，与邓小平、张云逸领导百色起义的红军高级将领－－－－－－－－－李明瑞，就在肃反中遭到枪杀，就连当时的毛泽东也处于被排挤、打击的行列。在这种环境下,季不能不有所考虑。
肖劲光明白他内心的矛盾,曾推心置腹地对他说：“你的这些想法我都理解。不过，我劝你还是留下来，在前进中总会有些挫折，可不能打退堂鼓哟。”
季振同摆摆手道：“这个你尽管放心，我不会再回蒋介石那里去，我己经带着部队起义了，做了红军的总指挥，还是中共党员了，回去肯定要杀头的，我不会去把头送给他们杀的。我也不会回冯玉祥那里去，我就是想去苏联学习军事和理论，以便将来更好的搞革命工作。”
该说的都说了，肖劲光遵重他的个人选择，发电报请示了中央，党中央很快回电同意了季振同赴苏学习的要求。对他提出给点黄金做经费的要求，中央也同意了。
季振同走的那天，肖劲光在军团部专门召开欢送会。到会的各军、师将领们神情肃穆，气氛十分压抑。
会后，季振同把望远镜送给了肖劲光，那匹他最钟爱的坐骑－－－－－青鬃马，则送给了朱总司令，枪也交了，警卫班也留了下来，他只带了一名警卫员上路。
走时，大家一道送出很远。他的警卫班长王秉璋（建国后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空军副司令员）依依不舍的一直跟在后面，季振同拍着他的肩膀说道：“回吧！好好干，可不能给咱起义军丢脸,我还会回来的！”大家目送着季振同一步一步消失在远方的山道中……。
黄中岳受季的影响,在漳州战役期间，思想上也有些波动,想离开部队，另谋去处，还曾私下说过：“我这次到前线去，干多少就多少，拖不动就算了．．．．．．”等之类的话。但没有任何“拖枪反水”的行为，作战中更没有表现其消极的一面。
可是，1932年5月5日，中央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长李克农经周恩来批准，突然在漳州将刚打完胜仗的十五军军长黄中岳、军参谋长肖世俊逮捕。当时黄中岳正在台上主持十五军连以上干部会议，荷枪实弹的保卫局人员闯了进来，李克农当着全场几百名干部的面，宣布逮捕军长黄中岳和军参谋长肖世俊。突如其来的事件，令时任十五军政治委员的左权感到莫名其妙。左权是31年底到十五军任职的，这半年多来，他与黄中岳配合的很好，从整编到赣州战役、漳州战役,他无不感到黄中岳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
他走上前去问道：“为什么要抓黄军长？”
李克农冷冷的回答：“奉上级命令！”
还能问什么，政治保卫局的上级是苏区最高的首脑机关－－－－－－－－－中央局呀。
大家眼睁睁看着他们的军长和参谋长被五花大绑地押走了。
#奇#几天以后，李克农等人又将正等待出国，请假在汀州视事的季振同逮捕，罪名是“反革命罪”。
#书#消息迅速传遍闽、赣苏区，人们纷纷议论开来：
#网#“季振同、黄中岳他们刚刚从国民党部队里起义出来,怎么又一下子成了反革命呢?”
“真没想到啊,幸亏发现得早!”
