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祖国统一大义着眼，迅速抓住这一时机，向台湾当局发起和平攻势。5月31日，周恩来总理在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扩大会议上郑重而明确的宣告：“解放台湾有两种可能的方式，即战争的方式和和平的方式。我们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争取用和平的方式解放台湾。”这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对台政策进入以武力方式为主、以和平争取工作为辅的新阶段。
世界各大报纸以显目的通栏标题，报道“中国共产党对台湾的政策发生了重大转变”，引起了全世界的震动。
6月2日，周恩来在北京接见印度尼西亚记者时再次表示：“中国同美国的关系是国际问题，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同蒋介石集团的问题则是内政问题，决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此为内政问题，不容他国干涉。中国愿意在可能的条件下和平解放台湾。中国愿意和美国谈判，欢迎其他关心此事的国家出来斡旋。中美间没有战争，不存在停火的问题，更不能以停火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有限的军事行动(9)
无疑这些信息很快传到台湾去了。
英国驻华代办纪维康、印度驻联合国代表梅农分别专程访华，英国、印度愿意充当中美间的调停人。尽管台湾当局多次发表声明坚决反对中美会谈，美国通过英国与北京商定，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级会谈。中国代表为中国驻波兰大使王炳南。
中美两国开始大使级谈判，是中美关系中的重大事件。它改变了自新中国成立以来中美没有政治接触的局面，为中国部分调整对外政策，宣传祖国统一方针提供了合适的背景。
与此同时，在全国人大第一届二次会议上重申对的立场：“大陆与台湾之间是内政问题。在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大陆和沿海岛屿的过程中，不乏和平解放的先例，如果可能的话，中国政府愿意和台湾地方的负责当局商谈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稍后不久，周恩来再次呼吁，“希望台湾当局在其认为适当时机派代表到北京或其他地点，同我们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步骤和条件。”
尽管蒋介石在台北声称：“以打击对打击，台湾绝不与中共谈判，对任何方式的和谈都坚决拒绝。”但台湾的股市由于北京对台湾政策的改变由暴跌猛然回升了！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1)
1956年春，中共中央对台湾国民党当局发动了建国后第一次巨大的和平攻势，提出了“国共第三次合作”的呼吁。1949年参加过北平和谈的南京政府代表团代表章士钊激动不已。他在北平谈判破裂后，留下来参与新政协工作，新中国成立，他被任命为中央文史馆馆长。这位与国共双方决策人物都能说上话的老人向周恩来总理主动请缨去香港，找他滞留在香港的一些国民党故旧，去向蒋介石做工作，沟通与台湾的关系，争取实现新一轮国共谈判。毛泽东、周恩来为尽早打通与台湾的关系，同意了章士钊的请求。为此，中共中央专门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交章士钊带到香港，通过关系转交给蒋介石。
中共中央在给蒋介石的信中，倡导国共谈判，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并提出了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统一大业的办法：除了外交统一中央外，其他台湾人事安排，军政大权，由蒋介石管理；如台湾经济建设资金不足，中央政府可以拨款予以补助；台湾社会改革从缓，待条件成熟，亦尊重蒋介石意见和台湾各界人民代表进行协商；国共双方要保证不做破坏对方之事，以利两党重新合作。信中结尾说：“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希望蒋介石能在祖国统一后回故乡看看。
在具体安排下，章士钊带着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身负重任来到香港，会见了台湾派在香港负责国民党文宣工作、主持《香港时报》的许孝炎先生。许孝炎湖南沅陵人，章士钊也是湖南人，是同乡。抗战时期，许孝炎和章士钊同为国民党参政员，交往密切，关系甚好。抗战胜利后，章士钊去上海，许孝炎在南京当立法委员，后又到天津任《民国时报》董事长，解放战争开始后不久去了台湾。他们这次在香港重逢，分外亲热，感叹不已。章士钊便向许孝炎谈了中共以和平方式统一祖国，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与诚意，并拿出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委托他亲手转交蒋介石。
