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来没有刻意去树立敌人，但我一直是个企图心极强，对执行任务又非常狂热的家伙，为了达到目的，我从来不去计较后果！或许就是因为这样的态度，才使我在无意间得罪了许多同僚，特别是那些被我辱骂过，威胁过，恐吓过，甚至还亲手揍过的海军官僚们！不过，我在整个海军指挥体系中倒还适应的不错；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的对手们常常低估了我。在他们的眼中，马辛柯不过是个爱饮酒作乐，而且好色的粗鲁之徒。但是，他们并不晓得，我在担任参谋和武官的这段期间，所获得的上级评鉴报告都是一流的，一点也不熟给那些因为越战而升官的官僚。这些家伙总是批评我粗野，卤莽，不守纪律，甚至还常常对上级口出秽语！我承认对将军们说过“他妈的”——但是我只对先这样骂我的人还击，而不是对所有的长官都如此。事实上，我不仅敢骂人，我所写的签呈一向也都是简洁有力，条理分明，绝不象这些人形容的那么糟糕！
我还有一个绝活，就是让人坐立不安。在越南，我就曾让VC们坐立难安，因为我总是从他们料想不到的地方冲出来，然后狠狠的杀他们个措手不及！我也让我手下的军官们寝食难安，因为我总是不停的向他们挑战，激发出他们的内在潜力，而完成原本认为不可能达成的事情！我当然也让法兰克这样的狗官坐立不安，因为我会“以其人之道，还以其人之身”，而且在还击的时候，还会外加充满肢体语言的威胁1不过，大部分的时候我只是在演戏——为的是要达到我诉求的目标；但是法兰克和他的同伙们却不了解我的苦心。
我的对手们一向忽略了一个事实——虽然我不喜欢阿谀奉承，但是我很懂得利用官场文化的特点！以我个人的军官生涯为例：当我想要去深造的时候，我就直接去找彼特将军，而不是循正常的管道来提出申请；在我当武官的时候，我直接向有权援助高棉海军的将军们报告，而不是把时间浪费在吹毛求疵的低阶军官身上；当我想要将2队全部部署到波多黎哥，以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海外演习时，我就不会傻傻的写份签呈，然后向法兰克说：“麻烦您将它交给司令官好吗，长官？”
相反的，我找到了一位熟识的中将，然后向他推销我的计划——也就是将2队全部调到波多黎哥，在那儿进行一次长达10周的实兵演习。我所持的论点让他难以拒绝：因为在美，苏长期对峙下，海豹一向是以班级的小规模编制来进行活动，但是战争一旦爆发，美国势必要将海豹整个部署到国外的前线战区。
不过到目前为止，海军一直还没有这样的经验，所以拉——难道高层长官们不觉得这正式一个自我测试的好机会吗？
“当然了！”中将回答我说。“我会帮你通过这个案子的。”
于是我就象个无辜的旁观者，看着中将将执行命令丢到了那些毫无戒心的官僚头上。当那些准将和上校们看到了公文之后，连忙气急败坏的跑来责问我：“瞧瞧你干的好事！为什么你要给我们惹来这么多麻烦？”而我则满脸无辜的看着他们，然后说：“我有吗？”
我正是这样回答的！当然我是睁着眼睛说瞎话，不过我心里却是这么想的：“现在该还劳资出手啦，而你们就是挨揍的对象！”
不过我表面上还是矢口否认——私底下却命令大伙全力准备。结果演习非常成功——美国海军首次将一支营级的特种作战——部队包括所有的指挥及后勤单位——部署于海外，并且成功的展现了海豹的实力。不过，在我的个人档案里，可能又会被一些有心人加上了诸如：“越级报告”，“缺乏协调性”，以及“行事卤莽”这类的评语了。
傲慢，自大一直是他们对我的指控——而我也乐于承认。我对那些爱打官腔又作威作福的军官们一向不假以颜色，所以我也毫不在乎他们的批评和诋毁。！事实上，这也是我个性里最容易吃亏的部分——我总是喜欢冒险，喜欢向权威挑战！我之所以会这样做，其实也很容易理解——我喜欢那种面临危险的刺激感！我更喜欢将自己推到极点，去做一些旁人不敢想也不敢做的事！
