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降权的荆州将吏，尚有郝普、麋芳、士仁等，而权独重用潘濬。由于潘濬德才兼优，所以权对他虚心接待。后来潘濬与陆逊“俱驻武昌，共掌留事”。成为权腹心重臣之一。浚为蜀汉大将军蒋琬的姨弟，有人向权言：“浚密遣使与琬相闻，欲有自托之计”。权立即驳斥说：“承明不为此也”。于是将此人罢了官。权曾令浚“率众五万讨武陵蛮夷”。浚所率军队人数达到如此之多，说明孙权是敢于放手使用降将的。单从对浚的使用来看，权尚胜过刘备，备当年如令浚代替关羽守荆州，也许不致失败得那样惨。
孙权对部属能用其所长，而不求全责备。例如典掌军国密事的胡综，“性嗜酒，酒后欢呼极意……搏击左右。权爱其才，弗之责也”。又如大将吕范，“居处服饰，于时奢靡，然勤事奉法，故权悦其忠，不怪其侈”。其他如善于战斗的将军淩统、潘璋、甘宁、朱桓等，或骄横不法，或粗暴杀人，权均原其过失，以展其用。故陈寿在《三国志》卷55《程黄韩蒋等传》末评曰：“以潘璋之不修，权能忘过记功，其保据东南，宜哉！”
（3）比较能听取反面意见，能用众力群智。《三国志》卷47《吴主传》注引《江表传》载权语曰：
天下无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众之所积也。……故能用众力，则无敌于天下矣；能用众智，则无畏于圣人矣。
因为以上的话颇有至理，所以有人怀疑非权所能道出。从孙权的诗人用士方面看，他还是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的。《三国志》卷48《三嗣主传》末注引陆机《辨亡论》称孙权：
求贤如不及……推诚信士，……披怀虚己，以纳谋臣之算。故鲁肃一面而自托，士燮蒙险而效命。高张公之德，而省游田之娱。贤诸葛之言，而割情欲之欢。感陆公之规，而除刑政之烦。奇刘基之议，而作三爵之誓，屏气跼蹐，以伺子明之疾，分滋损甘，以育淩统之孤……是以忠臣竞进其谋，志士咸得肆力。
赵翼《廾二史札记》卷7《三国之主用人各不同》条亦言：
刘备之伐吴也，或谓诸葛瑾已遣人往蜀，权曰：
“孤与子瑜有生死不易之操，子瑜之不负孤，犹孤之不负子瑜也”。吴蜀通和，陆逊镇西陵，权刻印置逊所，每与刘禅、诸葛亮书，常过示逊，有不安者，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委任如此，臣下有不感知遇而竭心力者乎？权又不自护其非，权欲遣张弥、许晏浮海至辽东，封公孙渊。张昭力谏不听，弥、晏果为渊所杀。权惭谢昭，昭不起，权因出，过其门呼昭，昭犹辞疾。权烧其门以恐之，昭更闭户，权乃灭火，驻门良久，载昭还宫，深自刻责。倘如袁绍，不用沮授（当作田丰）之言，以致于败，则恐为所笑，而杀之矣。
除了以上赵翼所说的以外，他如孙权准备袭取南郡时，欲令其堂弟征虏将军孙皎与吕蒙为左右大督。吕蒙说：“若至尊以征虏能，宜用之；以蒙能，宜用蒙。昔周瑜、程普为左右部督，共攻江陵，虽事决于瑜，普自恃久将，且俱是督，遂共不睦，几败国事，此目前之戒也。”孙权听了，也感到自己作的不对，向蒙道歉说：“以卿为大督，命皎为后继”。因此，定荆州、禽关羽的事得以顺利进行。说明孙权和吕蒙君臣之间能够坦率交换意见，孙权能改正自己原来不妥当的意图，是他们能够战胜敌人的原因之一。
从以上的叙述来看，在封建帝王中，孙权是善于用人者之一。但孙权的一些优点，也和曹操一样，主要表现在其统治的前期。到了后期，孙权用人的黑暗面逐步上升，甚至出现重大错误。其中原因，除了封建统治者所共有的通性以外，还需要从孙吴统治集团内部成员的阶级状况及其利害关系等方面加以剖析：
当孙氏兄弟在江东建立政权时，中原战乱不堪，因之江北士人不断渡江南下。孙氏兄弟对于笼络南下士人颇为注意，原来已经有一定名声的张昭、张纮较早投靠了孙策，受到重用。“纮与张昭并与参谋，常令一人居守，一人从征战”。但大多数士人逃到江南后，情况还是相当艰苦的。如步骘、卫旌、诸葛瑾等即是。但他们能够投归孙权幕府，还算比较幸运的。其他南下士大夫“有倒悬之患”、“糟糠不足”，需要当地官府富人收留救济者所在多有。为了重新占有土地财产，并寻求政治上的出路，他们也千方百计投靠和效忠于孙氏统治者。而孙氏统治者为了壮大自己，也必须招徕人才，以抗拒来自北方的强大军事压力，自然乐于吸收江北的才智与有名望之士。鉴于以上这些情况，南下地主便成为孙氏政权的骨干力量。
