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因此，必须针对当时情况，由他派人去办，才能顺利完成反共的任务。
李士珍对唐纵突然来这一手，非常愤慨。事后，许多接近李派警官的特务们告
诉我说："我们辛辛苦苦地办了十多年的警察教育，眼巴巴望到胜利，整个警察领
导权都被你们拿过去了，今天连这碗办警察教育的饭都不让我们吃，未免太过分了！"
唐是了解蒋介石的，只要提出反共措施，蒋总是非常高兴采纳的，所以唐在和
李争夺东北分校领导权的报告中特别强调这一点。当蒋介石正在考虑将东北分校交
与唐的时候，李士珍以辞去中央警校教育长的职务来要挟。蒋介石考虑到要保留这
个忠实为他培养爪牙的走狗，才决定仍将东北分校交给李去办。
有天，蒋把唐找去，说明改变决定的经过和原因。唐满口答应。其实当时他要
办的事还很多，他之所以要同李士珍争权，真正的目的是想给李来一个下马威，给
点颜色让李看看。
第二个回合是唐李抢夺国境警察局领导权的问题。在蒋介石统治前期，边区几
省一向由地方军阀割据，中央权力达不到这些边区，因此没有设立国境警察机构。
抗战后期，这些边区逐渐由蒋介石掌握，胜利后军统便想将国境警察局掌握起来。
李士珍的十年建警计划中也专门提到这个问题。戴笠死后，毛人凤一度准备抢夺这
一机构，因军统局改组为保密局，无意再提这事。一九四七年春，唐向内政部正式
提出，请求成立八个国境警察局：西南边境四个，分设于云南、广西境内；西北四
个，分设于新疆和内蒙古。这些国境警察局，组织规模都很庞大，拟定的编制每个
局都有警官百余人警察几千名。
李士珍知道后纵提出的计划后，立刻集中力量来抢夺。他倡言，训练国境警察
局的警官，应由中央警校专门设立一个特别班来进行国境警察业务训练，等这批警
官毕业以后，才能成立国境警察局。他认为，以现有人员仓促组成，不但不能完成
任务，还会弄得笑话百出，有辱国体，不如暂时维持现状。他振振有辞地扬言，应
以国家主权和声威为重，反对草率从事。李士珍的这个建议，当时很得到一些人的
支持，连立法院也同意先训练出一批人员才能设置这种机构。
李土珍向内政部提出的报告，唐纵第二天就完全了解。他立刻针对李的意见又
提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主张从速成立国境警察局。官司打到蒋介石那里。蒋
当时一心在搞他的反共军事部署，便将这个问题交内政部处理，并指示：将来成立
国境警察局应由内政部直辖，不归警察总署领导；训练国境警察局警官事，交由中
央警官学校主办。
在这一回合中，唐没有得势。后来内政部找他去研究，他也只派一两个不重要
的人去参加。他曾很气愤地说："我们争不到手，他（指李）也不会有希望。大家
都不搞算了！"就这样，直到全国解放，这个酝酿了两年多的国境警察局始终没有
成立起来。
第三个回合是一场激烈的"白刃战"。唐纵在前两次的争夺中没有取得胜利，
便利用他掌握各省的警察人事权与李士珍为难。他对李派人员借故更换了不少，或
不再派充重要领导工作。李士珍为此向蒋介石"告状"。蒋找唐问话，唐的答复是：
这些过去一向干军事工作的人，只经过短期的警察训练，担负起一省的责任不太适
宜，还得多留在总署见习。
李士珍在训练警务人员时，要求受训人员都要参加他所领导的中华警察学术研
究会，结业后参加中央警校同学会。李一直想运用这两个组织来和军统争夺警察领
导权。
唐纵针对李的这套手法，运用他的职权对这些人员都亲自进行一番拉拢活动。
他在警察总署召集他们座谈，照例还请他们吃饭，并送给每人一张他自己穿最高警
官制服的照片和一笔特别费。警察总署人事室在分发这些人去各地工作时，还叮嘱
他们要参加当地的中国警察学会，井说明这个学会是由唐亲自领导的。
唐纵好几次曾用非常得意的口吻对我说过，李士珍辛辛苦苦花了几个月培训的
人，他只花半天的功夫就轻轻地拉过来了。这些人见到我时往往说："唐先生请吃
饭，还送我们一笔特别费，真是好不容易的事情。要不是李士珍和他闹摩擦，我们
怎么能得到双份特别费。"的确是这样，唐纵花这笔钱是有些心痛的，他那"不浪
费一文钱"的口号，在这种情况下是不适用的。