许孝炎知道事情重大，即从香港飞往台北，直接到蒋介石的“总统”府，亲手将中共中央的信交给了蒋介石，并将他与章士钊的会谈情况向蒋作了报告。蒋介石听后，再展开中共中央的信件，反复看了几遍，长时间沉默无语，没作任何表示，许孝炎只好默默退出。
据蒋介石身边的人后来透露，这天夜里蒋介石寝室的灯光，长夜不熄，他失眠了！岂不说他对中共中央信中的内容作何感想，仅就“奉化之墓庐依然，溪口之花草无恙”这一句话，足使深受中国影响的蒋介石，便对多年来未对祖宗扫过一次墓，未对母亲的坟上铲过一锹土难消愧疚之情。这时蒋介石年已七十。中国的老人，至死难忘的是乡情，多少学有所成的学子，多少功高盖世的将军，多少位居显赫的大吏，多少海外发达的华侨，无不把回家返乡当成晚年的头等大事。也许此时蒋介石的眼前，不断浮现出来的是溪口家乡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也许他清楚地记得，溪口镇的东口，是武岭，山下的路旁有一武山庙。他还在1930年间在此修建了气势不凡，富有民族特色的武岭门作为镇的标志。前门额上的“武岭”二字是前“监察院长”于右任老先生所书，后门额的“武岭”二字是他所写。他喜欢把溪口别名为“武岭”。也许他终身难忘，他是在南京被中共占领不久的4月26日下午，当中共三野七兵团二十二军逼近宁波、奉化一线声称要活捉他的危难时刻，才泣别母墓，带着儿子蒋经国爱孙爱伦匆匆离开故乡到达象山港，原“总统府”军务局长俞济时扶着他登上早已停候在那里的“泰康号”兵舰。当“泰康号”起航时，他不由来到了后甲板上，望着舰后渐渐远去的家乡群山，心想，今日一别，不知何日再归故里，眼里不由湿润了……也许蒋介石不眠之夜用“魂牵武岭，梦系溪口”这八个字方可表达浓浓的乡愁了！
虽然章士钊成功地把中共中央给蒋介石的信送到了蒋介石的手中，但台海并未因此风平浪静，5月15日金门、厦门之间又爆发激烈炮战，一直持续到22日。22日之所以国共双方停止炮战，是因为双方要对付南海上的突发事件：菲律宾在当日提出对南沙群岛的主权要求。29日北京、台湾不约而同地发表声明，指出南沙群岛历来是中国领土，抗议菲律宾的无理要求。6月6日国民党海军舰队开始到南沙群岛巡弋。12日，台湾当局宣布派往南沙群岛巡弋的舰队在南沙群岛树碑、升旗。不久又派出了驻守部队。北京对凡是有益于中华民族的事自然是默认的。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2)
正因为台湾当局还能坚持民族大义，6月28日，周恩来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二届三次会议上，深情地再次向台湾呼吁：“尽管这些年来由于美国的武装干涉，我们和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但是只要大家以民族和祖国的利益为重，我们可以重新携手团结起来，我们相信我们久经忧患的伟大民族一定能够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我们愿意同台湾当局协商和平解放台湾的具体步骤和条件，并希望台湾当局在他们认为适当的时机派遣代表到北京或者其他适当的地点同我们商谈……如果他们还有疑问的话，他们可以通过在大陆上的亲友得到解释，或者派人来大陆考察，我们保证他们来去自由……”
三天后，时值7月1日，一位神秘人物风尘仆仆地从香港北上，出现在北京。这位神秘人物就是曹聚仁。
其实，曹聚仁这次北上，是他离开大陆到香港整整6个年头后第一次回来。他这次回来，早在周恩来6€?8讲话前，就作了商量与安排。
几乎与此同时，还有一位神秘人物，比曹聚仁早不了多少日子北上。这位神秘人物归来，导致了9年后的国民党2号人物李宗仁的落叶归根。这位神秘人物就是程思远。
程思远和曹聚仁两人北上之行都很突然，都带有神秘色彩。
曹聚仁当时集作家、教授、记者于一身，名噪海外。他是浙江省浦江县人，是旧中国颇负盛名的文人。他虽说是个做学问的，却与国共两党的高层人物有很深的交情。他是国民党元老章太炎的高足，还是鲁迅的朋友，著有《鲁迅评传》、《鲁迅年谱》等书。他在抗战时期担任中央通讯社记者，常到新四军战地采访，成为叶挺的上宾，并与陈毅结成至交。后来在赣南担任《正气日报》主笔、总编辑，与蒋经国成了无话不谈的莫逆之交，当年蒋经国曾说：“知我者，曹公也。”正是这种特殊的身份，蒋经国派一位姓王的与曹聚仁联系，希望他到北京去一次，使曹聚仁成了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居中调解人。
曹聚仁回到大陆，即受到了中共的热情接待。7月16日下午，周恩来在颐和园宴请曹聚仁，陈毅、邵力子、张治中出席作陪。一见面，周恩来就热情地说：“我们欢迎曹先生回来看看，我代表党和政府欢迎你。”随后，大家叙旧谈新，气氛十分热烈。