这种具有自我毁灭倾向的疯狂个性，应当归于我少年时的荒唐岁月，在我当兵的时候，更是发挥的淋漓尽致1我在越南的时候，就一直热衷于追求血淋淋的残酷战斗——或许是因为肾上腺素分泌的太旺盛了！不过，现在身为部队指挥官，我实在应该收敛这个坏毛病，可是我偏偏本性难移，老是得罪了一些会向我报复的长官，而他们也毫不留情的反击回来！我通常是为了我的部下，才得罪这些狗官的——为了争取福利，休假，以及最好的装备这类琐事；除此之外，我也常常因为不喜欢官僚的嘴脸，而跟同事们起冲突。
就拿我在1968年，第2次驻防越南来说老了；当时2队的队长是一位名叫泰德.赖恩斯的少校（也可以称他为爱德华.赖恩斯三世，因为他很喜欢在文件上签下这个听起来很气派的名字），他是个身材结实，个性一丝不苟的冷酷家伙，平时行事完全按照规定来做，虽然有条不紊，但往往也给人不近人情的感觉；在我看来，他根本就是个教条主义和官僚文化教育出来的机器人！
其实他对我还不错。他在我的评鉴报告中是这么写的：“马辛柯是一名有爆炸般精力和强烈企图心的军官，身材健硕，仪表出众，是个值得培养和升迁的人才。”尽管如此，我还是认为他不是一位很好的海豹队长，因为他的性格中缺乏了一些特质，而往往这些特质（象是热情，勇敢，机智和灵活等等）才能让手下效法和追随，也只有这样的个性，才能统帅和造就出一群优秀的战士！所以每当我一想起泰德的时候——坦白说，实在很少——我总是回忆起他挥舞着订书机，而不是M16的模样。
8年后的今天，我已经当上了少校，并且掌管了泰德的老位子；而泰德则官拜中校，并且担任UDT21分队的指挥官。我们的就职典礼刚好被排在同一天，于是在典礼前的两个月，泰德打了个电话给我。
“迪克，你可不可以改一下你的就职典礼日期？我想使用体育馆，但是我翻了一下行事历，才发现你早已订下来了；既然我比你资深，我想请你把典礼日期从礼拜五提前到礼拜三，这样我就可以用体育馆了！”
他一副理所应当的语气，这下可把我惹毛了！我决定给这个自以为是，又只会挥舞着订书机的混蛋一个教训。“去你妈的！”我回敬泰德，“我早就订好日期了。”
“我也是啊！”
“那么你应该更早才对啊，蠢蛋！对不对？我他妈的已经订好了体育馆，所以我的典礼就会如期进行。当然喽，如果你想一起来的话，地方足够我们两个人用的！”
他的声音霎时变的冰块般冷酷。“不必了，迪克，我另有安排。”
他果然另有打算——他的就职典礼是在车辆维修场旁，一块充满油渍的小空地上举行。而我的典礼则是在布置的隆重而气派的体育馆内举行；每当贵宾抵达会场的时候，海军大乐队还会奏乐欢迎！
后来我几乎忘了这码子事，而泰德却始终没有忘记！
离开了2队之后，我被派到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市，去当地的麦斯威尔空军基地接受“空军指挥参谋”的训练课程；在为期10个月的过程中，我还利用空挡到奥本大学选修政治课程，结果让我得到了硕士学位。离开阿拉巴马州后，我直接前往华盛顿，凯西和孩子们则在两个月之后搬来和我团聚；目前华府刚好有一个替海军作战次长（OP-06）工作的作战参谋缺，而我目前的职务状态仍处于“待分配”的情况——因为我担任少校的年资还不够，也没有适当的单位来让我指挥；所以我必须先找份可以养精蓄锐的工作，然后慢慢熬到升中校为止。等到跟这些大官们混熟之后，也许有机会被提拔为上校，再下来就是当将军喽！
更何况我以前从未在五角大楼工作过，一想到有机会在那些长达17.5里的回廊里跑来跑去，又可以认识许多友善的将军时，心里实在很高兴，而当时我也认为这是个难得的工作机会。结果事实与我想象的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海军作战参谋官（通常是中校或少校）可以说是整个指挥体系里最低贱的一群！国防部的运做方式其实和国会颇为相似——也许表面上是由国会议员们来投票制订各项法案，但是在每一个法案的背后，都累积了无数国会助理的心血和汗水；也只有经由助理们的研究，沟通和协商，才能使各项法案顺利通过。