两汉以来，江南籍士人仕进显名者，虽逐渐增多，但直至东汉晚期，江南士人犹为中原士大夫所轻视。如会稽郡人虞翻将其所著《易注》寄给孔融，融答书曰：“闻延陵之理乐，睹吾子之治《易》，乃知东南之美者，非徒会稽之竹箭也”；诸葛亮称赞吴使臣殷礼时亦言：“不意东吴菰芦中乃有奇伟如此人”。说明中原士大夫对江东士人的估价，仍旧偏低。孙氏政权的建立，无疑给江东士人带来了仕进的良机。因之，江南地主之乐于拥护孙氏，自不待言。随着孙权统治的久长，江南籍士人在孙氏政权中的地位与权势也日益增长。如顾雍、朱治、朱然、朱据、陆逊、陆瑁、全琮、潘濬等均身为将相，子弟显赫。
孙氏集团中，除了江南北士人外，还有孙氏家族。当孙坚起兵之初，其季弟孙静即“纠合乡曲及宗室五六百人，以为保障”。说明孙氏家族在地方上还是有势力的。陈寿言诸孙“或赞兴初基，或镇据边陲”。孙权对于宗族，虽未给以特大权位，还是优先任用，给以方面重寄。
孙权统治的前期，大敌当前，君臣上下都要求保全江南，所以内部比较协调，矛盾不甚明显。到三分局面大致确定以后，随着外部压力的减轻，长久积累的内部矛盾也日益显露出来。再者，立国时间长久以后，文武大臣和孙氏家族的经济、政治势力逐步膨胀，与此相适应，他们也日益腐化，心骄志逸，克敌拓境虽无作为，阻挠别人改革，排斥异己，却甚为张狂。吴国统治集团内部的这些消极因素的增长，也反映在孙权身上，使他逐渐失去锐意进取之心，对人才的渴望已不如前。加以孙权年事已高，身后的顾虑，如皇位继承及在位大臣是否可靠的问题，日益纠缠在脑海中。因而，孙权驾驭群臣的手法与用人的态度也逐渐失去原有的光辉面，“任才尚计”的孙权最后变成了“多嫌忌，果于杀戮”的孙权，“至于谗说殄行，胤嗣废斃”。孙权后期及身后的吴国终于坠落为派别斗争剧烈和政治黑暗残暴的王朝。
二、张温、暨艳与吕壹事件
张温，吴郡吴县人，父允，以轻财重士，名显州郡，为孙权东曹掾。温少修节操，“英才卓跞冠群”。孙权闻之，问公卿曰：“温当今与谁为比？”大臣顾雍以为“温当今无辈”。孙权“征到延见，文辞占对，观者倾竦，权改容加礼……拜议郎、选曹尚书，徙太子太傅，甚见信重”。吴主孙权黄武三年（224年），张温年三十二时，以辅义中郎将使蜀，权谓温曰：“卿不宜远出，恐诸葛孔明不知吾所以与曹氏通意，故屈卿行。”温到蜀后，“蜀甚贵其才”。连随员殷礼都受到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还同温“结金兰之好”。可是，从这时起，孙权对张温的看法却急遽变坏，“权既阴衔温称美蜀政，又嫌其声名大盛，众庶炫惑，恐终不为己用，思有以中伤之”。恰好这时，发生了暨艳试图改革选官中一些弊病的事件。事件的原由是：张温推荐吴郡人暨艳为选曹郎，至尚书，担任选用官吏的要职。暨艳为人狷直自负，不肯随俗浮沉，喜为清议，品评人物，企图改革当时选用人才不分贤愚、徇私舞弊、清浊混淆的种种恶习，于是“弹射百僚，核选三署，率皆贬高就下，降损数等，其守故者，十未能一，其居位贪鄙、志节污卑者，皆以为军吏，置营府以处之”。结果招致了许多人的反对，他们用各种手法在孙权面前告状，“竞言艳及选曹郎徐彪，专用私情，爱憎不由公理。艳、彪皆坐自杀”。
由于暨艳是张温推荐的，所以案件成为孙权加罪于张温的借口。孙权以“温宿与艳、彪同意，数交书疏”为理由，将温下狱。孙权还下令说：
昔令召张温，虚己待之，既至显授，有过旧臣，何图凶丑，专挟异心……艳所进退，皆温所为头角，更相表里，共为腹背，非温之党，即就疵瑕，为之生论……专炫贾国恩，为己形势，揆其奸心，无所不为。不忍暴于市朝，今斥还本郡，以给厮吏，呜呼温也，免罪为幸！
将军骆统对孙权这样处理张温，颇为不平，上表为温申理，把孙权所加给张温的罪名，一一辨驳。做为一个大臣，在专制君主面前陈述自己的意见，自然不敢虚妄，何况骆统是德才兼备的人呢？我们可以相信骆统的辨驳有其根据，而孙权所怪罪张温的事则是占不住脚的。据《张温传》注引《会稽典录》言：“诸葛亮初闻温败，未知其故，思之数日，曰：‘吾已得之矣，其人于清浊太明，善恶太分’”。陈寿在《张温传》评曰：“张温才藻俊茂，而智防未备，用致艰患”。可见张温的失败，并非他做的不对，只缘他敢同不良现象作斗争，所以引起了力量大、人数多的保守派的反对。至于暨艳锐意改革的失败，也是同样情况。当暨艳不计个人得失，毅然要沙汰贪鄙时，著名大臣陆逊、朱据、陆瑁等都曾劝阻，认为事情办不通，且会招致祸患。陆逊等是从改革是否可能和个人利益两方面考虑。暨艳则只从刷新政风考虑，而不顾个人安危得失。所以张、暨的失败只能说明：（1）孙权统治集团暮气已深，虽志于改革之士亦无法有为；（2）《三国志》卷55《陈表传》言：“后艳遇罪，时人咸自营护，信厚言薄，表独不然，士以此重之”。可知暨艳不仅不是坏人，并且还为正人君子所同情；（3）张温、暨艳之遇祸，再次说明到了孙权统治的后期，孙权在用人方面的优点已逐渐由缺点所代替。
