们家中寝室要敲了门才进去外，办公的地方我是什么时候都可以不用通报便一直走
进去的。那天徐远举正在一间房内审江姐，我推门进去，他略一抬抬身子，便请我
坐在他身旁。他一连问了好几声，江姐一句也不答。他性情一向暴跳如雷，便大喝
一声："把她的衣裤都给我剥下来！"我知道他又要施展他那套审讯女人的最野蛮
的方法了，先是剥了衣裤来羞辱，然后是用针刺奶头，接着用小藤条抽打阴户等最
敏感最疼痛的地方。他大喝一声之后，站在两边的几个刽子手，马上恶神一般冲向
江姐。这时好久不开口的江姐突然大喝一声："不许你们乱来！"徐远举以为这一
下把江吓倒了，马上笑嘻嘻地说："那你就快说吧！"江姐很沉着地回答："我当
然要说。"她便厉声发出一连串的质问："你是不是你妈养的？你妈是不是女性？
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是不是女性？你想用这种手段来侮辱我，以为我会怕吗？
我死都不怕，还怕什么侮辱！不过我要告诉你，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法，不只是侮辱
了我，连你妈，你老婆，你姐妹，你女儿，以及所有的女性都侮辱了！你对得起你
妈......吗？"江姐的怒斥，像连珠炮一样，使徐远举很尴尬。我连忙用脚在他的腿
上碰了一下，小声说："你不会用别的办法？"后来他命令刽子手用竹签插人江姐
的几个指尖里，结果还是得不到一句招供。江姐她那理直气壮义正辞严的斥责声，
一直到今天还在我耳边回响。
特务们审讯革命人士，有一套恐吓的办法：让他听别人受刑时的惨叫声，看同
伙受酷刑时的苦痛。此外，还有用陪审，或杀人给不肯招供的人看；或者掘好土坑，
将人带到杭边，作出准备活埋的种种姿态等。
为了骗取被捕后坚贞不屈的革命人士的口供，特务们还常常使用一种叫"苦肉
计"的手法。挑选精于的特务，装扮成被捕的革命者的样子，身上也是青一块、紫
一块的"伤痕"，也是蓬头垢面，破衣烂裳，有时还把双手反捆在背后，脚上钉着
大镣，好像饱受折磨的样子。这种"犯人"每每在深更半夜，一下推人囚禁革命人
士的牢房，进去便倒在地上呻吟。牢中难友出于同情，往往会马上来照看这位新来
的人，可是他往往还故意装成不信任别人的样子。几天之后，他故意装得十分神秘，
也显得对同房难友十分信任，趁看守的特务或卫兵不在时，悄悄地告诉别人说：
"快！快把我衣领上（或其他地方）缝着的小纸条取出来毁掉！"他借这神气活现
的表演，表示他是案情严重的"要犯"，所以最易引起别人的同情。这些密藏的东
西，往往真的是地下党的秘密文件，即令是多年的地下党员也往往看不出破绽。原
因很简单，这种密件，有的是特务们从别的地下党员身上搜出来的；即使是伪造，
也是叛徒按照他们往常使用过的东西制造出来的，所以很能骗过一些人。
使用这种"苦肉计"，往往要花上十天半月，或更长一点时间，才可能收效。
在这期间，这个"要犯"故意不食不喝，难友劝他时，他也只胡乱吃一点点又躺下
去，表现出心情十分沉重的样子。可是每天或隔开"提审"一次时，他就可以坐在
舒适的办公室沙发上美餐一顿，吃点好东西补偿一下，但不准饮酒吸烟。这些别人
是无法发觉的。在这几天或更长一点的时间内，牢房中的人如果不注意，在谈话中
泄露了情况，或被他观察到什么，便被这个"要犯"记在心头，在他被"提审"'
时便汇报领导。当特务头头们认为基本上把不肯招认的党员的情况套出来之后，这
个"特务犯人"便突然在一次"提审"时不再回牢房了。他只等革命人士被提审时，
再出来作证、揭发。
特务们这种"苦肉计"，只在遇到很难对付的犯人时才使用一下。抗战前我在
上海六年左右的时间中，也只看到过四五次。这种"绝招"比专靠酷刑更要狠毒一
些，确有一些人上过当。
错综复杂的种种斗争
特务们利用叛徒去破坏地下党的组织和搜捕地下党员时，也曾碰到过许多坚贞
不屈、视死如归的党员，他们反过来利用特务们的搜捕，趁机通风报信，引起党组
织的注意，从而保护了党组织和党员同志。