我们参谋就象是海军军令部长专用的国会助理，每天拼命工作，并且扮演着咨询幕僚兼跑腿小弟的角色；我们除了要跟不同的对手过招，还要找各种机会来推销自己的观点，以增加在老板心目中的分量。
一旦上任之后，我们要替行动计划参谋官写下各式各样的分析报告；他们通常是上校军阶，也是更高一层的幕僚人员，只有他们才能走进众星云集的天堂里，向诸神简报各种计划；象我这样的“下人”，偶尔也会被派去提提某位将军的公事包，要不然就是做些放幻灯片，或是挥挥指挥棒之类的杂事。不过整体而言，低阶军官实在很少有机会能够和老板面对面相处，更别提当面表达各种观点了，这也就是咱们这套伟大官僚系统的运作方式。
见不到老板没关系，起码他们可以看到我们的报告——当军令部长去参加参谋长联席会议（JCS）的时候，所有的背景资料和研究报告都是由我们提供的；当然，我们没有资格向大老板直接报告——通常都是由次长，以及次长助理们向他简报，而次长们则是由计划参谋官来负责简报，我们则向计划参谋官提出报告；整个情形有点象是小孩子们玩的“打电话”游戏。
当大老板提出了某个问题之后，所有的研究工作就会向投掷深水炸弹似的砸到我们头上！我们必须绞尽脑汁的想出最完善的回答；我们的上级会在报告上盖章，然后逐层往上送，每到一层，就必须多盖一道章；如果某一关没过，那我们就只好重头再来一遍了。
幸运之神待我不薄，我比别人多了两个幸运之处，也因而让我的升迁比预期来的更快，更高；其中之一，是我有幸在一位名叫艾斯.莱恩斯的上校手下工作。艾斯是海军官校的正期生，年龄大约40出头，有一副健壮的标准身材；他曾经当过舰长，目前已担任了3年的次长高级参谋职务。他是海军当红的金童之一——这表示他离将军之路已不远了；不过，和那些即将要当上将军的军官不同，艾斯的想法象个真正的战士，说话的口吻也象透了水手！当他骂我“驴蛋”的时候，我居然有一种熟悉而舒服的感觉；而当我在工作表现上逐渐起色的时候，他对我的称呼也变成了“蠢蛋”；在我心目中，我总认为艾斯跟老艾有种程度的关联。
我的第二个好运气在就职5个月后降临。当时负责掌管情报的军官即将他调，他晓得我曾经当过驻外武官——这意味着我懂得情报工作的运作情况，所以在他的推荐下，我顺理成章的接手了情报参谋的职务；更重要的是，我的特种作战经验能够让我分辨出各种情报的轻重缓急，所以艾斯让我放手去做，甚至将特种作战行动提升到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最高层次，我也因此得以在许多四星上将面前展现我的才华和能力。这份职务让我掌握了五角大楼的权利之轮——也就是直接掌控各种机密资讯！我不但获得授权，可以研读平常只有海军军令部长和作战次长才看得到的资料，而且有更多的机会与他们相处，当然也就更接近了权力中心。
每天早上，我会提前两个钟头到办公室，先阅读从世界各地涌进来的电传资料，接着检视CIA和国防情报局搜集的资料，然后再判读国家安全局（NSA）截听的电讯内容和卫星侦照；等这部分的工作做好之后，我会在报告上标明重点，然后把领带打好，换上外套，接着便向海军作战次长做每天例行的简报了。咱们这位次长是个明察秋毫的三星上将，他名叫威廉.克洛威，后来当上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主席。
我很喜欢克洛威。他就象一只温柔又和蔼可亲的大狗熊，而且拥有极佳的声誉。他是海军官校1946年班的高材生，在史丹佛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然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他的博士文凭，并且曾经是越南海军的首席军事顾问；他的举止幽雅，气质尊贵，口音中带有一点肯塔基腔，他是少数几位能够容忍我当面讲粗话的上将之一。他的大办公室坐落于五角大楼E栋的四楼，在他办公桌后的木柜里，摆满了各式各样的帽子——象是老式的消防员帽，法兰西扁帽，英国式猎帽，以及格子呢的高尔夫球帽等等。
