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巴舍还保持着低调行事风格，只是留在不引人注目的幕后，像往常一样出入位于哈登贝格大街（Hardenberg Street）属于陆军军械局的办公地盘，而迪布纳却不是这样，他迫不及待地走马上任、高调履新了。1940年1月，库尔特•迪布纳堂而皇之地搬进了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在哈纳克大厦（Harnack House）的办公室。巴舍和迪布纳这两位“戎装同僚”的出现，惹恼了研究所内几位主要物理学家，他们尤其不能容忍迪布纳的行为举止，正如卡尔•弗里德里希•冯•魏茨泽克（Carl Friedrich von Weizsacker）41 所表达的那样，将迪布纳的出现描述为一个“纳粹”被安插在了“他们的鼻子底下”。真正令人困惑的问题，倒还不是迪布纳并不常穿的那身国防军制服，而是他那不够恰当的科学名声。迪布纳也感到，对于这项新使命的履行，仅靠自己恐怕是难以应付的，于是便把哈雷大学理论物理学家海因茨•波泽调到了柏林，让他这位挚友来代理“业务经理”的角色。42
那时，所有“铀俱乐部”的研究报告，都要送到迪布纳和波泽的办公桌上，他们必须要从这些不同的资料中做出判定，什么人的研究报告要立即归类于秘密等级，什么人的报告可以拿出来公布发表，分析敌方谍报和销毁不需要再保存的秘密文件工作也属于他们的任务范畴。对于这个新的“管理层”，冯•魏茨泽克和卡尔•维尔茨（Karl Wirtz）抱有强烈的敌视情绪。一天，维尔茨找到冯•魏茨泽克，说：“听着，我们必须想个办法摆脱迪布纳，我这儿倒是有个主意。你看，我们是不是可以把海森伯格请来当这个所长？” 43
冯•魏茨泽克向迪布纳提出建议，希望海森伯格到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担任顾问，迪布纳并未表示任何反对。他心里明白得很，自己个人的成功要依靠“铀项目”的进展，只要他还坐在台上，这种机会出现的可能性就要大得多。从那时开始，海森伯格便每周往柏林跑一趟。“阴谋家”的盘算被证明是准确的，维尔纳•海森伯格的科学权威是如此之高，以至于“铀俱乐部”的工作很快就打上了他的印记。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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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其他研究群体
1戈托夫陆军研究小组
在1940年1月成为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临时负责人之前几个月，迪布纳就已开始着手安排在柏林戈托夫（Gottow）建立一个隶属于陆军军械局的核物理研究部门的工作了。舒曼——更大程度上是迪布纳——认识到，此举对于作为原子物理学促进者的军方上级是一个契机，同时组建自己拥有支配权的研究基地的机会也浮出了水面。对于舒曼和迪布纳而言，鉴于军事秘密的理由而建立一个军械局研究平台是合乎情理的，那些重要的试验工作是不能放在非军事性质的民间研究机构里进行的。44
在为研究基地选址时，迪布纳的目光锁定在了戈托夫，这是个距库默尔斯多夫陆军装备测试场大约2公里处的小村落。不久，作为军械局研究分支机构的试验站，就在那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地方悄然成型了。在戈托夫，试验站所有研究部门都配备了与其自身工作特征相适应的实验室、测试设备和办公室。试验站的工作记录薄显示，物理学研究部具有重要地位，库尔特•迪布纳领导的原子物理学研究部和瓦尔特•特林克斯（Walther Trinks）负责的爆炸物理学-空心装药研究部是核心机构。试验站的每个研究部都配有10名实验室工作人员。
迪布纳的戈托夫试验站拔地而起，此项工程所花费预算是节俭适度的。迪布纳将希望寄托于年轻物理学家对国家社会主义（National Socialism）事业的忠城与奉献，他所有新雇佣的研究人员都是纳粹党党员，或者是纳粹党系统某个组织的成员。
