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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史》作者：马植杰
内容简介
三国时期，是中国中古社会的转型阶段。它与其前的两汉时期和其后的魏晋南北朝比较，则无论经济形态、政治制度、人口与民族构成、价值取向、文化观念及社会生活，都有了明显的差异。正是因为处于这一差异的过渡时期，从而使得三国历史具有了特殊的历史地位和魅力，也引起了人们浓厚的研究兴趣。 本书作者马植杰先生长期从事秦汉魏晋南北朝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学术成果，《三国史》是他毕生心血的结晶。本书以“体系完备、新论迭出、资料翔实”而“别具特色”。作者对三国历史的斤端、三国时期的民族关系、关于曹操“迎天子定都于许”、对孙吴政权历史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张温、暨艳、吕壹事件”及史籍流传的《悲愤诗》和《胡茄十八拍》的真伪等等问题的研究，部独具创见，不仅精辟，亦见功力。
作者简介：马植杰（1922.12—2006.5），著名历史学家，河北定州人。1945年毕业于西北大学历史系，1958年北京大学历史系翦伯赞秦汉史研究生肄业。先在兰州大学历史系任教，后任河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自幼喜读《三国演义》和《三国志》，青年时极其佩服诸葛亮，因此在三国时上研究成果斐然。写下了我国第一部三国史专著《三国史》，1998年该书获河北省哲学社会科学最高奖荣誉奖，后收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断代史系列”。
一、东汉后期宦官的擅权
东汉的历史，从建武元年（25年）刘秀称帝算起，到黄初元年（220年）曹丕代汉截止，总共196年。实际上，从汉灵帝中平六年（189年）董卓率军进入洛阳开始，东汉皇帝便陷于军阀的挟制之中，全国一统的局面也随着瓦解，所以我们说东汉王朝的寿命实际只有165年。
在封建时代，无论那一个王朝，由于剥削阶级的贪婪性和腐朽性，统治集团内部总是矛盾百出，顾此失彼。秦统一中国以后，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废除封国制，建立郡县制。秦始皇认为这样，就可以把皇位传至子孙万代。因之骄纵淫侈之心大炽，对人民的役使和榨取无所不用其极，诸如造宫室，修坟墓，求仙药，盛巡游，闹得民不聊生，海内愁怨。很快就招致了陈胜领导的农民大起义，秦王朝便短命夭折了。刘邦及其子孙吸取了秦速亡的教训，在地方上不断分封同姓王；在朝廷内部经常将政柄交给母后和外戚，结果，外戚王莽篡夺了政权。刘秀统一中国以后，吸收了王莽篡位的教训，采取了一些加强皇帝专制的措施。可是，东汉的皇帝只有刘秀和明、章二帝能够做到政由己出。其余各帝由于宫廷生活过于荒淫腐化等原因，差不多都短命而亡，继位的皇帝年纪都很幼小，因此政权便落在母后及其父兄（即外戚）手里。等到皇帝长大以后，想要收回政权，只有和自己身边的宦官商量，于是皇帝在宦官的协助下，打倒了外戚。宦官因为扫倒外戚有功，并且又能包围和愚弄皇帝，所以实权便落在宦官手里。不久，这个皇帝又短命死了。于是再来一套外戚专权以至宦官擅势的过程。东汉中后期一百余年的历史，可以说是外戚和宦官争夺统治权的历史。从外戚和宦官斗争的事实看，宦官越来越占上风。东汉时宦官曾经六次打倒外戚（和帝时，郑众捕杀窦氏；安帝时，李闰等谋害邓氏；顺帝时，孙程等捕杀阎氏；桓帝时，单超等诛杀梁氏；灵帝时，曹节等诛杀窦氏；少帝时，张让等诛杀何氏）。宦官为什么这样嚣张？这是因为：
（1）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重重，皇帝既和外戚有矛盾，又害怕同姓诸王和大臣篡夺政权，同时也不愿让他们同士人过多地接近，所以容易信任宦官。因宦官大都出身于门第低的家庭；本人又是刑余之人，没有声望和什么社会地位，使皇帝感到他们没有篡夺政权的危险，所以对宦官的猜疑最轻。
（2）宦官常在皇帝身边，他们对皇帝察言观色，包围之，愚弄之，迷惑之，使皇帝容易把他们当作最可信任的人。
（3）宦官多自幼生长宫禁，对宫中朝中之事颇为熟悉。特别是在宫中，他们的势力盘根错节，耳目众多，外戚、大臣同太后有什么预谋，往往被他们事先侦知，因而能随机应变，先发制人。
（4）由于东汉统治者强化君主专制，内官一般由宦者担当。而且还不断增加宦官的人数、扩大其职权。当皇帝年幼或腐化无能、执掌不起政柄时，宦官便乘机盗窃权柄。
