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二月讨论会”插曲和军械局报告
埃绍再次成了“铀项目”主管。杀了个“回马枪”的埃绍决心要把握住这次机会，计划在1942年2月26日召集一次论证“铀项目”走向的讨论会。为了争取到必要的支持，他还通过各种关系渠道向多位军政界负责人发出邀请函。只要扫一眼邀请名单就可知道，那上面所列的名字无一不是把握第三帝国命运的达官显贵：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党卫队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纳粹党帝国党部书记马丁•鲍曼、帝国军备部长阿尔贝特•施佩尔（几周前刚出任此职）、国防军最高统帅部参谋长威廉•凯特尔、海军总司令埃里希•雷德尔和空军装备司令艾哈德•米尔希……等等。
有些事情就是巧得很。埃绍选择的开会日期，恰好与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的核物理学定期研讨会“撞车”，于是他便冒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创意：邀请哈恩、海森伯格、博特、盖格、哈特克等“铀俱乐部”著名科学家，先给帝国高官开一场“科普知识讲座”，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深入浅出地讲授8个核技术应用问题。但上帝却同埃绍开了个玩笑，粗心大意的女秘书竟然错将物理所专业讨论会的25篇学术演讲提纲，统统塞进了那些“大人物”的请柬，将一些甚至连普通物理学者都不能一眼看明白的专业术语摆在高官面前，结果可想而知：除了米尔希，其他埃绍费尽周折邀请的嘉宾都未赏光莅临。
正文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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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讨论会”的重头戏是海森伯格题为《从铀裂变获得能量的理论基础》的演讲，他在简明扼要地介绍了从铀核裂变产生动力能源的基础理论、描述了反应堆的建造原理之后，居然对与会者提到钚元素，暗示制造出一种威力超常的爆炸物是有可能的。
值得注意的是，海森伯格在大庭广众之下毫不掩饰地提及制造原子弹“捷径”的同时，却避而不谈关键点“临界质量”问题，其结果是让唯一到场的“高级听众”米尔希空军元帅忍不住向海森伯格询问，能否在数月内造出一种可“决定战争的炸弹”？但得到的回答是“办不到”。海森伯格坦言，制造“炸弹”只有理论可能性，实际成果仍是可望而不可及。
从“铀俱乐部”成员研究倾向侧重点选择的角度观察，参加“二月讨论会”的多数科学家似乎都在尽量避免将研究工作与战争挂钩，上述的一问一答之间是否存在某种联系呢？另外，正如从英国历史学家戴维•欧文在20世纪60年代发现的副本中已经知道的那样，海森伯格在强调核武器所蕴藏潜力的同时，整篇演讲主要侧重点是铀-235获取的技术艰巨性。这是否可以认为是“能源派”与“炸弹派”研究取向分离的起点呢？
作为会议的准备工作，前“主管单位”军械局起草了一份关于到当时为止的研究进展情况和前景评价问题的综合报告，其中在谈及铀研究应用步骤方面，迪布纳提出了“工业能源——军事应用——炸弹”的顺序流程概念，认为在可预知时间内建造一座重水反应堆是能够办到的，同时也将其视为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这是迪布纳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发表的意见，后来人们获悉，就在几周前，英国和美国物理学家之间也形成了同样看法。
2“六月会议”和“菠萝比喻”
正如《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所描述，1942年6月4日举行的第二次论证讨论会，实际上是一场“铀俱乐部”物理学家与德国高级军政领导人的“现场对话会”，因为这次受邀的德国三军高级将领和政府官员届时都到场了。然而，在此前不久，希特勒刚签署了一项内容为“禁止进行一切不能在战争期间为军事提供服务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命令，其中特别指出“所呈报新式武器设计方案如不能保证6周内投放前线，任何计划申请都不会得到批准”。从这个背景可以观察到“六月会议”结果所产生影响的重要性。
