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生抗议华北自治自长城抗战以后，华北自治运动步步紧张，经土肥原登场，运动发展到高潮。国民 政府以至华北当局左抵右挡不过是权宜之计，度过一时，更大的压力随之而来。根据牛 顿动力定律，一切动力，压力越大，反抗力越大。自治运动发展到中国学生运动史上著 名的“一二·九运动”与“一二·一六运动”也是必然。学生运动的深远影响是国民政 府当局和日本人始料不及的。它既种下了“西安事变”之因，又使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观 点得以广泛传播。以至萌透出日后国共两党在中国大陆败胜的萌芽。史评“牵引世局， 至为重大”。宜予一述。
北平学生运动，在“九·一八事变”南下请愿时，国民政府以越出法律范围，将学 生押送回北平以后，士气极为消沉。1933——1934年间，塘沽城下之盟，关内外通车通 邮之事，虽相继刺激，大学学生沉酣歌舞逃课罢考之事屡见不鲜。1935年春天，北京大 学、清华大学、东北大学皆因红色嫌疑遭受军警搜查，师生受军警逮捕。北京大学的帝 国主义研究会，清华大学的现代座谈会，皆先后被封禁。不久，何梅、秦土交涉事起， 察哈尔省、河北省主席被调免，国民党、中央军被迫退出冀察。《邦交敦睦令》发表， 亲善交涉不变，外交屡屡失利，学生等非无耳目，但因新闻管制，报章消息吞吐含糊， 知国难实为严重，政府有难言之隐。有识之士始因沮丧而失望，继而失望而怨愤，再由 怨愤而疾呼。“偌大华北，已不容安置一张平静的书案。”虽然是宣泄学生心中之忧愤 彷徨，也反映出青年对政府怨望。
据《斯诺夫人扎记》（未发表）记载，1935年10月下旬，燕京大学学生高鸣楷（音 译）建议，联合北平各大学中学学生向国民党六中全会请愿要求言论自由和人权。后经 过数天奔走联络，得到部分同学赞成，于11月1日，用十校自治会名义向六中全会提出请 愿书，其略曰：奠都以来，青年之遭杀戮者，据报纸记载，至30万之多，其遭受拘禁者，更不可胜 计。杀之不快，更施以活埋；禁之不足，复加以毒刑。地狱现形，人间何世……
书末，历举北大、清华集会被禁，吁请政府尊重约法精神，开放言论集会结社自由， 禁止非法逮捕学生。
其十校名称：清华大学、师范大学、燕京大学、河北省立女子师范学院、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北 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天津中西女学、北平贝满女子中学、北京汇文中学、天津汇文中 学。
请愿书送到南京时，正值汪精卫遇刺，六中全会匆匆闭幕，未及处理。学生深为失 望，而天津日文报纸登出华北民众自治促进会成立消息，提倡中日提携，鼓吹冀察鲁晋 绥五省自立。日本宪兵又四出捕人，爱国青年多不自安。燕京大学学生东北同乡会会长 张兆麟（西安事变时，任西京日报负责人）见平津危急，将为东北四省之后，则欲恢复 学生联合会（联合会在1932年停止活动），发表反对华北自治宣言，要求政府抗日。此 议得到燕京大学同学的赞同。又经过多次接洽与筹备，北平市学生联合会于11月18日在 女一中学内成立。参加学生列名的有22个学校，但除燕京女一中及法商学院，曾有自治 机构外，其余皆以个人身份参加。在当时按教育法令要求，是禁止学校之间成立联合组 织的。
学联会成立不到一个月，平津形势日见恶化，教育界五大校长20余名教授发表反对 华北自治宣言，殷汝耕在冀东成立自治委员会、冀东号日制飞机在北平上空散发传单， 北大校长蒋梦麟被日军传唤，军警搜查北大，并在东北大学捕去学生多人。当时斯诺夫 妇留住北平，告诉燕京大学同学说：君等如对国事欲有表示，则宜在12月10日以前，迟 则华北易主，便恐不及。因斯诺夫妇是美国人与美使馆有联系，其与学生关系也比较密 切，其家中常为学运大本营，学生们对他们的话也很信服。学联于12月3日开第三次代表 会议，作出12月9日游行示威的决议。此时恰何应钦奉命来到北平，学生们决定拟请愿书， 面交何。会议商讨游行示威详细计划12月四五两日分头准备。12月6日在燕大体育馆最后 磋商。参加游行学校计15个单位，即：1.燕京大学学生自治会2.清华大学学生自治会3.师大各班学生代表联合会4.东北大学级长会5.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三院学生自治会6.交大北平铁道管理学院学生自治会7.北洋工学院学生自治会8.朝阳学院学生自治会9.华北学院学生自治会10.河北省立法商学院学生自治会11.河北工业学院学生自治会12.北平市立第一女子中学学生自治会13.北平今是中学学生自治会14.北平艺文中学学生自治会15.北平崇实中学学生自治会请愿要求共6项：一、反对所谓自治运动；二、公布中日交涉内容；三、不得任意捕人；四、保障领土主权；五、停止一切内战；六、要求言论集会出版自由。
