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了特务后，却被当成共产党而处了死刑。经过这次教训之后，戴笠便规定：特务
们发现了新的线索以及伪装进步时接触到一些什么人，都要详细报告，为的是防止
这类事件再发生。
上海区所掌握运用的公开特务机关，最主要的是淞沪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这
个大队交给军统后，第一任大队长吴乃宪是单人匹马去接任，直到第二任大队长翁
光辉去了以后，戴笠才派我和程慕颐、林之江、倪永潮四人去当督察。副大队长彭
伯威一直未动，这个人是杨虎的人，多年来替杨搞海员工会，不少稽查员都是经他
介绍去的。军统是采用逐步掌握，慢慢排斥和分别吸收的办法，尽可能利用原有的
人员来为军统效劳。
一直到一九三五年王兆槐继翁光辉当了大队长后，由于情况已渐渐摸清楚了，
才决定把不大肯听话的彭伯威挤走，把第一组组长杨凤歧提升为副大队长，第二组
组长许鹏飞兼任大队附，这样才把第一组接过来，由我兼组长，同时大批军统分子
如江志钧、苏振通、刘耀、钟铸人、姚恺如等十多人也跟着派了进去。这是因为刚
接收以后主要怕旧的一些人不安心工作发生乱子，这总还是一个公开的治安机关，
要担任维持地方秩序的工作，加上一些旧人与英法租界巡捕房一向有密切联系，在
租界逮捕人非常方便，所以不便一下子都拿过来；另外是采用对旧人员分别吸收参
加军统的办法来达到全部掌握造成清一色的局面。不久，旧的稽查员朱又新、王开
明、刘光琪、陈锦标、夏金海、林洁清、陈邦国等，都一个接一个成了军统分子，
军统便放心大胆的来运用它在上海进行种种公开的和半公开的活动，逮捕、绑架和
审讯。囚禁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
另外几个能掌握到的公开机关如京沪杭雨铁路警察总署，上海市警察局警士教
练所，招商局警卫稽查室等，在工作上对上海区的帮助不太大，铁路警察总署与招
商局警稽室又都是受总处领导，上海区只能运用一下，协助交通联络与解送人犯和
必要时利用作掩护。
当时，军统很注意上海的学校，而能掌握运用的却只有杨虎办的肇和中学，校
长关素之也被军统所运用。这个学校中的少数职员如事务主任谭良谱等则为戴笠所
派去的特务。因为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是有名的大刽子手杨虎，利用这个学校去进行
活动是没有作用的，进步组织也不会到这里来公开活动，只有靠关素之个人利用校
长身份暗中为军统去做一点工作。至于军统办在法租界辣斐德路的三极无线电传习
所，只专门为军统吸收无线电报务人员。这个学校与上海区只有些事务上的联系，
戴笠不准特务们利用这个学校去从事其他活动，害怕影响招收无线电通讯人员的工
作。我当时虽和这个学校的一些特务有往来，也从来不敢利用他们做工作，连做掩
护都不敢。
当时特务处虽然名义上也属于复兴社，可是始终由蒋介石亲自领导，与复兴社
的关系不多，因此上海区与复兴社上海的组织方面在工作上并不能打成一片。当时
上海复兴社的负责人刘炳藜与他的助手牛沛江，因争权夺利闹得一塌糊涂。刘炳藜
为了想挤走牛沛江，对许多人常常散布谣言中伤牛，说牛品行如何不良，为了想篡
夺上海领导权正准备找人暗杀他，而牛也以同样手段对刘进行报复。他们之间这种
狗咬狗的明争暗斗，也成为上海区的情报对象，经常把这些向总处反映。有几次还
奉到蒋介石的批示，要上海区进行严密调查。可是上海区与刘炳藜等人间，却从不
提到这些情况。特别是复兴社推荐给戴笠的上海方面一个次要负责人徐进（别号岸
登）到上海区当书记时，区长吴乃宪便再三叮嘱他，有关上海区对复兴社方面的调
查情况，千万不能泄漏，以免引起人事上不必要的麻烦。
当时上海区一些基本特务大多是要参加复兴社组织，一般组员则不一定要参加。
