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临刑都在大叫冤枉，而那些真正汉奸，却正在权贵的朱门中酒酣耳热，举杯痛饮。
我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曾去找一些空军朋友们问过。他们认为白天举烟，夜
间点火，的确可以指示轰炸目标；但一面刮脸用的小镜子的反光，或一支香烟的火
光，在高空的轰炸机上的确很不容易看清楚。但是部下辛辛苦苦抓来的"汉奸"，
上级天天要找的替死鬼，明知是冤枉，也只好动刑逼供，谁也不敢冒着自己的前途
来讲一句公道话。
记得有一次一对从江南逃到重庆的年轻夫妇带着一个小孩在南岸铜元局兵工厂
附近乱坟堆里躲警报，因随身带的一个热水瓶不慎打破，小孩拿着打破的水瓶胆在
玩，阳光照在破水瓶胆上，发出了一道道白光。恰巧这次敌机在这个兵工厂附近投
了几颗炸弹，南岸稽查所的特务也躲在附近。他们到处搜寻，发现这对夫妇身边有
这些发光物，便不由分说断定他们在给敌机指示目标。特别是当他们进行搜查时，
又发现小孩颈上有一根红头绳穿着三个铜钱挂在胸间，这一下他们认为是人证俱获。
当所长曹万道把这三人解送到稽查处时，这个女的再三解释小孩身上带铜钱完全是
家乡一种迷信，而热水瓶打破的确是无心，也没有料到敌机会到那里轰炸。但是南
岸所的特务硬说亲见他们在敌机飞临上空时才把水瓶打破，以水瓶胆当镜子指示敌
机炸兵工厂，而且已承认了这一事实（其实是屈打成招）。不久，卫戍总部打电话
来查询，因为这一类案件军统局不要，我只好根据南岸所的报告将这三个人解到总
司令部去。不到十天，这对夫妇就被加以汉奸罪名而枪决了。在那几年里，不知多
少人被糊里糊涂的枪毙掉。
可是又有另一种情况。特务们在三斗坪前线发现一个可疑的人，由湖北方面一
直跟踪到重庆，这人名叫江XX，是汉口一家很大南货点心店江裕霞的少老板，他受
日本人派遣到重庆活动。但他一到重庆，马上去见军统电讯处处长魏大铭。稽查处
的特务看到这一情况，立刻解除了对他的监视，而让他自由自在地在重庆活动，再
也没有人敢去碰他一下。
由于在反共方面表现不力，戴笠经常要找稽查处的人去训斥一顿。当时最主要
的一个问题，是无法制止《新华日报》在重庆发行。蒋介石对这张报纸恨之入骨，
一直希望通过用特务手段来限制这张报在群众中发生力量。戴笠每次找我们去谈这
个问题时，我们几个人总是面面相觑，无词以对。他便骂我们是饭桶，不尽心尽力
去完成"领袖"交给的任务。
其实，稽查处从稽查员到处长，莫不把这张报看成"大仇"。每次我们指使一
些稽查员运用他们的助手们，对报童殴打一次之后，总以为第二天会看不到再有报
送来，可是第二天一走进办公室首先就看到它。因为它发行比别的报纸都早，又是
单独有专人送，稽查处看别的报几乎都是送阅不用花钱，只有这份报是花钱订的，
科长以上都有一份。有一次，陶一珊在戴笠面前夸口，说已经想了一个很好的办法
不使它再在重庆市露面。原来，他是叫稽查员分别在各要道路口带着一群流氓打手
除照常殴打报童外，还把报童手上的报纸全部抢走。可是，当他正在打电话向戴笠
报告时，而传达兵却把报拿了进来。他气得对这个传达兵连打带踢地赶了出去。电
话刚搁下，戴笠的电话马上来了，陶一珊的脸色立刻变成惨白。我正在他旁边，他
便轻声叫我去接，说他刚出去。我接了戴的电话，果然是在他那里也发生同样情况，
仍旧收到了当天的那份报纸，不过比平日迟了一些。戴笠在电话中的责骂声很大，
陶坐在旁边几乎发起抖来。最后，戴还是叫我们去他那里，当面又严厉训上一顿。
一九四二年，戴笠感到这个处在重庆方面的力量还不够雄厚，又在这个处下成
立一个侦察大队，派王会云为大队长，刘耀为副大队长，强占民生路一家旅馆作为
大队部。这个大队有二百多人。大部系由军统调去，少数则由稽查处特务介绍。
戴笠成立这个大队的目的是害怕重庆方面发生暴动，没有力量镇压。因为稽查
