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好！我很荣幸能加入你们这个英雄的集体！”
台下又响起了浪潮般的掌声，刘伯承扶了扶眼镜，朗声说道：“同志们，我们这次反‘围剿’不叫打仗，叫‘挡仗’，敌人也不叫打仗，叫‘滚仗’。敌人凭借优势兵力和现代化装备，像个大石磙子滚过来，我们还硬用人去挡，当然要吃亏喽！这样一来，我们就把主动权送给了敌人，使自己置于被挨打的被动境地。一年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广大的干部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有问题，需要改变。现在，我们将要跳到外线去作战。部队打了这么久，本来应该好好休整，但没有时间了，同志们回去后要抓紧动员一下，准备很快出发。”
热烈的掌声再次响起，这不仅仅是对这位原红军总参谋长的尊敬，更是因为他的一番讲话，生动而形象的比喻，说到广大干部的心里去了。但同时，刘伯承的一句“很快出发到外线作战”，也道出了红一方面军当时的极端困境，当时的几个主力军团均从阵地上撤了下来休整补充，准备进行长征，红五军团虽是长征的主力，却是唯一仍在战斗中的部队。
10月17日，五军团在董振堂的率领下，坚守兴国近半月，然后将阵地交给前来接防的独立三团。于18日夜晚，全军赶到于都的仓前、罗坳一带集结，仅停留了一天，在接收了兵员、物资等各项补充后，就匆匆赶到于都河边，准备渡河。
站在河岸边，董振堂内心感慨万千。他舍不得离开这块红土地，在这里，他由一位国民党将军蜕变为坚定的无产主义者，成为了红军的高级将领；为保卫这块红土地，他与他的战友们浴血奋战。而今，就要离开这片热土以及给予革命最大支持的苏区百姓，什么时候才能够打回来呢？……
已调赴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的刘伯坚匆匆赶来送行，董振堂迎上前去，两位亲密的战友紧紧拥抱在一起。面对几十万敌军的重重围困，留在苏区坚持斗争意味着什么，董振堂心里十分难受。
“刘主任，真想和你在一起，并肩战斗啊！”
刘伯坚深情地说道：“我何尝不想啊，组织上决定把我留下来，继续坚持斗争，我必须服从组织，这是党的原则啊！你这次率五军团作为后卫，肩上的担子也不轻！”
此刻，军情已十分紧急，敌人的炮击越来越近，身后的战士们都是奔跑着上了浮桥，时间不多了。
刘伯坚从容地说道：“老董，该上路啦！一路保重，将来革命胜利了，我们还会再见面的，祝你们前途顺利！”
还能说什么呢？千言万语，难诉衷肠，董振堂坚定地回答道：“刘主任，红军主力离开苏区后，斗争会更加残酷，你要多保重，我们很快就会打回来的。”
这时，许多根据地乡亲站在河边，唱起了《十送红军》的歌儿：一送红军下了山，秋风细雨缠绵绵，山里野猫声声叫，树树梧桐叶呀叶落完，红军啊！几时人马，再呀么再回山……。”乡亲们扶老携幼，站立在岸边，就这么反复地唱着，唱到人人落泪，唱到红军大队人马消失在对岸的崇山峻岭之中，还久久不忍离去。
主力红军走了，艰苦而悲壮的根据地三年游击战争就此开始。一九三五年三月，刘伯坚率部突围，准备向粤赣边游击根据地转移。在突围中遭敌重重包围，苦战一天一夜，军区司令员蔡会文和少共书纪陈丕显冲出重围，时任江西省委书纪的阮啸仙中弹牺牲，刘伯坚也身中数弹，他的警卫员谢有才拼全力背着他且战且走。在此生死存亡之际，刘伯坚忍痛推开警卫员喊道：“快跑！不要管我，多冲出去一个人，就多一份革命力量！”。就这样，刘伯坚为掩护其他同志突围，在江西信丰、会昌交界处不幸落入敌人的魔掌。
刘伯坚被俘后关押在大余，不仅受到敌人反复的刑讯和肉体折磨，还多次被押到城里游街示众，面对敌人的严刑拷打和精神折磨，刘伯坚大义凛然地回答：“怕死不革命，革命不怕死，要杀便杀，何必废话！”
敌人在他身上可谓绞尽脑汁，却得不到一丝结果。由于刘伯坚曾担任过国民军的政治部主任，协助冯玉祥参加国民革命，国民党军中许多要员都曾经是他的同事。因此，敌人无奈的劝说他，只要办理一个脱党手续，就可重获自由。刘伯坚拒绝了他们的“好意”，他说道：“我的共产主义信仰是不可动摇的，你们不要再费心机了！”
审讯的敌人带着叹息和钦佩之心再次问他：“你说共产党有办法，为什么弄得现在一败涂地？”刘的回答是：“胜败乃兵家常事。古人云，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只要革命火种不息，燎原之火必将漫天燃起！”
………..