与此同时，唐纵还在全国警政会议上正式提出，要在各省设立一所警察学校，
每县设警察教练所，由各省自己训练警官，不必由中央警官学校代办。最使李士珍
不满的是唐纵还要在南京设立一所首都警察学院，培植高一级的警官。这样一来，
中央警官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据李士珍派的人透露，李得到这一消息，气得连饭都吃不下。他向部下发牢骚
说，他对这个教育长职务并不看重，早就准备辞职不干，是蒋介石坚决挽留，他才
留下来。现在唐纵既这样对付他，他反而要再干下去，不能让唐的如意算盘得逞，
要使唐明白李某不是好欺的。直到全国解放，唐李双方斗法相持不下，最后唐把这
个计划卷起带到台湾。可是他们两人之间的矛盾，却并不因为全国解放无容身之地
而有所缓和，到了台湾还是继续斗争下去。据说唐在老蒋与小蒋的支持下，力量一
天天发展，李被赶出了中央警官学校，由唐推荐军统特务乐干当了教育长，结束了
李唐之间多年来的这一场斗争。
唐任署长后，使他最感不快的是首都警察厅厅长由宪兵中的元老韩文焕抢去了。
蒋介石驭人的一贯手法，是有意识地丢出几根骨头让走狗们争来夺去，使这些人为
他拼命卖命。他虽以军统头子唐纵当警察总署长，却并不将警察大权全都交给唐。
首都警察厅厅长韩文焕是蒋介石手下有名的杀人刽子手谷正伦（绰号谷屠夫，
任宪兵司令多年，杀人以万计）极力向蒋介石推荐而抢到这个肥差的。韩自恃有宪
兵作后盾，自己又是"老资格"，加上与李士珍有勾结，便想把首都警察厅里的人
事弄成清一色的"自己人"，竭力排挤厅内的军统分子，因此与唐纵不断发生摩擦。
唐表面上虽不主张马上向韩开火，内心里却是很讨厌韩的。警察总署发出的命
令，韩有时敷衍一下，有时就干脆搁下不理。有次唐发出一个防止各地学潮的命令，
韩认为不合首都情况未予执行，而且未将命令转发下去。唐了解到这一情况，加上
韩自己拟的办法又不向他备案，非常不痛快，立刻打电话向韩查问。韩的答复使唐
很不满意，两人在电话中争执起来，韩才答应把唐的命令转发下去。韩虽然把唐的
命令转发下去，但并不遵照执行。加之特务们从中挑拨，两人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大。
特务们挑拨唐韩两人矛盾的一个手法，是每次唐召集韩去总署开会时，故意把
通知迟点送去，有时干脆就不送。他们的办法很巧妙，在送这些通知时，往往先把
一件不重要的东西送去。唐是很细心的人，遇到韩没有按时来开会，便要追问通知
送了没有？特务们便拿出送文簿给他看，明明是按时送了去。其实，送文簿登记的
是一份普通公文，而开会通知却是隔了些时才送去的。韩不能准时参加或不参加时，
唐总认为韩国中无人，瞧他不起，更恨韩。特务们这种做法，是希望唐把首都警察
厅夺过来。这样，他们在南京为所欲为就更方便了。
大概由一九四七年夏天开始，唐决心要去掉韩文焕这个眼中钉。他自己并不直
接出面去请求蒋介石撤换，而是经常跑到保密局请求郑介民、毛人民帮助他；发动
在南京的军统特务从各方面搜集韩的贪污不法罪证，通过保密局向蒋介石去检举。
韩任厅长后，大大小小的贪污事件本来就很多，经过特务们有组织有计划地去搜罗，
几个月功夫便找出一大堆来，蒋介石便决定要撤换韩文焕。
唐、毛两人都从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们口中了解到这一情况，都准备把与自己有
关的亲信推荐出来接替韩的职务。正当唐、毛两人为此争夺不休的时候，郑介民却
轻易地抢了过去。郑提出他的小同乡和私交最深的黄珍吾来，蒋介石一向很器重这
个人，果然一保就准。黄珍吾虽不是军统分子，但军统可以完全控制他，宪兵方面
也因黄是老团长，夙有渊源，就这样很顺利地接长了首都警察厅长。黄对唐是俯首
贴耳，唯命是从，从此改变了警察总署命令刚出署门就碰钉子的现象。
店收拾宪兵系统的北平警察局长汤永咸，是没有费多大气力的。韩文焕下台后，
特务们便怂恿唐，一不做二不休，把汤也拉下来，而以军统特务杨清植接替。蒋介
石批准后，特务们都很高兴，认为这些失去的"地盘"又一个接一个夺了回来。