请愿团组织分工为监察、救护、交通、宣传四组，各组均置领队员与副领队员。遇 军警阻拦，由领队员出面说服，如遇殴击，领队员应坦然接受，死伤不避。领队员倒仆， 副领队继出。大队队形不散，男校学生写标语，印中英文传单，女校学生检习绷带扎缚 与急救止血方法。
会议慷慨热烈如赴国殇，有泣下者。
12月9日，北平天气极寒，温度在零下5度，黎明，男女各校学生如期出发，独清华、 燕大学生因西直门被军警关闭不得入，城内学生千人，沿途整队，呼口号，散传单，说 服军警放出围阻线，沿途经无数阻压，于10时集新华门前，大门紧闭，门前已经围绕数 层军警。学生推举代表要求入居仁堂求见何应钦，何应钦已于前一天躲到西山“休息”， 由军委会代表侯成出面见学生代表。学生愤怒，又听到燕大、清华同学皆被关在城外， 则分两队，一赴东城，拟在外交大楼示威，一赴西城接应燕大、清华同学。其后游行情 况据“密勒氏评论报”记者报道：西边队伍行至西单牌楼，遇警察11人，被拦截并放空 枪，捕学生数人，领队员任凭警察拳击脚踢或皮带鞭打，既不还手，也不退缩，前仆后 继，和声婉劝警察，一同爱国，警察多被感动，任其过去。东边队伍出王府井大街遇军 警，以水龙放射，朔风凛冽，领队员几成冰酱，学生亦多受伤，而秩序整齐，纪律如故， 外人旁观，皆寄同情，且为中国叹息。
学生应付警察自有技术，先以传单向其解说，次则高举双手苦求警察勿加干涉，并 说：“我们都是中国人，应该站在一块儿，千万莫打我们，希望你们跟我们一同打日本。”
有一领队被警察打倒，第二领队立刻上前，大队仍然向前拥进。警察报以静默。沿 途观众，皆知除队长及长官外，警察心里实皆同情学生，且佩服学生之爱国与勇敢。
12月9日之前，学生酝酿示威游行，当时北平警察局长陈继庵略闻风声，但不知详情， 因其职务关系，不得确实情况不便上报。这时北平市长已由秦德纯接任。12月9日这天陈 继庵得讯立即派出警察拦阻学生，按照以往惯例，学生队伍可能在警察的驱赶之下而散， 可是此次无法昔比，警察不肯卖力，学生队伍组织严密秩序整饬，发展声势无法遏制， 陈局长才不得不慌忙去报告秦德纯。
陈继庵在卢沟桥事变北平弃守后，继任伪北平警察局长，他也做过一件好事，即宋 哲元率部撤离北平之时，弃留文职及未通知到的军政人员一万余人。陈继庵在一个月内 将这一万人速改成北平户口，以免受人迫害。然而在“一二·九”时，是陈首先下令警 察殴打和拘捕学生的。
陈报秦后，秦德纯马上向宋哲元请示，宋无可奈何地说：“军队都没办法，学生又能怎样？”令秦妥善处理。
秦德纯的回忆录《海噬谈往》曾较详细地谈到“一二·九”。当陈继庵向秦报告时， 游行队伍已准备到东交民巷（一说去政整会大楼，一说去日本使馆）。1935年东交民巷 使馆正值日本国为值更年，日本得知学生游行消息即派机枪封锁住东交民巷路口，游行 队伍到达东交民巷北口（现在正义路北口）时，日本军人已经在高处架起了机关枪，只 等游行队伍进入使馆区即开枪扫射。
秦德纯回忆录中讲到，当时他得到消息，估计学生游行队伍一到东交民巷，日本军 人必然开枪，必然发生流血事件，学生血肉之躯必遭无谓牺牲。当时天寒地冻，为学生 免遭杀害，秦决定派二十九军官兵用水龙在北口阻止学生游行。据说执行军官曾下跪， 跪请学生队伍勿进东交民巷，并传达秦德纯的要求，要求学生到景山南门集中，秦市长 接见学生。当时，学生代表陆璀等要求代表游行队伍进入东交民巷，并表示学生游行示 威就是要求政府抗战，抗战就要有牺牲，牺牲就从我开始吧！
秦德纯还布置军警，警卫日侨商店，以免学生冲击扰乱引起外交纠纷和日方寻找借 口，其实秦把学生水平估计过低，他们已不再是义和团。他们不再是喝了符水舞着大刀 向洋枪队冲去的义和团。中国人在成熟。大部分学生后来都集中到景山南门听秦市长讲 话。
据秦回忆，学生秩序良好，官方用面包馒头茶水等接待游行学生。秦市长首先表示 自己也是爱国的，并且随时在准备抗击外辱，要求学生劲气内练，储为大用。讲话得到 学生鼓掌欢迎。
“一二·九运动”，因请愿书未能面递，同学又多受伤或被拘捕，学生愤无所出， 决议10日罢课。12月11日，东北大学学生9人又被拘捕，清华同学人心惶惶。13日，南京 发表冀察政委会消息，学生疑此将为变相冀东自治，乃发动更大规模示威游行即“一二 ·一六运动”。