在狱中，他回首自己革命的一生，为求工农的解放而奋斗不息。所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没有什么可遗撼的，于是写下一首千古绝唱——《带镣行》
被俘大庾县，过街气轩然。
牢中留此诗，百载正气传。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嘱目，我心无愧怍。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详。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首大义凛然的诗词，抒发了刘伯坚烈士在抛头颅洒热血的时刻，那种视死如归，豪迈的革命气概。
临刑前一刻，敌人还幻想着他能屈服，面对递上来的纸笔，刘伯坚从容挥笔，给与他一道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爱妻王淑振（已在闽西的一次战斗中牺牲）写下一封遗书：
你不要伤心，望你无论如何要为中国革命努力，不要脱离革命战线。更要用尽一切力量，教养虎、豹、熊三幼儿成人，继续我的光荣革命事业。我葬在大余梅关附近，十二时快到了，就要上杀场了，不能再写了，致以最后的革命敬礼！
1935年3月20日，刘伯坚在大余县被敌杀害。烈士牺牲十四年后，中国革命就取得了彻底胜利，应验了烈士临走前的遗言。
原宁都起义过来，奉命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斗争的同志不少，但结局都非常悲壮。如前文所述，在中央分局机关工作的十几个干部，项英认为他们“靠不住”，于1935年2月下旬，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被惨遭杀害。
袁血卒和郭如岳都被分在了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袁任师政治部代主任，郭任七十团参谋长。35年3月9日，袁血卒随项英、陈毅、贺昌率二十四师师部和七十团最后突围，在会昌天门嶂山区遭敌八十九师阻击。为掩护首长、战友们安全转移，袁血卒率领一个大队留下来打掩护，部队且战且走，大部分牺牲或被打散，袁仅带数人突出重围。
突围脱险后，袁赴上海寻找党组织，不幸被捕，凭着多年的敌后斗争经验，敌人找不出他的一丝嫌疑，在查无证据的情况下，只好将他释放。出狱后袁血卒化名吴银，到国民党第五十七师当兵，继续从事党的地下工作。1936年8月，袁又以政治嫌犯被捕入狱，直到1937年11月，随着“释放全国政治犯”的大潮，袁才被释放出狱。出狱后，袁与难友一路讨饭，经浙江、安徽、河南、陕西数省，历经磨难找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年底到达延安。此后，他经受了长期的政治审查，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才拨乱反正，得到平反。
郭如岳的遭遇也不尽相同，他原先是西北军董振堂旅的作战参谋，起义后曾担任过红十三军三十七师师长、红七军团参谋长，由一名连级干部迅速成长为我军的高级指挥员。可后来，似乎是老天的故意捉弄，具有很强军事指挥才能的他竟被留在了苏区，而且直到红二十四师准备突围前，才被临时任命为第七十团的参谋长。后随部队突围，在天门嶂山区与敌激战，郭被打散，独自一人在茂密的茅草丛中藏了七天。七天后，饿得浑身乏力的他还是被敌人搜了出来。敌军官审问他时，他自称叫郭守康，是士兵。见问不出什么名堂，敌军官走了，这样本该是可以混过去的，没想到上天再次捉弄他一回。一个小孩在门口看了他一眼后，迅速走开。不多久，敌军官又笑嘻嘻的走进来，对他说：“你不是士兵，你是团参谋长，那个小孩认识你！”
郭如岳无奈的摇摇头，只好承认。三个月后，他被敌人押送至南昌，被国民党当局判刑十五年。抗日战争爆发后获释，流落上海等地，与党失去了联系，靠乞讨、打工谋生。直至上海解放，郭如岳怀着无比激动的心情找到昔日的老首长－－－－－－－－时任上海市市长的陈毅同志，后由陈毅介绍，在解放军第三野战军九兵团教导团任教育参谋，1953年转业回甘肃老家，1978年任甘南藏族自治县政协委员。
留守的主力红二十四师里面，还有一位副团长，也是宁都起义过来的干部，名叫曹树良，曾在董振堂的七十三旅担任过营长。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军事上很有一套。由他率领的湘南游击队转战于丛山峻岭中，一直坚持到国、共第二次合作。他的部队后来编入新四军，走上了抗日战场，而他却永远长眠在他战斗过的地方，顺便提一下，曹树良同志也是被错杀的。