同一时期所发生的吕壹事件，也反映了孙吴集团内部的不和和矛盾。《三国志》卷52《顾雍传》载：
吕壹、秦博为中书，典校诸官府及州郡文书。壹等因此渐作威福，遂造作榷酤障管之利，举罪纠奸，纤介必闻，重以深案丑诬，毁短大臣，排陷无辜，雍等皆见举白，用被谴让。
同卷《步骘传》亦言：
后中书吕壹典校文书，多所纠举。骘上疏曰：“伏闻诸典校摓抉细微，吹毛求瑕，重罪深诬，辄欲陷人，以成威福，无罪无辜，横受大刑，是以使民局天蹐地，谁不战栗！”
据上二条记载可知，孙权曾任用吕壹等人为校事，以监督纠察大臣。这些校事又多希旨迎合权意，因此引起了大臣们的反对。当时除步骘以外，太子孙登、上大将军陆逊、太常潘浚等都屡次向孙权陈说吕壹的奸邪倾害。潘浚甚至要在公众宴会时亲手杀死吕壹，宁愿以身当之。另外一个名叫羊衜的官吏则与大臣共同推举一位能言善辩的李衡为尚书郎，以便经常在孙权身边揭发吕壹的奸短。吕壹最后还是因检举朱据贪污失实而被杀。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原来朱据的部曲应领钱三万缗，工匠王遂将此款吞为己有。吕壹却怀疑是朱据贪污了，于是审讯朱据部曲主管吏，吏活活被打死。朱据哀怜此吏死得冤屈，厚厚埋葬了他。吕壹见朱据如此厚待死者，进而告据与吏共同作弊，据无以自明，只好坐待判罪。可是工匠王遂从中作弊的事，随后被人揭发了。于是孙权杀死吕壹，以谢群臣。从这件事看，吕壹的错误在于未曾查清真相，即咬定朱据贪污，属于纠举失实。但是大臣们反对的不仅仅是吕壹。步骘以为“小人因缘衔命，不务奉公而作威福，无益视听，更为民害，愚以为可一切罢省。”陆凯以为“校事，吏民之仇也。”说明只要设立校事，大臣就反对。所有这些，表明大臣与校事的矛盾，正是大臣（大族）同孙权（皇权）的矛盾的曲折体现。但是孙权毕竟是依靠群臣以统治万民和对抗敌国的。所以当校事被大臣抓住罪证后，孙权即杀掉他，以安抚大臣。说穿了，吕壹事件也只是体现了孙权猜防大族与大族维护自己政治、经济特权的矛盾而已。
三、皇位继承人问题与陆逊之死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年），孙权为吴王，立长子登为王太子。黄龙元年（229年），权称帝，都建业（今江苏南京市），登为皇太子。太子官属有诸葛恪、张休、顾谭、陈表等；宾客有谢景、范慎、刁玄、羊衜等，“于是东宫号为多士”。登生母身分低贱，连其姓氏都未见于史册。孙权所爱王夫人生子和及霸，登常有让位于和之意。孙权赤乌四年（241年）登死。下一年，权立和为太子，不久，封霸为鲁王。权之爱霸，更甚于和，对霸的待遇，同太子没有什么两样。因此，和、霸不睦，大臣也分为二部，比较正派的大臣如陆逊、诸葛恪、顾谭、朱据、屈晃、滕胤、施绩、丁密等维护太子，公主鲁班（孙权宠姬步夫人所生的长女，嫁给全琮）、全琮子寄、杨竺、吴安、孙奇等则想依靠鲁王捞取政治上的好处，所以拥戴霸而“谮毁太子”。一次，权得疾，遣太子到长沙桓王孙策庙祈祷，太子妃叔父家离庙很近，乃把太子请到家中。公主鲁班闻知，乃向孙权进谗，言太子不去庙祷告，却往妃家计议，于是和宠益衰，两派大臣的争斗也更厉害。孙权认为“子弟不睦，臣下分部……一人立者，安得不乱”。乃废太子和，赐鲁王霸死。另立所爱潘夫人幼子孙亮为太子。
以上的事，不只是立谁为太子的问题，而是孙权统治集团内部矛盾复杂的反映。其中最突出的事例，可以拿陆逊同孙权的关系来说明。前已叙及，陆逊是跟随孙权时间较久、功劳很大的大臣，孙权早时把孙策之女嫁给了陆逊。吕蒙死后，陆逊成为抗拒魏、蜀二国的主要支柱。但孙权对陆逊的重用，主要在军事方面，始终没有交给陆逊军政大权。最后权令逊代顾雍为丞相时，虽口头上说：“有超世之功者，必应光大之宠，怀文武之才者，必荷社稷之重”。但事实是：孙权既不听从陆逊屡求保安太子、黜降鲁王之谏，又相继流放陆逊外甥顾谭、顾承、姚信，诛亲近陆逊的吾粲。孙权更“累遣中使责让逊”，使逊“愤恚致卒”。逼死了陆逊。
孙权所以逼死陆逊，决不只是因逊维护太子的问题，主要症结在于权认为逊对其统治已构成威胁。根据当时情况，权所以疑忌和逼死逊，约有以下四个原因：
（1）逊“世江东大族”，从祖康，庐江太守，康子绩，郁林太守，绩从子瑁，选曹尚书。逊族子凯，建武校尉，凯弟胤，交州刺史。陆绩外甥顾邵为丞相顾雍之子，任豫章太守。顾邵子谭为陆逊外甥，任左节度，加奉车都尉。谭弟承，奋威将军。逊外甥姚信，太常。可见逊家族姻亲甚为显赫，此为孙权忌逊原因之一。
