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个先搜我。这很使他们失望。我身上除带几两黄金外，什么都没有，连我
挂在外边的大衣也拿进来仔细搜查一遍，仍然没有什么。他们耐不住了，便问我：
"你天天挂在身边的手枪在哪里？"我便笑着说："在这种情况下带手枪也没有什
么用，我早已放在家中了。"这时他们才放心搜查别的人。我很清楚，只要我有举
动，他们会立刻先把我打死。他们可能认为我是比较难对付的人，估计我可能要反
抗一下，其实我早已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
当按到李楚藩的时候，持枪的一个士兵也许是太紧张一点而走了火，砰的一声
枪响，大家以为卢要把我们在这间华丽的会客室里解决掉，彼此面面相觑。后来听
到龙营长严厉斥责那个士兵时，大家才稍安心。搜查过后，会客室里又趋于平静，
大家仍一言不发，各人想各人的心事，只是拼命抽烟喝茶。从这时起，连上厕所也
禁止了，便只好在会客室的痰盂里解起小便来。这几个平日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
惯了的人，这时变得这么驯服了吗？不！他们这时表面上虽不敢反抗，而内心里却
在打算着如何来进行报复。这从他们咬牙切齿和神经病似的用拳头捶打沙发的扶手
便可看出。他们每个人都不甘死亡，还在幻想寻找机会来一次最后的挣扎，泄一泄
当天的怨气。
到了深夜两点钟左右，卢的副官把李弥、余程万叫出会客室坐上汽车走了。留
下的人又在猜是不是拉出去分别解决？不到半小时，副官又来带走我和李楚落两人。
走到过道时，我自付这一去就是执行枪决，于是从口袋里掏出金条，悄悄地对卫兵
说："伙计！枪打准一点。"这是因为我想，一枪完事倒也罢了，如果半死不活，
却是很难受的。可是，卫兵根本不理我，我只得跟着他们走到大门口，副官要我们
坐进汽车。
我看车子一直向五华山省政府大楼驶去，才放了心。这时马路上三步一岗、五
步一哨，交叉路口都布好铁丝网和沙袋。到了五华山，我们被送到四楼的主席办公
室，看到先来的李、余两人正在和张群的随员、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秘书处处长周君
亮在谈话，才知道卢先生这次下了最大的决心。当张群来了以后，卢连见都没有见
张一面，便把他软禁起来，张的随员则安置在主席办公室。我们七个人也陆续被送
到，给每个人都预备有行军床和被褥等物，看样子还得在这里暂时住下来。
我因一天劳累，使脱衣上床睡下去。李弥走过来用脚踹我，气呼呼地说："你
还睡什么？"我笑着说："杀头是明天的事，今天能睡就睡。"我一面说一面用手
指指窗外，意思是说在那种情况下还能商谈什么呢？到四点多钟，昆明市长曾恕怀
和李希尧等一群熟人走进来，再三安慰我们，叫我们安心住下来，并说明这是不得
已的做法，希望我们支持卢先生这一行动。到了这时，大家也都无话可说，只好敷
衍一顿，便连衣倒在床上睡下去。
十日上午九时左右，杨文清委员把我们分别找出去到三楼的会议室，介绍与临
时成立起来的云南军政委员会公安处处长宋一痕先生见面。他们拿出一份一份事先
拟好的拥护卢汉起义的通电，叫我们分别在上面签字，同时要大家拿出"本钱"来。
他们代我拟好的通电，有一些语气与过去军统习惯的行文法有点出人。我考虑
了片刻，心想如果照他们代拟的这份文件公布出去，特务们一看就知道不是我写的
东西，不会按照文件上的要求去自首报到、交出武器和电台。老实说，我这时并没
有真正想投靠共产党而死心踏地随同卢先生起义，只是由于失去了自由，万一不能
把自己摆的烂摊子收拢来，到头来自己脱不了责任。为了个人利害打算，我便向杨、
宋两人说明这一情况，并表示愿意按照军统的习惯行文法，把一些不同的语句改一
下，同时还愿意亲自抄写一份公布出去，并在电台进行广播。他们很称赞我这一作
法，并劝我拿出全部"本钱"来。我就把徐远举（徐鹏飞）。周养浩（沈养斋）、