处遇有紧急情况时，全部出动也不过二百多人，这个大队名为侦察，实际上大部分
人员等在队部里整装待命，只有小部分出去活动，夜间经常保持能随时出动一百人
左右。戴笠经常打电话来问能马上集合多少人，我们以为有什么紧急事，结果他只
是查问一下。当时他经常提心吊胆，生怕重庆人民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动示威游行一
类的事情，会来不及对付。这是在大队成立之前，他亲自向我和陶一珊讲得清清楚
楚的。但以后在军统的纪念周上，他却说得非常好听，是怕日本人趁空袭时大家躲
进了防空洞，而派空降部队占领重庆，所以要这个队的人随时准备应付这类非常事
件。
这个大队的队员，每人都配发有一支很好的手枪，并叫他们经常练习实弹射击。
以后戴笠又规定每天要轮流派人到市区去秘密巡查，特别是遇到有群众集会的时候，
更要大批出动，暗中进行监视。戴笠总是感到在重庆的特务还是太少，按照他的意
思，这个大队应当扩充到三百多人。因为选择人员的条件较严，不敢随便找人，而
军统训练班训练出的学生每年虽有几千，还是不够使用，所以一直没有足额过。
重庆市警案局侦缉大队
重庆市警察局侦缉大队，系一九四一年十月间，由该局侦缉队扩充而成。戴笠
调我任侦缉大队的大队长时，亲笔写了一封信给当时的警察局局长唐毅，说明我过
去曾经当过常德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处长，这次调重庆接替原任队长蒲岗的职务，希
望把侦缉队扩充为大队，以加强重庆市的侦缉工作。唐接到这封信后，马上对我表
示，既然戴笠决定把侦缉队改为侦缉大队，他一定遵照办理，立刻去请求改变原有
编制。当时主管全国警察工作的内政部警政司司长澧裕昆，是军统特务，这个司也
由军统所掌握，戴在写信给唐的同时，还打了一个电话给澧，说明他要改变这一制
度，澧在电话中是诺诺连声遵命办理。所以唐毅的报告经重庆市政府转上去以后，
不到一星期，我就接到了担任大队长的委令。这在当时反动政府中办事的效率可说
是最高的了，同时也说明只要是戴笠决定了的问题，立刻可以将编制改变。
我去接事的时候，真是别开生面。蒲岗和我办正式交接手续竟不在他的办公室，
而是在夫子池来龙巷侦缉队大门口一家茶馆里。这家茶馆是侦缉队一个退职的队员
所开设，蒲岗和他的许多分队长等每天都在这个茶馆中去碰头。几个最好的座位是
固定保留给这批人的。平日虽然空着也不卖茶给别的客人，好随时让他们去坐。由
于这家茶馆设在侦缉队门口，老板又是过去侦缉队队员，每天去的又都是这个队的
负责人，因此，这里便成为和侦缉队"谈生意"的最好地方。这个老板便成为他们
的中间人，所以他并不以卖茶为主要收入，而是靠经营"副业"来分肥发财。因为
侦缉队由军统控制后，警察局长不论是军统的徐中齐或非军统的唐毅，都不过问这
个单位的工作。
抗战时期的重庆警察局局长人选很有趣，徐中齐和唐毅每人都当了两任，徐下
台交与唐，唐下台又交与徐，徐再下台仍旧交与唐，好像除了他们就找不出第三个。
其实内幕很简单，当时逐鹿者虽大有人在，却一直没有轮到。原因是徐为军统，除
得到戴的支持，还直接走蒋介石路线，特别是对孔祥熙巴结，极力讨好孔的第二个
女儿孔令俊。而唐虽非军统，却一向接近戴笠，又得到四川军阀王瓒绪的支持，并
和徐一样走蒋孔路线，因此能一任再任。他们每次走马换将，除了自己带一个主任
秘书外，像督察处长、司法科长、侦缉队长等都是戴笠所派，谁都不敢去动。
侦缉队却又不是军统局全部掌握，而是军统渝特区运用，队长及以后的大队长
都是兼渝特区的组长，专替渝特区做社会情报和担任行动工作。只有像监视中共办
事处、《新华日报》等工作时，军统才统一布置。所以这个侦缉队便可钻空子，任
意逮捕人，而进行敲诈勒索。这个茶馆就成为讲条件，一手交钱一手放人的地方。
我去接事时，蒲岗站在门口向我招呼，我还误会他很客气跑到门口等我。当他