从某种意义上看，这场“对话会”是首席科学家海森伯格与空军装备司令米尔希、军备部长施佩尔的个人对话，其内容及导致结果在德国核武器秘密研制史上是不容忽视的，而这两轮对话的“导火索”依然是海森伯格的演讲。虽然是在重复“二月讨论会”的观点，但海森伯格一段额外的话却在聆听者中引起轰动：“就到目前为止被实际确认的成果这一点而言，我可以谈及的是，基于冯•魏茨泽克方法所揭示，在‘铀锅炉’制造完成之后，并不排除在将来某日，一种效果超越此前所有爆炸物累计百万次爆炸威力的爆炸材料，是能够被制造出来的。”这直接导致他与米尔希之间“菠萝比喻”对话的发生。
正文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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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六月会议”召开时德国所处的战争形势看，一种新型炸弹肯定会吊起军方胃口，尤其是面临巨大压力的空军。1942年春天，战略轰炸成为同盟国反击德国的重要手段，英国皇家空军不断对德国重要军事工业和城市目标展开持续空袭，其中3月底对吕贝克实施的“面积轰炸”使希特勒勃然大怒，命令德国空军实施“报复性毁灭轰炸”，而讨论会召开几天前科隆又遭到“千机空袭”，作为空军装备司令的米尔希甚至已在考察用某种炸弹攻击纽约计划的可行性问题。所以，“铀项目”首席科学家话音刚落，空军元帅便迫不及待地想弄清楚“能够摧毁一座大城市的炸弹到底有多大”？海森伯格随即用手势做了个生动比喻：“也就和菠萝差不多！”
这则逸事的最先披露见于戴维•欧文1968年出版的《病毒室》。因当年会议记录并未记载“海森伯格-米尔希对话”，一些历史学者对“菠萝比喻”的真实性持怀疑态度，时至今日依然是某些相关争论的诱因。但是，无论如何，“菠萝比喻”已经被植入“六月会议”多数出席者的脑海。海森伯格的助手维尔茨在回忆录《物理学的界限》中说，军械局秘密报告已经写明，以一个适当数量（据推测大概在10～100千克之间）在某个位置的“装配组合”，将足以触发“爆炸物的爆炸”。这里指的是钚元素，并且与英美科学家的估计数量值（2～100千克）相差无几。战后，海森伯格本人曾在与塞缪尔•古德史密特（“阿尔索斯”特别使命团科学负责人）的通信中以及与欧文谈话时，都重复过他的“菠萝比喻”。这是否可以认为海森伯格实际上已经知道了制造一颗原子弹的“临界质量”数据呢？因为他对“捷径”的存在是有所认识的。再有，当“德国原子物理学十杰”在被拘留于英国期间听到广岛原子弹爆炸消息时，哈恩曾问海森伯格：“为什么你总坚持说，只要拥有50千克铀-235就能做成某些事，而现在你却又说必须要有2吨才行，你能做出解释吗？”是的，这个问题该如何解释呢？尽管海森伯格在随后几天内很快便算出了“足以触发链式反应的核材料的最小数量值”。在此，我们偶然触及到一个经年累月论战的基本点：海森伯格只是在战争结束之后才成功计算出“临界质量”，这是真实的吗？
让我们再返回“六月会议”话题。接下来，海森伯格试图将阐述主题从激动人心的“菠萝炸弹”拉回到建造“铀锅炉”的现实问题，他强调“造出这种炸弹需要多少时间的问题无法给出确切答案”，近期的现实目标还是应该“首先建造能够用于能源生产的核反应堆”。于是乎就有了他与施佩尔之间的那一番讨论。
施佩尔向这位“诺贝尔奖桂冠佩戴者”请教“如何才能把核物理学应用于原子弹制造”的问题。据施佩尔回忆，海森伯格当时明确回答说，“科学上的解决方法肯定早已找到，而且理论上也没有任何事物阻碍这样一颗炸弹的制造。但原子弹的生产技术条件至少得过两年时间才能具备，而且必须从现在起得到最大的支持”。所以施佩尔也留下这样的印象：军方对科学家抱有很高的预期指数，盼望他们能够研制出一种具有实际战场效应的武器。海森伯格也并不否认这是可以办到的，但是当触及诸如“失控的链式反应是否就意味着可以毁灭整个世界”这样的敏感问题时，他便采取了一种几乎难以理解的推拖回避战术。首席物理学家的态度也让军方顿有一种冷水泼面之感，扫兴之余就是设法自己研发所谓“菠萝炸弹”了。
正文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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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海森伯格夫人回忆，海森伯格在一个周末同她谈起“六月会议”的情形时说，“现在完全肯定原子弹是可以制造的”，但是“我们不会制造原子弹，研制原子弹是一个宏伟的计划，可能需要持续好几年。这里，希特勒的一个公告给了我们帮助，他说：任何一个计划，它的研制需要长于半年时间的，不该上马……我们有幸遇到这种情况，而免得我们必须对这个问题作出一个真正的决定。决定已经下了，我们对此非常感谢”。
3柏林、莱比锡和大洋彼岸
