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十八年（213年）魏国始建社稷宗庙。二十一年始置奉常、宗正官。黄初二年（221年），由于孙权遣使奉章表示归服，曹丕使太常邢贞持节拜权为大将军，封吴王，加九锡。太和三年（229年），洛阳宗庙建成，使太常韩暨持节迎高皇帝、大皇帝、武帝、文帝神主于邺。青龙二年（234年）汉逊位皇帝山阳公薨，使使持节行司徒和洽吊祭。正始二年（241年）少帝曹芳初通《论语》，使太常以太牢祭孔子于辟雍，以颜渊配。
由上可知，太常的职务主要是祭祠祖宗、天地、圣贤及前往封拜重要属国之王等。太常的属官有太史、太祝、太宰、太药、太医、太卜六令丞及博士祭酒等。
光录勋秦称郎中令，汉武帝改称光录勋。王莽称司中。东汉又称光录勋。曹操为魏公后，设郎中令。黄初元年又称光录勋。
光录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勋与阍同音同义，阍者掌守宫殿门。光录勋除守卫宫门外，还不时侍卫皇帝，有时给皇帝传送诏旨，备顾问及进谏。曹魏时担任郎中令或光录勋者有袁涣、王修、和洽、崔林、高堂隆、缪袭、卢毓、王肃等。从以上诸人传看，并未留下什么事迹，这是因为宿卫宫殿门户事情比较单调，且宫闱事密，鲜为史家所知。同时徼循宫内者尚有卫尉，宫外则有司隶校尉担任监举犯法者，故光录勋的职务并非很重要。如卢毓原为吏部尚书，曹爽为了把用人大权收归自己，乃以其亲信何晏代毓，而出毓为廷尉，旋又转毓为光录勋。说明光录勋的权限不仅逊于吏部尚书，且也逊于廷尉。只是光录勋毕竟接近皇帝，故向皇帝进谏的机会亦较多。如高堂隆为光录勋时，向魏明帝上的谏疏即以深刻著称。
光录勋所以又称郎中令，即因属下多郎，为郎者多由父祖荫庇，靠自己德行才力而进者是少数。郎是官吏的候补者，因郎常在皇帝左右，所以容易升迁，两汉时由郎出身的官吏甚多。
光录勋的属官有谒者，掌宾赞受事，其长官称谒者仆射，亦名大谒者。
光录勋的属官还有三都尉：奉车都尉，掌御乘舆车；驸马都尉，掌副车马匹（魏晋之后，尚公主者必拜此官）；骑都尉，领羽林骑。
一些旧史书谓光录勋属下有大夫、中郎将等官，但从三国史笈观之，光录勋并无如此大的权力。如《三国志》卷14《蒋济传》言曹丕代汉后，蒋济“出为东中郎将……入为散骑常侍”，及统领诸军镇守合肥的大司马曹仁死后，蒋济复“为东中郎将，代领其兵”。手握重兵的蒋济，决非光录勋所能领导。至于前时五官中郎将的担当者乃是曹丕，这种五官中郎将乃系“为丞相副”，高出所有文武百官。《晋书》卷30《刑法志》言：
其后，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邵、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以上的常侍、侍郎、议郎等都是名臣硕儒，亦非光录勋所能领导。我们阅读古书，宜结合当时具体情况进行探讨，不可墨守书本上文字规条。
卫尉秦代即有是官，汉景帝一度改称中大夫令，不久即恢复原名。卫尉掌宫门卫士，徼循于宫中。卫尉寺在宫中，其属官较著名的是公车司马令，简称公车令，掌警卫司马门。经过司马门的人都要下车步行。公车是官署名，凡臣民上书和被征召者，都由公车接待。《史记》卷126《滑稽·东方朔传》谓“朔初入长安，至公车上书。”《三国志》卷19《陈思王传》言：曹“植尝乘车行驰道中，开司马门出。太祖大怒，公车令坐死，由是重诸侯科禁，而植宠日衰。”可见不得曹操特允，都不能私自开司马门及行驰道中。
太仆秦汉皆有是官，王莽一度改名为太御，职务是给皇帝供应车马。有时太仆亲自为皇帝驾车。养马是太仆职务之一，《汉书》卷5《景帝纪》言中元六年（前144年），匈奴“入上郡，取苑马，吏卒战死者二千人”。师古注引如淳曰：“《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养马处）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疋”。曹魏养马情况、史书失载，然据《后汉书》卷84《列女·董祀妻》载蔡文姬对曹操说：“明公厩马万匹”，则曹魏养马当必不少。太仆既常接近君主，又执掌马政，故职位亦非无关紧要。
廷尉秦时即有是官，汉景帝改称大理，自后或称廷尉，或称大理。魏初称大理，曹丕改称廷尉。廷尉掌刑法狱讼，“廷”字系直、平之义，治狱贵直而且平，故以为号。古代凡掌贼盗及掌司察之官皆称尉。言以武力为后盾也。廷尉是各地上诉的最高司法机构。《三国志》卷24《高柔传》载：
护军营士窦礼近出不归，营以为亡，表言逐捕，没其妻盈及男女为官奴婢。盈连至州府，称冤自讼，莫有省者，乃辞诣廷尉。