第一个加入迪布纳团队的是陆军装备测试场物理学家弗里德里希•贝尔凯（Friedrich Berkei），他1937年5月就参加了纳粹党，同时还是一名党卫队成员；其他雇员直到战争爆发以后才陆续加入，其中包括1938年12月在格奥尔格•施泰特那里获得博士学位的维尔纳•楚留斯（Werner Czulius），他是第二个来到戈托夫的人；团队里的第三位是天文学家格奥尔格•哈特维希（Georg Hartwig）。物理学家瓦尔特•赫尔曼（Walter Herrmann）也于1939年10月前来戈托夫试验站报到。
除此之外，在那些被长期雇佣的科学家和技术员中，还有一些支持迪布纳的外界研究者，那是他早就着手储备的人力资源，尽管他们未加入到戈托夫研究群体中。到1942年底的时候，波泽已经成为戈托夫研究小组中最重要的“科学谋士”。哈雷的物理学家恩斯特•雷克塞尔（Ernst Rexer）1939年10月接到了军方征兵令，后来还是在迪布纳的保护下，于1940年底被免除了军队服役的义务，他也是戈托夫的一员。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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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科学家和技术员开始行动了。首先要购置家业，一项大宗固定资产进账是中子发生器，其后研究工作聚焦点便集中于试验性反应堆的前期准备工作。
戈托夫小组完全是独立自主开展工作，对于在日后试验过程中所遇到的情况和复杂性，他们不可能有很周到的考虑。无论如何，这个小组缺少能够承担对测试结果进行精确数学分析的理论物理学家，那些声名卓著教授的有抱负的助手们，没有什么人主动到戈托夫来。
然而，迪布纳还是可以利用他“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临时负责人”这个强有力的职位来使自己受益。偶尔，他也会把某个科学家从研究所带到他的小组来工作。更多关于试验工作的重要专家建议，则是出自其他科学家的手笔。海森伯格和冯•魏茨泽克也进行过戈托夫测试结果的分析工作，但是大部分还是委托给冯•魏茨泽克的助手卡尔-海因茨•赫克（Karl-Heinz Hoecker）去做的。迪布纳还从帝国物理-技术学会获得过临时性的人员支持，汉斯•韦斯特迈尔（Hans Westmeyer）就在反应堆测试的准备过程中提供过帮助，他是核物理学领域最优秀的测量法专家之一，同时还是放大器结构方面的专家。
因此，在任何程度上，军械局研究小组的工作都不能说是达到了自给自足的地步。当然，库尔特•迪布纳不会把所有相关详细资料都向竞争者进行通报，他并不认为资源共享是必要的。时间尚未进入1943年，一个看起来已经展示出有能力胜任试验性反应堆研发工作的团队在戈托夫诞生了。戈托夫小组现在正忙于安排布置更好的实验方法，而他们所找到的这种方法，要优于维尔纳•海森伯格和瓦尔特•博特的研究小组。
2海军爆炸物理学家
德国海军总司令部（Oberkommando der Kriegsmarine，OKM）也被建造“铀反应堆”的主意给迷上了，他们希望有朝一日水面战舰和水下潜艇都能依靠它来展开军事行动。这个多少带有一点梦幻色彩的想象，却被化作海军参与“铀机器” 研究的推动力。
卡尔•威策尔（Karl Witzell）海军上将是海军介入“铀项目”研究的一位重要支持者，他从1934年开始担任海军军械局(Marinewaffenamyes，MWA)局长，直到1942年8月离开这个岗位。由于参加过“铀俱乐部”的会议，一幅描绘原子技术潜在可能性的图画已经在威策尔的脑海里构思。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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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8月31日，威策尔退休了，但是在颇具影响力的帝国研究委员会主席团中，他还保留了一个席位，得以参加 “铀俱乐部”日后的会议。威策尔是应用研究和基础研究保持平衡关系观点的拥护者，也是敢做敢为的“研究之战”领导层的支持者。1941年间，他曾与陆军军械局局长埃米尔•莱布（Emil Leeb）上将进行过会商，在关于同意海军参与原子研究项目的问题上达成了一致。45
