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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梅毅/赫连勃勃大王 当前章节:15581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13:07

毕竟训练有方,戚继光率部先登,诸军继之,一举破敌。此战下来,斩倭寇两千多人,夺还被掳民众三千多。更可称的是,如此大捷,明军本身仅阵亡十六人。

谭纶上功,以戚继光为首,他得以接任俞大猷为总兵官。

转年,戚继光率明军在仙游城下击溃万余倭寇,斩首数百,倭寇堕山崖下摔死几千人。幸存的倭寇,仓惶之余奔据漳浦县的蔡王岭。戚继光把手下士兵分为五哨人马,皆身持短刀缘崖攀上,突现于狼狈不堪的残倭面前,大战一场,俘斩数百人,余贼奔溃,入海掠渔舟逃去。

至此,入闽倭贼基本被肃清。

再后,戚继光与俞大猷合作,在广东南澳攻败倭寇贼头吴平,广东倭寇几无遗类。

“(戚)继光为将,号令严,赏罚信,(故)士无敢不用命。(他)与(俞)大猷均为名将,操行不如(俞),而果毅过之。(俞)大猷老将,务持重,(戚)继光则飚发电举,屡摧大寇,(其)名更出(俞)大猷(之)上。”

当然,戚继光后世之所以大名越于前辈俞大猷,还在于他隆庆、万历年间督师蓟北的功勋。特别是张居正掌权时代,极其信用戚继光,使得他奇才得展。在蓟北任上,他广修长城,发明了诸多先进的攻守武器,极大提升了明军的战斗力,降服了时时进犯的蒙古长秃和狐狸(两人名字真怪)两大寇,并因功被明廷加为“太子少保”的荣衔。

自嘉靖中期蒙古俺答汗犯京师,蓟北乃边防重镇,十七年间易大将十人,总督王忬(此人在抗倭早期立功)和杨选皆因失律战败被诛。而戚继光在镇十六年,成效显著,“边备修饬,蓟门宴然。继之者,踵其成法,数十年得无事。”

戚继光军事专著《纪效新书》、《练兵纪实》等,实为博大精深的系统性军事专著,当时日后,广受尊崇。

可叹的是,张居正死后,其政敌死打穷追,认定戚继光乃张居正死党,把他调换广东。郁郁不得志之下,戚继光不久谢病离职。但张居正政敌仍不放过他,纷纷上奏弹劾,戚继光被罢官遣返老家。

三年后,既贫且病的戚继光由于没钱抓药,病势转沉,郁郁而亡。一代大英雄,竟落得如此不堪结局。

值得一讲的是,张居正所犯的痔疮,实为吃了戚继光所献的海狗鞭壮阳药所致。张相国割痔感染,竟至要命。他这一死,戚继光在朝中倒了后台,自己也开始了倒霉的历程。

人性就如此复杂,一般人可能会大惊小叫:戚大英雄这样人,也会做出给长官送壮阳药的事情吗?当然,人情所在,英雄不免。有时候,历史的细节,充满了黑色幽默般的玩笑!

嘉靖后期近十年的倭寇之害,自浙江开始,继而流窜淮扬吴越。闽中两广,无不惨遭荼毒,史载,“(倭寇)掠子女财物数百万,官军吏民战及俘死者不下十余万。虽时有胜负,而转漕军食,天下骚动。”

所以说,倭寇之害,流蔓甚广,绝不是一些浅识陋见所讲什么倭寇给中国带来了“资本主义萌芽”。

自倭寇乱炽,浙闽等地富殷繁华城镇,半为丘墟,人民被杀无数,沿海奸民与倭人、佛朗机人勾打连环,惟一的目的就是杀人劫物。他们的劫掠,严重破坏了明朝沿海一带的工农业生产以及手工业发展,真不知有什么“萌芽”会蕴于血火刀剑之中。

当然,明朝沿海倭患渐息,除了俞大猷、戚继光等人的因素外,日本国内的因素也不容忽略。因为,那时的日本,已经处于战国末期。在1585年(万历十三年),日本的羽柴秀吉平定四国,最终完成日本的统一,被“天皇”任命为“关白”,赐姓“丰臣”。

丰臣秀吉乃大志倭人,稍后征服了九州的岛津氏和关东的北条氏,成为日本列岛的真正主人。而日本的统一,使得丰臣秀吉在上台初期下大力气整治国内政治、经济,他严令打击海盗,巩固他本人为主的“中央集权”。这些,皆在客观上从源头阻遇了日本列岛“倭寇”的生成。

零捌

2

 明朝的抗日援朝――朝鲜半岛,大明旗迎风飘扬

每年8月22日,日本人一般都很少在那个敏感的日子去韩国旅游。因为,1910年8月22日,日本伊藤博文政府强迫朝鲜政府签订了《日韩合并条约》,正式吞并朝鲜半岛,由此开始了长达三十五年的对朝鲜人民的奴役过程。这一天,在朝鲜半岛被视为“国耻日”。

朝鲜人与日本人之间的仇恨,由来已久。“倭寇”一词,最早就是出现于朝鲜史籍。

据《高丽史》中记载高宗十年(1223年)五月的事情,就有“倭寇金州”的字样。当然,这里的“倭寇”不是名词,乃主谓短语,“倭”是名词,“寇”(侵略)是动词。其实,高句丽广开土王(好太王)墓碑中(公元404年)的叙述中已经有“倭寇溃败,斩杀无数”的字样。由于高句丽和高丽其实根本不是一回事,笔者就不想把高句丽的记载引接到“朝鲜史”中,以免引起误解。需要注意的是,上述的“倭寇”含义,是指“日本强盗”之义,并非指称明朝沿海的“倭寇”。