唐和毛人风对上海警察局长一职早就想夺了过来。淮海战役发生后，原上海市
警察局长俞叔平在内外夹攻之下，由汤恩伯出面保荐毛森接替了这个职务。
在两年多时间中，唐纵终于把要抢的都抢到手中，但中国人民却把他赶出了大
陆。
逃台前的哀鸣
我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去昆明，年底到南京公干，再次见到唐的时候，仅隔数月，
他已不再是那么兴致勃勃劲头十足了。当时由于蒋军主力大部已被歼灭，南京人心
惶惶，大官们的家眷都在作逃往台湾、香港和国外的打算。唐的老婆一见到我就谈
起这个问题，她很不满意唐还在故作镇静不送她和孩子们走。我问唐为什么还不送
家眷走的时候，他叹了一口气说："我如果一动，别人的闲话就更多。"他沉思了
一会又说："迟早是要送走的。我们都得走的。"接着他和我谈到当时的局势，认
为很难乐观。他非常恨李宗仁，认为这个时候还不能和蒋介石合作，要抢总统当。
他对共产党的政策和解放区的情况有相当了解，同我当时接触到的一些反动头子的
看法不相同。他告诉我："共产党最厉害的是统一战线这个政策，将来许多国民党
的大官都会被拉过去。"他一方面叫我注意防止发生这类事情，对从云南逃往香港
的大官们的行动随时报告，同时又危言耸听地警告我说："共产党只有对干特务工
作的人不肯要，而且始终是仇恨万分，非置之死地不可。"那天我和他谈得很久，
他整个谈话都充满着悲观情绪。那次以后，我再没有看到他。
全国解放后，唐在台湾仍是一帆风顺。据说已成了蒋经国手下的得力助手，在
报上看到他当了多年的国民党中央党部代理书记长。在过去军统的几个大特务头子
中，只有他还活着在干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内幕
国民党国防部保密局，是解放前蒋介石集团中规模最大的一个特务机关。它是
由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简称军统）改组而成的。我从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这个
局成立起，到一九四八年四月间，曾在该局局本部内担任总务处处长兼财产清理委
员会副主任委员。一九四八年五月，到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解放前，我
任该局云南省站站长。因此我对该局成立前后的情况，种种反共反人民的罪行，以
及历次大屠杀大破坏的罪恶活动，了解一部分。现就个人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分
别写出。从这里可以看出，蒋介石王朝对中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对中国人民
进行血腥统治所采用的残暴手段。但因所知范围有限，尚有待了解该局内幕者陆续
补充，俾使这一臭名昭彰的特务组织的全部罪恶活动，真实地暴露在全国人民面前。
改头换面，汰弱留强
一九四六年国防部各厅局于七月一日成立后，直到同年十月一日，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调查统计局才正式宣告结束，改组为国防部保密局，由国防部第二厅厅长郑
介民兼任局长，原军统局主任秘书毛人民任副局长。
一九四六年三月十七日军统局代局长戴笠摔死时，正值抗日战争胜利不久，全
国人民都渴望能真正走上全国团结一致、和平建设的阶段，对这个一向为全国人民
所痛恨的庞大特务机关，都希望能按照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主张早日撤销。但蒋介石
仍旧要坚持走他的反共反人民的老路，所以对这个一贯执行反共政策最忠实最得力
的庞大特务集团，便千方百计地让它完整地保留下来。戴笠刚一死去，他便急于挑
选戴笠的继承人，同意毛人凤向他提出的建议，在郑介民与唐纵之间挑选郑介民为
代理军统局长，实际由毛人凤主持一切。