1942年6月，在德国还发生了两起对“铀项目”前景产生不可忽视影响的事件。第一件事发生在柏林。“六月会议”落幕仅几天，邮政部长奥尼佐格便借一次觐见元首的机会，向希特勒兜售一揽子“大规模原子武器研发计划”，但没想到却碰了一鼻子灰，甚至他的提议也成了嘲笑的话柄。据《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推测，奥尼佐格之所以遭到重挫，或许是希特勒已通过其他渠道获悉了“六月会议”的情况。第二件事发生在莱比锡。6月 23日，海森伯格研究所的试验性反应堆发生了意外事故，实验堆模型、宝贵的铀原料和重水，连同实验室一道在大火中化为乌有。这个不幸的结果恰好是反应堆测试过程形成“中子增殖”——或称“繁殖”——可能性在德国的首次展示，但却导致研究进程戛然而止。
总之，“六月会议”之后，“能源派”和“炸弹派”逐渐分道扬镳了。同年秋，施佩尔再度向核物理学家询问造出原子弹需要多长时间，得到的回答是“三四年内没有指望”。大失所望的军备部长认为，等到那时候“这场战争的胜负早有定论了”，于是他便不再指望“铀俱乐部”的科学家能造出“炸弹”了，让他们去研究“铀锅炉”吧。因此，1942年夏天也可以被视为德国“铀项目”的转捩点。
历史往往有诡异难测的巧合之处。几乎就在德国军方将“铀项目”主导权放弃、研究团队分别朝两个不同方向努力的同时，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和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于华盛顿举行会晤，决定联合研制原子弹。
战争初期，英国获悉德国“铀俱乐部”成立并由军方主导“铀项目”后，随即组成了一个由政府协调的“原子能研究委员会”，论证原子弹制造的可能性。1940年初，难民科学家奥托•弗里施（就是迈特纳的外甥）和鲁道夫•派尔斯（躲避纳粹清洗的德国人）从理论上推算出，“一枚5千克铀-235炸弹所释放的爆炸威力相当于几千吨炸药爆炸威力”。“弗里施-派尔斯示范”以科学信念昭示出制造一枚原子弹的切实可能性及其将为人类带来的恐怖，其赋予世界历史进程的意义堪与哈恩-斯特拉斯曼的实验结果并称。大约1941年9月，英国战时内阁决定成立制造原子弹的官方机构，代号“合金管计划”，从而使英国成为决定制造原子弹的第一个国家，也是加入首次世界核竞赛的第一个国家。
正文 四、转折之秋：希望与失望（1942年）（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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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原子弹事业是受德国人刺激和英国人影响的“双料结果”。丘吉尔在1941年某时终于使罗斯福相信原子弹的危险确实存在，并且出示了“德国已经在该领域迈出一大步”的情报证据。此后，美国政府作出“大力支持原子武器计划并提供技术资源”的重大决定，但计划真正趋于规模化还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1942年8月13日，美国政府决定将所有原子弹研制工作联合起来，成为完全由政府拨款的“曼哈顿计划”； 12月2日，费米主持的试验性反应堆在芝加哥成功触发链式反应；1943年春，建立了隐蔽的原子弹研究中心基地和试验场。
1943年8月19日，丘吉尔和罗斯福签订《魁北克协定》，英国“合金管计划”并入美国“曼哈顿计划”，两国原子弹研制项目实现整合并且由美国主导。之后，同盟国一些最卓越的物理学家逐步参与其中。《魁北克协定》标志着英美两国统一核计划的完成，条款规定，除了双方“成立联合机构领导原子弹研制”、“未经双方同意不得泄露技术”等之外，还有英国可以享有相关技术成果的内容。因此我们不妨也可以这样认为，如果说德国启动“铀项目”而成为历史上第一次核竞赛的始作俑者，那么《魁北克协定》便造成了历史上首次“核扩散”。
正文 五、聚光灯转向“边缘者”（1943～194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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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聚光灯转向“边缘者”（1943～1944年）
1942年夏季之后，把握制造核裂变炸弹的实际机会离德意志帝国渐行渐远了。以迪布纳和奥尼佐格为代表的“炸弹派”对“铀俱乐部”主要科学家颇为失望，从此另辟蹊径，独立寻找制造“炸弹”的方法。从1943年起，这个“非主流”性质的“边缘者”研究群体，又将希望寄托于对核能释放另一条途径——核聚变——全神贯注地探索。