中国史书中出现“倭寇”一词始见于《明太祖实录》洪武二年(1369年)四月(阴历)的记载:“倭寇出没海岛中,数掠苏州、崇明,杀伤居民,夺财货。”

由此开始,直至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的“倭寇”,皆特指日本武士、中国海盗和沿海奸民以及佛朗机(葡萄牙)人混在一起的特定时代特定意义的海盗集团。与朝鲜人、中国人平日蔑称日本侵略者为“倭寇”的那种含义不同。

华丽帝国背面的百孔千疮

——万历中前期的时局

嘉靖帝死后,其第三子朱载垕登基,是为明朝穆宗,时年三十。这位爷,人品倒是厚道,性情平和,但寿命不永,只当了六年皇帝就病死,仅仅是明朝的一个过渡性帝王。一般老百姓知道的“青天大老爷”海瑞,正是他甫继位后马上从牢中释放(嘉靖下诏捕之)并予以任用。

至于明穆宗死因,也与春药和纵欲有关。由于这位爷人缘好,当时或后人很少拿这事渲染作文章。

明穆宗死后,太子朱翊钧继位,此即大名鼎鼎而又臭名昭著的明神宗,改元万历。

明朝之亡,其实正是因为这位万历皇帝。但他本人却长命,为帝时间近半个世纪。

由于近年黄仁宇先生《万历十五年》的热销,坊间有关万历这一朝的政治得失、历史沿革以及人物浮沉都有许多专著和杂著出版,笔者不想多说。特别是有关万历年间的大学士张居正的著述,林林总总,基本上都是翻案替他讲好话的。我恰恰相反,在简述一下张居正的“改革”之余,我也要讲讲他带来的弊端(这恰恰是当代研究者总是视而不见的内容)。

张居正握权十年,改革措施大概体现在四个方面:

第一,增强边防实力。特别是他调度有方,在支持王崇古推动蒙古俺答封贡的同时,调派戚继光主持蓟镇大权,提拔李成梁巩固辽东边防,使得明朝边疆地区烽火暂息。

第二,实施官吏考成法,从先前的注重浮誉考察官吏,变成“惟以安地静民为最”,裁撤冗员,大大提高了政府的办事效率。

第三,实行赋制改革,推行“一条鞭法”。“一条鞭法”正义原为“一条编法”,后来,“鞭”“编”二字俗写或错借,逐渐成为“一条鞭法”,其原旨皆是本着“化繁为简”的原则,使均徭里甲与两税(赋)为一,以便消除蠹弊。主要内容有四点:①赋役合并;②田赋一概以银为征收手段;③以州县为单位计算赋役数额;④地方官直接征收赋役银两。一条鞭法最大的利处,在于打击土地兼并,减轻了无田或少田农民的负担,而使占田多的豪强不得不多交税。

第四,治理黄河。张居正在任,大用工部侍郎潘季驯,治理黄河极其有法。众人从实际情况出发,解决了不少历史难题,有效减少了黄河的水患。

另外可值称道的,是张居正当首辅时西藏达赖封贡的圆满完成。现在不少别有用心拔高“我大清”的史学者,皆极口夸赞清政府对西藏统治的“功绩”。其实,真要论功绩,最早也应该算在忽必烈头上而不是清帝头上。

明朝得国后,洪武六年(1373年)即诏封喃力吧藏卜等人,标志着明朝延续元朝对藏地的统治权。各地政教首领也知天顺命,纷纷上交元朝旧敕印换取明朝新敕印。此后,明朝在藏地采用“行都武卫制度”,设置朵甘、乌思藏行都指挥使司以及俄力思军民元帅府,通过行都武卫制度与册封地方首领两种方式有效管理藏地。

针对藏地几大宗教派别峙立的情况,明成祖很有成算,他弃用元朝尊帝帅力推一教的作法,多封众建,平衡和分化当地政教合一首领的威权。自1406年起,明朝在藏区分别封立阐化王、辅教王、护教王、阐教王,又封藏传佛教三大教派首领为“法王”。当时,明政府下力气最大推持的是噶吗噶派的“大宝法王”。1408年,明朝又邀新崛起的格鲁派创始人宗喀巴入京。

宗喀巴本人正在拉萨忙于传召大法会,忙派他的大弟子释迦也失入京朝觐。由于明廷赐与释迦也失大量财物,他回藏地后,格鲁派实力与威望大增。贡赐关系以及茶马互市,其实为藏地带来了大量的经济利益。

明朝早期对藏的统治,“统”实际上大过“治”。十六世纪前期,由于格鲁派保护者阐化王政权的衰亡,黑帽系噶吗噶派以及红帽系联合在一起大力压制格鲁派黄帽系。而到了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哲蚌寺住持索南嘉措重振雄风,在青海会见了被明朝封为“顺义王”的蒙古俺答汗。俺答汗赠其“圣识一切瓦齐尔达喇达赖喇嘛”尊号。正是从这时开始,格鲁派索南嘉措的活佛转世系统开始出现“达赖喇嘛”之称。