毛人凤提这一建议，是有他自己的打算的。因为戴笠每次出门总是把军统局的
工作交由毛人民主持，而名义上却请郑介民代为负责。郑本身兼职很多，也很了解
戴的个性，对军统工作和人事、经费等一向不愿多加过问。戴出门期间，郑虽然也
抽出一些时间去军统局办公，但只是在毛人凤拟好的文件上批上一个"照办"或
"可"，极少更改毛的意见，因此郑毛相处很好。唐纵为人拘谨，事必躬亲。在他
任军统局帮办期间，对军统人事、经费虽不过问，在工作方面却常有与毛人凤有不
同的意见。毛人凤生怕戴笠死后局长由唐纵代理，便向蒋介石说，军统大部高级人
员对郑很好，和唐的关系比较疏远。蒋介石便听从了毛的意见，把唐纵挤了出去。
郑介民这时正在北平任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委员，执行蒋介石交给他的对付中
共的任务，无暇兼顾保密局的工作，毛人风便利用这一机会极力扩充个人势力，逐
渐把郑介民在该局的关系削弱，并找郑的缺点进行攻击。经过这一系列的活动之后，
到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毛人凤终于取郑介民而代之，当了保密局局长。
从戴笠死后，在这个特务集团中，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风为首的浙
江派，和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争权夺利的斗争非常激烈。他们表面上一团和气，
骨子里却水火不相容，直到相互残杀。这些情况，我将专门以一章来叙述，这里从
略。
戴笠刚一死去，国民党内部便有一些人也提出裁减军统的意见。这是因为，他
们虽然在反共反人民方面与军统目标相同、意见一致，但是对军统和戴笠的种种作
法非常厌恶，或在本身利害方面与军统有冲突。戴笠在世时，由于戴为蒋介石所宠
爱，大家都畏惧他几分，有意见也不敢提或不好提。戴笠死后，这些人便想趁机报
复或分赃。他们绝不是和全国人民一样真正想撤销这个特务机关，而是各有各的打
算和目的。例如，对军统反对最力的陈诚，是想裁减军统之后，扩大他自己的特务
系统，希望他手下的特务头子张振国能把军统部分机构和人员接收过去。而陈立夫、
陈果夫等CC派首脑，则想趁机打垮军统扩大中统特务组织，加强中统职权。孔祥熙
在当时也表示过军统不应再拥有和过去一样庞大的组织和巨额的开支，这是由于戴
笠杀过给他弄钱的心腹林世良。至于过去复兴社中的一些太保之流如邓文仪、康泽、
贺衷寒等人，则是想由自己来分掌特务组织，扩充个人势力，所以也跟着叫喊缩减
军统。在此四面楚歌声中，由于得到蒋介石的袒护和宋子文、胡宗南等的支持，这
个特务组织才改头换面地保留下来。(奇*书*网^.^整*理*提*供)
当初在没有决定将保密局附设在国防部之前，毛人凤与唐纵曾一度商量向蒋介
石建议把军统改为"国防警察局"。蒋介石没有同意，他认为这一名称不适合军统
工作的职权范围。以后决定附设在新成立的国防部时，毛人风又建议仍然保留调查
统计局这个名称。蒋介石自己很清楚，调查统计局这块招牌上涂的鲜血太多，再拿
出来实在太不雅观，便采用了"保密局"这样一个比较隐讳的名称。当国防部各厅
局的名称、组织及人数、经费等都已决定好了，最后才提出保密局来，这说明这个
组织在当时国民党内部也曾经有一个"难产"的过程。
保密局成立前后，蒋介石最为关心、考虑也最多的问题，倒不是用这一个名称
或那一个名称，而是戴笠死后的继任人能不能和戴笠一样把戴经营了十多年的这个
庞大集团很好地领导起来，继续为他效命；其次是这个集团今后对预算以外的庞大
开支怎样支付。戴笠在世时，这笔见不得人的巨款，大部分是自行筹措。抗战期间，
戴笠用制造沦陷区行使的伪币的办法，榨取沦陷区人民的血汗，充实特务经费，胜
利后这个办法已不能用。蒋介石为了避免以后由他经常下手令，按月支付预算以外
的巨额特别费，便考虑怎样能使保密局做到"自力更生"。他多次找毛人凤、郑介
民研究这一问题，最后决定，军统在各地接收敌伪的现金财宝不送交敌伪产业处理
局，准许保密局留下来作为基金。此外，蒋介石还准许保密局经营接收敌伪的一些