由数学家赫尔穆特•哈塞（Helmut Hasse）挂帅、大约10名物理学家组成的一个小组，被置于海军军械局的研究、发明与专利管理处的领导之下，该机构上级领导是曾担任过德国潜艇舰队指挥官的威廉•莱茵（Wilhelm Rhein）海军少将。1941年底，哈塞在柏林万湖（Wannsee）设立了研究机构，这里同时也开展核物理学基础研究。1943年降临时，哈塞还在哥廷根大学设置了从事高压物理学领域研究的办公室。
海军的实验和爆炸物理学家利用位于宁霍夫（Nienhof）的化学-物理研究测试站开展的工作，对于核武器最终的开发和研制颇具重要性，这个测试站设在基尔（Kiel）以北大约15公里处海军规模最大的研究所内。显而易见，海军并没有搞出另一个“铀俱乐部”，原因就是那些德国最知名的物理学家，已经都被陆军军械局和帝国研究委员会网罗到自己门下开展工作了，海军研究小组充其量大概也就是可与迪布纳的小组相媲美。
与迪布纳所遇到的问题一样，海军军械局也缺少具有才干和名望的理论物理学家，于是他们便开始通过职业市场的途径——如果在全面战争环境下一个职业市场还值得一提的情况下——对所需人才释放出试探气球。无论如何，海军的努力没有白费，三位出类拔萃的核物理学家与德国海军军械局签订了工作合同，他们是：帕斯考尔•约尔丹（Pascual Jordan）、弗里德里希•格奥尔格•豪特曼斯（Friedrich Georg Houtermans）和奥托•哈克塞尔（Otto Haxel）。
在这三位中，最杰出者当属帕斯考尔•约尔丹。在哥廷根大学时期，约尔丹与他的导师马克斯•玻恩（Max Born）全力推动海森伯格“矩阵力学”的发展，并且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工作。两年后当他刚满26岁时，便在罗斯托克大学（Rostock University）获得了一个教授的职位。约尔丹的主要研究领域是量子力学、量子电气力学和宇宙哲学，他的许多资质和荣誉都可以在档案卷宗里找到。但是，当谈及1933年至1945年来临这段时期的生活经历时，他的学生们都变得沉默寡言了。实际上，帕斯考尔•约尔丹试图通过跨越被讥讽为犹太物理学家所铸造的“新物理学”与国家社会主义之间的沟壑，表现出向纳粹政权靠拢的意愿。1933年，约尔丹加入了纳粹党和冲锋队（Sturmabteilung，SA），战争开始时又自愿参加军队。他首先被派往波茨坦（Potsdam），在海军将他招募进入万湖研究所从事秘密研究项目之前，约尔丹一直在那里的空军气象辅助单位服役。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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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约尔丹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头脑里杜绝任何纳粹主义理念的弗里德里希•豪特曼斯。豪特曼斯是共产党员，这在德国物理学家群体中可是罕有之事。他在1927年获得博士资格后，于次年进入柏林工科大学，在古斯塔夫•赫兹（Gustav Hertz）46领导的机构里担任助教，并于1932年在那里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希特勒获取权利后，豪特曼斯先是移居英国，1935年又去了苏联的哈尔科夫（Charkov，今乌克兰哈尔科夫市）。在斯大林“大清洗”的恐怖统治下，豪特曼斯1937年12月被逮捕收押，先后于不同的苏维埃监狱中度过了近30个月的囚徒生活。他凭借自己的聪明智慧，搜肠刮肚地寻找各种藉口进行了出色的自身辩护，从而得以生还。1940年4月末的一天，苏联人将豪特曼斯从犯人堆里单独提了出来，随后便将他移交给德国秘密警察。柏林已经在“恭候”这位“遣返者” 47，盖世太保（Gestapo，即德国秘密警察）长官海因里希•米勒（Heinrich Mueller）亲自审问了这名“被俄罗斯遣返的人”。
弗里德里希•豪特曼斯还算是幸运的，命运出现了转机。得知豪特曼斯回到柏林的消息后，他的朋友、物理学家罗伯特•龙佩（Robert Rompe）便跑去向马克斯•冯•劳厄（Max von Laue）48 教授求助，请他出面为豪特曼斯说情。教授施以援手的实际后果就是豪特曼斯于1940年7月底被释放出狱。当他出现在柏林工科大学从前工作过的地方时，人们都有大吃一惊之感。在那里，他第一次与年轻的物理学家奥托•哈克塞尔和赫尔穆特•福尔茨（Helmut Volz）相遇，或许，豪特曼斯就是从哈克塞尔那里听说了秘密的“铀项目”。后来，他们成了朋友。