透过俺答汗,索南嘉措上书申请与大明王朝建立贡赐关系。明廷反响积极,派官员授他为“朵儿只唱”(即俺答汗所授尊号中“瓦齐尔达喇”的藏语音译,蒙语为“金刚持”之意)。由此,明政府文件中开始以“答赖”(达赖)称呼索南嘉措。他死后,格鲁派追认宗喀巴弟子根敦主巴为第一世达赖,根敦主巴门徒根敦嘉措为二世达赖,而身为根敦巴措弟子的索南嘉措为三世达赖。清朝日后也是继承和发展了达赖册封的制度。

索南加措之所以能得明政府破格优待(明制,只有国师以上方有资格入贡),与张居正的支持密不可分。他派人直接携重礼见到张居正,上书一封,捡好听的说,大赞张相爷:“释迦摩尼比丘锁南坚错贤吉祥,合掌顶礼朝廷钦封干大国事阁下张:知道你的名,显如日月,天下皆知有你,身体甚好。我保佑皇上,昼夜念经。有甘州二堂地方上,我管城中,为地方事,先与朝廷进本。马匹物体到了,我和阐化王执事赏赐,乞照以前好例与我。我与皇上和大臣尽夜念经,祝赞天下太平,是我的好心。压书礼物:四臂观世音一尊、氆氇二段、金刚结子一方。有阁下吩咐顺义王早早回家,我就吩咐他回去。虎年十二月初头写。”

张居正上交索南嘉措的“礼物”予朝廷,并建议明神宗回赐这位藏地宗教首领,封其为“禅师”。所以,西藏的内附与达赖系统的形成,张居正功劳不小。

简介完张相爷的种种“好事”之余,也要谈谈他鲜为人知的政治劣迹。

其一,官员考成法虽然行之有效,但他完全把内阁阁臣的权力上升为封建王朝的金字塔尖(上面还有皇帝),科、部、院,皆成为内阁监督下的被动执行部门,朝内御史和给事中等言官完全丧失了弹劾的自由和权力,他们想论劾某人,先要向辅臣(阁臣)送揭帖,名曰“请敬”。如此一来,先前对君主权力都有拒否权和监察权的言官,顿时下降成阁臣的听命仔。

其二,张居正以整顿天下书院为名,大肆压制学生、士子的言论自由,并关闭了包括南康白鹿洞书院、吉安白鹭洲书院等多处讲学公议场所,甚至连泰州学派的思想家何心隐也在他授意下惨遭杀害。由此,以学人、士子为代表的公共言路被张居正封杀。

这两点错误作为,危害极大,流毒甚广,而且不因他本人的残废而中止。

1588年,张居正病死,明神宗亲政(时年二十)。这位贪婪怠政的帝君虽然对张居正本人不厚道之甚,但对考成法和一条鞭法仍奉行不辍。亲政仅四年,昏惰的明神宗便以“身体不好”为由怠政,朝臣们党同伐异,相互攻讦陷害,政局日紊。而后,青海蒙古部落、宁夏哱拜的回鹘种群以及播州(遵义)的土司杨应龙相继叛乱,虽最后皆被平定,但费饷困兵,搞得明政府焦头烂额。

屋漏偏逢连夜雨,正是在这种内患起伏不息之时,日本侵朝战争爆发。明政府又不得不面对外部的巨大压力。

丰臣秀吉梦想的踏板——高丽半岛

说起丰臣秀吉,现在的中国人和韩国、朝鲜人肯定交口指斥他这个大“倭寇”。笔者替他说句“好话”,当他统一了日本之后,曾经严令打击“倭寇”(日本官方也把这些沿海流窜海盗称为“倭寇”),从严从重惩治海盗。

与此同时,他给出海做正当生意的日本商人发放官方“朱印状”,保护这些做海外贸易商人的正当权益。

可能有人会问,倭人多坏,丰臣秀吉更坏,这个大倭头怎么会做出这种打击“倭寇”的好事?这种想法,近乎天真。丰臣秀吉是个政治家,统一日本之初,他想念及的,乃更大的政治经济利益。沿海倭寇对中国的窜扰,对他本人及京城大贵族没有多少利益,只给各地的大名和武士集团带来丰厚的利益。所以,从大处着眼,他当然要垄断根本对外正当贸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以供巨大的侵略机器能够日益成熟,不会允许“小打小闹”的倭寇海盗敲金分肥。

丰臣秀吉野心颇大。早在万历六年(1578年),时为织田信长家臣的丰田秀吉就曾向主子丑表功展示心迹:“图朝鲜、窥视中华,此乃臣之素志!”到了万历十九年(1591年),丰臣秀吉已经嚣张至极,扬言曰:“我有欲统大明国之志,不日泛楼船过海,占据中华,易如反掌!”他自比日本为“弓箭锐利之国”,以大明为懦弱好文的“长袖之国”。

也就是说,日本这个一直以中华文化为母体宗主文化的国家,发展到丰臣秀吉时代,终于走出“藩夷”的心态,不仅不再视中华为“天朝”,不仅把大明当成与其对等并立的国家,而且还产生出全新的“日本型华夷意识”。

在丰臣秀吉心中,他已经以“中华”概念自居,先前以中国为主宰的亚洲册封朝贡体系,已经在他眼中消溃。

依据当时的世界政治地理,日本想入侵中国,必须以朝鲜半岛为跳板。控制了朝鲜,才有可能进攻大明朝。

起先,丰臣秀吉想以“怀柔”方式使朝鲜自动归降。万历十七年(1589年),借归还一批朝鲜叛民示好之际,丰臣秀吉致信朝鲜国王:

