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内忧重重又添外患，中苏两党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严重分歧，由大论战导致公开决裂，印度趁机挑起中印边界争端，终于爆发了中印边界反击战。自金门炮战后一直不敢对大陆轻举妄动而一直念念不忘“复国梦”的蒋介石，误以为“大陆的危机，就是台湾的机运”，瞒着美国政府秘密制订庞大而完备的“反攻计划”，准备铤而走险，妄图与中共决一死战。蒋介石在准备大规模军事行动的同时，别出心裁地向大陆发起了所谓“心战”，训示台湾“救总”拟定救济办法，“关怀大陆饥民”，呼吁各国敦促北京开放港口，声称台湾将提供10万吨粮食救济大陆饥民，号召台胞每人节约一元钱救助大陆同胞。台湾当局利用空飘、海飘向大陆放送各类物质……此时的美国肯尼迪政府早就得到台湾当局可能反攻的情报，见到事态愈发严重，有害于因中苏破裂而形成的新的世界政治格局，美国总统肯尼迪亲自出面警告蒋介石：“台湾如对大陆采取行动，无异于自杀”，“台湾如出兵大陆，将违背《台美防御条约》”。蒋介石心虚了，在台湾凤山又一次召开军事会议，以美国不赞同和信守《台美防御条约》作为借口，不得不宣布暂缓军事反攻，改由情报机构派遣特工人员偷袭大陆，妄图以“游击活动”与“渗透工作”建立组织，配合大陆的所谓“抗暴”运动，扰乱社会，颠覆人民政权。虽然大陆发生饥荒是事实，有些人有些怨气也能够使人理解。但决没有蒋介石所说的出现了“反饥饿、反控制、反镇压的大潮大浪”，也没有人民解放军不忠的现象，更没有深受旧中国苦难的大多数中国人热切盼望蒋介石“反攻大陆”的事实。有的只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之下，同心同德，改正前进道路上的错误，战胜困难，建设新中国的雄心壮志与实际行动。蚍蜉撼树谈何易，可笑不自量，到头来落得个被彻底粉碎的下场。1963年11月4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发表公报，公报指出自1962年10月1日至1963年10月24日共歼灭武装特务24股324人。公报指出从1963年7月29日至10月23日台湾还派出6股武装特务从越南北方登陆，妄图潜入广西山区，被越南民主共和国歼灭。蒋介石的“反攻大陆”的梦想终成泡影！
历史留下了遗憾(2)
如果说那几年，中国大陆是“雪压冬云白絮飞”的话，那么，由于中国共产党人适时采取一系列安邦治国的措施，从1963年起，中国大陆已是“莺歌燕舞”，又一派生机盎然了，令人振奋的喜事接踵而来！
1964年1月27日，夏尔·戴高乐将军领导的法兰西共和国政府，断绝了同台湾国民党政权的外交关系，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代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并且在两国之间建立了大使级外交关系。这件事，不仅使台湾国民党政权受到了一次严重的冲击，同时，也在外交领域，引起了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震动。在此背景下，美国政府宣布对台湾的援助由赠款转为贷款，且数额不断减少；后又通知台湾当局预定1965年停止对台贷款。一旦美国停止对台援助，台湾经济建设的资金又将遭到很大困难。
紧接着，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在中国大陆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像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
