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他最亲信的潘其武调为局长办公室主任。局长办公室下设专员和秘书。助理秘书
十人左右，先后由王清、萧漫留、刘镇芳等任专员；毛钟新、袁寄滨、周念行、郑
尔铨、徐昌俊等任秘书。直接由办公室领导的还有一个文书科，由周石甫任科长。
局本部设七个处：第一处为情报处，由原军统局第二处处长何芝园任处长，下
设军事、党政、经济、国际四个情报科；第二处为行动处，由叶翔之任处长，下设
行动科（主管逮捕、暗杀。破坏）、侦防科、策反科（这个科领导有许多策反站，
专门进行对解放军和地方进步武装力量等的策反活动）和一个心理作战科；第三处
为人事处，由郑修元任处长，下设人事行政、考铨、卡片等科；第四处仍和军统时
一样为电讯处，由杨震裔任处长，下设通讯、机务、工务等科；第五处为司法处，
由李希成任处长，下设审讯、狱管两科（重庆磁器口渣滓洞与白公馆的两个看守所，
西安、上海、北平、南京等地的看守所和集中营，都由这个处领导）；第六处为经
理处，由郭旭任处长，下设审计、综计。会计、出纳等科，主管财务工作；第七处
为总务处，由我任处长（一九四八年五月以后，由副处长成希超升任处长），下设
庶务。管理两科及收发、交通两个直属股，附属有一个汽车队，由孙超任队长，一
个电话队，由梁修元任队长。
局本部内还有三个室：一个督察室，由廖华平任主任；一个总稽核室，由张冠
夫任总稽核；一个预算室，由朱光斗任主任。在这些处室之外，还有机要组、特种
政治问题研究组、特种技术研究组、布置组等几个组。机要组，由军统中唯一的女
少将姜毅英任组长，主管译电和密码工作。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原来由张国焘主
持，改组时张离开军统，由瞿梦秋任组长，专门研究有关中共的一切问题，内部成
员均为中共叛徒。毛人风对这些人，虽尽量利用他们过去的关系为保密局工作，但
并不放心他们。所以这个组不在保密局里面办公，另外在外边找有房子，只有在必
要时找瞿到局本部参加一些不重要的会议，其余的成员都不让他们去保密局。特种
技术研究组，由刘绍复任组长，专门研究暗杀、爆破、破坏、放火等技术，制造各
种定时炸弹、毒药、毒弹、毒刀与各种杀人工具及纵火伞、纵火金笔、铁道破坏器
等等物品。一九四八年，又从人事处中划出一部分人成立了一个布置组，由赵斌丞
任组长，下设一二两科，由李葆初、任鸿传分任科长，专门向解放区作潜伏布置和
在将要解放的地区预为布置潜伏特务和电台。原军统局的设计委员会照样保留，专
作储备高级特务之用，张严佛、刘启瑞等任过主任委员。另外还有保密局局本部直
接领导的高级情报员四十名，这些人有的是在国民政府中央部门中工作的高级幕僚，
有的是大商人，有的是过时官僚政客，专搞一些所谓上层情报。
军统局由重庆迁回南京，直到保密局成立后半年多，重庆方面还保留一个军统
局和中美所合并组成的"结束办事处"，由张严佛主持，负责办理军统及中美所的
结束工作。这个办事处除对外安置大量被裁人员外，对留在重庆的大量物资处理了
一年多，也没有处理完。他们把一部分器材用具出售，把一所"四一"医院和一些
不易搬动的医药器材交给了重庆中央医院，用那些美式武器装备了交通警察总队之
外，还剩下不少。临解放，该局在重庆中美所内施行大屠杀的同时，还把几个仓库
的器材、物资、武器等纵火焚烧了两天两夜。
保密局外勤各省站的编制，按国防部核定的人数分为三种：如上海、南京、天
津、北平、四川、云南等大一点的地区为甲种站，为一百六十人；安徽、贵州、新
疆等地区为乙种站，一百一十人；更小一点的地方为丙种站，只有六十人。各地的
实有人数，因要求过严，往往不足编制的人数。当时各省站的编制情况，以甲种站
为例，除站长、副站长外，有一个书记，一个或两个助理书记，一个情报编审，一
两个助编，两个司书，一个译电员，此外，还有主管人事、总务、会计、交通的人
员，一个搞学运的学运指导员和搞工运的工运指导员，几个直属省站的情报员；另