本朝(日本)开辟以来,朝政盛事,洛阳壮丽,莫如此日也!人生一世,不满百龄焉,仅能郁郁久居此乎!吾不惮国家之远,山河之隔,欲一超直入大明国,欲易吾朝风俗于四百余州,施帝都政化于亿万斯年者,在吾方寸中。贵国(朝鲜)先驱入朝,依有远虑无近忧乎?远方小岛在海中者,后进辈不可作容许也。予入大明之日,将士卒望军营,则弥可修邻盟。余之愿,只愿显佳名于三国而已。

朝鲜国王接信,以为丰臣秀吉这日本瘦猴吃生鱼片虫子进脑胡说八道,既没当真,也没理会,更想不到这个疯子真敢打泱泱大明天朝的主意。日本岛夷,蕞尔小国,朝鲜国王以他有限的想象力,根本意识不到倭人能有那么宏大的野心。朝鲜人对日本人的“深刻”认识,仅局限于“倭寇”而已。日本海寇自其“南北朝”时代开始,潮水般一拨又一拨侵袭朝鲜沿海地区。倭寇之乱,朝鲜先于明朝首罹其毒。李氏朝鲜建国之际,由于大明给面子承认了李成桂得位不正的政权,李氏感激涕零,得以竭尽全力抵御倭寇之患。同时,由于李朝在国内大行“科田法”,国力日强,军力日强,最终沉重打击了侵掠朝鲜半岛的倭寇。

世易时移,承平近二百年后,李朝与大明朝相仿佛,党争严重,勋旧集团与士林集团明争暗斗,内讧不已。特别可笑的是,士林集团掌权后,他们自己人又窝里斗,分裂成东人党和西人党两大派,造成巨大的内耗。所以,朝鲜朝廷对即将来临的日本入侵,根本没有任何心理准备和物质准备。

日本方面,当时还没有打“闪电战”的军事能力。丰臣秀吉在诱引朝鲜归降的同时,两手抓两手都硬。他在日本国内进行兵力总召集,以名护屋城(今名古屋)为大本营,起兵三十余万,造战船千艘,储存武器装备,随时准备出击。

明朝方面,万历十八年刚刚经历过一次“洮河之变”,即蒙古第三代“顺义王”奢力克悍然侵边,首犯西宁,并连陷临洮、河州、渭源,攻克洮州,明军数位主将败死,西北震动。明军丧败之余,朝士们意识到了大明朝战斗力的低下以及军队士气的低落。

在以银子求取和平的同时,明朝两名副总兵(相当于大军区副司令)之死,其实使明朝的国威大受损挫。正是在这种“寇轻边将”的情况下,宁夏有哱拜之乱,播州有杨应龙之乱,而丰臣秀吉也添乱,把战争指向大明的藩属国朝鲜。

相互被瞒骗的“和平”——日本第一次侵朝战争

日本侵朝,最终途径是从九州扬帆,越过对马海峡直击朝鲜。恰好九州的封建领主锅岛和黑田与丰臣相交甚厚,他们举四只脚赞成丰臣秀吉侵略,并为大举入侵专门在九州北部修建侵略大本营“名护屋城”。

万历十九年(1591年),明廷已经接到日本招诱琉球(当时还是大明天朝忠心耿耿的藩国)想进行侵略的情报,但大臣们无一把这当事,认为倭寇已遭灭顶之灾,倭人又何能为也。

1592年(万历二十年,朝鲜宣祖李昖二十五年)5月23日,日本发动侵朝战争。由于当年是朝鲜“壬辰年”,他们历史上称先后两次的抗日战争为“壬辰卫国战争”,中国一方称为“万历朝鲜之役”,而日本则把两次战争分称为“文禄之役”和“庆长之役”。

日军方面,精心准备后倾国而来,陆军方面有十六个军团十六万人,水军有四万多人。首先从名护屋渡海的有五个军团,头号阵指挥为精熟高丽语的小西行长。其后,依次为二阵加藤清正,三阵黑田长政,四阵岛津义弘,五阵福岛正则等人。海军方面,九鬼嘉隆、加藤嘉明等人为首领,主要任务是输送、护卫以及给养保证和后勤支援。

小西行长前锋军率先进攻釜山,高呼“借道战明”,喝使朝鲜守军开城投降。虽然士兵人数只有数名,朝鲜守将郑拔殊死抵抗,最终全部战死,釜山落入日军之手。而后,东莱城朝鲜将士也皆壮烈殉国。

可惜的是,当时朝鲜类似釜山、东莱二城守将的勇烈将军极少,多为贪生怕死之辈,东莱府左兵使李钰及庆尚道水军节度使元均等人虽手握重兵,皆怯懦昏庸,不战而逃,致使日军破东莱后一路掠杀,如入无人之境。他们在庆闻会师后,直扑汉城的咽喉重镇忠州。

忠州守将申立是条汉子,率八千子弟与日军死战,最终众寡不敌,战死阵中,朝军大败。日军乘胜,逾过汉城天险屏障乌岭,向汉城汹汹杀来。

朝鲜国王李昖具有半岛王爷们几千年来“优秀”的逃跑传统,根本不作有效抵抗,撒丫子就跑,直向义州遁去,准备在最坏情况下入大明北京做寓公。可气的是,朝鲜留守大将金命元等人都是十足的包,日本兵面都没见,他们数位头领带头溜出京城先行遁逃。