把我拉进茶馆坐下以后，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我当时感到在那种场合谈话
太不方便，他才同意到他的办公室去，把队里的一些负责人向我作介绍。
侦缉队内部原来的编制很简单，除副队长沈夕峰外，只有一个书记和几个司书、
事务员，书记包办一切，连审讯都担任。不过一般审讯都是由分队长自己抓人自己
问，书记便记录一下口供签一个处理意见。档案是乱七八糟。我初去看到那些分队
长审问小偷扒手时，完全用窃盗中惯用的术语同他们谈"内行话"，对方应答如流，
最后才谈到案情。当问到他来过多少次，有的马上承认哪几件事是他做的，赃物已
如何处理，谈得很干脆，也不推倭，同时毫无惧色。审讯时就像谈家常一样，根本
用不着用刑，完全不像审讯，只几分钟就解决了。
有次我试图改变一下方法，用一般常用的审讯方式去审理一个小偷。他连声叫
冤，矢口否认他偷了人家东酉，而把自己说成是一个如何可怜的老实人。我当然不
会相信他，可是却没有办法使他能从实招来，正在弄得下不得台的时候，一个老队
员因事来见我，一看到那个自称好人的人，马上就说："XX，你怎么又失风了？！"
这人听了立刻改变态度，便老实招供，问题即时大白，原来他是一个惯窃，并不曾
冤枉他。
我任大队长后，便将侦缉大队进行扩充改组。我考虑到，抗战时陪都所在地的
侦缉大队，不应只以作社会情报和管理小偷扒手为满足。我懂得戴笠的心理和军统
的要求，只要想得出办法，提出要求，一定能得到支持。当时什么编制和法制问题，
我根本没有去考虑。我也不大和副大队长沈夕峰去商量，因为戴笠不信任他，我也
对他满不在乎。我完全按照我在上海所搞过的和见过的一套来着手改组，先从大队
部开始，请军统局人事室给我一批临澧特训班毕业的学生。当时人事室几乎是临澧
班学生所操纵，我是该班教官，对他们很熟识。这一要求马上得到满足，首先成立
大队部书记室，以临训班学生邓毅夫为主任，原来的书记王秉钧因非军统，仍暂以
他为书记室书记，好让邓慢慢把情况弄熟再撤换他。因为当时军统外勤单位的主管
官，要调动一个军统特务，非通过军统局不可，而对非军统则可任意撤换。
我在大队部里新成立督察、司法、总务三个股，分别以临训班学生邵华、李湘、
凌峻拔任股长。我还向军统局要求，把局里的警犬室人员和警犬分一部分到大队，
以军统局警犬室主任王芝禄兼大队警犬室主任。另外，我向警察局要求，把指纹室
分一部分人员到大队来。
对外勤单位我也予以调整。我便把队员中文化程度较高的十多个队员调集起来，
成立一个直属队，专门负责搞党政情报，以李樵逸为队长。李当时是重庆大袍哥石
孝先的兄弟伙。石所组织领导的袍哥帮会"兰社"，其中不少是国民党、民社党、
青年党的成员，另有些金融界、商人、律师、医生等。李是"兰社"的管事，社会
关系复杂。其他一些队员如张克东等，有的与新闻界有联系，有的与大专学校师生
有往来，有的在文化界有朋友。这些人经我在几天内进行了个别谈话后，大致摸清
了他们的情况，所以决定把这批人挑选出来，让他们发挥更重要的作用，不再去管
理小偷扒手案件，专心从事于军统所需要的党政方面情报搜集的活动。我很清楚，
搞这项工作，比其他队员油水要少一些，便在生活待遇上稍许提高一些，并向他们
说明做出成绩，可以得到特别奖金或升级，而大队今后分摊奖金等也将特别照顾他
们。
我将侦缉队下面的分队一律升为中队，小组升为小队，这样一来，使得各单位
的负责人皆大欢喜。为了不使工作脱节，原有的队长基本上不变动，所管辖的地区
也不动它。第一中队仍以何玉昆为中队长，负责城区工作。第三队仍以黄俊良为中
队长，负责南岸。第四队仍以江如山为中队长，负责江北地区。第五队仍以李文远
为中队长，负责化龙桥到沙坪坝、磁器口一带工作。其中只有第二中队改以临训班
学生陶思清为中队长，负责下城区。因为在这个区里，除了军统局局本部外，戴笠
住在曾家岩，蒋介石住在上清寺，还有中共设在曾家岩的办事处，是当时的重点区，
