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六、最后一年：鲜为人知的“原子弹”测试（..
:2010-6-26 8:28:05 本章字数:1046
通过上述有选择性的摘录读者应当注意，德国人战时已经意识到了核武器运载工具所蕴含的意义，除了为适配于运载工具而使核武器装置实现小型化外，还要保持其打击力度的最大化。造一件核武器固然不易，但要将这类武器通过某种投送手段发射到目标地则是更为困难之事。即使是在21世纪的今天，对于某些“核俱乐部”初级入门者而言，欲实现核武器与运载手段的完美结合也并非轻而易举之事。
《希特勒的“原子弹”》作者认为，当年目击者就有关原子武器测试的实际描述获得专业人士认同后，被测试对象究竟是个“什么属性的东西”应该得到确证。虽然许多相关档案仍处于封存状态，并且时隔几十年后也很难再聆听当事科学家的原始描述，不过根据已掌握文献及其他途径所集结的资料，通过“排除法”多少还是可以就希特勒的“原子弹”性质问题做出如下选择性解释：“反应堆炸弹”；核裂变炸弹；“脏弹”；原子空心装药爆炸物。
被“排除法”第一个送出局的就是“反应堆炸弹”，“铀俱乐部”早在1940年就讨论过所谓“反应堆炸弹”，但有谁会将一个铀反应堆从飞机上扔下去呢？“排除法”思维模式也适用于对以铀-235或钚-239制造的纯核裂变炸弹的推测，因为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知道在德国并不具备可用于制造这种炸弹的足够大量的裂变原材料；“脏弹”的想法并非荒唐，以德国当时的研究水平和制造技术而言，使用常规炸药装填模式实现高放射能的扩散污染从而达到“脏”效应也不是一件困难之事，但是鉴于使用氧化铀和硝石碘混合作为一种核爆炸物所存在的不稳定性，以及核成分在爆炸过程中的微量级别，军方对此类炸弹的实际应用安全性表示怀疑。所以，只剩下一个选项了。
根据德国军方爆炸物理学家的想法来对这颗炸弹的属性进行设定，可以将其称为“原子空心装药结构”。卡尔施和彼得曼认为，“图林根测试”中被引爆“核弹”的爆炸当量非常小，仅在方圆500米的范围内可形成毁灭性的杀伤力，其原因就是德国当时缺乏足够的核材料。为了弥补这一缺陷，估计当时德国科学家采用了空心装药设计结构。尽管这种炸弹填充的铀要比后来的核弹少得多，但这个测试装置的设计是用于核裂变和核聚变反应的，就性质而言，应该属于“核武器”范畴。关于这一点，《希特勒的“原子弹”》在涉及“空心装药教皇”特林克斯和“首席弹道专家”沙尔丁的基础研究、军械局研究主管舒曼论证的同步爆炸原理、“铀俱乐部掌门人”格拉赫主导的慕尼黑“高压”派系行为主张等内容的章节，都有较为详细的描述。
正文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1）..