郭旭、成希超交了出来，把云南站大小二十多部电台和外省迁往云南的十多部电台、
武器和所有重要特务、潜伏电台等以及潜伏组织一起交出。杨文清看到我当时的表
现，很出他的意外，原来以为我是最顽固、最不好对付的人，结果我能自动拿出那
些"本钱"，使他很高兴。
在把一切手续办完之后，杨文清便问我，是要走，还是留下来和他们一道工作？
他还说，要走的话，还有飞机去香港。我当即表示愿意留下。因为我很清楚：我如
去台湾，他们会认为我既没有能设法保住云南阻止住卢汉的起义，又不能为他们
"成仁"，还服服贴贴地交出这些人和组织，去了非杀我不可。而我已按照解放军
在昆明散发的文件所规定的都做了，至少不会处我死刑。我的家眷都在香港，还没
有去台湾，也不会受到什么影响，将来还可以接回来，所以我愿意留下。
当我回到四楼的时候，看到李弥正伏在窗口。我走过去时，他热泪横流地拉着
我的手说："你看这样我们怎么对得起人，不如死了算了！"说完他准备从四楼窗
口跳下去，我一把抱住他，再三劝说一阵，他才气愤愤地说："他妈的，要起义，
老子们自己不会起，要等别人拉着鼻子干！"
十-日早上，《云南日报》出版了，它是由《平民日报》改组的。当天报上第
一版便刊出卢先生率部起义的通电和李弥、余程万、李楚藩、沈醉等人拥护卢汉起
义的通电。广播电台不断播出我们几个人的讲话，号召部下放下武器，响应云南和
平解放。当天上午，我们看到昆明机场有一架巨型客机起飞，到中午吃午饭时，龙
泽汇、杨文清、曾恕怀等照例来陪我们进餐时，才知道张群和他的随员以及军统特
务头子、国民党云南省党部代理主任委员裴存藩等，乘英国果泰航空公司飞机到香
港去了。卢先生把大特务裴存藩送走后，又叫杨文清问我走还是留，我仍说留。
十二日上午，李弥发起，我们七人应结为患难兄弟，因有这一段难得的同生死
的机会，大家都很赞成。一序年龄，余程万居长，李楚藩第二，李弥第三，沈延世
第四，石补天第五，童鹤莲第六，我最小居第七。这时，李、余两人虽已发表为云
南临时军政委员会的委员，但他们对没有行动自由仍感到不满意。七个人都不甘心
于旧时代的死亡，时时研究如何能取得自由后，再来一次报复性的行动，把已解放
了的云南重新置于蒋介石和自己的统治之下。大家把扯下来投入字纸篓的勋标和领
章等重新拾起来保存着，准备再用。当天吃完晚饭，龙泽汇告诉我们，通电发出后
还没有得到北京方面的复电，表示很焦急。我们在他走后都很高兴，希望北京不重
视这一行动，让他们去后悔，只要加上外面来的一点压力，说不定可以再倒一次戈。
十三日以后，二十六军已开始从东南角向昆明进攻，第八军驻在大板桥的一个
补充团也与保安团发生战斗。这天上午龙泽汇陪同李弥的妻子来见李弥。杨文清、
龙泽汇传达卢的意见，希望李弥通知部下不要进攻，听候改编。李便写了一信，要
他妻子送到大板桥去，并向他们说明情况。当天下午李妻转回时带了一封复信，表
示愿接受李的命令，但希望李本人能早日返回部队。李看了这封信之后，便把它交
给杨文清。可是等杨走开以后，李妻便把自己的旗袍掀起来给李弥看，原来里面写
有密信，内容与那封公开的回信完全是两回事。他们表示，不但不会停止进攻，还
准备集中全力向昆明进攻，抢救李弥。同时李妻还告诉李、余等人说，保安团把第
八军许多军官眷属也打死打伤不少，他们要报仇，决不肯就此罢休。这时大家都气
愤愤地又商量了一阵之后，决定设法找机会先离开五华山，再作第二步打算。
十四日，二十六军副军长彭佐熙已把分驻在附近的部队集结起来，向昆明东南
角猛扑，城内已听到枪炮声。卢汉同意了余程万的建议，让石补天师长出去传达余
程万命令，停止进攻。其实这是余程万与石补天事先商量好的阴谋，暗中却是叫部
队加紧进攻。当天下午石补天回来说，不放余程万出去，便无法阻止二十六军的攻
击。
这时一些潜留在城内尚未去自首的少数特务，也蠢蠢欲动，准备里应外合。他
们虽在报上看到我的通电，也不相信。军政委员会又把我亲笔写的东西制成锌板印
出来，张贴在许多地方。这些残余的特务们绝大部分在当晚和第二天便被捕获或已
报到自首，但少数的却还在幻想一旦昆明被攻破，准备再大干一下。这时国民党的