在战争后期，“炸弹派”科学家几乎将德国“原子”变为现实。1943年底，慕尼黑大学教授、曾以研究原子在非均匀磁场中的偏转（即斯特恩-格拉赫效应）而著名的实验物理学家瓦尔特•格拉赫取代埃绍，成为“铀项目”组织管理者，对第三帝国核物理研究负有全面责任，在他的平衡协调下，迪布纳、舒曼、特林克斯和冯•阿登等率领各自团队勤奋工作，稍后，部分来自军械局、邮政部和党卫队的科学家及技术人员转入秘密研究，其背后的政治保障提供者是奥尼佐格和希姆莱。
1海森伯格“印记”与重水之战
作为量子物理学创始人之一，海森伯格所拥有的学术地位和非凡影响力，使“铀俱乐部”反应堆设计方案不可避免地打上了他个人的“印记”，这便是“建造一座铀-重水层式反应堆”的选择。
“铀项目”启动时，可供德国科学家实验用重水少得可怜，因此他们在1942年以前也考虑过两种减速剂物质：重水和石墨。被誉为“德国首席实验物理学家”的瓦尔特•博特以理论推断和计算结果为据，预言“一种可以替代重水的减速物质选择是石墨”，主张建造“铀-石墨反应堆”。博特指出了正确方向而且存在成功可能性，但是“一言九鼎”的海森伯格已经为反应堆设计模式“落锤定调”，他要“亲自决定在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铀反应堆的建造工作”，因为那是“海森伯格的反应堆”。时至1943年，德国科学家们最后确认唯有重水可以充当减速剂，石墨是“不理想”的。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此时费米的石墨反应堆已经触发了链式反应。
德国科学家深陷于“重水怪圈”不得自拔，其中当然有科学的原因，然而对重水选择的迷信程度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则不能完全归于科学问题，显然还存在人为因素。不管怎么说，在“铀项目”进展过程中，重水来源是真正的“瓶颈”和“软肋”，它使德国的反应堆工程被拘囿于一个狭窄的回旋空间。
海森伯格主导建造的柏林和莱比锡试验性反应堆，采用铀-重水分层交替状布局层式结构，特别是莱比锡测试显示中子增殖迹象后，他更加坚信自己选择的正确性，尽管当时所依赖的重水已呈供应极端短缺状态。莱比锡“铀火灾”实际上将海森伯格推到了成功的关口，但一切都在“爆炸气浪”作用下被掀回原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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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6 8:27:54 本章字数:1295
迪布纳的反应堆在结构布局上与海森伯格的选择大相径庭。法兰西迅捷的亡国过程为这位“边缘者”提供了难得机会，他将法国科学家仓皇出逃时扔下的研究资料翻了底朝天，回到戈托夫便搞出了“铀砌块呈格栅式摆放”的试验设计方案，并且用石蜡代替重水作为减速剂。迪布纳设计模型使块状铀置于减速物质包围之中，不是以二维平面覆盖，而是呈三维立体环绕。1943年春天，迪布纳研究小组测试所显示的中子输出量指标，超过了最佳的莱比锡试验结果。但海森伯格对此却不以为然，他将戈托夫的设计理念视为“一个同类品种的改良型”。
海森伯格坚守“层式结构”和“重水减速剂”底线，拒绝做出任何让步，除了科学家的自信与大师的虚荣心外，是否还有其他原因呢？美国作家理查德•罗兹在《原子弹诞生记》（中译本名为《原子弹秘史——历史上最致命武器的孕育》）中有这样一段应该说是“至关重要”的情节：海森伯格1941年初秋到访哥本哈根期间，曾向玻尔呈递了一份他正在建造的重水反应堆图纸。我们无意在这里讨论海森伯格这个举动是否让玻尔产生了误解，或者玻尔是否将海森伯格的设计传递给了盟国同行，但事实却是，当海森伯格依然坚持在德国建造重水反应堆时，费米的石墨反应堆在美国已经获得成功。
1943～1944年，对于“能源派”和“炸弹派”而言，重水来源始终是个难以摆脱的困扰。除了生产企业的不情愿（因惧怕成为盟军空袭的目标）、抵抗者的怠工破坏行为外，令人头痛的还有盟国特工的穷追猛打。
实际上，西欧战事爆发前，德国与同盟国之间的“重水之战”就已打响，不过当时还只是暗中较劲罢了。1940年2月，德国法本集团与挪威方面接触，试图收购诺什克水电公司所有库存重水。但法国人闻风而动，抢先下手了，军需部授意法国低地银行控制了挪威公司的股权。3月间，德军入侵挪威的“威悉河演习”行动展开前不久，一名法国上尉（他还有个“法国低地银行前高级职员”身份）率领特别行动小组潜入奥斯陆，密谈重金收购库存重水事宜。让法国人大喜过望的是，挪威人慷慨允诺悉数交出且分文不取。某个深夜，被分装在二十几个容器内的重水，先用手推车偷偷运离维莫克，后转运到了巴黎。就这样，德国人在1940年失去了第一批重水。