:2010-6-26 8:28:06 本章字数:1222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
1939年9月1日，德国国防军挥戈东进，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至今整整70年；1939年初，哈恩-斯特拉斯曼的论文发表及迈特纳物理解释的公布，核裂变现象从此为人类所共知，至今已有70年；如果以1939年9月16日“柏林会议”作为德国“铀项目”进入官方议事日程的标志，希特勒的“原子弹”故事开讲也是70年。那么，这三个“70年”应该不只是简单的数字偶合吧。
第三帝国早在1945年5月就寿终正寝了；1945年8月投在日本广岛和长崎的“炸弹”，是后来者居上的美国人制造的货真价实的原子弹，伴随蘑菇云在日本列岛上空的升起，人类在给世界大战画上句号的同时也开启了使用核武器的先河。毫无疑问，纳粹德国尝试制造原子弹的努力，已经作为一段历史永远滞留在早已离今天远去的二战岁月，但是作为一段起伏跌宕的往事，希特勒的“原子弹”却始终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抹去。
一般认为，纳粹德国原子弹计划在战争尚未结束的1944年便彻底破产了，用军备部长施佩尔的话说：“1943年夏，由于从葡萄牙进口钨的道路被切断了，硬芯子弹的生产面临极为严重的困境。我于是命令在这种子弹上使用铀芯。我从我们的库存中拨出了1200吨左右的铀这件事，说明我和我的助手们已打消了制造原子弹的念头。”这段话摘自施佩尔1969年出版的《回忆录》（中译本名为《第三帝国内幕——阿尔贝特•施佩尔回忆录》），读过《希特勒的“原子弹”》的人便会知道，施佩尔所言并非都是实情，因为参与第三帝国时期核武器研发的科学家和组织者，战后大都对这段经历讳莫如深（“能源派”群体也概莫能外）。
美国人自参战之后，便开始了对德国科学家关于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和核爆炸物研究工作的不断猜测，想方设法地打探竞争对手取得了何等进展。1945年，随盟军部队开进德国的“阿尔索斯”特别使命团，每人都携带印有50名德国科学家简历、住址和工作地点的表格，侦察搜捕科学家、实验设备和铀及重水等贵重物资，主要目的还是想弄清德国人的研究程度。他们在1945年春天找到了“铀俱乐部”多位主要科学家，并在战争结束前夕发现了海森伯格的“洞穴反应堆”，经过询问谈话和资料分析，格罗夫斯最后所得出的结论也正如他在《现在可以说了》中所写的那样，“无论怎样，德国发展核能的工作绝没有超出实验室阶段，甚至就是在实验室里，主要的考虑仍然是如何用核能作为动力，而不是制造爆炸物……欧洲战争快结束时，德国人的工作情况很像是在追赶美国计划的初级阶段”。格罗夫斯的书是1962年出版的，里面讲的可能也只有部分是实话，因为当那些专注于“曼哈顿计划”的美国、英国和战争期间被迫流亡国外的轴心国科学家克服了巨大障碍、对他们历经千辛的努力成果进行“三一”测试的时候，纳粹德国已经俯首就范两月有余了。这期间，德国人是否对美国原子弹有所“贡献”呢？
正文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2）..
:2010-6-26 8:28:08 本章字数:1020
《希特勒的“原子弹”》中有“欲言又止”的表述。不过，格罗夫斯有一句话是准确无误的：“海森伯格是世界上著名的物理学家之一，对我们来说，在德国崩溃的时刻得到他比俘获10个师的德军要有价值得多。如果他落到俄国人手里，对俄国人来说，他是个无价之宝。” 这是针对日后潜在对手而言的，因为苏联人也采取了同样的行动。
赴俄罗斯搜集资料期间，海科•彼得曼阅读到俄罗斯物理学家帕维尔•奥列尼科夫（车里雅宾斯克原子能研究中心技术物理研究所）发表于2000年的一篇文章，题为《苏联原子计划中的德国科学家》，其中有关于战后德国科学家在苏联原子弹计划实施过程中所扮演角色的内容记述。苏联科学家的核研究始于战前，“卫国战争”时期一度中断。1942年9月，斯大林批准了苏联国防委员会呈送的《开展铀研究》决议，原子研究工作被恢复，次年春组建由库尔恰托夫为主任的莫斯科第2实验室。战争结束时，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别工作小组在被遗弃的第三帝国都城余烟未尽的残垣败瓦中，缴获了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几乎全部的研究档案，发现了军械局小组的戈托夫试验性反应堆残余物，此外还在苏军占领区找到了若干重要原子科学家。这些“战利品”随即被送往莫斯科，继续用于苏联的原子弹研究。通过阅读《希特勒的“原子弹”》，读者可知战后初期有多位德国科学家在苏联从事核研究工作，为苏联第一颗原子弹制造事业贡献了聪明才智，其中有曼弗雷德•冯•阿登、古斯塔夫•赫兹和罗伯特•龙佩。
就这样，包括原子弹计划在内的纳粹德国“铀项目”全部研究资源和成果，在美国和苏联的掠夺瓜分下找到了归宿。鉴于意识形态对抗与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国际政治因素，没有任何一方会将享用昔日共同敌人军事成果的事实大白于天下，所以学者所得出的历史结论也就不会使人感到意外了：德国甚至没有建成一个可以接近运行状态的核装置，第三帝国研制原子弹的努力无果而终。然而，卡尔施和彼得曼通过某些近年所发现史料的研究，使这段弥漫在历史厚雾中的往事，多了些复杂曲折、多了些神秘莫测，也更加引发了人们试图弄清这段深藏于表象之下实情的好奇心。这里所说的“实情”，并非指德国造出了“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因为，第一颗“真正”的原子弹是美国人造出来的，并且“真正”通过了实践的检验；第二颗“真正”的原子弹是苏联人造的，而那时德国人已经不可能造了。
正文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3）..