轻型轰炸机也三架两架地经常向昆明市区投弹威吓，形势是越来越紧张了。
十六、十七两天，余程万、石补天、李弥三人先后被释放。他们临走前和新结
义的兄弟-一话别，叫我们坚持下去，等他们打进昆明来救我们。这三人释出之后
立即翻脸，战事不但未停止，而是更疯狂地向昆明猛扑，枪炮声彻夜可闻，且越来
越近。二十六军的少数队伍已冲到拓东路附近的得胜桥，五华山的省府办公大楼也
遭到轰击。
十九日上午，卢决定把我和沈延世、李楚藩、童鹤莲四人移送到钱局街模范监
狱，因为五华山天天被轰炸，已不安全，加上两个军不停地向昆明猛攻，必要时还
可能暂时撤出昆明。我们四人到模范监狱以后，看到那里已关有几百名国民党的军
政官员和特务。当晚，附近城墙上的机关枪声已很清楚地听到了。这时大家心情非
常紧张，也很矛盾，一方面希望国民党军队马上攻进昆明，好救这些人出去，一方
面又怕在攻入昆明前遭到杀害。
二十一日后，枪炮声渐远，监狱里的陈科长告诉我："最紧张时期，我几乎为
你们当孝子，现在已不成问题了。"当时守卫昆明的少数保安团队，无论在装备上、
人数上都比国民党军队相差很远，但是在昆明人民全力支持下终于把这群凶狠的敌
人打退了。在几乎弹尽粮绝的危急情况下，全城人民拿出了自己所有的东西来支持
自己的子弟兵坚守昆明，最后把敌人打退。
二十二日以后，昆明威胁解除，全市人民狂欢起来，到处锣鼓喧天高歌狂舞，
昆明人民在强大的敌人面前得到了最后的胜利。整个云南得到解放，这是云南人民
的力量，更是共产党和毛主席英明政策的胜利，也是卢汉先生对祖国和对云南人民
作出的一个贡献。
昆明"七一五"镇压学生爱国运动的经过
一九四八年七月十五日，昆明国民党军警镇压学生爱国运动，开枪打死打伤学
生三十余人，逮捕学生三百余人，囚禁三个多月。我当时是国民党特务机关国防部
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是这一血案的主谋凶犯之一。想起往日这一滔天罪行，至今
犹懊悔交集！现将当日事件发生情况，就个人所知记述于下。
抗战胜利后，昆明学生爱国运动极为高涨，经常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对国民
党政府种种反动措施提出抗议。国民党当局对之深为厌恶，并经常进行残酷的血腥
镇压，但不仅不能制止，反而愈来愈烈。我刚调任云南站长不久，云南警备总司令
何绍周便告诉我当时云南许多情况。他认为最感棘手的是没有办法对付学生，因为
轻不得重不得，轻了学生不怕，重了又怕引起各方面的反感。他当时最不满意的是
云南的行政当局不能和他很好地配合一致，设法对付学生。他埋怨省政府教育厅不
尽职，埋怨省主席卢汉拉后腿，使他不能为所欲为，因此云南的学潮镇压不下去。
他很希望云南站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从内部去进行破坏活动，设法掌握学联组织，
侦察出学联组织中与中共有关系的人来。他认为每次学潮都是由于有中共地下工作
人员在指使，否则不可能那样有组织、有计划地大规模动员起来；如果纯粹是一些
学生闹闹事，他不会对付不了。因此，他认为云南站的主要活动是弄清这些关系，
采用釜底抽薪的办法，只要逮捕少数与中共有关的领导人，并进一步破获云南的中
共地下组织，便可彻底解决问题。
我当时也很同意他这种办法，便着手加强云南站的学运工作。在这期间，云南
站只有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在云大政治系的职业特务学生张发顺两人从事这
方面的活动。杨文智一向只从几个学校的教职员方面去了解一般情况，我便指示他
一定要通过教职员的关系，在几个经常闹事的学校中直接去发展一批学生，并利用
学校中担任事务方面工作的职员和工人去注意学生的行动，并趋学生上课时暗中搜
查学生的寝室，以便多方面去找寻线索。张发顺在云大读书，只靠个人去活动，我
便指示他要多利用同乡和要好的同学等组织一些读书会等小组织，吸收可靠的同学