欧洲战事铺开后，德国人在重水生产方面的追求和奋斗，是招致同盟国对挪威重水生产基地实施不懈打击的主要诱因之一。1942～1943年的那个冬天，诺什克水电公司的重水生产设施被列入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的“黑名单”。虽然1942年10月19日实施的第一次行动以失败收场，但英国人并未就此罢手。1943年2月27日，被空投到维莫克附近的6名特工借一个月圆之夜，在挪威抵抗组织的接应和配合下再度出手并取得了成功。英国情报部门估计，此次袭击至少使挪威的重水生产停顿两年。但是美国军方却没有如此乐观，情报显示英国人的评估值得质疑。果然时隔不久，挪威的重水生产机能又恢复了，这也就是盟国对诺什克水电公司生产区实施第三次打击的原因所在，方案由“曼哈顿计划”军方负责人莱斯利•格罗夫斯将军一手策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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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6 8:27:56 本章字数:1166
格罗夫斯在其所著《现在可以说了——美国制造首批原子弹的故事》中回忆，根据他的请求，美国陆军参谋长乔治•马歇尔将军向英国帝国总参谋长约翰•迪尔陆军元帅建议，此次行动改用空袭，以重水工厂为主要的打击目标。1943年11月16日，美国战略航空兵的180架轰炸机将炸弹投向这座工厂，虽然致使生产陷于停顿，但没能破坏埋在钢筋混凝土下面的设备，轰炸未收到毁灭性效果。可是，德国人却认为更多的空袭随后将至，于是决定放弃修复挪威重水工厂的努力，将幸存重水及关键生产设备转移到德国，其中重水计划从水路转运。挪威抵抗组织的线人将这个重要情报传递给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2月20日，搭载重水的“水疗院”号摆渡轮在廷湖水面被炸沉。
轰炸重水生产设施和炸沉摆渡轮的结果是否经过评估尚有争议。理查德•罗兹在《原子弹秘史》中写道，“制造原子弹的竞赛，对德国来说，于1944年2月份一个寒冷的星期日早晨在挪威一个群山环绕的湖中结束了”。但是，卡尔施和彼得曼则对此持怀疑论观点，认为重水并未全都被毁，有一部分还是被运抵德国。德国人到底从这次转运行动中获得了多少重水，依然是一个有待彻底弄清的问题。
2“炸弹派”：刀尖上的舞者
1944年春，迪布纳小组新一轮试验的准备工作完成了，使用的减速剂是重水（这是否是未被英国特种行动执行局特工小组炸毁的那部分重水呢）。结果显示，迪布纳设计方案通过了“资格考试”，通往实现“持续链式反应”途径的那扇门已经被他推开了。他预测的下一步就是在反应堆中提取钚元素并将其配置于原子弹的制造。
战争结束后，所有参与这一轮反应堆测试的工作人员都守口如瓶，对当年之事避而不谈。直至2004年9月23日，海科•彼得曼在对弗里德瓦特•温特贝格进行访谈时，后者才向他透露，在此轮试验性反应堆测试之后，迪布纳认为有必要将制造原子弹的直接可能性告知上级。但是，当他在信函中指出这一点时，却受到“不要发出这封信”的警告。根据参与者所提供的说明可以推测，陆军研究小组也应该是在这个时候中断了戈托夫反应堆测试，但是，从近年所搜集到的新证据中，不仅发现了“试验还在继续”的明显迹象，而且距离最终的目标仅一箭之地。
据《希特勒的“原子弹”》披露，在战争最后数月的动荡环境中，迪布纳克服各种困难，设法安排了最后一次试验。系列工作完成后的1944年11月10日，他给海森伯格写了一封短信，通报试验结果的同时也提出反应堆存在的问题。这封从莫斯科档案卷宗里发现的信函表明，在戈托夫曾经发生过一次“迄未人晓的反应堆试验”！遗憾的是，没有找到更多关于此轮最后试验的原始文献，据说迪布纳在战后将涉及测试的资料都销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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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6 8:27:57 本章字数:1123
对于迪布纳以及在他领导下的那些年轻科学家，海森伯格从未给予过信任，尽管这是那些人理应得到的。但是，当1945年春天这位诺贝尔奖金得主在美军枪炮声中于海格洛赫进行他的反应堆“临终测试”时，却采纳了迪布纳的设计模式。
帝国邮政部的合作者曼弗雷德•冯•阿登，与迪布纳一样被“铀俱乐部”主流科学家视为“边缘者”。这位与众不同的人虽接受过物理学、化学和数学的正规教育，但始终没有拿到正式文凭，成为一个特立独行的自学成才者（并且还有个“男爵”贵族头衔）。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邮政部之所以转向核物理研究，多少与冯•阿登的游说和怂恿脱不了干系。