“一二·一六”之游行，其事前准备较第一次远为周密，其队伍行动概用军队部属， 参加单位有44个，人数达7775人（12月9日参加人数约700余人）。规模之大实为空前。 从其组织指挥情形而看，系出自富有社会斗争经验者之手。12月16日，原为冀察政委会 举行成立典礼之日，因学生示威游行，延缓两天。12月16日学生游行情形如下：示威团分五大队，第一队由东北大学领导，第二队由中国学院领导，第三队由北京 大学领导，第四队由清华大学领导，第五队由燕京大学领导。集合地点为前门外天桥。 传单上只涉及反对华北自治，争取救国运动自由，未对政府攻击。学生出校即遭军警拦 截，学生冲出，到南长街口，警察又持水龙向学生喷射，为学生所夺，放水反射，警察 四散而逃。
大队至天桥集合后，就地召开市民大会，吁请抗日。呼口号散传单，市民给予同情 支持，争送茶水等。队伍游行至前门大街，遇二十九军武装巡逻队，拦路不许前进，领 队向前交涉，二十九军军官回答：“你们是对的，但我们匀奉上级命令，不得不拦。” 相持5个小时，学生队伍遂分两路，一向宣武门西行，一向前门北行。西行队伍至宣武门 始知门闭不得入，清华女学生陆璀爬入城门，欲扭门锁开城，为军警所执，第二天即释 放。清华、燕京收队先归，其他学校同学守坐城外，相持至夜。寒风侵逼，学生终日挨 饥忍冻，晚9时后始拟收队，分往东北大学及东城各学校投宿。军警乘黑夜之中，皮带、 刀背交下，学生多有受伤。事后检查，重伤者75人，轻伤者297人，被捕者8人，失踪者 25人。
两次学运正面史实虽仅如此，但其波涛动荡至为壮阔。天津（12月18日）、南京 （12月19日）、西安（12月18日）、上海（12月14日）、广州（12月12日）、济南（12 月16日）、长沙（12月18日）、武汉（12月17日），各地大中学校纷纷响应，游行罢课 请愿，反对华北自治，释放平津学生，讨伐殷汝耕。一个月间风潮扩至35个城市，游行 示威次数多达65次。是最为普遍的一次鼓动宣传运动。
“一二·九”学生游行之时，土肥原贤二伪作群众挤在人群中观看，第二天即在 《满洲日报》上发表言论，称“此次运动是受国民党和共产党鼓动的。”土肥原的言论 也许是他的猜测，或是有意这样解释！国民党鼓动自己的国民反对自己，似是不通。说 是共产党鼓动领导则是真的。高桥坦武官于第二次游行翌日向宋哲元提出控告，指控北 大校长蒋梦麟、教授胡适操纵学潮，要求驱逐蒋、胡离开北平，并惩办预防不力之军警。
第二次示威运动之后，学生中大部分主张作第三次游行，但未被学联会接受。学联 会接纳了清华、燕京学生要求，组织扩大宣传团，向平汉线附近乡村宣传抗日救国，此 议在第四次学联大会中通过。
扩大宣传团系由平津学生联合会共同组织，分五大队，下分大中小各队及排班，再 设常务、交通、组织、总务、纠察、调查、救护各组，悉采取军事化组织领导与方法。
各队预定1月8日在固安会齐，召开大会。全团学生达3000人，但宣传成绩不佳。民 众参加听讲者，好奇者占95％，同情者只占5％。固安之会因宣传口号，发生左右派之争 执。
右派主张，宣传口号只限抗日，左派主张宣传抗日并用倒蒋及打倒一切帝国主义。 右派愤恨共产党人从中利用，退出宣传团。左派将所余团员重加整编，约定1月10日会于 保定。但两日之后，各队均被冀察政务委员会便衣探警分别截回。各团返平后与燕京、 清华，东北大学等团体合组为“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其组织采取民主集中制，实行 列宁路线。1936年1月人数为300人，9月发展到1200人，占大学生总人数1A10，此支有组 织有纪律的志士，逐渐成为在共产党领导下的、掌握北方青年地下工作的核心。
“一二·九运动”的前十天，中国共产党发表了抗日救国宣言，呼吁工人、农民、 兵士、学生同心抗日。“一二·九运动”之后，中共再度发表告全国学生民众书，对华 北学运备致钦敬，并请工农兵学不问信仰与否，一律共同参加抗日，组织国防政府。恰 与军警用封禁拘捕手段对付学生成为鲜明对照。青年心理，何去何从自可明了。日本逼 取自治，原想防中国赤化，今日反使中国共产党势力深入华北，全民抗战思想深入人心。 日本人的失算不在国民政府之下。
中国近代史有两个明显的特殊现象，为世界上其他国家所鲜见。一个是学生运动， 一个是汉奸现象（汉奸现象下面再谈）。中国近代史中学生运动迭起，世界各国学生运 动都不像中国学运有其鲜明特点，有其鲜明的社会性、时代性、民族性。一个王朝的更 替，它的前奏都是学生运动。学生运动之后若干年这个旧政权消亡，以学生运动提倡的 新思潮，以政党或政权的思想体系建立新的政权。