经过廷尉高柔设法断案，确定为同营士焦子文借钱害命。由是朝廷颁发“诏书，复盈母子为平民”。同上传又载：
（文）帝以宿嫌，欲枉法诛治书执法鲍勋，而柔固执不从诏命。帝怒甚，遂召柔诣台（《资治通鉴》胡注谓：台指尚书台）。遣使者承旨至廷尉，考竟勋，勋死，乃遣柔还寺。
以上材料说明专制皇帝可以枉法杀人（但此举失人心，后来司马氏专魏政，群臣反对司马氏者甚少，未必与此类事无关）。廷尉高柔能依法不从诏命，总算有一点护法行为。汉魏时，大臣有罪或皇帝有诏命，则“召致廷尉”，即被送到廷尉寺作最后处理，故大臣闻之多自杀。
廷尉的属官有大理正、大理平、大理监，是为廷尉三官，廷尉对案件的判决，三官还可以提出驳议。如《三国志》卷12《鲍勋传》言：
（文）帝从寿春还，屯陈留郡界，太守孙邕见，出过勋。时营垒未成，但立标埒，邕邪行不从正道。军营令史刘曜欲推之，勋以堑垒未成，解止不举。大军还洛阳，曜有罪，勋奏绌遣，而曜密表勋私解邕事。诏曰：“勋指鹿作马，收付廷尉”。廷尉法议：“正刑五岁”。三官驳：“依律罚金二斤”。帝大怒曰：“勋无活分，而汝等敢纵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奸，当令十鼠同穴”。太尉钟繇、司徒华歆、镇军大将军陈群、侍中辛毗、尚书卫臻、守廷尉高柔等并表“勋父信有功于太祖”，求请勋罪。帝不许，遂诛勋。勋内行既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无余财。……莫不为勋叹恨。
由上可知，法律并不能约束皇帝的淫威，然而，三官总算可以提出自己的异议，毕竟比世人皆钳口不言好一点。又如《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言：
司马芝……迁大理正，有盗官练置都厕上者，吏疑女工，收以付狱。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赃物先得而后讯其辞，若不胜掠，或至诬服。诬服之情，不可以折狱。且简而易从，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从之义，不亦可乎！”太祖从其议。
司马芝的话，虽不合乎应把每一案件搞清楚的道理，但在专制法律动不动就酷刑拷打、每每冤杀无辜平民的残虐情况下，还是不无可取的。
大鸿胪秦称典客，汉景帝改称大鸿胪。王莽称典乐，东汉三国均称大鸿胪。大鸿胪掌与诸侯国及少数民族有关事宜。
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孙权因阴谋夺取荆州，遣使表示降操。及黄武元年（222年）孙权大败刘备后，又复叛魏。魏三公奏请“免权官，鸿胪削爵土”。说明鸿胪是掌管属国和少数民族事务的。曹丕对兄弟诸王颇苛刻，“兵人给其残老，大数不过二百人。”对曾与他争夺太子宝座的曹植更“事事复减半”。还不时向藩国调发士息。后来曹植向曹叡上书言：“被鸿胪所下发士息书，期会甚急。”可知向藩国调发士息，亦属大鸿胪职责之一。“鸿”，大也；胪，传也。皇帝接见诸侯或属国酋长时，掌赞礼者大声传呼之，故称大鸿胪，又称典客。传呼声与乐声并作，故王莽名之曰典乐。大鸿胪最经常的职掌即典诸侯王等朝见天子的礼仪。
宗正亦秦官，汉平帝时，王莽专权，改称宗伯。莽代汉，并其官于秩宗（太常）。东汉复称宗正。掌皇族与外戚事务。两汉皆以刘姓宗室充任。就史书所见，曹魏时任宗正者仅有曹恪、曹楷，分别见于《晋书》卷19《礼志上》及卷31《后妃·文明王皇后传》。未叙有具体事迹。魏既苛待亲族，又禁外戚干政，宗正之职自然处于无关紧要地位。司马氏专魏政之后，更以光录勋郑袤兼领宗正，表明宗正更不受重视了。
大司农秦名治粟内史，景帝改称太农令。武帝改称大司农。王莽先改羲和，继名纳言。东汉复名大司农。魏初设大农，黄初二年（221年）改大司农。蜀、吴亦各有大司农。《后汉书·志》第26《百官三》言大司农的职掌说：
掌诸钱谷金帛诸货币。郡国四时上月旦见钱谷簿。其逋未毕，各具别之；边郡诸官请调度者，皆为报给，损多益寡，取相给足……郡国盐官、铁官本属司农，中兴皆属郡县。又有稟牺令，六百石，掌祭祀、牺牲、雁鹜之属，及洛阳市长、荥阳敖仓官，中兴皆属河南尹，余均输等皆省。
大司农到东汉时，虽仍说掌钱谷，但也只掌国家钱谷的不大部分，且主要附属机构已不存在，故经济颇形拮据。
三国为扰攘多事之秋，大司农的经济收入自然更差，因之只能供给一些如同水利工程之类的兴建工钱，如《水经注》卷9《沁水》注引《魏土地记》载魏野王典农中郎将司马孚给魏明帝上表曰：