所以要以最亲信的学生去负责。这个地区不但不能出事，还得进一步去做监视中共
办事处的工作。第五队当时也是重点区，因有军统磁器口丝厂办事处，以及小龙坎
管区的红岩村，都需要特别注意。
我把这一计划亲自写好，直接送与戴笠批示。他看过以后，非常高兴，连连称
赞"很好，很好"。他对我请求成立一个专搞党政情报的直属队最为满意。他当时
就亲笔写了一封信给警察局长唐毅，要他照我的计划去办。当我向他告辞的时候，
他又关照我要先去军统局办一下手续，免得局里不接头。我便索性把他的亲笔信和
我的计划一起送给毛人凤，免得我直接去找唐毅。不出三天，一切都照办了。我又
跟着拟了一套规章制度，并在大队部门口设立一个告密箱，准许老百姓检举队员在
外的不法行为，每天由我亲自去开启。
我自接任以后，便搬到了大队部，因忙于了解工作和人事情况，对进门就看到
的一座可容百人的看守所挤满了的犯人，却没有来得及去过问。有天睡到半夜，突
然听到一阵哭声和打骂声，我连忙起来一看，原来是看守所内的"老犯人"正在打
骂一个很年轻的"小犯人"。这时，看守的队员也赶来向我报告，说这个新来的小
犯人不听老犯人的安排才被打骂。他劝我去休息，让他来处理这一问题。
我当时很奇怪，为什么这个临时性的看守所中还有什么"老犯人"，因为按照
当时的法规，一般刑事犯和违警犯都有一定期限要处理，不应当长期拘留在看守所。
我决定弄清楚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花了大半夜的时间，总算弄得有点头绪。原来这
个看守所是不受任何法律限制，高兴把人关多久就关多久。所谓老犯人者，都是些
长期关押的犯人，后来成了看守所的大小牢头。其中一个最老的，竟在里面"住"
了两年多，慢慢形成了他的"地位"，成为看守所的头目。他手下还有三个一年左
右的小头目，帮他欺压新来的犯人，谁敢不听，便立刻实行打骂或不准吃饭睡觉。
犯人人看守所照例是经过检查，把一切财物搜出来，由队部代为"保管"。有些没
有被搜走的东西，这个头目便攫为己有，还不准犯人声张。至于新来犯人家里送来
的吃穿等物，照例先得"孝敬"他一半。因此，他住在这里，比当时一般公务员的
收入还要高。老犯人得到这个美差并不简单，所以也不打算出去，还百般巴结队里
的人员不处理他。他究竟是什么案子被捕，连看守的那个队员也弄不清楚。我叫管
档案的人员查案，也无案可稽。我检查这个"老犯人"的行李时，发现他不但有三
四条很好的被子，还有一个小皮箱，打开一看，连我都吃惊。他箱子里面不但有一
叠叠的现钞，还有美钞、小块黄金和几只手表，七八支金笔，都是从别的犯人那里
刮来的。这个老犯人的"家当"，还只是他"孝敬"过看守队员之后留下的东西，
因为两年多来进出的犯人有几千，他把犯人的财物搜得干干净净，还能代替看守人
员管理犯人。因此，谁也不想把他送走，他自己也认为这是他的乐园，可以为所欲
为地在这个小天地中横行无忌。
当晚我从近一百人中清出四十多个关了一个月以上未处理的人犯，只将其中十
多名因政治嫌疑被捕的留下来继续进行侦讯，而对小偷扒手一类未处理的，连同那
个头目、小头目，于第二天一律解送警察局司法科去处理。当时这些政治犯，大多
是学生与工人。有的学生在学校中表现积极，说过几句不满国民政府的话，或爱看
《新华日报》，说过共产党的好话。有些工人在工厂中吵着物价飞涨工资太低，无
法维持一家生活，希望老板增加工资，有的发牢骚骂过反动政府。总之，都是被指
为嫌疑重大，但又证据不足。
我对这些人不敢擅自作主轻易处理他们，便去问渝特区。他们也想不出办法，
最后是报请军统局派了一个法官来提讯，将其中情节较重的四个学生两个工人带走，
其余的仍留下来侦察。我当时不以专门抓小偷扒手为满足，总想能抓到一些共产党
员。因此，我对直属队的工作抓得很紧，经常找他们谈话，当面指示他们如何去进
行活动。有次得到一个情报，说江北寸滩附近有个小铁工厂里发现有共产党的小组，
我连夜带人去搜捕，抓到三个嫌疑很重的工人，从他们家里抄出了几张油印的文件，