我干了没几个月，就赢得了克洛威的信任，于是每当他需要情报方面的咨询时，他就会把我叫到跟前商讨一番。我俨然成为海军部门的危机处理军官，每天专门和CIA，NSA，国防情报局和国家安全会议的情报专家们打交道；我的安全等级也被提升”天”字级——也就是所谓的“密码解判幕僚”——这使我有权接触到，从高解析度卫星照片到水下监听报告之类的极机密情报。
在70年代末期，情报的搜集已经有了显著的改变。卡特总统指派的CIA局长，史丹斯菲尔德.透纳上将，重新更动了获取情报方式的优先顺序：他不重视原本以人为主的情报搜集方式（HUMINT），反而偏爱电讯拦截（SIGINT），科技资料搜集（TECHINT），以及电子侦测（ELINT）这类的方法。
透纳之所以会偏好这些高科技的情报搜集方式，主要原因是他出身于潜艇指挥系统，原本就是成日在数据分析和讯号判研中打滚，自然也就倾向于依赖各种统计资料，数据，来指挥情报机构运作；因为跟活生生的人比起来，数字不但容易懂，而且也不会抱怨！不过问题就出在这儿——战争并不是按照数据统计出来的模式进行。战争是完全没办法预测的！战场上的情势是多变的，而且情况往往越来越出乎人
任何一位打过WW2的老兵都了解这个简单的道理。“大兵，今天的状况如何？”他们会回答你：“SNAFU”——也就是“老样子，一切都很糟！”（Situation Normal,All Fucked Up），或者是“TATFU”——“情况真的糟透了！”（Things Are Really Fucked Up），也有人会说：“FUBAR”——“情势已经糟到无法弥补的状况喽！”（Fucked Up Beyond All Repair）。不过，透纳手下的那批家伙似乎并不明了这些浅显易懂的道理，因为他们之中没有一个人打过越战，自然也无法体会出埋伏在泥泞里等着偷袭VC，但是VC却连个鬼影子也没有出现的痛苦经验。
以高科技方式搜集而来的情报，往往必须仰赖各种统计数据来进行判研。举例来说：假设我们在地球上方的轨道里有一个我方的“钥匙孔”间谍卫星，在它经过侦察目标上空的时候，突然发现目标被浓厚的云层所遮盖，而你又急着取得最新的情报时，那么你会怎么办？我告诉你好了——透纳手下的这批天才会利用电脑，将前几次卫星拍得的照片来进行比对，然后再经过推算的模拟画面呈现给你看，“这是原来的情形。”他们会这么告诉你，“所以这应该是现在的状况。”
不过，这些自认聪明的家伙大多是数学家，分析家和大学教授，他们从来没有被敌人射击过，也从不了解诱饵和伪装的技巧；他们不明白敌人的求胜心，更无从分辨某位低方指挥官的高明欺敌手段。当你看到一张沙地的卫星照片时，他们绝对没有办法告诉你，这快地是否能够承受C-130运输机的重量，还是只能承受短距起降（STOL）飞机的重量；当然他们也无法从200里上空所拍得的卫星照片上，看出这条沙质跑道其实只是两个礼拜前才形成的一道松软沙丘！
所以，每当我检视了这些利用高科技方式所搜集到的情报后，我都会再加上一些我从别的管道搞来的第一手情报，然后才向克洛威和其他头头儿们做正式的简报；透纳这样的方式，才能显示出特种作战专家所提供的情报，远比卫星侦照或SR-71侦察机所拍摄的间谍照要来的正确而可靠。到了1978年底，克洛威和我的关系已经进步到可以互称名字的程度了。他叫我“迪克”，而我则叫他“上将”。
1979年11月4日，伊朗回教狂热份子冲进了德黑兰的美国大使馆，并且劫持了馆内的外交官和眷属们当作人质。8天之后，参谋长联席会议授命陆军中将詹姆斯.沃特筹组一支特谴部队——名称叫做TAT，也就是“反恐怖行动部队”（Terrorist Action Team）；这支特遣部队将负责营救被扣押的美国人质，而我则是被派去支援TAT的两名海军代表之一。
沃特给我的第一印象非常好。他是个说话有条不紊，头脑清晰而冷静的南卡罗来纳人。身材结实，体格健壮；他曾经在步兵单位和空降部队服役，并且打过WW2，韩战和越战。他向来不喜欢穿着正式服装，反而偏爱轻松舒适的连身工作服；他讲话的语调就象我以前在8排的老兄弟们——正是那种不畏艰苦，勇往直前的好汉。
