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空军面临着一个极大的危机。刚刚轰炸完日军舰队的轰炸机，正在返航途中，追击台湾来的日军轰炸机的那30架Bf109也快用完汽油和弹药，也正在返航，而这批飞机依赖降落的机场，却即将遭遇敌机的轰炸！
此时在我军机场值班的空军飞行员，正是我军王牌飞行员高志航。机场上，紧急警报响起时，高志航心中一惊，知道日军飞机接近机场已经迫在眉睫。他立即冲出来，第一时间跳上了在跑道上的战机。
就在高志航与僚机飞上天空后，日军轰炸机群已然飞临我机场上空。高志航根本来不及将自己的飞机拉到应有的作战高度，就必须迎战敌机。
一般说来，战斗机在与轰炸机对敌时，均利用其速度和灵活性，先爬高，再利用俯冲时的提速，飞到敌军火力薄弱的背后，用追尾战术进行打击。但时间紧迫，高志航根本没有做“爬高，俯冲，追尾”动作的时间。“放弃主僚配合，单机作战，迎头攻击敌军！”，高志航向同伴们发出命令。他一咬牙，以一个中国军人无畏的勇气，率领刚起飞的6架战机，向着敌机机群迎头扑去。
高志航驾驶的Bf109正面火力为2挺机枪和2门15毫米机关炮，火力比日军舰载轰炸机的正面2挺机枪强大。然而日军轰炸机也悍然不惧，竟然笔直地向高志航撞过来。当前我军在机场附近的飞机也就6架，大家都采用了与高志航相同的战术。日军有恃无恐，即使与我飞机拼一个同归于尽，他们还是有足够的飞机轰炸我军机场。
高志航一按按钮，机关枪和机关炮同时向敌机射击，而敌机的机关枪也开火了。在蓝色的天空中，两架飞机尖啸着，机头上都喷着弹药射击的火舌，在空中迅速地撞向对方。敌我之间，几乎没有任何躲闪的余地。
天空的云彩似乎静止了。高志航紧紧地盯着在眼前变得越来越大的敌机，义无反顾地向死神冲去。就在两机即将碰撞的一瞬间，他放弃了跳伞的机会，而在期待着另外一个奇迹。
奇迹真的发生了，敌机终于因为中弹过多而爆炸了。高志航的飞机一头扎进了敌机爆炸产生的一团巨大的火焰中。
等高志航的飞机穿出来时，飞机机身已经从银灰色变成了黑色。敌机的机枪子弹和爆炸的碎片，严重地击伤了高志航的飞机。驾驶舱的玻璃已经多处破碎，飞机的尾翼已经摇摇欲坠，左机翼缺了一小块，机身也有多处弹痕。万幸的是，飞机的油管并没有爆裂，也没有着火。
高志航不顾身上多处伤口已然血迹斑斑，而是迅速地观看战况。这时，他的飞机已经与敌机群穿了一个对过。他回头看时，空中有6团爆炸后剩下的烟火，而我军飞机只剩下了3架。另外3架显然与日军飞机撞在了一起。
高志航一拉飞机，一个空翻，掉头向敌机群尾随追去，而几乎同时，敌军的第一批炸弹，已经落在了我军机场上。只见我机场跑道、指挥塔、仓库、军营等各种设施上，亮起了爆炸的火光，响起了剧烈的爆炸声。随即，一阵阵浓烟卷起，很多机场设施都着火了。
“保护零号目标！”，高志航一看已然无法阻止敌军对我机场的轰炸，就立即选择了另一作战方案。我军为了安全起见，真正的弹药库和油料仓库是建在地下工事里的，地面的只是一个临时仓库。我军最近增加了大批飞机，来不及扩建地下机库，而是在露天建了一个机库，却在屋顶上种了一层薄薄的蔬菜，从空中看去，就像一片普通的菜地。这就是高志航说的“零号目标”。
高志航率领残存的3架飞机，在低空追逐着日军轰炸机，将其驱离我掩蔽下的露天机场。日军忙于轰炸我其他军事设施，也没有太在意。我军正在追逐日军舰载轰炸机群的那30架Bf109，听到机场被袭击的消息后，立即返航保卫机场，半小时后，终于将在我机场肆虐之日机一一击落。而那40架诱敌的日军舰载轰炸机又再度返回，此时敌我双方油料都已经不足，但日军并没有想返航，而是不依不饶地要轰炸我机场。我空军继续顽强地击落敌机。
此后，日军又再度飞来最后一批约20架舰载轰炸机，以及30架日军性能最好的96式单翼舰载战斗机。这批飞机是日军舰载飞机的第3攻击波，也是唯一的一批有舰载战斗机保护的混合机群，进行对我军机场势在必得的攻击。
在激战中，我军Bf109终于弹药用尽，不得已只能用飞机去撞击敌机，除高志航技术高超，在与敌军撞击前一瞬间成功跳伞外，其他飞行员都壮烈牺牲了。这场空战打得异常惨烈。敌军最后还剩下了5架轰炸机和3架战斗机，当轰炸机炸弹用完后，也不离开，而是继续扫射我消防人员和消防车，让我军不得迅速扑灭机场上的大火。约1.5小时后，用完所有弹药和汽油的日军，驾机撞向地面。这时我笕桥机场已经被火海吞没。
我军的返航飞机，只得往附近的苏州机场降落。苏州机场较小，我军优先降落Bf109战斗机。而大部分Ju87轰炸机则只能遣往公路地带迫降。幸好Ju87轰炸机速度低，对降落条件要求不高，大部分都安全着陆了。只是要重新开回机场，还得很费一番功夫。