住在大洋彼岸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二号人物、前国民党政府的代总统李宗仁先生，对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打破了世界上美、苏两大国的核垄断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认为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的，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毅然决定回归祖国。
1965年7月12日下午两点钟，瑞士航空公司的一架巨大的道格拉斯客机将从苏黎世起飞，经过日内瓦、雅典、贝鲁特和卡拉奇，一直飞往香港。
当驾驶舱里，驾驶员已经把飞行帽戴上了头顶；指挥塔上已经发出了准备起飞的信号；地勤人员已经准备撤掉舷梯……从检票口匆匆走来三位中国旅客。这三个，两男一女。两个男人都穿着同一颜色的藏青西服，雪白的衬衣，结着深色的领带。走在前面的稍微矮一点儿的，年龄在七十开外。他高颧骨，宽额头，两只大眼睛闪着兴奋的光采。后面的一位五十多岁，身材修长，浓眉，目光炯炯有神，显得精明而又潇洒。他们两个人，步履矫健而有力。女的五十多岁，脸上的轮廓清俊，虽然眼角上的鱼尾纹已经明显地伸展开来，面色也显得有些苍白，但依然可以看出当年的丰采。她穿着一套银灰色的西装套裙，体态丰盈，步履却有些艰难。
这三位旅客的惟一送行者，一个身穿咖啡色西服的中国青年，替他们提着沉重的行李。
青年一直把他们送到一等座舱的舷梯旁。他和三位年长的握手告别的时候，又郑重地嘱咐了一句：“请注意！在日内瓦和贝鲁特两个机场，千万不要走下飞机！”——日内瓦和贝鲁特这两个城市，是世界上著名的特务和情报活动的中心。许多神秘的失踪，意外的“”，残暴的绑架，都曾在这里发生过。
个子稍高的那位中国人点点头说：“记住了，请放心！”
青年向着上了舷梯的老人招了招手，大声地说：“一路平安！”
三位旅客回过头来向青年招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他们转身刚刚跨进客舱，地勤人员便撤掉了舷梯。道格拉斯客机便带着使大地为之颤栗的吼声，挟风而起，飞上了蓝天……
这三位旅客，那老者正是李宗仁，女的是他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另一位是专程前来迎接他们的前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常委，李宗仁的亲信和智囊人物程思远。
九年前，程思远抱着豁出去的心情，要亲身试一试中国共产党所宣称的来去自由的许诺到底是真是假，他要亲眼看一看，在共产党掌握政权之后，那片给过他生命，哺育过他成长的多苦多难的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他作为港澳参加“五一”国际劳动节庆祝活动代表团的成员到达北京。不几天，日理万机的周总理特意在金碧辉煌的紫金阁设宴款待他。参加这次宴会的还有程思远先生早就熟悉的李济深、张治中、邵力子、蔡廷锴等爱国民主人士。
历史留下了遗憾(3)
大家在宴会桌边落座之后，周恩来总理对程思远说：“今天，你应该多喝点。因为这是解放之后我们第三次同国民党人接触，是很有意义的一件事。第一次，是叶剑英元帅在广州同张公权见面。第二次，是我找龙绳武。龙绳武你熟吧？”
程思远回道：“龙云的儿子。”
“对。他后来跑到了台湾，还在广播中骂我们。”周恩来总理把两臂在胸前抱了起来，身子向椅背上一靠，爽朗地笑了起来。他的笑声是感染人的。这笑声中，包含着对事物矛盾着的诸多因素的透彻理解。
宴会在亲切的气氛中进行。在宴会行将结束的时候，周恩来总理一字一句地对程思远说：“请程思远先生向李宗仁先生和所有在海外的人士转达我们的这样几句话：爱国一家，爱国不分先后。我们赞成中国的一句古话：和为贵。大家应该相见以诚，团结对外。欢迎他们回来看看，保证来去自由。”