军统局对此曾予以嘉奖。以后历任大队长对这个队的工作都很重视，工作也逐渐展
开，成为军统在重庆的一个情报小单位。
侦缉大队历任大队长除我担任了四个多月外，以后由许忠五、李连福、谈荣章
等人担任过。侦缉队的工作，也由过去一向专管偷窃而慢慢变成了搞军统的特务活
动，并和稽查处抢着干监视中共在重庆的领导人，做党政情报，从事于对文化界方
面的种种活动。
这个侦缉大队的黑幕重重，这里我只简单地谈一下。他们随时滥肆捕人关人。
逮捕政治犯时，把政治犯诬指为小偷抓走；甚至故意带着小偷去指认，说成是同道
或曾经收藏过赃物。这样便可以将毫无证据的政治犯很方便地带走，而对那些惯贼，
却不去惊动他们。一般人家丢失了东西，无论你怎样向侦缉队请求也不会破案；即
令破案，也不可能物归原主。但是有权势的人家被偷，侦缉队便会很快将东西找回
来；万一是从下江去的没有在重庆人帮的人偷窃的，侦缉队也会责成其他的盗贼按
价赔偿出来。一个小偷只要失风落人过他们手中，便一辈子也翻不了身。
我曾亲自处理过这样一件案子。一个失学青年叫王X元，从上海逃到重庆后，因
投亲不遇，又找不到救济的地方，便铤而走险，在银行区一家商店偷取了一点货物，
当场被逮捕交到侦缉队。经一个队员调查，认为是初犯，从轻处理，释放出去。这
个青年后来找到了一个小学教员的职务，一天在轮船码头过渡时，正遇上那个抓过
他的队员。这个队员邀他到附近一家茶馆，问他最近的"买卖"怎样？这个青年不
懂得队员的用意，便说自己不是经商而是在一个小学当教员。这个队员认为他不识
抬举，便给他一个耳光，叫他清醒点，并把他衣服给脱下来。这个青年当然不服气，
两人吵了起来，队员要把他带走，他也不害怕，两人一直吵到大队部。我派人去他
学校调查明白，才由学校具保领去。这时我才清楚，原来一般窃贼，只要被捕过一
次，队员认识了他，以后遇到他便向他要钱要东西，如果不答应，随时可以再逮捕
他。因为每个队员的口袋里都装满了失窃的案件，只要随便指一件与他，便得吃一
场官司。有时他不承认，队员可以教唆另一个窃贼咬定他是同谋，最后也会是非不
分，有口难辩。
当时真有本领的大惯贼，队员是不舍得轻易去逮捕他们的，因为留下来可以多
分肥，案子越大越多，分得也越多。不是非破不可的案，总是乱抓一些替死鬼来充
数。一些初出茅庐被逼铤而走险的，往往最易落网。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看到
被捕的窃盗，十之八九是生手，而老手一进门队员就认识，并且马上能指出这是
"吃洋火钱"的（掏人腰包如摸火柴一样）、"拣露水钱"的（清晨挨门而人的小
偷）、"吃灯花的"（夜晚点灯后去偷的），分门别类，屡试不爽。
侦缉队对赃物的处理，更是黑幕很多。一般老百姓丢失金钱与物品，报案后，
侦缉大队部便按地区分到所辖地段的队去侦察破案，总是十有八九如石沉大海。一
二幸能破获的，现金是照例七折八扣，多半都追不回，还得照例"自动"（其实是
被迫）拿出十分之几作为奖金，才能把失物领去。如果不识相，一毛不拔，便会祸
不单行，队员们节外生枝，随时找上门去。有些豪门权贵的家奴，明明主人没有失
窃，而是他们故意把东西藏起来，拿着主人的名片到队部报案，限期破获。我最初
遇到这样的事，不知如何处置。有一天，国民党考试院院长戴传贤的副官拿着戴的
名片见我，说是戴院长客厅里一个古磁瓶被人偷去，要我马上设法破案将原物追回。
我派两个老队员去看过以后，他们回来告诉我，可能是家贼，或者是那个副官故意
捣鬼。他们办这类案子有经验，我便交给他们去办。过了几天，这个副官又来催我，
经我与那两个老队员研究了以后，由他们直接去和他谈判，结果是花了点钱，便不
了了之。以后我到军统当了总务处长，戴笠要我拿着他的信去求戴传贤写几个字，
我便有意无意提到他客厅花瓶丢失的事，想讨好他一下，说明我过去给他办过这一
案子。不料他听了以后，根本否认有这回事，并指着他会客室的花瓶说，每天都在，