日军加藤清正一部渡汉江直入汉城,大掠大杀之后,放起一把大火,把繁华的汉城烧成白地。确该朝鲜人倒霉,汉城百姓更倒霉,加藤一部是日军中纪律最坏、最爱杀人屠城的军队,他每至一地皆屠戮数万朝鲜当地居民。至今,“加藤清正”一词在朝语中仍然是“狗”的代名词。所以,高丽半岛狗肉馆兴隆,人们天天开膛破肚切狗宰狗,原来之意是杀“加藤”泄愤。

朝鲜李朝确实大不经打,开城和平壤相继陷落,两个朝鲜王子也被俘,基本上处于“亡国灭种”的边缘。

侵朝过程如此顺利,其实大出丰臣秀吉意料。狂喜之余,他开始拟定“占领”明朝后的分地计划(《丰大阁三国处置大早计》):第一,由宫部中务卿留守朝鲜;第二;恭请天皇去北京居住,以附近十国(十州)为皇室采邑。公卿诸人在明地也会分得十倍于日本采邑的土地;第三,日本本土天皇可由在北京统治的后阳成天皇儿子良仁亲王替任……等等,共二十五条,奏列详尽,俨然他已经打算迁都北京了。

明朝得知朝鲜快亡国了,大惊失色。但是,由于国内军事力量绝大部分集中于平定宁夏哱拜之乱,又一直意轻日本(以为他们只是“倭寇”的放大),廷议之后,在兵部尚书石星建议下,仅派出辽东的游击将军史儒带一千兵马“雄赳赳”跨过鸭绿江援朝抗日。

史儒猛将,自以为大明天朝厉害,兵如天兵马如龙,一直冲向平壤。早有准备的日军候个正着,潮水般四面八方涌出,千名大明军包括主将史儒在内,稀里糊涂皆被这些身披奇怪铠甲手抡日本刀的锉子们杀死,一个不剩。而后,明朝副总兵祖承训所率三千多骑兵,先胜后败,在平壤城内基本被日军包了饺子。只有祖总兵几个人逃出生天。

消息传回朝廷,大明官员们瞠目结舌,这才明白过味儿来:日军,不是从前的倭寇,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在这种情况下,明廷立即部署沿海守卫力量,在山东、辽东、直隶、蓟镇等地调兵遣将,特别加强天津防卫,抽调近三万明军集结于天津,集粮七万石,生怕倭兵由海道从天津上岸直扑北京。与此同时,朝鲜方面的乞援使臣,络绎于路,纷纷来北京告哀告变,力求大明施以更大的援手。

此时的明廷,还希望通过谈判与日方达成和平。兵部尚书石星为人不知兵,也想不费气力就罢兵,挑来找去,选中了商人出身精通日语的浙江人沈惟敬当讲和中间人,派他去义州先和朝鲜国王见面研商。

朝鲜王李昖一看见沈惟敬这个貌陋能言之人心里就不舒服,他希望大明出重兵援朝,最怕沈惟敬这种舌辩之士与日本人谈判出卖朝鲜利益。

甭说,沈惟敬最初与日本人的讲和谈判工作,大有成效,最起码他成功拖延了日军的进一步进攻,使中国军队有喘息之机重新集结兵源。而在平壤接待沈惟敬的小西行长,本人就是日本界港巨商出身,对贸易金钱的兴趣大过战争征服。见到同样是浙江商人出身的沈惟敬,小西行长立刻就有天然的好感,引以为同道。

于是,小西行长表示,如果大明答应与日本皇室通婚,答应日本封贡(其实是做买卖),并允许日本方面在朝鲜占领大同江以南地区,他本人就会回日本说服丰臣秀吉撤军。当然,小西行长如此表示,也是因为朝鲜半岛人民在地方上风起云涌展开反抗,四处袭杀日军,使日军终日提心吊胆。况且,日久军疲,饷粮不继,拖下去并无太好结局。

这一计划,如果达成,朝鲜人吃亏最大。如果尽割大同江以南与日本,朝鲜三分之二的国土就没了。

沈惟敬回报在辽东主持军务的明朝兵部右侍郎宋应昌。宋应昌上报自己上司兵部尚书石星。二人一合计,觉得廷议肯定不会接受日方条件,便打发沈惟敬回平壤与小西行长再谈。小西行长寸步不让。

明廷方面,朝官们纷纷指责宋应昌进兵不利。双方一拖,时间就到了1592年的年底。

此时,平定宁夏哱拜之乱的李如松得以抽身。明廷就派他携近五万精兵,东征入朝鲜杀日军。

由此,决定结束第一次日军侵朝的平壤大战即将爆发。

李如松,字子茂,乃明朝名将李成梁之子。这老李一家,祖籍就是朝鲜,从李成梁曾祖父李英那辈就内附明朝,世为铁岭卫指挥佥事。李成梁镇守辽地二十二年,先后十次上奏大捷,“边帅武功之盛,(明朝)二百年来未有也”。李成梁虎爹无弱儿,其子李如松、李如桢、李如樟、李如梅皆官至总兵官,其余四子也亦为参将。

宁夏哱拜之叛,经御史梅国祯之荐,李如松率两个弟弟前往讨贼,以武臣拜提督,开明朝首例,官为“提督陕西讨逆军务总兵官”。宁夏攻坚战,李如松百计频施,奋不顾身,临城先登,终于尽灭哱拜之族,尽平宁夏。朝廷因朝鲜事急,立拜其为“提督蓟、辽、保定、山东诸军”,提军援朝鲜。