企业，并把与美帝特务合作的"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的剩余物资，一并交由保密
局经营，以便将盈利所得作为预算以外的特务活动费用。但蒋介石对郑介民、毛人
风、唐纵，又不像对戴笠一样放得下心，便加派在他身边多年的机要室主任毛庆祥
共同主持这一工作，由他们四个人组成一个委员会。经多次研究结果，决定把军统
在上海、南京、天津、北平等地接收的敌伪产业、企业和中美所剩下的两千辆十轮
大卡车、印刷机器、照相器材等集合起来，组成一个"三有公司"，由毛庆祥任董
事长，其余为董事，以军统大特务戴颂宜为总经理，总公司设在上海圆明园路。
当时属于"三有公司"经营的企业，在南京方面，有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的
裕丰纱厂，由保密局经理处长郭旭兼任经理。有开设在南京最热闹地区花牌楼安乐
酒店对面的亭亭照相馆，全部是中美所留下的器材，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任经理。
这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资金、器材最雄厚的一家照相馆。除照相外，兼售各种器
材，还出租照相机，代客拍摄家庭生活电影。它一面为保密局赚钱，一面也从事一
些特务方面的活动。还有开设在中山路的鸿业印刷文具公司，由军统四一印刷厂厂
长李如澎任经理。这也是当时南京规模最大的印刷公司，资本雄厚，使用中美所留
下来的美国最新式的电动印刷机，还兼营文具纸张。原来还准备与南京江南汽车公
司合作，由保密局拿出五百辆卡车改装成为客车，曾由我与江南公司总经理吴琢之
接洽多次，以后对方怕惹不起这班人，才没有合作起来。在上海方面，则有由日本
人经营过的东方渔业公司，拥有四十艘渔轮，可以出远海捕鱼，并有自己的冷藏仓
库。另外有由中美所五百辆十轮卡车组成的启明运输公司，专办上海附近各线的货
运，由上海陆根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任经理。还有一处大型锯木厂和一处三夹板厂，
都是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也由陆根泉代为经营。在北平方面，有一处日本人经
营的无线电器材制造厂、西单北平大饭店和几处仓库。天津也有一些仓库和冷藏库
等，都是由军统中一向搞商业活动的白莲丞经营。
"三有公司"除了经营以上企业外，还兼做投机倒把、囤积居奇的活动。因为
保密局掌握有全国经济情报，资本雄厚，人员可以随时大量调用，自以为占有最优
越的天时、地利、人和的条件，完全可一帆风顺，一本万利，保密局今后会有用不
完的盈余，所以决定采用"三有公司"这个名称。而一些了解这家公司内幕的商人，
却把它说成"有势、有钱、有人"，都不敢去意它，害怕赔了老本还要吃官司。
蒋介石煞费苦心安排下这一着棋，最初由于条件着实优越，尚能差强人意，赚
了不少的钱，但以后就越来越不行了。因为条件虽优越，可是经营的人都是些外行，
不但官架十足，而且动辄凶横霸道，蛮不讲理，别人光顾一次之后便不敢再度问津。
特别是层层负责人都挪用公款经营自己的生意，加之法币天天贬值，收入的现金只
要迟交一两天，便可获不少利润，而售出的东西却再也买不进来。当经手的特务们
每人腰包里都装进不少黄金美钞之后，最后终于把"三有公司"弄得垮台完事。蒋
介石在抗战刚胜利时还有所顾虑，等到他发动了全面内战以后，反共反人民的嘴脸
已暴露无遗，再也无需避讳，因而对特务经费仍和过去一样滥事批发。这时他只要
求特务们把全副精力用在反共的活动上，因此便同意了毛庆祥、毛人风的建议，把
"三有公司"的产业全部出售，不再从事经营。
保密局还没有成立之前，军统经费已经感到人不敷出。郑介民一看这情况，知
道再拖下去便不得了。他常常说，他不能和戴笠一样生财有道，只能量人为出。一
九四六年五月前后，他匆匆由北平赶回重庆，经过和毛人风、唐纵商量，决定裁汰