（5）外戚虽然同宦官有矛盾，但东汉母后临朝者多，不能不让宦者传达政令，因之宦官“手握王爵，口含天宪”；并能利用皇帝同太后的矛盾，从中窃取权力。
基于以上各种原因，宦官势力逐渐膨胀，形成了“群辈相党”的政治集团，特别是诛除外戚梁冀以后，“权势专归宦官”。单超等五个宦官因诛梁冀有功，同日被封为侯。当时人称之为“五侯”，并用“回天”、“雨坠”等字眼形容宦官势力的强大和猖狂。五侯的“兄弟姻戚，皆宰州临郡，辜较百姓，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掠夺人宅三百八十一所，田百一十八顷，起立第宅十有六区，皆有高楼池苑，堂阁相望，饰以绮画丹漆之属。制度重深，僣类宫省”。宦官苏康和管霸“用事于内，遂固天下良田美业，山林湖泽，民庶穷困，州郡累气”。永康元年（167年），桓帝死，灵帝立，外戚大将军窦武与官僚士大夫领袖人物陈蕃欲尽诛宦官当权者，但事机不密，反而被宦官所杀。这时灵帝才十三岁，完全是宦官曹节、王甫、张让、赵忠等手中的傀儡。灵帝甚至说：“张常侍是我公，赵常侍是我母”。范晔在《后汉书》卷78《宦者列传》中叙述宦官的权势与为虐情况时说：
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汉之纲纪大乱矣。……子弟支附，过半于州郡……皆剥割萌黎，竞恣奢欲，构害明贤，专树党类……同敝相济，故其徒有繁，败国蠹政之事，不可单书。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
由上可知东汉后期宦官之害政祸民已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二、士人阶层的壮大及共与宦官的斗争
东汉后期宦官的害政祸民，不仅激化了日益尖锐的阶级矛盾，并且也严重堵塞了士人阶层的仕进之路，因而引起了他们的抗争。
中国历史发展到春秋战国时代，“士”这一阶层已经壮大起来，他们凭借其文化知识积极参预政治，到处游说。各国诸侯对之多加宾礼，或予以重用。有些士人出将入相，纵横捭合，诸子百家，变法争鸣。所谓“得士者强，失士者亡”，充分说明了士人在政治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地位。多数士人为了找到一个可以建功立业的机会，经常“朝秦暮楚”，只顾个人功名利禄，谈不上忠于那个政权。秦统一以后，早已成为显学的儒家虽然具有广泛的社会力量，但秦王朝所重用的只是狱吏，对儒家不但不重用，而且还用“焚书坑儒”的办法加以打击。秦王朝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统一思想，加强君主专制。但实际上却削弱了支持自己的社会基础，扩大了对立面。所以当陈胜领导农民进行反秦斗争时，有的儒生也跟着造反。西汉政权建立以后，吸收了秦王朝这个教训，对儒生有一定程度的重视。到汉武帝时，更“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正式确立了儒家思想的正统地位。但西汉时期，只是加强了儒生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利益，并没有成功地给他们灌输忠于刘氏的思想。到王莽把持政权时，给王莽歌功颂德，甚至劝王莽做皇帝的儒生也不少，致使王莽轻而易举地篡夺了政权。刘秀及明、章二帝吸取了这个经验教训，特别注意表彰士节，对不肯在王莽驾下做官和隐居山野的士人加以表扬和优待，或者给以高官厚禄。这样做，是为了让士人知道要想做官和求得名誉，不一定专门去投靠权贵，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清白，照样可以出人头地。所谓“逃名而名我随，避名而名我追”，就是指此而言。这对已往士风的矫正，无疑起很大的作用。
东汉统治者除了积极表彰士节以外，还大力提倡学习儒家经典，给士人开辟广阔的利禄之途，从而扩大忠于王朝的依靠力量。刘秀时已经恢复太学。明帝崇尚儒学，命令皇太子及王侯大臣子弟都读经书，连卫士都要读《孝经》。其他如掌朝政多年的和帝邓后、顺帝梁后，也有类似的劝学措施。在统治者的大力提倡下，太学迅速扩充，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那时攻读儒家经典更成为士人做官发迹的敲门砖。读儒家的书，自然要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到东汉后期，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更进一步浸透于士人的头脑。