举例说：康有为、梁启超“公车上书”，康、梁作为参加殿试学生，率百余名学子，上书光 绪皇帝，要求变法革新，后来戊戌变法被慈禧太后为代表的旧势力镇压，实则已使大清 王朝摇摇欲坠。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清朝覆亡。
1919年“五四运动”，反对袁世凯21条，袁世凯坐龙廷81天，引起天下大乱。
1926年，北京“三·一八”学生运动，段祺瑞政府以枪林弹雨对待请愿学生。段政 府已在风雨飘摇。
此次“一二·九运动”牵引世局，至为重大。14年后，国民党被赶出大陆。
……
中国近代史中的学生运动有几个特点，1.与外国侵略有直接关系。
2.一般在后期分化为两种观点，或者出现内奸，有人告密。
3.策源地都是在北京（北平）而后波及全国。
4.代表着将诞生的新政权的新思维。
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其基于孙中山三民主义思想，经过北伐初定中原。没有 远见的领袖们往往取得了政权掌握住军队以后，就忘记了中国的一条古老的思想：“得 其民，斯得天下矣！”蒋介石为何迟迟不进行抗日？他有他的道理，如：国家尚未统一， 共产党势力壮大，经济脆弱，没有战时金融体制，没有战时兵役法等等。说到底，是还 没有剿灭共产党。可是外交外战不断失策失利，国人无法忍辱。1931年“九·一八事变”， 连日本首相犬养毅都暗示中国要打一打关东军的气焰。可是张学良将军下令驻守在奉天 （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抱着枪躺在兵营里假装睡觉，看看日本兵冲进来好意思开枪吗？ 现在听起来像是说笑话，可是这是真的。“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 国人都无法理解。尤其令民众愤怒的是，政府对手无寸铁的学生下得狠心，而对嚣张跋 扈的日本人却软弱无能。中国历史上不是也有烛之武退秦师，蔺相如完璧归赵等不畏生 死的爱国志士嘛，现在怎么没有！一个政权将亡，首先想到的是搜刮民脂，继之封住他 们的口，镇压他们的反抗。自国民政府建立，到1935年不过十余年的历史，军事北伐， 政治南侵。好像自其诞生的那天就染上了中国固有的病毒。
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渐渐地意识到中国再不需要一个准皇帝代替一个旧皇帝， 一个变相的独裁代替一个名正言顺的独裁。宋哲元提出的“结束训政，实行宪政”—— 虽然提得不是时机——也代表着一种思想倾向。
在未取得政权之时，强调民意，在取得政权以后，强调综合国力，也是历史必然。
曾参加“一二·一六运动”的一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书中说过这样一段话：“……学生是对的，因为他们不能坐看外国的侵略；政府也是对的，因为他们想避 免一场必败的战争。学生不能体察到开战以后的局势，而政府必须取得青年的拥护，才 能完成他苦心撑持的政策……”
秦德纯在他的回忆录中也讲过类似的观点。可是当时政府举措维艰，与青年之间距 离难以弥合。1936年1月16日，蒋介石以行政院长的名义在南京中央军校接见师生代表。 在这之前左派学生就以“听训”之词嘲侮赴京代表。蒋的3个小时讲话，虽得到与会代表 信任，但未能造成深远影响。宋哲元“军队都没有办法，学生又能起什么作用”的话， 同样远远没有料到“一二·九运动”的影响也许远远超过了他们10万大军的力量。
当局是不会听学生和民众意见，官本位国家的传统就是尊卑有序。12月18日，以宋 哲元为首的华北当局还是半秘密地成立了冀察政务委员会。以长城抗战树立起来的二十 九军形象，使民众大为失望。
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前没敢公布日期，18日凌晨从东单到外交部街一带布置大批军 警，戒备森严如临大敌。成立大会极为冷清，到会来宾、记者、工作人员共20余人。宋 哲元致开幕词后，委员代表李廷玉讲话，成立仪式只用20分钟就草草收场。
接着举行首次委员会议，宋为委员长理所当然，推选常委三人，即：秦德纯、刘哲、 王揖唐。秦德纯属西北军势力，刘哲虽然是前教育总长，属东北军系统，王揖唐是前国 务总理，典型亲日势力，这三个常委也算是三足鼎立吧。再看整个人员安排，最高顾问 非土肥原莫属。其中委员如下：西北军势力：秦德纯（北平市长）