有一个由局本部督察室派去的督察员，受督察室和站长的双层领导。省站一级大都
由电讯处配有一个电讯支台，各组设有组台，由支台直接和保密局总台联系。这个
支台是站的配属单位，不受站长领导。支台一般有两三部大型电机，组台都是小型
的特工机。
各地站长我记得姓名的有：北平站，先后由黄天迈、乔家才、王蒲臣、徐宗尧
任站长；河北站（设保定），由杨清植、孔觉民先后任站长；天津设有两站，一站
专搞一般情报，二站专搞外事情报，一站由吴景中、李俊才先后任站长，二站由黄
天迈任站长；山西站为田唆；晋南站为王明江；山东站为许先登；青岛站为梁若节；
河南站为刘暨、刘茂欣、杨蔚；陕西站为候定邦。王鸿骏；甘肃站为任冠军；新疆
站为余万选、饶铁珊；拉萨站为谭兴沛、萧崇清；云南站为王巍、苏子鹊、沈醉；
贵州站为钱养林、周养浩、陈世贤、汪剑英；川西站（蓉站）为杨超群、吕世琨；
重庆站为李修凯；康定站为董士立；湖北站为余克剑、黄藩初、谢经武；鄂北站为
杨振铎；湖南站为唐乘骝、黄康永、夏松；江西站为邓树勋、王迈夫；安徽站为唐
玉昆、翁一窥；南京站为叶翔之、钟贡勋、黄加持、张明扬；上海站为王新衡、刘
芳雄、王方兰；苏南站为李修凯、陈楚之；苏北站为陈轶珍；浙江站为章微寒、毛
万里；福建站为陈达元、王调勋；闽南站为沈觐康；台湾站为郭寿华、林顶立；广
东站为郑鹤影、冯德恭、郑星搓；广西站为苏业光、钟可庄；香港站为李惟棉、谢
力公、杨华波、刘芳雄；承德站为诸大光；沈阳站为荆有章；长春站为崔志光；南
满站为股勉、诸大光；北满站为王力、项乃光；四平站为张静宣；热河站为龙超、
徐政。在国外设站的有韩国。西贡、新加坡、曼谷、开罗、卡拉奇、菲律宾等。以
后在站以上又有过一些高一级的组织，如东北督导室，由文强任主任；西南特区，
由徐远举任区长；西北特区，由胡子萍任区长。一九四九年反动政府逃到广州时，
又成立了广州办事处，由郭旭兼主任。以后迁到重庆时，又成立过重庆办事处，由
唐治任主任。
毛人凤领导保密局工作，仍旧用戴笠的老一套办法。局本部副处长以上人员，
中午仍在一起会餐，一边吃饭一边商谈一般性问题，有关人事、经费等当时即予解
决。外勤省站正副站长到南京，也往往被邀去参加这种会餐，一些问题也能很快得
到解决。各单位负责人在一起当面商谈，不经过科股，这样就逼着各单位负责人非
看公文不可，不然临时提出问题接不上头会当场出丑。毛人民对这一工作抓得很紧，
无特别事故，他几乎每次必到，每到必提出一些问题来谈。
另外，在和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联系上，毛人凤也保留了过去军统时期的一套，
每月邀请宪兵司令、中统局局长、警察总署署长、国防部二厅厅长等开会一次。毛
人风特别在傅厚岗通往玄武门的那条马路上买下一幢房子，取名叫"诚庐"，作为
各单位首脑开会之用。对一些有关对付中共及镇压民主爱国运动等问题，便在这个
会上提出，以便各特务机关采取一致的步骤。同时规定各省站长，必须参加各地省
一级的特种会报，以便在反共方面能与各方面取得联系，互相配合。毛人风还规定
各省站长每月至少召开一次公秘会报，由各省站出面邀集，该省所掌握的公开特务
机关负责人要亲自参加，一般多采用聚餐或茶会的方式。会上先由站长报告该省一
般情况及保密局有关工作的指示，然后由各单位负责人轮流报告自己单位中一月来
的工作，并提出一些共同性问题进行研究、讨论。会议完毕，还得向保密局汇报。
这是过去军统一贯的秘密领导公开的传统办法。不过在保密局时期，有些地方已经
流于形式。
保密局控制的公开特务机关，既不如过去军统时期那么多，在控制程度上也远
不如过去那么紧。当时最大的全国性公开的特务机关是警察总署，由于它为唐纵所
领导，表面上虽然接受保密局的控制运用，实际上是自有一套。比如唐纵提出，要
使警察人员正规化，凡不是警官学校出身的人不能当警官。这等于公开声明，对当
时军统所裁编下来的人员拒绝接受。虽然警察总署人事室一些主管人事的人员大都
是保密局人事处推荐去的，如刘本钦、江摄吉等，都是军统时期人事处的老人，但
是他们不能和过去一样受双层领导，而是一切全由唐纵作主。因此在各省保安处与