正式参加特务组织，由云南站给以津贴，不要像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稽查处的特务
那样，专门注意那些闹得最凶、喊得最起劲的"猛张飞"，而要特别注意那些平日
不大作声而专门指使"猛张飞"的"诸葛亮"。
在这同时，我规定昆明组的重点工作要摆在学运方面，除了组长罗若维应直接
利用亲友和旧同学等关系在各学校发展线索外，还指定一个女组员王金林专搞学运
活动。此外，对云南站所掌握的公开特务机关昆明市警察局几个接近学校区的分局，
也给予了加强这方面工作的任务；特别对警察局刑警大队大队长周伯先，叫他利用
该大队组织的篮球队、排球队等体育组织去拉拢一批学生，来替刑警大队搞学运活
动。通过这些新的布置，云南站的学运情报在数量质量上虽有所提高，但对学潮的
控制和侦破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线索，始终没有办法。
六月间，昆明学生又集合三万多人举行了一次反美扶日的大游行。游行完毕后，
学生们还齐集在昆明美国领事馆前面草坪上进行示威，高呼口号，并向美国领事馆
递交抗议书，吓得美国领事馆的人员紧闭铁门，不敢出面答话。学生们还把中英文
的标语贴在领事馆大门外面。何绍周派出大批军警，也无法把学生驱散。
当天晚上，何绍周找我们去他家开会，到会的人有昆明警察局长王巍、宪兵十
三团团长彭晋仁、警备总部稽查处长阮更生。情报处长刘剑义、政工处长刘善述等
人。何绍周听取了几个人关于当天学生游行情况的报告后，非常生气地说："真丢
脸！我们这么多的人都不能制止这次游行。你们知不知道学生向美国领事馆提抗议，
美国人却向我提抗议，这等于打了我一记耳光一样难受。"
会后，其他的几个人都走了，何绍周又特别叫我留下来和他商量一下，我们研
究了如何把这个问题提到云南省特种会报上去讨论，迫使云南的国民党省党部与省
政府和我们步调一致地参加武装镇压昆明学潮，免得到时有人拉后腿或从旁说风凉
话。因为学生的家长们大都与当时云南党政军当局的人有往来，怕有人碍于情面，
反对用武力镇压。何绍周觉得如不给学生一点颜色看看，就不能平安无事地过下去。
我当时也感到采用武力镇压与从内部去破坏同时并举，对消除昆明学潮可以收到很
好的效果，也赞成采取一致行动来一次大的镇压。
云南省的特种会报，由于主持召集的省主席卢汉一向不大感兴趣，所以过去起
的作用不很大，但每月或隔一个月总还得召开一次。七月初，我接到卢汉用化名通
知的开会信以后，便先和何绍周商谈，决定要在这次会上提出用武力镇压学潮的问
题，请何首先主动提出来谈。他也认为正是时候，应当不放过这一机会。
这次到会的人，有卢汉和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民政厅长杨文清、教育厅长王
政、建设厅长陇体要、警务处长李毓侦，以及何绍周和他的副总司令兼参谋长马瑛、
云南保安司令部参谋长谢崇文、中统局云南负责人查宗藩和我，共十余人。开会时
除照例传达了国民党中央特种会报的指示文电外，便对当前云南方面的问题提出报
告和进行讨论。
恰好那次中央特种会报的文电中提到应防止各地学潮的一些有关问题。何绍周
便把最近学生反美大游行及在美国领事馆门前示威情况作了一番报告，说："为了
防止今后再有类似的事件发生，应当对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箐中学等学校进行
一次搜捕。"他再三强调这次学潮不单纯是学生闹事的问题，肯定背后有共产党在
操纵指使；如不及时制止，将来随时可能发展成为学生在城市的暴动行为。
在何绍周这番危言耸听的发言之后，参加开会的人都表示同意来一次有计划的
搜捕，对正在蓬勃发展的学潮给予有力的打击。特别是教育厅长王政更感到除此之
外没有别的好办法。因为何绍周在发言中对教育厅进行了指责，认为主持教育的部
门太不负责，越来越放纵学生。最后何绍周自告奋勇，表示愿意由他负责来主持这