臣被明诏，兴河内水利，臣既到检行……方石可得数万余枚，臣以为方石为门，若天亢旱，增堰进水……经国之谋，暂劳永逸，圣王所许，愿陛下特出臣表，敕大司农府给人工，勿使稽延，以赞时要。
由上可知，大司农的职掌之一是为兴修水利等事业出雇工钱。我们前已言及，典农官并不隶属于大司农。假若大司农是司马孚的顶头上司，他就不会绕过大司农而请求皇帝转“敕大司农府给人工”了。据《后汉书》卷41《钟离意传》：
钟离意……显宗即位，征为尚书，时交阯太守张恢坐臧千金，征还伏法，以资物簿入大司农。诏班赐群臣……时诏赐降胡子缣，尚书案事，误以十为百，帝见司农上簿，大怒，召郎（尚书郎），将笞之。意因入，叩头曰：“过误之失，……臣位大罪重，郎位小罪轻，咎皆在臣，臣当先坐。”乃解衣就格（榜床）。帝意解，使复冠而贳郎。
由上可知，朝廷没收贪官赃物，交由大司农保管。赏赐少数民族的纺织品由大司农拨发。但这些物资的调入和拨发，都不由大司农作主，大司农的职责只是保管。至于把物资发放给谁及数额多少，均由尚书秉承皇帝的意旨行事。故数字有错，也只能归罪于尚书，而与司农无关。曹魏时，国有土地多由典农官管理和耕种，曹魏以谒者仆射监盐官，以司金中郎将掌制铁器，至于军粮调拨，特设有度支尚书管理。吴国亦设有节度官掌调拨军粮，所以三国时的大司农职权比东汉时还要缩小，自不待言。
少府秦和两汉均置少府，王莽称共工。少府与大司农同管财货。大司农管国家财货，少府管供养皇帝。《汉书》卷19上《百官公卿表》言少府“掌山海池泽之税，以给供养”。《后汉书·百官志》言：“少府掌中服御诸物衣服宝货珍膳之属。”少府在诸卿中属官最多，机构庞大。其中最重要的属官是尚书、侍中及御史中丞，其权柄之大，超过少府本职，此容后再作叙述。少府属官见于三国史笈者有守宫令、尚方令、御府令等。守宫令掌御用纸、笔、墨、尚书财用诸物及封泥。荀彧于灵帝中平六年（189年）即曾“拜守宫令”。尚方令，掌制御用刀剑弩机诸上好器物。《三国志》卷24《王观传》言：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
御府令，《宋书》卷39《百官志》言御府“典宫奴婢作亵衣服补浣之事”。《三国志》卷55《蒋钦传》言孙权赞叹蒋钦“在贵守约，即敕御府为母作锦被，改易帷帐，妻妾衣服悉皆锦绣。”又《三国志》卷25《杨阜传》言：
阜（时为少府）又上疏欲省宫人诸不见幸者，乃召御府吏问后宫人数。吏守旧令，对曰：“禁密，不得宣露。”阜怒，杖吏一百，数之曰：“国家不与九卿为密，反与小吏为密乎？”帝闻而愈敬惮阜。
由上可知，连身为少府的杨阜都不知后宫人数，而必须向御府吏询问。御府吏因常给后宫人员制作衣服，故能知之。御府吏连其顶头上司杨阜都不敢告知，说明皇帝对后宫人数的保密异常严厉。杨阜曾因年凶民饥，军用不足，而上书请曹叡“发明诏，损膳减服，技巧珍玩之物，皆可罢之”。说明少府所属部门供皇室吃穿玩乐的珍奇宝物必然很多。
以上太常、光录勋、卫尉、太仆、廷尉、大鸿胪、宗正、大司农、少府九个职官通常称之为“九卿”。以上杨阜在责数御府吏的话中，也提到“九卿”。与九卿同级别的还有执金吾及将作大匠等。
执金吾秦称中尉，汉武帝改执金吾。王莽称奋武。东汉复称执金吾。魏先称中尉，黄初元年（220年），改称执金吾。职掌为宫外巡卫。吾当御讲，言执金革，以御非常。卫尉巡行宫中，执金吾则徼循京师。天子出行，执金吾为先导。《后汉书·志》第27《百官志四》刘昭补注引《汉官》曰：
执金吾缇骑二百人，（持戟）五百二十人，舆服导从，光满道路，群僚之中，斯最壮矣。世祖叹曰：“仕宦当作执金吾。”
执金吾的属官有武库令，主兵器。司马懿发动夺权兵变时，先部勒兵马，占据武库。史书叙述曹爽的罪过亦称爽擅取“武库禁兵”。可见武库中所藏之兵器颇为掌权或欲夺权者瞩目。
将作大匠秦称将作少府，景帝改将作大匠，掌修建宫室。《后汉书·百官志四》言将作大匠“掌修作宗庙、路寝、宫室、陵园木土之功，并树桐梓之类，列于道侧。”注引《汉官篇》曰：“树栗椅桐梓”。可见统治者对自己生时及死后的享受都同样注意。广植树木既美化环境，也可增产建筑木材。曹魏直臣杨阜任将作大匠时，对明帝好治宫室等弊政，曾上疏谏诤。
三、尚书、侍中、中书等近官
尚书秦汉时，尚书本是少府属官，职务是给皇帝掌管文书（尚字作主、掌解）。汉武帝以宦者执掌文书，称中书谒者令。司马迁受腐刑之后，即曾为中书令，史称迁“尊崇任职”。宣帝时，弘恭为中书令，石显为中书仆射，二人皆宦官。元帝时，弘恭死，石显为中书令。《汉书》卷93《佞幸·石显传》言：