苏州机场规模不足，只能保证我Bf109战斗机出击，驱赶从日军台湾基地来犯的日军轰炸机。至此，日军达到了其空战目的，虽然还不能在我军上空建立空中优势，却也使得我军一时无法轰炸日军舰队。
鉴于战局的变化，以谨慎为主的林伯虎立即改变方针，决定不再诱敌，而是先保自身安全。他与德国参谋商议后，立即调德国潜艇在黄浦江和杭州湾布雷，减缓日军舰队登陆。同时，他命令孙立人率领陆军部队，攻击龟缩在水泥工事后面的日军。并期望在日军舰队登陆前，拿下上海市中心。
日军上海指挥官谷寿夫开始嚣张，他们竟然也在上海开了记者招待会，向英国法国等记者宣传了其坚固的水泥工事，号称这种工事有法国著名的马其诺防线一般坚固。就在这时，一批专门对付日军这种防御工事的武器，悄悄运到了孙立人将军的部队中。
夜战烈火阵
这一日，尧明与蒋介石一道在蒋介石的府中聊军事事务，宋依华温柔地给两人各端上一杯茶来。尧明很认真地道了谢，宋依华也坦然受之。蒋介石却觉得很多余：“都是一家人嘛，何必要那么客气。”
尧明笑着解释道：“西方文化与东方文化不同。对于别人做的任何好事情，不分亲疏，都要立即道谢。但道完谢后，就不再相互拖欠了。中国文化讲究‘大恩不言谢’，是要把恩惠记在心中，知恩图报的。我喜欢恩怨快结快了，心中少点块垒，好往前看。”
蒋介石却摇摇头，心想：“我手下那些人，不靠恩惠，怎么指使他们？”。
两人一边喝茶，一边却说起了中国空军最近对日本进行的“文明轰炸”。现代战争的交战双方，不仅在战场上厮杀，还在战场外进行各种心理较量。日本政府严格控制新闻、完全操控新闻媒体，随意颠倒黑白、混淆是非，对国民大搞愚民政策和奴化政策。对这样的政权，似乎很难实施心理战。在原时空，美国杜鲁门总统在决定将原子弹投到广岛和长崎时，曾经说道：“日本帝国能够听懂的唯一语言，就是我们的轰炸。”
但杜鲁门在美国，因为往日本扔原子弹的事情，曾经受到了广泛的批评，还影响了总统连任的竞选。尧明主观上不愿意选择无差别轰炸，客观上也暂时不敢与日军对打城市轰炸，只好选择了投传单的“文明轰炸”。然而日本帝国主义严格控制国民思想，对人民都进行了效忠天皇的洗脑。军事参谋们纷纷反对，认为我方的宣传轰炸风险大，耗资大，效果却很有限。
尧明毕竟从二十一世纪穿越回来，却知道破除这种控制国民思想的妙招，那就是揭穿日本政府的谎言，让人民不再相信政府。为此，尧明让被俘虏的日军，用方言和俚语详细地记录了他们出生地周围发生的故事，并将这些故事作为传单的重要部分，让人民相信这样的传单，绝不是中国人能炮制出来的。在传单的最后部分，却声明这些俘虏还活着，只是不能言明身份，请收到传单的人代为转告，让亲人们放心。
日军为了稳定军心，从来不报道士兵被俘虏的事件。仿佛日军士兵在前线，都是战死的。通过这种宣传，日本军人都将在战斗中苟且偷生当成了耻辱。日军还在战报中，大大压低伤亡数字。在原时空，美国轰炸日本东京，投下了大量的燃烧弹，烧毁了不少日本的木质房屋。战后，美国方面公布的轰炸东京时日本平民的死亡数据大约在10万左右，日本政府公布的数据也差不多。然而很多历史学家怀疑这个数据严重偏低。美国方面轰炸得太过分了，压低数据，情有可原。而当时的日本政府刻意压低自己国民的伤亡数据，却只是为了面子上好看一点。
人都是有一份善心的。那些在战争中失去亲人的人，也永远对亲人的生还抱有一丝期盼。尧明只希望这样的传单会在民间偷偷传递，安慰那些在战争中失去儿子的母亲，失去丈夫的妻子，失去父亲的儿女。
当然，传单中还有其他内容，诸如揭露日军在中国的暴行之类。那些被俘虏的日军都在传单上，深有感触地、认真地写道：“如果你们期望自己的儿子、丈夫、父亲能够在这次不应该发生的战争后，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作为一张阵亡通知单或一个野兽返回家园的话，请你们多多叮嘱他们，在中国少作一点恶。”
传单后面，还特地介绍了非常实用的“亲人告士兵十二法”：一.随时带上家人照片。二.学会自慰。三.漂亮士兵将脸部及臀部划伤，提防变态军官。四.被军官毒打后，不要对韩国或台湾士兵发泄，而是将军官的名字写在纸上擦大便。五.汇报战果时一定要撒谎，报喜不报忧。六.千万不要指望当官，当官的会经常被赐剖腹自杀，被俘时还会被士兵毒打。七.部队伤亡超过一成时，偷偷对自己打一枪（附图，如何用脚指扣步枪扳机打自己的胳膊）。八.随时收集锋利的石片，冲锋时，在头上狠狠地划一下，装着被弹片划伤。伪装效果极佳，血流如注却伤势不重。（请随时查收传单，注意七、八项内容的更新）。九.当逃兵或俘虏时，千万不要被军官看见，或者索性将军官杀死，以免危及家人。十.相信中国军队绝不虐待战俘，也不暴露俘虏身份。十一.不要相信长官。长官病假多的时候，仗一定不好打。十二.永远记住，中国是中国人的地方，做坏事是被当官的逼的，自己不要当禽兽。