:2010-6-26 8:28:09 本章字数:1168
若干年以来，某些著书立说者所持观点是，“铀俱乐部”科学家并没有弄懂一枚原子弹的运行原理。塞缪尔•古德史密特就是这种观点的早期持有者之一，他在1947年出版的《阿尔索斯》一书中公布了美国军方对德国“原子弹”成果的调查结论；时隔四十余年后的1998年，历史学家保罗•罗斯在《海森伯格与纳粹原子弹计划，1939～1945》中也得出了同样结论。这些批评家争辩说，德国科学家没有搞懂物理学意义上的核裂变链式反应原理，没有计算出制造炸弹的“临界质量”准确数值，更没弄明白钚-239是与铀-235同样的“炸弹”原材料，总之，海森伯格周围的那群科学家对“钚可以引发核爆炸”的认知失败了，正如海森伯格在1945年夏天听到美国原子弹投掷到日本之后所言：原子弹的物理学“是非常简单的，它是一个工业的问题”。
德国人恰恰是没有认识到这个“工业的问题”吗？1945年8月，当时被软禁在英国的海森伯格在获悉广岛原子弹爆炸消息后，居然估算出了一个十分离谱的临界质量，但令人匪夷所思的是，几天之后这个数据就得到了“非常精准”的修正。海森伯格的失误是否有“故意掩饰”的成分，人们不得而知，但是有一点是很清楚的：早在战争期间，他（还有其他人）就已经知道铀-235和钚-239都是可以制造核爆炸物的。1942年，海森伯格参与起草的军械局报告中的“10～100千克”炸弹适配原料数值，以及这位“铀俱乐部”首席科学家在“六月会议”上把米尔希空军元帅弄得神魂颠倒的“菠萝比喻”，实际上指的都是“钚炸弹”的技术参数。
由此可见，当古德史密特指责德国科学家“科学不胜任”（即科学上的“无能”）时，海森伯格大为光火也就不足为奇了，因此就有了关于在制造原子弹问题上，德国科学家“不是不可为之、而是不欲为之”的辩白。双方为此打了多年笔墨官司，焦点集中在“科学家的道德”层面，但最终也是不了了之。
2005年之后，一份关于德国战时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匿名报告现身，据猜测，作者应该是德国或奥地利籍科学家，撰写时间大致是二战硝烟刚熄灭之际，其中证实德国科技界在战时已经就“铀可被用来制造威力强大的新型武器”问题达成共识，还附有核武器草图，尽管这张尚属“纲要范畴”的草图与一个“原子弹”的现实蓝图还相距甚远，但报告中“钚弹临界质量稍多于5千克”的估计还是相当精确的；该报告的另一引人注目之处是对于“德国科学家曾深入细致地研究过关于制造氢弹的重大理论问题”做了明确表述。令人遗憾的是报告标题页不翼而飞，至于作者的真实身份，始终也没找到合理的证明资料。不管怎样，这个深藏不露的报告撰写人，应该是属于德国“铀项目”主流设计团队或迪布纳小组的成员。走笔至此，我们不妨再回味一下海森伯格所谓“工业的问题”的表述。
正文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4）..