从没有丢过。后来他把那个副官找来一问，副官支支吾吾的说有天早上不见过，但
中午又发现仍在原处。那时我才相信那两个老队员的确猜得不错，完全是那些豪门
的家奴在捣鬼。
当时侦缉大队每天总要抓到几个或十几个偷窃犯，可以搜出不少现金或物品。
军统特务们都懂得这一内幕，许多人经常找我要东西。他们往往先去赃物保管室看
上一看，对看上的东西，随便用一个假姓名写个申报表，说自己在什么地点什么时
候丢失了那件东西，日期写在破案的前几天。我将这张纸条交下去，由下面的人签
上"本案已破获，原物追回，拟予发还"几个字，我再批一个"可"，这件东西就
毫不费力地落到特务手中。万一原失主闻风追问起来，我们也可以顶得过去，因为
手续齐全，东西的确是"原主"领去。我在侦缉大队四个多月，便搞过这类昧良心
的事十多次，大都是军统局的一些科员股长，要去的都是些最好的东西。
侦缉队对缴获小偷扒手的大批赃物，除一部分被特务攫为己有外，经过半年左
右没有人来领取，就可作为队里的财物充作奖金或公积金，由队里自行处理，少数
的则随案送到警察局司法科。司法科处理的办法也和侦缉队差不多，总是想尽方法
来变成自己的。许忠五当大队长半年多，便把侦缉大队旧房屋拆掉，盖了一座二层
楼的房子，这笔钱便是从这些赃物中拿出来的。当时很多人都在背地里说："小偷
偷了东西要坐牢，侦缉大队用小偷偷来的钱盖房子却受到奖励。"
我任大队长四个多月便调到稽查处当督察长，这次调职说来是很可笑的。因为
有一天唐毅在苍坪街的公馆失窃，偷去了鸭绒被和一些衣服，小偷居然偷到了警察
局长家里去了。这在当时是闹得满城风雨的大笑话。唐毅打电话找我去谈这件事时，
两人都感到很难为情。我便责成第一中队要尽全力破获此案，因为不能采用赔偿办
法，非得追回原物不可。我威吓几个分队长，三天不破案便扣押他们。
果然不到三天，原物一件不少追回来了，人也抓来两个。我亲自审讯。这两个
小偷都非常失悔，没有弄清楚是局长公馆，说以后再不敢去偷了。我便照新拟定的
办法，用一份印好的书面通知单要失主前来认领，办理具领手续。不料通知单送出
去后两三天都没有人来，我又补了一个催领通知书。当天下午，唐毅的一个过房儿
子气呼呼的跑到我办公室大吵大闹。他认为局长家里丢了东西，不赶紧派人好好送
去，还和对一般老百姓一样来一个通知，真太无礼貌，叫我一定要亲自送去才行。
我当时火气正旺，哪里受得了他那一套，自己仗着军统关系，便和他对吵起来。他
一看我不服气，便伸手到衣服里面去摸东西，我以为他要掏手枪，也赶紧准备和他
来一下，结果他摸出来是竟是一张唐毅的名片，要我看看这是什么人？他可能一贯
是用那这张名片吓惯了人的，却不料我会把它摔到地下还踏上一脚。他便将我办公
桌掀倒，我也毫不客气的给他几拳，并把他推出门去。他刚一离开，我马上叫人准
备办移交，自己立刻跑去见戴笠。戴听完以后，只轻轻责备我几句，当时就决定同
意我辞职，要我准备到稽查处去工作。我就这样离开了侦缉大队。可是当时重庆的
小报却说我是由于成绩很好被调升的，这真是天晓得！
一年以后，我调到军统局，但我还不忘怀于这个大队的工作。有次我向戴笠提
到，除了利用这个队搞政治活动外，还应当加强这个大队在肃清重庆盗窃案件上的
作用。他毫不感兴趣的回答我说："你以为我们要掌握这个机关是专门去替人家抓
小偷扒手的吗？"由戴笠的这话来看，当时戴笠要这些公开单位是为了军统工作的
方便，而对于市民有好处的事他是不大肯去干的。
这个大队有正式人员一百七八十人，但运用的线索却有近千人之多。军统基本
特务在这里的则只有十多人，戴笠是尽力运用这些人替军统工作，却并不想吸收其
余的人参加军统组织。其中只有极少数的人经他许可，则调到军统举办的短期训练
班受训一两个月，使之变成他的学生，才让他们成为军统成员，办理参加组织的手
续。其他绝大多数的人，则一直是由军统运用，替军统卖力。
军统局的重庆特区
直接领导军统局外勤特务在重庆活动的，是军统局的重庆特区（简称渝特区）。