几天之后，程思远所到之处都受到热情的欢迎和友好的礼遇，怀着一颗难以平静的心，回到了香港他的那座位于荃湾、面向维多利亚海的海滨。他花了好几个晚上，把他回国的经历、感受和周恩来总理要他转达给李宗仁和海外国民党进步人士的话，写在信纸上。因篇幅太长，分装了几个信封，寄给了远在美国新泽西州盎格鲁林镇的李宗仁……
李宗仁花六万多美元购置的一处房产，坐落在盎格鲁林镇的中心。这座二层楼房的美丽建筑，除了结构紧凑，质料坚实之外，还反映着美国人那种实用主义倾向。在追求豪华和艺术特色的同时，还不忘记舒适方便。这座建筑上，有高大的玻璃窗，可以尽量多吸收阳光；它还有一个为绿荫和草坪所覆盖的庭院，可以让主人，在星光灿烂的夏夜，沐浴着玫瑰花那高贵而又典雅的芬芳回忆往事，憧憬未来。穿过花园和草坪，大门敞向车水马龙的街道。这座小小的城市，虽然属于新泽西州管辖，但地处纽约与新泽西州的交界地区，仅以一座铁桥之隔与纽约相望。因此，它实际上是纽约的一个郊区。这里还保持着一点原始的自然风貌，古朴的风格，乡野似的宁静，成为人们躲避纽约那种狂风巨浪似的生活的一个避风的港湾。
深居在这里的李宗仁，这些年一面冷观世界上的风云变幻，一面在撰写自己的回忆录。与他有些交往的美国朋友向记者透露：“他在美国太寂寞了！”但他们无从了解李宗仁先生内心深处的巨大痛苦和永无休止的激烈斗争。
当李宗仁收读了程思远从香港寄来的信件，应该是欣喜若狂了，但他当时的反映恰恰与此相反，他用相当激烈的言辞，给程思远写了一封回信，责备他“如此重大之举，事前并无商量便擅自行事。”……
但两年之后——1958年秋天，北京城枫叶如醉的季节，也许祖国大地上充满了生机的沸腾生活，使这位在美国土地上寂寞的七旬老人倾向神往，他给老朋友李济深写了一封长信。在此信的结尾部分语重心长地说：“中国有句古语曰：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表示了他意欲返回社会主义祖国的愿望。
李济深很快地把从北美洲传来的信息，报告了周恩来总理……
第二年——1959年10月，程思远作为港澳地区参加国庆十周年庆祝活动的代表团成员，第二次回到国内。周恩来总理于10月25日下午3时，又一次在阁会见并宴请了程思远。
当话题又转到李宗仁意欲归国的问题上，因其中不仅纠葛着国共两党根深蒂固的斗争，而且还牵涉到中美、中苏和世界上其他国家错综复杂的关系，周恩来总理深思熟虑地说：“李宗仁先生要回来，我们是欢迎的。但是，现在时机还不成熟。适当的时候，李宗仁先生可以到欧洲走一走，你去见一见李宗仁先生。把你见到的一切和他的想法，都好好谈一谈。”总理还谈到了李宗仁回国之后生活上的安排，和将来在工作、出国旅游方面的一些设想。
程思远聚精会神地听着周总理亲切的话语。做为一个还生活在香港的前国民党高级官员，他此刻由衷地接受了总理所提出的这一切。从这里，他深深地感受到，中国共产党对于海外的爱国民主人士的政策，并不是引诱他们来归的一种手段，而是真诚的希望。希望他们能在实践中不断地改造自己的世界观，逐渐地成为人民队伍中积极的一员。
历史留下了遗憾(4)
程思远回到香港后，他把自己的想法写信告诉了李宗仁……
1960年9月李宗仁的夫人郭德洁女士受李宗仁的委托，非常秘密的从美国飞到了香港。
郭德洁告诉程思远说：“德邻已经下定决心，一定要回到大陆去。他总是在重复着那句话：树高千尺，叶落归根。这一次我回来，他一定要我把一些珍贵的文物交给你，要你务必转给祖国……”
1963年12月9日，按照周恩来总理的安排，李宗仁由美国飞往意大利的首都罗马“旅游”，后又飞抵瑞士苏黎世，与阔别14年之久的程思远第一次重逢。
他们通宵达旦地长谈……
李宗仁坚定地对程思远说：“我们不能再像断了线的风筝似地，浮萍浪迹，飘泊西东。我是中国人，当然要回中国去。但是，蒋介石那个中国，是与我无缘的……”
当程思远把1959年10月周恩来总理那次谈话的全部内容转达给他的时候，他激动得眼睛都有些湿润了。他非常感慨地说：“我们这些人，过去也有雄心抱负，立志要干一番事业。不过这些理想今天看来，是渺小的，因为他还没有脱离我们个人的范畴。你见过我前些天接见《欧洲周报》记者奥古斯托·马赛丽的谈话么？”
程思远说：“我在离开香港之前，才看到香港《正午报》上发表的摘要。”