当尧明得意地向蒋介石讲述他的这番心理战时，蒋介石根本不以为然。他说道：“尧兄，我真的希望你停了这种轰炸。就算日本人不相信政府了，又能怎么样，日本政府控制了舆论，照样可以把人民驱赶上战场。”
尧明笑道：“政府控制舆论的国家多得很，比方南美洲的各国，大多这样做。但这样的国家却远远不如日本帝国主义那样危险，根本的原因就是人民并不相信政府。所以不管政府说什么，下面自行其是。这样的国家的特征是因为缺乏舆论监督，政府腐败。但这种国家却一般不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
尧明还举例说道：“你看日军轰炸杭州笕桥机场的那番勇猛，南美士兵是绝对做不到的。日本帝国主义是一种疯子政权。国际政治家们，最怕的也就是这样的疯子政权。对于南美的那些腐败政权，只要不太过分，大家喊两声口号，却都放过去了。”
宋依华却笑道：“大言炎炎，不知羞耻。你在德国还不是控制舆论，还让人民都信你。却没见你像个疯子。”
尧明心说：“天啊，我就是因为继承了希特勒那个疯子的身体，才深有体会。”，嘴上却笑道：“你信不信我？”
“我当然相信你。”，宋依华毫不犹豫地说道。
“你看，连你这么聪明美丽的小姑娘都相信我，那德国人民相信我，还会错吗？”，尧明趁机讨好宋依华道。
“哼，老鼠上天平，自称自赞。”，宋依华笑道。尧明却说道：“宣传轰炸才刚开一个头，我还有好多神奇的招数，捉弄日本政府呢。细心看着吧。”
日军在海上吃了几枚水雷，又在本土挨了些宣传炸弹，竟悍然出动飞机，轰炸我北京、天津、上海、南京、杭州、广州等城市。当时没有雷达预警系统，我军很难防范这种空袭，一时间，我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了巨大损失。
尧明赶到轰炸后的现场，痛苦地看着人民家破人亡、流离失所的一幕幕惨象。尧明的身体内，还残留着烽火那种冲动的血质。在一瞬间，他几乎按捺不住，想命令空军，对日本发起报复性的轰炸。
在原时空，德国穿越英吉利海峡，轰炸大英帝国时，一开始炸得很有思路，专门轰炸大英帝国的军工厂。在轰炸过程中，有数架德军飞机的炸弹落在了伦敦附近，丘吉尔立即找到了借口，开始了对柏林的轰炸。据说希特勒暴跳如雷，立即改变策略，命令空军组织对伦敦的轰炸，而放过了大英帝国的军事工业。这一策略转移却中了丘吉尔的计，一是德军的轰炸目标太固定，大英帝国的空军很容易拦截德国空军。二是大英帝国的军事工业获得了宝贵的缓冲时间。英吉利海峡的空战最终以大英帝国得胜而结束，希特勒不得不放弃了入侵英国的计划。
想到原时空希特勒的失败，尧明终于抑制住了自己的冲动。纯粹的快意恩仇，是政治家的大忌。若我军急于采取报复轰炸，不仅以前的宣传轰炸前功尽弃，还为日军升级轰炸程度找到了借口。盲目地跟随日军的节奏，打一场打不赢的相互轰炸战，还不如另寻其他路径，“你打你的，我打我的”。
为此，尧明与林伯虎、孙立人等密谋一番，对如何攻击上海租界的日军进行了一番布置。日军在我各大城市轰炸造成的惨痛，我军要在上海租界的日军身上找回来。
我军首先派飞机轰炸了租界的发电厂、自来水厂、广播站、电话电报局等设施。首先摧毁了租界的能源、供水和通讯系统。
夜晚，我军强行停掉了其他国家租界的供电，一向灯火辉煌的上海市，竟然突然间变得一片漆黑。
日军猜测到我军会利用黑夜强攻，他们立即将部队布置到了水泥工事修筑的阵地上，耐心地等待着。
我军步兵借着夜色的掩护，向日军阵地爬行。日军频繁地使用照明弹。然而我军进攻队伍却每人持了一面钢盾牌，可以阻挡子弹的射击。夜间即使有照明弹，日军也很难瞄准，再加上我军有钢盾牌，日军却不愿意用数量不多的反坦克穿甲弹对付，一时间，只能看着我军利用照明弹的间歇，步步逼近日军阵地。日军利用迫击炮还击，但我军分布稀疏，战士又都采取匍匐前进的姿势，我军伤亡并不大。
在阵地的一些地段，一批强悍的日军冲出其水泥工事，向我军发起冲锋，却被我布置在远处的机枪火力打了回去。日军冲出阵地与我接战，完全失去地形优势，伤亡比我军还大。
我军逐渐接近日军阵地，行进到了不到50米的地方，这时候，敌军的斜向射击已经威胁到了躲在钢盾后的士兵。
我军立即向敌军阵地发了一轮烟雾弹，借此机会，我军前进到了离敌军阵地30米的地方。日军想扔手榴弹阻击我军，却发现距离刚刚差了一点，扔不到位。我军趁机消灭了一些因为扔手榴弹而暴露了身体的日军。
日军并不没有过于担心，这剩下的30米，是生死之间的30米。日军的机枪手耐心地准备着，就等待我军发起最后冲锋，对我军进行杀伤。
就在这时，阵地上的某些地段突然亮起了强烈的探照灯，照射着敌军阵地，一时将敌军晃得睁不开眼。同时，传来了坦克马达的轰鸣声。