参加后所编的小组也仍旧是把军统编在一起，不与外间混合。我当时是与几个组长，
加上在警士教练所工作的军统黄加持、杨华波等，编成一组。而各人的具体工作从
不在组会上报告，对复兴社所指示的要随时反映情况一节则根本没有做过一次，以
后甚至连小组会都不开了。这些人名义上是复兴社和革命青年同志会的成员，却对
这个组织从不尽义务，主要是这些人干的罪恶勾当，已超过复兴社一般成员不知多
少倍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工作的特务们，待遇比当时一般反动派军官略高一点，并
有奖金和特别费。一些组员工作无突出表现的，则只能拿到固定的生活费。除直属
通讯员有一百元以上的生活费外，各组的组员大都是从三四十元到一百元，组长另
有一百元特别费和房租费。因此一般组员常常感到人不敷出，总是想尽各种办法得
奖金。我曾多次向戴笠谈过组员生活费太少，他总是回答我说："我们是干'革命'
工作，不能讲享受，应当刻苦一点。"他这一套冠冕堂皇的话说了多少次以后，也
有时会露出一点马脚，说出他真正的意图。有次因张人估向杨虎借钱给他发觉，也
找我去骂过，说我事前知道不向他报告。我又提出实在是钱太少不够用，他这时才
向我说出这样一段话（原句我已记不清，只记得大意是这样）：如果生活费给多了，
有些人便会贪图享受不努力工作，所以只给一点可以维持生活的钱，这样一来，便
非好好努力设法得奖金来弥补不足，工作越好，奖金越多，最容易表现出成绩；不
好便不给，可免去固定的庞大开支。他认为这是最好的提高工作效果的办法。可是
另一面也造成了特务们利用方便去搞贪污活动的勾当。
当时上海区的特务们，除极少数人有军委会或参谋本部、军事杂志社等证章外，
没有其他任何证件。最初要搞贪污敲诈很不容易，等以后掌握了侦察大队后，一些
不搞公开工作的因与侦察大队的特务认识，便互相勾结起来搞贪污活动。当时兼了
公职的特务比较好些，生活费照常拿，又有公职收入，所以许多特务都希望能兼上
公职多搞点钱。
有些担任秘密工作的特务都希望兼一个公职，不但可以两方面拿钱，还可以有
更多的额外收入。特别是像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和警察局的侦缉大队等单位，尤其
弄钱方便。我记得我刚派到侦察大队去当督察时，第一天去上班，我把一些书报放
进抽屉去，发现里面放了一个红纸套，上面写了三个字"请笑纳"。我拆开一看，
里面装的是两百元的现钞。我很奇怪，忙去问大队长翁光辉是怎么回事？他笑了一
下，说不知道。我便责问那个照料办公室的勤务兵，谁把这东西放在我抽屉里。他
满不在乎地回答我说："有人送钱给你，不要就算了，还发什么脾气。"第二天，
我再打开抽屉，钱不见了。后来我把这事告诉戴笠。他问我为什么不要？我说：
"得人钱财，与人消灾，将来我就得听别人的了。"他很高兴地称赞我。从那次以
后，便再没有人在我办公桌内放东西。我和林之江的办公桌是两对面，我常看到他
打开抽屉，面带笑容地把东西装进口袋。
罪恶活动种种
在这段时期里，军统在上海的罪行，最主要的是搞暗杀。除了杀害杨杏佛、史
量才两人我已专题写述过以外，而最多最惨的要算杀害当时在上海秘密逮捕到的中
共党员。这些被惨杀掉的先烈们，由于不像杨杏佛和史量才是社会上的知名之士，
都是从事地下革命工作的无名英雄，所以我对他们的姓名一直记不清楚。有些当时
即不知道姓名，只晓得是共产党，谁也不曾去查问究竟是真名假名，杀掉便算了。
至今想对这些英勇牺牲的先烈表扬一下他们最崇高的品质与可歌可泣的光辉事迹，
连一个姓名都已弄不清楚了。
解放后，不少人谈到军统屠杀革命人士后用药水消灭尸体的种种令人发指的罪
行，我就亲自见到一次这种灭绝人性的作法。至于在抗战期间如重庆中美所等处，
解放后有人指出某处是特务们杀人后化尸的药水池，据我了解，可能是一种误传。