肖振瀛（天津市长）
张自忠（察哈尔省主席）
石敬亭（原西北军参谋长）
门致中（原西北军军长）
东北军势力：万福麟（前黑龙江省主席，五十三军军长）
刘哲（前教育总长）
胡毓坤（前东北军军长）
程克（前天津市市长）
亲日势力：王克敏（皖系干将，行政院北平政整会代理委员长）
王捐唐（前国务总理）
高凌霞（前国务总理）
李廷玉（前代理江西省主席）
贾德耀（皖系旧人）
冷家骥（资本家）
不久，在日方坚持下补充亲日势力，齐燮元、汤尔和、石友三、曹汝霖、陈觉先等。 以后又以各种名义安排了平津地区下台军阀、失意政客和亲日汉奸100多人。其中包括潘 毓桂、白坚武、张弧等。这些人在卢沟桥事变以后全部倒向日本人，积极参加了伪政权 的建立工作，在日本人的安排之下控制敌伪时期华北政权。
这些亲日分子中，身居要职，能量很大又深为国人切齿的人物，恶行不胜枚举者， 不妨再介绍，一下潘毓桂、石友三。
潘毓桂，安徽人。其父潘文楼与宋哲元祖父是同学。后来潘文楼在广西做知府，宋 的父亲宋湘被潘聘为家庭教师。1935年7月潘与白坚武、石友三发动北平叛乱，未果退隐 天津，后又到北平。抗战时期红极一时的名为中国人实为日籍电影明星李香兰就是在潘 毓桂家中长大，潘收其为干女。在贫穷落后的中国人中，潘的生活水平可算凤毛麟角， 家中有红外线抽水马桶，每日24小时可洗热水澡，“文明”的程度和现代人比，恐怕大 款莫及。潘在冀察政务委员会成立后，任政务处长，其貌似为宋出力实为内奸，1937年 “七七事变”前后其不断把军事情报密报日方。事态严重以后，每次军事会议情况，军 力部署调动，日人了解一清二楚，主要情报来源即出于潘毓桂之手。南范血战失利，佟 麟阁将军、赵登禹将军殉国，即因潘的出卖。
石友三在7月叛乱失败以后，逃回天津，四处活动以图再起。石觉得混得无聊，每日 必去泡名妓王双喜。这个女界名流对他也很仗义，每天不叫他掏出三万块银元绝不歇手。 因石友三在西北军时是宋的旧部，二十九军占据平津以后，宋深知石必不甘寂寞，为笼 络住石，免其闹事，与石商量，任石为冀北保安司令，并把陈光然等两个团交给石指挥， 同时将石自己拉起的人马再编两个团。石知宋意，把陈光然交给他，实是看住自己。石 友三知道自己名声不佳，在宋的眼皮底下拉起人马必很困难。石相信占卜扶乩，求签为 “上上”，石高兴地带着姨太太和十几匹宝马到北平安定门外的黄寺上任去了。
石友三很善交际，和土肥原、今井武夫多年前就有交往。
“七七事变”之前，石获悉东京、北平在传闻“七夕之夜必发生柳条沟事件”（柳 条沟事件指1931年9月18日在奉天柳条沟引发“九·一八事变”）石马上驱车在北平城里 四处寻找日本大使馆武官今井武夫，见到今井立即表示：“七夕之夜如果中日两军发生 冲突，我部决不与日方为难。”宋哲元撤出北平时挟其南撤，石友三趁局势混乱收罗散 兵，扩大实力，不久即扩充到12个团。土肥原这时已被任命为师团长也在鲁南一带，石 又与土肥原恰商投靠之事，后来被高树勋将军诱捕勒毙，埋在黄河沙滩里，让他魂归大 河了。
石友三与殷汝耕不同，殷投靠日人，打出大义凛然旗帜，呐喊所谓救亡口号。明知 自己不光明，却用光明的口号塑造光明形象。而石友三对自己投敌却毫不遮掩地说： “没有当过汉奸的人，以为汉奸好当，当过汉奸的人，真他妈的王八蛋才当汉奸。”
这也是汉奸的一个种类！
血祭卢沟桥——七七事变 第七章日本国内军人叛乱曾在燕京大学读过书并参加“一二·一六学生运动”的一名奥地利学生在1939年著 书，书中提到：“中日之战，在中国是太早了五年，在日本是太迟了五年。日本容许中国准备五年， 始行开火，是太迟了；中国如在1937再坚忍五年，日本或至不敢再和中国作战…”
20世纪30年代日本正面临空前未有的经济危机，由于军费支出连年直线上升，迫使 国家总预算连年有增无已。昭和6年（1931年）由于爆发“九·一八事变”，日本军费支 出占全国总支出的31.2％。昭和9年（1934年）便激增到44％，昭和11年（1936）又增 至47.7％。日本政府弥补巨额赤字的可行之策唯有发行公债和多印钞票，从而导致恶性 通货膨胀，日元贬值。再加上劳工工资降低，米价跌落，益以岁荒，中小企业纷纷倒闭， 失业人员踯躅街头，劳资纠纷层出不穷，都市农村经济同时陷于绝境。昭和7年（1932年） 年底，平均每一农户负债2000日元。各地报章每天都在刊登令人怵目惊心的社会新闻， 诸如“生计日艰，悬梁自尽”、“走投无路，父子自杀”等等。