元帝……以显久典事，中人无外党，精专可信任，遂委以政。事无小大，因显白决，贵幸倾朝，百僚皆敬事显……初元中，前将军萧望之及光录大夫周堪、宗正刘更生皆给事中。望之领尚书事，知显专权邪僻，建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国家枢机，宜以通明公正处之，武帝游宴后庭，故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罢中书宦官，应古不近刑人”……元帝不听，由是大与显忤，后皆害焉，望之自杀，堪、更生废锢。
由上可知，尚书与中书本为一官，因宦官被称为中人，故当他们主管文书时，称之为中书官。由士人主其事，则称尚书，故萧望之称“尚书为百官之本”。至于尚书与中书各自为独立的机构，则在曹魏时。汉成帝时，虽罢中书宦者，但后权归外戚，卒成王莽代汉之局。刘秀建立东汉政权后，鉴于王莽窃权，“政不任下，虽置三公，事归台阁”。台阁即指尚书台。尚书台与后世的尚书省，名异而实同。东汉最后一个掌权的外戚何进以大将军录尚书事。董卓专政时，委政于守尚书令的王允，允因得与大臣谋杀卓。建安元年（196年），曹操迎献帝于洛阳，首先“自领司隶校尉，录尚书事”。献帝都许后，操以其亲信要员荀彧“为汉侍中，守尚书令”。操“虽征伐在外，军国事皆与彧筹焉”。史称荀彧在台阁，持心平正，不任用自己的不肖群从兄弟。荀彧日后所以为操所忌，乃因他引进智谋之士甚多，社会政治影响广泛，有举足轻重之势。且又有不赞成操代汉的意向。建安十七年（212年），操杀彧，次年，操即建立魏国，以荀攸为第一任尚书令，再下一年，荀攸死于从操征讨孙权途中。我怀疑荀攸亦非善终。无论我这个揣测是否符合实际，尚书令职任的重要是无可置疑的。从荀攸死后，操任用之尚书令皆不复有功能甚高者，盖操为代汉与子孙计，不愿把大权分给容易养成权势之人故也。
曹操晚年所猜防能危及其政权者在异姓世族。曹丕时则转而排斥同生手足，虽仍继承其父之重用亲族曹氏、夏侯氏政策，但亦逐渐起用异姓世族陈群、司马懿等人。丕晚年更将操提防异姓的措施抛之脑后，使陈群、司马懿与同姓大员曹真等共录尚书事。曹叡不仅对司马懿特加倚重，对懿之长弟司马孚亦甚青睐，他曾赞叹说：“吾得司马懿二人，复何忧哉！”于是转孚为度支尚书，“后除尚书仆射，进爵昌平亭侯，迁尚书令”。曹睿临死，令曹爽、司马懿辅少帝。少帝即位，“加曹爽、司马懿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239年）胡注：“爽、懿既督中外诸军，又录尚书事，则文武大权尽归之矣。”
东汉时，尚书台不仅是天子政令所自出，而且也是总揽政务的机构，其长官尚书令总揽纲纪，无所不统。每会同，尚书令与御史中丞、司隶校尉皆专席而坐。当时京师号称“三独坐”。实际后二官的权势远远不能同尚书令相提并论。尚书令的副手为尚书仆射。曹魏置尚书仆射一或二人，二人并置时称左右仆射。若尚书令缺，由左仆射代行令事。蜀、吴均只置一仆射。据《晋书》卷24《职官志》的记述，魏有吏部、左民、客曹、五兵、度支共五曹尚书。吏部亦称选部，主选用官吏。左民主缮修功作、盐池园苑，客曹主少数民族及外国事务。五兵主中兵、外兵、骑兵、别兵、都兵。度支主军国支计。其中以吏部尚书为最重要，授此职者直称吏部尚书。其他往往只称尚书，而不提其曹名。魏时以五曹尚书、二仆射、一令为八座。曹睿时，陈矫为尚书令，曹睿尝猝至尚书门，矫跪问睿：“陛下欲何之？”睿答：“欲案行文书耳。”矫曰：“此自臣职分，非陛下所宜临也。若臣不称职，则请就黜退，陛下宜还”。于是睿惭而返。史颇称述陈矫的亮直。同时也表明了尚书令职权的受尊重。又贾诩劝李傕等攻长安成功，傕等感诩，欲以诩为尚书仆射。诩辞曰：“尚书仆射，官之师长，天下所望，诩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纵诩昧于荣利，奈国朝何！”于是以诩为尚书，“典选举，多所匡济，傕等亲而惮之”。当荀彧为尚书令时，曹操以彧功大，上表献帝赠彧官爵，“彧固辞，不通太祖表”。说明尚书令有决定是否将臣下表疏呈给皇帝省览的权限。《全后汉文》卷34引应劭《汉官仪》说：
凡三公、列卿、将、大夫、五营校尉行复道中，遇尚书令、仆射、左右丞，皆回车豫避，卫士不得迕台官，台官过，乃得去。
由上可知，所有尚书令仆及左右丞都受到朝中大小官员的尊礼，这是与尚书台官职任的重要分不开的。
曹魏尚书台置左右丞各一人，秩位在尚书下，应劭《汉官仪》说：“尚书令、左丞，总领纲纪，无所不统；仆射、右丞掌稟假钱谷。”看来，尚书左右丞是协助令仆掌管台内所有工作与纠举违法事件的。
三国时，皇帝身边的近臣，还有侍中、散骑常侍、给事中等官。