也是抗战前在上海，有次特务们在浦东逮捕到一位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派去和
工厂党组织联系的交通联络员。他是被叛徒出卖后，特务等了半个多月才捕到他的。
为了这事，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亲自布置，企图通过逮捕到的这位联络员，破坏
江苏省委组织和逮捕大量地下党员。这位联络员被捕后，知道是被人出卖了。他深
恐叛徒继续出卖其他党员，使得省委遭受破坏，所以当戴笠和他谈话，允许给他大
批奖金与官职，要他马上交出省委所在地和领导人等时，他装出愿意接受这一条件
的样子，说第二天上午就领着去搜查省委组织部，可以搜出省委、地委、县委的名
册，逮捕有关的人员。
戴笠高兴极了，除了要我好好优待这位联络员，让他睡好吃好，等天亮就去和
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由他带我们去法租界萨坡赛路某号搜查，同时还作好各种大逮
捕的准备。我曾向戴笠提议，最好当晚就去，或者第二天夜间去。戴却说出一大堆
要第二天上午去的理由。他说，共产党都是利用夜间活动，直到快天亮才回去，上
午大都还没有起床，这是进行搜捕的最好时间。
第二天上午，法租界巡捕房许多人刚上班，便陪同我们开着警车，把这位联络
员的双手用手铐铐着，带着他去指引。到了他指定的地点，我们下了车之后，这位
联络员故意在马路中间站着，踮着脚跟朝几个门口的窗子看。我催他快带我们进去，
他却说这个地方是刚搬来才几天，他只去过一次，还不能马上辨别出是哪一幢房子。
我们只好封锁了马路两头，暂时不让人通过，也不让那段马路的人进出。过了一会，
这位联络员才说出一所房子来。特务们立刻把前后门把守着，一涌而人，从楼下一
直抄到三楼，不但什么东西没抄到，而且往的人几乎是毫不相干的人家，没有一家
值得怀疑，更没有任何文件。
我再三追问这位联络员究竟是怎么回事？他表示可能记错了，要回去再仔细想
一想，下次再来。特务们没有办法，只好把他带回去。他想了一天，两天，三天，
还是说没有想起来。到了第四天，戴笠厉声责问，准备要对他用刑时，他才哈哈大
笑起来。原来他是有意给省委机关去送信，说明他已被捕，要他们赶快转移。他采
用的办法，是站在马路上故意暴露自己，让他们看到，最后才假意指出对面的房子
让特务们去抄查。查抄无结果，他又故意站在马路中间东张西望，估计党组织的同
志们已发觉了他之后，才和我们回来。他用讥讽和胜利的口吻告诉戴笠，他被捕后
没有办法通知上级领导赶快转移，只好让大伙陪他一道走一趟，真实的地点是被抄
查那家的斜对面。戴笠听到后气愤异常，马上派人去看，果然被抄的对面那一幢三
层楼房在当天下午就搬迁一空了。戴笠便命令马上把这位联络员解送南京，不久即
被秘密处决，可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姓名了。
特务们受到那次教训后，凡遇到类似的情况，总是要先仔细问明白许多具体情
况，如楼房内住多少人家，室内陈设有些什么，家里有些什么人，门口或窗口等处
设有什么样的安全和危险标志，等等。问清这些以后，马上派人化装成查电表或水
表的人进去看看，然后才出动人马进行搜捕，以免再受愚弄放走了革命人员。
在军统工作的大批叛徒中，有的是真心诚意投敌充当爪牙；有的是脱党（主要
是失去了联系），却并没有出卖过组织，也没有出卖过其他党员，这种人在军统大
特务中占相当多数。也有少数是冒充"叛徒"打入军统，利用军统作掩护，继续从
事革命活动的。解放后，我遇到一个人，过去在军统中工作多年，虽然特务们曾对
他有过怀疑，但没有找到任何证据，所以只注意过他，却没有逮捕他。一九六三年
他来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学习时见到我，谈到他过去把脑袋提着在军统中工作的情况，
我才恍然大悟，使我对他为革命不怕牺牲的精神感到无比钦敬。
郑、毛、唐三派的明争暗斗