因为以后军统特务在自己所控制的地区内屠杀革命人士后，一般都是杀后掩埋掉或
不杀即行活埋，而不愿再费很多时间和金钱用镪水等来毁灭尸体。万一有必要，如
杀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车耀先等以后，便是用火焚化。因为在这些地区可以
为所欲为，根本不必多去费事。只有当时在上海租界内秘密逮捕到中共党员后，因
解送既不方便，杀了之后尸体又无法处理，这样才采用毁尸灭迹的办法，以避免租
界警务当局的注意，同时又可达到不会泄漏秘密的目的。
当时戴笠要对中共党员采取这种残酷手段，据以后我在他身边工作多年所了解，
主要是共产党不像其他进步人士，杀一可以做百，至少可以威吓一下其他的人。如
杀杨杏佛以后，并没有吓倒人权保障同盟的负责领导人宋庆龄先生。杀史量才以后，
上海新闻界中虽有不少人看出这是一次有计划的政治性暗杀案，但都不敢像杨杏佛
被杀后，宋庆龄先生那样义正辞严来公开指责反动当局，却使一些人噤若寒蝉。这
种杀法，对反动统治当局是有很多好处的，但对共产党却不起作用，不管杀多少，
不但不会使其他党员吓倒，反而更加强了他们革命的决心。同时，军统经常到处杀
人，也引起社会上的很大反感，所以采用秘密杀害的办法，使其他中共党员不了解
情况，思想上容易放松警惕。个别党员被捕叛变后，在谈话中还打听某某是否被捕
叛变等。这样更可提供军统特务们一种有利于欺骗诱惑的手段，所以对被捕后不肯
变节的党员要采用这种野蛮残酷的办法，是有其原因的。
秘密杀害
我亲自看到过的一次用"化骨水"毁灭一个共产党员的尸体事件是在一九三三
或三四年的秋冬间。我当时兼上海区交通，又是情报组长，可以经常和特务们接近，
没有人会对我怀疑。有天下午我因送一件重要文件给行动组长赵理君，先到他的住
处没有找到他，便到他的组部去。这个地方当时是不准其他特务去的，我也只有必
要找组长或副组长时才偶尔去一下。
当我从后门溜进去以后，看到赵理君和几个组员忙碌异常，赵一见到我就问有
没有空？当我回答他除找他外没有别的事，他便留我在那里。过了一会我便知道是
要把昨天秘密绑架到的一个共产党杀害后第一次试用一种药水将尸体毁灭掉。我很
好奇，也想了解一下这种被称为"化骨水"的妙用便留下了。
这个被绑架来的人的姓名我没有问过，只知是共产党员。他被绑架后，非常坚
强，毫不动摇，而且大叫大骂。特务们怕惊动邻居们，便将他击晕过去。这人醒后，
仍丝毫没有改变，又被击昏，并将手脚捆绑，口里塞上手巾。赵理君决定执行南京
的指示--如绑到的人毫无动摇转变即行秘密杀害，将尸体毁灭。这人便成为特务
们的试验品。
事后，据赵理君告诉我，这种药水不行，不但费事而且添了许多麻烦，因此他
不主张再用这种办法。从那以后，我再没有看到或听到特务们采用"化骨水"毁灭
尸体的事情。
不久，他们改用另一种方法，那便是抗战前上海租界内经常发生的"箱尸案"。
这一残酷方法不但用过多次，而且以后军统还收集资料编成教材，作为在特殊环境
下杀人后的"移尸嫁祸"方法。这种方法就是将被害人击昏后进行尸体支解，再装
在箱子里，这种箱子，有时用汽车装出抛到荒僻无人的地方，有时则提到马路上雇
上一辆人力车拉到火车站或什么旅馆。由人力车拉走这种箱子时，送的人先跟在后
面走上一段便溜走。等到拉到指定地点，拉车的见没有物主跟来，有的便悄悄拉回
家去，以为发了洋财，等到打开一看，原来是一具尸体，结果往往弄得吃官司脱不
了手。
特务们这些狠毒的做法，一直得到戴笠的夸奖，认为干净利落，处理得当。特
务们在屠杀革命人士时，有时也采用另一些方法。如将被害者击昏后或击毙后盛人
麻袋中投入黄浦江。也有时故布疑阵，将人杀后，本来是一次政治性暗杀，却故意
把被害者的生殖器割下纳人死者口中，使人认为是情杀或奸杀。特务们除了用种种
惨无人道的手段杀害共产党员外，还有更为卑劣连禽兽都不如的行为。他们对年轻
的女共产党员，往往先行轮奸再行屠杀。戴笠知道了不但不加制止，还认为这是对