内外勤人员。过去戴笠在世时，实行的是只准进不准出的一套作法。一向被人看成
参加军统便是拿到了"铁饭碗"，可以吃一辈子，这时"铁饭碗"也随同戴笠乘坐
的专机一样摔得粉碎了。郑介民不但准许任何人员请长假自谋工作，而且对一些资
历浅一点、人事关系少一点、能力差一点的人员，采用送往军官总队去转业或径予
遣散的办法来解决这一问题。
抗战时，军统全盛时期，内外勤特务不包括武装特务部队便有近五万人左右。
直接在军统局领取薪金的在后方有一万七千六百多人，在沦陷区有六千多人，海外
各地有二千多人；其余半数则分散在各公开特务单位，不由军统局开支。抗战胜利
后，一些战时性质的机关相继撤销，一大批过去不由军统发薪金的特务这时又都回
到军统请求另派工作。按照军统惯例，特务们在没有派定工作的"待命"期间，照
样要发给生活费。这样一来，经费便更感到紧张，几乎月月要先向军需署透支。蒋
介石对此也大伤脑筋，便同意采用汰弱留强及整顿经费等办法，准许动用一部分接
收汉奸的财物珠宝之类变价出售发遣散费。对死亡了的特务的眷属，也一次发给一
笔抚恤金之后，便不再负担他们的生活费。按照军统过去的办法，因公死亡的特务
遗属，每月或每年要发生活费或补助费，其子女入学也由军统负担。十多年来，积
累下来的遗属遗孤数以千计，这一笔开支也很不小，并且无法报销。这一次便发给
约可维持三个月到半年的生活费之后，便不再置理。
当时这些措施，在郑介民和毛人凤看来是他们的得意之作。这种快刀斩乱麻的
手法，的确使以后经费的收支渐渐走上轨道，不再和过去一样乱抓乱用。戴笠虽然
弄过不少的钱回来，但是没有积累，弄得越多，开支也越大，会计部门经常在过年
三十夜，叫喊钱不够用。经过这次大整顿，情况好了一些。少数自动请长假离开的
大特务还极力歌颂这一处置。因为他们大都已经腰缠万贯，戴笠不死，还天天担心
被人揭发要出问题，想走也走不了，准请长假的办法正合他们的心愿，可以无忧无
虑地去享受下半辈子的清福了。
但是一些被遣散的与送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人，由于平日与外间关系少，贪污
敲诈得到的钱也不多，或者因为来得容易也花得痛快，满以为有军统这个靠山何愁
没钱可用，这时怨声四起了。特别是他们在军统工作时，在社会上有一批酒肉朋友，
彼此互相利用，各方面还买账，等到他们离开军统之后，再去找这些朋友时，便都
采取回避敷衍的态度了。例如一些担任检查工作的特务，当他们在水陆码头上耀武
扬威的时候，一些轮船上的负责人和私车老板、运输商人，对他们真是恭维备至，
一旦知道他们已离开军统想要点工作做的时候，态度立刻改变，再也不和他们称兄
道弟，有的还送上几文钱打发一下，有的干脆不予理采。
到军官总队去的人，只能拿到有限的生活费，住在挤满人的宿舍里，吃着和部
队一样的伙食。这对过惯了舒服生活，花惯了钱的特务们说来，叫苦连天是自然的。
在重庆的特务们，有的就经常跑到祀奉戴笠的"戴公祠"去痛哭。那些一向靠军统
抚恤过活的遗属，很快花完那点抚恤金后，也经常吵着再要钱。保密局从成立到逃
往台湾，一直没有停止过处理这类问题。
这次裁汰人员的标准，主要是保留"核心分子"与"基本人员"，对一般特务
则进行挑选。当时被军统称为"核心分子"的大多是指抗日战争以前参加军统的老
特务，"基本人员"则多系抗战期间军统各个特务训练班所毕业的学生，"一般分
子"则多为抗战期间从各公开机关中吸收来的和私人介绍进来的以及由士兵中提升
起来的人员。当时军统送往各地军官总队去转业的特务，前后达两万人左右，其中
重庆最多，有五千多人，西安三千左右，江西八百多人，其他各地也都是几百到一
两千。
当军统大量裁减人员时，被裁的和保留下来的都有些人不满，他们无耻地认为
自己是抗日与反共有功之臣。毛人风也有此看法，内心里也希望多保留一些人。郑
介民与毛人凤意见相反，主张多裁去一些没有多大作用的人员，以减小目标。他于
一九四六年六月初赶到重庆，召集各单位负责人讲话，说明今后军统的工作重点是
和共产党作斗争，不是人多人少的问题，而是必须有精明强干的人才能担得起这项
任务，所以宁可少些，但要精干一些，目标越小越好。
