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然一声枪响，我左胸上像挨了一拳一样。我知道我已负伤了，但由于是小手枪，
距离也相当远，所以没有洞穿。我低头看了一下，胸脯正往外流血，我便把我的外
衣提起来，不让血液染透外衣，并赶紧靠在墙上指挥助手冲上去。我知道我当时如
果不忍耐一下，助手便会先来照应我，这给对方以继续发射的机会，所以只有咬紧
牙齿支持。当时特务们以为我听到枪响怕死，也迟疑了一下，等到他们追了很远才
用枪击伤这个人的腿部。他倒在地上，但还继续射击，最后子弹射尽才被捕。当他
看到我流血很多坐在地上时，还用非常后悔的口吻对我说："早知道能打中你这条
走狗，我应当再给你几枪。"由于他一个人尽到了掩护与警卫的职责，其余的都安
全脱离。我被送到宝隆医院，从左胸两条肋骨中间取出了一粒小号白郎宁手枪子弹
后，虽只一个星期就出了医院，却终生留上了一个标志罪恶的伤疤。
同年冬天，我带两个特务去曹家渡逮捕一个从事文艺工作的共产党员。我们早
先以为是个文人，对他没有足够的警惕和重视，结果几乎三个人都送了性命。我们
先侦察好他的行踪，知道他往往很晚才回去，便决定黎明前去逮捕，事前暗中勾结
好他的二房东作内应。当我们轻轻扣开了大门，一直走到他三楼房间时才把他叫醒。
他开门一看，知道是那么一回事，便很客气地要我们坐，并答应穿好衣服就跟我们
走。他虽然从容不迫，特务还是先抄了他身上和看过他的衣服才让他穿上。我们想
着，三个人对付一个，都很满不在乎；加上他无半点抗拒表示，便都把手枪收了起
来，准备客气些好早点使他交代。
稍后，他要求在房门后拿顶帽子戴上便和我们一道走时，我们都以为这次很顺
利了。突然间，他从一顶呢帽里掏出一个手榴弹来，并且很快把保险栓拔掉，态度
马上变得很严肃，说："动一动，大家都同归于尽！"这一声怒吼像霹雳一样击到
三个人头上。特务们都知道这种炸弹的厉害，如果是速燃导火索，一松手就爆炸，
在那样一间房内爆炸起来，四个人不死也得重伤，是无一能幸免的。我当时就不舍
得那样死，宁可让他逃跑，回去受处分也不敢冒那个险。我知道在那种情况下，他
是愿以一个人换三个敌人的。他一手高举那个已拔掉保险的炸弹，不断逼近我们，
我也只好假装笑脸，叫他有话好说何必如此。他哪里听那些，只是不停地威胁我们
谁敢动一动手枪，马上就爆炸。我便叫两个助手不要乱动，自己也不敢去拔枪，想
等待机会去夺取他手上的东西抛出窗外。他慢慢靠近了门边，突然将电灯关了。接
着砰的一声，我们三个人都以为他把炸弹扔下了，各人便急忙把身子伏下来，几乎
都慌成一团。等我把手电拿出一照，原来是人已不见，房门关上了。我立即把电灯
打开，门却已被反扣。我们用力敲门，大叫二房东上来替我们把门打开后，一问，
这人早已跑了。我们怪二房东为什么不拦住他，而回答却令人啼笑皆非。他说，你
们三个人拿了枪还抓他不住，我一个空手人还敢拦他！等我们出去分途追寻时，附
近工厂上早班与下大夜班的人来往很多，已无从再找到了。
我以后在训练特务学生时，虽未把这件丢脸的丑事全部讲出来，却一直叮嘱凡
逮捕人时，犯人所穿所用的任何东西都不能直接去取用，必须谨慎小心地看过后才
交给被捕的人，否则随时可能发生生命危险。至于我在这几年中搜捕共产党时所遭
到过的种种反抗，经常被打伤咬伤。几乎是成为家常便饭，这里就不详细列举。
当时一些叛徒在进行对党组织破坏活动时所遭受到的惩罚除前面谈过的外，一
些在军统搞了多年的叛徒也是时常要提心吊胆的。如行动组副组长王克全，他叛变
后虽对党的地下组织危害不小，但并不以为满足，还时常腰挂手枪到处乱跑，遇到
过去熟识的党员总用软劝硬拉的办法拉下水，不听他劝诱的便逮捕囚禁。有次，他
一个人到浦东工厂区去，遇到过去两个认识的党员，这两人都受过他的领导。他满
以为很有把握可以拉到军统来，结果被骗到野外打得半死，手枪也被抢走。如果不