事情还得从1937年8月说起，当时中共中央通电全国，号召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呼吁国、共两党一致抗日，实行第二次合作。不久，国、共两党达成协议，蒋介石同意将南方八省十三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项英与陈毅开始积极联络各路红军游击队下山集中。由于湘赣苏区的游击队与他们失去联系很久，必须上山去寻找他们。可派谁去传达党中央的指示呢？二人一合计，决定让湘南游击支队的政委去完成这个任务。这个支队的支队长就是曹树良同志，当时考虑到政委负伤刚愈，曹树良便带了一名警卫员亲自前往……
二人历经千辛，终于在莲花的九陇山里找到了由谭余保同志领导的游击队，可是竟被对方误认为是叛徒，惨遭杀害。英雄为革命出生入死，没有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却悲惨地死在了自己人手里。曹树良同志被错杀，是过了很久才得以证实的，而且不知道什么原因，直到1982年才被追认为革命烈士，这中间竟整整相隔了四十五年。
陈义厚起义后曾任红五军团卫生部卫生学校校长，为培养红军卫生医务人材作出了巨大贡献，后任中央军区卫生部副部长，奉命留在苏区坚持斗争。1935年春，敌军向中央苏区大举进攻，他亲自带队组织战地伤员的救护工作，在转移途中遭敌机轰炸，不幸中弹牺牲。
罗忠毅起义后不久加入中国共产党，他作战勇敢，屡立战功。从士兵一级不漏地成长为红军的师参谋长，有着丰富的作战经验与超强的指挥才能。后调福建军区，任军分区司令员，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他率部坚持着闽西的三年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所部编入新四军，任新四军第六师参谋长兼第十六旅旅长，在发展和坚持苏南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艰苦奋战，功勋卓著。1941年11月28日，日军南浦旅团三千余人趁漫天大雾，突然袭击苏南塘马，为了掩护正在塘马村开会的党政机关安全突围，罗忠毅与十六旅政委廖海涛率旅直四百余人与日寇展开了殊死拼杀，壮烈牺牲，时年仅31岁，是新四军对日作战中牺牲的职务最高的领导人。
卢寿椿曾任二十六路军七十四旅一营营长，宁都起义后不久入党，曾任红五军团第十五军四十三师师长。后调军委红军大学，任训练部副部长兼上级干部大队大队长。1934年10月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奉命留在江西根据地坚持斗争，35年春在赣南的一次战斗中牺牲。
王蕴瑞的遭遇很曲折，宁都起义前，他就加入了二十六路军的地下党组织。起义后，王蕴瑞历任红五军团十四军司令部作战参谋，建、黎、泰警备司令部参谋，同年10月任红七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1934年7月，中共中央命令红七军团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进军，执行牵制任务。同年11月，红七军团与红十军合编为红十军团，王蕴瑞升任第三师师长。北上途中部队在怀玉山遭敌重围，激战多日，后随粟裕成功突围，任红军挺进师参谋长，转战于浙西南，开辟游击根据地。1935年9月任浙西南军分区司令员。1935年9月，国民党军向浙西南根据地进剿，粟裕率主力跳出敌人的包围，王蕴瑞则率少数部队留在根据地牵制敌人，在一次战斗中，部队被打散，他只身突围辗转回到了河北老家，与党失去了联系。抗日战争爆发后，王蕴瑞找到八路军东进纵队，说明了身份，重又回到党的怀抱。后历任八路军一二九师东进纵队司令部二科科长，冀南军区参谋处处长，第二军分区司令员等职。解放战争时期，历任中原野战军二纵参谋长，二野三兵团参谋长。全国解放后，历任川东军区参谋长，中国人民志愿军三兵团参谋长，志愿军副参谋长，参谋长，南京军区参谋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院办主任等职，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1989年3月20日在北京因病逝世。
红五军团还有一位传奇人物，名叫周骏鸣，宁都起义时，他在二十五师任少校营长，率全营积极响应起义，部队改编后留在红五军团任团长。1932年1月，周骏鸣经朱德总司令亲自批准，回河南确山的老家开展革命活动，先后在石滚河领导了两次农民暴动。被国民党河南军政当局通缉。1933年7月，周骏鸣加入中国共产党，领导着汝确边区艰苦的武装斗争。1934年11月，任中共河南省委军委书记，1935年因叛徒出卖被捕，后经党组织营救出狱，1936年1月鄂豫边区红军游击队诞生，周骏鸣任游击队长，队伍一度壮大到数百人。1937年4月赴延安参加党代表会议，后留延安学习。同年7月，周骏鸣再次被党组织派往确山，任中共豫南特委军事部长兼豫南人民抗日独立团团长。后任新四军五支队副司令员，第二师参谋长，1943年春入延安中央党校学习。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淮南军区司令员，华中军区参谋长，华东军区副参谋长兼后勤司令部司令员等职。全国解放后，历任国务院水利部副部长，林业部副部长，黑龙江省农牧厅副厅长，河南省政协副主席等职。