谈话很快进入正题，曹聚仁就中共和平解放台湾的政策询问周恩来：“你许诺的‘和平解放’的票面里有多少实际价值?”周恩来即答道：“和平解放的实际价值和票面完全相符。国民党和共产党合作过两次，第一次合作有国民革命北伐成功，第二次合作有抗战胜利。这都是事实。为什么不可以第三次合作呢?台湾是内政问题，爱国一家，双方完全可以合作……我们对台湾决不是招降，而是彼此商谈，只要政权统一，其他都可以坐下来共同商量安排的。”
周恩来的话使曹聚仁深受鼓舞，他当即向周恩来表示：身为炎黄子孙，当为国共重开谈判尽力奔走，多做工作，决不推辞。
2个多月后，即10月3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曹聚仁。这天下午，党和国家好些领导人都要出席欢迎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访华的大会，毛泽东没有出席这次大会，而在中南海居仁堂静候曹聚仁，足见毛泽东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的重视。
毛泽东一见曹聚仁，便十分诚恳地问：“你这次回来，有什么感想?你可以多看看，到处走走，看我们这里还存在什么问题，不要有顾虑，给我们指出来。”
曹聚仁坦率地讲了自己的观点。
随后，毛泽东与曹聚仁便开始了无拘无束的长谈，他们谈古典文学，谈毛泽东的诗词，谈现代文学，谈鲁迅的作品，也谈曹聚仁的著作。后来进入正题，谈国共合作，谈蒋介石、蒋经国。毛泽东听说曹聚仁了解蒋经国的为人，曹聚仁便回忆了蒋经国在赣南的一些旧事，对蒋经国予以肯定，并告诉毛泽东，他在1948年写过一本《蒋经国论》的书，由香港创垦出版社出版了。毛泽东对曹聚仁的介绍很感兴趣，要曹回港后，寄一本《蒋经国论》来，他说想看这本书。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3)
在谈到国共合作，谈到蒋介石的时候，毛泽东认为，对蒋介石在某些历史时期的作用，还是可以肯定的，并表示了他准备再次与蒋介石握手的想法。
毛泽东的一番谈话，使曹聚仁更加了解中国共产党对国共谈判的态度，他信心百倍，希望尽快促成这一历史性的谈判。曹聚仁回香港后，很快将他在北京和中共领导人接触的情况详细转告台湾方面，并静等台湾的消息。
此时，台湾的政局很不平静。10月31日，以“宣扬民主、自由、反共”为宗旨，深受胡适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由当时台湾“总统府”“国策顾问”雷震为发行人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刊出为蒋介石祝寿专号，发表胡适、蒋匀田、陈启天、陶百川、徐道邻、雷震、夏道天等人的15篇文章和社论，要蒋介石不要连任“总统”，要确立“责任内阁制”，不要一切由“总统”决定，劝告蒋介石做一个“无智、无能、无为”的“三无”元首，并强烈要求保证言论自由，实行民主宪政，改革台湾经济与国防制度，在台湾引起巨大轰动，该期刊物连印9版，发行数月，为台湾历史所少见。胡适等人与美国渊源非同一般，名为蒋介石“祝寿”，实为发难，显然充当着华盛顿“换马”阴谋的急先锋和吹鼓手。蒋介石闻此勃然大怒，亲自下令将雷震开除国民党党籍。而这时，早在1948年2月就提出“台湾独立”被现在台湾民进党人尊为“台独之父”的台湾人廖文毅与廖文奎在美国与日本政府庇护下，在日本成立了“台湾共和国临时政府”，其“国旗”竟是一个大太阳旁边附加一弯新月，而年号也不用中国年号，也不用公历，均采用日本昭和纪年，每逢集会讲日本话，唱日本歌。他们心目中的“台湾独立建国”只不过是把台湾建成一个日本的“卫星国”，妄图重演“满洲国”的历史。虽然台湾国民党当局早在1952年采取镇压措施摧毁了“台独”分子史明准备在岛内进行暴力“革命”的计划，使台湾本岛的“台独”活动处于沉寂，由于台湾特殊的历史原因，廖文毅一伙人在海外的活动无疑对国民党政权是很大的冲击。
北京密切注视着台湾的政局。
不久，在全国政协委员会二届三次会议上发表讲话，严正指出：“美国千方百计地破坏解放台湾，策动一批所谓‘自由中国’分子和‘台独’分子进行推翻台湾当局的活动，企图把中国的台湾变成像檀香山一样的美国属地。其实美国政府的这种手段只能使一切爱国的中国人更加认清美国政府企图奴役中国的真面目。今天美国政府既然可以发动推翻台湾当局的运动，明天美国政府何尝不可以抛弃那些标榜所谓‘自由中国’和‘台湾独立’的分子呢?卖国求荣不仅无荣可得，而且还将遗臭万年。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都应本着爱国一家的精神团结起来一致对外，粉碎美帝国主义的阴谋！”
这无疑表明，北京出于民族大义声援蒋介石。
周恩来的讲话很快传到台湾。
此时处于严重“内忧外患”的蒋介石，自接到中共中央给他的信之后，再加之曹聚仁从北京带回的信息，经过一年认真的思考，就在周恩来讲话稍后不几天——即1957年初突然召许孝炎回台北，在“总统府”与他进行了长时间的密谈。蒋介石说：“基于‘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原则，针对中共发动的和平统一攻势，决定派人往北平一行，实际了解一下中共的真实意图，至于人选，不拟自台湾派出，而在海外选择。”让许孝炎推荐人选。