是巡逻警察在附近经过救了他，那次便会被打死，从此他一个人再也不敢乱闯。
当时住在租界上的一些大特务家门口，几乎时常发现可疑的人在侦察监视他们，
甚至连在华界方斜路白云观（上海人一般叫茅山殿）侦察大队附近，前后也逮捕到
过三四个前去侦察的共产党员。因为这里成天有人被抓进来，囚禁过不少忠贞不屈
的党员，所以经常有人去附近调查。就在这块白色恐怖统治区内，特务们也是时常
提心吊胆，往往弄得草木皆兵，害怕共产党进行报复。
当时军统特务在上海除对付以共产党为主的种种任务外，还有些其他活动。如
一九三五年秋天，上海区一个情报员的助手打听到"一二八"以前宋子文在上海北
站遇刺未中而误毙其秘书唐腴庐一案的凶手和宋的司机的下落。戴笠对这一事隔多
年的旧案有了新的线索极感兴趣，马上指示一定要派人设法抓回归案，因为可以借
此讨好一下宋子文。
我奉命和程慕颐带着这个眼线，先后在仪征县十二圩，和瓜州、泰兴等地去侦
察，最后分别在盐城、扬州将当时刺宋凶手之一和宋的司机逮捕到。这个人在刺来
未中后即离开上海，在盐城保安队当班长。因为眼线认识他，我们便雇好一条小船
等在小河边，当眼线把他骗到船上后立刻被我们逮捕。经送县政府用了一顿刑之后，
他供出当时刺未与宋的司机有联系，才了解宋的行踪。宋被刺后，这个司机也逃走
了，在苏北一带做修理自行车等工作，后来我们在扬州抓到了他。
当我们把这两人带回上海后，戴立刻把宋的司机照片送给宋去看了，认为确系
事件发生后逃走的那个司机。宋子文为此事感到很高兴，曾叫戴领着我去宋家见他。
他当场签了一张五千元支票给我作奖金。我刚一接过，戴向我使个眼色，我又恭恭
敬敬退还他，坚不肯收。戴连着说："保护部长的安全是我们的责任，不敢受奖。"
宋听了很高兴。当我们辞出回来，戴笠只给了我和程慕颐与那个眼线各五百元。
当时四大家族和大批豪门权贵，每星期六从南京到上海度他们荒淫无耻的假日
时，军统为了保护他们的安全，几年间所公开逮捕与搜查对他们安全有任何危害的
人，就我亲自经办的不下十起之多。一些人往往只在这些人的公馆别墅门前多走了
两趟或多看了几眼他们上下汽车情况时，便被指为刺客嫌疑，一经逮捕，到弄清完
全是冤枉，也白白坐了几个月的黑牢；幸而获释，也从不敢公然埋怨，反要花上一
笔钱来感谢这些"暗镜高悬"无法无天的特务才能了事。像这种数不胜数的例子，
这里就不多举了。
另外是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间汪精卫在南京被刺未死，主谋的晨光通讯社负责人
华克之、张玉华等逃到上海后，也是由上海区和侦察大队的特务们进行公开逮捕的。
除华克之逃走外．张玉华和刺客孙凤鸣的妻子及几个重大嫌疑犯均被捕。关于这一
情况，我在写戴笠的材料中已谈过，这里就不再赘述。
上海区的特务除干过以上一些罪恶活动外，还有许多卑劣暴行，也是非常令人
痛恨的。如到生活书店多次去暗放炸弹，使得不少读者遭到伤害。当时生活书店设
在法租界陶尔斐司路吕班路口一座平房内，由于发行的《生活》周刊和其他一些书
刊均有进步言论，很受读者欢迎，因此前往购书的人相当多。蒋介石和戴笠虽很厌
恶这家书店，但因设在租界内不能随便查封，便只好采用各种卑鄙手段进行捣乱。
办法是把一种触发性的爆炸品用报纸包起来和一般书籍的包装差不多的形式，由特
务带到书店放在一个别人不大注意的地方，，偷偷将保险栓拔掉，立即离开。这时
只要有人去动它一下，立刻就爆炸起来。有的读者看到这种纸包，以为是别的顾客
忘了的东西拿去交给书店，有时书店人员在收拾整理时移动了它，炸弹爆炸了，站
在附近看书买书的人以及书店工作人员往往都被炸伤。当时军统还不会制造定时炸
弹，又不便公开甩手榴弹，所以采用这种办法。虽然前后炸过两三次，可是不但吓
不倒书店里的人，而读者反而越来越多。本来这个设在非商业区的一家小书店，自
从一炸再炸之后，却更引起了读者的注意和兴趣。这一完全出乎戴笠意外的后果，
使得他不得不下令停止这种作法，改为派人打入书店去进行活动，以便深入了解情