警务处合并改编为警保处时，不少警保处长不是安排军统分子，而是给了转业的高
级军官。以后盾纵兼任国防部保安事务局长时，他也只挑了赵世瑞等几个军统的人
到这个局。至于那些大城市警察局长的更换，都得由蒋介石亲自决定，郑介民、毛
人凤既不便越过唐纵而直接找蒋介石，唐纵也不肯为保密局力争。本来戴笠早在抗
战期间便对一些大城市的警察局长人选预作了安排，胜利后却都由蒋介石另行派定，
如上海给了宣铁吾，北平给了陈卓。戴仅把天津警察局长抢给了李汉元。李汉元是
替外国人当奴才、在天津租界干了十多年警察工作的"天津通"。南京的首都警察
厅长这一职位，戴笠多年来一直是在培植着任建鹏。南京撤退时，任建鹏任首都警
察厅保警总队长，他带着一批武装保安警察向重庆逃跑时，便把首都警察厅的印信
带在身边。他到重庆后，改任内政部警察总队长，一直眼巴巴地望了八年，好容易
等到日本投降，满以为可以出任首都警察厅厅长，结果蒋介石没有答应戴笠的要求，
而把这一职务给了宪兵司令部参谋长韩文焕。任建鹏带在身边八年的首都警察厅印
信，一次未用，便交了出去。戴笠为这事难过极了，勉勉强强地为任争到了个汉口
市警察局长的职务。这几个大的警察局局长的职务，直到一九四八年以后，才慢慢
地落到军统特务手中。北平归了杨清植，上海解放前给了毛森。南京警察厅却始终
没有轮到军统。
保密局所控制的第二个公开机关，是交通部的全国交通警察总局，这个局先后
由吉章简、周伟龙、马志超任总局长。局里的成员，大都是从原军委会水陆交通统
一检查处、军委会别动军司令部及忠义救国军等单位凑合来的，基本上还能接受保
密局的领导。当时几条铁路的警务处长，如京沪、沪杭雨的王兆槐，平汉路的朱若
愚、北宁路的吴安之、陇海路的程一鸣、津浦路的贺元、粤汉路的张辅邦、湘桂路
的史铭、浙赣路的毛万里、晋冀路的李希纯、成渝路的曾晴初（当时成渝铁路还没
有动工修建，却先成立了铁路管理局和警务处等机构）、滇越路的田动云等，都是
老军统。公路方面，除了公路总局的警稽室由刘子钦、蔡慎初先后当过主任外，各
地公路局的警卫稽查组、各运输处的警稽室以及招商局（水运）警稽组（组长石仁
宠），也都由军统特务控制。这个局收容了所有的特务武装部队，改编成了二十多
个交通警察总队。
按照过去军统局的传统，国防部第二厅也应由保密局控制。郑介民是以保密局
局长兼二厅厅长，照理也不应成为问题。可是他本人经常不在南京，二厅副厅长侯
腾不但不是军统，还想独树一帜，不愿接受保密局的领导。郑介民兼厅长时期，侯
腾表面上还敷衍一下，等到郑介民被免去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改任国防部次长以
后，侯腾当了二厅厅长，情况马上改变。不仅保密局不能再控制二厅，侯腾还想把
原来在二厅工作的军统分子慢慢排挤出去，在搞军事情报方面与保密局分庭抗礼，
自己把持军事情报，而让保密局专搞党政情报。毛人凤自己也很清楚，保密局在军
事情报方面抢不过二厅，但他不肯放弃这一项工作，便暗中指使还留在二厅系统内
工作的军统分子，继续保持与保密局的关系，并尽力设法和侯腾捣乱。直到逃台前，
彼此还在句心斗角，互相倾轧。
当时保密局控制得最多的单位是各地的稽查处，这是从抗战胜利后便在各大城
市中首先抢到的公开单位。如上海淞沪警备总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南京卫戍总
司令部稽查处长何龙庆、北平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倪超凡、天津的陈仙洲等等，都
是由戴笠亲自安排的，以后一直掌握在保密局手中。至于原来大后方的一些地区如
重庆、成都、西安、兰州等处，也一直没有变动，仍由保密局掌握。另外各大城市
的侦缉大队或刑警处，也都掌握在保密局手中，如北平的刑警大队长李连福、上海
刑警处长廖公劭、重庆刑警处长谈荣章等都是军统分子。
保密局在各地掌握了稽查处和刑警处这两种公开特务机关后，对逮捕、搜查、
监禁等方面的活动，仍有很大的方便。毛人风也特别重视这些单位，掌握以后死不