由于李如松新立功,气骄意傲,对全权监察朝鲜战事的文臣宋应昌没有也不表示应有的礼敬。依据明朝官场惯例,李如松这样的武将见文人督帅宋应昌,应该先穿甲胄戎服当庭参拜,然后才能出庭换易冠带之服,再叙礼寒暄。李如松却以监司服谒见督抚之仪,“素服侧坐而已”,这使宋应昌对这个武将极其反感。

甫至朝鲜,李如松听说沈惟敬与日本人和谈想以大同江为界分割朝鲜,登时大恼,立斥老沈奸邪小人,马上派人要斩杀他于军门。其手下参谋李应试连忙劝阻:“正好借沈惟敬与倭人谈判之机,敌人松懈不备,可出其不意进袭!”李如松大以为然,便释沈惟敬不杀。

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正月初四日,明军次于肃宁馆。小西行长不知有诈,以为明方派使节来封贡,赶忙先行派出二十名牙将出平壤城对明军表示“热烈欢迎”。

李如松下令游击将军李宁生率小股人马迎前,准备先绑起这二十个倭军参将。岂料,明军行事不密,倭将发现来前的明军个个眼中冒火腰持绳索,便猝起格斗,最终明军只逮住三个,跑了十七个。

小西行长闻讯大骇,但他仍旧没敢多想,就派亲信小西飞入明营谒见李如松。

李如松为麻痹日方,说是前日双方误会,明军实是护送封贡使臣来此,好言好语好招待打发回小西飞。

明军次于平壤城下。

小西行长深信明军是护送朝廷封贡使臣来此。正月初六,他在平壤城内的风月楼大摆宴席,群倭花衣骏马,夹道欢迎,等候大明使臣入城。李如松方面,分派诸将,授以方略,准备分道奇袭入平壤。

但明军诸将轻敌,逡巡未入,反而四处打招呼安排,一时间使得日本军人大疑,纷纷登陴拒守。明军暂时放弃奇袭计划。

夜半时分,日军率先开城偷营,被李如松一军打得大败,逃回城内。

正月初七一大早,李如松安排攻城事宜。他严令诸军在进攻中不要割首报功耽误功夫,下令要三面合围,留出东面空缺专供日军逸出之地。同时,他深知日军最轻视朝鲜军人,就下令副将祖承训(先前在平壤败过)率所部身穿朝鲜军装,在城西南面潜伏。城北牡丹峰,由游击将军吴惟忠率部进攻。李如松本人亲提大军直抵平壤城下,攻其临江的东南面。

日本人一直在平壤构筑防御设施,一时间矢炮如雨,明军小却。李如松怒,手斩先退兵将数名,指挥敢死队立云梯抛钩绳肉搏登城。日军主力皆移军东南,死拒明军正面进攻。

西南方面,日军认为拥至城下的是朝鲜军,不屑派重兵拒战这些不堪一击的棒子军,纷纷抽调人手到东南方向增援。结果,祖承训部明军在城下登城前,纷纷解去朝军号衣,露出明军衣甲,守卫的日军见状大惊,连忙叫回已经派出增援东南城的军士。

战场形势,瞬息变换,日军慌乱之际,捍守失当,明军杨元一部已经破平壤小西门先登,李如松本人率军从大西门杀入。

日军顽强抵抗,火器并发,烟焰蔽空,使明朝将士多有杀伤。李如松虽身为主帅,仍旧亲自驰马进攻。一发炮弹爆炸,一下子把李如松胯下战马炸死。这位李将军神勇,一挺腰,又跨上一匹新马,挥刀直进。中途有深壕,其马不慎跌入,李如松大喝一声,急跃而上,毫发无伤,麾兵益进。将士感奋,无不以一当百,高呼登城。

毕竟明军有威力巨大的火炮,平壤城多处崩塌,手持火绳松和倭刀抵抗的日军纷纷滚落城下。

小西行长见势急,忙遣人哀求李如松,表示说如果明军放我一条归路,日军马上拱手奉出平壤撤走。短脚倭人遇到长腿棒子,二人比阴比心计。李如松先佯装答应,趁小西行长南撤时,他挥兵忽然追杀,又弄死几百号倭兵。

事后点算首级,明军杀敌一千有余。平壤之战,可谓大捷。

日军放弃平壤后一路狂逃,李如松部明军很快收复开城。不久,朝鲜所丧失的黄海、平安、京畿、江源四道皆由明军收复。盘据咸镜道的日军将领加藤清正见势不妙,与几路日军合兵,回守汉城。

节节胜利之际,明军轻敌,紧接下来遭受了碧蹄之战的失败。

李如松连捷连胜之余,军爷无长略,心骄气傲,再不拿日本军当盘菜。便于正月二十七挥师冒进。可巧,有误事的朝鲜人(也可能是朝奸)来报,说日本军已经弃汉城而逃。李如松信以为真,只带两千轻骑,直趋汉城驰来,准备上演一出轻衣匹马取汉城的奇剧。

岂料,一行人马行至距汉城数十里的碧蹄馆,正陷入数部日军的合围,明军仓猝应战。

李如松毕竟百战良将,倒还算镇定,指挥部下应战。倭兵围之数重,明军骑兵越杀越少。其中一金甲倭将率数百兵,把李如松本人及十余明兵紧围,情势十分危急。明军中级军官李有声冒死救援,被倭兵砍死。困窘之间,李如柏奋不顾身拍马驰前,夹击倭兵。李如梅弯弓驰射,一箭把金甲倭将射落马下,总算救出大哥李如松。“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诚不虚言。