……
1932年8月3日，苏维埃临时最高法庭在瑞金叶坪，临时中央政府大厅里对“季、黄反革命案件”进行公审。最高法庭由何叔衡、梁柏台、刘伯承、陈寿昌、刘振山五人组成，何为主席。原告人李克农代表国家政治保卫局指控季、黄参加宁都暴动根本就是投机的，且随时隐藏着再做军阀梦，毁灭红五军团和宁暴光荣历史的反革命企图。此外，还罗列了一大堆捕风捉影，莫须有的罪状。同时遭逮捕被公审的还有：肖世俊（十五军参谋长），李聘卿（五军团经理处会计科长），高达夫（十五军经理处副处长），牛冠甫（十四军参谋长，红校总教官），张少宜（十五军副军长，红校总教官），刘佐华（冯玉祥与季振同的联络代表），蔡佩玉（红军学校俱乐部管理员）等7人。
下午进入审讯阶段,第一个被押上来的是“反革命主谋”季振同。
“季振同，你还有什么名字？”
“汉卿、恭之、异之、瑞祥、仆民、民仆、共之等等，大约有十几个吧！”
“你为什么有这么多的化名、别名？有什么真实目的？”
“这都是过去的事情，哪存在什么目的？”
“你是否心怀不满，阴谋反叛过去？”
“没有！我都离开部队，准备出国学习了，哪有什么拖枪的想法。”
“你与胡景陶密谋，与刘骥通信，又怎么解释？”
“我与胡的会晤是经中央批准的，与刘骥的信件大多是宁暴以前的，怎么能用到现在呢？后来的信我也全交给肖劲光政委看过了。”
……
第二个被押上来的是黄中岳。
“你们是否在九堡召开拖枪会议，阴谋反叛过去？”
“纯粹是无稽之谈！我们只不过是发发牢骚而已，我只说了些风凉话。”
“什么风凉话？”
“我说……，苏区有四多，演讲台多、标语多、口号多、没有顶的房子多。就这些，难道这也算是反革命吗？”
“你是拒不承认啦，那么你在漳州做便衣干什么？”
“那是下面的同志给我做的，也是军事上的需要。我要是想开小差或者拖队伍，还怕找不到一件便衣。”
……
八月四日，苏区最高法院完全同意原告机关的诉讼意见，抓住季、黄等一些还没有构成事实的问题，最后判决如下：
判决季振同、黄中岳、肖世俊、张少宜、牛冠甫、高达夫、李聘卿、刘佐华八人执行枪决，并处没收他们的一切财产。蔡佩玉监禁五年，此判决是最后的，无上诉权。
当这一判决送达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批准时，毛泽东和项英及时把住了关，没有同意。他们一致认为判决过重。1932年8月10日，由毛、项签署的中央委员会决议如下：……季、黄为此案主谋，但曾为宁暴领导人，应予减刑免死，二人死刑减为监禁十年。牛、高、张等三人非此案主谋,可改为监禁8年，其余刘佐华等4人仍按原判执行。
叛决后，季、黄等人一直被监禁在瑞金九堡、麻田等地。由一个连的正规红军担任看守任务，他们均被单独囚禁，伙食不错，可以看书，还可以和看守的战士说说话。日子虽过得漫长，可毕竟还有那么一丝希望。当然，他们更加期待着有朝一日，能够彻底平反，还自己一个清白。
意想不到的是，1934年10月红军主力长征前夕，为纯洁内部，甩掉“包袱”。中央政治保卫局草率地将己囚禁达两年之久的季、黄等人杀害于瑞金九堡的大山之中。
被害时，季振同年仅33岁，黄中岳30岁。
红军长征到延安后，毛泽东曾痛心地对肖劲光讲过：“把季、黄二人杀掉是不应该的，”建国后，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的一次高干会议上又一次谈到：“季、黄二人在宁都起义中是有功的，没有他们，全部起义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把他们处决是错误的！”
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批林整风时也曾沉痛地讲道：“五军团二位领导人季振同、黄中岳,在宁都起义中起了关键作用，肃反时外面有谣传，说这两个人不安心，想拖队伍走。李克农向我报告，我同意将他们逮捕，结果处死了。这件事，我是有责任的。”
1979年6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原宁都起义的参与者姬鹏飞、黄镇、李达、王幼平、袁血卒、苏进、孙毅等上书中央，要求为季、黄平反。不久，经中央书纪处批准，对季、黄给予了公正的评价，并恢复了他们的党籍，予以平反。英魂终于昭雪，只可惜这已是过去近半个世纪了，来的太晚了，因为烈士们的亲人遭受了那场空前的浩劫，他们背负叛徒家人之名遭惨酷迫害，季振同将军的女儿甚至被斗的精神失常，她的爱人在苦难中含冤自杀……。这所有的一切,九泉之下的烈士们能闭上冤屈的双眼吗?