李宗仁接着说：“我说我像蒋介石、国民党一样，是一个失败者。惟一的区别是我并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但是，真正地不放在心上是不容易的。共产党、周恩来这样的人，才是真正不把个人的得失放在心上的。他们想的是全民族，包括他们也包括我们；包括今天，也包括未来。这正是中国的希望之所在。这是共产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中国成为众望所归的缘故。
这一年的冬天，从我国西北地区发出的一声轰然巨响，又震动了整个世界。中国人民突破了敌人的重重封锁，靠自己的力量，成功地爆炸了一枚原子弹，庄严地宣告了：美苏两霸靠原子弹讹诈来混日子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一桩桩喜讯接踵而至，不能不使虽然身在国外，但已经把自己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李宗仁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他那种要为祖国尽一点公民义务的想法，又鼓舞他在致书给美国总统肯尼迪，强烈要求美国政府面对世界的现实，迅速改变对中国的政策之后，于1965年2月12日在美国《先驱论坛报》上发表了一封公开信，劝告美国政府不要沿着错误的路线走下去，应该效仿戴高乐将军的法国政府，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
这封公开信的发表，使台湾的蒋介石集团十分震惊。
同年3月18日，李宗仁的广西旧友原国民党桂系的第二号头领、曾任台湾国防部长的白崇禧突然从台湾发电报给李宗仁先生，指责他：“旅居海外，迭发谬论，危及家邦，为亲痛仇快……”
李宗仁知道白崇禧此举，是蒋介石的唆使而为之，一笑置之。这反而使他归心似箭，毅然给程思远写信，表示急于参加祖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不愿在美国再碌碌无为地虚度残年。
程思远立刻把他这个愿望，汇报给了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根据国内外一派大好形势，果然地做出了决定：时机已经成熟，李宗仁先生多年的宿愿，可以如愿以偿了！
当程思远这次在香港收到了李宗仁的幼子李志圣从纽约发出的电报：“货已启运”是6月13日。
按照原来约定好的暗语，这就是说：李宗仁已经从美国出发，飞往瑞士的苏黎世。
程思远立刻把这个消息，报告给周恩来总理。
周总理请程思远立刻前往北京。他要亲自同程思远商量李宗仁从欧洲回国的一些技术性问题。特别要对李宗仁的安全，考虑一些必要的措施。
但是，由于必须办理的一些手续，耽误了时间，程思远于18日下午两点才到达北京，而周总理已于上午10时乘专机前往非洲国家，进行友好访问去了。但周总理临行前，把这件事委托给了国务院秘书长周荣鑫等同志，并对李宗仁回归祖国的有关经费、技术、路线等各方面的问题都作了详细周密的安排……
历史留下了遗憾(5)
飞程毕竟是漫长的，而也是风云莫测的。李宗仁一行三人，牢记那位青年的嘱咐，安全的经过了日内瓦和贝鲁特。
现在道格拉斯客机以每小时两千多公里的速度正从贝鲁特飞往东方，它将在午夜之后经过卡拉奇，离祖国的大门是越来越近了！此时坐在一等客舱里的李宗仁百感交集，当年他一时犹豫，错过良机，酿成飞出国门流亡异国的往事，一幕幕又浮现在眼前……
道格拉斯客机载着李宗仁辛酸而凄凉的回忆在夜空中向卡拉奇飞行。
李宗仁心里不由长叹：“我如今悔之晚矣，我的一切灾难和不幸，都因为与蒋介石决裂得太晚而形成的……”现在他终于与蒋介石决裂了，即将回归祖国，心里不由又充满了对新生活的憧憬……
但是他全然不知现在台湾的蒋介石，是决不允许他的新生。就在这架道格拉斯客机航行的途中，罪恶的黑手正向他暗暗伸了过来，一封杀气腾腾的密令驾着电波从台北飞出，抢先到达了卡拉奇！