况再从中进行破坏。这一阴谋直到抗日战争开始才停止。
酷刑种种
军统掌握了侦察大队这个公开特务机关后，几乎无恶不作。它所干的一切，连
当时警备司令部也不能过问，尽管杨虎当司令时期他虽和戴笠沆瀣一气，但同样不
能干预这个单位的工作。我记得我带着几个特务绑架刘芦隐先生没有成功，只好以
侦察大队身份变为公开逮捕，可是连这个司令官都事前毫无所知。当事情发生后，
半夜临时找他去补一张手令，他也只好照办。侦察大队完全成为上海区的一个外勤
行动单位，只有在对外应付不了的时候才去找司令。有时为了工作上的方便，特别
是处理一些冤枉被捕的无辜的人时，便找军法处去出面。当时的军法处处长陆京士
和大队长王兆槐，都是杜月笙的学生，两人关系特别深。侦察大队把一些嫌疑犯打
得体无完肤时，最后也送给军法处去交保释放。陆本人是没有不同意的，可是军法
处的一些职员却老在背地发牢骚，说总是替侦察大队"扛木梢"（上海话为替人背
过的意思），实在没有道理。
当时被这个侦察大队逮捕的人，连看守的特务也常常说"只有好好走进去的，
难得有好好走出来的"。在这个机关进门右边的一个小院内有三间牢房，都是用饭
碗粗的木头做成栅栏。犯人关进去后，在里面的一举一动都可看清楚，地板上冬天
只有几堆稻草，夏天蚊子臭虫是成群结队。被捕关在这里的人，一律不许见客和通
讯，被捕时穿什么便一直穿什么，不能得到亲友任何接济。有些人明明知道自己亲
人被关在这里，但去看望时总是说没有。从来不准政治犯在这里会客。
刑讯室就设在牢房后边，特务们对被捕的共产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及嫌疑
犯等，在进行初审时，除极少数经不住考验的当场叛变外，几乎没有一个不受到酷
刑。这里没有什么审讯员和法官，一般是由组长或督察来主持初审，重要点的便由
副大队长或大队长审讯，特别重要的则由区长有时甚至是戴笠亲自主持。审讯时，
只要三句话不对头，立刻就喊"吊起来"。这个队的一个警卫班除担任警卫外便是
帮助用刑的。
审讯室里放着各种刑具，梁上挂着两根专吊人的麻绳。吊人时，最轻的是把两
手反背捆起来，将两个大拇指控上，一声喊"吊"，只要将绳了一拉就将受刑者吊
离地面。最初让脚尖刚可着地，便将绳子向固定的钩子上一挂，又继续审讯。几分
钟后，受刑者力气再大也得满头大汗。如仍不招供，再喊一声"扯"，这时受刑者
便整个身体悬空，全部体重都落到两个大拇指上，一两分钟便是全身汗透，痛苦难
当。审讯的特务往往轻松地坐在旁边抽烟，看着受者的在痛苦中挣扎。受刑者如再
不讲，身体弱一点的往往痛昏过去。这时，特务们便将绳子放了下来，朝着受刑者
头上冲一盆冷水，让他慢慢醒过来。这一盆冷水夏天还不要紧，要是冬天，上身衣
服全部淋湿之后，谁也不管冷不冷，既没有衣服可换，又没有火可烤，就得这样自
己去干。过些时第二次又来一下，单就这一点点也就够难受了。
可是更残酷的刑罚却还很多呢。吊既不灵，第二套便是"炒排骨"。"炒排骨"
是先将受刑者吊起，让脚尖着地，有时还将脚固定下来用绳捆好。这是防止受刑者
用脚踢施刑的特务。因为有次审讯一个年轻的共产党员时，一个主持审讯又兼施刑
的特务在行刑时，被这个宁死不屈的党员猛踢了几脚。当然这个人后来被活活打死，
而特务受到这一教训后也提高了警惕，随时防止反抗。所谓"炒排骨"这种酷刑，
是先将受刑者背靠墙壁，衣服解开，使之不能退让，行刑的特务戴上粗厚的皮手套，
将受刑者肋骨徐徐用力按下去，使内脏受到挤压，然后上下移动。按下去已够痛了，
再上下摩擦起来更是痛不可当。但受刑者不会马上昏过去，所以对审讯很有方便，
可是一经这样"炒"过之后，不仅当时痛苦，往往一两个月胸部都碰不得一下，有
些摩擦得厉害的几年都疼痛。
如果这一套还不起作用，再下去便是向鼻孔灌冷水和采用"老虎凳"、"踩杠
子"一类的刑法了。灌冷水是将自来水龙头打开，直射受刑者鼻孔和嘴巴。这比淹