一工作，请省政府、保安司令部以及中统局、保密局等单位进行协助。
大约是七月八日或九日上午，何绍周邀我去警备总部参加他们的会议。这次到
会的有警察局长、宪兵团长和警备总部各处处长。何在会上报告了最近昆明学潮情
况，说明特种会报上同意由他负责主持对学生进行一次搜捕，他要求各有关单位立
刻提供搜捕的黑名单。会议的第二天，我便把云南站掌握的几个学校中一些学生活
动的情况和学联会负责人名单等送给了他。十日下午，他又要我去他家中商谈了有
关搜捕的问题，并决定在十一日晚间即开始行动，他还要求我随时向他提供有关材
料。
十一日下午，何绍周集合了稽查处、刑警大队的便衣特务和宪兵两个连，警察
局保警大队两个中队，与总部特务营一个连的武装部队，于晚间十时后将云南大学
和师范学院的学生宿舍包围，逮捕了三十多名学生送到总部军法处看守所，由军法
处长丁龙恺亲自连夜进行审讯。这次突如其来的搜捕，使学生们在半夜里被惊醒，
来不及抵抗，但除了平日一些表现最积极的学生被捕以外，昆明学联方面一些重要
负责人却没有捕到，也没有搜到重要的文件。第二天上午，我打电话给何询问情况，
他认为不能令人满意，准备再进行一次细致点的搜捕。
警备总部于深夜逮捕大批学生的消息，很快地在昆明传开了。被捕学生的家长
和许多学校的学生立刻组织起来，向各方面呼吁救援被捕的学生。省参议会也召开
临时会议，希望早日把问题弄清，将无辜被捕的学生立即释放，以免引起民愤。何
绍周不但不理会这些，还坚持要继续进行镇压。
从十二日开始，各校学生为了防止国民党军警再来搜捕，便纷纷向云南大学集
中，夜间轮流派人担任警戒，把四面围墙缺口加固起来，并将大门堵塞，以进行自
卫。当时虽然内外隔绝，而集结在云南大学的上万学生的活动情况，却随时从一些
担任事务工作的职工那里传到特务耳中。这时学生们情绪极为激昂，对反动当局的
迫害更为愤恨。他们整天在校园里进行各种反抗国民党的活动，愤怒的诗歌、抗议
的文章贴满了学校，慷慨激昂的歌声隔垣可闻。
何绍周接到这一类情况的报告后，诬称这是学生要在昆明进行大暴动的准备，
非以更大力量来对付不能压平反抗的风潮。十四日下午，何绍周集结了他在昆明所
能调动的武装军、警、宪和特务，准备一鼓攻入云大，来一次更大规模的搜捕，把
集结的学生全部驱散。当晚，我陪着何绍周坐在警备总部听消息。何对这些学生感
到太伤脑筋，他大骂国民党主办教育的人都是草包，培养出学生来反对自己。他要
建议把这些学校停办，以免被共产党来利用。
这次进攻云南大学是在深夜，我没有亲自看到，只从电话中听到情况。当大批
军警到达学校附近时，被值夜担任警戒的学生发觉，立刻敲打警报钟，学生们从睡
梦中惊醒，奋起抵抗。这些手无寸铁的大中学生被军警的枪托棍棒猛烈敲打，抵挡
不住，很快就被军警冲入校门。学生边打边退，大部分被从四面八方的围墙上爬进
去的反动军警隔离开来。部分学生退到教室、宿舍、食堂等处后，被分别监视住。
其中有一部分学生一直退到云大最大的一所房子会泽院，始终坚持抵抗，大批军警
就把这所大楼重重包围起来。
天刚黎明，我正和何绍周在进早点，突然听到一阵枪声。何急忙叫副官打电话
问发生了什么事情，一会儿便接到回答：因为学生从楼下退上二楼时用砖瓦等还击，
所以军警开枪威吓。我急于想了解情况，便匆忙赶去现场。我在云大附近的几条马
路上，看到全副武装的军警林立，交通断绝。围观的行人有近千人，其中不少学生
的家长想进学校去看自己的子女，均被阻挡不许进入。一些老年人在痛哭呼号，处
处充满群众愤怒的声音。
我到会泽院大楼前面时，看到警察局长王巍、警备总部稽查处长阮更生和刘剑
义、刘善述等正在指挥着军警向大楼上的学生进攻。这时还有三百多学生从楼下一
直退到四楼顶上，并把楼梯拆毁，坚决不肯下来。
何绍周接到报告，立刻亲自赶到。他问了一下情况后，便叫另想办法对付。我
当时向他建议，让学生们的家长进来叫他们下来。他同意这一办法，便放进了一大
群等在学校门口的学生家长。这些老人们用哭颤的声音叫着自己子女的名字，但是