这表明蒋介石愿与中共“谈一谈”。
许孝炎考虑再三后，当即提出3个人选，分别是：曾任立法院院长的童冠贤、秘书长陈克文、现任立法委员宋宜山。蒋介石反复权衡后，选中了宋宜山，派他到北京去探听虚实，以打开国共僵持的局面。
蒋介石为什么选中宋宜山呢?其一，宋宜山是蒋的学生，自南京中央党务学校毕业后，派往英国，归国后一直在中央党部工作，曾任中央候补委员，经过长期考验，是忠于蒋介石，忠于国民党的；其二，宋宜山是台湾立法委员，为所谓“中央民意机构”代表，身份比较灵活；其三，宋宜山的胞弟宋希濂是国民党高级将领，被解放军俘虏后，关在战犯管理所改造，宋宜山到北京去，可以说是去探亲；其四，宋宜山为湖南人，而中共主要领导人毛泽东、刘少奇以及负责统战工作的李维汉、中共派往香港活动的章士钊亦是湖南人，利用乡情进行对话，比较方便。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4)
1957年4月，宋宜山自香港经广州乘火车到达北京，章世钊、唐生明(曾与蒋介石争雄中原的唐生智的弟弟，也是湖南人)到车站迎接。宋宜山到北京的第三天，周恩来在北京有名的饭店东兴楼“宴请”宋宜山，由唐生明作陪。当然，这次“宴请”宋宜山，周恩来是以在饭店中见面的方式安排的。他亲切地笑指着唐生明对宋宜山说：“唐生明是国民党人，也为共产党做过很多好事，在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时，为共产党提供过枪支弹药和物质，营救和掩护过一些伤员，共产党始终不会忘记自己的朋友。”随后，周恩来又谈起宋宜山的弟弟宋希濂，说宋希濂是抗日名将，他在滇西通惠桥指挥的战役重创日军，人民永远不会忘记，还说今年是宋希濂50岁生日，让宋宜山去看看胞弟，这使宋宜山深受感动。
最后，话题转到国共和谈方面，宋宜山告诉周恩来，台湾派他来的目的就是了解中共关于和谈的意向。周恩来听后意味深长地说：“总的说来，在中华民族大家庭里，我们都是一家人嘛。抗战胜利在重庆谈判时，蒋先生就说，大革命的时代，国共两党的同志们曾在一个屋里开会，共一个大锅吃饭。希望我们还会在一起合作。具体问题，李维汉先生跟你商谈。”
会谈结束时，周恩来还深情地提到了童冠贤，并回忆了他过去与童冠贤的友谊，说他早年在国外时很苦，曾得到过童冠贤的帮助。周恩来对宋宜山说，你与童先生共过事，你回香港后，请一定转告童先生，欢迎他回国定居。周恩来还表示，中国共产党欢迎滞留海外的人和爱国人士回祖国考察、观光、探亲、访友，更欢迎他们回国工作，并表示来去自由。
周恩来一席话，使宋宜山如沐春风，过去对共产党的种种疑虑一扫而光，与共产党的距离也一下子亲近了许多。他表示回去后一定宣传新中国的成就，并为国共再度和谈而尽力。
不久，在周恩来安排下，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李维汉出面与宋宜山商谈，就第三次国共合作、祖国统一的一些具体问题进行协商。李维汉提出了中共关于合作的具体条件：
(一)两党可以通过对等谈判，实现和平统一；
(二)台湾可以作为中央政府统辖下的自治区，享有高度自治权；
(三)台湾地区的政权仍归蒋介石领导，中共不派人参与，而国民党可派人到北京参加中央政权的领导；
(四)美国军事力量撤离台湾海峡。
李维汉还表示，国共两党可先在香港进行谈判，如能实现，他将率团前往。
宋宜山对中共所提条件没有表示异议，他说回台湾后，将向蒋介石报告，并为促成两党谈判而努力。
宋宜山在北京期间，在章士钊、唐生明等人的陪同下，参观了工厂、农村，游览了故宫、颐和园，还到北京功德林战犯管理所探望了他的胞弟宋希濂，宋宜山见胞弟在战犯管理所学习、改造、生活都很不错，也十分放心。
当时，反右斗争尚未展开，大陆正广泛宣传“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又加之号召和平统一祖国，整个政治气氛和社会面貌显得很有生气，给宋宜山以欣欣向荣的印象。
5月，宋宜山回香港，章士钊、唐生明等人到车站送行，他们握着宋宜山的手，情意深长地说：“希望再见到你，是陪同国民党更高的官员前来谈判。”宋宜山笑了，他也充满信心地说：“我们会再见的。”
宋宜山回香港后，蒋介石并没让他回台湾当面汇报，而是让他先写书面报告。宋宜山即写了一篇一万五千字的报告，交许孝炎转蒋介石。宋宜山的书面报告中叙述了与周恩来、李维汉见面商谈的情况，还描写了沿途及北京的各种见闻，包括农村平畴绿野，丰收在望，工厂生机盎然，蓬勃发展，市场物品丰富，供应良好等情况，把共产党治理下的中国大陆写得很有一番新气象，还说“我以为中共意图尚属诚恳，应当响应。大陆从工厂到农村，所到之处，但见政通人和，各业俱兴，民众安居乐业，犹如鱼水相依，以前提的‘反共复国’似已无望。”蒋介石看后大为不悦，认为宋宜山被赤化了。他命许孝炎转告宋宜山，不必回台湾见他了，立法委员的薪金可以按月汇给。就这样，他派往大陆的第一个和谈密使被他给搁浅在香港。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5)
不久，在香港一直静等台湾消息的曹聚仁接到台湾的指令，要他再去大陆一趟，主要任务是委托他到浙江奉化，去看看蒋氏祖坟是否完好。显然，蒋介石对中共还不相信。