（2）吕蒙死后，逊一直镇守武昌，声望至隆。吴国权要，上自太子登，下至步骘、诸葛瑾、潘浚、朱据等将相都与逊交好，特别是逊功高震主，为权所畏忌。到孙权统治的后期，三国疆域大致已确定，权对外攻虽不足，守则有余。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即无逊，亦可划江自保，无何重大危险。所以权只让逊做了几天丞相，就借立太子事，悄悄地逼死了他。
（3）孙权为身后之计，怕嗣主驾驭不了逊，所以逊等越是拥戴太子和，孙权越疑惑不安。权在逼死逊之前，先剪除其亲党。以后孙权虽然立了幼子亮为太子，但挑选的首辅，却是资望较浅、社会关系比较单薄的侨居大族诸葛恪，就可以说明孙权是不愿从陆、顾等枝叶繁茂的江东大族中选择辅政者的。从史书记载上看，孙权于武多文少的吕蒙、淩统、朱然等病死后，极为哀悼伤怀。可是他不仅逼逊致死，并且还追诘逊子抗。这不是由于猜忌逊，还是什么呢？
（4）还有一个不易被人们发觉的因素，即逊为孙策之婿，权最初将策女嫁给逊时，当然是为了加强君臣间的关系，但当逊功高震主时，这门亲事便转化为双方关系的不利因素。权的江东基业本来是从兄策手中继承的，但权对策子并不与己子同样看待，陈寿即认为权对策子有亏待之处。寿在《孙策传》评曰：“割据江东，策之基兆也，而权尊崇未至，子止侯爵，于义俭矣”。孙盛还为此替权辩护，认为这样作，是为了“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然后国无陵肆之责，后嗣罔猜忌之嫌”。孙盛这种看法，是迂阔而不切合事实的。权既定孙和为太子，又给孙霸以过分的待遇，使之觊觎太子宝座，还谈得上什么“正名定本，使贵贱殊邈”呢？孙权诸子虽孩提亦封王，而策子却终身为侯，不是亏待是什么呢？这一点，连权本人也是不无内疚的。史言：“吴主寝疾，遣太子祷于长沙桓王庙”。权病了，不向其父武烈皇帝坚祷告，却偏向兄长祷告，正说明权内心隐处也觉得对不住创业的兄长，怕他怪罪，所以才有此举。权之猜防逊，不会与逊为策婿毫无关联。陈寿拿权与句践相比，正是他识见高超之处。非深知权之为人，固不能道此。
因此，我们可以概括为一句话，孙权与陆逊两人的矛盾乃是君主专制与权势大族矛盾的体现。孙吴统治集团内部各种矛盾和冲突的加剧、导致了吴国的衰落。
一、曹丕、曹睿的统治
曹丕，字子桓，生于汉灵帝中平四年（187年）。建安十六年（211年），曹丕为五官中郎将，做其父丞相操的副手。建安二十二年，立为魏王太子。建安二十五年（220年）正月，操死，丕继位为魏王。十月，丕代汉为帝，即魏文帝，国号魏，建都洛阳，丕先已改建安二十五年为延康元年，代汉后，又改是年为魏黄初元年。丕在位六年而死，寿四十岁。
曹丕原为操次子，他之最终被定为嗣子，还是几经周折的。他曾说：“家兄孝廉，自其分也；若使仓舒在，我亦无天下。”事实上，最危及丕太子宝座的，还是比他小五岁的同母弟植。史称丕：“年八岁，能属文，有逸才，遂博贯古今经传诸子百家之书。善骑射，好击剑。”陈寿也说丕“天资文藻，下笔成章，博闻强识，才艺兼该”。但曹植的文才口辩，更为突出，因之特受操宠爱。史言：“植既以才见异，而丁仪、丁廙、杨修为之羽翼，太祖狐疑，几为太子者数矣”。根据“立子以长不以贤”的传统习制，丕居有天然的优势，操手下大臣拥戴丕的占多数，丕也想尽各种办法，争取为继承人。而植却未用全力追逐。史称：“植任性而行，不自雕励，饮酒不节，文帝御之以术，矫情自饰，宫人左右，并为之说，故遂定为嗣”。
曹丕在位六、七年中的政治措施，值得注意的约有以下数端：
（1）颁布有利或关心庶民的诏令。
如《文帝纪》载：
（黄初）三年（222年）秋七月，冀州大蝗，民饥，使尚书杜畿持节开仓廩以振之。
（黄初）五年……十一月庚寅，以冀州饥，遣使者开仓廩振之。
（黄初）六年春……二月，遣使者循行许昌以东，尽沛郡，问民所疾苦，贫者振贷之。
《文帝纪》注引《魏书》载癸酉诏曰：
近之不绥，何远之怀？今事多而民少，上下相弊以文法，百姓无所措其手足……广议轻刑，以惠百姓。
《文帝纪》又云：
（黄初）七年……夏五月，丙辰，帝疾笃……遣后宫淑媛、昭仪以下归其家。
（2）禁止妇人、宦官、外戚干预政事。《文帝纪》载延康元年二月令：
其宦人为官者，不得过诸署令；为金策著令，藏之石室。
黄初三年九月甲午诏曰：
妇人与政，乱之本也。自今以后，群臣不得奏事太后。后族之家，不得当辅政之任，又不得横受茅土之爵；以此诏传后世，若有背违，天下共诛之。
（3）下诏禁止厚葬、淫祀。《文帝纪》载黄初三年：