十九、血战湘江
一、血战湘江
1934年10月10日，红一方面军主力开始突围，进行战略大转移（即长征）。参加此次突围的红军主力有：红一、三、五、八、九五个军团，以及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共8万6千余人。时五军团的编制如下：
军团长董振堂，政治委员李卓然，参谋长刘伯承，政治部主任曾日山，中央代表陈云。全军团下辖13师和34师。13师师长陈伯钧，政治委员李雪山，参谋长孟焕章。下辖第37团、38团、39团。34师师长陈树湘，政治委员程翠林，参谋长王光道。下辖第100团、101团和102团，全军团共1.2168万人，担任整个长征队伍的后卫。
10月18日，五军团从于都出发，踏上了漫漫征途。作为全军的总后卫，五军团的掩护任务是极其艰巨的。在突破敌人前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由于敌多采取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的作战方针。五军团经常要面对数倍于己的追兵，打退敌人，摆脱纠缠，还得追赶主力。这其中尤以延寿阻击战最为典型。
当时中央纵队刚刚通过第二道封锁线向西前进，尾追的湘军和粤军从后面猛扑过来，企图吃掉我军后勤的辎重部队。五军团只有两个师，而敌人是从两个方向打过来。情况紧急，董振堂与刘伯承简短商议，决定由刘伯承率十三师在百丈岭一带构筑工事，阻击湘军；董振堂亲率三十四师在南面的延寿阻击粤军。
由于地形险要复杂，红军后勤部队的大批骡马、辎重拥阻于延寿以西的山涧小道上，行动十分迟缓，大批的敌人追踪而至，五军团两个师不得不在两地摆开战场，拼死阻击敌人，以求得宝贵的时间掩护后勤部队安全脱离危险。粤敌表现的尤为积极，向延寿江边的红三十四师简家桥、寿水一线阵地发起猛烈的进攻，双方为每一处阵地、每一处制高点展开了你死我活的争夺，战斗进行得异常惨烈。打到下午时，江边的制高点青石寨被敌人占据，如此重要的制高点被敌人控制，将会对整个防线产生动摇。董振堂了解情况后，决心不惜一切代价夺回。他亲自组织突击队，端着冲锋枪冲在最前头，硬是杀开一条血路，将敌人赶了出去，重新夺回青石寨，稳定了整个防线。
第二天拂晓，敌人的炮击就开始了。霎时间，阻击阵地淹没在猛烈的炮火之中，活像一具饱经摧残的躯体，在酷刑下弯曲、抽搐。浓烈的炸药气味，火星飞溅的灼热气浪和卷起的烟尘混在一起，形成了遮天蔽日的壮观场景。
敌人冲上来，很快被红军打下去，又冲上来，再被打回去。掩体、战壕等得而复失，失而复得。无休止的拉锯战、喊杀震天的白刃格斗，空前惨烈。
敌人犹如输红眼的赌徒，不惜血本组成敢死队、军官队，倾全力与红军做生死一搏。坚守阵地的红三十四师也打红了眼，他们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和顽强的革命斗志，给敌以大量杀伤，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进攻。
血战一直持续了三天三夜，11月13日黄昏，后勤部队终于脱离险境，五军团阻击任务已胜利完成，董振堂命令全军迅速撤离战场，于第二天在宜章追赶上了大部队。
接着，中央红军又成功突破敌第三道封锁线。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按照他以前制定的计划，是把中央红军围歼于中央根据地之内。而现在，红军不仅跳出他精心布置的口袋，而且正一步步向着红二、六军团靠拢。蒋介石岂能坐视放虎归山。在判断出中央红军的西进战略意图后，立即任命湘军将领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16个师77个团，同时，命令蒋军5个师控制灌阳、兴安、全州至黄沙河一线，陈济棠部4个师在粤湘桂边，黔军一部至湘黔边堵截。企图利用湘江天险，构筑起第四道封锁线，将红军歼灭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即所谓的“湘江战役”计划。
面对这种严峻的形势，毛泽东及时地向博古、李德等人建议，应乘各路敌军正在调动之际，尚未形成包围时，组织力量进行反击，杀一个回马枪，寻歼国民党军一部，以扭转战局，变被动为主动。时任红三军团军团长的彭德怀也致信中革军委：以红三军团迅速向湘潭、宁乡、益阳挺进，威胁长沙，在机动中抓住战机消灭国民党军一部，迫使敌军改变部署。同时中央率领其他兵团，进占淑铺、辰溪、沅陵一带，迅速发动群众，创建根据地，粉碎国民党的进攻。