我军的多辆豹I坦克，以局部密集的队形，开足马力，向敌阵发起了冲锋！
原来坦克掩护步兵冲锋时，为了照顾步兵的速度，坦克的速度明显地降了下来，给敌军的反坦克武器留下了充足的射击时间。在原时空，蒋介石在上海使用了中国军队为数不多的坦克，却被日军在巷战中一一摧毁。尧明和古德里安商议良久，却想出了这样一个打时间差的计划。先把保护坦克的步兵利用夜色顶上去，再让坦克全速发起冲锋。
德国的豹I坦克的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50公里。冲刺100米，只需要不到10秒的时间。日军的反坦克炮只慌慌张张地发了一炮，我军坦克就已经冲到了敌军工事前。
日军被强烈的探照灯照射，一时什么也看不清楚，只听见轰隆隆的坦克声瞬间就临近了阵地，都吓得心里怦怦乱跳，一个劲地胡乱往外开枪射击。有一个强悍的日军军官在不断高喊：“不要怕，德国坦克只有机关枪，拿我们的水泥工事没办法。”
话音刚落，一道道熊熊的烈焰，却从工事的射击孔处喷了进来。“哇！”，那个日军军官顿时全身着火，发出了被烧着的老鼠一般的尖叫。
火焰喷射器喷出的，是极具粘性的化学溶剂和汽油的混合物，一旦粘在身上，再也无法甩脱，只能被活活烧死。被火焰喷射器烧着了，是战场上最残酷的死亡方法。日军不怕死，却从来没有见过这样残酷的死亡方法。顿时只听得堡垒内的日军发出尖利的叫声，像被火烧着了的鼠洞中的老鼠，纷纷往工事外逃窜。很多人身上燃着了大火，还在拼命地逃亡。一支强悍的军队，在这种恐怖的武器面前，只剩下动物逃生的本能。
我阵地上的机枪、冲锋枪、半自动步枪等武器早就严阵以待。暴风雨般的火力，将日军成片地打倒。
这一种火焰喷射器坦克，却是德国为了对付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准备的秘密武器之一。
我军的步兵则趁机冲上，用早就准备好的炸药包，从工事内部，将日军水泥工事炸上了天空。开战刚刚半小时，日军的所谓马其诺防线，就已经被攻破了几个大缺口。
邓小平怒骂孔祥熙
林伯虎、孙立人带领着中国军队，在上海浴血奋战，不断地攻击日军。日军的外围防御在不断地被我军清除掉。日军也组织了多次反扑，与我军打开了阵地争夺战。
林伯虎却在这时，将坦克撤了出来。根据隆美尔的综合防御建议，坦克要尽量保留下来。日军在海上，能够很机动地选择登陆地点。我军需要靠坦克和汽车运输的部队，迅速在敌军的登陆点附近集结，将日军驱逐回大海中。
在进攻时，我军步兵的主要攻坚武器仍然是烟雾弹、盾牌、火焰喷射器和炸药包。林伯虎搞了一种三三制的组合，把一个班的士兵分成三个作战小组，而每个作战小组，有一套自己的绝招。有的小组擅长用炸药包摧毁工事，有的小组擅长用火焰喷射器将敌军烧得鬼哭狼嚎，有的小组枪法准确，善于狙击日军，协助压制敌方火力。
在防御时，我军用沙袋布下防御工事。国民党军传统布置的沙袋工事只有一面，像一堵墙。士兵在沙袋背后反击敌军。这种工事有个大缺点，就是士兵是半蹲着或站在沙袋背后，日军的步枪或机枪直射造成的威胁小，但手榴弹和炮弹在我军背后爆炸时，很容易造成伤亡。
林伯虎命令布置双重沙袋，将阵地搞得想一个夹墙，又像一个升起来的壕沟。除非敌军炮弹或手榴弹直接落在夹墙内，否则很难对我军造成伤害。
日军善于近战，靠集团冲锋和拼刺刀夺取阵地。我军则加强了投手榴弹，增加在20米内的战力。我军还配备了小冲锋枪，增加近战火力。我军还将机枪阵地略微往后布置，使得日军的手榴弹兵很难摧毁我机枪阵地。
日军同样擅长夜战。靠夜战攻坚也是日军克敌的诀窍之一。为了防止日军夜战突袭，我军还在阵地前点燃了火把，布置了铁丝网和简易响铃。加强突前哨兵设置和巡逻。使得日军夜战不带有突然性。
我军在外围控制了发电厂，可以对阵地照明。但探照灯常开着，会被日军的狙击手打掉。林伯虎就命令部队将探照灯关闭，只待敌军冲锋时，才突然打开。日军会一时间被直射的灯光照得什么也看不见，我军则趁机毙敌。
我军在国仇家恨下，战士人人奋勇。我军人数也占优势。为了练兵，也为了保留士气，让部队休息充足，林伯虎还不断将部队换防，轮番上阵。在原时空的淞沪抗战中，我军防御时，由于采用了区域责任制，结果有的区域部队一直未与敌军接触，士兵怕与日军交锋。有的区域则反复与日军接战，部队消耗严重，弹药不济，人员过度疲劳，士气低落。当时蒋介石并没有完全清除军阀势力，为了调度部队相互支援，不得不亲临上海前线指挥。
经过多次反复争夺后，日军不断退缩，逐渐失去其防御工事。但与此同时，日军的登陆计划也正在偷偷展开，我侦察机在海面上发现敌军在不断地集结战舰，却不清楚日军的下一个攻击目标。
江浙人民在加紧抢修笕桥机场，还在修建一些临时小机场。为了防备万一，一些学校，政府机构，重要的工厂等都在开始往内地转移。政府开始在可能的交战区疏散人民。刘伯承在北方也在组织学校、政府机关、工厂等内迁。中国人民开始在艰难中，吞咽战争的痛苦。