东汉时期，由于太学弟子员日益增多，公私讲学之风大开，以及进入太学、郡国学能够得到免除徭役等特权，因而使属于中小地主阶层的士人队伍日益扩大，他们的经济力量和社会政治地位也与日俱增。例如陈寔和郭泰原来都出身寒素，后来都享有很高的名望，当郭泰从京师洛阳返回故里时，“衣冠诸儒送至河上，车数千两。”陈寔老死于家，“海内赴者三万余人，制衰麻者以百数。”说明到东汉后期，士人阶层已不只是达官贵人的攀附者，而俨然成为一支具有广泛社会基础的政治力量了。
如上所述，士人力量壮大之时，恰好也是宦官权势猖獗之日。顺帝初年，李固已反映“中常侍在日月之侧，声势振天下，子弟禄位，曾无限极……谄伪之徒，望风进举”。桓帝时，宦官势盛，“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举愚。”这样，士人的仕进便受到阻塞。再者，由于宦官专权等因素所引起的政治腐化，使农民起义事件层出不穷。因此，士人为了挽救垂危的东汉政权和保护自身的利益，便不能不与宦官进行斗争。
在士人和宦官两个敌对力量中，前一集团除了一般地主阶级出身的士人和太学生以外，还包括许多中央和地方大小官吏。因为这些官吏原来也是士人，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东汉所崇尚的名节中，其中最重要的是忠和义。那时的忠义行为已不只是忠于皇帝，因为在阶级社会里，士人求得仕进，殊非容易，所以士人对选用自己的官吏，常怀知遇之感，因而有报恩和尽忠的道德上的义务。例如名士荀爽被司空袁逢举为有道，他虽然并未应召，但袁逢死后，荀爽仍为他服丧三年。而州郡长官察举孝廉，也多取年少能够报恩的人。至于僚属与长官的关系，自然更是如此。这样，便增添了士人与官僚在政治上结合的因素。太学生与朝中大官往来，既然是为了求仕，而大官亦愿诸生为他效力，乐于和太学生交结，如外戚窦武把两宫赏赐全部分赐给太学生。当时太学生标榜的士人领袖，最高的是“三君”，即以大官僚窦武、陈蕃、刘淑当之。说明有些官僚已经和士人结合起来了。在东汉尚名节和激浊扬清的风气影响下，太学生、名士和有声望的官吏的言论，常常能够影响和指导各地士人的行动，使他们向往并参加这一结合，形成了广阔的士大夫集团，而与宦官相敌对，于是招致了所谓“党锢之祸”。
所谓“党锢”，就是操纵政柄的宦官把对他们进行抗争的士大夫指为党人而剥夺其政治权利。在东汉中后期，外戚与宦官轮流把持政权，可是士人反对外戚的时候少，而对宦官则无时不反对，这是因为东汉的外戚多出身于高级世族，他们与士人有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联系。宦官多出身于非读书仕宦的家庭，与士人一向缺乏联系；在外戚里面还有一些比较谨饬的。而宦官有势者则多肆无忌惮。众所周知，梁冀是外戚中最坏的，在他被杀以前，士人对外戚、宦官均有斗争，梁冀被杀以后，权力专归宦官，士人一直与宦官进行斗争。士大夫和太学生不仅在舆论上抨击宦官，许多做地方官的士人还用实际行动惩治作恶多端的宦官及其党羽。由于昏庸的皇帝经常袒护宦官，所以许多士人遭到打击报复，但他们仍不畏缩，为了激励士气，他们把孚众望的官僚士大夫加上各种名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名目。桓帝永康元年（167年）十二月，灵帝立，窦太后临朝，窦太后父窦武与陈蕃共同辅政，于是重新起用遭受禁锢的李膺、杜密等，共同筹谋诛除宦官，但措置不力，遭到失败。宦官杀死窦武、陈蕃，还制造了一个“钩党”之狱，捕杀李膺、范滂等一百多人，并把“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都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睚眦之忿，滥入党中。州郡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者又六、七百人”。
在党锢之祸中，被宦官杀害的正是作风比较耿直的士人。实际上，他们还是比较忠于汉朝皇帝的。士大夫看到他们的同伴不断惨遭杀戮之后，对东汉的腐朽统治逐渐产生厌恶，甚至不复希望其继续存在。例如当时名士郭泰即说：“人之云亡，邦国殄瘁，汉室灭矣，但未知瞻鸟爰止，于谁之屋耳”。从此，有的士人公开宣讲：“天下将乱”，“汉家将亡”。士人或转而采取明哲保身的态度，或“阴交结豪杰”，准备到天下大乱时，建立一番改朝换代的事业；有的士人更劝说有实力的将领发动兵变，以取代汉室。只是由于士人阶级立场的限制，他们不可能直接以武装行动推倒东汉王朝，只有当农民革命发生及统治阶级内部斗争使皇帝不能行使权力时，他们才出来从事武装角逐，以重新建立地主阶级政权。
三、黄巾大起义与东汉王朝的崩溃