行动员的一种"鼓励"。他们对个别胆小一点的行动员，便将被害者的心肝摘下来
炒熟叫他吃，说吃过人心可以壮胆。
抗战前，军统在上海用种种最野蛮最残暴的方法暗杀掉的共产党员，连赵理君
也记不得数目。这个凶狠的刽子手，一直受到戴笠的特殊赏识。抗战初期，他从上
海逃到重庆后即被戴笠任为军统局行动科科长，不久又提升为第一战区少将编练专
员。由于杀人成性，他在河南与中统特务发生摩擦，竟将中统的一个行政督察专员、
中学校长等六人，秘密逮捕活埋了。以后经中统查出确实证据，陈立夫等向蒋介石
哭诉要求严办，戴笠还想进行庇护，由于蒋介石为了要使中统特务继续为他在反共
反人民方面卖力，才决定将赵枪决。这个为蒋介石杀人杀了十多年的刽子手，最后
还是被他主人杀掉。戴笠除痛哭几场外，以后每经成都总要到龙泉驿军统公墓去凭
吊一番。
绑票
战前军统在上海租界内比暗杀搞得更多的是绑票，当时美其名日"秘密逮捕"，
实际上是实行政治绑架。除了以共产党员为主要对象之外，对许多民主人士与反蒋
集团分子都是采用这种办法绑到南京或秘密予以杀害。当时担任这种罪恶工作的，
最初还是以赵理君率领的行动组来执行。一九三五年以后，我兼任警备司令部侦察
大队的公职后，大部分绑架工作便由我担任了。特务们开始是采用上海绑匪的一套
硬绑的方法，由几个特务以手枪威胁着将人强拉上汽车。这种办法时常遭到意外麻
烦，最难处理的便是被硬拉到汽车旁边后，被绑的人总是昂着头尽力挣扎不肯上车，
虽然一边一个特务挟持着并且用手枪抵着腰部，仍不易推进车门。戴笠常骂我们蠢
猪笨蛋，不会多想办法。我便和我当时率领的组员苏振通、朱又新、王开明、陈邦
国等十来个人经常研究，改进绑票的方法。我们有公开的职务身份，有在英法两租
界携带手枪的证件，整天可以将手枪带在身边进出租界，万一失手，便可改绑票成
公开逮捕。
当我们最初研究出一套强拉上车的办法后，戴笠非常称赞。其实这种办法很简
单，当把绑到的人（肉票）拉到汽车旁边时，先有一人在车内将车门打开，挟持的
特务，一人用手枪抵住"肉票"的腰背，一人以拳猛击他的小腹，这时被击的人自
然会将腰一弯，正好是一个上车姿势。紧接着另一特务用手压住他的上身不使再昂
头，车里的特务再一拉，这样就能够很快将"肉票"推人汽车。这往往是紧要关头
千钧一发的时刻，分秒都得争取，因此我们得空便加强练习。后来，我们这一套手
法锻炼得很熟练准确，即令被绑对象狂呼大叫，我们也只要几分钟就能将他绑上汽
车。附近的巡捕发觉后，往往连警笛都没有来得及吹响，我们便已一溜烟开车跑了。
戴笠看到我们肯钻研，鼓励我们进一步研究"软"的办法，要能在热闹大马路
上稠人广众之中去进行绑票，不应当局限于偏僻地区。在金钱和精神两方面不断鼓
励之下，特务们又渐渐找出了许多新的窍门。我们经常采用而行之有效的方法又增
加了好几种。例如，我们事先侦察好要绑架的对象经常经过的路线，便将汽车开去
停在附近，当对象走到高汽车不远的地方，由一个特务。从背后用两手蒙住他的眼
睛，并以大拇指用力掐在两耳根下命门部位，使之无法挣脱，另一特务则紧握对象
两手，两个特务同时狂笑说"这一下你猜不到是谁了！"过路的人以为是在开玩笑，
被绑的人还没弄清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已被连拉带推绑进汽车，纵然发觉想叫喊
也来不及了。
有时甚至不用汽车，临时雇人力车也能把人绑了回来。那是先准备一条一头装
有铁砂等物的橡皮管，由一个特务从对象背后猛击头部一下，便立刻飞逃。当这个
对象被击昏倒地后，另一特务便装作这人的亲友，一面扶住一面大叫抓凶手，一面
假充好人叫人力车（或在附近租汽车），伪装送往医院急救，等抱上汽车或人力车
后再在途中改变地点伪称先送回家，这样就很顺利地把人绑回来了。有次用这个方
法绑一个画家，正遇到他的学生，特务们便马上要他去通知他家里的人到广慈医院
去。这个学生当然愿意，于是便被轻易地支开了。