戴笠活着时，对军统内部控制很严，防范周密，特务们之间虽有亲疏之不同，
但不敢公然形成派系。戴笠一死，一向被特务们称为三巨头的郑介民、毛人凤、唐
纵便立即分裂为广东、浙江、湖南三派。保密局没有成立前，他们便先在瓜分军统
财产和戴笠的遗产方面进行了一次争夺，虽弄得丑态百出，仍互不相让。
先是为了分洋房汽车，闹得乌烟瘴气，我当时很感左右为难。郑介民把戴笠在
上海林森路的一所大洋房要去之后，毛、唐两人各得一所小的。美帝特务机关送给
戴笠四辆新式小汽车，原来准备送一辆给蒋介石外，三人各得一辆。以后何应钦知
道了，要去一辆，剩下二辆。郑、毛两人便各要一辆，而要我去向唐纵说明情况，
请他在原有的旧一点的和接受汉奸的所有好车中挑一辆，弄得唐满肚子不高兴。正
在这时，又插进一个胡XX来大吵大闹。胡XX参加军统后，虽然只当过息烽训练班和
衡阳查缉干部班的副主任，却要凭他过去在蒋介石身边当秘书时帮助过戴笠这一点，
硬想挤在郑、毛、唐三人中平分秋色。因为没有人理他，有一次便借酒装疯，跑到
军统局要打唐纵和毛人风，被我阻挡以后，竟大耍无赖，倒在地上不起来。毛人凤
没有办法，只好也分给他一座洋房、一部汽车。这一来，不少人都想效尤，经常有
为争夺东西而吵得一塌糊涂的情况发生。
保密局成立后，郑介民为了防范毛人凤大权独揽，便把他的亲信同乡、莫斯科
中山大学的同学张继勋派为局长办公室主任，规定各处室公文都要先送局长办公室；
还派他另一亲信同乡王清为办公室专员，协助张对付毛人凤。毛原来想让他最亲信
的人潘其武担任这一工作，看到郑这样安排，只好请求唐纵把潘其武安置在警察总
署当刑事警察处处长。唐纵这时因意外地得任全国警察总署署长，便心满意足，不
想再插手保密局去争领导权，只是趁机要去了马台街二十二号一所大房子，作为警
察总署的办公地方。毛人凤为了拉拢唐，专门对付郑介民，又自动送几辆汽车给警
察总署，并同意唐在保密局中调用干部。
我当时倾向于毛人民的浙江派。由于掌管财物关系，郑介民的老婆柯淑芬认为
我分东西偏心，经常找岔子。毛人凤便利用我对郑妻的不满，叫我给郑制造一些麻
烦，扩大人们对郑的不良印象。我曾抓住郑介民做五十岁生日这个机会进行活动。
郑一向怕老婆。一九四七年他五十整生日时，自己怕惹是非，不敢大张旗鼓地做寿，
毛人凤叫我怂恿他老婆非做不可，并向许多特务去宣扬，暗示他们送厚礼。生日前
两天，郑生气跑到上海去了。我便派人为他大肆铺张，把他在南京颐和路的住宅装
饰一新。到时，许多公开单位送去的金制寿桃和许多金银器具、礼券等，都一齐陈
列在寿堂上。正在大开筵席的时候，我又派人到鸡鹅巷五十三号招待所，叫住在那
里的一群特务遗属也去祝寿要饭吃。这些人因为发的抚恤金花完了，保密局不想再
理他们，便都挤在那里住，并且整天吵得不可开交。现在一听说郑介民大做其寿，
便拖儿带女成群结队地奔去。当我派去的特务回来告诉我他们已出发了的时候，我
又把这一情况告诉了郑妻。她一听，知道这群人一到来，马上会出大问题，我也怕
事情闹得太大不好收拾，便在她再三央求下假充好人，赶忙把这群人劝回去，答应
给他们在招待所加菜招待。毛人风便把郑介民做寿，特务遗属准备去郑家吵闹等情
况立刻向蒋介石报告，使蒋听了很生气。
这件事情发生后，郑派的人不甘心，不久便查了出来，事情与我有关系，便想
先收拾我。由于我经手处理过不少财产，他们便从这方面下手找毛病。结果没有找
到可以法办我的证据，便找我部下的毛病。总务处管理科长邓毅夫私自盗卖了一批
洋锁，被他们查了出来，于是将邓扣押了起来。按照一般情况来处理，至多关几年，
郑介民却坚持要严办。因为邓毅夫是临澧特训班学生中最拥护毛人风的人，郑就以
监守自盗的罪名请求蒋介石予以枪决。
矛盾发展到这个地步之后，毛人风便指使我暗中搜集郑的材料。我当时掌握到
的有关郑的贪污情况是：他在南京莫于山路买了一幢洋房，在汉口日租界把军统接
收的日本人一座洋房占为己有，用他老婆的名字过了户；他家中每月一切开支均向
总务处报销，连小孩玩具、湘绣观音像都出公账；郑还私自把中美所交给军统的手