对于这些正确的建议，博古、李德的态度是一口拒绝。仍顽固坚持他们既定的错误方针，硬往蒋介石布置了40万兵力的陷阱里钻。
11月27日，担负先头部队的红1军团2师、4师在广西的兴安、全州间突破了敌第4道封锁线，并渡过湘江，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的渡河点。此时，若全军轻装上阵，把行军速度提升至20～30公里，就能抢在敌人之前顺利渡过湘江。但是在“左”倾领导者的大搬家式的行动中，红军的行军长径达到近一百公里，而且由于携有大量的笨重营具和机器。部队行动十分缓慢，一天只能走10～15公里。一向机动灵活的红军各主力部队此时只能成为中央机关的掩护队，而各路敌军蜂拥而来，湘江边一场血战已不可避免了。
根据中革军委和中共中央、红军总政治部的命令，红五军团十三师掩护军委一纵队经雷口关、文市以南前进；三十四师掩护军委二纵队经小坪、邓家源向灌阳山道前进，相机占领该地，尔后向兴安前进。
五军团做为全军的总后卫，在连续突破敌三道封锁线的战斗中，不仅很好的完成了全军的掩护任务，而且基本没有受到大的损失，但这次过湘江不同，军团长董振堂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面对国民党十几万的追兵，他清楚的知道，他必须带领他的部队支撑住这个危局，因为他的身后就是中央首脑机关，如果他顶不住了，那么整个红军将会陷入绝境，党的革命事业也将受到不可估量的重大损失。
想到这里，董振堂紧皱着眉头，焦虑地徘徊在地图前。参谋长刘伯承这时也来到军团部。夜，出奇的静。刘伯承轻声说道：“老董，你都几夜没合眼，该歇歇了。”董振堂摇摇头：“你不也和我一样吗？”
他们之间有着太多的类似经历，以及相同之处，比如都不吸烟，都不喝酒，性格也一样，都喜欢实事求是的看问题，二人也都曾在旧军队中干过多年，又都是红军中的一代名将。刘伯承倒了杯开水，若有所思地讲道：“也许，我们都在考虑同一个问题哟。”
“哦！”董振堂回过头来十分诧异。刘伯承望着地图，长叹一声讲道：“如果用速度换取一些时间，我们的压力也许会小一些。”董振堂眉头一展：“真不愧响誉全军的刘总啊！你看，中央两个纵队的速度如此之慢，而敌人不断从四面八方压过来，我们回旋的余地会越来越小，一场硬仗不可避免，到底会打成怎样，我心里没底呀！”
刘伯承坐下来，严峻地说到：“眼下部队连续作战多日，已极度疲劳，战士们再能打，也总有个极限，真要到那个时候，是很危险的。我看，必须建议中央丢掉坛坛罐罐，轻装上阵，才能彻底摆脱这个局面！”
董振堂坚定地点了点头……
11月28日，湘江战役全面打响。五军团十三师37团在文市东南的钩脑坳与追敌二十三师展开了激战。战斗从第一天起就异常激烈，敌人一批又一批发起集团冲锋，37团则依托大路两边的小山头顽强抗击，多次粉碎了敌人的进攻。
第二天清晨，雾气还未散尽，团政委谢良举着望远镜趴在战壕里观察敌情，敌人后续部队正源源不断开过来，黑压压一大片，聚集在远处的树丛后，准备新一轮的进攻。这时，团长王彦秉靠了过来：“老谢，敌人不少哇，看样子想一口吃了咱们。”谢良放下望远镜，轻蔑一笑道：“做他的白日梦！”
两人正说着，敌人己开始行动了，只见一排一排的敌人猫着腰，在后面军官的督促下向阵地扑来。王彦秉用枪顶了顶头上的帽子，大声向身边的战士们喊到：“不要着急，把敌人放近了打，听我的命令！”谢良也高声呼道：“同志们！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捍卫苏维埃新中国！我们是不可战胜的！”战士们也跟着喊了起来。高亢激昂的口号声响彻阵地上空，极大鼓舞了战士们的斗志。敌人己进入一百米以内了，王团长咬咬牙，大喝一声：“打！”机枪、步枪、手枪、手榴弹一齐向敌人开火。敌人被猛烈的火力打懵了，前几排士兵纷纷中弹倒地，后面的则仓惶溃逃，整个进攻队形全乱了。谢良猛的跃出战壕，手枪一挥道：“同志们，冲啊！”战士们纷纷跃出战壕，向逃敌追去，直把敌人赶到一千多米以外的地方，然后才回到阵前搜集敌尸体上的弹药，静候敌下一次的进攻。
没过多久，敌人的飞机过来了，对着我军前沿阵地一顿猛烈轰炸。硝烟还未散尽，王团长就从掩体里冲了出来，此时守在前沿阵地的几个观察哨大都牺牲了，而敌人正向这边蜂拥而来。王团长挥舞着手枪大声喊道：“同志们，敌人上来啦，快进入阵地！”。战士们在团长的召唤下，很快进入战壕。谢良找来团里几个神枪手，手指敌人说道：“瞧见没有，那几个端着轻机枪在后面督战的军官，给我敲掉他！”
随着几声零星的枪响，敌督战军官纷纷倒地。渐渐地，敌人离我主阵地只有一百米左右了，嚣张的敌人见我军还没有反应，以为没有弹药了，便大胆的直起身子，嚎叫着扑上来。随着王团长一声令下，三十七团惯用的“三板斧”发威了。首先是一顿手榴弹如蝗虫般飞了过去，在此起彼伏的爆炸声中，机、步枪开始了猛烈的吼叫。这两板斧过去，进攻的敌人顿时躺倒一大片，没死的则顺着山坡往下逃，与后面的敌人撞在了一起。趁敌慌乱之中，第三斧又来了，那就是五军团赫赫有名的大刀片。战士们手持大刀跃出战壕，如切菜瓜似的杀的敌人鬼哭狼嚎。敌人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只恨爹娘少长了两条腿，没了命的直往山下逃去。短短十几分钟，三十七团就瓦解了敌人又一次进攻。