另一方面，基于所谓军需景气的刺激，使明治维新以来的产业结构逐渐转向战时体 制。日本政府颁布了“重要产业统制法”，用国家权力来加强大财阀们对主要产业的控 制力，三井、三菱、住友、日产、申岛相继壮大，形成巨大的独占资本。这些大财阀们 和军部、政府勾结，他们被称为“死亡商人”。死亡商人既因战争崛起，就要诱发一场 更大规模的战争，以免业已扩大的生产陷于停滞。战争也就成为他们无时难忘的当务之 急之事。
早在1919年8月，在上海的一所公寓里，日本作家北一辉完成了一本叫《日本改造方 案》的书，北一辉，一个中学没有毕业，全凭自习，博学多闻文采口才俱佳的作家。鉴 于社会主义在世界各地蔓延，唯恐日本重蹈俄国覆辙，出现列宁的政权或是德国的社会 主义，他四处奔走到处游说，鼓励日本军人和有志之士断然改造日本。
北一辉的《日本改造方案》迅速风靡徬徨苦闷的日本少壮军人之间，他们将北一辉 的主张奉为金科玉律，尊北一辉为教祖。日本右翼理论家大川周明觉得北一辉大有利用 价值，便亲赴上海把北一辉接回日本，参加右翼革新团体“犹存社”，使日本极右派声 势为之一壮。
大川周明和北一辉起初同心协力，策动日本的暴力革命。当年日本少壮军人分为 “统制派”和“皇道派”。统制派强调稳重，皇道派采取激进。统制派尊军务局长永田 铁山中将为首，皇道派的首脑是参谋次长真崎甚三郎大将。
昭和9年（1934年）11月23日，日本内阁正在讨论预算案，突然10余名青年军官冲进 首相冈田启介的官邸，要求增加陆军预算。但皇道派这一阴谋胎死腹中，反而引起军部 内部的派系斗争，导致“昭和肃军”，真崎甚三郎被免职。继之皇道派的报复接踵而至。 相泽三郎中佐赫然在大白天闯入军务局长室，一刀砍死了永田铁山。因为相泽三郎中佐 深信永田是罢黜真崎的主谋。或说，倘若永田铁山在世，太平洋战争就绝对不会爆发。 似乎是中校的一刀砍出了太平洋战争，日本激进军人势力恶性发展，永田一人能够螳臂 挡车？怕也是后人说讪。
大川周明与北一辉分道扬镳，大川支持统制派，在军部内部权重一时。北一辉既被 皇道派奉为教祖当然不甘落后，此人活动能力极强，和政府首要财阀巨头关系密切，经 常向他们提供政治方面意见，传达军部要人意向。昭和八年（1936年）初，他暗中策划 流血事件。
北一辉原来不过是一个善于冒险的落魄作家。民国初年，他在上海的地位大概和中 国的三流作家，如危楼房主、琴湖闲人之类不相上下。一本《日本改造方案》使北一辉 地位暴涨，一跃变成人神之间的教祖，发展下去深感力不从心。好在他在中国混了多年， 对中国的佛、道、儒、法、占卜、术数都有兴趣。为达到目的，也不妨学习中国的军阀、 官僚，将佛神威力在军政上使用，况且中日两国同文同种接受起来更是得心应手。为了 盅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皇道派军官，他利用神道设教手段，往那些焦燥的恨不得马上 吞下这个世界而又对吞屯吐吐的政客怨恨入骨的少壮军人身上火上浇油。北一辉说：每 当他诵念法华经的时候，他的妻子便会有神灵附体，代宣法旨。
是年（1936年）2月24日，“二·二六事件”轰然爆发的前两天，主谋之一村中孝次 向北一辉提出自己心中的忧虑说：“假如我们按照计划集结兵力，继续进行高阶层工作，是否违背我国国体？”
他所谓的“高阶层工作”，即利用流血事件向裕仁天皇请愿，组成以皇道派军官为 阁僚的军政府。
当时北一辉妻子宣达神灵法言：“光照大内无暗云。”
这句神言不伦不类，难解所云，不过这无关紧要，北一辉可以解释清楚。北一辉说：“你们的心意，必可上达天听，纯正的政府即将产生，皇室可保释安泰，放心大胆 干好了！”
村中孝次听了这一派胡诌，高兴异常，立即返回机关，准备放手大干。
2月26日，东京已经降了两夜一天的大雪，积雪铺砌成一片银白世界。皇道派的军官 以第一师团的第一联队和第三联队为基干，集合了军官21人，军士94人，士兵1358人， 分成若干队，按照预订计划，开始行动。举世震惊的“二·二六事件”爆发。
凌晨5时，栗原中尉指挥300名日军进袭冈田启介首相官邸，千钧一发之际，冈田灵 机一动逃到一名女佣房里，藏身在壁橱里面。冈田首相的妹夫、退役陆军大佐松尾传藏 正担任首相贴身侍卫，他率领首相官邸的警卫赶来，刚跑到院中，便被叛军开枪射杀。 松尾的尸体误被抬入首相寝室，由于松尾和冈田首相相貌酷肖，有似双胞胎一样，使栗 原等人误以为他就是冈田首相。正在取出相片对照，冈田首相的秘书官福田获得栗原中 尉允许，进入首相寝室向亡魂上香。他通过走廊，宪兵上士小坂业悄声向福田耳语：“看到尸体时，务请保持镇静，切勿惊慌。”