曹聚仁第二次返回大陆，在北京呆了短短几天后，便匆匆赶到浙江，在奉化溪口镇，他住进了当年蒋介石回溪口时常住的妙高台。在溪口，曹聚仁游览了武岭、雪窦寺，并在蒋介石寓居过的丰镐房和蒋经国寓居过的文昌阁仔细看了很久。同时，曹聚仁还代蒋氏父子到蒋母的墓园扫墓，敬香烧纸，行民族传统的孝仪。所到之处，曹聚仁都一一拍摄了照片。
曹聚仁回香港后，即给蒋经国和台湾方面写信，报告他的大陆之行，并寄去了他在溪口拍的照片。信中详细介绍了蒋氏父子故里的情况，说“溪口吊况比过去还繁荣一点。尊府院落庭园，整洁如旧，足证当局维护促使之至意。聚仁曾经谒蒋母及毛夫人墓地，如照片所见，足慰老人之心。聚仁往访溪口，原非地方当局所知，所以溪口政府一切也没有准备。政治上相反相成之理甚明，一切恩仇可付脑后。聚仁知老人谋国惠民，此等处自必坦然置之也。”信中“老人”指蒋介石。曹聚仁在另一信中，还谈了他对国共两党重开谈判，进行合作的看法。他说：“目前，国际形势如此复杂，聚仁不愿做任何方面的政治工作，我个人只是道义上替台座奔走其事。最高方面如无意走向解决国是的途径，似乎也不必聚仁再来多事了。诵于右任先生读史诗：‘无聊豫让酬知己，多事严光认故人’之句，为之惘然！”此时大陆已开始“整风”，为征求党外的意见号召“大鸣大放”，可谓搞得轰轰烈烈。海外谣传大陆反共浪潮滚滚，武汉汉阳学生上街示威游行，社会秩序混乱不堪。曹聚仁特意在信中说，“以聚仁在大陆所见，一般情况，比去年秋冬间更有进步，秩序更安些。聚仁所可奉告台座者，我和朋友同在汉口，晚间在武昌看川剧演出，社会秩序一点也没有混乱过。海外谣传，万不可信。聚仁期待台座早日派员和聚仁到大陆广泛游历一番，看看实情如何?千万勿轻信香港马路政客的欺世浮辞。周氏(指)再三嘱聚仁转告台座，尊处千万勿因有什么风吹草动，就意志动摇，改变了原定计划。以聚仁所了解最高方面，千万勿认为时间因素对台有利。这一因素，对双方同样有利，或许对大陆比台更有利些。聚仁为了国家、民族、才来奔走拉拢，既非替中共作缓兵之计，也不想替台方延长政治生命。说老实话，中共当局不独以诚恳态度对我，也耐着性子，等待你们的决定。希望最高方面，在不必玩弄机谋时玩权术，要看得远一点才是。”
曹聚仁的信既如实地介绍了大陆情况，再次转达了中共对和平统一祖国的意愿，同时也坦率地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再加上随信寄去的实地拍摄的溪口照片，对蒋氏父子不能不有所触动。蒋介石托人转告曹聚仁，请他多到大陆巡游，增加彼此了解。
此后，曹聚仁又多次回大陆，为国共重开和谈而奔走，这段时间，他与陈毅谈得“最多最久”，因为陈毅不但与蒋经国认识，而且彼此熟悉和了解。陈毅早在抗战时期就在南昌认识了蒋经国，后来关系一直很好，陈毅对当时蒋经国在江西推行的新政给予好评。因此，曹聚仁极力促成陈毅与蒋经国见面，并为此做了很多工作，双方达成默契，表示一旦条件许可，即可见面，而且约定了会面的地点。据曹聚仁后来在《致费彝民先生》一文中透露：“当时是想让经国和陈先生在福州口外川石岛作初步接触的。”但由于种种原因，陈毅与蒋经国终于未能会面，这不能不说是一大遗憾。当然这根本原因是取决于蒋介石的态度。没有获得他的许可，蒋经国是不敢胆大妄为的。
其实，蒋介石始终在国家统一与反共之间进行艰难的选择，走不出自己筑起的命运上的怪圈。他无法忘怀在大陆的失败，他时刻思考的主题就是如何完成“复国梦”。他总认为中共提出的和谈不过是战争的另一种形式，是中共“想以政治颠覆台湾和外岛基地的统战阴谋”，“是混乱国际间对我们反攻复国决心的认识”。这时大陆已开展“反右”斗争，他倒认为从大陆的“反右”斗争，可看出“大陆的抗暴斗争日益增长，铁幕后的人民已经开始觉醒”。现在不是与中共和谈的时候，而是“反共复国”的大好时机。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6)
此时，随蒋介石逃往台湾的人们，尤其是被蒋介石骗到台湾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对长期留居台湾缺乏思想准备和物质准备，他们思乡心切，要求回归大陆，因而要求蒋介石采取有力措施反攻大陆，以踏上返乡之路，但是，他们也对军事反攻抱有疑问，又无法促使蒋介石同意和平解决统一问题，在这种矛盾状态下，岛内民众人心不稳。
蒋介石面对这种形势，从巩固自身权势考虑，作出决断：加紧进行军事反攻准备，以转移岛内民心的注意力。
由于蒋介石缺乏诚意，本来可以以中共提出的条件为起点而深入谈下去的新一轮国共和谈搁浅了！
本来害怕国共和谈的华盛顿密切注视着北京与台湾的动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趁蒋介石拒和之机发表对华政策三原则：(1)支持台湾当局；(2)不承认大陆政权；(3)反对大陆政权进入联合国。接着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向蒋介石转交了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的信件，赞扬蒋介石的反共精神。
自1955年《台美共同防御条约》生效后，美国不断增加驻台美军兵力，其中军事顾问多达2600名，其海军在台湾海峡设立了永久性的海上基地。