:2010-6-26 8:28:11 本章字数:1222
历史长河奔腾不息，春秋转逝日夜相继。数十载以来，诸多历史学家、科学家和时光探秘爱好者，在海森伯格等人是否想制造原子弹问题上争论不休。《希特勒的“原子弹”》将一些新发现的资料汇集在一起，使人们对德国核武器研制历史的想象发生了改变。此外，该书所披露的新资料，清晰地表明了以海森伯格、冯•魏茨泽克等为代表的“铀俱乐部主流科学家”群体，在关于“原子弹”问题上的矛盾心理。他们继续为核反应堆、同位素分离的实验工程而努力，在纳粹德国有影响力的人物面前，没有中断对核武器的期盼，他们没有采取拒绝为希特勒政权制造核武器的坚决尝试；其他那些属于“非主流”群体的“炸弹派”科学家，更是不遗余力地搞核武器研发，代表人物是格拉赫、舒曼、迪布纳等，他们在希姆莱和施佩尔释放的政治推力作用下，曾考虑通过将核裂变原理的伟大发现，与德国人在二战期间超越于其他国家的火箭技术相结合，实现打击伦敦、巴黎甚至纽约的梦想。“炸弹派”科学家笃守既定目标，在第三帝国大厦倾覆垮塌的“大限”即将来临之际，以破釜沉舟的精神在图林根地区进行了最后的测试，尽管这种级别的“战术核武器”丝毫不能挽救纳粹政权灰飞烟灭的命运。
《希特勒的“原子弹”》给人们提供的线索，并非侧重于解答纳粹德国没能造出原子弹的体制、政策、技术、资源等综合原因，而是在于告诉人们德国人如何接近获得原子武器的历史过程、这些武器的技术含量与实际意义何在，以及德国人对核反应（包括核裂变和核聚变）知识的把握程度如何等。总之一句话：第三帝国时期的德意志科学家和科研组织者距离“真正意义上的原子弹”这条跑道的终点红线到底还有多少米？这也是近年来在国际史学界逐渐成为热点的“关于希特勒时代德国科学史”的课题之一。
下面一段话摘自《希特勒的“原子弹”》“前言”部分，虽然赖纳•卡尔施和海科•彼得曼在写下这段文字的时候，历史还未进入2009年，但流露于字里行间的表述，或许对2009年世界上某些地区所发生的事件——这里特指与“核炸弹”相关的事件——有着某种预感，并且这种预感可能还要持续若干年：
自从美国人分别于1945年8月6日和9日将原子弹投掷在广岛和长崎之后，核武器的使用已经与可想象的最大毁灭力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从那时起，尽管原子弹的实战应用招致人类大家庭绝大多数成员的巨大反感，但与此相悖的是，我们对冻结和限制这些武器发挥功效，以及避免其引发危险所采取的有效措施，却显得苍白无力，那些拥有原子武器国家的政府对于这种局面的存在应负有相当责任。除了联合国安全理事会5个常任理事国——美国、俄罗斯、中国、英国和法国——之外，以色列、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现在也跻身于这个“核俱乐部”成员之列；同时还有一些国家在理论上——如果说还未来得及实践的话——掌握了制造核武器的知识，随着对相关理解认知水平的提升，实际应用的可能性也在增加。
正文 七、“沉舟侧畔千帆过”：并非最后的话（5）..
:2010-6-26 8:28:12 本章字数:275
总而言之，在某种程度上，希特勒的“原子弹”通过特定领域的局部历史瞬间，揭示了整体历史趋向的原则，一个与人类普遍伦理价值观和科学价值观相对抗的社会形态，在现代世界中必将成为历史作用愈来愈少的社会。但人类社会的行进轨道也并非单行线，无可否认的现实是，当某种个别条件日臻完善时，与当代世界文明普遍准则相悖的、类似希特勒的“原子弹”般的鬼影，就会像一具“回魂尸”那样，恰在人类以理性思维反思某些往事是如何发生或为何发生的时刻，在寒冷寂静的夜色中拱翻墓碑、脱穴而出。
闻立欣
2009年9月 北京大学
正文 一、“铀俱乐部”（1）
:2010-6-26 8:28:14 本章字数:11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