福田满心纳闷，入室后直奔松尾停尸之处。当栗原揭开尸体脸上白布令福田辨认时， 福田一惊，立刻悟到小坂上士告诫的缘故，竭力控制自己的情绪，决不流露出惊讶的神 情。
这时候，站在他身边的栗原两眼紧盯着他问道：“这是首相吗？”
“是的。”福田答道。
至此叛军确认击毙的是冈田首相，决定不再进行搜索。
首相官邸还在300名叛军的包围监视之下，剩下的问题就是如何使首相逃出官邸。经 过私下密议，乘首相家人亲友获准入内哭祭之机，小坂宪兵突然高叫：“快快，这位老先生刺激过度，得了脑溢血赶快备车送往医院！”
在首相寝室里一片悲泣号啕众人忙乱之时，他抢起一位身穿礼服戴着眼镜和口罩的 老人，挤开人丛，奔出大门，迅速钻进汽车直驶医院。
在袭击首相官邸同时，四处出动的还有：中桥中尉指挥的120名士兵闯入前政友会总 裁现任藏相高桥是清的宅邸，排闼直入乱枪齐射，德高望重的藏相身中十余弹当场而亡。 由安田少尉率领200名叛军，包围内大臣斋藤实的住宅。先用机枪扫射，然后打破窗户越 窗而入，一枪击毙了斋藤实。同时将挺身上前阻止的斋藤实夫人击伤。突击得逞，又乘 军用汽车去荻惘，冲进教育总监渡边锭太郎的寝室，击毙了教育总监渡边大将。
另一队叛军129人，由监田、对岛、井上等数名中尉率领，分乘汽车前往袭击日本元 老重臣西园寺公望的宅邸。出发前遭到士官学校板垣中尉的激烈反对，理由是，事后尚 须西园寺公望推荐首相人选，板垣中尉不惜采取暴力对抗，阻止了刺杀西园寺的行动。
安藤中尉指挥150名叛军赴裕仁天皇侍从长铃木贯太郎的寓所，将铃木击成重伤，铃 木夫人苦苦哀求。安藤中尉动了恻隐之心，率队而去，使铃木奇迹般的保全了生命。
前任大臣牧野伸显也是叛军刺杀目标。叛军分乘两辆汽车携带机枪在大风雪中向牧 野寓所汤河原伊藤屋旅馆别墅疾驰，抵达目的，不分青红皂白，以机枪猛烈扫射。牧野 的家属哀哭号叫四散奔逃。叛军冲入室内没有发现牧野尸体，于是纵火焚烧，将伊藤屋 旅馆别墅化作一片瓦砾。又滥射避难人丛中的老年绅士，造成重大伤亡。牧野本人在枪 声起时，立即从后门匆匆逃走，直逃深山。
叛军完成袭击计划之后，按照原定计划将首相官邸和东京警视厅分别占领，并且切 断鞠町西部一带交通。凌晨5时许，叛军首领香田清真、村中孝次和矶部浅一三名上尉便 公开露面，他们联袂晋见陆相川岛义之，由香田宣读了“蹶起旨趣书”，并提出了下列 三项要求：一、立刻逮捕统制派首要：南次郎大将、朝鲜总督宇垣一成大将、小矶国昭中将和 建川美次中将，并将根本博大佐、武藤章中佐、片仓表少佐免职。
二、以荒木贞夫大将出任关东军司令官。
三、川岛陆相应引导“二·二六事件”，使其步入“昭和维新”之途径。
三名叛军首领并向川岛陆相露骨表示：希望川岛迅即与真崎甚三郎大将等皇道派领 导人物共商善后之策。
表面看，“二·二六事件”起因是统制派与皇道派之争，实则刺杀内阁重臣，一日 惊扰，图穷匕见，叛军的目的是争取建立以真崎大将为中心的皇道派政府。
川岛陆相由于接见叛军首脑直到上午10时方始脱身，马上入宫面奏昭和天皇。这时， 寺内寿一、阿部信行、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等五名大将俱已齐集宫中，内阁阁员也大 部到齐。年高的农相町田治一见川岛陆相，便怒不可遏地说：“他们不是天皇的部队，他们是叛军！所以应该立刻加以讨伐！”
但是川岛陆相已被吓破了胆，他不敢附和町田的意见，只顾低下头来喃喃自语，顾 左右而言他，显出一副畏葸可怜相。
内阁阁员和军部首要对处理叛军问题开展讨论。统制派要角参谋本部作战课长石原 莞尔力主严办，皇道派首脑真崎甚三郎、荒木贞夫认为对维新部队应该尽可能不予触怒。 争论的结果是：暂以维持治安为前提，施行战时警备令，避免流血，叛军各自归队。此 外还有一项重要决定，大家一致认为，收拾乱局，除延请东久迩宫大将出组皇族内阁外， 别无它途。
东久迩宫组阁建议甫行提出，远在赤坂山王饭店的叛军总部即获情报。当日晚间， 叛军又向川岛陆相提出三点追加要求；一、即刻逮捕西园寺公望。
二、公认“蹶起部队”为义军。
三、绝对反对皇族内阁。
此外，在这以前，即下午1时30分，陆军部对“二·二六事件”发表了一项举世惊骇 的公报：“本日清晨5时许，部分青年军官，对左列各场所发动袭击：（指首相官邸等，略）
此批青年军官蹶起之目的，据其旨趣书所载，系在处此国内外重大危机时际，铲除 元老、重臣、财阀、政党、官僚等破坏国体之元凶，以伸大义，而维国体。“
下午3时20分警备司令官也发表公开布告，竟然是——一、你们蹶起的旨趣，业已上奏天皇。
二、蹶起行动已被公认为发自维护国体的至情。
三、各军事参议官一致协议，上项旨趣继续迈进。