肯放手。一九四七年重庆警察局长施觉民，曾在蒋介石侍从室于过，自恃来头大，
不买保密局的账，把军统派在该局的刑警大队长撤下来，用自己的亲信何某继任。
毛人凤表面上虽同意了，暗中却指使在重庆的特务进行捣乱，几个月时间里连续发
生了一些奇奇怪怪的案件，使何某无法破获。施党民只好将刑警大队长又让出来，
请毛人凤派人去担任这个职务。
当时干这些刑警工作的特务们，不仅本人大多是帮会流氓头子，同时还掌握有
一大批各种门道的小偷、扒手、惯窃。他们对有权有势的人丢失东西，能在两三天
内清查出来，原物奉还；而无权无势的人被偷窃后，任你怎样去要求也不会破案，
纵然破获了，东西也不能全部清出。保密局要掌握这些单位，主要是利用这些机关
任意搜捕，对一些没有证据的政治犯，可随意捏造罪名，栽上伪证，把人抓起来。
另外，在保密局控制下的还有兵工署的稽查处。这个处成立于抗战初期，原来
叫警卫稽查处，胜利后仍旧保留下来，改名稽查处。保密局内部却称它为兵工稽查
处，以区别于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这个处是专为防止共产党在各兵工厂的活动
和镇压各兵工厂的工人而成立的。国民党把所有兵工厂的工人列为现役军人，不准
组织工会，对待兵工厂的工人动辄以"军法从事"，这个处便是专门担任监督工人
活动的。各个兵工厂都设有警稽组和警卫大队，抗战期间由张师当处长，胜利后由
廖宗泽当处长。这两人都是中共叛徒，自认为懂得共产党的一套，但是，他们除了
迫害过不少工人外，始终没有在哪一个兵工厂中清查出中共的组织。
保密局的外围组织，最大的一个要算"中国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了。这个组
织是由抗战时期戴笠所主持的"军事委员会人民动员委员会"扩大起来的。戴笠野
心很大，想把全国的青帮。洪帮、袍哥、哥老等组织统一起来，由他领导，以加强
军统的外围力量。当时被邀请参加这个组织的委员有杜月笙、向松坡、梅光培、刘
治陆、杨庆山、杨虎、陆京士、石孝先、田得胜、范绍增、冯什竹、唐绍武、徐亮
等人。一九四六年在上海静安寺路丽都花园开成立大会时，各路丑类代表均赶往参
加，即使在旧社会，也是少有的盛举。戴笠死后，这个组织改由军统大特务徐亮负
责主持，于是情况发生了变化。徐领导不起这个组织来，特别是在发展组织时，遭
到了CC和政学系等各方面的攻击和阻挠。主要原因是他们害怕保密局掌握了各地帮
会组织之后，对选举国大、立委等起操纵作用。郑介民和毛人风看看风头不对，不
愿为这事开罪于各方，这个组织便无形中停止了活动。
保密局在工作上除了继承军统的全盘业务外，还学会了美帝一套造谣宣传的办
法，并在第二处设立了一个心理作战科专门主持这项工作。属于这个科领导的外围
机构和组织，主要的是南京大同新闻社。这个社由军统老特务刘启瑞任社长，军统
息烽特训班毕业的特务了匡华任编辑主任，专门制造对中央、苏联及社会主义国家
的诬蔑材料。这个社的外勤记者到各处去活动时，并不是采访什么新闻，而是假借
记者身份从事特务活动。它的稿件来源是由心理作战科供给，通过它发出去。心理
作战科的稿件，是从接近解放区的特务发回的情报中摘录一点半点，加以颠倒黑白，
胡乱编造而成的。
当时在武汉还有一个汉潮通讯社，也是搞这些把戏的。另外在上海、东北、重
庆、贵州以及昆明等许多地方，也都先先后后办过一些这类通讯社或报刊，其中最
无耻的要算在重庆办的《新华时报》了。
当时中共在重庆发行的《新华日报》深得各方人士的赞扬，政治影响很大，特
务们虽曾在几年中日以继夜地想方设法扼杀它，用尽了一切卑鄙伎俩，采用过打报
馆、殴报童、拒绝传送。邮局查扣等等手段，这张报纸始终没有被破坏掉。相反，
越是这样，爱看的人越多，越是相信这张报。在无可奈何之下，重庆警察局刑警大
队长（以后改刑警处，任处长）谈荣章，便自告奋勇，向保密局建议，以报纸对报
纸，和中共作宣传上的斗争。毛人风马上批准了这一建议，并允许给以财力物力人