侍中 职掌主要是：备顾问，拾遗补缺。另外，也有赞导、陪乘、出而负玺以至照料皇帝日常生活等事。至少在西汉已有侍中之职，随着君权的加强，侍中的地位也日益重要。东汉末年，为侍中者已多世家硕儒，如杨彪、黄琬、荀悦、荀爽、卢植等。魏国既建，首设“尚书、侍中、六卿”，从亲近皇帝言，侍中尚胜过尚书。最早为魏侍中的有王粲、杜袭、卫觊、和洽四人。王粲出身于“名公之胄”，又饶有才学，为操所信任，先为丞相掾，继迁军谋祭酒。《三国志》卷21《王粲传》言粲“拜侍中，博学多识，问无不对。时旧仪废弛，兴造制度，粲恒典之”，说明侍中的职务尚有兴造制度。据《三国志》卷23《杜袭传》言：
杜袭……魏国既建，为侍中，与王粲、和洽并用。粲强识博闻，故太祖游观出入，多得骖乘。至其见敬，不及洽、袭。袭尝独见，至于夜半，粲性躁竞，起坐曰：“不知公对杜袭道何等也？”洽笑答曰：“天下事岂有尽邪？卿昼侍可矣，悒悒于此，欲兼之乎！”
从杜袭与曹操谈话时间之长看，也可窥知侍中职掌范围的广阔，并非用文字所能概括。《三国志》卷25《辛毗传》载：
辛毗……文帝践阼，迁侍中，赐爵关内侯……帝欲徙冀州士家十万户实河南。时连蝗民饥，群司以为不可。而帝意甚盛。毗与朝臣俱求见，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毗曰：“陛下欲徙士家，其计安出？”帝曰：“吾不与卿共议也。”毗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之左右，厕之谋议之官，安得不与臣议邪！”
案侍中职在皇帝左右，说明其亲近；“厕之谋议之官”，说明其“谋议”的范围是不受限制的。《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曹睿幼时，为操所爱，“每朝宴会同，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明帝纪》注又引《世语》言：曹睿与朝臣素不接，即位之后，“独见侍中刘晔，语尽日”。说明侍中为大臣中比较接近皇帝者，故时人每以侍中近臣为荣，而朝廷为了宠异大臣，亦多加之以侍中官号。如魏少帝曹芳即位后，对辅政大臣曹爽、司马懿皆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当刘备败于夷陵后，督江北军以防魏师的黄权，因归蜀路绝，被迫投魏，曹丕“拜黄权为侍中、镇南将军，封列侯，即日召使骖乘”。封蜀将以军职是顺理成章的，拜侍中则是以殊礼宠异黄权。曹丕代汉前，群臣劝进达十四次之多，其中以魏王侍中刘廙、辛毗领衔者五次，以魏尚书令桓阶领衔者三次。以其他官员领衔者，均不过一、二次。凡此都说明侍中为魏腹心之官。诸葛亮《出师表》特别举出侍中郭攸之、费祎及黄门侍郎董允三位宫中要员。要刘禅“事无大小，悉以咨之，然后施行。”充分说明侍中内臣的重要性。侍中与尚书同为枢要之职，侍中掌机密、尚书统政事。吴国担任侍中的是仪、徐详、胡综三人，被陈寿称为“皆孙权之时干兴事业者”。
散骑常侍和散骑侍郎据《晋书》卷24《职官》言：秦代已有散骑和中常侍。东汉初，省散骑，中常侍用宦者。魏黄初初，将散骑与中常侍合为一官，因不用宦者而用士人，故省去“中”字，称散骑常侍。其职掌是规谏皇帝，无专管职务。侍中与散骑常侍同在皇帝左右扶侍，侍中居左，常侍居右，皆备皇帝顾问、拾遗补缺。据《三国志》卷4《高贵乡公髦传》言：
诏曰：“今车驾驻项，大将军（指司马昭）恭行天罚，前临淮浦。昔相国大司马征讨，皆与尚书俱行，今宜如旧。”乃令散骑常侍裴秀、给事黄门侍郎钟会咸与大将军俱行。
由上可知，当两军交战、决定胜负的紧要时刻，权臣司马昭仍旧不能离开尚书及散骑、黄门等机要官吏，一方面是让他们参与谋划，另一方面也是怕他们发动变乱。散骑侍郎官秩低，但系皇帝培养州郡长吏的对象之一。如《三国志》卷24《崔林传》注引《魏名臣奏》载曹丕诏曰：
昔萧何荐韩信，邓禹进吴汉，惟贤知贤也。雄（王雄）有胆智技能文武之姿，吾宿知之。今便以参散骑之选，方使少在吾门下知指归，便大用之矣。天下之士，欲使皆先历散骑，然后出据州郡，是吾本意也。
正因为散骑为培育人才之所在，所以不仅要求其人善于骑马，而且也要善于著述，比如刘劭为散骑侍郎时，曾受诏集五经群书，作《皇览》。后劭迁散骑常侍，又受诏作《都官考课》。《三国志》卷3《明帝纪》青龙三年（235年）注引《魏略》载曹睿曾将太子舍人谏书付散骑保存，可知散骑侍郎除规谏献纳外，还掌管书奏文件。
由于散骑常侍时常接近皇帝，故常作为加官，用以尊崇文武大员。比如有权势的中书监、令刘放、孙资仍然都加散骑常侍。据清人洪饴孙《三国职官表》的统计，加散骑常侍职者有七十人左右。