由于特务整天在打坏主意搞这类罪恶勾当，方法也越来越多。有次我带了两个
人去侦察桂系派在上海活动的特务头子陈六安，准备绑架他，正巧遇到他从家中走
出来，提着一个大皮包向一家出租汽车行走过去。我们立刻采用紧急办法进行绑架。
我们当时都穿着便服。我叫两个助手等在路上，我自己很快跑到车行叫车，车行以
为我是陈家的佣人；同时我又帮助司机将车打扫一下，陈又以为我是车行助手。陈
走过来雇车时，我忙将车门打开请他上车，自己坐到司机旁边。车刚开出，我叫司
机停一下，两个助手一边一个窜了上来，在三支手枪威逼下，便将他绑到了侦察大
队。司机一看是军事机关，在多给他几块钱后，他也吓得不敢说出去。当然在利用
别人汽车进行绑架时，也有失败的时候。如在英租界三马路扬子饭店绑刘芦隐先生，
因他的夫人发觉了大叫起来，刘先生也很机警地从后面一个筋斗栽到前面，占住司
机座位不让特务开走。这时巡捕赶来，我们便只好由绑票改成公开逮捕了。
到了一九三七年初，特务们绑架的方法也越搞越阴险毒辣了。我们训练了两个
女特务来协助进行。这一办法便可不受地区限制，什么热闹马路上都可进行。这是
利用旧社会那种乱搞男女关系的风气作为罪恶行动的掩护，特别对一些穿着很考究，
排场阔气，用其他方法不容易达到目的的人最有效。这种方法，除了不能在绑架对
象的住所使用外，其他的地方都能实行。女特务伪装成绑架对象的姘妇，一见面便
把对象扭住又哭又吵要拉他回去，当对象受到此一突然纠缠时，最初决不会马上叫
喊是绑票，多先作解释，认为她看错了人。她便更大哭大吵起来，一面骂着没有良
心，丢了她不管又去找别人等一类的话，同时用力扭住他上车，另一个女特务也从
旁相劝叫他同回去一趟。这时看热闹的人当中又闪出一两个男特务来，一开口便说：
"怎么？你们又吵起来！你们在街上吵太不雅观，还是大家回去好好商量一下吧！"
这几个人都异口同声先把这一问题肯定成为秘密的男女关系争吵问题，使看热闹的
人不会识破是一幕绑票案。在几分钟内，这群特务便连拉带拖将肉票推上汽车，被
绑的人弄得有口难辩。只要一上了车，什么都解决了。特务们用这一办法先后在英
法租界最热闹的地区绑过三个人，都没有遇到困难，到抗战开始才没有再做。
当时除了在租界上经常进行绑票外，在反动政府统治地区也常进行这类活动，
不过一般都限于对工厂中进步工人与大学校的进步学生。因为到工厂里公开逮捕人
往往遭到工人的阻拦，有时甚至发生殴斗，结果人抓不到，反而走露风声，一些关
系马上转移了，以后不能再进行连续逮捕。所以总是用秘密的绑架方式进行逮捕后，
马上执行刑讯。这种密捕（即绑架），多半先暗中与厂方领导人或黄色工会负责人
取得联系，由他们提供照片和关系，了解对象常出人什么地方，有时甚至是在夜班
时，厂方或工会故意借故指派被绑者外出，暗中协助特务，只要对象离开工厂或工
人群集的地方便可下手。至于绑架（即密捕）大学中的进步学生，则不去和校方联
系。因为学生失踪后，学生家长往往吵着向学校要人。特务们也不公开到学校逮捕，
因为学生一哄而来，不易将人带走。一般采用的方法，往往是由学校中的职业学生
先提供线索，或故意约其外出，让特务们得到便利。
搜捕
对于居住在华界的个别中共党员和民主人士等，一般不采用绑票方式，而于深
夜去搜捕。这样，不但可以将人抓走，还可抄查证据文件。几年间，这种公开逮捕
到的政治犯比用秘密绑架的还要多得多，其中最大的略举几件如下：
约在一九三五年间，一个中共地下党员被捕叛变，出卖了几个同志后，他还想
进一步去破坏上级领导机关，整天到处去活动。结果他被地下党组织进行了纪律制
裁，在法租界徐家汇孝友里附近空地上被击中两枪，因未中要害而未死。当时戴笠
正在上海，知道这一情况后，即指示上海区和侦察大队，要利用这一叛徒的生命来
进一步达到破坏上海中共地下党组织的目的。戴笠不准送他到华界医院就医，硬叫
他住在法租界西区偏僻处一家小医院里。同时叫一家小报发一个消息，说徐家汇空