不久,明军杨元一部及时赶到,斫重围而入,终于杀掉倭兵,但明军已经损失数千人马。

明军大部队后至,准备合力攻城。由于天气久雨,明军精甲骑兵往往陷于汉城周围稻田的泥泞中,骑行缓慢,更甭提驰骋了。日军方面,利用有利地形,背靠岳山,面临汉水,在城中联营拒守,四处遍竖飞楼,居高临下,箭炮不绝,不断有效杀伤明军士兵。

相持到阴历二月中旬,明军接报,据说有二十万倭军来援。(其实是日军奸细散布的谎言)。为此,李如松马上令杨元一部在平壤屯结,控扼大同江,连接饷道;命李如柏一部在宝山诸处连营,以为声援;查大受驻兵临津;祖承训部在开城屯军;他本人东西往来,全权指挥。不久,听说日酋平秀嘉拒守龙山仓,有粮数十万,李如松密遣查大受率敢死队突袭,一把大火点燃了龙山仓,切断了日军的粮草供应。

虽如此,自碧蹄之役创败,李如松进取之意大沮。日军方面,虽然固守汉城,但渐渐达至断粮乏食的地步,日有归意。于是,双方以沈惟敬为中间人,再议讲和。

从日本国内讲,劳师丧兵,耗费巨大,连九州大领主岛津氏内部都有人带头暴动拒绝去朝鲜当炮灰,日子很不好过。在这种情况下,主和派的小西行长加紧与沈惟敬谈判。当然,谈判桌上比不了嘴皮子,比的是真刀真枪的实力。

小西行长一失往日牛逼口气,答应沈惟敬,表示日本向大明称臣,归还汉城,并放回所俘的朝鲜王子。

于是,阴历四月十八日这天,日军忽然从汉城遁逃,李如松立刻率明军入城。进入日军所弃军营,发现本来应放粮食的大麻袋数千,用刀捅开一看,粒米皆无,全是干草。李如松大悔,如果坚持用兵,大可全歼后勤基本断绝的日本军队。

悔恨之余,李如松立遣明军渡汉江尾追日本兵,想趁其遁归之际击杀他们。但后撤的日军步步为营,严防死守,计划周密,分番迭休。由于经过碧蹄馆一役败创,明军产生畏敌心理,没敢上前与穷寇展开厮杀。最终,残余日军得以在釜山集结,联营拒守,躲过灭顶之灾。

此次追击未成,也很有可能是李如松因与宋应昌有矛盾,故意放日军逃跑。而且日军撤军前,也没有放还两位被俘朝鲜王子。最令人发指的是加藤清正一部日军,在晋州屠杀朝鲜平民六万多人,罪恶滔天。

这年底,由于明朝兵部尚书石星力主封贡议和,明朝大军撤回国内,只留刘綎一将率少部明军驻守朝鲜。言官奏劾李如松“和亲辱国”,万历帝不问,并论功加其“太子太保”。

小西行长的特使小西飞抵达北京,明廷受沈惟敬迷惑,准备册封丰臣秀吉为藩属的“日本国王”。

明朝撤军其实太早,因为釜山一地当时还有十多万日军。人家不撤军,明朝自己先撤,很无军事远见。

在此,我们还要谈谈沈惟敬在碧蹄馆战役后与小西行长的“和平”交易。

当时,沈惟敬受明朝经略宋应昌之托,给小西行长带去三个条件:撤出朝鲜并送返被俘二王子,日本向明朝上章谢罪,明廷封关白(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要注意的是,中方宋应昌仅仅提及“封”,并未言及日本有“贡”的地位,即没有立刻答应给日本经济好处。

如此中日讲和,实际上把与日本有“万世之仇”的朝鲜晾在一边。朝鲜国王苦求中方不要与日本言和,宋应昌表示日本仅为蠢蠢蕞尔之邦,大明不想与他交战过频陷得太深。

小西行长本人对中方提出的条件没多大所谓,他只想日后与中国通贡赚钱就行。于是,宋应昌派出两名中下级军官,与小西行长使人一起去名护屋的日本大本营商谈和议。日本方面,提出“大明日本和平条件”,共有七条,内容与宋应昌的条件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各讲各的。日本条件是:1、明皇室嫁女与日本“天皇”;2、重新恢复两国勘合贸易;3、明朝割朝鲜四道给日本;4、朝鲜送王子、大臣入日本为人质;5、日本交还被俘的两个朝鲜王子;6、朝鲜立誓日后不“背叛”日本;7、大明和日本相互立誓互不侵犯。

结果,小西行长和沈惟敬两人暗中一合计,觉到明日双方根本说不到一块。于是,这两位商人后来擅作主张,两边挡驾两边瞒,对宋应昌表示说日方同意明方要求,希望明朝对丰臣秀吉封王。为此,这两个中日“友好人士”胆大心细,伪造了一份以丰臣秀吉名义写的“降表”。

明廷见此大悦,顺便把主张在朝鲜境内保留大部分军队的宋应昌撤了职,换了另外一位顾养谦为经略,一心一意议和。

明朝仍旧是惯有的旧思维,把日本当作与朝鲜一样的藩属国待之。见日方交还两个朝鲜王子,明廷便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年)秋下旨,封日本的丰臣秀吉为“日本国王”,册文牛逼哄哄,一如既往地居高临下。

于是,明廷派临淮侯李宗城为册封使,沈惟敬作陪,携赦书前往日本去封丰臣秀吉。

路过釜山时,沈惟敬与小西行长私下合计,怕两个人左右欺瞒的事情露馅,就暗中告知对马岛主宗义智(小西行长的女婿)先留明使在岛上.然后,小西行长与沈惟敬一起软硬兼施,迫使朝鲜国王答应派大臣前往日本,与明使一起向丰臣秀吉“谢罪”。