德国入侵波兰前夕，冯•阿登得知邮政部有一笔额度可观的研究经费，而且帝国部长阁下在核物理方面胸怀难以抑制的抱负，于是他便登门拜访了威廉•奥尼佐格，据冯•阿登自传未刊本的描述，奥尼佐格显然是被这位年轻有为的发明家给迷住了，他下令为冯•阿登在柏林利希特费尔德建立实验室，进行回旋加速器建造以及同位素分离装置研发。
由于冯•阿登既对“铀俱乐部”敬而远之，也很少同军械局打交道，所以在战后保存下来的研究档案中，很少能够寻觅到关于邮政部致力于核物理基础研究和同位素分离研究的明确记载，但《希特勒的“原子弹”》向读者摆出了下列事实：自1942春天开始，邮政部与“铀俱乐部”从事着“平行”的研究工作，冯•阿登的电磁质量同位素分离器与美国人的卡留管有相似之处，但在设计层面却明显好于后者。二战期间，帝国邮政部手里可支配同位素分离实验设备同美国“曼哈顿计划”所拥有资源是远不能相比的，尽管如此，德国的同位素分离技术似乎已经超越了实验室阶段，“要使同位素铀-235的产量达到与美国人持平的程度，也并非困难之事”。
通过对舒曼未公开发表手稿的研究，卡尔施和彼得曼发现，大约始于1943～1944年间，以舒曼、迪布纳和特林克斯等为核心的陆军爆炸物理学家，试图寻找一条新的不寻常的实验途径：通过空心装药形式引发热核反应。
当年参与德国“铀项目”各派系科学家群体中，对于陆军军械局曾尝试以“轻元素聚变反应释放核能量”试验的内情，只有极少数人略知一二。1949年，舒曼在《事实真相：德国人探索原子能问题的工作和计划，1939～1945》中写道：“到目前为止，如果说不存在这个有助于终结德国战争的测试计划和相关准备工作的报告，那是不真实的，事实上仅极少几位科学家被告知这个试验的相关事宜，并且涉及此事的档案文件已于1945年4月销毁了。”
正文 五、聚光灯转向“边缘者”（1943～1944年）..
:2010-6-26 8:27:59 本章字数:1171
从结构上看，特林克斯-迪布纳简易试验装置的设计是用于裂变反应的，但它并非是一颗如同被投掷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虽然该装置也旨在利用聚变反应，然而与美国和苏联在20世纪50年代测试的氢弹并无相像之处。因为感应爆炸的问题未获解决，这种武器乃战术性质而非战略层面的，不可能为纳粹德国扭转战局发挥功效。但是，关键在于揭露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战局濒临绝望的最后数月，一小群科学家为造出原子弹而顽强持续工作。1947年中期，通过昔日同僚的追忆，舒曼重塑了战争结束时曾销毁的、包括军械局核聚变研究结果在内的秘密专利核心部分内容，单从其结构被作为“爆炸物引爆”来认识，就足以说明陆军军械局科学家已经找到了一条触发热核反应的途径。
3“黑色兄弟会”显形
1944年，一股始终在幕后注视着核物理研究动态的神秘势力显影现身，走到纳粹德国发展核武器这部历史剧的前台，这就是被称为“黑色兄弟会”的德国党卫队。
用施佩尔的话说，希特勒并不具备“理解核物理学革命性质”的能力，虽然偶尔也“谈到一颗原子弹可能发挥的威力，但是要作这样的想象，他的智力显然是不够的”。然而在这个问题上，希姆莱则与他的元首不同，他从未放弃控制高技术武器开发事业的目标追求，对核物理学的潜在军事应用价值更是有所认识。大约从1943年开始，一个试图组建由党卫队节制的原子研究机构的计划构思在希姆莱心中逐渐成型，鉴于所掌握科学技术资源少得可怜，希姆莱于是选择帝国邮政部作为实现目标的踏脚石，具体的运作是通过整合“边缘者”对原子武器制造事业渗透。同时他又使出浑身解数，将幕后行事的风格发挥得淋漓尽致，于1944年某时组建了武装党卫队技术装备局。在这个属于“黑色兄弟会”私有的“军械局”里，最重要部分就是隐藏于勃兰登堡行政区边境一个避人耳目的小村庄里的核物理学研究机构。该机构的绝大部分档案在战争结束时或被销毁、或被藏匿。从《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新近获得的文件残片中仅显示出，党卫队技术装备局受命进行某些关于铀和重水问题的研究，甚至试图从“铀俱乐部”获得相当数量的重水。
显而易见的是，希姆莱将具体事务管理操纵的赌注押在了格拉赫和迪布纳身上，他严禁手下研究者与外界核物理学家接触，个别重要联系要直接通过他本人。在被获准可得到全部信息资料和了解原子计划进展真实程度的极少数科学家中，迪布纳是位居首席者。1944年底，格拉赫接到希姆莱的指令，必须由一个经过精挑细选的同僚组成的专业群体来继续核武器试验工作。纳粹政权寿命进入倒计时阶段，希姆莱通过将党卫队成员安插到有影响研究领域的手法，已经能够对原子科学计划施加影响力。“炸弹派”最终启动的秘密核武器测试的全程准备工作，应该是在格拉赫、迪布纳与武装党卫队携手安排下就绪的。
正文 六、最后一年：鲜为人知的“原子弹”测试（..