东汉时代，压在农民群众头上、进行残酷剥削的是皇帝、宦官、外戚、官吏、豪族等，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帝自然是最大的吸血鬼。汉桓帝的妻妾多到五、六千人，其他在宫中服役的更兼倍于此。灵帝的贪婪更胜过桓帝。他把原有的卖官制度扩大执行，每品官都有定价。如果买官的人，当时拿不出钱来，还可赊欠一下，到任后再加倍缴纳。当时地方官吏贪污成风，“官非其人，政以贿成”。各种类型的地主包括贵族、世家大族、地方豪强、富商等，无不广占田地，役使农民，敲诈勒索，奢侈踰制。由于地主阶级进行竭泽而渔的剥夺，广大人民群众纷纷破产逃亡，饥寒交迫，求生无路，只有起来进行反压迫斗争。从汉安帝时起，农民起义即不断发生，而且规模越来越大，次数越来越多，终于在中平元年（184年）酝酿成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愤怒的起义群众到处烧官府，杀官吏，镇压豪强恶霸，攻打地主庄园。东汉统治者惊惶万状，急忙颁布大赦令，赦免了原来因反对宦官而被禁锢的士人、官吏，以团结统治阶级内部力量，共同对付农民起义军。同时任命皇后兄何进为大将军，布置京师洛阳的防务，并派遣皇甫嵩、朱、卢植等率领军队镇压活动在今河南、河北等地的黄巾起义军。这时，各地的豪强大族也利用他们的人力、财力招兵买马，组织私人武装，修建坞壁营堑，以与农民起义军相敌对。皇甫嵩等官僚对于改善政治虽然束手无策，可是对于镇压农民起义仍然富有军事伎俩。起义军面对着强大的阶级敌人，作战虽极英勇，但缺乏军事经验，只有半年多的时间，张角直接领导的黄巾军便被镇压下去了。
农民起义的暴风骤雨，并不能使封建统治者有所收敛，他们反而变本加厉地向人民搜刮。《后汉书》卷31《贾琮传》言：“时黄巾新破，兵凶之后，郡县重敛，因缘生奸。”《后汉书》卷71《皇甫嵩传》也言：“嵩既破黄巾，威震天下，而朝政日乱，海内虚困。”中平二年（185年），灵帝为了修宫室和铸铜人，增收天下田赋，每亩多出十钱。并令太原、河东、陇西诸郡输送材木、文石。运抵京师后，宦官验收时，百般挑剔，折钱贱买，十才酬一。而调发不已，来回折腾。结果，材木搁得腐朽了，可是宫室连年修不成。刺史、太守也趁机打劫，增派私调，百姓承受不了，怨声载道。灵帝规定凡是新任和调职的郡守等官都要先到西园缴纳助军修宫钱，然后才准到任。有些比较清廉的官，宁愿不去上任，也不肯出钱。可是朝廷不答应，硬逼着去上任。当时有位新任命为钜鹿太守的名士司马直，“以有清名，减责三百万”。司马直忿慨地说：“为民父母，而反割剥百姓，以称时求，吾不忍也”。终于“吞药自杀”。汉灵帝原是河间国的解渎亭侯，因桓帝无子，被迎入为帝。他生母董太后是有名的敛财婆，灵帝更采取各种办法搜刮民脂民膏。除了吞占郡国贡物和增加田赋及铸钱、经商、卖官以外，还“造万金堂于西园，引司农金钱、缯帛，仞积堂中……又于河间买田宅，起第观”。他把许多私财存放在宦官家中；设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统帅，于是宦官的气焰更加嚣张。统治者倒行逆施，所招致的后果只能是农民的不断反抗。《后汉书》卷71《皇甫嵩朱传》言：
自黄巾贼后，复有黑山、黄龙、白波、左校、郭大贤、于氐根、青牛角、张白骑、刘石、左髭丈八、平汉、大计、司隶、掾哉、雷公、浮云、飞燕、白雀、杨凤、于毒、五鹿、李大目、白绕、眭固、苦唒之徒，并起山谷间，不可胜数。其大声者称雷公，骑白马者为张白骑，轻便者言飞燕，多髭者号于氐根，大眼者为大目，如此称号，各有所因。大者二三万，小者六七千。
另外，青、徐、并、幽各州也都有黄巾余部崛起，而涼州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等领导的反抗斗争历时最久，使东汉政府疲于应付。这样，东汉政府便不能不加强各州刺史的职权，使其兼管军政财赋。有的地方更设置州牧，使朝廷重臣出任其职，以便让他们更有力地联络地主武装，随时镇压农民起义。这样也增加了地方的独立性，形成了内轻外重的局面。
中平六年（189年）汉灵帝死，长子刘辩继立为帝，其生母何太后临朝听政，于是外戚同宦官的斗争又重新激烈起来。太后兄大将军何进为了一举杀尽宦官，召并州牧董卓带兵入京，董卓还没有赶到，何进已为宦官所诱杀，官僚世族袁绍等又大杀宦官。持续百年的外戚同宦官的斗争至此最终结束。但身拥强兵、骄纵跋扈的董卓也已到京，从此，皇帝被挟制于强臣之手，东汉王朝也就名存实亡了。
一、董卓专政及其暴行