力的支持和稿件的供应。为了报纸的名称问题，特务们曾绞尽脑汁，最后才决定取
名为《新华时报》，一想混淆视听，二想表明要与《新华日报》相竞争。谈荣章自
任发行人，把他的老婆、军统黔阳特训班毕业的女特务薛树华捧出来当社长，以专
门从事于新闻界活动的陈XX为编辑主任，还拉拢了一些无聊文人和漫画家。军统除
先后拨给房屋外，还把原来四一印刷所的印刷机、工人等全部拨给他们，满以为凭
这张报纸的发行，便可在重庆压倒《新华日报》了。
《新华时报》发行时，除了让各级大吹大擂一番之外，并由刑警大队的队员们
分途到各商店去强迫商人、市民订阅。谈荣章为了诬蔑中共，特地派人到川西红军
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搜集所谓材料，把国民党军队追击红军时屠杀的大批无辜人民
（连小孩在内）的坟墓掘开，将一堆堆的白骨摄成照片，颠倒黑白说是红军屠杀人
民的证据。尽管他们费尽了心机，却根本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看这张报的人越来
越少，并且更加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到一九四七年二月，重庆《新华日报》被迫停刊撤走的时候，谈荣章以警察局
刑警处长的身份前往红岩村监督撤退工作。他这时得意极了，认为从此去了眼中钉。
当他和《新华日报》一些工作人员谈话时，曾以极其傲慢的口吻表示今后还要在政
治宣传上继续进行竞争，并以胜利者自居。当时《新华日报》一位工作人员回答他
说："采用正当的方式进行竞争的话，共产党是绝对欢迎的。""我们暂时离开了
重庆，不久还是要回来的。"当时我正有事去重庆，谈荣章把这一段情况告诉我，
并且认为再没有竞争的对手了。谈荣章一方面希望拿这张报纸作敲诈的工具，借以
发财；一方面则用来为他老婆竞选国大代表当宣传工具，所以报纸越办越下流，最
后强迫推销也销不出去了。由整张改成半张，仍然没有人看，到一九四八年便不得
已而让它结束了。
保密局另一个外围组织，是从日本特务机关手中接收过来的东方经济通讯社。
这个通讯社由邓葆光主持，专作经济情报活动，同时也对外发稿，并在北平、武汉、
重庆等大城市设有分社，配有专用的无线电台，专门搜集经济方面的情报。他们还
在北平办过一张《华北经济导报》，由秦XX主持。
血腥毒辣的罪恶活动
保密局成立后的两三年中，在反共活动方面，毛人风一直认为比过去军统局时
期更有成绩。他最得意的是更加受到蒋介石的奖励，主要的有：
（一）一九四六年在上海破坏过中共苏北地区的一个财经贸易组织，截获到一
只小火轮和准备运往解放区的许多物资，逮捕了十多名地下工作人员。其中有在上
海江海关工作的张渊、尹兰苏等，均被杀害。
（二）一九四七年在北平破坏中共的地下电台，逮捕了地下电台的报务员李政
宣和他的妻子译电员张厚佩，报务员盂良玉和他的妻子译电员李毓萍；同时还清理
出地下党的重要骨干北平市地政局代理局长（原系该局科长）董剑平，北平贝满女
中教员田仲英，北京大学学生李恭贻等多人。当时对中共无线电台的侦测是靠密布
在各大城市中的侦测电台来进行的。各地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的电检科，便是专门干
这种活动的。它先把所有公开的无线电台的呼号、波长、通讯时间等，作了详细的
登记，侦测台一发现有没有登记过的电台发出的呼叫，便进行方向位置的侦测，慢、
慢由远及近地找出电台的所在地，即进行搜捕。
（三）由于北平地下电台的破坏，同时又在保定绥靖公署内清查出参谋处处长
谢士炎、副处长丁行（两人解赴南京后，在雨花台被杀害），军法处处长王某以及
绥署设计委员余心清等多人。通过这些线索，又在西安、兰州发现中共地下组织和
电台。蒋介石得到报告时高兴极了，马上叫空军总部准备飞机，毛人凤派第二处处
长叶翔之率领大批特务，连夜飞往西安，又在盐店街奇园茶社逮捕到梅永和、赵耀
斌等，还破获了一部电台，逮捕了十几个地下工作人员。当时连胡宗南的一个秘书