枪、手提机枪等送给他兄弟郑挺峰四十支。毛人凤认为还不够，又要他的亲信小同
乡王蒲臣在北平搜集到郑的许多材料，一起向蒋介石去检举。当时蒋介石身边的军
务局长俞济时，也一向不大高兴郑丽和毛要好，便在很多方面与毛同时进攻郑，最
后蒋介石便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五日免去郑介民保密局局长和二厅厅长的职务，让
他继黄镇球任国防部次长，主管国防物资去了。
毛人凤在接任保密局局长时，郑介民到保密局举行交接典礼，表面上两人还非
常客气。在郑介民讲话之后，毛只讲了几句话，表示今后还得依靠郑先生来领导，
说什么今天长官（指郑）在场，所以他不多讲。在送郑上车时，毛还亲自为他打开
车门。但一转身，他便立刻清除郑在保密局的心腹，把局长办公室主任张继勋，专
员王清、肖漫留等-一逐走，接着便把属于郑派掌握的公开机关也抓了过来。上海
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程一鸣被调职，由毛派陶一珊接替，交警总局长吉章简也换成
了周伟龙。
郑介民安置在保密局内外的人被挤走之后，毛人凤还不甘心，又对依靠郑的关
系而当了北平市民政局长的马汉三下了毒手。马原为军统华北办事处长，处理日伪
财产时贪污很多，郑在北平时，与郑发生密切关系，经常送厚礼给郑妻。毛过去虽
已掌握了马汉三不少证据，由于郑的关系不便动手。等到郑调任后，毛人凤便将马
汉三和马的助手刘玉珠扣押起来，由于一些事情牵连到北平站长乔家才等多人，毛
说他们搞小集团，想在保密局中自成一系。毛人凤认为如单以贪污和搞小组织的罪
名告他们，还不容易杀几个人，便趁蒋介石正为李宗仁当选了副总统，他指定的孙
科未能当选而大发雷霆的时候，提出马汉三违反支持孙科的命令，而支持了李宗仁，
要求蒋介石批准将马汉三、刘玉珠枪决，并没收其全部财产交保密局。经过这一番
打击，郑派彻底垮台了。属于唐派的保密局设计委员会主任张严佛（毅夫），不久
也被毛人风挤回了湖南。这时保密局便成了清一色的毛派天下。
毛对张的排挤，也有一些内情。本来毛、张一向相处得还不错，毛在军统当代
主任秘书时，两人共事多年。戴笠死去之后，属于毛派的重庆航空检查所长吴茂先
替毛妻做贩运私货的生意，张当时在重庆任结束办事处主任，因吴有恃无恐，不买
张的账，张就把吴扣押起来，报请郑介民处理。毛对此怀恨在心，等自己当了局长，
便立刻把吴开释出来，并将张赶走。
以后毛、唐两人之间的冲突，虽不如毛、郑之间激烈，也一直在暗中勾心斗角。
毛人风想和军统时期一样，把警察总署的人事控制住。唐纵早就注意到这一点，便
做出规定，凡是由保密局介绍到警察总署去工作或希望通过警察总署派到各省市警
察机关去工作的人，不经过他的批准，人事室不能处理。毛人凤对这一规定极为不
满，多次在中午会餐时提到这一问题，认为唐控制太严，不肯安插自己的人，而喜
欢用外人。由于利害关系不太大，唐不想在保密局中发展自己的力量，所以两人矛
盾不很尖锐，还能相安无事。
另外，戴笠死去以后，他们三人在抓特务训练班结业的学生方面，也发生过不
少次的争夺。一九四六年开始，历届军统特训班的学生感到，自己不抱团，便会受
到排挤，因此纷纷以同学会或同乡会等名称结合起来。首先是临训班和黔训班学生
在重庆成立了一个滨湖同学会，由张明选、李葆初、邓毅夫、易啸夫、刘本钦等人
暗中进行联系工作。接着兰州、息烽、东南、谍参等班学生也相继暗中组织起来。
他们都想找靠山，希望搞军事工作的便想走郑的门路，想搞警察的便去找唐，愿意
继续做特务的便投到毛的手下。由于郑、唐、毛过去都没有一批自己认为忠实可靠
的干部，戴死后，正是打天下、争权利的大好机会，也都想趁这个时候抓一些人在
手中。
毛人风看到这一情况，便召集拥护他的潘其武、袁寄滨、李修凯、毛钟新、沈
醉等七八个人商量，决定成立一个"军统局各训练班毕业学生统一同学会"，规定
凡是抗战期间在军统各训练班毕业的学生，都要参加这个组织，不准另外再成立什
么训练班的小组织；已有的应一律停止活动，否则以搞小团体的罪名加以处分。同