董卓，陇西郡临洮县（今甘肃岷县）人，父曾为颍川郡轮氏县尉。卓少时尝游羌中，与诸豪帅相结，诸豪帅赠他杂畜千余头。卓有膂力，能左右驰射，“以健侠知名”，先为涼州兵马掾。东汉后期，羌人屡次起兵反汉，董卓以六郡良家子为羽林郎，参加了镇压羌人的战争，积功做到并州刺史、河东太守。中平元年（184年），黄巾起义发生，汉政府任命董卓为东中郎将，代替卢植与张角作战，兵败免官。当年冬，涼州又发生了北宫伯玉、李文侯、边章、韩遂为首的羌汉各族的反汉朝斗争。董卓又被起用，派往涼州作战的高级将领除董卓外还有皇甫嵩、张温等。董卓率领的军队多是籍隶关西的汉族和羌胡人，关西各族人民屡遭战乱，习性尚武，妇女亦多能挟弓而斗，因此卓军具有较强的战斗力。董卓看到汉政府腐朽无能，逐渐骄傲放纵，不服从上级指挥。当时孙坚劝身为统帅的张温、皇甫嵩以军法斩卓，两人都不敢听从，张温还说如杀卓，则“西行无依”。汉政府也已看到董卓跋扈难制，曾试图解除他的兵柄，调他回朝为少府。他以所部羌胡不让他离开为借口，上书拒命，汉朝也无可奈何。中平六年（189年），汉朝调董卓为并州牧，令他把部队交皇甫嵩带领，他又不应命。当何进召他将兵诣京协助诛除宦官时，郑泰认为“董卓强忍寡义，志欲无厌，若借之朝政，授以大事，将恣凶欲，必危朝廷”。可是昏懦的何进不能采纳。等何进与宦官张让等相继被杀后，董卓也已引军赶到。引狼入室的错误已经铸成了。
董卓到京后，凭仗武力，专擅朝政，他废掉少帝刘辩而立陈留王刘协（即汉朝最后一个国君——汉献帝）。不久卓又杀何太后。刘辩是灵帝长子，何皇后生；刘协是灵帝次子，王美人生。王美人与何皇后均有宠于灵帝，何皇后忌妒王美人，王美人生刘协后，即被何皇后酖杀。刘协由灵帝生母董太后抚养长大。灵帝死，何太后与董太后争权，何太后逼死董太后。灵帝在世时已看出刘辩懦弱，欲立刘协为太子，但碍于皇后及何进，犹豫未决。灵帝死后，何进辅政，帝位自然是刘辩的了。董卓到京后，曾同少帝刘辩谈话，那时刘辩已十四岁，对朝中事说不清楚，陈留王刘协虽只九岁，讲话却有条理，董卓认为刘协比少帝刘辩聪明；卓又说抚养刘协的董太后与他同族。于是有废立之意。实际上，董太后是冀州河间人，董卓是涼州临洮人，彼此相距太远，无缘同族。董卓骨子里也和历史上其他权臣一样，不过欲借废立以增加自己的威权。董卓要独揽大权，自然不愿让原来的皇帝与太后仍旧在位，因为原来在位或当权者是不甘心作傀儡的，他虽手中无权，但仍可利用其原来的地位与威望伺机发动政变。如果另立一个皇帝，这个皇帝便比较容易接受当傀儡的处境，对于权臣的危害总是小一点。从史书的记载看，刘协也确实比刘辩聪明，这一点虽然给董卓废立提供了借口，但董卓废帝弑后的行为也给敌对者以重要口实。卓这样作，只表明其愚蠢与蛮干而已。
如前所述，士大夫阶层发展到东汉时，力量已很雄厚。宦官纵然能嚣张一时，但缺乏雄厚的社会基础，往往皇帝一死，宦官便失去势头。在战争年代，士人尤其为割据的军阀所倚重。董卓虽然是一个粗暴的武夫，但他还是知道撇开士大夫是难以维持统治的，所以在他掌权之始，也曾征用才学与名望俱高、屡遭阉党陷害的蔡邕。蔡邕到京以后，“甚见敬重，举高第，补侍御史，又转侍书御史，迁尚书，三日之间，周历三台”。董卓征另一处士荀爽，“自被征命及登台司，凡九十三日”。卓重用名士尚书周毖、城门校尉伍琼、尚书郑泰、长史何颙等，“沙汰秽恶，显拔幽滞，……又以尚书韩馥为冀州牧，侍御史刘岱为兗州刺史，颍川张咨为南阳太守。卓所亲爱，并不处显职，但将校而已。”
虽然如此，士大夫还是不肯真诚与卓合作，袁绍、袁术、曹操等都从洛阳逃出，积极从事反卓活动。从董卓方面来说，他之重用士人，也只是一时权宜之计，他的残暴面目很快就显露出来了。《三国志》卷6《董卓传》载：
卓既率精兵来，适值帝室大乱，得专废立，据有武库甲兵，国家珍宝，威震天下。卓性残忍不仁，遂以严刑胁众，睚眦之隙必报，人不自保。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贼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至于奸乱宫人公主。其凶逆如此。
《后汉书》卷72《董卓传》亦言：
是时，洛中贵戚室第相望，金帛财产，家家殷积。卓纵放兵士，突其庐舍，淫略妇女，剽虏资物，谓之“搜牢”。人情崩恐，不保朝夕。及何后葬，开文陵（灵帝陵），卓悉取藏中珍物，又姦乱公主，妻略宫人。
以上所述董卓的罪恶，虽或有过分之处，但从董卓本人及其部将之残暴放纵而言，基本上还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这种罪行不仅引起了贵族官吏的反对，也招致了广大人民群众的厌恶。其必然失败，中智以上皆能看出。这样，卓在引用士人方面之矫情措施，亦失去其意义，卓之凶暴适足为自己掘坟墓而已。
二、关东军阀起兵讨伐董卓