蒋介石命令他在巴基斯坦的特务机构，要在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和程思远先生到达卡拉奇时，在候机大厦的楼梯下面，用暗杀手段结束他们三个人的生命。
值得庆幸的是这份发自台北的密令，并没有成为真正的秘密，它从台北发出还不到一个小时，当时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的特命全权大使，也收到了从北京发出的急电。国务院的领导同志指示，要万无一失地保证以李宗仁先生为首的三位人的安全。
时间已经十分紧迫！
两条互相敌对的看不见的战线激烈地搏斗起来了！
当时针指向1965年7月13日凌晨两点，敌我两方瞩目的道格拉斯客机在卡拉奇国际机场降落了。
飞机刚刚停稳，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按周总理的安排便整理好自己随身携带的行李，准备离开机舱。
突然，机舱外传来了警车声。
警车的到来，可不是吉祥的征兆。
他们被全副武装的巴基斯坦军警请进了警车。车门刚刚关上，警车便鸣起警笛，亮起警灯，风驰电掣地向机场外驶去。
这时，坐在司机旁边的一位中国人笑着回过头来，他一边和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握手，一边亲切地说：“李宗仁先生、郭德洁女士、程思远先生，你们辛苦了！我是中国驻巴基斯坦的大使，奉周总理的指示来迎接你们。”
李宗仁高兴地说：“谢谢，谢谢！”
大使同志接着说：“请原谅。因为蒋介石已经在机场大厦的楼梯下，布置了要暗杀你们的特务，我们才不得不请巴基斯坦政府帮助。为了确保你们的安全，才动用了保安部的警车来接你们，这是周总理再三指示的。”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情不自禁地把脸贴近汽车的玻璃窗，又看了一眼那些越来越远的灯火辉煌的大厦，一股暖流涌过了他们的心头，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还是由于感激，泪水涌上了他们的眼眶……
他们在绿树掩映花园似的大使馆休息了三天。但是危险并没有过去。台湾的蒋介石得知在卡拉奇机场大厦暗杀李宗仁的阴谋失败之后，暴跳如雷，他几乎是在半疯狂的状态下发出了第二道命令：要特务机构必须侦察出李宗仁、郭德洁和程思远回国时所乘的专机起飞的时间和航线，或者班机的航次。他决心不顾国际法和起码的人道主义准则，准备派出飞机进行拦击。而且，不管这架飞机上，除了李宗仁一行三人之外，还乘有多少无辜的旅客，也不管这架飞机注册于哪个国家，属于什么公司所有……
对于李宗仁来说，当他得知这消息时他是十分伤心，又十分痛心的。这是他与豺狼为伍的一种报应。当晚他显得很激动。他悔恨自己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徘徊得太久了！蒋介石之所以要摧毁他的生命，仅仅是因为他不愿意和蒋介石一起，与人民为敌到底，成为民族的千古罪人！现在他明白了，蒋介石一伙越是拼命阻挠他回到祖国去，越是说明他的选择是正确的！他伫立在窗前突然想到一个问题：尽管总理对自己的安排非常关心，驻巴基斯坦大使馆的同志们为他的安全竭尽全力，但是，天有不测风云，万一蒋介石的阴谋得逞，他本人客死他乡，只能魂归故国的时候，今夜所得出的结论，不也要和六尺之躯一起埋入黄土了吗？他脑子里豁然一亮：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于是，他快步走过去，开着了电灯，坐在写字台前，摊开文房四宝，奋笔疾书：
历史留下了遗憾(6)
“首先，我所欲言者，即十六年来，我以海外待罪之身，感于全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之下……国家蒸蒸日上……毅然从海外回到国内，期望追随我全国人民之后，参加社会主义建设，并欲对一切反帝爱国事业有所贡献，今日自誓有生之日，即是报效祖国之年。耿耿此心，天日可表。