值得一提的是，红军主力长征以后，苏区中央分局仍继续执行“左”的肃反政策。据时任赣南省登贤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钟家瑶亲历所言：原宁都起义过来的，分配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人，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下令将他们杀害了。
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历经数次混编,人员编的很散,可以说在当时的红一方面军、地方部队和苏区各机关到处都有。这种令人痛心的悲剧在当时究竟上演了多少，我们不得而知。这些人参与起义，起义后又为革命出生入死，换来的结局竟是“靠不住”，难道“靠不住”，就应该统统杀掉吗？这些人的冤死，又岂是一句“好人杀好人，一笔糊涂账！”能够说得清的。
他们死的凄惨，死的冤枉，死的不明不白，他们中的许多人连姓名都没有留下，他们都是革命烈士。
十五、惨烈的水口战役
四、惨烈的水口战役
漳州战役,福建本土军阀张贞遭受了重创，从此一蹶不振。广东军阀陈济棠眼见迅速壮大的红军会危及到自己，在蒋介石的煽动下，纠集了20个团的兵力，趁我主力红军外围作战，中央苏区空虚之际,向我赣西南地区节节推进。
七月二日，红三军团主力在大庾附近击溃粤军第一师四个团，溃敌退至大庾布防。四日至七日，三军团多次强攻未果，双方形成对峙。与此同时，粤军第十四师、十五师向大庾急进，第三、四、五师向南雄集中，企图南北夹击红军主力。
七月八日，红一方面军总部发出了《准备歼灭由南雄出犯之敌张枚新师的命令》，命令红五军团歼灭进抵南雄之张部，同时打援，相机夺取南雄城。
七月八日上午，由陈伯钧、朱良才指挥的十五军与粤敌张枚新第四师在水口附近遭遇，遂发生激战。当日下午，红五军团在董振堂、肖劲光的率领下,及时赶到黄坑附近,得知乌迳之敌已沿浈水南岸向西退却,遂改向水口方向截击。一路击溃敌两个团,敌退至水口布防。由于天色已晚，红五军团停止了进攻，双方沿河相对。九日,粤敌增援部队六个团由南雄悄悄进抵水口,加上原敌四个团,该处敌军的兵力已悄悄骤增至十个团。而红五军团没有察觉,仍将敌当成四个团来打。
晚上，董振堂与肖劲光、赵博生、刘伯坚等军团首长在指挥部内召开作战会议，三军和十三军团以上干部均到会参加。政委肖劲光首先作了战斗动员：“同志们！这是我红五军团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单独作战。我们要保持宁都起义的荣誉，向兄弟部队看齐，为了苏维埃的胜利，不惜一切牺牲，坚决消灭这股敌人……”。接着，董振堂对明天的战斗作了详细的部署：“今天我们成功地将敌人拦在了水口，红一军团正在行军途中，离此地还有两天的路程。我们要设法拖住这股敌人，不要让他们给跑了！估计敌我明天必有一搏，因此我命令十三军担任正面的防守，徐军长（徐彦刚）率三军在浈江南岸迂回，随时从侧翼打击敌人……”
第二天一早,敌人倚仗其猛烈的炮火,向我十三军前沿阵地扑过来,战斗进行地异常激烈。红军将士英勇拼杀,反复与敌人争夺每一处阵地。战场上硝烟弥漫,尸横遍野。敌人数次出动成团的兵力进攻未果后,便把矛头指向南岸的红三军。时划归五军团指挥的红三军不善防守，几个回合下来伤亡较大,尤其是该军八师的干部伤亡殆尽,部队一度失控。三军军长徐彦刚同政委、参谋长都上到前线与敌肉搏,情况岌岌可危。关键时刻,军团长董振堂亲率警卫连增援上来,只见他右手挥舞着大刀,左手持枪,枪打刀劈,硬是将已突入阵地的敌人打了回去。
战至中午,敌人毫无退迹。参谋长赵博生从十三军阵地匆匆赶回指挥所，对董振堂说道:“老董，看来水口敌人不止四个团呐!”董振堂将血迹斑斑的上衣往旁边一甩,边挽袖子边说:“我也这么看,先不管那么多,仗已打成这样了,谁退谁吃亏,先设法拖住这股敌人,待一、三军团赶到,给他们‘包饺子’!”这边正说着,外面警卫员就跑进来报告：敌人又进攻了!