在何进已被宦官杀害而董卓尚未到来之前的短暂时间里，朝中较有实力的是袁绍。袁绍，字本初，汝南汝阳（今河南商水西南）人，出身于“四世五公”的大官僚家庭，袁氏门生故吏遍于天下。袁绍本人“能折节下士，士多附之”。灵帝建立西园八校尉时，绍为中军校尉。何进欲诛宦官，任命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绍叔父袁隗时为太傅，与何进参录尚书事，绍从弟袁术为虎贲中郎将，统率一部分禁卫军。何进被张让等诱入宫中杀死以后，何进部曲将吴匡与袁绍、袁术等“勒兵捕诸宦官，无少长皆杀之，凡二千余人”。张让等困迫，将少帝与陈留王等数十人步行出洛阳北门，夜至小平津（今河南巩县西北），朝中大臣唯尚书卢植、河南中部掾闵贡随帝。至黄河岸边，闵贡厉声叱责张让等，让等惶怖，投河而死。闵贡等扶帝与陈留王南行还宫。这时董卓的军队已经到达，卓与公卿迎帝于北芒阪下。董卓凭借其强大武力，高踞于群臣之上。当董卓欲废少帝时，袁绍首先反对。卓因刚刚到京，“见绍大家，故不敢害”。绍亦畏卓，私自逃奔冀州。卓先曾下令缉拿袁绍，后来怕绍在东方联合其他地方势力反对自己，所以任命绍为勃海太守。并用仍在京的袁术为后将军，前典军校尉曹操为骁骑校尉。袁术、曹操也不愿与卓合作，术出奔南阳，操出奔陈留。
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初，关东州郡纷纷起兵讨伐董卓，推勃海太守袁绍为盟主。绍自号车骑将军，与河内太守王匡屯于河内（郡城在今河南武陟县西南）。冀州牧韩馥留邺（今河北临漳县西），供应军粮。豫州刺史孔伷屯颍川（郡城在今河南禹县）。兗州刺史刘岱、陈留太守张邈、邈弟广陵太守张超、东郡太守桥瑁、山阳太守袁遗、济北相鲍信及曹操均屯酸枣（今河南延津县北十五里）。后将军袁术屯鲁阳（今河南鲁山）。他们的军队，多者数万，少者数千人。
在关东州郡起兵以前，灵帝中平五年（188年）二月，黄巾军余部郭太等已在西河白波谷（今山西襄汾县永固镇）重新起义。中平六年（189年）十月，白波起义军挺进到河东（今山西西南隅之地，郡城在今夏县北），队伍扩大到十余万人。董卓令其女婿中郎将牛辅率军前往镇压，不能取胜。关东联军兴起以后，卓见联军声势很大，又怕白波军渡河南下截断其往关西老巢的退路，拟把汉献帝从洛阳迁到长安。但公卿大臣多持反对意见，卓既怨自己封拜的东方州郡官吏背叛自己，又因大臣反对迁都，十分恼怒，乃杀原来替袁绍等人说话的伍琼、周毖，并免去杨彪、黄琬的三公职位，还征召屯兵扶风的左将军皇甫嵩回朝，以防他配合东方联军夹击自己。京兆尹盖勋与皇甫嵩长史梁衍劝嵩起兵讨卓，篙因兵力不足，不肯听从，还是应征回朝了。
皇甫嵩回朝以后，洛阳以西再无能够反抗董卓的人。初平元年（190年）二月，董卓强令献帝及群臣西行，洛阳城内外人民数百万口被迫西迁，路上被卓军车骑践踏，加以饥病交迫，死亡相继，积尸满路。董卓自己留镇洛阳毕圭苑内，纵火焚烧洛阳二百里内的宫庙、官府、居家。又令吕布发掘诸帝及公卿陵墓，取其珍宝。还遣将四出虏掠。使东汉近二百年来在洛阳的建筑文物毁灭略尽。这许多文物皆劳动人民血汗造成，董卓的罪恶固在不赦，但东汉王朝长期以来的腐朽统治实是招致董卓为虐的根源，所以我们说历史上的罪人并非只董卓一人。从董卓的所作所为可以看出他并无真正统治天下的能力，只能猖狂一时，为新的朝代开拓道路而已。
董卓的罪恶既如洪水滔天，至于起兵讨伐董卓的诸将又是怎样呢？
袁绍等人虽然打着勤王招牌，但从他们的阵营来判断，其中多数将领没有战斗经验和韬略。在太平时日，他们靠交游士林和养名钓誉，以捞取功名官位。但在战争年代，他们便缺乏决敌致胜的真实本领。他们外慕勤王戡乱的美名，内实胆怯畏敌，诚如史书所描述：陈留太守张邈是个“东平长者，坐不窥堂”；豫州刺史孔伷只会“清谈高论，嘘枯吹生”；冀州牧韩馥本系恇怯庸才；青州刺史焦和则是“入见其人，清谈干云，出观其政，赏罚淆乱”。在起兵讨卓的十余人中，累世公卿的袁家就有三人，其中山阳太守袁遗是袁绍的从弟，他喜欢读书，学问渊博，但无军旅之才；后将军袁术最狂妄骄奢，虽无才干，可野心顶大；袁绍在当时最有声望，为豪杰所归向，但身为盟主，既不能部署诸将，给董卓以有效的打击；他自己也未曾接一仗，发一矢，只图谋占领地盘，扩充实力。诸人对董卓打仗，虽畏缩不前，可是自相兼并，却越来越卖劲。曹操后来曾经作诗形容这时的情况说：“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戕！”当时同卓军作战比较积极主动的有两个人，即曹操和孙坚。
曹操看到诸将不敢与董卓争锋的畏惧心理，乃慷慨激昂地向他们说：“举义兵以诛暴乱，大众已合，诸君何疑？向使董卓闻山东兵起，倚王室之重，据二周之险，东向以临天下；虽以无道行之，犹足为患。今焚烧宫室，劫迁天子，海内震动，不知所归，此天亡之时也。一战而天下定矣，不可失也”。曹操虽言之谆谆，但诸将既害怕董卓兵强，又想保存实力，不肯听从。曹操只好独自引兵西进，打算占据军事要地成皋。诸将对他进军，不肯支援，只有张邈遣将卫兹带领一支部队随操。
曹操进到荥阳（在今河南荥阳县东北）西南的汴水，遭遇卓将徐荣，双方交战，曹操部队多是招募的新兵，人数既少，又缺乏训练，自然不是久经战阵的涼州军的对手，所以吃了败仗，士兵伤亡甚多，操本人也被流矢射中，所乘马受伤，幸亏从弟曹洪把自己的马给操骑了，才得于夜色朦胧中逃回酸枣。