冬十月甲子，表首阳山东为寿陵，作终制曰“……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无施苇炭，无藏金银铜铁，一以瓦器……饭含无以珠玉，无施珠襦玉匣……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亦无不掘之墓……祸由乎厚葬封树……若违今诏，妄有所改造，吾为戮尸地下”……。
同书又载黄初五年十二月诏曰：
叔世衰乱，崇信巫史，至乃宫殿之内，户牖之间，无不沃酹，甚矣其惑也。自今，其敢设非祀之祭，巫祝之言，皆以执左道论，著于令典”。
（4）尊孔崇儒。黄初二年诏曰：
昔仲尼资大圣之才，怀帝王之器……因鲁史而制春秋，就太师而正雅颂，俾千载之后，莫不宗其文以述作，仰其圣以成谋。咨！可谓命世之大圣，亿载之师表者也……其以议郎孔羡为宗圣侯，邑百户，奉孔子祀。
於是令鲁郡修起旧庙，又于其外广为室屋，以居学者。黄初五年夏四月，立太学，制五经课试之法，置《春秋谷梁》博士。
（5）下诏选用贤智之士。《文帝纪》载：
（黄初）二年……初令郡国口满十万者，岁察孝廉一人，其有秀异，无拘户口。
（黄初）三年春正月……诏曰：“今之计、孝，古之贡士也；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若限年然后取士，是吕尚、周晋不显于前世也。其令郡国所选，勿拘老幼，儒通经术，吏达文法，到皆试用。有司纠故不以实者。
（黄初）四年夏五月，有鹈鹕鸟集灵芝池。诏曰：“此诗人所谓污泽也。……今岂有贤智之士处于下位乎？否则，斯鸟何为而至？其举天下德茂才、独行君子”。
（6）制九品官人之法。《三国志》卷22《陈群传》言：曹丕为魏王后，通过尚书陈群的建议，制定了“九品官人”法。其内容即在州郡置中正，择本地之贤而有识鉴者为之。区别人物，定为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上）。然后由吏部选用。但九品中正之制，并非丕一人突然决定施行，早在曹操当权时，何夔即向操建议：
自军兴以来，制度草创，用人未详其本，是以各引其类，时忘道德，……以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乡闾，使长幼顺叙，无相踰越……又可修保举故不以实之令，使有司别受其负。在朝之臣，时受教与曹并选者，各任其责，上以观朝臣之节，下以塞竞争之源。
操对以上建议，已经表示“称善”，只是未及推行。操死，丕即位不过两三个月，即颁布了九品官人之法。
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之目的与结果：第一，为了让世族官僚拥护他代汉为帝，故推行了有利于世族的仕进制度；第二，设中正官以品评人物，如选用后发现名实不符，尚可治以保举不实之罪，以避免选官好坏无人负责；第三，由吏部选用人才，即意味着减少公卿二千石辟用属员名额，有助于加强皇权；第四，从史料上看，九品官人之法推行后，旧有察举征辟等制度，并未因之废除。
曹丕统治魏国前后共六年余，在军事上无何建树，他的最大失策，是未能乘刘备伐吴之际，挥师直捣吴国的江东心脏地区。他仅满足于孙权称臣纳贡的表面胜利，致使孙权安然渡过受蜀、魏夹攻的危机。后来曹丕两次兴兵伐吴，均徒劳往返。丕远不及其父节俭，曾筑陵云台、东巡台及九华台，已开明帝兴建宫室的奢侈风气。郝经在其所撰《续汉书》中谓丕“轻薄佻靡，未除贵骄公子之习，不矜细行，隳败礼律，刻薄骨肉，自戕本根”。丕纳袁熙之妻甄氏，索钟繇之璧，杀谏阻伐吴之霍性等，可以算是他轻佻骄贵的事例。但同其他封建帝王比较起来，诸如以上事例也还算不上什么大的缺陷。人们经常讥议丕对曾与他争为太子的曹植很刻薄，根据史书材料看，丕对曹植还不是很刻薄的。比如当曹操考虑是否立植时，邯郸淳曾在操面前“屡称植才”，由是“丕颇不悦”。但丕为帝后，虽杀了拥戴植最卖力的丁仪、丁廙并其男口，可是曹丕始终没有对邯郸淳进行报复，还以他为博士、给事中。说明丕对其政敌也并非皆刻毒。丕虽压抑曹植，但毕竟没有置之于死地。从丕的政治设施来看，也有些不错的。拿丕与其他封建帝王相比，尚属中等偏上者。
曹睿，字元仲，丕长子。母甄氏，本袁绍中子熙妻。建安四年（199年），袁绍攻灭公孙瓒后，熙出为幽州刺史，甄氏留邺。建安九年（204年）八月，操攻克邺，甄氏为丕所纳。睿生而操爱之，“每朝宴会同，睿与侍中近臣并列帷幄。好学多识，特留意于法理。”延康元年（220年，即黄初元年），睿年十五，封武德侯。黄初二年六月，丕赐甄氏死。叡因母诛，未得立为太子。直至黄初七年（226年）五月，丕病重，始立叡为太子。丕死，叡即帝位，是为魏明帝。至叡景初三年（239年）正月，叡死，共统治魏国十二年半，寿三十四岁（生于建安十一年）。