担任突击队领队一职的是查理.贝克威兹上校。我在越南就已经认识他，当时他有个浑名叫做“冲锋查理”；他是个精悍干练的乔治亚汉子，曾经执行过上百次的特种作战行动，也是美国陆军的特战专家之一。查理很早就提议设立一支精锐，高机动化，并且严格训练的特种部队，专门用来对付恐怖份子，执行敌后渗透突击，搜集情报，以及在低敏感度的冲突地区进行各种特种任务；这支部队后来终于在他的大力提倡下建立，部队代号叫做“特种作战行动特遣队——三角洲”（SFOD-D），也就是大家俗称的“三角洲部队”。
当时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是空军上将大卫.詹斯，很不幸的，他刚好是一个对特种作战完全不懂的大外行，可是却被咱们英明的卡特总统选来指挥这一次复杂的救援行动。他的个头很高，仪表堂堂，就型某个大财团的总裁，不过却没有人认为他是个知人善任的好领导者。
詹斯上将最喜欢讨论任务细节——而且是无休止的！举例来说：他命令我们替整个救援行动制定了42项不同的计划，而且一项比一项来的复杂，繁琐；他手下的一位天才参谋居然想出了一个“直升机坠毁计划”，也就是将特遣队的直升机全数迫降在大使馆的屋顶上，再进入室内抢救人质，那你或许要问：“他们怎么逃出来呢？”哈哈——你刚好发现了这个计划最不被人注意的细节啦！
就象大部分的高级将领一样，詹斯非常在意整个行动的伤亡情形。我是在制定一项渗透计划的时候，发现了他的这种观念——当时我们打算先派遣一小队人到我们称之为“沙漠一号”的沙地进行测试，看看这块位于德黑兰南方的沙漠是否可以承受一架满载的C-130大力神运输机的起降重量。
有人问了一个想当然的问题：“如果你们在测试的时候遇到了伊朗人，该怎么办？”
我不假思索的脱口而出：“干掉那些龟儿子！”
房间内瞬时安静了来，詹斯上将的脸色突然变的很难看；他转向我，用一副要送我去军法审判的神情瞪着我，让我觉得好象已经在利文渥斯监狱做苦役了！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于是我试着说服他，“我很抱歉，将军。不过，如果那时侯有人出现，那么他一定违反了伊朗的宵禁规定，而我也只好替安拉执行惩罚喽！”
上将似乎并不能体会我的幽默感，不过我看到沃特的嘴角闪过了一抹微笑。
詹斯终于还是取消了我所制定的一系列计划，因为他认为这会造成伊朗人的重大伤亡！当时，特遣部队行动时的最大威胁来自伊朗空军，因为救援人质的直升机必须飞到一个名叫“曼萨瑞雅”的伊朗旧机场，全体人员才能转搭运输机回国；不过，旧机场离德黑兰有一个半小时的航程，因此在这段时间里，满载人质和特遣队的直升机很容易遭到伊朗空军的攻击。针对这一问题，我主张轰炸德黑兰机场——因为伊朗空军的战斗机都从那里起飞——这样就可以防止直升机队被他们追击！于是我设计了一个叫做“木偶兵的攻击”的空中轰炸计划。
这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计划了：只要一架C-130，然后我和两名海豹队员辉朝着机场投掷成打，成打的木桩，这些木桩上头绑满了连成一串的强力炸药，当系着降落伞的炸药木桩落到了跑道表面时，撞击力会引发炸药，将跑道炸出一个个10尺深的大窟窿，保证任何飞机都没办法起降！
除此之外，我们还会投掷一些塞满了塑胶炸药的钢管，这些小炸弹是最好的人员杀伤炸弹，它们被一束束的绑在一起，爆炸时会形成一片威力惊人的弹幕，就象是一枚枚放大的瓦片雷，而红热的弹片也会破坏地表的各项支援设备，引爆油箱，并且造成全面性的破坏！另外我们还会丢下一大批木偶士兵，并且在他们身上别满了一根根会喷出火花的不停射击的伞兵，包准让地面上的敌人吓的屁滚尿流！
如果进行顺利的话，这个计划就会彻底瘫痪整个德黑兰机场，更可以替查理和他的手下们争取到宝贵的行动时间。万一我们被击落了，不过是一架C-130，5名空军人员，以及3名海豹队员的损失，[奇+书+网]还算不上什么大伤亡！