这个区是由原来军统的重庆站扩充起来的，组织相当大，下面设有万县站、沪州站
等，领导川东几十个县的工作，从内江以西才归川康区（设成都）负责。这里我只
谈谈重庆的一些活动情况。
渝特区先后由姜绍漠、涂寿眉、朱啸谷、叶翔之等任区长（姜绍漠任过两次）。
区部设在重庆老街慈居。重庆解放前，这所房屋改为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的办
公处。
渝特区有四五十个高级情报员，由区长直接领导，并设有一个联络员经常和这
些人保持联系。这些人除了一些是当时政府各部会的高级人员外，大多都是民主党
派成员，或与中共方面有关系的分子和叛徒。军统除利用他们做民主党派的情报外，
更希望通过他们做中共方面的情报。对中共方面的工作，是当时重点中的重点，可
是一直没有达到军统预期的目的。他们曾花过不少心思去搜罗叛徒和左翼人士，结
果总是失望。
渝特区在重庆地区直接领导的组有五六个，分为上城区、下城区、西郊、南岸、
江北等组。重点是西郊组，主要是针对红岩村中共办事处与《新华日报》，组部即
设在化龙桥。我记得甘励住当西郊区组长时，常常叫苦连天，认为任务太重，人太
少，工作做不出成绩，时常受到责备。
这个组共有组员十多人，原来是希望能逐步打入中共办事处和《新华日报》内
部去，他们虽住在附近，可是总想不出办法。以后便采取"拉出来"的办法，但也
只是白费了不少心思。最后只有用监视盯梢那一套来找一点线索。他们每天派特务
去红岩村担任监视，又不敢太接近，因为知道中共办事处等单位都有戒备，并且谣
传办事处要秘密逮捕胆敢去到附近侦察的特务。
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时，有次渝特区事务股长刘廷根找我请领几支手枪，我
没答应。因为按照军统局的规定，外勤特务不准带枪，只有搞公开任务的特务才能
带枪。这是由于一般外勤特务要尽力设法不暴露身份，这样才能活动，带了手枪便
会暴露目标。刘当时说，是西郊组怕中共办事处的人员对付他们，才请求发几支手
枪存放组部以备自卫。我当时答复他："顶好让中共办事处的人来捉我们，或等他
们开枪打我们的人，只要他们这样做一下，我们就有足够的理由去搜查他们的办事
处。而发几支枪完全没有必要，万一不当心走了火，反而会引起麻烦。"
我当时虽然那样处理了这个问题，但事后还是有点不放心。有一天我顺便向戴
笠报告这件事，看他的意见怎样？他当时对渝特区很不满，认为这些人不能很好地
隐蔽自己的身份，惟恐别人不知道自己是军统人员，所以不容易打入各阶层去活动，
完全失掉了做秘密工作的意义。他不但同意我不发枪给他们，还骂他们是些饭桶。
他说：如果他们自己暴露了目标，给人打死了，他没有脸去承认是军统人员。他要
我把这些话告诉渝特区区长，要特别注意这个问题。
我便提出我的意见：如果中共办事处打死或打伤了我们的人，便可借口去搜查
一次。不料他听到后，非常生气地责备我说："你在胡闹！我们和共产党作斗争靠
这些办法能达到目的吗？打死了算是白打死，打伤了是活该！不准在这个上面去打
主意！"他还继续唠叨了好久，认为我这种想法太幼稚，没有政治头脑。最后他说：
"中共办事处的人根本不会采用这种办法。"他认为如果特务冒冒失失不管一切冲
进去，会被他们扣留起来，向我们提出交涉，公开在报上宣扬，给他丢脸，这比打
死我们的人更不易对付。我一听问题竟是这么严重，便马上亲自去找当时的区长姜
绍漠说明这一情况，叮嘱他们在这方面要特别注意。
据姜绍漠告诉我，渝特区的工作始终展不开，主要原因是缺少中共方面的线索，
所以不容易表现成绩。他是两次任区长，最初利用个别民主党派中的右派分子，还
能从侧面了解到一些有关中共方面的材料。以后这样的人渐渐少起来，而军统却更
进一步要求深入，所以办法越来越少。
渝特区在搞情报方面比其他单位要办法多一点。例如，当时去曾家岩会见过中