孙吴亦有散骑常侍的官号。如《三国志》卷64《王蕃传》言王蕃“与贺邵、薛莹、虞汜俱为散骑中常侍，皆加附马都尉，时论清之。”说明其职亦由士人担任，并系正员，而非加官。
给事中与给事黄门侍郎曹魏时，同侍中、散骑常侍一样既是内朝官又属加官的还有给事中及给事黄门侍郎。它们都参与共平尚书事。给事中因供职殿中，在皇帝身边备顾问，故称给事中，给事中多以加官出现。如黄初中，司马懿以抚军大将军加；曹真以中军大将军加；董昭以光录大夫加；苏林以博士加。太和中，刘放、孙资以中书监令加等。
秦汉时，宫禁门皆黄色，故号黄门。给事黄门侍郎因在黄门内供职而得名。亦简称黄门侍郎。给事黄门侍郎除侍从皇帝、关通内外之外，还与侍中俱省尚书事，俱管门下众事，故亦称门下侍郎。后世所以称侍中为门下省亦因于此。魏钟会于正始中为秘书郎，迁中书郎。毌丘俭反于淮南，钟会随司马师东征，典知密事。司马昭辅政，会谋谟帷幄，迁黄门侍郎，封东武亭侯。说明黄门侍郎亦为亲密之任。
蜀汉亦设有黄门侍郎。据《三国志》卷39《董允传》载：董允……后主袭位，迁黄门侍郎。丞相亮将北征……以允秉心公亮，欲任以宫省之事。上疏曰：“侍中郭攸之、费祎、侍郎董允等，先帝简拔，以遗陛下。至于斟酌损益，进尽忠言，则其任也。愚以为宫中之事，事无大小，悉以咨之。必能裨补缺漏，有所广益。若无兴德之言，则戮允等，以彰其慢。”当时董允的职务即为黄门侍郎，可见黄门侍郎的职掌主要是参谋议、拾遗补缺，与侍中相同，只是秩位稍次而已。
中书监令曹魏时尚书台固为总揽行政的机构，唯中枢实权仍逐渐向更加靠近皇帝的中书监、令转移。曹操为魏王时，设置秘书令，以处理尚书章奏。曹丕于黄初初改秘书令为中书令。又特置中书监，使之排在中书令前。监、令皆挑选文学通达的士人担任。若有密诏下达州郡或边将时，往往不经尚书，径自中书发出。因之逐渐形成中书监、令“实握事要”情况。遇有不测事变，中书监、令即可就近操纵其间，所谓“断割朝命”。本书前在述说曹睿临死挑选辅政大臣时，已详细论及中书监刘放及中书令孙资从中排挤燕王曹宇而推毂曹爽、司马懿，以致酿成司马氏专魏政的重大变局，足以说明中书监、令权势的炙热。此处自无庸再行赘述。
中书监、令下，设有中书侍郎，简称中书郎。曹睿时，诏举中书郎，时吏部尚书为卢毓。曹睿因言：“得其人与否，在卢生耳。”说明皇帝对挑选中书郎相当重视。司马昭当权时，张华“迁长史，兼中书郎。朝议表奏，多见施用，遂即真”。司马炎在位时，荀勖久在中书，专管机事，后守尚书令，甚罔罔怅怅。或有贺之者，勖曰：“夺我凤皇池，诸君何贺我邪！”从荀勖这种因离开中书而怅惘的情况看，可知尚书台的重要权力已被中书省所夺。
下面再谈谈与尚书令、司隶校尉号称“三独坐”的御史中丞。西汉初，御史大夫有两丞，一曰御史丞，一曰中丞（也叫御史中执法），中丞在殿中兰台掌图籍秘书，外督部刺史，内领侍御史，受公卿奏事，举劾案章（即在殿中察举非法，中丞之名亦由此来）。西汉末，御史大夫转为大司空，而中丞出外为御史台率（实即执行旧御史大夫职权）。东汉及曹魏均如此，魏黄初中，一度将御史中丞改称“宫正”。旋复称中丞。史言魏以鲍勋为宫正，“百僚严惮，罔不肃然”。说明认真执行举劾任务的宫正或中丞，还是为众臣畏惧的。陈群、崔林等均曾任御史中丞。中丞与司隶校尉都是纠察官。
御史中丞和尚书一样，虽出自少府，权力大于少府，盖因专制皇帝为了控制群臣，常以小臣监视和举劾大臣，如州刺史秩位虽低于二千石，但领导二千石，而为一州之长，即其明例。
次于中丞的有治书侍御史，掌律令。卫凯、陈群等曾为之。又有治书执法，掌奏劾。高柔、鲍勋等曾为之。鲍勋早时因执法忠直，得罪了曹丕，丕衔恨在心，终置之于死地，专制皇帝之制法不遵，类多如此。
曹魏时，随着君主专制的加强，监察官的作用日益衰退。一次当大会，殿中御史（侍御史）簪白笔侧陛而坐，明帝问此何官主何事？辛毗曰：“此谓御史，旧时簪笔以奏不法，何当如今者，直备位，但毦笔耳！”，说明监察官是趋于没落了。
一、州官
司隶校尉汉武帝时置，因负责督率京城徒隶，从事查捕奸邪和罪犯，故称司隶校尉。简称司隶。司隶辖地称司州。曹魏司州下辖河南、河内、河东、弘农、平阳五郡。司隶不只负责纠察贵戚、百官及近郡犯法者，且有直接保卫皇帝及曹操自身的重任。故曹操至洛阳迎献帝时，先自兼司隶校尉。操为经略关中，用钟繇为司隶，先治弘农，后治洛阳。由于钟繇措置有方，关中诸将马腾、韩遂“各遣子入侍”。正始初，徐邈为司隶，“百官敬惮之”。曹爽与司马懿争权时，以其亲信毕轨为司隶。毕轨与曹爽同时被杀。刘备在蜀称帝，以张飞为司隶校尉。飞死，丞相诸葛亮自领司隶校尉。凡此，均说明司隶校尉职位的重要性。《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蔡质《汉仪》言司隶校尉：