基于安全的考量——因为当时苏联仍然不停的刺探我方军情，并且暗中提供给伊朗——查理决定将特遣部队和行动总部从北卡州费耶特维尔市的布拉格堡基地移到一个较小而安全的地方；“三角洲部队”称这个新基地为“史墨基营区”，但实际上它叫做“匹瑞营区”，也就是CIA专门用来训练间谍，渗透者和卧底情报员的所在。这处被情报圈称为“农场”的训练基地，一共占地25英亩，坐落于维吉尼亚州西北方的威廉斯堡附近，刚好位于64号公路和詹姆斯河之间；CIA在这里建造了一个与德黑兰大使馆一模一样的实体模型屋，以便让特遣部队进行反复的演练。
在他们联系的同时，我也不停修正我的轰炸计划。每天下班之后，我会搭乘飞机或是开车回到2队总部，接着跟我征召的两名海豹队员——赖瑞和鲍伯——一起工作到深夜，然后我会束装北返，刚好在每天早上例行的情报会议开始之前赶回华盛顿。
查理很喜欢我的计划，但是詹斯却很讨厌它！为了打压这类他认为是非正统的计划——以及类似的计划——他老大甚至还发布了一道荒唐透顶的命令：“你们不许杀人！”哼，他竟然这样命令他的士兵们！
另一个重大的缺失，就是缺乏各种实地的现况情报。简单的说，根本就是个零！因为据我的了解，CIA在伊朗连一个情报人员也没有；尽管我们可以透过其他的大使馆来获得一些片断的资料，但是这些外国使馆之间——包括了土耳其，德国，法国，爱尔兰和加拿大——却缺乏一个完善运做的情报网，所以自然也就无法提供执行任务所需的各种最新情报了。
因此，反恐怖行动部队的任务目标之一，就是尽可能的将情报人员渗透进入德黑兰，以便在执行任务前可以提供各种急需的资料。每一个军种都奉命寻找会说伊朗话的军人，而我则被挑选为海军的征召军官，专门负责筛选出合乎要求的执行人员；我从电脑里挑选出了所有会说伊朗话的海军人员，命令他们离开原来的单位——当然没有说明原因——再搭机前来华盛顿。大约有十几名的海军来到了首都，我跟他们见了面，把他们带回家，为他们宣誓，命令他们一一签下保密协定，最后再把他们交给了沃特手下的幕僚人员；结果有些人不符合需求，有些人不愿意当自愿者，只有一位来自安那波利斯的上尉入选，他将会开着一辆卡车，满载着特遣队员长驱直入德黑兰。
还有两名海豹队员也入选了，他们都曾经是我在2队时的老部下。其中之一——他叫做克莱恩——是一名德国后裔，从小就生长在一个讲德语的家庭里；他先被送到了伊朗，然后以一个德国商人的掩护身份出现，结果他对大使馆状况的报告后来被证明极具价值（在“沙漠一号”行动失败后，他所获得的“感谢”，就是一个人孤零零的被丢在德黑兰，完全没有任何指示和协助！不过身为一名海豹，他自行设法步行到离德黑兰有600里远的土，伊边界，顺利偷渡进入土耳其，然后带着满腔的愤怒回到了美国，准备找那些把他丢在伊朗的混蛋们算帐！你绝对不会相信，在提供了这么多重要的情报之后，克莱恩居然没有得到任何奖励——没有勋章，没有公开表扬，没有升级，甚至连句“干的好”也没有，难怪他会气的快抓狂啦！）
另一位参与行动的海豹，是名叫做乔伊的小个子，他的掩护身份是一名叫伊朗回教士。他其实应该叫做“酷哥”，因为他对女人很有一套；乔伊待在德黑兰的时间不长——才不过几天而已，但是他成功的达成任务，并且安全返回国内。
1980年4月24日的晚上，可能是我这一生中最长的一个夜晚；大约有40名象我这样的幕僚人员，涌进了位于五角大楼2楼的“特种战情室”（SCIF），那里面摆满了各式各样的电子器材：象墙面一样大的电视屏幕，卫星即时通讯装备，电子监听仪器，以及五光十色的仪表板等等；在走廊的底端，隔着一扇厚重的木门，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专用的会议室，詹斯上将和其他的高级首长坐在宽大舒适的皮椅里，专心的翻阅公文，或是记记私人笔记，反正就是做一些四星上将们该做的事。