马克斯•冯•劳厄发现，弗里德里希•豪特曼斯似乎是在曼弗雷德•冯•阿登（Manfred von Ardenne）的研究实验室开始履行一项“为战争而被委以的重任”。豪特曼斯捉刀代笔替冯•阿登撰写的那些研究报告，大概是陆军军械局开始对这名与众不同的非凡男人感兴趣的原因。不管——或是恰恰——因为他过去的背景经历，在1941年间，豪特曼斯和库尔特•迪布纳一起被派往乌克兰，此行之重要目标地是坐落于哈尔科夫市的乌克兰物理-技术研究所（Ukrainian Physical-Technical Institute），那是豪特曼斯在1935～1937年间曾工作过的地方。
后来，许多与豪特曼斯相识熟悉的人都将他视为一个“合作者” 49。弗里德里希•豪特曼斯想要说服他的俄国同僚为德国的军火工业而合作吗？这种事似乎已经在计划之中，但是在1942年春天的时候，鉴于对国家安全的维护，责任感颇强的当局拒绝俄国科学家介入德国有关战争的研究领域。50完全抛开政治环境不谈，豪特曼斯此行还有一个非常个人化的目的，就是希望对他的朋友康斯坦丁•施特帕（Konstantin Schteppa）的家庭提供帮助，他们曾经在苏联监狱中共度患难时光。自从1942年5月起，豪特曼斯成为帝国物理-技术学会一名“临时签约”性质的科学雇员，此后他又与德国海军达成了“工作契约”。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5）
:2010-6-26 8:28:39 本章字数:946
第三位进入海军服务的科学家是讲师奥托•哈克塞尔。1933年，哈克塞尔在蒂宾根（Tbingen）取得博士资格，跟随他的老师汉斯•盖格在柏林工科大学做助教，其间于1936年完成了博士后的研究工作。在盖格安排下，哈克塞尔得到了一个特殊的职位，使得他从一开始就被允诺在核反应领域自己主持工作，并且对轻元素核谱进行深入研究，这是一个随后产生的具有整体意义上的特别重要领域。
哈克塞尔早先曾是冲锋队辅助组织“童子冲锋队”成员，1937年又成为一名纳粹党党员。战争开始后，因为参与“铀俱乐部”的研究工作，哈克塞尔被免除军队服役。据说，他日后所递交的关于“铀项目”研究工作报告的内容，被认为带有怀疑论的倾向。
哈克塞尔日后陈述，他曾提出过一项关于“原子炸弹”计划的建议，其中推论德国将早于敌方造出这种武器。但是，除了想获得柏林工科大学物理研究所研究资源的单纯期望之外，哈克塞尔并没有去想将自己的推论变成可能发生的现实。
可以确定的事实是，在1942年以前，奥托•哈克塞尔与赫尔穆特•福尔茨、恩斯特•斯图尔林格尔（Ernst Stuhlinger）共同合作，已经为“铀俱乐部”撰写了关于核反应堆可适用原料问题的重要研究意见。与此同时，他也开始为海军军械局工作。1943年初，哈克塞尔正式“应征”加入海军从事研究，据他自己称，他是“派驻海军的物理学家”，51 从那时起，哈克塞尔的身份就如同是海军军械局与“铀俱乐部”领导人之间的联络员。另外，他还受莱茵海军少将委任，与一个由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特别是爆炸物专家组成的小组，建立了有关科学研究事务的磋商机制。52
3帝国邮政部长的奢望
战后，维尔纳•海森伯格、埃里希•巴格和其他物理学家曾被问及，除了“俱铀乐部”科学家以外，还有什么其他部门参与了核物理学的研究？他们的回答是：“帝国邮政部，但它的行为并不具有任何的严肃性。”53 海森伯格等人在这里流露出的显然是一种傲慢自大的态度，然而，从任何程度上观察，邮政部对于其自身制订的原子研究计划的尝试过程，都不能被视为“全然的业余”。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6）
:2010-6-26 8:28:40 本章字数:1299
帝国邮政部长威廉•奥尼佐格是核物理研究最为热情奔放的赞助人，作为一名老“战士”，令他最为引以为豪的重要荣誉就是纳粹党的标志。战争期间，奥尼佐格之所以在这个“特别的研究部门”拥有影响和保持权势，并不是他的邮政部长正式官职，而是出于同希特勒的私人关系。从某种意义上讲，在这条起跑线上，奥尼佐格占有某些无可争辩的优势。