职在典京师，外部诸郡，无所不纠，封侯、外戚、三公以下，无尊卑。入宫，开中道，称使者。每会，后到先去。
司隶校尉的主要官属有：都官从事（主察举百官犯法者）、功曹（即治中，主州选署及众事）；别驾从事（当司隶行部，担任奉引，录众事）；诸曹从事及主簿等。
刺史和州牧魏共有十三个州，其中之一为司州，其他十二个州为兗、豫、青、冀、幽、并、雍、凉、秦、徐、荆、扬。扬州仅有淮南、庐江二郡。州的长吏为刺史或州牧。州牧的秩位高于刺史，职权相同，皆掌监察郡国守相及地方豪强。随着东汉政权的崩溃，刺史的职权也由监察扩大到军、政财赋各个方面。及董卓之乱发生，各州郡外托勤王之名，内行割据之实。于是纷纷攘攘，互相吞灭。曹操时，丞相主簿司马朗以为天下土崩，乃由于“郡国无蒐狩习战之备”，于是施行州郡并领兵，以外备夷敌，内威不轨。故陈寿于《三国志》卷15《刘司马梁张温贾传》称“刺史总统诸郡赋政于外，非若曩时司察之而已。”
州的属吏，以别驾和治中为最重要。别驾与刺史行部，别乘传车，故称别驾。建安十六年（211年），益州牧刘璋手下别驾张松与军议校尉法正谋引刘备入蜀，以取代刘璋。法正到荆州给刘备献策说：“张松州之股肱，响应于内，以取益州，犹反掌也”。《资治通鉴》胡注云：“别驾，州之上佐，故曰股肱”。《三国志》卷32《先主传》言刘备得益州后，建立政权，以“诸葛亮为股肱”，可见别驾地位的重要。
治中，在州中的地位，与别驾相伯仲。《三国志》卷15《温恢传》言温恢“入为丞相主簿，出为扬州刺史”，曹操对温恢说：“得无当得蒋济为治中邪？”蒋济终于被任命为别驾。说明治中与别驾同样重要。吴将鲁肃曾向刘备推荐庞统说：“庞士元非百里才也，使处治中、别驾之任，始当展其骥足耳。”后来庞统当了治中。《三国志》卷40《彭羕传》载：“先主领益州牧，拔羕为治中从事。……处州人之上。”治中主要是在州牧领导下典掌州内事务；别驾常同州牧外出巡视，并监督州属各郡。但二者的职掌不能截然划分，也不能局限于文字条文。二者好比是州牧的左右手，所有军政大事，都常参与议论，比如别驾张松曾同刘璋商议怎样利用刘备以防曹操；治中庞统也曾向刘备提出袭取刘璋的拟议。就是显著的例子。
在州的属吏中，主簿仅次于别驾、治中。《三国志》卷42《杜微传》言：“丞相亮领益州牧，选迎皆妙简旧德，以秦宓为别驾，五梁为功曹，微为主簿”，其中功曹即相当于治中，主簿的秩位虽较低，但常在州牧左右办事，职任更加亲近，例如原为丞相曹操主簿的温恢，一外放即任扬州刺史。又《三国志》卷43《李恢传》言：“先主领益州牧，以恢为功曹书佐、主簿……更迁恢为别驾从事。”州功曹书佐职“主选用”，主簿高于功曹书佐，而低于别驾。
州的属吏还有督军从事，职典刑狱、论法决疑。
二、郡国官
河南尹东汉建都于河南郡洛阳县。河南郡秦时为三川郡，西汉更名河南郡，东汉既都洛阳，为提高河南郡的地位，其长吏不称太守而称尹。《三国志》卷21《傅嘏传》注引《傅子》云：
河南尹内掌帝都，外统京畿，兼古六乡六遂之士。其民异方杂居，多豪门大族，商贾胡貊，天下四会，利之所聚，而奸之所生。前尹司马芝，举其纲而太简，次尹刘靖，综其目而太密，后尹李胜，毁常法以收一时之声。嘏立司马氏之纲统，裁刘氏之网目，以经纬之，李氏所毁，以渐补之。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
曹操先挟帝都许，魏国政权建立以后，又积极经营邺都。洛阳重新恢复其首都地位，乃在曹丕代汉之后。丕首用一贯能抑制豪强的地方官司马芝为河南尹。史称芝：“黄初中入为河南尹，抑强扶弱，私请不行，……居官十一年……为河南尹者，莫能及之”。继芝为尹者为刘靖，史言散骑常侍应璩与靖书称其任尹时之政绩曰：
富民之术，日引月长。藩落高峻，绝穿窬之心。五种别出，远水火之灾。农器必具，无失时之阙。蚕麦有苫备之用，无雨湿之虞。封符指期，无流连之吏。鳏寡孤独，蒙稟振之实。加之以明摓幽微，重之以秉宪不挠；有司供承王命，百里垂拱仰办。虽昔赵、张、三王之治，未足以方也。
陈寿亦言“靖为政类如此。初虽如碎密，终于百姓便之”。司马芝、刘靖为河南尹，正值魏文、明二帝比较兴盛时，故能有所作为。其后接任之李胜为曹爽派人，曾欲有所改革，以增加曹爽派的地位与声望，但遭到元老派的反对。司马懿任用傅嘏为河南尹，建立司马氏之纲纪，河南尹因之大易属吏，“郡有七百吏，半非旧也”。总之，河南尹与司隶校尉同样重要，故揽权者均欲用自己的人。
河南尹的属吏，与郡守大致相同，兹不赘述。