“……我深望海外侨胞和各方面人士，也应该坚决走反帝爱国的道路。1949年我未能接受和谈协议，至今犹感愧疚，此后一度在海外参加推动所谓‘第三势力’运动，一误再误。经此教训，自念作为中国人，目前只有两条道路可循：一就是与中国广大人民站在一起，参加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一就是与反动派沆瀣一气，同为时代所背弃，另外没有别的出路。……函盼海外友好乘时奋起，拥护祖国，幡然归来，犹未为晚。”
写到这里，李宗仁先生已经老泪横流了。
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又在大使馆的庭院里，焦急地度过了两天的时光。
七月十七日晚上，天气有些闷热。李宗仁很早便睡下了。半夜里，突然听见有人叩门。紧接着，一位大使馆的工作人员隔着门轻声地说：“李先生，请马上准备飞回祖国！”
李宗仁一下子从床上坐了起来。他匆匆忙忙地穿好衣服。当日夜盼望的时刻终于到来的时候，他觉得自己年轻了许多。
当他和郭德洁来到，早已收拾停当的程思远先生和大使馆里的有关同志，正在那里等待他们。
过了一会儿，抑制不住自己兴奋心情的大使同志，一阵风似地走了进来。他对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先生说：“周恩来总理和陈毅副总理已从非洲访问归来现在都在上海。他们非常关心你们的安全，指示我亲自陪同你们今夜飞回祖国。”
李宗仁说了声：“那太好了！”便从沙发上站起来，准备即刻动身。
大使又请他坐了下来，笑着说：“为了避免重演克什米尔公主号的悲剧，必须使我们的行动十分秘密。现在，还要采取一点掩人耳目的措施。”
接着，按大使的安排，在李宗仁夫妇和程思远出发之前，使馆的两辆轿车严严地挡住纱帘，上面坐满了使馆的工作人员，以飞快的速度冲出了大门。然后，向左面驶去。早停在街角上的蒋介石特务机构的一辆蓝色小轿车立刻跟踪追去。等到那三辆互相追逐的轿车，消失在大街拐角的地方之后，李宗仁夫妇，程思远和大使分乘的两辆轿车，才开出大门，向右拐，驶向卡拉奇国际机场。
为不引起人们的注意，又能保守秘密，大使馆把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一架飞往广州的波音707客机的头等舱位，全部包了下来。因为头等舱与别的舱位是完全隔离开来的。所以，别的旅客可以照常登机。这样无形之中，又起到了掩护作用。
零点30分，波音707昂然起飞，早晨5点，从云南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境。
蒋介石的阴谋又一次破产了！
此时，千里之外，通宵未眠，一直守候在上海东湖宾馆电话机旁的周总理接到喜讯，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容……
7月20日上午11时，李宗仁一行的专机到达北京，受到以周恩来总理为首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及各界人士热烈而盛大的欢迎。李宗仁先生不禁热泪盈眶。
当他来到当年国共和谈南京方面的代表和起义将领面前时，更是百感交集。他为自己终于结束了在黑暗和光明、过去和未来、幻灭与希望之间的徘徊，和旧部能殊途同归，感到庆幸。尤其是来到五十多年老友，当年携带着与中国共产党方面商定的和平协议，从北平飞到南京，曾以至交和旧部的双重身份，力劝他在和平协议上签字的黄绍竑先生面前时，意外地喊出了声，和他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用无声的语言说尽了自己的悔恨……
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举行盛大宴会，隆重欢迎李宗仁先生。
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在庄严雄伟的人民大会堂为开国以来第一个回归社会主义祖国的首脑举行的第一次盛大的欢迎宴会。
历史留下了遗憾(7)