反观我们这些可怜西西的参谋们，挤在塑胶椅里超时工作，靠着大量的咖啡和香烟来提神，以便将军们需要资料时，能立刻提供最新的状况报告。所谓的“特种战情室”，实际上是一间16尺宽，30尺长的密室，它位于一个大房间的正中央，这样才可以避免敌方利用电子设备来进行窃听与侦测；在进入这间密室之前，必须先通过3处“特种行动部门”（SOD）的检查哨。每一处都有全副武装的警卫们把守着；“特种战情室”拥有垫高了的地板，低矮的天花板，以及让所有事物都笼罩在一层淡绿色中的微弱灯光；在房间的正中央，摆了两张长会议桌（桌面上摆满了一大堆肮脏的咖啡杯，胡乱涂写的草稿纸和盛满烟蒂的烟灰缸），桌上一共放置了6具扩音器，分别和重要的行动单位直接连线。
其中两具跟国家安全局连线，可以直接收听该局截获的各种电讯；其余的扩音器分别跟瓦地卡纳，玛萨拉，沙漠一号和德黑兰4地的通讯连线，尤其是连接德黑兰的那一具，是直接由一位渗透到该市的美方情报员，利用PRC-101无线电发射讯息到卫星上，再由卫星传到战情室来；由于所有的单位都使用相同的频率，所以我们可以同时听见三角洲部队的通讯，直升机飞行员的对话，以及沃特将军的指挥命令，简直可以用“热闹万分”来形容。
在一面大墙前放了一些办公桌，这是我们幕僚人员从11月起就进驻的窝身之处；另外一面墙上挂满了目标区的地图，状况图和空中侦察照片，在这些图表的正上方，则垂了一道黑布幕，万一有人误闯战情室，可以立即放下来遮盖这些最机密的资料；室内还有一些可以用来做简报说明的活动挂架，以及成堆的参考书和档案夹，它们提供了有关伊朗，革命卫队，伊朗军方，人质和家属的最新参考资料，可以帮助我们随时修正救援行动的细节。
坐在冰冷的灰色办公桌前，我卷起了袖子，啜饮着装在纸杯里的冷咖啡，心里泛起一股莫名的脆弱和无助感；我认为我应该跟着特谴部队同行，或者起码应该渗透到德黑兰做情报工作，而不是呆在办公桌前一筹莫展！在这次救援任务中，只有一名海军人员直接参与行动——就是那名自愿担任卡车司机的上尉——却没有任何海豹的人员加入行动；妈的，我应该去的！我环视着乌烟瘴气的战情室，恍然发现这一刻象极了阿波罗11号登陆月球的休斯顿控制中心，当登月舱在月球表面着陆的那一刹那，控制人员只能在一旁枯坐，完全帮不上任何忙；而我们现在的处境就跟他们一样——如果三角洲部队出了任何状况，我们就只能袖手旁观，却无法伸出援手！于是我们喝光了咖啡，把纸杯挤扁，再一个勾射，投向10尺外的垃圾桶——咻的一声，纸杯应声而入，好一个空心球！或许这是个好预兆吧？
扩音器传来了特遣队的一举一动，经过保密程序的卫星通讯，完整的传送了霉菌各单位间的对话，我们同时也通过国家安全局位于米得堡的“大耳朵”，监听传送回来的各种伊朗通讯。整个情形就象一场实况转播的国际广播秀，只不过少了广告和剧本罢了！我们监听到查理离开埃及后，飞到了玛萨拉；我们也听到了8架RH-53D直升机飞离了停泊于阿曼湾的尼米兹号航母甲板，它们将会飞向“沙漠一号”集结点，跟从玛萨拉飞来载运人质的MC-130运输机会合；当第一架直升机飞过查巴哈西边的伊朗海岸线时，我们听到飞行员报出了“脚干了”的术语。
几乎在同一时刻，伊朗境内的防空警报全部响起！各监视哨向德黑兰方面报告有敌人入侵，革命卫队开始行动，战斗机紧急起飞！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他们怎么会这么快就发现我们的行动？
整整过了漫长的5分钟，我们才发觉伊朗人并不是针对我们，骚动的来源是来自西北方的伊拉克边界；而我们展开救援行动的南部沿岸，目前可以说是一片平静。
又一架直升机发出“脚干了”的术语，接着其余的直升机也陆续飞进了伊朗国境；目前特遣部队已经顺利完成到沙漠一号集结点的一半航程。
当他们继续在空中飞行的时候，我们听到国安局穿来的第一个坏消息：有一架直升机发生了机械故障！从扩音器里，我们听到那架脱队的直升机迫降于沙漠中，幸好机上人员都被另一架53给救了起来；接着又有两架直升机碰上了沙漠风暴，结果双双迫降在沙漠里。其实损失一，两架直升机早就在我们的预料当中，但是我们仍然处于“SNAFU”状况——也就是“老样子，一切都很糟！”