在水里更难受，时间稍久，不是鼻孔肺部呛出血水来，便是晕了过去。老虎凳和踩
杠子则弄得受刑的人终身残废也是常有的事。特务们为了强迫革命人士招供出新的
线索，总是想尽方法来折磨革命人士的身体。经过这一套又一套的刑讯之后，不死
也得重伤。有些虽招供了一些情况，甚至是实在再提不出新的东西，也往往在审讯
的特务一时不高兴情况下随便来上一两套，这已习以为常。
对一些女性革命人士的审讯，特务们的花样就更多了。他们一面审讯，一面借
此来发泄兽欲。除了上述几种酷刑之外，还加上用小针插人奶头，竹签刺人指甲，
藤条抽打阴户，以及剥光衣裤进行羞辱，等等，特务们则围观取乐。有次在强脱一
个女共产党员的衣裤来相威胁时，她真是愤怒到了极点，厉声责问特务们："你们
有没有妈妈和姊妹？你们是不是人？你们这种无耻的动作连禽兽都不如！"可是骂是
骂，而特务为了达到他们卑鄙的目的，还是坚持脱掉了她的衣裤。她最后是一阵狂
笑，说："死都不怕，还怕你们这一套！"终于她在受尽各种酷刑的折磨和侮辱之
后死在那间黑暗的小女看守所中，一个字都没有招出来。
解押人犯的办法
当时把政治犯从上海解送到南京去，除极个别是用汽车专送外，一般都是乘火
车。解送的办法也特别，很少用手镣脚铐，大都是用简单的化装方法来掩盖犯人面
部，使人一下认不出来为原则。例如，用纱布绷带包去半个面部或眼睛，或是戴上
一付大的黑色眼镜等。而最无人道的作法，是在鞋子内满布图钉，让被解送的人有
一只脚不能落地，以免逃跑，只能装成跛子由特务挟持着上下火车。被解押的人穿
着这种有图钉的鞋子，有时不留心触了一下地，固定在硬纸板上的图钉便刺入脚掌，
下车后血流得满鞋都是，还不准喊痛，用这种办法只要一两个人解送便够了。
由于解送南京的人经常有，因此解送的办法也越来越多。解送的时间多是乘夜
特快车，在车快开时才进入卧车厢。这是因为曾发生过一次政治犯利用上厕所的机
会跳窗逃走。以后被解送的政治犯上车的当天，整天都不准饮水，上车后就是真要
解大小便也不准许，一直要硬忍到南京。这一夜时间的确是不易挨过。
在上海区工作的特务，当时也随时有被送到南京去坐牢的危险。有的因被认为
工作不力或不忠于军统，有的因生活腐化在外乱来，情节重的均派专人解送，情节
轻一点的就采用"妙法"。例如，明明是派甲去解送乙，却故意告诉乙暗中监视甲
到南京。到达南京时，结果是甲拿出介绍信把乙交给到车站去接的特务带走，弄得
乙莫名其妙。有时要送两个去，便分别叫甲乙同时持介绍信暗中监视对方到南京。
因为平日没有横的往来，彼此不认识，而自己犯了错误又不清楚，等到一到站，两
人同时均被带走，弄得一些特务对这个集团也是常常提心吊胆，不晓得哪天要去坐
牢。
我在上海的几年中，由我解送到南京去的政治犯前后有五六十人之多，解送的
特务也达二十余人。其中有些经过几次转移囚禁，一直关了十来年到抗战胜利才开
释，几乎都折磨得成了半死或残废。
监视工作
上海区几年间还有一个主要的任务，即监视上海的进步人士与反蒋分子，这几
乎是每个外勤特务都担任过的。可是每个被监视的对象究竟为什么要受监视，一般
的特务不一定清楚。有时当组长的也只简单的了解一些，而大部分是不让知道真实
内幕的，即令透露一点情况，也是欺骗或故意说成是汉奸或者笼统地指为"反革命"、
"反动派"。可是真正的汉奸却从来不敢去惹他们，甚至彼此勾搭起来。
约在一九三七年初，有人介绍一个姓郭的到侦察大队来当稽查员，大队长王兆
槐向戴笠请示，得到批准。之后，大家慢慢了解到，他是长期替日本领事馆做情报
工作的，但谁都不敢说替日本人工作叫汉奸，反而美其名曰"日本通"，他也引以
为荣。王兆槐还很高兴地能得到这样一个人，凡是与日本人交涉，总是派他去。而
那些常常被称为汉奸的，我以后才知道是些民主人士或反蒋分子。我在任法租界组
长期间，我那组所监视的人大都是社会上知名之士，对他们不好加上汉奸帽子，只
好称之为"反革命"。