曹叡原来不曾交接朝臣，也不过问政事，平日只研读书笈。即位后，群臣想望风采。过了几天，叡单独召见侍中刘晔，整整谈了一天。刘晔出来后，众人问他对皇帝的观感，刘晔回答说：“秦始皇、汉武帝之俦，才具微不及耳”《三国志》卷3《明帝纪》注引《魏书》言明帝：
料简功能，真伪不得相贸，务绝浮华谮毁之端，行师动众，论决大事，谋臣将相咸服帝之大略。性特强识，虽左右小臣，官簿性行，名迹所履，及其父兄子弟，一经耳目，终不遗忘。
综观叡之行事，优缺点各占一半，其优点是：（1）善为军计。《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
黄初七年八月，孙权攻江夏郡，太守文聘坚守。朝议欲发兵攻之，帝曰：“权习水战，所以敢下船陆攻者，几掩不备也。今已与聘相持，夫攻守势倍，终不敢久也”。
果然，当先时派遣慰劳边方将士的荀禹于江夏郡发所从兵乘山举火时，孙权便赶紧退走了。《明帝纪》又载：
初，帝议遣宣王（即司马懿）讨渊，发卒四万人。议臣皆以为四万兵多，役费难供。帝曰：“四千里征伐，虽云用奇，亦当任力。不当稍计役费”。遂以四万人行。及宣王至辽东，霖雨不得时攻，|Qī|shu|ωang|群臣或以为渊未可卒破，宜召宣王还。帝曰：“司马懿临危制变，禽渊可计日待也”。卒皆如所策。
（2）明察断狱。《三国志》卷22《陈矫传》引《世语》：
刘晔以先进见幸，因谮矫专权。矫惧，以问长子本，本不知所出，次子骞曰：“主上明圣，大人大臣，今若不合，不过不作公耳。”后数日，……帝曰：“刘晔构君，朕有以迹君；朕心故已了。”以金五鉼授之，矫辞。帝曰：“岂以为小惠？君已知朕心，顾君妻子未知故也。”
《资治通鉴》卷71太和三年（229）载：
冬十月，改平望观曰“听讼观”。帝常言：“狱者，天下之性命也”。每断大狱，常诣观临听之……尚书卫觊……请置律博士。帝从之。又诏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等删约汉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余篇，于《正律》为增，于旁章科令为省矣。
《三国志》卷3《明帝纪》载青龙四年（236年）诏：
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
（3）比较能容人直谏。《明帝纪》注引孙盛曰：
闻之长老，魏明帝天姿秀出，立髪垂地，口吃少言，而沉毅好断。初，诸公受遗辅导，帝皆以方任处之，政自己出。而优礼大臣，开容善直，虽犯颜极谏，无所摧戮，其君人之量如此之伟也。然不思建德垂风，不固维城之基，至使大权偏据，社稷无卫，悲夫！
陈寿在《明帝纪》评曰：“明帝沉毅断识，任心而行，盖有君人之至概焉。于时百姓彫弊，四海分崩，不先聿脩显祖，阐拓洪基，而遽追秦皇、汉武，宫馆是营，格之远猷，其殆疾乎！”《明帝纪》注引《魏书》亦言曹叡：
含垢藏疾，容受直言，听受吏民上书，一月之中，至数十百封，虽文辞鄙陋，犹览省究竟，意无厌倦。曹叡在容受直言、不杀谏臣方面，在古代封建君主中是少见的，这算是他的特色。
曹叡的最大缺点是奢淫过度。虽然他在位时期，魏国疆域比较大，总的讲军事、政治、经济诸情况也不坏。但他统治的最后四、五年，即自蜀相诸葛亮死后，魏西方大患解除，他的奢侈淫佚的本性充分暴露出来了。于时大修洛阳宫室，起昭阳、太极殿，筑总章观，高十余丈，使百姓“力役不已，农桑失业”。他“耽于内宠，妇官秩石拟百官之数，自贵人以下至掖庭洒扫，凡数千人，选女子知书可付信者六人，以为女尚书，使典省外奏事，处当■可”。“又录夺士女，前已嫁为吏民妻者，还以配士，既听以生口自赎，又简选其有姿色者内之掖庭”。太子舍人张茂上书谏曰：“诏书听得以生口年纪、颜色与妻相当者自代，故富者则倾家尽产，贫者举假贷贳，贵买生口以赎其妻；县官以配士为名，而实内之掖庭，其醜恶乃出与士……且军师在外数十万人，一日之费非徒千金，举天下之赋以奉此役，犹将不给，况复有掖庭非员无录之女，椒房母后之家，赏赐横兴，内外交引，其费半军”。高堂隆也上疏说：“今天下凋敝，民无儋石之储，国无终年之蓄，外有强敌，六军暴边，内兴土功，州郡骚动，若有寇警，则臣惧版筑之士不能投命虏庭矣。又将吏奉禄，稍见折减，方之于昔，五分居一，诸受休者又绝稟赐，不应输者今皆出半，此为官入兼多于旧，其所出与参少于昔。而度支经用，更每不足，牛肉小赋，前后相继”。除了高堂隆和张茂以外，其他进谏的还有二十余人。曹叡对之虽不加诛贬，亦不采纳其言，照旧大兴土木，致使国用匮乏，人民困苦，而日后曹魏政权之被司马氏所取代，亦与曹叡之奢淫过度有一定关系。曹叡的统治还有一个重要的失误，则在确定继承人和辅政大臣方面。