这日，周恩来却请了尧明、孔祥熙、阎锡山、邓小平等，商议筹集军粮、疏散难民等大事。军政分家的好处立即体现出来了，蒋介石在前方忙军事，周恩来在后方帮助人民，稳定国家。
孔祥熙是现任财政部长，周恩来当代理总理后，却将农业部长的职务让给了阎锡山。阎锡山在山西抓“村本制”，治理农村还是有一套方法的。邓小平目前主要抓的，是开放经济和国际合作。
彭德怀却从山西发来了急电，说数十万大军驻扎在山西，出现粮食短缺。根据国民党的惯例，军队都拥有地方管理权，在当地自筹粮食。这种方式虽然减弱了对中央财政的依赖，也正是形成肆虐一方的军阀体系的根源。
解决办法看起来简单，粮饷都由中央发。孔祥熙这个山西富商出生的财政部长当得并不好，国税收不上来，要么粮饷发不下去，要么国库透支，就很可能出现通货膨胀。
当时中国资本主义正处在最为罪恶的“原始资本积累”阶段。这个阶段的资本家的特色是极端自私，缺乏道德，赚取人民的血汗钱，发国难财成风。山西其实不缺粮食，但一下子增加了部队数量，又增加了各种建设工程，粮食需求在增加。商人们就趁机放大这种需求，造成恐慌心理，以谋取暴利。
阎锡山是商家出生，孔祥熙也是山西富商出生，两人在一起，其实是很容易针对商人，找到对策的。偏偏孔祥熙私心太重，有些事情涉及自身利益，而阎锡山则过于中庸，深怕太出头，得罪他人。
尧明当即采取了激将法：“对付山西商人，却是山西商人心里最清楚。只要我们的财政部长和农业部长能超越自我，在短期内，拿个临时方案出来，对付山西富商并不难。难的是制定一系列实用的长远制度，以国家宏观调控和国家局部参与的方式，让国家具有对粮食交易控制的能力。”
大家对尧明的建议中的后一项感到惊讶，就向他询问其具体内容。尧明道：“任何一件事情都有利有弊，设置任何政策，不仅要考虑可行性，还有考虑副作用，考虑制约副作用的机制。在战乱时，最简单实用的，可以称为快打斩乱麻的方法，是国家对粮食统一购销。”
尧明又道：“这种方法的弊端也很大，一刀切后，没有了差异，会打击农民的积极性。人都有自私的罪性。不管是商人，还是农民，由于少了教化，自私性很强。必须承认这个现实。”
尧明又叹息道：“基督教讲究赎罪，讲究对神的信靠顺服，也尊重国家政权。其实可以帮助国家管理。若信教的人比例大，我们制定政策时，鼓励因素可以多一些，防范因素可以少一些。”
“宏观调控，则是对粮食价格波动范围进行指导。局部参与则是在某一些地区，由国家进行一些短期的购销，帮助消除流通中的堵塞。最关键的，是粮食的流通。我只想建议一些原则，具体方案嘛，不论是阎锡山先生，还是孔祥熙先生，都知道富商们是怎样钻漏洞的，也更知道如何才能堵住这些漏洞。难的却是为天下办大事，要损伤自身利益。”
阎锡山红着脸说道：“尧兄的一生何求之言，我现在还记得很清楚。既然想求影响天下之大权势，那鸡毛蒜皮的中庸之道，早就该放下了。我只是恶习难改而已。”，他又对周恩来说道：“总理放心，这件事情，我回去就认真地想一个方案。到时候还请孔部长指教。”
孔祥熙却是一直以姓“孔”而自豪的。中庸之道，原是孔孟之道的精髓，听阎锡山如此唾弃之，不由得脸色阴阴。尧明顺便提醒，不管经营哪一个行业的商人，不仅要受管制，还要有一本营业执照，才能取得这一行业中的经营权。那些囤积粮食的富商，干脆靠法律手段，禁止其粮食经营，把这股风气先压下来。
如何安置难民又是另外一个大事情。尧明强调最基本的原则是“国家爱人民，人民才能爱国家”。原时空中国的灾荒年中，逃难的夫妻装扮成兄妹，让妻子再出去嫁人，丈夫帮人打工，变相地为了糊口而卖身为奴隶的例子真的不少。尧明不愿意看到这样的惨剧。
尧明想起了在中世纪时，法国教士让法国人种植红薯，为圣女贞德筹集军粮的故事。就建议在南方农村广泛种植红薯等经济粮食作物。邓小平则敏锐地意识到这种粮食作物不方便运输，必然出现让产粮地的农民吃红薯，却将大米等往外调的“逆经济”局面。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要实现这样的步骤，必须靠政府行政命令和强制。尧明则补充建议，让国家拨一部分经费普及教育，也吸引慈善和宗教机构普及教育，却从小孩开始，教导他们爱国爱民。以这种方式，帮助农民理解国家的“逆经济”政策，疏导农民的心态。
同时，尧明建议推行“粮票”以及相应的配给制度，靠粮票控制粮食消费，保证有粮票的人，都能吃饱饭。并靠粮票的流通，引导粮食运输。当然，这种配给制度也有弊端，那就是若搞得太公平了，就很容易出现“吃大锅饭”的局面，弄不好，反而搞出了乌克兰式的灾荒。中国农民的自私性是很强的，政策制定不能理想化，必须考虑人的罪性。