残酷地阻击战打到下午，敌人始终没有越过钩脑坳一步。三十七团全体指战员就像一颗钢钉一样，牢牢地钉在这里，顽强抗击着数十倍于我的敌人，用鲜血和生命为中央纵队及兄弟部队安全渡江换取时间。就在这时，十三师政治部组织科长袁子钦匆匆赶到阵地，带来军团首长的命令：三十七团己完成阻击任务，立即撤出战斗，争取在12月1日拂晓前到达界首并渡过湘江。
王团长和谢政委急忙打开地图查看行军路线，顿感问题十分严重。因为从这里到湘江，整整160华里，而时间只有18个小时，部队打了一天还没吃上饭，大家随身携带的干粮也所剩无几。况且行军路上还有敌人飞机、大炮、以及穿插进来的小股敌军搔扰等等。问题有一大堆，怎么办？袁子钦喘着粗气说道：“没时间了，立即出发！向西走，如果被敌人截断，能冲就冲，不能冲就绕道过去，反正是向西，太阳往那儿落，你们就往那儿走。争取把所有部队带过去，即使被敌人冲垮了，也要大家发挥独立自主的精神，往西去找部队！”
三人简短交换了一下意见，决定三营留两个连继续阻击敌人，坚持到天黑再走，其余部队立即出发。
已近黄昏了，十三师师长陈伯钧正在文市东南焦急地等待他的三十七团，这员虎将在当时的红军部队里素有“铁屁股”之称（带部队殿后打阻击）。但现在，这“铁屁股”坐不住了。恰在此时，几架敌机俯冲过来|Qī-shu-ωang|，急行军中的战士们只好散开、隐蔽。陈伯钧在一旁气得直嚷嚷：“这怎么行！这样下去，三天到不了湘江！”讲完即命令警卫排在公路两旁架起机枪打敌机。好在不久谢良他们赶上来了，陈伯钧如负释重，他指着左、右前方对谢良说道：“要加快速度，明天拂晓前一定要赶到湘江！你们听，那是什么声音？兄弟部队正在那里激烈战斗着，正全力顶住企图合围上来的敌人！一分一秒都是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
陈师长话音刚落，谢良就喘着粗气回答道：“请师长放心！我们保证明天拂晓赶过湘江。”陈伯钧望了望满头大汗的谢良：“你可向我保证了啊！我在江边等你们！”说完即跨上战马向前疾驰而去。
第二天拂晓，三十七团马不停蹄地赶到湘江，两边的枪炮声越来越激烈，没有时间了，战士们跳进冰凉刺骨的江水，徒步渡过湘江。此时，五军团参谋长刘伯承正站在山坡上，望着江边、江里到处是在敌人飞机轰炸、扫射下牺牲的红军遗体、丢失的枪枝、器械等，皱着眉头叹道：“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二十、师长之死
二、师长之死
湘江战役渐入高潮，此刻，林彪率红一军团在湘江西岸脚山铺一线与湘军四个师酣战，彭德怀率三军团两个师在南线的新竽、椒江和光华铺一线，抵抗着桂军三个师的攻击。十三师完成掩护任务后，在紧急关头渡过了湘江，五军团另一个师———三十四师就没有那么幸运了。
11月29日，三十四师还在道县以南葫芦岩阵地阻击敌人。接军团部的命令，要师首长火速赶到军团指挥部蒋家岭，受领新的战斗任务。师长陈树湘同政委程翠林赶到军团指。这时，军团首长们正焦急地等着他们俩。参谋长刘伯承把他们带到摆好的地图前，严峻地说道：“目前敌人的企图是前堵后追，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形式对我们十分不利。”说完，刘伯承抬头看了他们一眼，接着又手指地图说道：“你们三十四师目前的任务是，坚决阻击尾追之敌和侧击的桂军，掩护兄弟部队过江。你们将成为我军最后的一道屏障。”
陈树湘、程翠林二人异口同声回答到：“请首长放心，我们坚决完成任务！”董振堂十分了解这两员爱将，他说话一向简明、扼要：“现在蒋介石四十万大军向我步步紧逼，情况很严重。朱总司令命令我们全力阻击敌人，掩护党中央和主力红军顺利过江，你们的任务很艰巨！我期待你们完成任务后迅速归队。当然，我们也要做好最坏的打算，你们记住，万一被敌人截断，无法过江时，就设法返回湘南发展游击战争。”董振堂说完眼眶一热，紧紧握住陈树湘、程翠林的手再次说道：“三十四师是一支有着光荣传统的部队，朱总司令、周总政委要我转告你们，军委相信你们一定能够完成这一伟大而艰巨的任务！”
回到师指挥所，陈树湘立即将三个团长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简短的作战会议，程政委首先将掩护任务作了传达。随后，陈树湘命令一00团团长韩伟率部即刻出发，去接替灌阳方向红三军团六师的阵地。由他率一0一团加师部走中路，政委程翠林带一0二团跟进，全师在文市、水车一带建立阵地，全力阻击追击的国民党军。
会开完了，大家分头回到各部去作战斗动员，师长、政委二人静静地坐在桌边，久久无语。程翠林点上两支烟，给陈树湘递过去一支，陈树湘接过香烟，狠狠地吸了一口，稍许沉默后说道：“老程，咱们都是秋收起义过来的人，跟着毛主席，咱们从井冈山打到赣南、闽西，打了多少胜仗，创建出这块根据地。可五次反‘围剿’以来，咱们基本就没打过什么像样的仗！”