曹丕即位后，对于曾经帮助他当太子有功的臣僚贾诩、桓阶、陈群、司马懿等都予以重用，其中名士世族陈群甚至被任为镇军大将军、领中领军，录尚书事，另一世族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录尚书事。这样，便打破了已往非曹氏亲族不能充当军事大员的惯例。黄初七年（226年）曹丕临死前，中军大将军曹真、镇军大将军陈群、征东大将军曹休、抚军大将军司马懿并受遗诏辅曹叡。往后五年中，曹休、曹真相继死去，陈群只担任文职，统兵大帅惟余司马懿一人。司马懿南擒孟达，西拒诸葛亮，东灭公孙渊，有很高的威望。当时曹魏统治集团内部有权势的大臣，除了司马懿以外，应推掌管机要的刘放和孙资。刘放、孙资在曹操时即已为秘书郎，曹丕改秘书为中书，以刘放为中书监、孙资为中书令。曹叡对二人尤为宠任，当景初二年（238年）曹叡考虑是否派司马懿去讨伐辽东的公孙渊时，刘放、孙资曾加以赞助，故辽东平定后，放、资以参谋之功，各进爵，封本县侯。由此可知，掌握机要的刘放、孙资和统兵大帅司马懿的关系至少也是很好的，他们日后勾结在一起，就成为曹魏政权的隐患。据《三国志》卷22《陈矫传》注引《世语》说：
帝忧社稷，问矫：“司马公忠正，可谓社稷之臣乎”？矫曰：“朝廷之望，社稷未知也”。
《三国志》卷25《高堂隆传》载高堂隆临终口占上疏说：
宜防鹰扬之臣于萧墙之内，可选诸王，使君国典兵，往往棋跱，镇抚皇畿，翼亮帝室。
陈矫对司马懿能否忠于魏室既表示怀疑；高堂隆所说鹰扬之臣也显然是指司马懿的。曹叡在位正当魏国兴盛时，然内部已经埋下了权臣擅权的种子。可是曹叡本人对此并无深刻察觉，对个别大臣的直言微意亦未能认真思考，自然也就无何对策了。
曹叡本人没有生儿子，按理说，他应当从父、祖后嗣中择立贤而长者，可是他却收养了两个婴儿曹芳和曹询作为己子。他所以这样作，是为了自己有“后裔”可以接替帝位，而不顾国祚之能否确保。景初三年（239年）曹叡病重，始正式指定齐王曹芳为太子。《三国志》卷4《三少帝纪》注引《魏晋春秋》言曹芳：“或云任城王楷子”（即很可能为操次子彰之孙）。当时曹芳年始八岁，如何能支撑起外对吴、蜀，内有权门势族的艰巨重任呢？所以陈寿在《三少帝纪》评论说：
古者以天下为公，唯贤是与。后代世位，立子以适，若适嗣不继，则宜取旁亲明德，若汉之文、宣者，斯不易之常准也。明帝既不能然，情系私爱，抚养婴孩，传以大器，托付不专，必参枝族，终于曹爽诛夷，齐王替位。
陈寿首先指出曹叡应择立有为的长君，以维持曹氏的国祚，是极中肯的。他又指摘曹叡对司马懿托付不专，一定要在司马懿头上加一曹氏亲族，致使两个辅臣争权相讧，则用意颇为深婉。因寿为晋臣，不得不如此措词，实则寿的真意还是认为既已令曹爽辅政，就不宜再让异姓枭雄司马懿参与，以造成“曹爽诛夷、齐王替位”，使政权归司马氏的结局。
对于选择辅政大臣，曹叡原来也曾产生过“使亲人广据权势”的想法，而且当他病重时，也曾拜少时与他同居相爱的曹操子燕王宇“为大将军，嘱以后事”。使宇与夏侯献、曹爽、曹肇等共辅政。这样，燕王宇等执政之后，必然要斥退久典机密的刘放和孙资。因此，引起了二人的激烈反响。他们以先帝遗诏藩王不得辅政的理由作挡箭牌，并制造了毁谤燕王宇等的谰言。这时，曹叡头脑已经不大清醒，而且其父曹丕过去排斥亲兄弟的流毒也还在曹叡脑际徜徉作祟，所以听从了放、资的谗言，而免燕王宇等官。放、资接着就推荐曹爽与司马懿共辅政，曹叡也表示同意。燕王宇的被斥退和曹爽、司马懿上台，是关系魏政权由谁领导的大事，以“凡品庸人”的曹爽而与“情深阻”、“多权变”的枭雄司马懿并肩共事，其危险性已为当时有识之士所料知。
总之，曹叡确定皇位继承人和辅政大臣的两项措施，都不利于其政权的延续。
二、司马懿和曹爽两派的矛盾与曹爽被杀
景初二年（237年）十二月，曹叡以宗室、故大司马曹真之子曹爽为大将军。次年正月，司马懿也自河内郡汲县应召至洛阳。三年正月，曹叡即病死。《资治通鉴》卷74景初三年条载其事云：
春，正月，懿至，入见，帝执其手曰：“吾以后事属君，君与曹爽辅少子。死乃可忍，吾忍死待君，得相见，无所复恨矣！”乃召齐、秦二王以示懿，别指齐王芳谓懿曰：“此是也，君谛视之，勿误也！”又教齐王，令前抱懿颈。懿顿首流涕。是日，立齐王为皇太子。帝寻殂。
于是年始八岁的曹芳登上了皇帝大位，尊曹叡皇后郭氏为皇太后，给曹爽、司马懿都加“侍中、假节钺、都督中外诸军、录尚书事。”二人各领兵三千人，轮流宿卫宫殿以内。终于出现了司马懿与曹爽的斗争。