当蒋介石再次得到美国的支持，对国民党的未来充满信心的时候，5月24日，因美国军事法庭宣布无故开枪杀害国民党军少尉刘自然的驻台军士兵雷诺无罪，激起台湾人民极大愤怒，爆发了反美怒潮。蒋经国利用民怨发泄对美逼蒋“换马”的不满，暗地里怂恿愤怒的人群近万人捣毁美国驻台湾“大使馆”，砸了保险柜，拿到了一些美国政府“弃蒋”的文件，接着又冲击美国在台其他机构。不知内幕的台北当局派出警察、装甲车到现场，仍不能制止，斗争迅速扩展到基隆、高雄、台中、台南等地，抗议驻台美军胡作非为。此事迅速传到北京，《人民日报》即发表社论《台湾人民不可屈》，支援台湾人民的正义斗争。台湾“行政院长”慌忙就刘自然被枪杀案发表声明，威吓群众行动不得越轨，要保持镇静。台北实施宵禁。5月26日台湾“行政院”为五二四事件以失职为由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蒋介石不准。老谋深算的蒋介石深怕五二四事件影响美台关系立即约见美驻台“大使”兰钦，硬着头皮表示五二四事件是民众对处理美国士兵不满，不是反美运动，表示将秉公处理此事。29日，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为掩盖美蒋之间更深的裂隙，假惺惺地为安慰蒋介石发表声明，称五二四事件不会影响台美关系。与此针锋相对，同日北京中华全国总工会、全国青联、侨联、妇联等人民团体负责人发表谈话再次支持台湾人民的反美斗争。6月1日，蒋介石为稳住政局，特发文告，告诫台湾军民：“认真检讨五二四事件，要在反共的进程中辨明是非敌友，勿自毁，‘反共抗俄’只有和美国站在一起。”6月18日，台湾当局审判五二四事件中的被捕人员，台北地方法院对被捕的28人，以扰乱社会治安罪判处有期徒刑。北京愤怒起来了，22日再次炮击金门，以示惩罚，金门、厦门之间又爆发激烈炮战，为1955年以来最激烈的一次。
为向北京显示台美“牢不可破”的“友谊”，同日，台湾“外交部”和美国驻台“大使馆”联合宣布：美国“斗牛士”战术导弹部队进驻台湾，部署了以中国大陆腹地为目标的，可携带核弹头的地对地的导弹。接着蒋介石向西方各国记者发表谈话：“反攻复国的基本国策决不会改变。如果怕打局部战争不敢攻击就正好中了中共的奸计。”
10月10日，为庆祝“双十节”，蒋介石发表文告，提出“反攻大陆”后恢复“6项自由”：“(1)劳动就业自由，废除工奴与集中营；(2)温饱康乐自由，废除合作社、国营农场、粮食配给暴政；(3)思想研究自由，根绝洗脑筋；(4)经济自由，取消统购统派与公私合营；(5)生命安全自由，取消阶级斗争，禁止制造仇恨清算；(6)选择生活方式自由，发扬民族精神，保证言论、集会、结社、出版之自由。”提出“3大保证”：“(1)凡脱离共军来归官兵一律一视同仁，论功行赏；(2)凡参加中共团体既往不咎；(3)除元凶外一律平等对待。”号召“大陆的右派分子参加反共阵营。”
一次没有成功的国共谈判(7)
11月11日，为配合蒋介石“反攻复国”的叫嚣，美国第7舰队在台湾南部海域举行以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大规模军事演习。
为向北京示威，紧接着12月6日，蒋介石身穿戎装检阅参加“昆阳”大演习的部队。演习从11月28日开始，出动国民党军队11万人，范围在整个台湾岛，为国民党败退到台湾后规模最大的军事演习。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向金门、马祖诸岛增兵。
至此，一度缓和的台海局势又硝烟弥漫，战云密布！
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1)
1958年中国大陆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高潮。为了新中国的繁荣昌盛，人人鼓干劲，个个争上游，大江南北，长城内外，万马奔腾，热气腾腾。台湾国民党当局出于反共的顽固立场，加紧了对大陆的骚扰，不断派飞机袭闽、浙地区，甚至深入到云南、贵州、四川、青海等地撒传单，空投特务，妄图煽起暴乱。对此，毛泽东操着湖南乡音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太猖狂了，是可忍，孰不可忍，要打一些炮，警告他们一下。”
毛泽东还注意到，在这个时期，美国分离台湾的行动也有所升级。一是多次在国际会议和经济活动中制造“两个中国”阴谋，企图保留台湾国民党当局的代表，又邀请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代表，中国人民坚决反对这一阴谋，绝不能允许这一阴谋得逞。二是美国国务卿杜勒斯又多次亲赴台湾，甚至以削减军援来要挟蒋介石从金门、马祖等临近大陆的岛屿后撤，以避免因这些岛屿的争端，使美国卷入对中国的军事冲突，其险恶用心，仍是要以此从地理和政治上隔离台湾与大陆，通过“划峡而治”，双方停止军事行动，进而实现其“两个中国”的预谋。而蒋介石虽硬着头皮顶着不从金门、马祖撤军，却一直找不到有力的理由回绝，压力日重，成了他的一块心病。金门、马祖等岛屿，是台湾在地域和政治上同大陆连接的最后纽带，一旦蒋介石屈从美国的压力而后撤，使台湾孤悬海外，那么台湾问题的解决将更为复杂和棘手！