郑介民还特别把十八集团军朱总司令给蒋介石有关撤销特务机关的一段电文再
次向大家提出，并着重说明共产党早已公开提出这一要求，很得各方面的赞同。他
说，如果不能自动先行缩小编制裁减人员，不但将来组织新政府时通不过，反而会
引起很大反感，特别是增加蒋介石的麻烦。他一再要大家体念领袖苦心，顾全大局，
顺应时势，切不可因小误大。他为了使被裁的人安心起见，还提出被裁人员只算是
暂时脱离军统工作，准许他们仍保留组织关系，等将来扩大编制增加入员时有被优
先派用的权利。此后，吵吵嚷嚷的情况稍好了一些。
当时为了多安置一些人到军统掌握的公开单位去，郑介民和毛人凤一再亲自出
马找公开单位负责特务进行工作。过去戴笠在世时，凡是军统掌握着的公开机关，
人事安排几乎全由军统局人事处统一调节，主管人员不能擅自任用私人。戴笠死后，
情况变了，一些公开单位的负责人对局本部的命令大都阳奉阴违，出缺不上报而自
己找人；对派去的人不是说没有缺额安插，便推说资历不合而拒绝任用。郑、毛亲
自出马找各部门，实际上是不得已。有些大特务自己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如张国焘
活动到江西救济分署当署长，黄荣华活动到广西救济分署当署长，余乐醒活动到救
济总署上海汽车管理处当处长等，郑、毛便推荐一些人请他们帮助分别安置。由于
军统特务到处不受欢迎，许多机关一听到就想法拒绝，加上以后各地大城市不断被
解放，特务人员逃出后请求派工作的越来越多，这项转业安置工作，做了两年多也
没有彻底解决。一九四七年下半年为安置这些人，还在苏州成立了一个转业人员训
练班，收容了三千多人。
自戴笠死后军统改组成保密局起，把过去军统时期一年一度的"四一"大会，
从一九四七年以后改为"三一七"大会，用以纪念戴笠在这天死去。"三一七大会"
与"四一大会"性质完全相同，主要是一年一度的全国性工作会议。开会的日程也
和过去一样，第一天上午公祭死去的特务，接着开工作会议。中午会餐时，照例是
敬三杯酒，第一杯祝蒋介石身体健康，第二杯祝所有的特务身体健康，只有第三杯
改为祝郑、唐、毛三人身体健康。
参加工作会议的人，局本部一般是科长以上，外勤代表一般是站长或副站长以
及各公开单位的正副负责人。蒋介石没有再亲自参加过大会，只召见过出席会议的
各省站负责人与局本部处长级大特务一次。
保密局领导人郑介民和毛人凤，不像戴笠一样经常更换化名。郑介民一直是用
"杰夫"这个名字批阅公文和下手今，毛人凤也一直用"以炎"这个名字，只有唐
纵在批阅公文时用他的别号"乃健"，局本部的化名却经常更换。各处各室对外行
文都有各单位的专用化名。每隔不久便又重新规定一次，列表通知外勤各省站。对
无线电密码的规定，也比过去更严密。一个省站有好几套密本，翻译密本的方法也
经常变更，有些密码本，只用几次就不用了。这是怕中共方面侦收到这些密码后研
译出来。
保密局成立后，原军统局的机构虽保留了下来，但内部组织，有的缩编，有的
合并，有的甚至裁撤，而保卫蒋介石个人安全的特别警卫组，不但完整地全部保留
了下来，还由原来的二百多人扩充到三百多人。当时在蒋介石身边担任警卫的"随
节警卫组"，供应一向归侍从室开支，它的任务是负责蒋住宅与办公地点的警卫，
以及在蒋介石出外时前呼后拥地跟着他。此外还有个"特别警卫组"，专任外层警
卫，蒋介石外出时，便先在马路上去布置，每数百步布置一人，均以左手执报纸为
暗记。蒋介石这个独夫最怕别人暗算，每次外出必仔细看看两旁有没有这些人在为
他担任警卫；如果到远的地方去，也得先把特别警卫组的人派去布置好以后，他才
敢去。这个组先后由朱金骅、梁绍周任组长。
调整组积，更疯狂地反共反人民
保密局成立不久，约在一九四六年冬或一九四七年春，蒋介石在对这个局处长
一级的大特务讲话时，着重讲了这个局以后的工作任务。我当时也是被召前往听训
者之一。当毛人风把听训者的名单交给他以后，他逐一点了名。他首先念念不忘地
一再提到死去的戴笠，极力赞扬这条走狗以毕生之力为党国效忠，要大家向他学习，
继承其遗志，在郑介民和毛人风领导下，再接再厉地发扬过去的成绩，保持过去的
荣誉。接着他谈到今后的主要敌人是共产党，说同共产党作斗争比过去同日本人与