:2010-6-26 8:28:00 本章字数:1325
六、最后一年：鲜为人知的“原子弹”测试
《希特勒的“原子弹”》让读者产生惊奇之感的情节在于，二战最后阶段的1944年10月～1945年3月，纳粹德国在北方波罗的海沿岸岛屿和中东部图林根地区，先后进行过三次核武器试爆，科学家们使用相对简易的方法成功触发了核反应。卡尔施和彼得曼通过研究分析战时和战后已公开资料、查阅近年解密的相关档案、对依然在世的几位当年事件目击者和亲历者采访，以及邀请专业人士到。测试“疑似”遗址现场进行物理勘测和化学检测，最后在通过上述资料综合的基础上，就这个数十年来始终为一层神秘面纱所遮盖的焦点问题提出了个人见解。
1波罗的海的晚秋
关于1944年10月在德国北方波罗的海沿岸的吕根岛（或邻近某个小岛）的“炸弹”测试问题，《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以目击者的采访证词和观测机驾驶员的审讯记录研究作为素材集结。书中引用了一位意大利老人的证词，他就是前意大利军事记者路易吉•罗梅尔萨，或许他是至今尚在人世的德国秘密核武器试验的惟一见证者。
罗梅尔萨1944年时任意大利《晚邮报》战地通讯员，在接受彼得曼采访时，老者言之凿凿地表示曾亲临“北方测试”现场，目睹了核爆炸对波罗的海吕根岛（罗梅尔萨认为是吕根岛）造成的毁灭性后果。用罗梅尔萨的话说，这次“现场观摩”任务是墨索里尼在1944年10月1日亲自向他布置并出具“推荐信”的，因为意大利领袖感到，有必要让“自己的同胞”对德国元首已拥有“可以将伦敦夷为平地”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华丽宣传辞藻”进行验证，于是他便在1944年10月12日早晨被邀请到北方某个小岛现场观看“炸弹”试爆。战后，罗梅尔萨将自己所见场景多次重复，20世纪50年代还接受过几家杂志采访。可是那些倾听过他对那段神秘故事离奇情节绘声绘色描述的人，大部分都普遍持怀疑态度，尽管如此，罗梅尔萨始终坚称，他所目睹的就是一次被称为“裂解炸弹”的爆炸物测试！因为当时还没有“原子弹”这个称谓。
关于“北方测试”描述的另一份所据资料，是美国陆军航空兵第9航空队军事情报处情报官对德国空军军官鲁道尔夫•青塞尔的讯问记录，时间是战争结束不久的1945年8月19日。作者认为，这份标题为《原子弹与德国人：调查、研究、开发和实际使用》的报告，是关于德国“北方测试”更具重要价值的文献。青塞尔向美国人交代了1944年10月间一次观测飞行的始末，并用生动语言描述他所见到的“蘑菇云景观”，其中关于爆炸后出现的“极强光亮斑点、压力波、色彩不断变幻的蘑菇云和强烈电波干扰”等，与原子爆炸物测试后生成的典型环境相吻合。应该引起读者注意的是“青塞尔报告”的完成日期，即1945年8月19日。因为第一个将原子弹爆炸过程公开报道的人是《纽约时报》记者威廉•劳伦斯，但该文见诸报端的时间已是1945年9月9日。《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称：“即使是劳伦斯，他关于美国第一颗原子弹试验的描述也未必比青塞尔报告更为精彩引人。”除此之外，青塞尔对美国人隐瞒了他在这天所接到的军事命令、准确日期和测试区域范围。这是耐人寻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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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6 8:28:02 本章字数:1072
2奥尔德鲁夫的早春
经过数年调查考证，卡尔施和彼得曼认为，纳粹德国投降前两个月，“炸弹派”在图林根地区的奥尔德鲁夫进行了两次核武器测试，时间分别是1945年3月3日晚和3月12日左右。其中第一次测试取得了一定成效，而第二次则因爆炸当量太小，没有留下什么记录。不言自明，在图林根地区测试的这两件核武器，比同年7月16日美国新墨西哥沙漠试爆的原子弹，在时间上要提前好几个月。
1945年初春时节，第三帝国俨然像一个“被夹在钳子里的胡桃”。英美盟军已跨过德意志国家西部天然屏障莱茵河，苏联红军则在广阔战线上穿越波兰国土，饮马柏林以东的奥德河畔。鉴于战场不断向德国腹地压缩撵进，“铀项目”重要机构和人员逐步从大城市疏散转移到相对偏僻的小城镇。格拉赫命令迪布纳撤离戈托夫，陆军研究小组科学家携带贵重原材料、实验设备和技术档案前往施塔特伊尔姆再安置。在动荡不定的迁徙过程中，“炸弹派”研究人员坚持工作，其成果很可能就包括日后在奥尔德鲁夫引爆的“原子弹”。