几年间没有间断过监视的人，如宋庆龄先生，这是蒋介石亲自指示要经常监视
的。当时我们只知道来先生是反对蒋介石与同情共产党和其他民主进步团体的，要
推翻国民党的独裁统治，利用她的地位来与政府为难。因此宋先生成为反动派的眼
中钉，可是特务们又不便直接去对付她，所以采用长期监视的办法，主要是看哪些
人与她有往来，可以对付的便由特务们去对付一下，不能对付的便报告上去。
一九三三年夏天，特务们在上海暗杀杨杏佛先生，这一方面是威吓宋先生，另
一方面是对接近宋先生的进步人士的打击，企图阻止进步人士和宋先生往来。法租
界组还奉戴笠指示，一定要设法派人打入宋先生住所。我便派了一名女特务先去和
宋家那个女佣人往来。这个女特务化装成附近住所的女佣人去和她勾搭，可是很快
就被发觉。因这个女特务办事不牢靠，在向宋家女佣人打听有关宋的情况时，被她
察觉了，没有几天就不再理这个女特务了。不过还有一点机会可利用，就是这个女
特务与她往来时，得知她刚与一个流氓丈夫离了婚，我便另派一男特务去勾引他。
这个男特务当时只二十多岁，与宋的女佣人年龄差不多，而且长相不错。不知道是
什么原因，他们虽然往来了一个多月，这个男特务也从来不去打听宋家的情形，最
后还是被她拒绝不愿再与他往来。
尽管特务们使出各种花招，但并没有生效，而蒋介石还是不肯罢休，仍叫长期
监视宋先生，每周要制成一份监视周报送到南京。上海区便指定两个特务分上下午
守在寓所附近，专门注意出人宋宅的人员，有些乘汽车来的人便将车号抄下来，认
识的人便记住姓名，并记录进出时间。蒋介石虽在百忙中仍不放松这件事，可是担
任监视的特务却因时间久了很疲沓，有时随便在周报上填上几个常去的人的姓名，
或是从邻居佣人方面打听到一点情况，便应付过去了。因为规定只在住宅附近监视，
不追随外出，所以了解的情况也很有限。特务们有时也打电话或写信对宋先生进行
一些侮辱与恐吓，而这些作法只是更增加了宋先生对反动派的仇恨和鄙视。
有次戴笠在杨杏佛被暗杀后问我，宋先生的态度变了没有？我说还是和过去一
样。他叫我好好研究一下对付她的办法。我考虑了很久，想出一个对付的办法向戴
笠报告。他仔细听了后，认为很好，并叫我作好准备，等他请示过蒋介石之后便立
即实行。
我当时的阴谋是准备用汽车去撞宋先生所乘的汽车，将她撞成重伤，这样就使
她不能再活动了。我仔细研究过，应当在租界内的马路上去搞这一阴谋活动。办法
是把我们自己的汽车前面档风玻璃换成不易破裂的保险玻璃（那时只听说德国生产
这种玻璃），驾驶的特务还穿上避弹护胸的背心防止自己负重伤。等宋先生乘车外
出时，特务开车跟在后面，遇到马路上开红灯宋的汽车停下后，便朝宋车尾部猛撞。
因为只有等她的车停稳，撞过去才有力量，可以撞伤车内的人；如在行进时撞去，
因被撞的车也是朝前走，即使撞上，也不容易使车内的人撞成重伤。戴笠虽认为这
一办法很好，可是叫谁去撞呢？我当时表示我愿去，他也很同意我去。因我的驾驶
技术较好，而且决不会泄漏出去，这是最稳妥可靠的了。隔了不久，我正在研究怎
样在撞车中自己头部。胸部及手和膝盖等处不会受到重伤，只等戴笠决定后就去执
行时，有次他来上海，我去催问何时执行？他苦笑了一下，说蒋介石虽认为这个办
法很好，可是顾虑万一撞死或伤势过重，宋美龄和宋子文会要吵闹。所以叫我还是
要作好准备，在没有他的命令之前决不准轻易去做。到抗日战争发生，这一阴谋计
划也就没有执行了。
其间，特务们还曾阴谋去破坏宋先生乘坐的汽车，戴笠知道了，也指示不准这
么做，而对写匿名信或打电话捣乱却不禁止。
一九三三年后，特务们曾对薛笃弼先生长期进行过监视侦察，原因是他辞去国
民党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的委员不干，到上海去当律师，这使得蒋介石大为忿恨。
加上他在日寇进犯榆关时，提出过举国一致团结抗日的主张，又与蒋介石的意志相
违背，更使蒋介石气愤。他去上海时受到上海实业界一些著名人士的欢迎，引起反