和他所办的西北通讯社的一个负责人，都被牵涉进去，使得胡宗南大吃一惊。他真
没有料到在他的身边也有共产党。当他听到叶翔之说兰州方面还有线索的时候，他
马上叫叶翔之乘他的小飞机赶去，不料飞机在平凉上空发生故障，几乎把叶摔死。
胡又请空军另派一架专机从平凉把叶送到兰州，又逮捕了尹家明等几个中共地下人
员，一同由叶翔之带回南京。蒋介石除发给一万元奖金外，还特别发给叶翔之和北
平行营电检科科长赵容德四等宝鼎勋章。这一案件还牵涉到东北行辕新闻处专员李
年，沈阳防守司令部新闻处代理处长王书鼐，以及巩天民等。最后还发现连长期在
蒋介石身边负责机要工作的陈布雷的一个女儿，也是中共地下党员，使得蒋介石大
为吃惊和震怒。他一再责令毛人风，务必竭尽一切力量，彻底清查打入各军政部门
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宁可错抓错杀，也不能放过一个。当时连毛人风也感到棘手
和惊异，有天中午，他在集合保密局处长级的特务们在一起午餐时，很感慨地说：
"我们这样抓，这样杀，还是有这样多的人敢提着脑袋闯进来，真不知是为什么？"
当时在座的人谁也没有吭声。那些骑在人民头上过着花天酒地生活的特务们，怎么
能理解共产党员那种为革命不怕抛头颅、洒热血，视死如归，敢于虎口拔牙的伟大
精神呢！
（四）一九四八年，重庆绥靖公署二处处长徐远举与保密局重庆站长吕世琨密
切合作，在重庆破坏了重庆地下党的《挺进报》之后，进而破坏了中共重庆市委组
织。由于重庆市委书记刘XX的叛变，使在重庆和四川其他地区的地下工作人员近百
人被逮捕。毛人风特别重视这一工作，又派叶翔之赶往重庆去主持，并把刘XX带到
南京，要他破坏中共长江局的组织。以后我由昆明到重庆，见到这个叛徒，他还准
备和我一同到昆明破坏云南的工委组织。据他说，在云南工作的个别负责人，他还
能认识，可以协助云南站进行这方面的活动。后来由于我去上海，回来后又去西北、
成都，他没有和我一同去昆明。
毛人凤自从这件案子办完后，对徐远举加倍称赞，除给他请勋章、发奖金外，
还决定成立保密局西南特区，派徐为区长，负责领导西南四省的工作，以便集中力
量从事破坏中共地下党组织的活动。在这同时，毛人风还把另一个中共叛徒王X派到
西南特区当专员，协助徐远举。王X原为东北军区参谋处的科长，在四平街战役中被
俘后叛变，曾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过一段时期。当时毛人风希望王X对
在四川方面捕获的中共人员进行说服，使之叛变，但无结果。早先刘XX叛变后，受
他领导过的许多人虽被他出卖，却不肯和他一样叛变组织出卖灵魂向敌人屈服。以
后这些忠贞不屈的优秀党员全部于解放前被屠杀在渣滓洞看守所内。
一九四九年十月底，军统在重庆市大坪杀害了中共四川省委蒲华辅，重庆市委
王朴，以及涂孝义、刘国志、成善谋、邓兴邦等十人。接着又秘密在原中美所范围
内岚垭电台旧址杀害了三十多人，其中有江竹筠（江姐）。在十一月二十七日大屠
杀中被害的烈士有：许晓轩、陈然、何雪松、李青林、何敬平、沈迪群、张现华、
杨翱、黄显声、李承林、韩子重、黎又霖、周均时、王白与、周从化、阎继民、张
醒民等，加上原囚禁在新世界饭店的王亚细、艾仲煌、单本善、钟奇等，共达三百
多人。此外，他们还在成都十二桥杀害了许寿贞、杨伯凯、于渊、姜乾良、彭代梯、
刘仲宣等三十多人，造成了惨绝人寰震惊世界的大屠杀。
除去上述之外，保密局、毛人风的罪恶活动，还有很多。
解放前，民革在西南地区的武装革命活动，声势相当浩大。蒋介石对于民革在
后方从事武装起义的活动，感到非常不安，也是防不胜防。他除了一面责成各地驻
军随时"进剿"外，并命令保密局尽力设法破坏和防止。西南特区从四川山区先后
查获的民革武装组织的文件内，发现从事这些活动的主要人员中，有前国民党陆军
大学校长杨杰，便准备把材料搜集起来，在重庆将杨逮捕进行审讯。因为杨杰在反
动派部队内的人事关系很多，不少的国民党将领是他的学生，蒋介石认为如不除掉
这个人，对国民党十分不利。
特务们除对杨严密监视外，还收买他的秘书，威胁一个准备嫁给杨的女护士为