三角洲部队的第一组人员很顺利的降落到“沙漠一号”集结点，但是没多久，坏运又降临了；一辆伊朗巴士驶到了降落区附近，结果它被拦截下来，车上45名乘客也被集中看管；过了一会儿，从相反的方向又出现了一辆油罐车，于是士兵们发射了一枚LAW来阻止它前进，但是油罐车的驾驶跳上令一辆车，并且飞也似的驶离现场。在此同时，油罐车爆炸所引发的列焰，照亮了近百尺的沙漠夜空，唉，我们正式进入“TARFU”阶段——事情真的大条喽！
“我们该怎么处理巴士上的伊朗俘虏？”某位在现场的突击队员向沃特中将请求指示。
我立刻接口到：“宰掉那些狗娘养的！”
我周围的同僚们都以不可思议的眼神望着我。“只是开玩笑！”我向他们说道。其实我根本不是在开玩笑！
结果沃特下令将他们赶上C-130，然后运走，等到任务结束后再释放他们。
从扩音器里传来一片混乱，没有一件事是按照计划去进行的！有太多不同的单位，太多不同的飞机，以及太多不擅长在沙漠地形中飞行的直升机飞行员！就连指挥体系也是一团糟：位于集结点的一位空军地面控制官要象一位远在埃及的陆军中将汇报战况，而这位陆军将领又必须听命于在华盛顿遥控指挥的四星上将！这一切几乎都违背了我所了解的特战原则——只有尽量将任务单纯化，才能达成任务目标，可惜上级全搞错了。
我对伊朗的情势感到非常不乐观。没想到我们工作了这么久——足足有5个月，呈现的结果仍是一团乱，感觉上就好象超级杯和世界杯足球赛同时开打一样！
在我邻桌的一位名叫棕斯的CIA情报人员沮丧的摇着头，“你知道吗？其实你是对的！”他向我说。棕斯是一个老派的情报人员，他讨厌CIA日益严重的官僚文化，也不喜欢透纳爱搞的那些电子玩意；我俩可以算是同一类型的人，“这下子可有的瞧了！”他平静的说。
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但是我相信我和棕斯都不愿意见到我们的预测成为事实。
8架直升机当中，只有6架飞抵了“沙漠一号”集结点，但是只有5架仍处于“可飞行”状态；整个救援行动最少需要6架，才能将突击队送到德黑兰，冲进大使馆解救人质，再全体飞回集结点。眼见如此，查理决定放弃救援行动，这是他的职权所在！在埃及的沃特中将希望他继续进行任务，我们也同样殷切的期盼着，但是你绝对不能质疑行动指挥官的决定，这是他的职责，而他决定取消整个行动1当他宣布停止行动的时候，语调悲伤，就象失去了最好的朋友。
最糟的状况还在后头：一架急着飞回尼米兹的直升机在盘旋上升的时候，不慎撞上了满载三角洲部队蓝色行动组人员的一架C-130，结果两架飞机在空中爆成了两个大火球！这下子真正到了“FUBAR”状况——“事情已经糟到一发不可收拾的地步了！”
战情室内刹那间一片死寂，我们握紧了拳头，强忍住眼眶内悲愤的泪水；从扩音器里传来了令人心碎的尖叫和嘶吼——是那些身陷炼狱的勇士们临死前的悲号！经过了一连串的喊叫，混乱，爆炸和破坏之后，我们终于听见了其余的C-130陆续起飞，将残存的三角洲部队载回玛萨拉。
全体工作人员呆若木鸡的坐在烟雾弥漫的战情室里。这个结果实在太难以相信了！花了近半年的准备，投下了巨额的资金，竟然是这样难堪的收场！而即将饱受世界舆论奚落的美国，势必要花上很长的时间来愈合这次行动所造成的创伤。
全世界原本指望见到一个超级强国出动劲旅，去修理一批不知死活的恐怖分子，结果竟然是如此灰头土脸的下场！唉拜拜啦！再见拉！明天已经没什么希望拉！
说实在的，我已经记不清那晚后来的情况了；是的，还有一大堆善后工作要处理——象是将渗透到德黑兰的人员撤回国内等等，不过我真的不记得当时说了什么，或是做了什么，我只记得想要抓住一些家伙的头去撞墙，只是我已经不晓得该找谁去算帐了！
就连瑞席的死，也比不上这次行动失败所给我带来的伤痛。瑞席应该为自己的死负责——由于他的卤莽，轻率，导致他失去了宝贵的性命；更何况那是发生在战场上，人们终究会在战斗中丧生！但是在“沙漠一号”行动中，所有参与的人都要为那些阵亡将士们负起道义上的责任！他们死的太莫名其妙，也太不值得了，多少的忠魂被埋没在遥远的异乡沙漠中！
从头到尾，这是一场彻底失败的闹剧，更是一项最惨痛的损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