动派的注意，认为他辞官不干一定别有企图，将对反动派不利。特务们原来准备下
他的毒手，以后不知是什么原因只是叫监视侦察。当时他的事务所设在爱多亚路一
座大厦的楼上，家住在金神父路金谷村，都在法租界，所以我这个小组便得经常报
告监视和侦察他的情况。特务们有时装作有事去找他，进步人士被逮捕时，更装成
这类人士的亲友请他义务帮助。每当薛先生慷慨答应或表示同情时，都是特务们最
好的情报材料，成为他不满政府的有力证据。
又如方鼎英先生在上海搞"抗日同盟会"时，也为蒋介石所不满，除派人监视
外，还派特务苏业光以同乡关系去侦察方先生的言行。还有黄炎培先生和他主持的
中华职业教育社，因地点在法租界华龙路环龙路口，特务们便利用对面的法国公园
来进行监视。邹韬奋先生办的生活书店，自然也是监视侦察的对象。至于临时交下
来要监视的人更是多得不计其数，这里就不多举了。
当时监视工作是各组最大的负担，特务们几乎每个人都要监视几个对象。那时
每个组只有十多个基本特务，虽然每个特务可运用、利用的亲友都有不少，但同时
要监视这么多的人，还是不够用，所以对一般不太重要的监视对象，便不经常去监
视，而是隔些日子才去看看走了没有。蒋介石和戴笠虽很重视这一工作，并且常常
威吓人说"把他监视起来！"实际上这种监视收到的效果很少，作用也不大，只是
造成一种恐怖和使人感到厌恶而已。
当时特务们对中共地下工作人员的监视，很不得力，经常遭到戴笠的责备。因
为共产党员警惕性很高，不像上面所讲的那些人满不在乎。我这个小组曾多次集中
力量到徐家汇孝友里和打浦桥去监视过几位共产党嫌疑人士，成果毫无，甚至连被
监视的对象何时搬走了都没弄清楚。戴笠曾亲自命令上海区逮捕中共上海地下领导
人陈X（以后听说为陈康将军），当时只知道是黄埔一期毕业，也找来了一张旧照片。
吴乃宪也是黄埔一期毕业的，亲自出马活动，结果连影子都没有见到过。
"西安事变"后周恩来副主席去上海，住在北四川路新亚旅馆。上海区集中大
量特务去搞监视跟踪，戴笠还亲自布置指挥，虽然周每天都外出，结果始终没有发
现他与中共上海地下工作的联络、凡是周恩来去过的戏院、商店、餐馆等处，以后
经过长久的调查研究，也毫无结果，气得戴笠大骂上海区的特务是一群"饭桶"、
"不中用的东西"，也无济于事。
抗战前，由于军统秉承蒋介石的意旨，把全部力量放在对付共产党和民主党派
与反蒋分子方面，因而对日本这个主要的真正敌人却一直未予注意。等到"七七事
变"以后，才手忙脚乱地来布置对日的工作，匆忙建立虹口、闸北潜伏组、吴淞组、
江湾组。这时由周伟龙继王新衡任区长，戴笠从南京赶到上海进行布置，曾召集上
海基本特务和骨干分子十多人，在法租界枫林桥附近他的寓所开会。他首先提出要
马上在虹口日寇统治区内建立一个潜伏组，配备一部电台和十个左右的组员。周伟
龙当场提出了两个人去当组长，但这两人都表示身份早经暴露无法立足，不肯去。
当第三个提到我的时候，我认为我经常搞行动，不适宜搞潜伏。但是，还没等我开
口，戴笠马上同意，并勉励我说："你是湖南人，一向不怕死，还是你去吧！"我
只好答应下来。
第二天，我开始着手找人，连一个到上海看我的哥哥和几个老朋友一起拉进去，
才凑成八个人。配的电台报务员裘声呼，倒很勇敢。当时周伟龙的化名叫任重，'
上海区的化名叫任致远，我的化名改为杜康。出发前我去请示戴笠，是不是还要同
时注意共产党，因为我在前几天都看到侦察大队用搜捕汉奸的名义在十六铺和浦东
逮捕了十多个共产党嫌疑关起来。当时虽然公开承认国共合作，却一直没有停止过
对共产党的迫害，不过比过去秘密一点。这时戴笠答复我不必专门去搞共产党，发
现了还是应当做做这方面工作。虹口组建立不到一个月，便全部被日本人赶了出来。
我和裘声呼将一部小型电台装在一辆小孩手推车内，把他的一个刚满周岁的小孩一
同推着跑了出来。周伟龙再度要我去恢复，却怎样也进不去。这时整个虹口没有一
个特务在那里立得住足，这便是几年间集中力量反共反人民的结果，等到大敌当前，