时还决定，在统一同学会成立后，请郑、唐两人为名誉会长，毛人风为会长，另外
聘请一些与训练班有关系的大特务为顾问。这样一来，这几万名学生便全由毛派掌
握。
一九四七年统一同学会在南京洪公祠保密局大礼堂开成立大会时，军统几十个
训练班的毕业学生都派有代表参加，但两位名誉会长因对此事很为不满，却不去参
加大会。这个会由毛人凤主持，以后便附设在保密局人事处里面，由李葆初、邓毅
夫、徐凤等以总会于事名义处理各项工作，下设联络、登记、福利等组，并在各省
设立分会。军统各特训班毕业学生参加该会的达两万名左右，会员都发有一个会员
证章，铜质圆形图案是用一支箭射穿和平鸽。解放前，在蒋管区内到处可以见到佩
带这种证章的特务，只有担任秘密工作的才不准佩带。当时，这个小证章简直成了
这些特务可以到处横行不法的许可证。一般公开机关中搞特务活动的人，遇见佩带
这种证章的，不管与之认不认识，都要客气三分。临解放时，这个会也随保密局一
同逃往台湾，一直由毛人风所控制。
郑、唐、毛三人各有一套，作风也各有特点。郑介民一向以老成持重、深谋远
虑而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他平日喜怒不形于色，很能控制自己，有空便阅读书报杂
志，肯用心钻研问题，对国际、国内形势也爱分析研究。他在军统局和保密局的纪
念周上讲话时，一向是专作时事报告，极少谈到工作上的问题。我有时到他家中去
看他，他也爱讲一些对时局的看法。
记得在抗战期间，有一次他正在和我们大谈其对日军作战的形势分析时，他老
婆柯淑芬就在旁边插嘴，叫我们不要相信他那一套。因为抗战开始时，根据他的分
析判断，香港不会有问题，他老婆使信了他的话把许多东西存放在香港，结果日军
占领后全部损失。她曾多次当着我们的面气愤地质问郑："你说香港没有问题，现
在怎样？你把我的东西还来！"郑对她这样当面给他出丑，也毫不在意，只是一笑
置之。
郑自认为对中共问题素有研究。戴笠在世的时候，也常常叫毛人凤就一些关于
中共的问题向郑请教。我记得有一次郑到军统主持纪念周以后，正在休息，重庆邮
电检查所长刘之盘把查扣到的一批报刊送给他看。他除拣出其中一两份外，指出一
份对刘说："这种东西粗看像是共产党的，其实是我们的同行搞出来的，不过搞得
还不错，连我们的同志都信以为真，一般人就更不容易分辨出来了。"接着他便对
邮检方面的工作做了一番指示，教他们如何注意研究问题，不要粗枝大叶，并说，
对付共产党是多方面的，我们有些单位是专门假借共产党的名义来进行反共宣传活
动的，如果把这类东西也扣下来，无形中就替共产党做了工作。
蒋介石派郑介民担任军调处执行部国民党方面的代表后，郑跑到军统局找毛人
民商量了很久，接着又把人事处、军事情报处、党政情报处的负责人找去商谈了一
阵，最后又把我找去，叫我在交通运输等方面注意协助他工作。他和毛人风商谈的
具体情况我不了解，以后只知道他要求军统调派人员时，要选军校出身的，担任过
公开军职的，要尽量避免特务身份，同时又希望军统不断提供有关的情报给他。
郑介民派到各地担任执行小组工作的人，都是经他自己决定的。曾任陆军大学
调查组组长的邹陆夫和军统军事情报处副处长的胡屏翰派给他时，开始他认为不大
妥当，以后由于实在找不到合适的人，他才勉强同意调他们去。郑去北平不久，却
把军统中共科科长郭子明调到北平当了他的顾问。
他在北平工作时，对司徒雷登特别表示亲热，尤其与司徒雷登的亲信秘书傅径
波拉得很紧，经常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有一天，郑突然下一张手今，叫人事处立即
委派原在重庆稽查处涪陵稽查所当少校所长的胥XX担任北宁铁路警务处副处长。大
家对此都感到奇怪，因为像这样一下把一个少校超升到上校，在他平日还从来没有
过。后来一打听，原来胥XX是傅径波的妹夫，傅向他提出之后，他立刻给以超级重
用。
毛人凤在军统内的资历，既比不上戴笠的十人团诸元老，也比不上他的副主任