基于这种种情况，7月上旬，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提议再次炮轰金门、马祖。一方面对蒋介石自1957年以来“反攻大陆”的叫嚣与骚扰进行回击；另一方面，再次向美国政府表明我方绝不坐视台湾被割出祖国的坚决态度，同时向全世界显示国共两党内战没有结束，金门、马祖地区属于中国的领土，谁来管辖金门、马祖应该由国共两党来决定。另外，还有一层秘而不宣，有待蒋介石领会的用意。
恰在此时，中东局势突变，引起世界性的震动。7月14日，继黎巴嫩人民举行反对亲美的夏蒙统治集团的斗争之后，人民发动民族革命，推翻封建王朝，建立了人民共和国。这深深地触动了美国、英国等西方国家在中东的殖民利益，在“保卫黎巴嫩主权”帮助约旦政府“稳定政局”的借口下，美国政府于7月15日悍然派遣3个营的海军陆战队，在黎巴嫩首都贝鲁特登陆，英国的空降部队则侵入约旦，以武力向伊拉克等国施加压力。与此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远东地区的美国陆、海、空军进入‘戒备状态’”。
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得到全世界进步力量的支持。中国政府于7月16日发表严正声明，谴责美、英的侵略行径。7月17日各界人士50万人聚集在北京天安门广场举行声势浩大的聚会声援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声讨美、英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
台湾的蒋介石为策应美国在中东的军事行动和远东的“戒备状态”也于7月17日采取行动宣布所有的国民党军队进入“特别戒备状态”。蒋介石和他的“国防部长”俞大维，“总参谋长”王叔铭、“陆军总司令”彭孟辑、“海军总司令”梁序昭、“空军总司令”陈嘉尚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像走马灯般抵达金门、马祖进行视察活动。
作为影响世界的巨人毛泽东在当前全世界进步力量与反动势力的较量中岂能袖手旁观，由于中国近百年来饱受帝国主义的欺凌，他素来就把同情和支持被压迫被奴役的国家和被压迫被奴役的民族当作新中国人民应尽的责任。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亲自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国际形势与台湾海峡局势问题。会议最后决定：炮轰金门，用实际行动声援中东人民的革命斗争，牵制美国的军事力量，同时惩罚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当局。
7月19日，中共中央军委总参谋部急电，将时任福建省委书记的叶飞从外地视察途中召回福州军区大院，中共中央将负责指挥炮击金门的重任交给他。叶飞处理完地方党政工作事宜后，立即奔赴厦门组建福建前线指挥所，由他担任总指挥，张翼翔任副总指挥兼前指参谋长。
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2)
7月26日，地面炮兵部队迅速按期完成了炮击的战斗部署工作。海军各海防舰队分别进驻金门、马祖对岸的诏安湾、镇海角、厦门军港、三沙湾等地。前线空军各部队分别进驻福建境内的连城、建瓯、漳州、惠安、沙堤、厦门六大机场。3个炮兵师、3个高炮师、4个步兵师亦进入金门对岸的阵地。炮兵阵地从角尾到厦门，大嶝、小嶝到泉州的围头，数百门大炮沿海排开，长达30公里的炮火封锁线，对准了金门所有炮击目标。
在炮击即将开始的前夕，毛泽东认为，必须根据新的变化，将炮击金门、马祖的行动，放在新的国际局势背景下加以考虑。他好几个晚上都为思虑此事而夜不能寐。7月27日，他给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中央军委秘书长黄克诚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毛泽东提出炮击金门的行动应该缓一缓，要“看一看形势”并联系“中东解决”的问题通盘考虑研究，这样才能“运筹帷幄之中，制敌于千里之外”。信尾嘱咐彭、黄，若同意他的看法，立即将信转给前线总指挥叶飞。彭、黄以及叶飞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决定暂缓发动炮击。
此时，台湾当局已得到中共军队调动异常的情报，深信对金门、马祖甚至台湾、澎湖采取军事行动。“陆军总司令”彭孟缉认为，中共的主攻方向在马祖群岛，而刚从“金门防守司令”调位调回台湾任“陆军副总司令”的刘玉章则判定主攻方面在金门。为了预防万一，彭孟缉只得两面押宝，将陆军各种精锐部队输送到金门、马祖两地，其中驻守金门有甲种步兵师6个、独立炮兵营8个、高炮营5个，轻战车营3个，兵力接近10个师近10万人，占国民党兵力的1/3。