没有一个学生答应，喊了一小时左右，没有一个学生下来。何绍周叫警察局长王巍
用白布写上"自动下楼来的概不追究"几个大字举向四楼，并把消防队救火车上的
云梯升向四楼楼顶，准备强行突人。学生不但不下来，还把四楼平顶的石栏拆掉，
拣起砖块向下面砸来。他们发现何绍周之后，便把砖块朝何的身上砸去。有一块砖
头砸在何的左手上，王巍赶忙将一个消防警官戴的钢盔帽摘下来给何戴上，并把何
护送到大楼二楼去休息。何便命令军警向学生开枪。
这时，师范学院查院长、云大校长熊庆来和其他几个中学的负责人都纷纷赶到，
一致要求不要对学生们采用这种办法，各学校负责人愿意设法解决。何绍周气势汹
汹地说："你们有办法马上把他们都叫下来吗？"各学校负责人看到他这样蛮不讲
理，谁也不敢保证能做到，都不再做声。何便命令王巍、彭晋仁等立刻把被分隔在
教室、宿舍、饭厅等处的学生先行清理，把要逮捕的昆明学联的领导人和各校学联
的负责人清出来先带走，其余一律驱逐出学校；对不下楼的三百多学生则留一部分
宪警继续包围，看他们能够坚持多久。
何绍周离去之后，宪警和特务在清理被分别围隔在各处的学生时，清了大半天
也找不出几个黑名单中的人来。因当时学联方面一些骨干分子大多逃到四楼，加上
学生们彼此掩护，不肯讲出来，只有少数平日为特务们认识的被当场指出后抓起来，
其余便都赶出了学校。在被捕学生中，我记得姓名的，有温宗江、白明顺、王友珍、
傅金德、董德平、金维和等。
同日，围攻南箐中学的宪兵，企图从围墙上爬进学校办公大楼，因学生已有防
备，未能得逞。宪兵便用楼梯从四面窗口爬人，又被学生将窗口堵住。有四名宪兵
爬上屋顶，准备揭开瓦片进入楼内，其中一名宪兵不慎失足，从屋顶跌了下来，当
即毙命。宪兵团长见跌死了宪兵，就下令开枪，对学生进行威胁，但学生仍坚持斗
争。第二天，大批宪兵从四面八方冲上去，将学生打伤几十人，逮捕了三十多人，
后与在云大逮捕的学生一同关在南菁中学进行"管训"。
事件发生之后，整个昆明都为之骚动，弄得全城不安，人们对国民党当局用这
种血腥手段对付爱国学生愤恨达于极点，到处听到"救救孩子"的声音。一些被围
困在云南大学四楼的学生的家长，日夜在学校门外痛哭呼号，到处托人求情，探听
情况。一些进步报刊也纷纷提出指责。何绍周却仍旧坚持非把为首的学生逮捕起来
不可。
双方坚持到十六日仍无结果。我在这天又到云大去看过一次，学生们虽被围困
在楼顶一天没有吃东西，但仍然在四周派人监视着宪警的行动，防止他们爬上楼去。
我正在和王巍、刘善述、阮更生等研究对策时，发现学生从楼上泼水下来。我知道
一两天不吃东西可以支持下去，如果不饮水则不易支持，便提议如要迫使学生下来，
应当断绝自来水的供应。大家一听很同意，王巍便叫消防警察把通向楼顶的自来水
管关闭。一会儿果然听到了楼顶传来的喧哗声："水没有了！水没有了！"可是这
一狠毒的办法，同样没有收到效果，还是没有人下来，又这样过去了一天一夜。
十七日上午，云南省主席卢汉亲自去到云南大学，在楼下架设起扩音器，向被
围困的学生们用亲切关怀的口吻劝慰，要他们不要再这样坚持下去。学生们听到卢
的声音，都集到大楼边上静听。最后卢提出保证，不惩办他们，并说这样坚持下去
对他们不利；本来没有什么了不起的问题，由于不听劝告而继续发展下去，后果是
不堪设想的。卢讲完话后，又再三喊学生们马上下来。我这时也赶到了。卢看到学
生们仍没有表示，便再次恳切地说了一番话。他在讲话中提到："你们再不听我的
话，我就不管你们了！"他说完便离开扩音器准备上车。
这时学生中发出了喊声："主席不要走，我们下来！我们听你的话！"卢听到喊
声，又转身站在楼下。这时通向四楼被堵塞住的楼门打开了，守在下边的警察也大
叫"下来了"！卢便站在楼下，看着学生们鱼贯而下。其中一些轻伤的由同学们扶
着，重伤的则背着抬着才能下楼。卢吩咐王巍和学校当局赶快给学生们准备早餐茶
水，并叮嘱把重伤的先送医院，轻伤的要上药包扎。有些被枪伤的学生虽然用衣服
包裹着伤口，但仍在流血，衣裤上都染满了血迹。他们下来后，在几个教室中分开
休息，个个疲惫不堪。