奥尼佐格早在1920年就与希特勒相识了，并且从希特勒的“议事日程”中获得灵感和启发，在巴伐利亚（Bavaria，德国纳粹党的发源地）以外建立了第一个纳粹党的地方党部。 1933年以后，奥尼佐格对他在纳粹党内的党员资历排位中名列第42位感到非常高兴，尽管他在这里所展现的是一种“假装对某一事物感兴趣”的外在欣喜。实际上，在纳粹党名册的“流水账簿”上，威廉•奥尼佐格的名字被登记为“No.42”（时间为1925年4月1日），只不过是得到了希特勒的首肯而在日后追认的。
奥尼佐格所得到的一系列足以使他光宗耀祖的地位和职责，主要还是因为在他头上罩着一圈“元首所信赖者”的光环。对于邮政部长的无条件忠心，希特勒当然能够认识到其价值所在。对于希特勒而言，答应奥尼佐格从“元首文化基金”提取数百万帝国马克（Reich Mark，1924～1948年的德国货币单位）的财政支持款只是小事一桩，稍后还将以更高额的回报作为对他的忠诚的感谢。在帝国总理府（Reich Chancellery）的“支付清单”上，奥尼佐格已经名列第五，除此之外，他还获得了甚至连他自己在良心上也暗自感到多少有点不安的大额津贴。
在希特勒的“宫廷侍从”行列中，享有“帝国摄影师”头衔的希特勒的首席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Heinrich Hoffmann），可以说是奥尼佐格的近朋知己，邮政部长有规律地将自己格外高的收入拿出一些分给他。首席摄影师还享受着希特勒的宠爱，在许多重要出访旅行中伴随元首左右。霍夫曼的特殊身份实际上可以回溯到1927年，当年希特勒与爱娃•布劳恩（Eva Braun）就是在他的摄影棚里相识的。1937年，希特勒颁布了一项命令，从此他的首席摄影师便成了一个专设职务。当目前任何可以对奥尼佐格提供有效帮助的渠道还尚且没有构建成型的时候，帝国邮政部长试图要与元首讨论有关核物理项目的事宜，就得通过“帝国摄影师”海因里希•霍夫曼了。
为了在这个朝廷中谋取权力和建立影响，威廉•奥尼佐格必须要击退众多竞争对手的围追堵截、恶意攻击，在这些与他为敌的人中，就包括了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和约瑟夫•戈培尔（Joseph Goebbels）。因此要寻求盟友，他设法与党卫队首脑培育起一种良好的沟通渠道。作为党卫队总部指挥官的武装党卫队中将戈特洛布•贝格尔（Gottlob Berger），是奥尼佐格在党卫队中枢机关最重要的关系人，当这种关系演变成稳固的利益共同体时，贝格尔就成为奥尼佐格可以信任依靠者了。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7）
:2010-6-26 8:28:42 本章字数:1150
1939年以前，帝国邮政部参与制订了诸如语音编译码和雷达装置开发等一系列涉及战争事务的计划方案。随着军备研究的扩充膨胀，奥尼佐格想要提升他的政治形象，在这方面最重要的努力成果就是1937年1月1日建立的帝国邮政部研究会（Reich Post Research Institute）。在很短的时间里，这里的工作人员就增加至百余人。54在柏林小马赫诺（Kleinmachnow）的哈克堡（Hakeburg），研究会为几名科学家提供了住宅，他们的责任是为邮政部管辖权限内的所有科学技术问题提出解决的方案，除此之外，还打算在小马赫诺建立大规模综合研究联合体。邮政部雄心勃勃的计划，引起了时任柏林建筑事务监察长的阿尔贝特•施佩尔（Albert Speer）的极度不满，对于奥尼佐格这种再三运用欺骗手段谋取资格和在影响力方面的获取利益之举，施佩尔很是不以为然。
有了研究会的新建筑，“见习物理学家”威廉•奥尼佐格试图将他心中所想象的一个科学技术智囊团变为现实，他的兴趣点在于广播通信应用研究及其军事用途。
作为一名年轻科学家兼企业家的曼弗雷德•冯•阿登，同时也是帝国邮政部的合伙人。1926年，仅就读4个学期后，冯•阿登便中断物理学、化学和数学学业，在柏林利希特费尔德（Lichterfelde）建立了属于他自己的电子物理学研究实验室，为冯•阿登和邮政部之间日后在广播通信研究方面的紧密合作奠定了基础。1934年，邮政部为冯•阿登在位于柏林滕普尔霍夫（Tempelhof）的政府机关中心区建立了实验室，从1938年初开始，冯•阿登成功地与邮政部签订了一揽子的研究契约。按合同的规定，他的研究机构获得了执行帝国邮政部研究任务中大部分项目的资格。
