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公众场合，艳光照人的新王妃显得无比幸福，公众对这朵“美丽的英国玫瑰”的兴趣犹胜从前。
她的笑靥出现在成千上万本杂志的封面。
全世界的杂志编辑都发现了一个戴安娜现象，只要他们用戴安娜的相片做封面，杂志销量就噌噌地往上蹿。世上所有的镜头都对准这个新鲜出炉的王室封面女郎，不管她内心深处如何紧张焦虑，那明媚的笑容和毫不矫揉造作的神态，永远是摄影师的至爱。
公众的热情既然为媒体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从此戴安娜更成为了生活于金鱼缸中的人物。一举一动，都受到了媒众的报道和公众的评点赏鉴。
同时，她也意识到了另一个重要的改变。她不再是以前那个往人家汽车上抹(又鸟)蛋和面粉的戴安娜·斯宾塞，一个平凡的幼儿保育员，她成为威尔士王妃，英国未来的王后，一个被新闻界和公众神圣化的童话公主，一种地位、一种象征。
在与客人交往中，她尤其感受到这一点，人们是在和“威尔士太子妃殿下”交往，而不是她本人。她曾经向她的一位旧日朋友请求说：“叫我达奇，别叫我夫人。”但她的努力无济于事，尽管对于她的新世界，她尽力表现出适应性；亲切友好，笑容可掬，对丈夫和新的身份也似乎很满意。在巴尔莫勒尔庄园的一次由《迪河上的桥》杂志社所组织的著名摄影采访中，戴安娜对聚集在那里的新闻记者们说她“极力赞许”他们的婚姻生活。
在二人世界中，就不是那么回事。戴安娜心神不定，查尔斯的每一个行动，她都怀疑有卡米拉在其中作祟。这样的婚姻必定是不幸福的，对于戴安娜来说，尤其如此。
查尔斯爱好自然、爱静、爱读书，特殊的地位也使他习惯于以自我为中心、完全不虑及他人的习惯。而他的妻子戴安娜，年仅20岁，没有多少文化和修养，也缺少爱好和信念。孤单的她恰如黑夜中迷路的孩子，需要的是关心、爱护和亲昵。
对于这种需要，查尔斯根本不管不顾。戴安娜只好去跳舞，去闲谈，都是为了排遣时间。和查尔斯在一起的时候，除了仰慕，戴安娜还有一种莫名的空虚和孤独。在新婚夫妇之间有一层厚厚的隔膜，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
每当查尔斯潜心于自己的爱好时，戴安娜无人陪伴，不安全感和饥饿症便油然产生了。她的王子把她带进了城堡，却仅仅把她当做一个观赏品搁置于某个角落。不安全感的另一大原因是她会认为卡米拉在干扰她和查尔斯的生活，甚至在控制她和查尔斯的婚姻，她对她的一位朋友说：“一会儿我是威尔士王妃，另一会儿我什么都不是。”她的一位好朋友曾说：“他们曾为卡米拉大吵大闹，吵得不可开交，而我一点儿也不责怪戴安娜。”
她的感情极度矛盾，一方面是妒忌与痛恨，另一方面又是对查尔斯的爱恋与柔情。查尔斯也在用自己的方式爱他的妻子。
他们常到俯瞰巴尔莫勒尔的山丘上去作长时间的散步。有时他们躺在旷野的草地上，查尔斯从书里面摘一些章节念给妻子听，诸如瑞士精神病学家荣格的书，或者劳伦斯·凡德·波斯特写的书。查尔斯和戴安娜都很开心。他们给彼此写的动人的情书，见证着他们的感情的增长。
作为妻子，戴安娜同样在努力改造这个早已习惯单身生活的丈夫。查尔斯经常由工作人员侍奉他：为他做饭，早上叫醒他，给他送早餐，拿出替换的衬衣，甚至为他挑选一天所穿的衣服，给他擦鞋，给他安排洗澡，给他接电话，留意他的约会。而随着戴安娜的到来，一切都将重新调整。
戴安娜为查尔斯购买了衬衣，以便改变他着装的单调感，并让他系上色彩艳丽的领带。她甚至劝他不穿缚带的鞋子，在公开场合就穿上他的那双无带的、扣的鞋子。然而，查尔斯依旧继续他的着装方式。只有听摇滚音乐会时，他才会穿色彩亮丽活泼的衬衣和领带，那种情况也是极少的。
对于公众生活的忧虑，也使戴安娜非常紧张。她无法从王室成员那儿得到帮助，因为他们早已经理所当然地认为戴安娜自嫁入王室时就应当适应这一切。她的家人，父母和两位姐姐十分同情她，但又都希望她能维持现状。她的女朋友们，特别是以前和她住在一起的那些朋友，本来是可以联合起来帮助她的，但她感到把这样沉重的负担强加于她们是不合适的。而且，她们与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希望这个王室神话能够圆满地进行下去。她们相信神话，戴安娜又没有勇气把可怕的真相告诉她们。她只是孤立无援的孩子，为此，她曾想以自杀唤起人们对她困境的帮助。
查尔斯对此有所察觉后，把劳伦斯·凡·德·波斯特请到苏格兰，为戴安娜诊病。但这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10月上旬，戴安娜乘飞机飞往伦敦接受治疗。在白金汉宫，她见到了几位医生和心理学家。他们想使用镇静剂，使她恢复平静。然而，戴安娜竭力反对。她心里明白，她需要的不是药物，而是休息，需要周围的人的理解和安慰。还好，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样有理由拒绝接受各种药物治疗。“我不想生一个畸形儿。”这理由非常管用。毕竟她怀的是英国王位的继承人。
怀孕并没有改善戴安娜的处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