郡太守和王国相 三国时，王国由相治理，相的职任同于郡太守，不受王的干涉。《武帝纪》言操“为济南相，国有十余县长吏，多阿附贵戚，赃污狼藉，于是奏免其八……郡界肃然”。史既言操为济南国相，又言“郡界肃然”，则郡与国实无若何区别。又如《三国志》卷46《孙坚传》注引《吴录》言庐江郡宜春县为人所攻，长沙太守孙坚将越界往救，理由为“以全异国，以此获罪，何愧海内乎？”卢弼《集解》注曰：“国者郡国也”。说明郡与国可以通称。又如孔融为北海相，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也是国与郡通称之例。由于国与郡无何区别，故本节只谈郡守，以省篇幅。
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卷120之后附载司马彪《续汉书·郡国志》五第23下谓：魏郡国九十一，属国一；蜀郡二十三；吴郡四十六，都尉二。凡三国郡一百六十，属国一，都尉二。
郡太守除“掌治民、进贤、决讼、检奸”外，还可以自行任免所属掾史。《日知录》卷8言：“守相命于朝廷，而自曹掾以下，无非本郡之人……其辟用之者，即出于守相，而不似后代之官，一命以上，皆由于吏部”。《三国志》卷13《钟繇传》注引谢承《后汉书》曰：
南阳阴修为颍川太守，以旌贤擢俊为务，举五官掾张仲方正，察功曹钟繇、主簿荀彧、主记掾张礼、贼曹掾杜佑、孝廉荀攸、计吏郭图为吏，以光本朝。
太守既可以推举孝廉、方正，又可以自用属吏，在一定程度上，宛如独立王国。以上引文所谓“本朝”，亦系指郡府而言。最突出的例证，是太守能擅自杀人，而不受到惩罚，甚至也不受社会舆论的指责。如北海相孔融“一朝杀五部督邮”，仅仅因为他们向农民征取租税稍迟了些。又如法正为蜀郡太守，“擅杀毁伤己者数人”。不用说滥杀和误杀人的太守是很多的。三国时各国的吏治比东汉后期有甚大改善，尚且如此，其他政治昏黑时代就更不用说了。
郡太守与州刺史不同点之一是刺史无副职，而太守有副职，即郡丞。丞亦由朝廷任命，丞多与太守素无瓜葛，故丞一般不操实权。边郡不设丞而设长史，长史系武职，有事时，带兵作战。《三国志》卷15《张既传》注引《魏略》言太和中，诸葛亮出陇右，陇西太守游楚遣长史马颙出御，蜀兵退还，太守获封侯，长史及其他掾属亦得赏赐。说明长史直接受太守指挥，以免太守与丞互相扯皮，贻误战机。
郡太守之下，还有都尉，秦称郡尉，汉景帝改称都尉，掌佐太守典武职甲卒，秩比二千石。刘秀建武六年（30年），省诸郡都尉，并罢都试之役，唯边郡往往置都尉或属国都尉。三国时，魏河南郡有伊阙都尉。魏郡有西部都尉，沛国有南部都尉；阳平郡有东部都尉。蜀、吴一些郡有都尉，典掌军事，禁盗贼。
郡太守的属吏，《宋书》卷941《百官志》有简要叙述：
郡官属略如公府，无东西曹，有功曹史，主选举。五官掾主诸曹事。部县有督邮、门亭长。又有主记史，催期会。汉制也。今略如之。诸郡各有旧俗，诸曹名号往往不同。
郡府属吏，重要的当推功曹、五官掾、督邮和主簿。功曹在郡中的地位，好比朝中的相国。《三国志》卷7《臧洪传》言：“广陵太守张超请洪为功曹，……政教威恩，不由己出，动任臧洪”。《晋书》卷45《刘毅传》言刘毅“侨居平阳，太守杜恕请为功曹，沙汰郡吏百余人，三魏称焉，为之语曰：‘但闻刘功曹，不闻杜府君’”。时人王基亦称刘毅“往日侨居平阳，为郡股肱”。说明功曹如果能得太守充分信任，即可行使其总理郡府政务的权力。
五官掾在郡中的地位亦同功曹相仿佛，如《后汉书》卷81《独行·谅辅传》言：
谅辅……仕郡为五官掾。时夏大旱，太守自出祈祷山川，连日而无所降。辅乃自暴庭中，慷慨咒曰：“辅为股肱，不能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调阴阳，承顺天意……咎尽在辅”。
由上可知，五官掾的主要职责是进谏纳忠，荐贤退恶，和功曹差不多。又《三国志》卷38《秦宓传》言：
先主（刘备）既定益州，广汉太守夏侯纂请宓为师友祭酒，领五官掾，称曰仲父。
由此可知，任五官掾者往往为博学有行之士。《三国志》卷43《吕凯传》言蜀永昌郡人吕凯“仕郡五官掾、功曹”。由此看来，五官掾的秩位和权限还是稍次于功曹，故吕凯以次由五官掾升为功曹。史书上常见功曹而很少提到五官掾，也说明五官掾官职的重要性逊于功曹。
督邮职掌为督察郡属各县，一郡有二至五部督邮。前曾提到北海相孔融因五部督邮收民租税不够而杀之，可知督邮负有督收租税的责任。《三国志》卷12《司马芝传》有“令督邮以军兴诡责县”的话，表明督邮有监督各县发民服兵役之责。刘备早年为安喜县尉时，曾有鞭杖督邮之事，说明督邮的差使常引起基层官吏及民众的厌恶，故儒生学士多不乐当此职。然而如有清白正直的督邮也可改变一下为民众所厌恶的形象，表明督邮的好坏，关系于吏治者良非鲜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