曹操虽然战败，但整天的坚强战斗，也使徐荣存有戒心，以为酸枣联军不易攻克，便引兵退走了。
曹操退到酸枣以后，关东诸军共十余万，天天置酒高会，不图进取，曹操责备他们，并再次献策说：“诸君听吾计，使勃海引河内之众临孟津，酸枣诸将守成皋（今河南荥阳汜水镇），据敖仓（今河南荥阳县北），塞轘辕（今河南巩县西南）、大谷（今河南登封县城东南），全制其险，使袁将军率南阳之军军丹、析，入武关（今陕西丹凤县东南），以震三辅：皆高垒深壁，勿与战，益为疑兵，示天下形势，以顺诛逆，可立定也。今兵以义动，持疑而不进，失天下望，窃为诸君耻之！”由此可知，曹操也看到了董卓兵强，但人心不附的两种情势，故主张采取稳扎稳打，以待其变的策略，说明曹操能够随宜制变，并非一味冒进。可是依然得不到袁绍等人的采纳。曹操只好自己去扬州募兵，扬州刺史陈温、丹阳太守周昕给操四千余人，回来经过龙亢（今安徽怀远县西）时，士卒叛逃很多，只剩下千余人，屯于河内。（《资治通鉴》卷59献帝初平元年胡注：“从袁绍也”）。
孙坚原为长沙太守，因他起自武官，素被荆州刺史王叡所轻视。及州郡起兵讨伐董卓，王叡、孙坚亦皆起兵，坚遂杀叡。进兵到南阳，有部队数万人。南阳太守张咨不肯以粮供军，坚诱而斩之。坚虽勇悍善战，但因自己出身地方豪强，名望不高，还是到鲁阳（今河南鲁山县）投靠了袁术，术遂有南阳。术表坚行破虏将军，领豫州刺史。坚以鲁阳为据点，进兵讨卓。献帝初平元年（190年）冬，坚与官属会饮于鲁阳城东，卓军步骑数万，猝然来临，坚视若无睹，照常行酒欢笑，但令部队整顿行列，不得妄动。后敌骑越来越多，坚始罢坐，导引部队入城。卓将见坚兵整齐，不攻而退。坚乃谓部属曰：“向坚所以不即起者，恐兵相蹈藉，诸君不得入耳”。此后，坚与卓军战于梁县（今河南临汝西）及其东之阳人聚，先败后胜，杀卓都尉叶雄。孙坚的英勇战斗，使袁术心怀忌妒，怕孙坚力量壮大之后，难以驾驭，因而停止调运军粮。孙坚立即驰往见术，曰：“坚所以出身不顾，上为国家讨贼，下慰将军家门之私仇（袁绍、袁术起兵后，卓杀袁家之留在洛阳者）。坚与卓非有骨肉之怨也，而将军受譛润之言，还相嫌疑！”术无言可答，只好调发军粮。
董卓惮坚猛壮，欲笼络之，派人说坚，欲与和亲，令坚疏其子弟堪任刺吏、郡守者，许表用之。坚曰：“卓逆天无道，荡覆王室，今不夷汝三族，悬示四海，则吾死不瞑目，岂将与乃和亲邪！”于是进兵向洛阳，连败卓及其将吕布等。至洛后，扫除汉宗庙，得传国玺于城南甄官署井中。复分兵击卓于新安、渑池间。卓谓其部下曰：“关东军数败矣，皆畏孤，无能为也。惟孙坚小戆，颇能用人，当语诸将，使知忌之……坚……固自为可（胡注：言其才可用也），但无故从诸袁儿，终亦死耳！”卓令其将董越屯渑池（河南今县），段煨屯华阴（陕西今县），牛辅屯安邑（今山西夏县西）。其余诸将亦分守诸要县，卓自引军回长安。
孙坚在洛阳重新把东汉各帝陵墓修理一番，然后退回鲁阳。
董卓西去后，关东联军解除了西顾之忧，可是他们之间的兼并战争也激烈展开了。
三、李傕等之乱
董卓西归以前，他已自为太师，官位居诸王之上。他到长安，公卿迎拜，卓不还礼。卓所乘车装饰极为华丽，同于天子御驾。卓如此骄奢僣拟，适足说明他没有安定天下的大志。关东诸将的互讧，也助长了他的嚣张气焰。卓以弟旻为左将军，封鄠侯，兄子璜为侍中、中军校尉，分别统率军队，卓之宗族亲戚，盘居要津，卓侍妾怀抱中子亦封侯，未及笄的孙女，则封邑君。卓府第在长安城东坚固营垒中，尚书以下官员处理政务都要到卓府请示。卓在郿县修建了与长安城等高的坞，号称“万岁坞”，多积粮谷于内，够三十年食，卓自言“事成，雄据天下；不成，守此足以毕老”。
董卓残忍嗜杀的习性，至此也充分暴露出来，大臣讲话稍不合意，即遭诛戮。被俘虏的关东士兵和被捕获的关西人民更遭到惨不忍睹的折磨与屠戮。因之众叛亲离，人心惶惶。当时朝中大臣受卓倚重的是王允，他是并州祁县人，“少好大节”，素有名誉。卓入京时，允为河南尹，卓以允为守尚书令，初平元年（190年），进允为司徒，仍领尚书事。献帝西迁后，卓留镇洛阳期间，朝政全由王允主持。允对卓佯为尊重，得其信任，献帝及大臣也靠王允佑护，得以粗安。
初平三年（192年），王允与司隶校尉黄琬、尚书仆射士孙瑞等密谋诛卓。卓亲信部将吕布，并州五原郡九原县人，初为并州刺史丁原手下亲信将领。灵帝死，何进召董卓、丁原进京，卓到京，欲专兵柄，诱布杀丁原而并其众。布善骑射，膂力过人，号称飞将，卓对布颇宠信，两人誓为父子。卓自知怨己者众，常令布卫护左右。卓性暴急寡虑，忿不思难，吕布因一细事惹卓恼怒，卓立即以手戟掷布，布眼明身捷，躲闪过去，向卓请罪，卓怒始息。自此，布稍衔恨。后布与卓侍婢私通，恐被发觉，心不自安。布与王允同为并州人，允早已着意笼络布。及布将卓掷戟事吐露给允，允知离间卓、布的时机已至，当即劝布除卓，为朝廷建立奇功。布以与卓有父子关系为虑，允曰：“君自姓吕，本非骨肉，今忧死不暇，何谓父子？掷戟之时，岂有父子情邪？”布遂许诺。