从来两个大臣共同辅政，都有职任高低之分，不可能平起平坐，可是陈寿《三国志》并没有把曹爽、司马懿的主次交代清楚，只是说：“大将军曹爽、太尉司马宣王辅政”。事实上，曹爽是首辅，司马懿居次，因陈寿为晋臣，未便直截了当地叙出，只把曹爽排列在司马懿之前。以让后人追寻其真。二人刚开始辅政时，表面上还能和睦相处。史称“宣王以爽魏之肺腑，每推先之”；曹爽也以懿“年位素高，常父事之，每事谘访，不敢专行”。曹爽辅政后的第一个措施，即把司马懿由太尉转为太傅。《三国志》卷9《曹爽传》言这样作系“丁谧划策，使爽白天子，发诏转宣王为太傅，外以名号尊之，内欲令尚书奏事，先来由己，得制其轻重。”这种讲法是否正确呢？我以为未必符合事实。当时的情况是：司马懿早已是居于其他军政要员之上的太尉。论资历、功勋、名望和同文武官员的关系，司马懿都远远胜过曹爽。曹爽原来只是一个武卫将军，他之成为首辅，主要是凭其为皇族。因此，曹爽恐司马懿不服，所以倡议把司马懿由太尉提升为太傅，这样，既无损于爽的决策大权，也给懿以最高官位的尊荣，正如曹爽在上疏中所说：“上昭陛下进贤之明，中显懿文武之实，下使愚臣免于谤诮。”司马懿既仍持节统兵、都督诸军，并录尚书事，则实权依然如故。
爽、懿共同辅政，前后整整十年，在前几年，从史书上还看不到二人有何直接冲突，不过，两个对立的集团已逐渐形成。据《三国志》卷22《卢毓传》载：
时曹爽秉权，将树其党，徙毓仆射，以侍中何晏代毓。顷之，出毓为廷尉；司隶毕轨又枉奏免官。众论多讼之，乃以毓为光录勋。爽等见收，太傅司马宣王使毓行司隶校尉，治其狱。复为吏部尚书。
《三国志》卷21《傅嘏传》：
时曹爽秉权，何晏为吏部尚书，嘏谓爽弟羲曰：“何平叔外静而内铦巧，好利，不念务本。吾恐必先惑子兄弟，仁人将远，而朝政废矣。”晏等遂与嘏不平，因微事以免嘏官。起家拜荥阳太守。太傅司马宣王请为从事中郎。曹爽诛，为河南尹，迁尚书。
《三国志》卷24《王观传》：
（王观）徙少府，大将军曹爽使材官张达斫家屋材，及诸私用之物，观闻知，皆录夺以没官。少府统三尚方御府内藏玩弄之宝，爽等奢放，多有干求，惮观守法，乃徙为太仆。司马宣王诛爽，使观行中领军，据爽弟羲营。
由上可知，在前数年，曹爽和司马懿还没有公开对抗，但已各有亲信。曹爽派有何晏、邓飏、丁谧、毕轨、李胜及夏侯玄等；司马派有刘放、孙资、傅嘏、卢毓、孙礼、王观等。《晋书》卷1《宣帝纪》言：
（正始五年，244年）……尚书邓飏、李胜等欲令曹爽建立功名，劝使伐蜀。帝（司马懿）止之，不可。爽果无功而还……
六年（245年）秋八月，曹爽毁中垒、中坚营，以兵属其弟中领军羲。帝以先帝旧制禁之，不可……
八年（247年）……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迁太后于永宁宫，专擅朝政。兄弟并典禁兵，多树亲党，屡改制度。帝不能禁，于是与爽有隙。五月，帝称疾，不与政事。
由上可知，最迟到正始五年（244年），曹爽和司马懿的矛盾已趋激化。这时曹爽遇事已不再征求司马懿的意见，而是独揽大权。由于曹爽在军事方面缺乏权力基础，所以他打算通过伐蜀建立自己的威望。司马懿对军权更不放松，他辅政以后，曾经两次率军南征，以对付吴人的挑衅，结果都完成了任务。然而正始五年曹爽发动伐蜀之举，结果却无功而返。正始六年，曹爽毁中垒、中坚营，将兵属其弟中领军曹羲统领，司马懿对以上二事，都出面阻拦。由于曹爽是首辅，司马懿阻挡无效，懿乃暗中与其子师、昭策划清除曹爽势力的兵变。为了掩人耳目和麻痹曹爽，懿诈称有疾，不问政事。
曹爽集团中人对懿的称疾，亦有所怀疑。适逢曹爽派的河南尹李胜改任荆州刺史，李胜趁当外出之际，谒懿辞行，以探视其病情。懿亦知之，故意示以羸形。胜进入懿卧室后，懿令婢进衣，懿手颤抖过甚，持衣衣落。懿又指口言渴，婢进粥，懿不能饮入口中，粥皆流出沾胸。胜言：“众情谓明公旧风发动，何意尊体乃尔！”懿更佯装有声无气地说：“年老枕疾（懿时年七十岁），死在旦夕。君当屈并州，并州近胡，好为之备！恐不复相见，以子师、昭兄弟为托。”司马懿故意把荆州说成并州，胜以为他真听错，因曰：“当还忝本州，非并州。”懿更佯说道：“君方到并州？”胜又曰：“当忝荆州。”懿始说：“年老意荒，不解君言，今还为本州，盛德壮烈，好建功勋！”胜退，告爽曰：“司马公尸居余气，形神已离，不足虑矣。”他日，胜又向爽等垂泣曰：“太傅病不可复济，令人怆然！”因此，爽等不复设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