1939年8月，冯•阿登在《全体德意志人报》（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阅读到了前面提及的西格弗里德•弗吕格那篇关于核裂变重要意义的文章，为了寻求在核子能量项目研究方面的日后盟友，他冒冒失失地径直闯进了奥托•哈恩的“领地”，但结果却是遭到了这些既定研究群体“业内人士”的拒绝。于是乎，自学成才的曼弗雷德•冯•阿登在1939年12月转而向威廉•奥尼佐格寻求支持，他对帝国部长搁下指出：“具有无可估量重要性的哈恩和斯特拉斯曼的发现，同样也存在铀炸弹的潜在可能性和危险性。”此外，冯•阿登还在预言中强调了德国“对于更深入的核研究所必需具备的有效原子转化设备装置的缺位所造成的逻辑结果” 。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8）
:2010-6-26 8:28:43 本章字数:999
55从科学-政治观点角度看，这既是聪明的棋局，也是诡诈的招术。邮政部掌握着大量用于基础研究方面的可支配预算，还有一位热衷于追名逐利的“专家型”部长，而后者决定提升由冯•阿登提议的“关于原子裂解领域方法与设计的技术开发问题”的操作层级。561940年1月，帝国邮政部研究会和冯•阿登私人研究所之间就这个研究主题再度签约，合作关系的契约期限延续至1943年，主题科目是在利希特费尔德的研究机构进行回旋加速器建造，以及进行有关同位素分离方法和设计的研究开发。
帝国邮政部研究会的外部资源，是正在建造的一台用于提取放射性同位素产物的100万伏装置和一台60吨级别的回旋加速器，这个回旋加速器实验室被视为“帝国邮政部的核物理研究所”。可是战后，对于曾经产生过将原子研究用于军事领域想法这一问题，冯•阿登却采取了矢口否认的态度。
有充分的理由可以证明，邮政部之所以准备转向原子研究是源于冯•阿登私人研究所的怂恿。1939年，在勃兰登堡（Brandenburg）行政区的米尔斯多夫（Miersdorf），设立了帝国邮政部所辖的“特别物理学问题办公室”。至于为什么奥尼佐格决定要在米尔斯多夫再建立一个原子研究所的动机缘由，人们在档案卷宗里难以找到明确记载，然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邮政部的举动使得一些人——比如舒曼——对奥尼佐格产生了疑心，他们猜测，帝国部长阁下想要建立一个属于他个人的原子研究联合体。在米尔斯多夫的科学家中，西格弗里德•弗吕格可算是鹤立鸡群者，这位两篇论述核能量应用可能性问题重要文章的作者，已经从威廉皇帝化学研究所“转进”到邮政部“特别物理学问题办公室”。
在所保存下来的研究档案中，很少有关于冯•阿登的研究所——同时还有米尔斯多夫的研究所——致力于核物理基础研究和同位素分离研究的内容显示。无论如何，邮政部没有形成解决自己反应堆问题的方案，他们缺少处理这个难题的人力和物力。
自1942年春天开始，邮政部就在与“铀俱乐部”从事着平行的研究工作，然而竞争的理念是恒久不变的，没有人想把自己手中的底牌全部亮出。但是，帝国研究委员会所属的核物理学权威专家和党卫队帝国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却与邮政部研究人员保持着直接的联系。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9）
:2010-6-26 8:28:45 本章字数:1187
4为了工业的新市场？
当原子物理学的新发展在20世纪30年代逐渐为人们所知时，德国西门子集团（Siemens Group） 57也决心要在这个领域发挥积极的促进作用。这样的进取心使西门子集团第二研究实验室直接挂出了“气体放电、电子及原子物理学研究中心”的招牌。卡尔•弗里德里希•冯•西门子（Carl Friedrich von Siemens）获悉，诺贝尔奖获得者古斯塔夫•赫兹因其犹太人血统而放弃了在柏林工科大学的教职，并已考虑接受荷兰飞利浦公司（Philips Company）提供的新工作，冯•西门子希望这位科学家无条件地留在德国。后来，赫兹投入了粒子加速器的建造工作。
德国第二大工业集团——法本工业联合企业集团（I.G. Farben）58 ——也主动上门请缨，同样希望涉足“铀项目”。或许法本集团的角色并非局限于仅提供气态铀合成物和重水。根据陆军军械局的秘密备忘录内容可以推断，化学工业领域的权威人士卡尔•克劳赫（Carl Krauch）已经有了“在原子物理学领域内同步发展”的打算。