他们工作。以后杨杰发觉了，便秘密逃往昆明，托庇于卢汉。但是蒋介石并不因杨
杰离开重庆而放过他，便叫毛人民再三命令我（当时任保密局云南站长）在昆明将
杨暗杀，以除心腹之患。由于种种关系，我迟迟没有执行。一九四九年九月，杨杰
由昆明逃香港。毛人风发现杨在香港的关系后，便派叶翔之率领特务韩世昌等六人
由台湾出发，将杨刺杀于香港。但是西南地区的民革武装并未因此而停止活动，相
反，却越来越活跃。毛人风为此挨过蒋介石好几次臭骂。
毛人凤在搞策反活动方面，也曾费过不少心思。保密局第二处专门设有策反科，
幻想对解放军及起义的部队进行策反活动。除了在开封、郑州、青岛等处设立有策
反站外，第二处还派副处长黄逸公随同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到武汉"和平
爱国团"去挑选人员，秘密进行训练后派往接近解放的地区去从事阴谋活动。"和
平爱国团"的成员，都是被俘的解放军军官和文职人员，保密局从中挑选人事关系
较多的人带回南京，施以训练再派出去活动。但是，这些人被派出去后，从来没有
把解放军部队策反到国民党这边来。
在策反工作中，毛人凤极力在蒋介石面前争功的是策反郝鹏举的事件。当时很
多方面都在进行这一活动。薛岳说是他一手搞成的；毛人风却硬说是由于他通过吴
化文的关系起了决定性的作用。等到吴化文起义后，毛人风满以为有把握再把吴策
反过来，结果空夸了一顿口，给蒋介石骂了一顿。
保密局在进行策反工作中，还弄过许多次赔本生意。如对河南军区牛子龙的策
反，便把派去的人和电台一起送掉了。牛子龙曾在军统中工作过，因发现他有同情
中共的言行便把他扣押在军统西安西北看守所中。牛在看守所内联络了几个心腹人
员，趁看守人员不防备时劫夺警卫枪支，击毙几个看守，逃出监狱，投入解放军。
毛人凤以为凭过去关系，只要不追究他越狱的罪行，允许给以官位金钱，便可把他
策反过来。结果等到把人和电台派去后，便一去不复返了。这类的事虽然有过好几
次，但毛人凤并不死心。他总认为只要成功一次，便能一本万利。直到一九四八年
冬，他还在积极搞这些活动。到一九四九年后，他再也不愿在这方面花气力了，他
知道大势已去，谁也不会再弃明而投暗。
派特务武装进攻解放区，到保密局时期，有了新的发展。这时由于蒋介石发动
了全面内战，郑介民和毛人风便一批又一批地把所掌握的交通警察总队调往各个战
场，直接参加反人民战争。最初毛人凤担心这些部队不能作战，在阻止解放军解放
大同和包头的两次战役中，他发现特务武装发挥了一点作用，便越来越胆大起来。
可是等到张国梁、熊剑东等几个总队被解放军全部歼灭以后，毛人凤既感到非常心
痛，又有些恐慌，但是蒋介石为了垂死挣扎，还是不断地把这些部队投入战场。在
上海外围战争中，第二、第五、第六、第十一、第十二、第十五、第十八以及水上
总队都投了进去，结果除两三个不完整的总队由他的亲信周文新带往台湾以外其余
几乎全部被歼，最后剩下的残余部队，也在代指挥李铁夫率领下放下武器，投向了
人民。
在一九四九年初任交通警察总局长的周伟龙，个人野心一向很大，他用尽一切
方法，特别是通过和毛人风老婆向影心的勾结而抢到这个职务后，不愿再听毛人民
的指挥而独树一帜。他最反对把交警总队投入前线作战，而希望多保留一点实力。
那时唐生明在湖南暗中策反国民党武装部队，和周取得联系之后，周便设法把交警
总队慢慢抽调到湖南去集结，先后调去了王春辉等六个总队。当他还想抽调派驻在
奉化担任蒋介石的警卫部队时，被毛人凤发觉，立刻向蒋介石报告，将周伟龙在上
海国际饭店内逮捕。在搜查出的信件中，发现他与唐生明有往来。毛人凤原来准备
马上逮捕唐生明，后来因为湖南正在酝酿和平运动，便改派特务孙坤、焦玉印等前
去长沙暗杀唐。特务们曾在唐的寓所附近向他放过一枪而未击中。等到程潜率部在
长沙起义后，原来在湖南工作的张严佛、刘人奎、刘人爵等都参加了起义。毛人凤
怕其他特务效尤，便令焦玉印等把参加湖南起义后临时担任长沙警察局局长的刘人
爵暗杀于长沙浏阳门正街二十二号家中。凶手逃出后，改派到云南工作，他们曾向