共领导人的许多回国华侨，他们往往不了解蒋介石只是表面上与共产党合作，而实
际是反共反人民的，因此便把和中共领导人谈话的内容随便谈了出来。这比那些只
在门口看到每天进进出出的人，连姓名都弄不清楚要好得多。同时每个小组都有几
个特务能混进个别民主党派中去活动，也能比较容易地打入各种进步团体。所以当
时在重庆搞情报活动的单位，要算渝特区办法比较多一些。
特务总队
军统局的特务总队是由抗战前的特务队扩充改组起来的。特务队在抗战前都是
便衣，抗战开始才改为武装部队。这些部队是戴笠分别向他的好友胡宗南、汤恩伯、
唐生明等人要来的。一九三八年，唐生明任常德警备司令时，戴笠路过常德，一眼
看上了唐的特务连，便连人带枪要走，带到重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事实。
特务总队先后还用过军委会水陆交通统一检查处第二巡查总队、军委会特务第
五团等名称，但军统内部却一直叫它作特务总队。先后担任过总队长、团长的人，
有张业、王兆槐、杨清植、张辅邦、王春辉、周文新等人。
国民党的部队和军事机关的特务团等，一般说来是以担任警卫为主，而军统的
这个特务团，却真正是搞特务活动的。它有三个武装大队和一个便衣中队。除一部
分担任军统机关和戴笠、宋子文等公馆的警卫外，大部分是担任看守所、监狱中的
看守，军统杀人也由这些人执行。囚禁在军统的一些中共人员如廖承志先生、叶挺
将军等的看守，也是这个队的特务担任。看守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的特务队，也
是它分派出去的。
这个总队内部的组织，除和其他的团队一样，有书记、副官、军需等室外，还
有一个行动组，是专门搞逮捕和用刑等工作的。当时军统局局本部虽有一千多人办
公，但都是搞文字工作的内勤人员，军统抓人便是叫行动组去执行。他们可以任意
公开搜捕人民群众，军统特务违犯纪律的，也交由他们扣押。当时军统特务背地里
叫这个组是"锦衣卫"。特务们一看到这个组的人来打他们，平日虽然在人民群众
面前耀武扬威不可一世，看到这些如狼似虎的锦衣卫找他们，也都要腿子发软的。
我亲眼看到戴笠派这些人去扣捕过重庆稽查处长陶一珊。这个在重庆人民眼中的恶
魔陶一珊，一看到他们，脸孔马上变成惨白，连话都说不清楚。因为特务们比别人
更清楚，他们的光临所带来的灾难是无法抵御和不堪设想的。
这个总队的看守所，更是令人毛骨耸然，军统的一般人称它为"小学"（白公
馆称为"中学"，息烽集中营称为"大学"），因为它是人军统监狱的第一关。军
统的审讯首先在这里进行，所以各种刑具齐全。这个看守所是由行动组负责，组长
程永铭的办公室里，一进去就会使人发抖，满墙都挂着各种各样手镣脚铐，以及血
迹未干的皮鞭、藤条，真是应有尽有。他们平日最有兴趣的事是专心致志研究什么
样的人用什么刑具最适宜，哪些刑具是伤皮不伤骨，哪些是伤骨不伤皮。
我当时在军统许多训练班兼行动技术教官，这个组的组长和不少组员都是我的
学生，因此我常去他们那里，听取他们执行这些罪恶活动的实际经验，用以充实我
的教课材料。我当时和他们一样是失去了人性的人，许多新的刑具的"发明"，我
大都参加过一些意见。不要几天，这些东西的效果如何，马上会得出结论，因为几
乎每天有机会进行实验。
这个总队一直设在林森路望龙门两湖会馆内。当时重庆许多人一听到"望龙门"
三个字，马上联想到这个特务机关的残暴，莫不又恨又怕。这个总队的特务们，在
外横行不法时，别人问到他们是什么机关，他们总是以骄横的口吻回答一声"望龙
门的！"凭这四个字，看戏便可以不用买票，坐车坐船也不必花钱，一些公娼私娼
与鸦片烟馆，一听到是这里的，莫不暗中叫苦连天，而脸上还得装出笑脸来欢迎。
因为他们比一般公开特务机关更凶，是直属于军统局的单位，连许多特务人员都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