身穿银灰色制服，举止庄重的周总理举起酒杯。他深信这样的宴会，绝不会是最后一次。这里应该是欢庆祖国统一大会的会场。这样一个美好的日子，离我们不会太远了！
全场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7月26日上午，毛泽东主席在中南海亲切地接见了李宗仁一行。
他们刚刚坐定，毛泽东幽默地以浓重的湖南乡音对李宗仁说：“嚇！嚇！德邻先生，你这一次归国，是误上贼船了。台湾当局口口声声叫我们做‘匪’，还叫祖国大陆做‘匪区’，你不是误上贼船是什么呢？”
程思远忙替李宗仁答道：“我们搭上这一条船，已登彼岸。”
毛泽东说：“跑到海外的，凡是愿意回来，我们都欢迎，他们回来，我们都以礼相待。”
李宗仁在谈话中深以久悬不决为虑，对此，毛泽东说：“李德邻先生，不要急，台湾总有一天会回到祖国来的，这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
9月26日下午3时，李宗仁在全国政协礼堂三楼举行盛大中外记者招待会。
在招待会上，李宗仁深情谈了回国两个多月来的观感，并且发表了对当前时局的看法。他说：“1949年1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曾派人对我说，蒋介石挟军队逃往台湾，台湾地位尚未确定，因此对蒋介石很不满。1955年美国共和党派人找我，要我出山，取蒋介石而代之。我告诫台湾当局要小心，以免步南朝鲜李承晚后尘。我与蒋先生共事几十年，意见相左，但并无仇恨，如果蒋先生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我宗仁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蒋先生目前处境尴尬，望同仁好自为之，望台湾同仁和海外各方人士认清民族大义和大势所趋，不要一误再误，毅然奋起，率相来归，为祖国最后统一做出贡献！”
11月5日中午，身为人大副委员长的程潜和夫人郭翼青设宴欢迎李宗仁和夫人郭德洁。
新中国成立后，站起来的中国人民铭记着程潜在中国两种命运的决战中所作的贡献，他先后担任过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湖南省省长，全国政协常委、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作为国民党元老，他还是民革中央副主席，深受中国共产党人和所有爱国人民的信任和尊重。196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40周年时，作为老国民党人，他在纪念文章中由衷地写道：“只有经过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建立人民民主专政的政权，并由此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中国才能摆脱贫困和落后，找到真正的出路……”
这次，故人重逢，感慨万端。他在欢迎李宗仁的宴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深情地说：“再过几天，就是孙中山先生诞辰99周年纪念日了，李宗仁先生回到祖国，亲眼看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理想，不仅已经成为事实，并且远远超过了。应该说，宗仁先生所选择的道路，是合乎中山先生的愿望的，是正确的。毫无疑问，宗仁先生这一抉择，正是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效法的好榜样。我认为，我们当年服膺中山先生革命理想的老一辈人，遵守中山遗教，就必须‘适乎世界之潮流，合乎人群之需要’，丢掉包袱，从头学起。只有这样，我们的所作所为，才会合乎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规律，才不会为时代所摈弃。今天，我们借欢迎宗仁先生回国的机会，寄语台湾和海外国民党人，以祖国为重，以晚节为重，从速醒悟，毅然归来，到那时，我愿望再度举行宴会，像今天设宴宗仁先生一样来欢迎他们！”