我和王巍等爬上四楼，看到还有几包大米。从这一情况看来，如果卢汉不出面
叫他们下来，他们还会要坚持几天。卢刚一走，何绍周便赶来。他看到我，便气冲
冲地说："他（指卢汉）专充好人，叫我们来当恶人。我是不怕什么，他答应不追
究，没有这样便宜，还得想办法彻底解决一下这个问题。"
当天下午，何绍周下令把这批学生用卡车送往南菁中学软禁起来，对外则用
"暑期集训"的名义。他指定政工处长刘善述负责主持，一面进行军事训练，并着
重进行法西斯毒化教育，一面用相互揭发和收买利用的办法来清查进步学生。他企
图将昆明学联一些领导人的背景弄清楚，以期达到破坏中共在云南的地下组织的目
的。因此在这个变相的集中营里，经常以开座谈会的方式来进行检举和清查。保密
局、中统局、警备总部、宪兵、警察等特务机关，更不停地派人去活动。但据当时
保密局云南站学运指导员杨文智和昆明组的特务们的报告说，学生们团结相当紧密
工很不容易达到进一步破获中共组织的目的。何绍周对此也很灰心，加上十几个负
重伤的学生先后又死去几个，各方面对他的责难迫使他不得不放弃长期拘禁这批学
生的阴谋，而实行三个月的"集训"之后，便宣告结束。这一野蛮镇压昆明学生爱
国运动的血案，除了引起广大人民更加激愤之外，反动当局则一无所获，只得不了
了之。
阴谋诬陷中共的一个例证--李公朴、闻一多被暗杀案侧记
一九四六年七月，李公朴、闻一多两先生在昆明先后被暗杀后，许多人都认为
是军统特务干的。我当时在军统局任总务处处长，不知道这件事的内幕，连军统局
局本部主管这类工作的负责人也不清楚。蒋介石从庐山打长途电话到南京责问毛人
风的时候，毛人凤也回答不出是什么人于的，只能说他没有叫人干这件事。据说蒋
介石当时对这件事很生气，原因是他正在策划全面发动内战的阴谋，表面上伪装民
主，还想欺骗全国人民，这种打草惊蛇的行动，暴露了他的马脚。
血案连续发生后，全国舆论哗然，纷纷提出责难。蒋介石便派新上任的全国警
察总署署长唐纵赴昆明彻查，并下令严厉制止这类事件再度发生。
唐纵奉命之后，先和毛人凤商量了一套办法，才由南京飞到重庆。当时军统局
大部分已迁回南京，正在忙于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重庆方面只有几个大特务和一
部分办结束工作的人还没有走。唐在重庆召集军委会邮航检查处处长李肖白、军统
局主管暗杀等类工作的第三处处长郑修元、中美所汽车总队总队长许建业和正在重
庆清理军统财物的我一同研究。
当时唐纵非常焦急，很担心这个案件如果弄不清是什么人干的，对他这位全国
警察总署署长太丢脸，同时也想将计就计，借此来一次对中共的诬陷。在唐和我们
研究的时候，便决定先在重庆准备好一两个人带到昆明去，叫他们在公开审讯时，
自己承认是凶手，而且还要吞吞吐吐地说出和中共有关，但又不能完全承认是共产
党。这样既可使全国人民知道不是国民党干的，又意味着是共产党指使人干的。为
了避免中共方面要求参加审讯或进行反驳，所以要考虑得非常周到，不能露出马脚
来。
当天唐决定要我到白公馆和渣滓洞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违犯军统纪律而受处分
的人出面顶替。他郑重其事地告诉我，这个出面顶替的人的条件，必须是没有担任
过公开职务的特务，必须经得起反复考验而不会翻供。唐并透露，这个"凶手"经
过几次审讯之后便立刻判处死刑，但到执行时再换出来，用昆明监狱中已判决死刑
或无期徒刑的其他犯人来代替。他还许愿：对于愿意出面顶替的军统分子，则不问
他罪行大小和刑期长短，只要完成这次假凶手的任务，便可立即释放，并派往东北
或西北地区去担任较好的工作以为报酬。
我连夜到两个看守所中去挑选，在二十多个被国的军统特务中，只发现一个在
军统局局本部文书科担任过司书的姓王的人符合这些条件，但他很胆小，怕宣判死
刑后当场执行来不及换出来。他更清楚，在那种场合下，要把他当作牺牲品，大特
务们也是像家常便饭一样干得出来的。我再三安慰他，告诉他一切都操在我们手上，