对真正的民族敌人便一点都没有准备。
抗战时期军统特务在重庆的罪行
抗战开始不久，蒋介石便率领他那个政府逃到重庆。这个被称为战时的陪都，
不但是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中心，也是军统特务机关的局本部所在地。在抗战期间，
军统特务集中在重庆的最多时达两万多人，而外围分子和外勤特务"跑二排"（即
外勤特务所运用的助手）的，为数也在两万以上。他们整天在干着反共反人民的罪
恶活动。
蒋介石设立军统的目的，主要是用来对付共产党与镇压人民和排除异己分子。
当他被迫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时，军统特务组织的作用便更为他所重视。因此，
在抗战期间，军统组织大肆发展，军统特务头子戴笠越来越受到他的宠爱。当时的
军统除了忠实地执行蒋介石反共重于抗日的一贯政策外，同时也是蒋介石搞"曲线
救国"一一一勾结日伪、联合反共政策的忠实执行者。这里，我只把军统特务执行
蒋介石枪口对内的有关问题作一个概述，有关它与日伪联合反共的种种罪恶活动，
准备将来在写其他资料时再写。
戴笠于一九三八年正式接长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以后，最初内部只有四个处
两个室，内勤人数只一百多，外勤不到两千；逃到重庆后，内部扩充到十个处，另
有十多个与处相等的室。区、组，还有几个委员会，内勤达到一千多人，外勤增至
五万多人。仅仅在重庆一个地区内便先后举办过各种形形色色的三十多个特务训练
班。例如专门担任邮电检查工作的特种通讯人员训练班，和专搞军事情报的谍报参
谋训练班，每期平均四五百人，每班都办过六七期。而平均人数每次约二百左右的
短期训练班，竟办过十多期。其他一些班至少也都办过两期。这些数以万计的各种
特务学生，在戴笠亲自培育下，都很快成为军统的骨干分子，从这里分布到全国各
个地区。
戴笠企图把重庆布置得同天罗地网一样的严密，但他的那些徒子徒孙却远不能
实现他的理想，因此架床叠屋的机构不断增加。尽管如此，而在工作上还是漏洞百
出，时常感到顾此失彼，经常遭受蒋介石的责骂，人民对此更是怨恨冲天。
当时每一个从外地进入重庆的人，不论是从天空、水上、陆路去的，首先便会
碰到那些检查人员讨厌的脸孔来麻烦你一番。你从重庆寄出的信件或收到外地寄给
你的函电，也都得先经过特务们偷看一下。一个被认为要注意监听的电话号码，你
只要一接上，便会有人插人听筒在窃听你的谈话。住在旅馆中，更是一批又一批的
检查人员会打搅得使你睡不安宁，盘问到你讨厌极了。当你走到中心地区会仙桥一
家最大的中西餐馆皇后饭店，准会看到那个饭店的一个老板在贼眉贼眼地打量着你，
这便是军统大特务许忠五。他不但开了饭馆，还在打铜街口开了一家园园舞厅。在
那里服务员和舞女都得向他反映情况，为他搜集客人的材料。邹容路有名的四川餐
馆新味腴和民生路的味腴餐厅，老板当中便有一个是侦缉大队副大队长沈夕峰。新
味腴隔壁另一家有名的川菜馆凯歌归，虽为黄埔一期毕业的李岳阳集股开设，是国
民党高级军官常去的地方，但已和军统打成一片，成为当时特务活动的一个地区。
其他餐馆的老板们与特务大都勾勾搭搭，互通声气。庆余堂老板郑鸿福在林森路开
设的鸿运楼，和在都邮街附近开设的麦利西餐馆，更是和特务们自己开的一样方便。
连当时重庆最大的一家胜利大厦的一些服务员当中，也有特务们的"二排"经常活
动。通远门外两间茅屋凑成的一家牛肉馆，因为许多文化界名人常去光顾，也成为
特务注意的地方。
如果一个稍有社会地位的人到了重庆，而为一群新闻记者包围的时候，其中总
会有不少伪装的记者混在其中向你问长问短，想从你身上找到一点材料。你有病想
去找找医生，一定有人说石灰市的南京名医张简斋是中医中首屈一指的。而他的周