地上发生一次情杀案，被害者身中两枪经某某医院进行抢救后已无生命危险，不日
即可出院等。按照戴的估计：这个人未被杀死，会更加仇恨共产党，必然要设法报
复；另一方面，地下党组织一定会派人继续制裁他。如果再去，便可发现线索扩大
破坏。他调派十多个特务暗中监视，准备跟踪，还派一个混人医院充当内应。戴笠
决定的办法是不当场逮捕，等再来把这个叛徒打死以后再分别跟踪。因为租界的巡
捕经常在马路上"抄靶子"（对人身进行搜查），共产党员不会身带枪支在外面乱
跑，必然会分途回去，只要跟住一个便不难发现这个秘密机关。
我当时也被指定带了几个特务去附近监视，过了三四天还没有一点动静。我们
几人分别化装成为拉人力车的，作小生意的，或骑自行车故作损坏修理的，都掩护
得很好。这个住在医院里的叛徒，不知道军统准备牺牲他的生命来达到破坏党组织
的阴谋，还一再写出书面请求，请求带伤出院寻找关系，一方面趁机立功，一方面
可以报仇。戴笠坚决不准，要他整天睡在床上静养。
大约在第五天或第六天下午，果然有两个人提着水果食品等进医院看这个叛徒。
当时附近有两三个把风的特务在守望，见此情况，顿时紧张起来，立刻分别作好各
种准备。这两人刚进去不久，便听到两声枪响，一会儿便跑了出来分途飞奔。这时，
守候在医院外面的特务们，乘自行车的，拉人力车的，步行的，都一齐出发跟踪追
去。十多个特务中，有两个人因为走慢了跟不上，便乘电车回去，半路上正好遇上
了其中一个，这样才没有被"脱梢"。其余的特务兜了几个圈子之后，都找不到要
跟踪的人，我只好带着他们准备回去受处分。戴笠接到守在医院的特务的报告，知
道那个叛徒已受到第二次惩处，被击中头部当场死去，便赶到侦察大队听取跟踪结
果。他一看我带着几个人垂头丧气回去，知道没有跟上，气得跳脚大骂，并限期一
定要侦察到这些人的地方，否则要严厉处分。他骂过一次还不够，过了不久又把我
和几个特务再骂一次。
正当戴笠怒气冲冲地准备离开时，突然接到那两个跟上的特务来电话，说开枪
的人有一个已被我们跟到了法租界福煦路一家银楼，这人从后门上去许久没有出来。
戴立刻命令会同法租界巡捕马上去搜捕。侦察大队的副大队长杨凤歧、组长许鹏飞
和我，立即率领几乎整个大队的特务出发，会同法捕房华探长直扑这个银楼，果然
在二楼抄出手枪六支，子弹几十粒和几百元现款，并逮捕到三男一女，其中的一个
男的便是去医院开枪的人。当时法租界警务当局以案件发生在法租界，要先行审讯，
戴笠认为只要抓到了共产党，破坏了机关和抄出了枪支，让法巡捕房审讯一下也可
以，但是发现新的线索要马上告诉侦察大队。听说这几个被捕的人只承认是专门制
裁共产党内叛徒的一个组织，叫"打狗团"，即专打叛徒，并不搞暗杀国民党统治
集团上层分子的活动。以后这几个忠贞不屈的党员，再没有供出其他情况，最后都
被引渡到南京处了死刑。
我在上海的那几年，公开逮捕共产党和破坏地下党组织的活动，从来没有停止
过。当时轰动中外的第三国际中国情报总支部的负责人约瑟夫·华尔敦案（戴笠向
蒋介石报功时一直称之为远东负责人），便是军统特务逮捕的。这一案的线索是由
军统湖北站发现而最后在上海破案的。最初湖北站逮捕到一个共产党嫌疑犯关兆南，
审讯多时没有得出结果。后来经南京总处派法官周养浩去武汉审讯，关兆南同意试
写一信到上海请求组织上派人和他联系。不久，上海方面果然派了一个名叫陆独步
的人去武汉，当即被捕。经数度刑讯之后，陆独步供出在上海与组织取得联络的办
法，但他当时只负责对外交通联络工作，内部情况不了解。戴笠马上决定把陆送到
上海去，同时他自己也赶到上海指挥布置。陆独步被解押到上海即由侦察大队特务
接收，按照他与组织上的联络办法，先由特务在南京路东亚旅馆开好房间，再由陆
写一信到邮局一个指定信箱，特务们即守候在这个房间内等待前来接头的人。
第二天，陆的哥哥陆海防果然按时到达，他把门推开一看均不相识，立即转身
逃走。这时守候的特务还正在打瞌睡，猛听到门响，才惊起追出，连人都没看清。