秘书张严佛。西安事变以前，他还没有参加军统，只是在陕西省某县县政府当秘书。
以后由他的弟弟毛万里把他介绍给戴笠，他先在汉口禁烟督察处密查组工作，"八
一三"上海抗战时调到苏浙行动委员会当秘书。特务处扩大为军统局后，他才到军
统局当秘书。由于和戴笠是小同乡，平日工作非常肯卖力气，他最大长处是能保密，
加上态度温和，作事勤勤恳恳，因而逐渐地一步步得到戴笠的信任，成为戴的左右
手。到了抗战末期，戴笠对他的信任已超过了郑介民、唐纵和潘其武，每次外出，
整个军统工作几乎全部交给他。一九四四年以后，蒋介石也看中了毛人凤，戴笠出
门时，便经常找他去询问情况，他对答如流。
可是等到戴笠一死，毛当了保密局副局长后，他的态度跟着就变了。他经常板
着面孔指责部下，并且敢于和郑介民、唐纵在蒋介石面前去争宠。
毛人风考虑问题非常用心思，别人向他请示重大问题时，他从不轻易马上作出
答复。他在工作作风上处处学戴笠，而且想超过戴笠。在他担任保密局长以后一年
多的时间里，比戴笠过去杀的人还要多。他对军统内部防范也很严密，生怕别人不
听他指挥，特别对外勤各省站站长不放心，和戴笠一样，他把一批江山县籍的译电
员派到各省站去工作，暗中监视外勤单位的负责人。
毛人风在杀人方面，不但秉承蒋介石旨意以多杀为上，更主张斩草除根，连革
命人士的孩子都要杀。在重庆进行大屠杀时别人问他，小孩怎样办，他回答："当
然一起杀。难道还留下来等他们长大来报仇不成！"实际上蒋介石指示他杀杨虎城
时，并没有指出连小孩一起杀。毛人凤对革命人士如此，对保密局内部也是用杀来
对付的。解放前，只要发现特务们有一点投向人民的表现，被抓住了，便立刻杀掉。
我知道的原任军统南京站长的周镐，曾任重庆稽查处外事组长的吴润苏，在长沙随
程颂云先生起义的刘人爵，都是被他杀掉的。湖南和平解放后，一些大特务来不及
逃出来，他就派人去进行暗杀。因此湖南警保处长兼长沙市长李肖白、长沙绥靖公
署处长杨继荣、湖南站长黄康永等逃出大陆后，都不敢去台湾。云南和平解放时，
我随同起义，他也派郑世勋从台湾到昆明准备暗杀我。国民党陆军副总司令汤尧从
台湾到云南，准备指挥李弥、余程万的残部攻打昆明时，毛人民再三叮嘱汤尧，攻
破昆明后，立即将我逮捕解送台湾。以后郑世勋。汤尧被俘与我在一起时，都把这
一情况告诉了我。
唐纵为人一向谨慎小心。抗战前他在特务处当书记的时候，因戴笠出门去了，
在他主持下逮捕了几个改组派的人，汪精卫向蒋介石提出来，他因此被撤职。后来
他随澧梯去德国，在驻德大使馆里当副武官，回来后更加小心。凡是上峰交给他办
的事，他总是想方设法去完成，并能绝对服从指挥。所以戴笠把他推荐到蒋介石身
边去当参谋，几年间由中校晋升到侍从室第一处第六组少将组长，主管蒋介石集团
中的情报工作。他认为，只要能得到蒋介石的信任，便不愁没有出路。他不想多得
罪人，所以和政学系、CC派的人都能处得很好。
在郑、唐、毛三个人当中，唐贪污得最少，他搞钱是自己不出面，叫老婆来搞。
他自奉比较俭朴，年轻时虽在南京和一个女记者打得火热，以后地位高起来，不敢
再乱来，因此越来越得到蒋介石的重用。
真假保密局的丑把戏
一九四九年一月间，蒋介石准备"隐退"之前，把毛人凤找去，叫他立刻把保
密局从南京撤出，局本部和文件先运台湾，在上海成立办事处继续领导各地工作。
蒋的意思是，把保密局的整个组织保留下来，继续置于他的控制下，不能交给李宗
仁；但为了应付一下代总统，另外拨出几十个人组成一个假保密局。蒋叫毛人风向
国防部辞去局长职务，让原副局长徐志道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局长，另以曾任福
建站站长的林超为副局长。因徐、林两人抗战期间都在五战区工作很久，与桂系一
向有往来，可以用他们与李宗仁、白崇禧去周旋应付。毛人凤所掌握的这个真保密
局，仍由蒋介石亲自指挥。
交给李宗仁的假保密局，除正副局长外，还派涂寿眉为主任秘书，下设业务、
总务两处。业务处由毛人凤指定第二处副处长黄逸公任处长，总务处长则由徐志道