围不仅整天有特务往来活动，到他吸鸦片烟的时候也有人陪他聊天，打听情况。比
张差一点的陈逊斋，看病的虽不如张那里拥挤，但他同样是稽查处的顾问和义务情
报员。以中医兼西医著名的张XX，也接受了稽查处的延聘，成为该处的医务顾问。
在当时的许多医生当中，要算住在忠烈祠街的南京眼科医生魏光财最为突出了。
他不仅充当特务们的义务情报员，还自掏腰包请特务代购了一支手枪，成天挂在腰
间。每遇特务们去搞搜查逮捕时，他总希望能亲自去参加。只要有人叫他去，他会
把诊所中的病人丢下不管，而说一声有急病出诊，便兴高采烈地跟着走的。特务们
认为他是外行，往往只派他担任一些把守前后门或看守人犯的工作，他也很乐于接
受。执行任务回来，他还掏腰包请特务们上馆子去吃上一顿。
军统为了搜集搭乘飞机的旅客照片，特地在市区珊瑚坝飞机场马路边开设一家
飞虹照相馆，这是由军统摄影师王文钊带着他的助手侯飞鹏主持的。以后扩大业务，
在重庆举办市民身份证时，便以"当日可取，价格低廉"等大肆号召，往往以不赚
钱来和其他照相馆抢生意。这种廉价照片拍了以后，在特务机关的档案中便会增多
一些资料。
抗战时期重庆盛极一时的拍卖行，军统也乘机去控制。军统直接领导的重庆经
济情报组副组长方圆，便在保安路川盐一里隔壁开设了一家安利拍卖行，作为他工
作的掩护和与同行联系的公开职业。其他公开特务机关如稽查处侦缉大队等也都插
手到各拍卖行。他们表面上以防范盗窃物品混人拍卖行，实际上是着重注意寄卖人
的姓名身份和住址，遇到必需调查的人，便可利用这个关系去接近。据我所知，民
生路的均益拍卖行，邹容路大陆拍卖行等几家规模大点的都与特务们有往来，否则
特务们会随便借一个机会弄得这些老板们倾家破产，还下不得台。
当时一些稳健点的人，无事连朋友都不敢去多看，因为每个机关都有军统调训
过的防谍人员在监督着机关的同事，如不小心，不但自己会遭到一场无妄之灾，而
且往往祸及亲友。因为这些被调训过的"外围分子"，没有一点工作表现便会遭到
停职处分，所以昧良心是常有的事，一年半载总得找一点事来维持自己的饭碗。当
你走进学校去找人时，一批批的职业特务学生会想方设法来了解你和亲友们的谈话
内容。
当时一个被特务所注意的嫌疑人物，无论走到哪里，总会有人对他另眼相看。
有些人发觉出门时老有人在暗中跟随，而想要摆脱这些魔影时，总以为能找到机会
抢先几步跨上一辆刚要开动的公共汽车，将尾随的特务甩在后边，便很安全了，谁
也没有料到那些整天在公共汽车上担任查票或售票的人员会和特务是同道的。当你
高兴地在车快开动时敏捷地跳下汽车时，这些查票员或售票员会将你又指示给在车
站附近的另一些特务，继续来对你进行"盯梢"。总之，在当时的重庆，只要你的
言行稍有点进步，那你无论走到哪里，都会遇上这些瘟神来找你的麻烦。
照理来说，在抗日战争期间，陪都有这么严密的防范，总应当很少能让汉奸混
入，而且也应经常听到破获汉奸的案件。可是事实上从上海、南京、武汉等沦陷区
来到重庆的大小汉奸，却从来没有中断过，但没有一个真正的汉奸落过网。而经常
闹人满之患的军统监狱中，却囚禁了成千上万的真正坚持抗日的共产党员和爱国人
士，这便是当年军统忠实地执行蒋介石枪口对内，更加反共反人民的政策最具体的
铁证。
我在重庆有六年多，先后担任过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大队长，重庆卫戍总司
令部稽查处督察长和副处长，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处长。下面我只简单的把军统在
重庆的一些单位的组织和活动情况谈一谈，便可以看出抗战期间军统在陪都究竟干
了些什么罪恶活动。
重庆卫戍总司今部稽查处
卫戍总司令部稽查处是抗日战争时期军统在重庆所控制的一个最宠大的公开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