此时两个人心情都很沉重，陈树湘接着又说道：“到头来，丢了根据地不说，队伍越打越少，越打越疲，吃不好睡不好，我们是拿着棍子打狗，边打边走，被追敌这么撵着天天有战斗，再这么磨磨蹭蹭地走下去……”
程翠林是政委，出于组织原则，他没有过多的牢骚，反而开导起陈树湘：“部队虽然有些损失，下面也有些怀疑、不满和牢骚，但我们是党领导的部队，我们师还荣获过钢铁之师的称号。为了革命事业，我们的生命都可以随时为之付出……。我想，境况总会好起来的，现在重要的是这次阻击战，必须全力以赴保证党中央、主力部队安全渡过湘江……。”
陈树湘点点头，再没说什么。
12月1日清晨，大雾还未散去，红军战士们趴在满地白霜的阵地上，一场恶仗即将来临。围追红军的国民党中央军周浑元部从北边扑过来，李云杰部从东面压了过来，桂敌夏威部四个师从南面徐徐推进，红三十四师三面受敌。此刻，红军阵地前显得出奇的静，而敌人则恰恰相反，战马的嘶鸣声、奔跑中的喘息声、武器相互碰撞的叮当声，敌督战军官的叫嚣声，混在一起显得那么嘈杂。
陈树湘靠在坑道边，不紧不慢从兜里摸出小半截烟屁股，点燃后美美的吸上两口，稳稳的等待着，他要等到敌人完全进入火力范围，然后狠狠地揍他一顿。近了，又近了，可以出击了，陈树湘将烟屁股狠狠一丢，大喊一声：“打！给我狠狠地打！”
顿时，剧烈的枪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伴随着冲锋号声，刺刀的拼杀声，搅成一团。在红军猛烈火力的打击下，敌人很快溃退下去。但是，敌人兵力浑厚，装备精良，步兵攻击受挫后，马上组织炮火急袭红军阵地，并且调来数架飞机，轮番轰炸和扫射，战场上硝烟弥漫。
陈树湘与政委程翠林一直拼杀在第一线，沉着的指挥部队打退敌一次次疯狂的进攻。战斗一直持续到傍晚，敌人才停止了进攻。陈树湘捂着几乎被炮火震聋的双耳，摇摇晃晃的回到师指挥所。此时，他内心十分清楚，这才只是第一天，只要见不到军团首长的撤退命令，他就得在此地坚守下去，哪怕是全师拼光，也要死死拖住这些敌人，为主力红军安全渡江赢得时间。
没过多久，政委程翠林也进来了，被弹片撕碎了的衣服，加上被硝烟熏黑的脸庞，和陈树湘差不了多少。相视一笑，两人的手紧紧握在了一起，默默地相互勉励着。
第二天，国民党中央军向江东这支最后的阻击部队又发起疯狂进攻，担任总掩护任务的三十四师全体指战员，坚决响应党中央、中革军委和红军总政治部的号召，发扬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同国民党军展开激烈拼杀，用刺刀、手榴弹打垮敌人整连、整营的一次又一次冲击，战士们的士气可谓惊天地而泣鬼神。
红三十四师在完成掩护任务后，己经被敌军阻隔于湘江东岸，西去的道路被敌军切断，部队处于国民党军的层层包围之中，形势极为严峻。
十二月二日下午三时，暂时摆脱敌人的三十四师接到军委电报，要三十四师由板桥铺向白露源前进，以后则由界首之南适当地域过江。于是34师立即进入到人烟稀少的崇山峻岭之中，艰难的向湘江继续挺进。同时，侧翼的桂军也发现了这支进山的红军大部队，立即调集四个团及地方民团追了上来，双方在山中又进行了激烈的交战。师长陈树湘沉着地指挥部队且战且退，于当日夜晚到达箭杆菁，准备经凤凰嘴涉水渡江。此时，部队尚有三千余人。
凌晨三点，总参三局的无线电收发报机终于搜索到三十四师的电台信号，当王铮激动地将译电递到朱德手里的时候，身经百战的总司令阅后竟激动的黯然泪下：“了不起呀！陈树湘他们还在！三十四师还在！他们仍在战斗！”
朱德立即与周恩来等人商议，给三十四师发出了一份敌情通报：
“桂敌一部由光华铺占界首，夏威一师追我八军团至凤凰嘴，拟二日撤兴安，另以一个师驻龙胜。全敌（全州地域的敌人）以十六、十九二师追我至大帽岭、咸水吁以西之南宅。其余陶、周、李各敌均有开新宁、武冈、城步、绥宁消息。我军令三日有一部扼守路江吁，一部已到江华。有鉴于此，三十四师如于今三日经大塘从凤凰嘴渡江，有可能归还主力。如时间上不可能，应依你们自己决心，改向兴安以南前进。但你们需注意，桂敌正向西移，兴安以南西进路较少，桂林河不能徒涉。你们必须准备在不能与主力汇合时，要有一时期发展游击战争的决心和部署。”
朱德在电讯中还要求三十四师详细汇报一下近况，但电讯很快中断。凭直觉，朱德判断这一定是遭遇到了严重敌情，陈树湘他们正在作紧急转移。因此，大家的心很快又沉了下去。
此刻，红三十四师在两名瑶族群众的引导下，行进至全州内建乡，突遭桂军夏威部两个师的伏击，由于该师已连续奋战，加上弹药不足，指战员极度疲劳等，一时陷入极端的困境，部队伤亡惨重，一○二团团长吕宫印、团政委蔡中相继牺牲。