找他的亲戚钮殿臣担任，总共只有内勤人员九十二人，没有一个外勤人员和组织。
它既不向李宗仁提供情报，也不接受代总统交办的工作。它实际上只是一个空架子，
秘密任务它不执行，原来掌握的公开机构早已得到命令，不能接受它的指挥。它除
了出面领领经费和向国防部接头代毛人凤领导的保密局办理一些事务性的工作外，
便没有别的事可做。
但徐志道野心很大，担任这个公开的保密局长之后，便一心想把毛人风挤掉而
由他来全部负责。当国防部逃到广州时，他和毛人凤翻了脸。保密局的印信他掌握
了，他领到经费后便不给毛人风，并且自己准备成立外勤组织，以便弄假成真地干
起来。当他派人在十万大山收编地方土霸武装和在广州布置情报小组的时候，毛人
风便指使派去的业务处长黄逸公不听徐的一套，要黄去拆徐的台。不料黄逸公和徐
一条心，坞感到自己这个业务处长无业务可办，想趁此机会显露一下，便不照毛的
指示办事，反而真心诚意去帮助徐。毛人风投诉蒋介石，想免去徐志道另行找人，
蒋介石没有同意。
毛在一九四九年三月间在重庆开会时，派兵工署稽查处长廖宗泽飞往广州劝徐，
叫他不要违背蒋介石把保密局分成两个的指示精神和用意，并示以利害。徐也考虑
到不容易一下子达到自己的目的，才勉强同意把领的经费分一分，只是希望自己能
多得一点特别费。等到国防部迁到重庆时，徐志道也带着这个假保密局跟到了重庆。
在这个时期，国防部一再裁遣人员，到十一月份，假保密局逃到成都时，就只剩下
局长、处长等几个人了。这时黄逸公请求到台湾，仍回保密局去当他的二处副处长。
毛人民恨他过去不听话，坚决予以拒绝，叫他留在大陆工作。以后黄又逃到西昌，
再没有路可逃了，毛人风仍然不准他到台湾去。
成都解放后，这个一度被特务们称之为徐记的保密局，随之宣告完蛋。等到李
宗仁出国，蒋介石恢复大总统名义后，毛记保密局就跟着在台湾正式出现了。
我所知道的郑介民
军统特务内部三大巨头之一的郑介民，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和对戴笠是不相上下
的，但在使用方面却和对戴笠略有不同。蒋介石除了长时期叫他协助戴笠主持军统
特务工作外，同时还叫他进行公开活动和一些国际联络的工作，因此他常说他不是
搞偷偷摸摸的勾当的。
郑介民在蒋介石集团中，一向被反动派誉为什么"有政治头脑"与"科学训练"
的"军事谋略家"和"军事理论家"，实际上他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务头子。
他是海南岛人，却长得和体格魁梧的北方人一样，黝黑的面孔上整天带着笑容。
他经常爱穿挂满勋标的笔挺军服，神气十足，乍一看去，俨然是一员正式军官。
郑介民一向以所谓"老成持重"与"博学多才"和"肯钻研问题"著称。他与
人谈起话来，总爱滔滔不绝，不时还夹杂着一些幽默轻松的语句，使人不易摸清他
的真心实意。我是他十多年的老部下，长期和他有所接触，但对他的情况还是了解
得很有限，所以要求全面深入记述他，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
家庭出身和早年生活
郑介民于一八九七年农历八月十五日生在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下水村的一个破
落地主家庭里，兄弟四人，他居长。
郑介民原名庭炳，别号耀全，他投考黄埔时改名介民，在军统当特务后用的化
名是杰夫。
一九三零年前后，郑介民在武汉搞特务活动时，与汉口女子柯淑芬结婚，先后
生了八个子女。柯是一个非常泼辣的女人，郑很怕他。
郑幼年因父亲早死，兄弟又多，家无恒产，只勉强读完旧制小学，十多岁的时
候即随同同乡去马来亚吉隆坡谋生。他最初在一个橡胶园里当徒工，收入很微，只
够个人糊口。由于当时在南洋做苦工的华侨没有几个人读过书，而他能写能算，不
久便在一个养鱼场当了记账的，每月收入稍多，能经常接济家里一点钱。他在这个
养鱼场工作了好几年，最初还安心，因比当苦工好一点，稍久便不满意起来，常感