什么时候执行完全可以由我们作主，谁也弄不清楚我们会换上一个。同时我还作主
加了五两黄金的奖金，他才答应了。我第二天向唐纵去回话的时候，他说一个人不
够，最好有两个人。我答应他再到重庆站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中去挑选一个。他催
促我要早点办好，他不能在重庆耽搁太久，因为蒋介石原来是叫他马上飞昆明的。
当天中午，我还在进行挑选时，唐纵突然派人到处找我，叫我到他住的地方-
-戴笠在重庆神仙洞建的公馆去吃午饭。我去的时候，李肖白、郑修元、许建业三
个人早就在那里。唐见我之后，便说不必再找人，我们先去昆明，因为毛人凤已有
电话来，说云南站已找到了线索。饭后，我们五个人便一同去机场，临时由航空检
查所拉下几个旅客，让我们乘了当天的班机飞到昆明。
我们到达昆明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昆明警察局长龚少侠、云南站长王巍
等把我们接到李毓桢家里，马上开会。王巍提出报告，说云南站昆明组已经查出暗
杀李、闻的凶手六七名，全部是当时云南警备总司令部特务营与稽查处的人，凶手
的职务。姓名和事先的布置以及行凶情况等都已弄清楚。唐听了之后便决定叫我们
不必出面，由他去和警备总司令霍葵彰先谈谈，看情况怎样再决定。因为他和霍是
湖南邵县小同乡，私交一向很好，要避免对霍刺激，怕引起麻烦。唐并决定，他自
己住到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在复兴新村的家中，其余的人则住在李毓桢的家中，
每天晚上开会研究一下。
第二天唐纵和霍葵彰谈了一个上午，毫无结果。霍对此事竟不肯承认，还要唐
帮助破案。这时，唐才说出他已带来了几个军统中的老练侦察人员，可以帮同进行
调查。同时，唐把云南站查获的全部情况向蒋介石报告，并说明霍对此案企图抵赖，
因此他对此事处理很棘手。我们当时主张把云南站所得到的材料向霍提出来，看他
怎样，但唐纵不赞成这么做，怕把事情闹僵，不好收场。
以后几天，唐虽然向霍暗示已了解到这件事与警备总部的人有关，但霍仍然矢
口否认。当时由于各民主党派一致提出要求惩办凶手，并保障民主人士生命安全，
蒋介石才又派顾祝同到昆明查办。在此同时，蒋还把霍葵彰叫到庐山去当面询问，
霍才不得不承认是他部下干的。蒋介石只将霍撤职，并叫拿出特务营当连长的汤时
亮和当排长的李文山两人公开枪决，以了此案。实际上，这两名宣布被枪决的人也
是叫人冒名顶替的。
在这之前，霍葵彰还准备利用这一事件来一次借刀杀人的把戏，既欺骗舆论，
推卸罪责，又借机会狠狠打击一下云南的地方势力。为此，他曾一度放出风声，说
是云南前主席龙云的儿子龙三干的，并立刻开始搜捕。龙三闻讯，赶忙连夜逃往昭
通老家躲避，然而几个与龙云有关系的旧部却被捕了。唐纵怕这样做更会增加麻烦，
劝霍不要这样干。最后霍才从监狱中拿出两个判了死刑而未执行的假凶手，顶替警
备总司令部特务营连长汤时亮和排长李文山被枪决。枪决前，他们先将这两个替死
鬼用酒灌醉，执行时沿途警戒森严，枪决后马上掩埋。这时，真正的凶手，奉霍葵
彰命令主持这一罪行的警备总司令部情报处处长王子民和汤时亮、李文山等十多人，
连同他们的家属二十多人，已由霍葵彰派专车连夜送到大理，交给了第二军军长兼
滇西警备司令王凌云。王凌云把他们安置在大理后山无为寺内，用好酒好菜招待这
些人。直到一九四七年，王凌云部调往武汉改骗为整编第九师的时候，王子民等人
才由继任的云南警备总司令何绍周派人接收，继续保护起来。
事后我从霍的参谋长刘一戈、参谋处长郭业儒和第二军军长王凌云等有关人方
面了解到，当时霍杀害这些民主人士的目的，原来是想讨好蒋介石，希望改派他当
云南省政府主席。因为霍是陈诚系中的重要骨干分子，他从陈诚口中了解到蒋介石
对同情中共的民主人士一向恨之入骨，满以为这样一来可以更加得到蒋的宠信，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