董振堂抄起望远镜来到观察口,只见敌人漫山遍野沿浈江两岸又攻了上来。董振堂扭头对赵博生说道:“老赵,敌人很凶呀。”赵博生笑了笑:“你没听说？湘军虎,粤军狼啊!”董放下望远镜,咬咬牙说:“咱们这次要逮住这条恶狼，狠揍一顿,打得它永远也不敢再踏入苏区半步!”说完,董振堂抄起家伙就要出去,赵博生将手一拦道:“老董,上哪去?”董振堂望着老战友，急切的说道:“都什么时候了,老赵!三军那边伤亡很大,我必须去那边看看。”赵博生再次拦住了董振堂:“上午的事我已经知道了，你那样干是不对的,你是军团总指挥,现在你哪儿也别去,三军那边由我带队增援!”
董振堂摇摇头，恳求道:“你戴着眼镜目标大,你别再与我争了!”
赵博生从容地擦了擦他那副眼镜,对身边的警卫战士说道:“你们都听着，给我看好了总指挥,不许他再踏出指挥所半步!”说完即带着几个参谋匆匆赶向三军阵地去了。
董振堂紧接着要跟出去,几个警卫员便齐刷刷地拦在门口,也不跟他说话。董横眉一皱,刚要发怒,警卫排长马金福流着眼泪说:“总指挥,参谋长交待过,您一上阵地准在第一线,太危险了,今后不许您这么干下去啦!”董振堂气得无话可说,扭头回到桌边,一拳狠狠地砸在了桌上。
下午的战斗更加激烈,敌人如潮水般一波接一波,丝毫不给红五军团一点喘息的机会。赵博生在三军阵地上亲自指挥战斗,左臂中弹负伤，仍坚持不下火线。激战一直持续到晚上七点,粤敌才停止了进攻。董振堂急切的赶到前线,找到担架上的赵博生,两位老友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董振堂小心察看了赵的伤势,深情地说道:“老赵,好好养伤,战线已经稳定下来,陈毅同志已率独三、六师赶过来了!”
赵博生躺在担架上，无力的点点头说：“一点轻伤，流血很少，不足挂虑。”一同前来的刘伯坚主任也说道:“我们已向中革军委电告,要求火速增援,老赵,好好休息吧……”
等医护人员将参谋长送往后方,董振堂才稍稍缓了口气。
第二天拂晓,粤敌又开始了进攻,在独三、六师的配合下,董振堂沉着应战,指挥部队利用湞江两岸有利地形,给敌以一次次沉重打击。
第三天,毛泽东亲率红一军团和红十二军赶到水口,他来到五军团指挥所,召开作战会议。在听完肖劲光、董振堂的汇报后,又视察了敌、我两军的态势,决定由林彪率领红一军团增援南岸的红三军,红十二军增援湞江北岸的十三军,同时命令各部到达指定位置后,马上出击,不给敌以喘息的机会,坚决消灭敌人。
作战部署完毕，董振堂谨慎地向毛主席提出：“主席，我有点儿事想找您一下。”看到董振堂欲言又止的模样，毛泽东笑了：“董将军，有事尽管说哟！”
由于惦记着关押在瑞金的季振同、黄中岳等人，董振堂鼓起勇气恳切的说道：“季、黄二人起义参加红军以后，虽有些旧习气，发过点唠骚，但据我所知，他们并无背叛红军的行动。再说宁都起义他们都起到了重大作用，思想是积极的，作战也是勇敢的。我想，他们如确有背叛行为，我们当向全军宣布，予以讨伐，绝不姑息。若只是思想作风的问题，还望主席予以教导就是。他们对您都是信服的！”
这是一个十分严肃的话题，当时季、黄等人都关押在瑞金，还没有宣判。而毛泽东一直是随军行动，不知道后方的处理结果，再加上他本人也正遭受着排挤，也就不好向董振堂表态。略为考虑后，他对董振堂说：“我们会查清此事，正确处理的，你要相信组织。在此之前，我希望你与博生同志要多做工作，稳定原西北军同志的情绪。”
董振堂点点头说：“请主席放心，我们一定全力做好这个工作！”
送走毛主席后，董振堂与肖劲光会同十二军的领导，开始了紧张的战前部署。