我谈到过这一经过。
在解放战争期间，为了镇压各地民主爱国运动，保密局特别举办了两次司法人
员训练班。这个训练班之所以设立，主要是研究国民党的宪法颁布以后，保密局怎
样表面上不违背宪法，又能随心所欲地贯彻军统的意图，逮捕革命人士，阻止人民
的活动。因此这个班成立后，司法人员莫不背地里叫它"违法训练班"。到一九四
八年初，蒋介石颁布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办法"，一脚把宪法规定的保障人身自
由等假东西踢得干干净净，这时候特务们额手称庆，才再不研究耍"宪法"幌子的
手段，而依旧毫不掩饰的按照原来的一套进行逮捕、搜查、审讯等危害人民的勾当
了。
保密局在解放战争期间，除了直接干出许许多多破坏中共组织、屠杀中共党员、
镇压民主爱国运动、大批逮捕囚禁革命人士以及在各大城市进行大破坏大屠杀等罪
恶活动外，对解放地区的情报工作一直无法开展。毛人风为此经常遭到蒋介石的责
备，他每次被训过一顿后，便照例对外勤各单位也来一次指示和训令，要求各单位
务必切实设法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我记得当时毛人风认为这项工作做得比较出色的，是天主教神父雷震远领导的
华北工作督导团。他们利用天主教的关系，指使在解放地区或接近解放区的教徒从
事这方面的活动，搜集到不少东西，往往比许多接近解放地区的省站所得到的情报
还要多几倍。
在胡宗南攻占延安后，保密局为获取情报，立刻在延安成立了小组，派崔毓斌
担任延安的稽查处处长。蒋介石这时急于要知道毛主席、中共中央与八路军总部的
所在地。他指示毛人风，要不惜花费最大的人力和物力，不管付出什么代价，都要
设法把中共领导人的下落弄清楚。那几天蒋介石天天问毛人凤有什么情报没有。可
是稽查处除了在延安附近抓到几个没有法子走动的老病残废外，再也没有找到一点
旁的线索。毛人风也急得不得了，认为这是活捉中共领导人的大好机会，他一再严
厉地要求陕西省站务必加强延安组的工作，无论如何要满足蒋介石的这一要求。这
时胡宗南也打电报给毛人凤，要他特别加强这方面的活动。毛人凤被弄得寝食不安，
天天在会餐时谈这个问题，不断地用特急电报指示陕西站。他非常生气地说："我
们的工作没有法子配合军事上的胜利，辜负领袖对我们的期望。这种千载一时的好
机会都放过了，实在太说不过去。"直到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人凤在和我谈到这
项工作时，他也不得不承认，在和中共作地下斗争中保密局是失败了。
毛人凤从保密局成立开始，便想走戴笠的老路，希望得到美帝的直接支持，与
美帝特务们再来一次合流。戴笠死后不久，原中美所副主任美特头子梅乐斯特地从
美国到南京吊唁他这位朋友时，毛人凤便有过这种表示。梅乐斯当时曾答应在对付
共产党问题上再尽一点力气。后来美帝为表彰协助中美所工作的军统大特务，特别
发给郑介民、唐纵、毛人凤、潘其武、李崇诗、陶一珊等六人每人自由勋章一枚，
郑介民和毛人凤都在欢宴美帝授勋的专使宴会上，再次表达了他们希望美帝支持的
愿望。但是中美特务合作事，以后不知道什么原因，一直迟迟未曾实现。直到大陆
全部解放，保密局逃往台湾，美帝特务才姗姗而来，成立了一个中美办公室，由曾
任中美所总翻译的刘镇芳担任主任。美帝方面派了过去在中美所工作过的二十多名
美特来到台湾。
一九四八年秋天，蒋介石特准保密局增加二千八百八十人的编制和预算。这两
千多人，大部分配备在新成立的技术总队里，由杜长城任总队长，专门从事各大城
市临解放时的破坏活动。技术总队成立前，在苏州办过一个爆破人员训练班，专门
训练了三个多月。这个总队除了参加为阻止解放军渡江而在江里布置水雷和在江岸
布置地雷等活动外，还参加了南京、上海撤退前的大破坏。在重庆撤逃之前，保密
局在重庆成立了一个"破坏指挥部"，也叫"破厂办事处"，下设参谋、技术、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