除了德国电气行业巨头和化工领域大型企业集团之外，航空工业实体也对核物理研究显露出兴趣。很能说明问题的一个例子就是亨舍尔飞机制造公司（Henschel Aircraft Plants，Inc.），德国最出色的远程向导式飞行炸弹设计师之一赫伯特•瓦格纳（Herbert Wagner）教授就在这里工作。1941年8月初，在瓦格纳与他的两位同事合作撰写的一份报告中，通报了关于核物理学及其在实际应用方面的潜力问题，亨舍尔公司的工程师勾画出了使用原子能驱动潜艇和飞机的富有想象力的前景。然而，掌握了尚未被“铀俱乐部”研究人员所了解到的最佳知识的瓦格纳，从对于稀有的同位素铀-235分离的定位评估中能够认识到，这种材料的获得对于一种新型“可怕爆炸物”的制造是至关重要的步骤。瓦格纳所得到的结论是明确的：“所有迹象已经证明，未来的技术是种类繁多和形式多样的，以至于对任何一个现行创新研发的参与介入机遇都不应该被错过。”
亨舍尔公司工程师的研究视野并没有超越其自身的事业范畴，因为在具体项目方面，他们忙碌的重点依然是放在与帝国航空部（Reich Aviation Ministry）的协作层面。
值得注意的是产业界观察角度的问题：在德国的大公司企业中，包括西门子集团公司、法本工业联合企业集团、亨舍尔公司及其母公司奥尔集团，虽对原子物理学发展方面积极主动地充分展示了其兴趣点，但是这些实业团体所希望考虑的，是新技术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的同时，在能源开发领域同样要获得一个切实可行、有利可图的远期市场赢利机会。
正文 二、其他研究群体（10）
:2010-6-26 8:28:46 本章字数:1040
5有多少个研究小组？
毋庸置疑，多数重要核物理学家都在履行“铀俱乐部”工作任务，仅配置在威廉皇帝学会和数所综合大学下设研究机构那些状态良好的实验设备，就已经为铀研究而开足马力满负荷运行了。同位素分离和反应堆建造是铀研究最初的两项任务，它们被置于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关键课题名下，其研究成果引导铀研究朝着两个不同方向发展：建造生产能源的设备装置和制造生产炸弹所需的原材料。
陆军、海军和空军也在铀研究方面各有部署，三军分别拥有可为自己所利用的具备规模的技术资源，包括国防设施物理学和爆炸化学问题的研究机构。小规模研究群体已经在武器研究部门组建成型，在任务分配方面也明显涉及到有关核物理学领域。军方研究小组定位明确，与“铀俱乐部”的研究完全不发生横向联系。德国军方对其所属研究人员的期望是：能够开发出新型爆炸物和小型动力推进反应堆。
此外，空军试图通过与邮政部的合作而洞察核物理学研究的现状。与其他科学机构的管理者相比，奥尼佐格部长显得更为坦率，他在谈到对邮政部下属研究机构所抱期望时直言不讳地指出：唯一的研究方向就是发展“原子弹”！
党卫队拥有自己系统的核物理研究小组吗？在战争最初阶段当然是没有的。后来，在野心的驱使下，“黑色兄弟会”（指党卫队）也迈入了核物理研究行列。党卫队的这种欲望追求和实际努力，导致了核物理研究成为当前所有人都在关注的问题，这个研究领域不再属于某个部门单独享有了，但必须要注意的是，党卫队是仰仗其在德国社会所拥有的至高无上的特权形象和特殊地位背景而介入核研究领域的，他们力争在社会各个阶层发挥决定性的影响力。出于这样的意图，知识分子被招募加入这个组织并赋予“特殊使命”，这些“负有特派员使命”的党卫队成员在产业界、军界和科技界扮演着重要角色。在战争接近尾声时，党卫队技术兵种日益加紧对核物理研究事务的楔入。
所以，与美国的情形存在明显差异，在德国没有形成在集中于某个特定区域展开的大规模综合研究计划，形形色色的研究小组像撒胡椒面一样飘落在德国全境各处。这种局面给科学家之间的技术成果交流造成很大困难，但是就保密而言却是受益良多。在考察德国的原子研究问题时，仅将关注点放在威廉皇帝物理研究所是不够全面的，应该对所有小组的研究工作进行水平审视和价值评估。维尔纳•海森伯格是个关键人物，这一点是不存在疑问的，但是，也还有其他可以胜任这项研究事业的人。
正文 三、万事开头难（1）
:2010-6-26 8:28:48 本章字数:1018
三、万事开头难
1铀矿和重水