我当时带了两个特务守在外边，看到他推了一下门就走，知道业已发觉，便紧跟过
去。他下楼以后在先施公司人多的地方转了几下就不见了。
我知道在这里寻找必无结果，便叫两个助手一人在里面找，一个和我分别到通
向后边的小街上去守候。过了一会便看到他从侧门仓皇跑出，我立即尾追过去。他
在慌忙中不慎滑倒，我跑上去按住他，他转过头来咬住我的手腕。我便用手枪柄猛
击他的上唇，将其门牙击落以后，才把他的手铐上一只，我也自己铐上一只，这样
他再也没有办法挣脱。等我的助手赶来，便将他一同带到附近巡捕房，当天上午就
由英租界巡捕房引渡到侦察大队。这个贪生怕死混入到革命阵营中的败类，看到审
讯他时搬出那么多刑具，不待用刑，经戴笠一顿名利诱惑，马上答应交出他的上级
领导人。他当时非常着急，要求立刻带他去法租界法国公园附近一条僻静的马路上
去等候他的上级，说这次如碰不到，以后便无法再联系了。戴笠为了慎重起见，叫
人通知法租界巡捕房进行协助。
当天下午，天下着大雨，我和两个特务押着这个自从逮捕共产党以来还从来没
有见到过这么快就叛变的叛徒，半信半疑开了汽车到指定的地点等着。在他说出的
时间，正好四点钟的时候，一个身材不高的欧洲人，穿着雨衣打一把洋伞走了过来。
当这个叛徒惊喜异常地说出"就是他"三个字以后，我的两个助手便窜出汽车猛一
下将那个欧洲人抓住。这时，这个叛徒陆海防要求我立刻将车开走，不愿和这个人
同车。这时守在附近的另一辆汽车开了过来，我才带着陆海防先行离开。我问他为
什么这时还怕这个外国人？他红着脸说："先不让他知道我，以后更方便些。"法
租界巡捕房看到被捕的是一个欧洲人，身上没有一点证据，不同意马上引渡，只好
暂留在捕房看管。
据这个叛徒陆海防供认，这个外国人是第三国际的一个负责人，他是这个外国
人的英文秘书，只知道他叫华尔敦，其他一切均不了解。陆每周只能和华尔敦见面
一两次，均临时约定地点，总是事先由华通知，所以不知道他的住址和有关的人。
当天黄昏时，陆海防要求去接他妻子，说他的妻子也是一个共产党员，怕组织
上强迫她走掉，以后便无法找到。我又带着他再走一趟。不料刚一踏进他的家门，
便看到他妻子正在焚烧文件。她一看到陆海防仍然衣冠楚楚若无其事地和我边说边
笑走了进去，这位可敬的女共产党员，立刻严词厉色地对他呵斥起来。我至今没有
忘记她那几句义正辞严的吼声。她用非常愤怒的口气朝着陆海防说："你没有死掉？
你有脸这样来见我，我没有脸见你这个叛徒！"当时弄得他非常狼狈，他一再解释，
我也一再从旁相劝，叫她识时务些，并请她和我们一同走，免得出问题。她用极其
鄙视的眼光看着我说："除了你把我抓起来，否则我不会和他一样自动和你一道走
的。"我看她这么坚强，知道劝也无益，以为是一时感情冲动，改天再去便不会这
样了。当我和陆离开时，还一连听到好几声"无耻的叛徒！无耻的禽兽！"
我回来告诉戴笠这一情况，并建议过两天再去接她。戴一听马上叫我把她立刻
抓来。我因忙了一天连饭都没有吃，便先去吃饭。等我再去时，除了看到一大堆纸
灰，东西抛了一地外，人已不知去向。我扑空回来正准备挨一顿大骂时，戴笠却没
有发脾气，因为捕到了大鱼，漏网的只是一条小鱼。这时他正在很高兴，便对我进
行一番教育。他认为我太不了解共产党员的个性，父子夫妻之间不似国民党那样，
千万不能看私人关系便可以马虎大意，叫我以后特别注意这些问题。我当时对此并
不灰心，还派特务去守候过三天，一直没有看到她再回去。
第二天以后，陆海防又继续交出一些与他有过工作关系的人，其中经我去逮捕
能记到姓名的有电影女明星XX。当时她正在主演一部影片叫《自由神》，特务们把
她逮捕以后，曾当面讥笑她"自由神今天可不能自由了"。她被关在侦察大队的楼
上受到优待，上海区长王新衡和侦察大队长王兆槐找她聊天，请她唱歌。戴笠本来
也是准备找她胡调的。当他发现自己部下已先他而来，便假装正经教训了一大顿，
说他们会受共产党的迷惑，要影响工作等。我原来也天天和她谈谈，从那次以后也