寄人篱下没有出息，自己又没有本钱做生意赚钱，便想另谋出路。
一九二四年孙中山先生在广州黄埔创办陆军军官学校的消息传到南洋以后，郑
便决心回国从戎，邀约同乡黄珍吾一同回到广州，准备投考黄埔一期。结果黄珍吾
被录取，而他却没有考上。这时，他苦闷异常，感到进退两难，想再回南洋，又怕
被人取笑，住下去生活又无法维持，后来得到同乡邢森洲的帮助，暂时住在刑家。
他等了一个多月，找不到工作，便投入警卫旅旅长吴铁城所办的军士队当学兵，并
积极补习功课，准备继续投考黄埔。
当黄埔二期招生时，他又去投考，这次总算被取录了。他高兴异常，从此决心
发愤读书，勤学苦练。据说他在黄埔时，一有空就看书，很少出去玩。后来他常对
人说："一个人没有机会读书，是一件很不幸的事。"他尝过第一次投考黄埔没有
被取录的苦头，使他终生都没有忘记，以后不管怎样忙，都保持经常阅读的习惯。
郑回国后，常以"华侨工人阶级"自居。他在黄埔军校的时候，经黄珍吾介绍，
加入了"孙文主义学会"。他对这个组织极感兴趣，并且介绍邢森洲也参加了。当
时他们利用邢对外担任联络工作。据说，邢为非黄埔学生加入该会的第一人。郑和
黄珍吾、周复等十人为一小组，以研究三民主义、团结革命力量为名，联合贺衷寒、
潘佑强、杨引之等，同革命的"青年军人联合会"对抗，进行反马克思主义和反共
的活动。
郑于黄埔二期毕业后，即投考苏联在莫斯科举办的纪念孙中山的中国劳动大学
（简称中山大学），与康泽、李宗义等为同期同学。他在中山大学时，对该校的几
门主要课程，如中国革命史、俄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唯物辩证法等最感兴趣，
花过不少时间去细心钻研。但他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追求革命真理，而是为了以后升
官发财做反革命的政治资本。
郑介民只读过小学，但在莫斯科学习的时候却动笔开始写《民族斗争与阶级斗
争》一书，内容只是重复了一些反动头子们的陈辞滥调，说什么中国没有阶级，马
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不适合中国国情，中国的问题是民族问题，等等。以后连
他自己也认为这本书写得太拙劣，不愿再提它。不过这本书据说在当时还是得到过
蒋介石和一些反动头子的赏识，从思想和言论上对蒋介石"四一二"清党反共起到
一些拥护和帮凶的作用。
一九二七年八月间，郑由苏联毕业回国，使他感到非常失望和伤心的是正赶上
蒋介石下野去到日本。他找不到主子，连吃饭都成了问题，内心惶惶不安，便只好
去投靠贺衷寒。贺当时任中央军官学校第六期的总队长，便把他安置在总队部担任
政治教官。他便利用这一职务向学生鼓吹他的那一套反共的理论，深得潘佑强的称
赞。不久，潘又推荐他去第四军政治部担任秘书。当时政治部主任为杜从戎。
一九二八年一月，蒋介石由日本回国，复任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郑便
千方百计托人直接走蒋介石的门路。蒋在召见他的时候，他把在苏联留学的黄埔学
生思想情况向蒋作了报告，并表示他是坚决反共的。蒋介石很欣赏他这一套，将他
留在身边当侍从副官。从此以后，郑便一直官运亨通，飞黄腾达。
初期的特务活动
郑介民当了蒋介石的侍从副官，实际上是替蒋做特务工作。当时主持这一工作
的是王柏龄，直接领导郑的是蔡劲军。郑与蔡不仅是黄埔同期同学，且系海南岛同
乡，两人之间关系很不错。郑最初在南京搞这一活动时，并没有什么特殊表现，只
是在一些同学同乡方面搜集一点情报。但没有多久，在蒋介石和桂系军阀斗争中，
他却大显身手，一鸣惊人，受到蒋介石的特殊信任，奠定了他以后搞特务的基础。
事情的经过大致是这样的：
一九二八年冬，张学良在东北"易帜"以后，蒋介石的天下表面上算是得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