汉奸作斗争要困难得多。他要求每个人都必须全力以赴，说稍不注意，不只危及党
国，而且会死无葬身之地。他希望大家多研究一些办法，多出一些主意，随时总结
经验和教训，很好地担负起这项直接和共产党作斗争的任务。
一九四八年五月，我被调任云南省站站长时，毛人风特别调集了三十个左右的
省站站长，在南京举办了一个站长讲习班。一个月讲习完毕后，蒋介石又接见所有
调训的站长和出席"三一七"工作会议的代表，地点仍旧是黄埔路中央军校后面他
的官邸办公室。他照例点名之后，首先对毛人民调整各省站长的办法表示极为赞许。
原来保密局成立后，毛人凤担心各省站站长大都是一些老干部，不大听话，便
从军统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中和一些中级干部中提升一批人来替代。后来他发现
这些新手由于在军统的资历浅，对各省的公开单位领导不起来，而各公开单位的负
责人都是军统老干部，对这些新提的站长不买账，站的工作推不动。所以毛人凤取
代郑介民而当了局长之后，感到再这样下去不行了，才又决定把一批将级大特务调
出去当站长，并且在毛的亲自主持下，把这些新调任的站长和准备保留的一些老站
长调集到南京训练一个月，把原有的一些资历浅的站长降为副站长。蒋介石对这项
加强外勤各省站的工作很是满意。他在讲话中便指出，各省站今后仍应和过去军统
局时期一样，秘密领导公开，各省的工作重点应摆在省站。
蒋介石这次讲话的重点是要求各省站的负责人对外勤特务必须加以调整。保密
局的外勤人员应当社会化，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公开的职业作为掩护，以便打入各民
主党派和进步团体，除多多拉拢一些民主党派中的动摇分子参加工作外，最主要的
任务是要千方百计、不惜任何代价打入共产党在各地的组织，以便彻底消灭各省共
产党，巩固后方。对一些不称职或身份已暴露的特务人员，应调往公开机关去安插，
留下来的必须是有能力的和有工作路线的人，并要不断吸收新的人员参加。他要求
各省领导人不单是负责领导工作，还要亲自去从事高一级的情报活动。他当时便提
出省站站长可以加委为国防部专员，用这一名义在当地作公开活动，站长以下则绝
对保密。他还要求各省站领导人搞好地方关系，与当地驻军将领及行政负责人密切
联系，发动各方面的力量搞好特务工作。他叫我们重视利用中共叛徒工作，但又应
注意防范这些人。他还以颇亲切的口吻对这些为他尽心竭力充当鹰犬的大特务们说：
"你们都是跟随戴局长多年的老部下，都是最革命。最忠于党国的人。保密局在各
省的组织由你们去领导，我很放心。今后在各地展开和共产党作斗争的工作，有你
们去领导，我相信一定能够不辜负我的期望，做出卓越的成绩。你们在工作中有什
么困难，我一定负责替你们解决，使你们能一心一意去工作。"末了，他照例对中
共来一番诬蔑，并对在场的人进行一番恐吓，说什么如不努力战胜敌人，必死无葬
身之地。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保密局成立时，是在南京马台街二十二号办公，到一九四
七年上半年才迁入洪公祠新建的大厦。国防部核定保密局全部人员的数目，内勤各
处室由原来军统局时期的一千多名减为三百三十五人，外勤减为六千零二十三人，
电讯部门人员保留了一千人，总共比原来少了近两万人。到一九四八年又增加了外
勤人员二千八百八十人。保密局刚成立时由郑介民兼局长，毛人凤为副局长。一九
四七年十二月五日，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国防部二厅厅长，调任为国防部次
长，由毛人凤升任局长，原任军委会别动军司令徐志道调为副局长。
这个局从成立到大陆解放逃往台湾，内外勤机构名称很少变动，不像过去军统
局时期一年数次变更和扩充。局长、副局长以下设局长办公室主任。郑介民任局长
时，由黄天迈、张继勋任局长办公室主任。毛人凤任局长后，把郑介民的人换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