不敢随便找她了。另一个被捕的袁X，又名袁XX，是个左翼作家，他写的书和文章都
一起被抄，当时也受到优待。还有一个女的叫程X，又叫程XX，绰号黑牡丹，四川万
县人，留德学生。当时特务们对程X竟是共产党员都感奇怪，也很出意外。她原先与
上海"四一二"大屠杀中的主要刽子手杨虎和陈群关系密切，由他们送去德国，回
国后与四川军阀王陵基的一个万县籍姨太太很要好。我们按陆海防提供的地址去抓
她，竟没有抓到。当时王陵基正在上海住闲，她躲在王的家中，以后逃往苏州老家。
她把陆海防交出的一位重要共产党员刘XX掩护逃脱特务的魔掌，而她自己却没来得
及离开而被逮捕。其余由陆交出的人，因我没有经手逮捕，也记不到姓名。
华尔敦被捕后一直不讲话，不但他的住址没有查出，连国籍和真姓名也不知道，
因他被捕时身上没有任何文件，连当时外国人随身起码要带的外侨身份证也没有。
当陆海防说出华尔敦是一个负责人后，英法两租界的中西侦探，加上警察局侦缉总
队与警备部侦察大队，以及上海区的特务，几乎全体动员去调查他的住址和活动及
有关系的人，以便进一步追查他的组织关系。这批数以千计的中西包打听和特务，
加上他们数以万计的眼线助手，天翻地覆地闹翻了整个上海市，也毫无结果。戴笠
骂这些人是一群饭桶，蒋介石也骂戴笠不中用，吵了快一个月，连华尔敦住过哪里
都没法弄清。在审讯他的时候，从他口中得不到一个字，当时报纸上只好称为"怪
西人案"。
有次我把陆海防带到法庭去作证，华尔敦一见到陆远远走向法庭，便怒不可遏
地第一次在法庭上开口用英语向陆骂了一声"叛徒"。陆这时连站都站立不住，两
腿软下来跪在地上。我再三强迫这个叛徒上去，他看到华尔敦巍然不动地站在那里，
他的两条腿一直哆嗦，哀求我宁可马上枪毙也不肯再上去作证了。我踢了他一脚也
不中用，只好带他下来。陆以后在军统当特务时，我还问过他，为什么那次那么胆
小？他说他一生中也没有见到过那么可畏的人。
华尔敦虽没有任何证据与供词，但租界还是同意把他引渡到武汉市去归案。因
为他骂了陆海防一声"叛徒"，凭这两个字就可以证实他是共产党员了。在押解途
中，特务们都非常好奇地看待他，究竟讲不讲话。可是他一上轮船便和懂英语的特
务随便扯讲起来。有人就问他，审讯时为什么不讲话？他的回答的确是使人不能忘
怀的。他说："共产党在敌人审讯时去作解释，便是一种祈求饶恕的懦弱表现。如
果对自己任何问题向敌人作交代，哪怕是自己的姓名或住址，都是最可耻的叛徒行
为，因为这些事是不能向敌人去谈的。"当然，他在轮船上和特务们谈的也只是吃
饭喝水等生活方面的问题。特务们想进一步了解一点有关他的情况，往往遭到他的
呵斥。这位怪西人，直到解放后，我看到别人提供的材料，才知道他的真名叫罗伦
斯。
我受到的惩罚
我在写述这些过去自己的反共罪恶历史资料时，我也没有忘记我在和共产党员
作斗争时所受到的几次惩罚。好几回我都差点被打死，因为公开和秘密去逮捕一个
共产党员时，总不是那么容易的。他们是用尽一切力量进行反抗，极个别的才肯束
手就擒。在这种生与死的斗争中，我多次遭到过失败。事隔多年，我对那些英勇反
击的先烈们至今犹有余悸。他们不到完全无力反抗时是从不肯停止还击的，我领受
过不少拳头和脚尖。老实说，我到最后是越来越胆小和谨慎，每听到去抓共产党，
我的心情总是非常紧张，一直到平安回来才松一口气。至今我身上存在的几处最不
光采的伤痕，便是我受到正义惩罚的痕迹。过去我在军统许多特训班讲课举例时，
也从不肯把自己这些"丑事"拿出来作教材，而专爱谈一些自己认为最得意的"成
绩"。
一九三五年夏天的一个傍晚，我奉命带着十多个特务到江湾去搜捕几个正在开
会的共产党员。我们刚要接近时便被发觉，他们立刻分头跑开。一个担任掩护工作
的党员，却守在通路的要口没走，掩护其余的人离开。当我带着两个特务冲上去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