尧明建议采取与德国类似的措施，领粮票的男人要参加义务劳动，包括修路等。其实中国正面临一个经济发展时期，只要政府组织得好，劳动力不是富裕，而是缺乏。针对中国妇女社会地位低下的情形，尧明则建议不按家庭，而按人头，将妇女和小孩的救济粮票直接发给妇女。妇女领取粮票和救济，则需要参加义务教育，学习文化，并教育子女。
中国人常说：“不能治家，何以治国。”，然而那个年代中国人的治家，先将女人变成生育子女、发泄性欲，甚至发泄心中积怨的工具。对孩子则是打骂由心，蛮不讲理，要求小孩对大人盲从。如果说中国人不寻求上帝，那就大错特错了。旧中国，在家里男人是上帝。在外面有权有势的人是上帝。在地方军阀是上帝。在国家独裁者是上帝。在二十一世纪嘛，独生子女是上帝。
带着相同的思维治国，可以想像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解放妇女，让妇女有真正的独立的社会经济地位，却是解放中国人思想的一大根本。保护儿童权利，教育儿童，也是改变中国社会的关键。
孔祥熙面露难色，这一些政策若施行起来，自然都很好，但国家税收不到位，心有余而力不足。他便说道：“中国的难民，最好不要太迁就。难民往往也是刁民。要是刁民都吃饱饭了，其他人就会不平衡，不想干活了。”
尧明一声长叹，说道：“西方人手上，有本《圣经》。根据《圣经》的教义，神是这样一个牧羊人，若神有一百只羊，其中一只迷失了，神会暂时不管那九十九只羊，却专门去寻找那丢失的一只。我一开始也很不理解这一点。”
“后来一个牧师讲道，讲联合（United）。他举了一个交响乐的例子。说交响乐在一开始调音的时候，却是以最难调的乐器定基调。让所有的乐器，都将音调调到与那最难调的乐器相同的音调上。因为那最难调的都调好了，其他的乐器自然容易跟上。”
尧明又说道：“我们儒家讲人之初，性本善。孔祥熙先生，你心中的自私心，我也不说了。但你心中的自大，我却要说。你对那些生活在最底层的人民有多少了解，凭什么说他们是刁民？”
孔祥熙却仗着是宋霭龄的丈夫。宋霭龄原是宋家的“家主”。孔祥熙又曾经捐献资助过孙中山的革命。连孙中山都要卖他的帐，当下就拉下脸来，说道：“中国的税收这么少，根本收不上来。中央财政如此困难，这些中国的内政，你这个德国人懂得太少，最好不要横加干涉。”
尧明被这话说得一愣，正在习惯性地检讨自己，是不是太理想化了。邓小平却拍起了桌子。“内政？中华民国有内政吗？在尧先生帮我们铲除军阀势力前，你孔祥熙能从几个省拿到税收？咱们有明确的法律吗？就算有，咱们的立法能在几个省执行？咱们的部队的军饷是怎么发的？是中央发的还是地方自己征收的？地方的豪强欺男霸女，作威作福，无法无天咱们管得了吗？国民党内越来越严重的派系对立咱们能制止吗？政府官员的腐败越来越严重咱们能杜绝吗？官商勾结，欺压平民的现象还少了吗？如果你不想他人过问，你先说出一套让天下的人都心服口服的治国方针来。”
周恩来看见气氛不好，嘴巴动了动想劝解。邓小平倔脾气来了，竟然一伸手就把他挡了回去。“这不是讨论个人尊严，甚至不是讨论国家尊严的时候。中国不改变现状就要亡国。今天借这个机会，我真的想听一听孔祥熙财长有什么办法？”
“目前国家税收年养活现役的200万军队都困难，就这么简单。现在很多地方还在继续让军队就地征集粮食。”，孔祥熙气呼呼地说道。
“这是一个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收拢地方军队，就没有可能解决税收问题。我这个财长有多大的权力？”，看见大家神色都不好，孔祥熙又开始装委屈。
“德国可以贷款帮助，国家也可以先贴钱收拢地方军队。我还可以想办法从美国进口一批粮食。但我的问题是，如果国家已经贴了半年的军饷，你还是收不到地方的税收呢？”尧明问道。
“那也有可能，地方的豪绅可能不配合。”，孔祥熙推卸道。
“你是一个不合格的财长！”，邓小平再次忍不住了，斩钉截铁地骂了起来：“在回答税收问题前，心里要把所有的可能性都想清楚。否则你今天来一个地方军队，明天来一个地方豪绅，一百年过去了，税收问题还是不能解决。”
阎锡山看见气氛不对，中庸之道的老毛病又犯了，向邓小平劝解道：“孔财长情有可原，他没有权力解决地方军阀问题。”
邓小平却说道：“不论面临什么问题，我们都要有一个态度：那就是人民赋予我们的权力，就是要我们去解决问题。我看不惯孔祥熙，是因为他的态度。不收拢军队就解决不了地方税收，我没有权力收拢军队，所以我无能为力。听起来合情合理。如果他每天都在所有场合叫喊收拢军队，那么他算部分尽职了。现在他一声不吭就完全错了。否则等待中国灭亡了，大家一总结才想起来税收问题，那就太晚了。”