1938年9月29日，《慕尼黑协定》签订，捷克斯洛伐克苏台德地区（Sudeten territory in Czechoslovakia）被划进了德国版图，位于该地的约阿希姆斯塔勒矿山区（Joachimsthaler mine）也理所当然地落入德国人之手，那里可是欧洲开采时间最悠久和最重要的铀矿产区。现在，德国的第一流制造业厂商都想从约阿希姆斯塔勒的铀矿得到资源供给，名单上位居榜首的便是由德古萨公司（Degussa AG） 59控股的奥尔公司。奥尔公司在奥拉宁堡（Oranienburg）设有一个设备非常先进的应用辐射学研究实验室，负责人是物理学家尼古劳斯•里尔，60 当他在1939年夏天率先对陆军军械局明确指出铀裂变意义的同时，也亮出了奥尔公司的业务意图。1942年夏季，比利时和法国均沦为德国军队占领区以后，世界上最大的铀生产企业之一布鲁塞尔（Brussel）的矿业联合公司（Union Mininere S.A.）61 成为“德国铀项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外国的原料储存在“铀项目”中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其中最为重要的还是来自挪威的重水。
只是在1931年，人类才知道了重水的存在。美国物理学家哈罗德•尤里（Harold Urey）意外发现，经过电解技术处理后，电解槽里残留的水与普通的水相比，其中包含有大量的比普通氢（hydrogen，第1号元素，符号H）要重的氢的同位素氘（deuterium）。对于工业而言，这项发现似乎并不是很重要，但对于物理学而言，重水在很大程度上被引起更多的好奇，因为这种物质材料第一次展示了同位素之间重要的差异。
自1934年开始，挪威的诺什克水电公司（Norsk Hydro Company）在通过电解法生产氢的过程中，得到了它的副产品重水，重水就这样被获得了。转化中的氢是在用“哈伯-博施法”生产氨水过程中的一种基本原料，每获得1克重水，必需要消耗1000瓦/小时的能量。如此昂贵的生产流程虽然物有所值，但除了像在具备可通过水力发电获得极其廉价能源条件的挪威，这也只能被作为一个“次级的加工法”。就相关技术环境而言，诺什克水电公司所呈现的情形可以说是与众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在重水生产方面，世界上没有其他国家拥有可以与挪威相媲美的制造设备。
正文 三、万事开头难（2）
:2010-6-26 8:28:49 本章字数:1134
在德国，物理化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邦赫费尔转向重水研究，成为德国在该领域的第一个研究者。他是奥托•哈恩的学生，莱比锡大学物理化学讲座教授。62除了邦赫费尔及其助教卡尔•维尔茨、赫伯特•霍耶（Herbert Hoyer）在莱比锡首开重水研究之先外，保罗•哈特克也在汉堡组建了第二个重水研究小组。最后，又一个相同领域的研究小组被慕尼黑的物理化学家克劳斯•克劳修斯提上了日程，他与林德公司（Linde Company）合作，使用新的工艺处理方法生产重水。此外，法本集团的科学家也加入了“重水研究一族”。
“铀项目”启动之时，可供德国物理学家实验用重水仅有很少的几公升。1940年1月，迪布纳、海森伯格、维尔茨和邦赫费尔曾聚在一起讨论这个难题，从长远考虑，迪布纳主张在德国境内建设一个专门生产重水的大型工厂，但却被海森伯格以“相关基础研究尚未完成”为由给拒绝了。63在此，第一次显示了维尔纳•海森伯格周期性循环显露的行为模式：当其他科学家赞成果断决策、转向范围广泛的大规模实验的时候，他则以要遵循系统性为借口而减缓研究进程。
除了迪布纳，哈特克也催促具体的进展。他建议军械局将催化交换法的研究工作交由他来实施。哈特克在1940年1月15日给海森伯格的信中写道，设计重水生产的新方法将落在“我们这些不幸的实验主义者的肩上”，重水的供应“预计要持续数年”。这就是为什么哈特克希望推动与大工业集团共同进行重水的研发项目。64迪布纳支持哈特克并开始与法本集团接触。法本向军械局提出以从挪威公司获得190公升重水作为合作的交换条件，这几乎是当时全部的库存量。德国人的询问引起了挪威人的猜疑，1940年2月，诺什克水电公司在答复中解释，他们既没有出售库存的打算，也没有增加重水产量的计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