8月2日，台湾“国防部”发言人发表谈话，惊呼大陆空军进驻广东省澄海县是一重大军事行动，是和国民党争夺台湾海峡制空权的开始。8月6日，台湾“国防部”宣布台湾海峡情况高度紧张，命令国民党军队进入紧急戒备状态。同日国民党“空军副司令官”徐焕升亲自指挥4架RE—84飞机偷袭粤东，即遭到人民解放军的拦截。激战中2架国民党空军飞机被击落，1架被击伤。国民党“空军总司令”陈嘉尚，让其空军精锐部队“飞虎大队”赴战，欲雪“前耻”，经激战，仍被人民解放军空军铩羽而归。第二天，14架偷袭福州的国民党空军F—88型飞机，刚进入闽江口上空，即遭痛击，仓惶逃去。至此，人民解放军夺回了长期被国民党空军把持的台湾海峡的制空权，为赢得金门炮战奠定了基础。
8月11日，美国国务院发表《关于不承认中共政府的备忘录》，大肆诋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毛泽东认为炮击金门、马祖时机成熟。6天之后，8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的第一次会议上，确定了作战方案。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的毛泽东随后指示国防部部长彭德怀：不要在深圳方面进行原定的军事演习，以免惊动英国政府；要防止蒋军大编队空军的反击，我编队空军要做好迎战准备，但追击不得越过金、马线。毛泽东之所以特别限定追击的意图，是不给蒋介石造成会向纵深发展的错觉。
8月23日下午5时30分，毛泽东“按预定方案”向金门炮击的命令传至前线指挥部，几百门大炮顿时轰响，如狂涛巨浪，疾速泼向金门。
此刻，金门，正值炎热的周末，国民党官兵精神大为松懈，在此督军的“国防部长”俞大维和“金门防卫司令官”胡琏同一千多名官兵在大武山后的“翠谷”大会餐刚刚结束，两人边走边谈，三名陆、海军“副司令官”吉星文、赵家骧、章杰正靠在桥边聊天，突然的炮击，打得国民党官兵措手不及，吉星文、赵家骧、章杰三人被炮弹击中，重伤不治，当场死亡，俞大维受轻伤，幸免一死，胡琏惊慌得跌跌撞撞奔向指挥所，然而，通讯联系中断。此刻，金门被浓烈的烟火以及不断的爆炸声所笼罩，曾被胡琏吹嘘为“固若金汤”的金门，顿时面目全非，失去指挥的国民党士兵，四处乱窜，各处阵地完全陷于瘫痪，金门这一“坚固堡垒”没等还击，便已近崩溃状态。
海峡间一场胜负之外的特殊战争(3)
在人民解放军炮击金门的同时，人民解放军海军出动打击国民党海上目标，并对金门机场实行暂时封锁，以切断金门地区国民党守军的补给线路，用暂时断绝后勤供应的办法，达到狠狠教训国民党守军的目的。
据国民党台湾当局统计，从23日至25日，三天之间，中共30万发炮弹倾泻金门，国民党官兵死伤3万6千余人。
金、马守军伤亡惨重的消息，立即报到蒋介石那里。他听后，长时间紧蹙眉头，骤然舒展，情不自禁地连声说：“好，好，好！”他身边的一些人见状，都觉得不可思议，这些人无论如何不曾料到，他们委座此时的心情，作为其老对手的毛泽东，却早已料到了。
在金、马炮击开始后，毛泽东突然对他的国际问题秘书林克说：“向金门打炮，也不是为了解放台湾，而是蒋介石希望我们打炮，这样他就有了借口，可以抵抗美国要他从金、马撤军的压力了！”
虽然蒋介石出于民族大义，他反对美国分离台湾，坚定中国领土完整的信念，与美国存在着本质上的矛盾，但另一方面，为了反共，巩固自己的“政权”，又不得不处处求助于美国。金门炮战发生后的当天夜里，台湾当局即通过新任“美军驻台司令”史幕德中将向美国要求援助。当时，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正在北卡罗来纳山中地下深处的防弹掩蔽所里，周围都是最先进的电子仪器。他在参加美国本土美军一年一度的“行动”演习。他是8月25日才知道北京炮击金门的。中央情报局长艾伦€范爬账瓜蛩髁讼晗盖榭龌惚ǎ抵泄不鹆Φ拿土液团诘拿芗潭攘钊苏ι啵诙潭?5分钟的时间内，就落下了3万发炮弹，这和中盟军攻击柏林的炮火差不多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作为二战时欧洲盟军总司令的艾森豪威尔很清楚当时炮击柏林的战况，他深感中共能有如此的军力已不能等闲视之了。他甚至以幸灾乐祸的口吻对杜勒斯说：“这全是蒋介石不听从美国的安排所遭到的惩罚！”当天他亲自主持会议，讨论援助台湾事宜。他一再重申他入主白宫前的观点：“我们不应让亚洲把西方的白种人看成是自己的敌人。假如那里必须进行战争，就让它是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战争，而我们要支持的是捍卫自由事业的一方。”他决定“美国不打算直接在军事上介入金、马事件，但可以向台湾提供导弹和登陆艇，并准备承担台湾防务，这样台湾可以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投入对金门的防务。”会后史幕德立即把华盛顿的决定告诉蒋介石。蒋介石心里很明白，美国意在保台湾而不顾金、马。他心生一计，在一天里数次向美国记者发表谈话，一口咬定中共炮击金、马是向台湾进攻的组成部分，拼命渲染两者之间的联系。台湾“外交部长”黄少谷按蒋介石的指示也跟着多次就八二三炮战发表声明，称此行动中共早有准备，是大规模进攻台湾的准备，呼吁世界各国充分注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