邓小平气呼呼地继续说道：“他对自己的职责根本没有用心思考，碰到一个问题就停住了，而不是全面地把所有问题都想清楚了，一次性解决。照他这样当行财长，今天是收拢军队问题，等国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把军队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土豪劣绅问题，土豪劣绅问题解决了，他又会说立法执法问题，接着还会告诉大家税收合理性和比例问题，农民抗租问题，小商贩偷漏税问题，税务部门腐化问题，最后还有孔二小姐要生孩子，孩子要上学，长大了要娶老婆问题等等。”
邓小平直率地说道：“要想改变我们的政治军事弊端。必须先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那就是：老娘把我们生下来，作为男人，是让我们去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要提前想清楚。想好了就要像个男人的样子去做。没有条件就得去创造条件。需要支持就得向个男人一样喊出来。如果喊出来了没有人理会，就得像个男人一样去骂街，骂孙中山，骂蒋介石，骂周恩来，骂所有有权力却又不做事情的人。做事情要干净利落。要像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那样清正廉洁，为国为民。总之，就是要为人民作事情，排除一切困难做事情，把事情做好，做干净利落。”
邓小平这番话，把所有人都数落了一通。他还回过头来，气哼哼地盯着尧明，心说：“你这个老外，华而不实的东西说那么多干什么。把经济搞好了，中国人自己知道怎么搞精神文明。”
尧明却第一个站起身来，恭恭敬敬地对邓小平鞠了一躬。
邓小平一愣，跳起身来，然后爽直地笑道：“你这个高个子，向我这个矮个子鞠躬干什么？老子常常说：天塌下来了，都有高个子顶着。你向我鞠躬，是不是想向我甩包袱？”。
宋家王朝
这日蒋介石来找尧明，却剃了一个光头前来。其实也不是光头，却还有一层薄薄的短发。尧明知道原时空，蒋介石有一个“蒋光头”的绰号，就笑着询问原因。
出乎尧明的意料，他说的不是因为得了某种很不雅的疾病，因而脱发。他说是为了支持夫人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要求国民全民皆兵，学习日本军校的训练方式，剃光头，洗冷水脸，强身健体。
当时日本在全世界污蔑中国人是东亚病房。蒋介石这番作为，提倡国民强健身体，却也是一件好事情。只是他提到日本军校，原来是为了彰显一下自己曾经在日本受训的经历，有点小小私心。
战场上士兵剃光头，主要是为了方便头部受伤时的救护，也易于在恶劣的战场环境下保持头部清洁。
当下尧明笑道：“你就不要再提那日本军校四个字了。日本军校那一套奴化训练方式，训练出来的军官脑筋死板，只知道盲目服从，却缺乏主动寻找战机的能力。这些军官大多都受日本帝国主义影响，参与军阀混战的不少。蒋兄还是与日本军校拉开距离为好。”
尧明又说道：“你看最近打仗打得好的中国将军。刘伯承、粟裕、彭德怀、林伯虎、傅作义、卫立煌、孙立人等，哪一个有日本军校的背景？这样的人，反而对日军没有恐惧心理，在用兵时很放得开。最近日军连吃败仗，日本军校本身就不是一个好招牌了。”
尧明说这一席话，原是要帮助蒋介石改变一下思路，也顺便为自己在军中拉出这一批新干将找个借口。
蒋介石仔细一想，点头称是。尧明就建议道：“既然蒋兄要表示一番抗日的决心，我倒有个好主意，却是将头发染成绿颜色。日军一日不离开中国，就不去除这染发。”，这招在美国企业里，有一些中级管理层喜欢运用，用来鼓舞员工，按进度完成项目。蒋介石听完后，兴高采烈地去了。
不料宋美龄却怒气冲冲地找了回来，说道：“尧，我一番尊敬你的心，你却咒我是个不贞洁之人。”
尧明大吃一惊，说道：“哪有此言？”。
宋美龄眼圈红红的，说道：“你让蒋介石戴个绿帽子，不是咒我吗？”。
尧明这才恍然大悟。他确实有捉弄蒋介石的心，但此刻见宋美龄如此说来，深知自己太过分了。在原时空，尧明听信传言，说宋美龄有红杏出墙之举。但此刻看她神态，却实在不像。
尧明只好装糊涂，连声道歉，对宋美龄解释说不知道中国文化，绿色代表这样的含义。并说绿色在国际上一直代表和平，他原来是想让蒋介石扮一个追求和平的军事领袖。
宋美龄心情稍微好一点，就幽幽地说道：“今天大姐（宋霭龄）从美国打电报来，向我诉苦，说那个邓小平将孔祥熙平白羞辱了一番，你却在一旁对邓小平大鞠躬。现在你又想给介石戴绿帽子，我们还算一家人吗？”
尧明一愣，心知“宋家王朝”的事情，终需了结。就说道：“宋霭龄、孔祥熙与中国革命的瓜葛，我一直不清楚。你能给我讲一下吗？”。