第二天，在两路红军排山倒海的攻势下,粤敌支撑不住,开始向后溃退。红军乘胜前进，毛泽东也手握一支驳壳枪，加入了追击的队伍。毛泽东个子高大很显眼，肖劲光看到后,赶紧跑上前去阻止:“主席,您这样太冒险了!不能追了。”随后命令警卫员保护毛泽东立即撤往后方。
毛泽东摆摆手说:“溃退之敌,追追何妨!”说着又冲了上去。肖劲光急了,赶上前去用手一拦,严肃地说道:“毛泽东同志!请你尊重我的指挥权!”毛泽东一楞,复又笑道:“你这个肖劲光,好霸道!我也是红军指挥员,你指挥你的,管我作甚!”说完又跑起来。肖劲光无奈,只得率警卫人员紧紧跟在主席周围。
水口一役，共击溃了粤敌20个团，毙敌三千余人。据战后统计,仅阵地前被红五军团指战员用大刀砍死的敌人尸体,就有上千具之多。此役沉重打击了粤敌，打得粤敌从此以后再也不敢与红军为敌了，从而彻底稳定了中央苏区的南翼。但红军损失也十分惨重，仅红五军团十三军就伤亡团级干部七名、连排干部损失近半、战士一千余名，参谋长赵博生右臂挂彩。此外,划归红一军团指挥的十五军四十四师师长王鸿章同志,也在此次战役中牺牲。
王鸿章，陕西人,早年加入西北军,曾任二十六路军第二十七师参谋处处长。宁都起义时,他坚决响应赵博生、董振堂等人的号召，率领七十九旅集体参加起义。加入红军以后,他思想进步,不久即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率部先后参加了赣州、漳州战役，在水口战役中,他身先士卒，在率领队伍冲锋时,腹部中弹,英勇牺牲。干部伤亡如此严重，此战之惨烈可想而知,据时任红五军团政治部宣传干事的黄镇回忆：
英勇的红五军团与数倍与我的粤敌精兵20个团血战三天三夜。狭窄的一条浈水，血流成河，到处是尸体和受伤的战士，山谷里杀声震天，尘埃蔽日。
亲历这次战役的罗元发将军也回忆道：
当水口之敌向我军反攻时，师政治部主任刘型同志要我去前面随部队行动参加战斗。我一到前线，便随部队从侧翼向敌人发起了进攻。战士们都脱光了上衣，先是用枪打，子弹打光了，就扔手榴弹，然后举着大刀向敌人冲过去。这是一场真正的肉搏战，伴随着“嘿！嘿！”的喊杀声和刀枪的碰撞声，战士们越杀越勇。敌人被我们的大刀吓坏了，打了几个小时后，战场上留下了横七竖八几百具敌人的尸体。大小河沟里的水也被血染红了，敌人惊恐万状，纷纷逃命……。
时任红一军团政治委员的聂荣臻回忆说：“水口战役是著名的恶仗，双方伤亡之大，战场景象之惨烈，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所罕见。尸横遍野，对于这次战斗来说，并不是过甚其词。”
这以后，红五军团又与红一方面军的另两支主力军团（一、三军团）先后参加了乐、宜战役，建、黎、泰战役、金、资战役。五军团越战越勇，1932年12月14日，在表彰红五军团及纪念宁都起义一周年之际，以朱总司令、王稼祥、彭德怀的名义发出嘉奖宁都起义官兵的通令：
“宁都暴动是中国苏维埃革命中一个最伟大的暴动。它表示了在反帝国主义和土地革命的民族革命战争中，广大士兵群众的走向革命；表示了中国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在目前革命日益发展情势下的土崩瓦解。同时，增加了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到革命方面来，成为红五军团，这是革命史上的一个伟大的光荣的一页。因此，中央政府决定并通令各地举行纪念宁都暴动，并给予领导宁暴的领导人董振堂、赵博生两同志以全苏大会所制定的最高荣誉的红旗章，并给领导宁暴的各干部以革命书籍多种，给参加宁暴的五军团全体战士以其他的慰勉与奖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