初平三年（192年）夏四月丁巳，献帝有疾初愈，群臣朝贺未央殿，董卓乘车入朝，途中步骑夹道，戒备森严。吕布使同郡骑都尉李肃率亲信勇士十余人，伪著卫士服，待卓于北掖门内。卓入门，李肃即挺戟刺卓，卓内披甲，未得刺入，伤臂，坠车，卓大呼：“吕布何在？”布曰：“有诏讨贼臣！”卓大骂：“庸狗，敢如是邪！”布以矛刺卓，令兵斩卓首。布从怀中取出诏书以今吏士曰：“诏讨卓耳，余皆不问”。于是吏士皆称万岁。百姓歌舞载道，长安士女市酒肉以相庆贺，填塞街市。王允使皇甫嵩往郿坞攻卓弟旻，杀卓母妻宗族。“坞中有金二三万斤，银八九万斤，锦绮、奇玩堆积如山”。
但是，当此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关键时刻，身系朝廷安危的王允，却缺乏应变能力。他原先惧怕董卓，故屈身降志，委曲承奉，杀卓之后，以为再无患难，就居功骄傲，同朝臣接触，常乏和悦颜色，因之群僚对之不甚亲附。王允对吕布也瞧不起，只以剑客待之。吕布自恃功大，嫌允轻己，于是两人不和。王允的杀蔡邕，即措施失当的事例之一。蔡邕闻卓被杀，只在王允坐前“有叹惜之音”，王允即视之为卓党，而收付廷尉狱，蔡邕承认罪过，“愿黥首刖足，继成汉史”。士大夫及太尉马日多矜救之，允均不从。终使邕死于狱中。邕虽受卓亲用，却也谈不上卓党，卓所重用的还是王允自己。蔡邕的被杀，颇使卓部属将吏恐惧。王允之更大错误是低估了卓所属涼州将士的实力，没有及时颁下赦诏和做出适当安置。当时“悉诛涼州人”的传言已经广泛流传。诸将校以为“蔡伯喈但以董公亲厚尚从坐，今既不赦我曹，而使解兵，今日解兵，明日当复为鱼肉矣”。于是他们拥兵自守。原先卓女婿牛辅领重兵屯驻陕县（今河南三门峡市），曾遣校尉李傕、郭汜、张济等率步骑数万往中牟击朱。当吕布遣李肃持诏书来诛牛辅时，李傕等尚未归还，牛辅只以见兵就打败了李肃，说明涼州诸将兵力甚强。牛辅虽然打了胜仗，但仍极胆怯，因营中偶然发生惊扰，便恐惧出奔，致在途中为部下所杀。这又说明辅等涼州将帅实无作为。假如王允措置得当，尚可免除或减轻祸殃。牛辅死后，李傕等始回陕县。他们甚怀恐惧，不知所措，乃派人到长安请求大赦。王允此时仍不应允。傕等益恐，想各自解散，回归乡里。这时讨虏校尉贾诩向傕等献计曰：“诸君若弃军单行，则一亭长能束君矣，不如相率而西，以攻长安，为董公报仇。事济，奉国家以正天下；若其不合，走未晚也”。贾诩，涼州武威人，在军中素以多谋著称，他的倡议，立即得到傕等同意。他们乃相与结盟，率军数千，晨夜西行，边走边收兵，临近长安时，已有兵十余万，并与卓故部曲将樊稠、李蒙等合围长安城。长安城墙高厚，本来不易攻下，可是吕布军中的叟兵（蜀地的少数民族军队）发生叛变，导引傕等入城，吕布战败，出奔关东。傕等纵兵大掠，吏民死者数万人。
早些时候，王允以同郡宋翼为左冯翊（官名，辖今陕西省中部西安市以东之地，故亦作地名用），王宏为右扶风（辖今陕西省中部西安市以西之地）。李傕等欲杀王允，恐二郡反抗，乃以朝命调二人回朝。王宏遣使谓宋翼曰：“郭汜、李傕以我二人在外，故未危王公。今日就征，明日俱族。计将安出？”翼曰：“虽祸福难量，然王命，所不得避也”。翼既不从，宏不能独留，遂俱就征。果然，二人刚一回朝，傕等便把他们和王允一齐杀害了。
傕等既掌朝政，欲封贾诩为尚书仆射，诩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于是以诩为尚书。贾诩这次给李傕等出了败坏朝廷的主意，其罪过诚然不小；但从当时李傕等涼州将领兵力之强盛及王允之无应变能力来看，即无贾诩的建议，亦难以扭转局势。后来贾诩在傕等与献帝、大臣之间，也还起了一些从中调解的作用。陈寿在《贾诩传》称“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后来李傕与郭汜讧斗时，贾诩对被他们劫持的献帝和大臣也曾加以佑护，使傕等的为恶与破坏程度有所减轻。所以从贾诩在这一阶段的表现来看，还是坏好皆有的。
傕等既专朝政，首先给自己加官封爵，傕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郭汜为后将军；樊稠为右将军；张济为镇东将军，皆封侯。傕、汜、稠在长安坐镇，张济出屯弘农（今河南灵宝县）。
先前，董卓回到关中时，约韩遂、马腾共同对付山东，遂、腾率众自陇右到长安。遇上董卓被杀，李傕等以韩遂为镇西将军，遣还金城；马腾为征西将军，屯驻郿县。兴平元年（194年）二月，腾私有求于傕，未得如愿，怒而欲攻傕，韩遂闻之，率众来助腾。谏议大夫种邵、侍中马宇、左中郎将刘范谋使腾袭长安，以诛傕等。邵等谋泄，出奔槐里（今陕西兴平县）。傕使樊稠、郭汜及兄子利击腾、遂，战于长平观下，遂、腾败，走还涼州。种邵等皆被攻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