宋美龄叹道：“在宋家，我大姐最疼我了。我却知道她的心事多一些。她嫁孔先生前，曾经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1913年到1914年间，孙中山先生因为二次革命失败，流难日本。当时他的处境很不妙。在两年前，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他终于取得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成为了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总统。”
“记得辛亥革命成功时，我家是美国华侨。我记得父亲摆酒相庆，大宴宾客。与教会里的一些朋友提起中华民国，分外激动，只夸她是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却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那番神情，似乎中国人民的光明前景就在眼前。我父亲身为孙中山先生的挚友，一直支持孙中山先生革命。”
“但不到一年功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就被封建官僚袁世凯所颠覆和篡夺。”，宋美龄恨恨地说道，“从此中国陷入军阀格局的混乱之中。”
“是的，袁世凯是中国第一个由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尧明也恨恨地说道。
宋美龄接着解释道：“为了民族大义，孙中山先生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中山先生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但阴险残暴的袁世凯很快就撕毁了《临时约法》，开始清除革命党人，并暗杀了当时深获民众声望的宋教仁先生，最后图谋复辟称帝，恢复封建统治。”
“1913年，孙中山先生被迫发动了‘二次革命’，但因为大英帝国支持袁世凯，革命遭到失败。他既被袁世凯那个篡权者宣布为叛国者，又被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的各国政府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还是坚持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命运的最低潮，他仍坚持不懈。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其中就有我的两个姐姐。”
“当时大姐（宋蔼龄）是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一直支持着他的革命事业。在革命活动中大姐已经深爱着孙中山。当她向父亲提起这个想法的时候，我父亲却坚决反对。一来孙中山已经有妻子和一儿两女，年龄又比大姐大22岁。二来孙中山先生发妻尚在，我父亲信奉基督教，无论如何不愿意让自己的女儿犯下亵渎圣灵的破坏家庭的罪过。”
“当时孙中山急缺革命经费，眼见爱郎忧心国事，日渐憔悴，又兼自己的心愿被家人一口否定。大姐不由得怀着一种对孙中山先生的深深爱意，毅然决定下嫁正在追求她的，刚刚丧偶的富裕商人孔祥熙。并通过孔祥熙的商务势力为孙中山筹集经费。大姐性格含蓄，尽管为孙中山作出了这么大的牺牲，却一直把柔情深藏在心底，从来没有对他表露过一丝一毫。为了继续支持孙中山先生的工作，她还推荐了二姐（宋庆龄）继续担任他的英文秘书。”
“万万想不到的是，二姐对孙中山先生竟然一见钟情。二姐性格是家中最倔强的，她竟然毫不犹豫地向孙中山表示了爱情，两人陷入爱河之中。我和二姐的关系也一直不错，打心眼里羡慕他们。”
“孙中山先生比二姐年长26岁，他们的恋爱遭到了家人更大的反对。当时我还在美国读书，少女情怀。宋家只有我支持二姐。”
“1915年6月，孙中山先生与发妻卢慕贞协议离婚，并同二姐谈婚论嫁。二姐回到上海征求父母同意她的婚姻，但却被父母软禁在上海家中。她性格坚毅，竟然从窗口悄悄逃出，奔赴日本，与孙中山先生于1915年10月在东京结婚。我父亲赶到日本，但未能及时阻止婚礼。愤怒之下，我父亲断然和孙中山绝交，并和二姐断绝了父女关系。可怜我父亲，因为身患肝癌早逝，一直到临终都没有能再见二姐一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