人们万万想不到深感海峡两岸的军力对比日益悬殊，惊叹“反攻大陆已毫无希望”的蒋介石父子当从国民党情报机构获悉李宗仁将回归祖国的情报后也立即展开了行动。经常来往于香港和台北负责联络工作的使者蒋经国的亲信王济慈通知曹聚仁，蒋经国在近期将亲临香港，接他去台湾商量要事。
曹聚仁听了这一消息喜出望外，他急忙直飞北京，与中共领导人商讨了谈判的大纲要目，然后匆匆返回香港，等候蒋经国的到来。
历史留下了遗憾(8)
1965年7月18日曹聚仁正在寓所午睡，突然响起了门铃声，他急忙开门，王济慈气喘吁吁地进来说：“经国来了，不方便上岸，在海上等你。”曹聚仁急忙随王济慈出来，由一辆小车将他们送到码头，然后登上小快艇，再由小快艇将他们送到一艘大轮船边。
曹聚仁登上轮船，立即被人引进一间豪华客舱，一位西装笔挺，打扮成商人模样的人连忙迎上来和他握手，这就是时任台湾“国防部长”的蒋经国。
蒋经国和曹聚仁寒暄叙旧后，便斥退左右随从，关上舱门，进入实质性的交谈。蒋经国告诉曹聚仁，台湾想和北京方面谈判，但不知北京方面的具体意向，希望曹聚仁多介绍些北京的情况。于是，曹聚仁便详细介绍了中共方面关于谈判的条件，蒋经国仔细听后，也谈了蒋介石关于国共谈判的一些想法。他希望曹聚仁多将双方情况吃透，以使曹和蒋介石见面商谈时做到时间短，效率高，这样也可以使曹聚仁秘密赴台不致走漏消息，为外界所洞悉。
轮船秘密在海上行驶，终于在台湾一个偏僻小港停泊。曹聚仁即与蒋经国上岸登机，飞往台中日月潭蒋介石的官邸。蒋介石起先并不急于和曹聚仁谈话，而是让他观赏秀丽的日月潭风景，尽兴游览。
到了第三天7月20日，也正是李宗仁到达北京的这一天，蒋介石在自己的官邸日月潭涵碧楼，由蒋经国陪同，接见曹聚仁，在极秘密的状态下开始了商谈。曹聚仁出示毛泽东给蒋介石的一首《临江仙》词，其中有“明月依然在，何日彩云归”句，道出毛泽东“国共再携手，一笑泯恩仇”的诚意。蒋介石对曹聚仁说了几句奖勉的话，蒋经国对曹聚仁说：“今后还要仰仗。”整个商谈自始至终只他们三个人。开始由曹聚仁介绍中共方面的条件，然后便逐条讨论、商谈，蒋介石父子也不断提出自己的意见，经过几次讨论，很快达成了6项条件。这6条，可以说是国共两党在海峡两岸对峙16年来历史性的突破。本来，这些商谈内容属高度机密，蒋曹当时约定不得泄露一个字。但随着时光的流逝，6条的内容还是渐为世人所知了，其大意为：
(一)蒋介石偕同旧部回到大陆，可以定居在浙江省以外的任何一个省区，仍任总裁。北京建议拨出江西庐山地区为蒋介石居住与办公的汤沐邑。
(二)蒋经国任台湾省长。台湾除交出外交与军事外，北京只坚持农业方面必须耕者有其田，其他政务，完全由台湾省政府全权处理，以20年为期，期满再行洽商。
(三)台湾不得接受美国任何军事与经济援助；如财政上有困难，由北京照美国支援数额照拨补助。
(四)台湾海空军并入北京控制。陆军缩编为4个师，其中1个师驻在厦门、金门地区，3个师驻在台湾。
(五)厦门与金门合并为一个自由市，作为北京与台北间的缓冲与联络地区。该市市长由驻军师长兼任。此一师长由台北征求北京同意后任命，其资格应为陆军中将，政治上为北京所接受的。
（六）台湾现任文武百官官阶，待遇照旧不变。人民生活保证只可提高不准降低。
曹聚仁与蒋氏父子在日月潭谈妥了这6项条件后十分兴奋，他回香港后，即将谈判情况及6项条件报告给中共中央。心想，只等北京方面同意后，台湾方面将派代表与中共代表作进一步谈判，如此，则祖国统一大业指日可待。
然而，当此事正在进行之时，1966年，大陆发生了“文化大革命”，这一运动的风浪也波及到了台湾，蒋介石对国共重开谈判产生了疑虑并改变了主意，否定了与曹聚仁商妥的6项条件。这样，国共两党重开谈判一事就此又搁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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