就希特勒的“原子弹”而言，1945年3月3日的“图林根测试”应该具有指标性意义，除了希姆莱前军事副官格罗特曼在2002年接受采访时证实此事外，还有两名当年事件目击者克莱尔•维尔纳和海因茨•瓦克斯穆特的口述和证言。
2005年，坐落于测试发生地不远处瓦森堡城堡的女主人克莱尔•维尔纳在回忆60年前那个晚间的场景时称：当时看见“一道极为炫目、辉煌耀眼的闪光，将周围景物照得如同白昼”。在她的记忆里，“烟柱迅速膨胀，很快就变得像一棵枝繁叶茂的大树”，爆炸发生的瞬间，甚至可以“通过窗户射进来的光线”来阅读报纸。
海因茨•瓦克斯穆特是当年在此地充当劳工的集中营“同室者”之一，他的证言来源于战后某个时期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特工的讯问记录。据他陈述，爆炸发生后的次日，他被分派的任务是负责清理和焚烧试验受害者的尸体。按瓦克斯穆特的说法，这些死者应该是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战俘或囚犯。另据一位名叫伯恩哈德•劳贝尔的波兰医生于1946年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作证时称，战时被关押在奥尔德鲁夫集中营的囚犯，包括匈牙利和波兰的犹太人、南斯拉夫人、希腊人、苏联人、法国人和意大利人，此外还有部分苏军战俘。可以认为，“图林根测试”的执行者将这些人驱赶到试爆现场，目的是确定核爆炸对人体伤害的程度。因此，奥尔德鲁夫的遇难者也可以说是历史上的第一批核武器受害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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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6-26 8:28:03 本章字数:1024
关于“图林根测试”，《希特勒的“原子弹”》所引用的另一个重要文献是苏军总参侦察总局的内部报告，其中有对爆炸效果的描述和爆炸物结构的推断。原件现存莫斯科俄罗斯联邦总统档案馆，在俄罗斯学者列昂•里亚别夫所编《苏联的原子计划，1938～1945》中有对其内容的引述。
卡尔施和彼得曼认为，事件发生若干年后被整理成文字的目击者证词，尽管在一些细节方面难免存在记忆模糊和可能误读，但重要的是陈述中心要点是真实可信的。“格外炫目耀眼的闪光”符合核武器试验的指标性特征，发生在1945年3月奥尔德鲁夫的“图林根测试”，应该是一次具有“放射性效果”的爆炸过程，其间除了为数众多的战俘、集中营囚犯沦为试验牺牲品外，还有部分担任警戒任务的武装党卫队士兵死于非命，某些观测者也受到不同程度的伤害。在这一点上，作为事件目击者的克莱尔•维尔纳和海因茨•瓦克斯穆特的陈述，与苏军总参侦察总局1945年3月报告存在相当程度的吻合。另外，在弗廖罗夫致库尔恰托夫的信函中也提供了某些依据。
3希特勒的“原子弹”为何物？
二战行将落幕之际，德国人在波罗的海和图林根究竟试爆了什么性质的“炸弹”呢？通过《希特勒的“原子弹”》相关章节的记述读者可以了解到，就有关“原子弹”的理论问题，德国人应已具有相当程度的认知，这一点从海森伯格关于反应堆和“原子弹”的理论表述、冯•魏茨泽克与豪特曼斯关于钚的研究成就中都可以得到证实。
作者认为，科学家的理论成果也波及到第三帝国统治阶层，测试行动在元首大本营触动了“原子弹部署在即”这根神经，超常兴奋情绪在希特勒核心小圈子内部充斥泛滥，直至最后时刻，纳粹领导人对“炸弹”始终存在着一种近乎病态的期盼心理。希特勒虽对“原子弹为何物”缺乏物理学意义上的理解，但是却能对将最新“超级爆炸物”与火箭结合所形成的打击威力有所认识，自1944年中期以来，他不止一次发出过关于这方面的“神秘暗示”；希姆莱在1945年坦言，希望寄托于“将会产生令人无法想象效果”的“超级炸弹”，在听到“图林根测试”消息后，他的反应就如同“欣快症”患者发作时的表现；军备部长施佩尔1945年1月不但说过“我们只要再坚持一年多的时间，然后我们将会赢得战争”这样的话，而且对核爆炸物开发抱有乐观主义态度，称“火柴盒大小的一件原子爆炸物能够毁掉整个纽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