日本军部、警备司令居然起哄架秧子！
第二天（27日）日本仅有的十位大将集偕行社（高级将领俱乐部）商讨对策，意见 纷歧，莫衷一是。
同日，真崎甚三郎应皇道派军官之请，由阿部和西两大将陪同前往叛军本部访问， 乘机苦劝及早归队结束乱局，居然也遭叛军拒绝。真崎转而会晤川岛，建议他入宫觐见 裕仁天皇，请天皇下诏解散叛军。
川岛见真崎大将有平叛决心，才略安心，便遵真崎意见，入宫奏请天皇，请天皇敕 令叛军各回原部队，裕仁天皇立即首肯，并向川岛表示；“倘若此事不获解决，朕将亲自镇压叛军。”
2月28日上午5时，裕仁天皇对警备司令官香樵浩平颁下敕令，严令叛军各归原队， 否则即视同叛逆，实行武力讨伐。然而敕令延搁一整天，迄至29日凌晨方由香樵司令利 用无线电广播，同时发布戒严布告：“本司令官对于在东京都鞠町区附近发动骚扰的叛徒，决定采取镇压措施。”
但这位司令又深恐讨伐行动势必引起巷战，为避免冲突，他用气球广告，在东京的 半空中飘扬起“放下武器，返回原队！”“此刻尚不为迟，迅速归回原建制！”等，同 时出动战车、军用飞机等威胁叛军，又一面发表情词恳切的“告士兵”广播，频频劝促 软化叛军。下午2时叛军决定接受天皇敕令，军官宣告投降，赴陆相官邸自首，士兵就地 解散，各自回原部队。
“二·二六事变”在表面上看似已告一段落，叛军首脑有二人引咎自杀，其余均囚 禁于代代木监狱。真崎大将等人亦因涉嫌叛乱暂遭监禁。3月4日陆军部遵照天皇敕令特 设特别军事法庭，在不公开无辩护的情形下，一审判决，村中、矶部等13名低级军官， 以及幕后主持人北一辉等被判处死刑，但被认为背后策划者真崎大将被判无罪，多方庇 护叛军的香樵、山下奉文等将领未受审判逍遥法外。
上起裕仁天皇，下迄日本平民，几乎每一个日本人都被“二·二六事变”的暴行所 震惊，对国家命运忧心忡忡。日本的舆论工具也不敢向这些跋扈嚣张的少壮军人公然挑 战，各报纸各电台只对此不幸事件略表遗憾，《朝日新闻》说了几句公道话，马上就受 到袭击。从此以后，日本军部控制了全国舆论。
冈田启介在“二·二六事变”中幸免于难，这一任首相当然做不下去了。于是由西 园寺公望推荐广田弘毅组阁。军部方面建立“内阁阁员甄选委员会”，由陆军部武藤章 中佐，参谋本部石原莞尔中佐二人组成。阁员必须由两名中佐通过。
日本帝国此时也是太阿倒持，国不成国。
那些青年军官们稍不称心如意，立刻出语威胁，东京街头巷尾到处可以听见他们的 吼叫！
“‘二·二六事变’可以说是一种叛乱，但是策动者的主张和要求是完全正确的。 令人遗憾的是，引发‘二·二六事变’的形势迄今仍毫无改变。因此，这一局面必须打 开，而能够打开这种局面的，非军部莫属！”
“我们不能使‘二·二六事变’毫无意义地结束，我们必须继承同志们的意志，军 部绝不屈服！”
于是日本各地谣诼朋兴，风声鹤唳，人人害怕另一个“二·二六”又将来临。所有 的日本人都在少壮军人的淫威下彀觫战栗，广田弘毅内阁首当其冲，广田内阁不能不成 为军部的傀儡、军部的尾巴，唯军部之命是从了。[奇][书][网]而且叛乱刺杀的阴影永远笼罩着内阁。 政权落入陆相寺内寿一和海相永野修身两位大将的手里。
叛乱的尘埃落定之后，由于日本政府所表现出的软弱态度，竟促使统制派与皇道派 化除分歧，渐趋合而为一，甚至于连日本的海军和陆军共同拟定了共同纲领。如：3月8 日寺内寿一和永野修身联合向广田首相提出的四项主张：一、彻底显现国体。
二、加速充实国防。
三、建立积极自主的外交。
……
日本人虽然被“二·二六事变”震惊和激怒，对皇道派的极端行为非常憎恶。日本 是一个缺少资源的岛国，日本的军人政权认为，要发展必须面向海外，无非是武装占领 他国或是经济向外侵略。日本隔海而望的近邻——中国，恰是个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政治腐败、经济落会的弱国，自然激起日本军人的经济侵略和武装占领的欲望。这一点 无论在日本政客或军人的潜在观点都近似的，只是理智和蛮干的差别。军人们在中国行 动屡屡得手，自然使日本人对少壮军人的激怒憎恶渐渐变成屈从，又由屈从到接受，甚 至支持。
当时，日本对我国华北所采取的策略是蚕食而不是鲸吞。力图华北政权在日本的卵 翼之下，先使华北特殊化，不必完全脱离中央，只求实际上听从日方摆布，经济上完全 受日本控制，即成为日方对外战争的能源基地。日方眼见迫使河北、察哈尔两省特殊化 已无可能，乃改变方式，向秦德纯提出了五项要求：一、修筑沧州到石家庄铁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