中午，敌人的又一次进攻刚被打退，师政委程翠林在电台旁被炮弹击中，壮烈牺牲。师长陈树湘靠在一个简易工事里，添了添干裂的嘴唇，缓缓解开棉袄的钮扣。此刻，他的心情难以言状，苦涩、悲壮、麻木都有。但有一点他十分清楚：必须拼尽全力突出重围，渡江争取追上主力部队，完成首长交给他的任务。想到这里，他艰难地站起来，叫来参谋长王光道，命令收拢队伍，准备突围。战士们此刻己精疲力竭，这些天连续作战太疲劳了，陈树湘看着这些昔日生龙活虎的战士们，心里不免一阵酸楚，他用那干哑的嗓音，饱含着热泪喊道：“同志们，振作起来啊！咱们是34师，咱们是打不垮的钢铁之师！咱们再冲一冲，幸许能突出重围呀！”听到师长的召唤，战士们纷纷站了起来，步履蹒跚地来到师长面前：“师长下命令吧！我们跟你走。”
陈树湘挥动右手的马刀，庄严地向全师宣布了两个决定：“同志们！我们已经胜利完成了上级交赋的任务。但是眼前，我们要突出去，突出去就是胜利。现在我宣布：一：将所有文件烧掉，寻找敌薄弱环节突围，争取在湘南开展游击战争；二：万一突围不成，誓为苏维埃共和国流尽最后一滴血！”
就这样，三十四师在师长的带领下，再一次突出了敌人的包围圈。12月4日夜晚，部队撤到了观音山里的一个小村庄，疲惫不堪的战士们一见到村庄，竟条件反射似的双腿一软，再也走不动了，陈树湘决定让部队在这里暂时休整一下。
夜深了，战士们的鼾声此起彼伏。100团团长韩伟悄悄起身，尽管已安排了岗哨，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他来到村庄边，路过一片茂密的树林，听到了几声鸟鸣，机警的他立刻隐蔽起来。不久，树林里传来一片广西口音的对话声。三十四师里没有一个广西人，肯定是敌人!怎么办？来不及了！敌人越来越近，韩伟果断举起手枪向敌人射击。枪声惊醒了酣睡中的红军战士，但同时也惊动了敌人，闻讯赶来的战士们在村口与敌人对峙起来。
天快亮了，陈树湘心急如焚，必须赶紧摆脱这股敌人，否则又将陷入包围。想到这里，陈树湘一改往日凡事都与韩伟商量的口气，命令韩伟率100团、102团突围，自己带领101团留下打掩护。韩伟理解师长的良苦用心，师长是在把生的希望留给了自己。
韩伟是三十四师的老团长，早在1933年时，他就在100团任团长，那时陈树湘也在101团担任团长，二人亲密无间。在此关键时刻，韩伟拒绝了陈树湘的命令，陈树湘拗不过他，只得同参谋长王光道率部先行突围。
韩伟率一00团坚守在村里，天快亮了，敌人即将要进攻了，此时全团兵力已不足一营，韩伟估计师长带领部队已经走远，便和二营营长侯德奎将战士们集中起来，编成三个连也开始突围。部队且战且走，打到猫儿园时，再次被敌人团团困住。100团将士们将仅存的弹药全部打光，与敌人肉搏，战至最后，全团只剩下三十余人。为保存革命火种，团长韩伟重申了红军宁死不屈的精神，然后沉重地宣布部队解散，每人发两块大洋，立即分散潜入到当地群众中去，而后设法寻找党组织或部队。后韩伟成功脱险，历经艰辛回到原籍武汉，在寻找地方党组织时不幸被叛徒出卖，关押在汉口陆军监狱，直到“西安事变”后，由周恩来出面交涉，才获得释放，回到党的怀抱。1955年韩伟被授予中将军衔，曾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1992年逝世，享年86岁。
三十四师余部在陈树湘的带领下，虽突出了重围，却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0一团团长苏达清，政委彭竹峰先后阵亡，两百余名指战员倒在了突围的路上。12月9日，成功突围的三百余人碾转到达湖南道县的空树岩，后在上木岭一带与敌保安军遭遇，打退这股敌人后，部队没有停留，接着赶到古子江抢渡，又遭敌保安军的伏击，陈师长腹部中弹，面对蜂拥而来的敌人，陈师长果断命令部队向瘌子山进军。在道县保安团的阻击下，陈师长因重伤不能行走，不幸被俘。
当敌人发现抓住了一个红军师长,便用绳子把身负重伤的陈树湘捆在担架上，准备抬着去县城邀功请赏。此时，陈树湘己昏迷过去。夜里，他被担架颠醒了，剧烈地伤痛一阵阵袭来，身边那么多熟悉的战友倒下了，三十四师五千多名红军战士长眠在湘江东岸。想到这里，陈树湘痛苦地闭上了眼睛。稍过一会儿，他用颤抖的手悄悄撕开了腰间的绷带，然后用手伸进伤口，扯出自己的肠子，用牙咬断，再将它洒向路面……。
黑暗中，终于有敌人感觉脚下有什么粘滑的东西缠住了脚，停下来检查时，陈树湘己经壮烈牺牲。
后来，据时任红三十四师第一00团团长韩伟的回忆：
敌保安司令何湘听说抓到一个红军师长，高兴得发了狂，命令他的爪牙抬着陈师长去向主子邀功请赏。陈师长趁敌不备，用手从腹部伤口绞断了肠子，壮烈牺牲，年仅29岁，实现了他“为苏维埃新中国流尽最后一滴血”的誓言。敌人残忍地割下了陈树湘同志的头，挂在了他的家乡长沙小吴门的城墙上……。
陈师长牺牲后，红三十四师余部一百余人在参谋长王光道的率领下，转移至牛栏洞，整编为一个大队，由一0一团团长负责指挥。后王光道因病情加重，就和另外几个伤员隐蔽下来养伤。其余部队转战于宁远、蓝山、江华、道县之间的丛山峻岭中，开展艰苦的游击斗争，后来部队发展到三百余人，还组建了三支游击队。直到1935年冬季，这支部队再次被国民党军包围，战至弹尽粮绝，大部英勇牺牲。至此，这支英雄部队的故事悲壮结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