本来,这场大戏丝丝入扣,李宗城到日本京城后走走过场,回国一汇报,万事大吉。岂料,老李这个皇亲大色鬼一个,酒席间他见对马岛主宗义智夫人漂亮,又穿着和服含羞乱扭给自己敬酒,淫心辄起,当场就要霸王硬上弓,奸污日本娘们。宗义智大怒,拔刀断喝。酒醒后,老李怕被日本人宰了,连夜狂逃回朝鲜,途中连封册的诏书和金印都弄丢。明廷得知大怒,只能升任老李原来的副使杨方亭为正使,以沈惟敬为副使,再次从朝鲜渡海册封。

丰臣秀吉蒙在鼓里,以为日方所提七项条款被明方完全接受,便在大阪城盛摆宴席,款待明廷和朝鲜的来人。结果,当他看见朝鲜派来的“谢罪使”不是什么嫡亲王子或宰相类的大官,仅仅是个州判,勃然大怒,差点离席而去。

小西行长苦苦哀求,满心希望册封过场结束,双方罢兵了事。

结果,明使展读册文,小西行长派去的“翻译”没派上用场,丰臣秀吉招来精通汉语留学明朝多年的“学问僧”为他翻译。这一来,听一句话,丰臣秀吉小瘦脸阴沉一下子。待诏书读毕,丰臣秀吉明白过味儿,一脚踹翻桌案,离席怒去。

中日和谈失败。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开始。

明使杨方亭归国后,一一把实情禀告明神宗。不用说,皇帝大怒,不仅把沈惟敬下狱处死,连兵部尚书石星也不能辞其咎,捕入诏狱论死。

没有实际内容的“胜利”

——日本第二次侵朝战争

万历二十五年(1597年),日本的丰臣秀吉紧锣密鼓安排过后,派十五万人二次入侵朝鲜。在朝鲜,称之为“丁酉倭乱”;在日本,称为“庆长之役”。

由于得知日本加藤清正已经率两百多艘战船在釜山东北扎营,明廷才意识到日本再来的现实,先后派出麻贵、邢玠和杨镐前往朝鲜御敌。

有读者会问,先前在第一次抗倭援朝的李如松为何不露面?问的好。李如松时任辽东总兵,《明史》上讲“土蛮寇犯辽东。(李)如松率轻骑远出捣(其)巢(穴),中伏,力战死”。清朝史官支支吾吾,所谓的“土蛮”,可能是满洲土著或者是蒙古部落。所以,李如松战死于辽东总兵任上,自然不能再去朝鲜。

日军此次之所以能顺利登陆朝鲜半岛,正在于朝鲜内部临阵换将,把名将李舜臣撤职,其海军失去主心骨,一战便大败亏输。

李舜臣,字汝海,自小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教育,忠臣孝子之念,深植其心。第一次日本侵朝期间,朝军诸路皆败,惟有李舜臣所率水军取得重大胜利。他研发了独特的铁甲龟船,在玉浦海战中打得日本水军仓皇逃窜,并在紧接的唐浦海战再次大败日军。特别是闲山岛大战,李舜臣所率朝鲜水军智争力取,击沉日船近百艘,杀死淹毙倭兵数千人,诚为朝军罕有的大胜,极大打击了日军的海上运输线。

如此功勋卓著大将,在日军第二次侵朝的关键时刻,竟然因李朝内部党争牵连,被革去军职。而后主将朝鲜水军的,换成了大草包胆小鬼元均。结果不必细说,海上遭遇战,由于元均指挥无方加胆怯,朝鲜水军全盘皆溃,元均本人也在逃跑时被日本人打死,朝鲜的制海权,落入日本水军之手。

不仅朝鲜水军大败亏输,入援的明军也不断败绩。守卫南厚的明军最早被日军击败,主将遁逃。全州、庄州明军见势不妙,拉起队伍就跑,日军在二地疯狂屠城。

明方统帅时任“备倭大将军”麻贵也是草包软蛋,闻讯竟想弃汉城逃鸭绿江,多亏其手下参谋劝阻,加上明军不断入境,李朝的朝军也从忠清道发兵来援,老麻才稍稳心神。

日军集结完毕后,对汉城发动猛攻。昔日李如松手下的得力谋士李应试还在,他以沈惟敬的名义派人到小西行长营中“讲和”。这位小西挺“义气”,见老沈哥们有口信来,立刻止军不攻。加藤清正部本来就要攻克汉城南面险隘稷山,由于失去小西行长的支援,半途而废,只得领军撤至蔚山一带,汉城暂时告安。

年底,明朝海军源源不断地载明军入朝,水师提督陈璘率副将邓子龙等人相继入援。朝鲜国王知错就改,重新起用李舜臣,虽然他当时手中只剩下十二只残舰,也积极备战,招募水兵,与明军水师积极配合,协力合作。

眼见手中已有四万精兵,总督邢玠和经略杨镐两人商议后,决定主动出击,发三路大军率先攻下庆州,然后直接向蔚山迈进,准备全歼日军最残忍战斗力最强的加藤清正部。

三路大军中,高策领中军,李如梅(李如松弟)率左军。李芳春领右军。于是,杨镐命令二李统主力直攻加藤清正,高策留中策应。蔚山大战拉开序幕。

蔚山大战初始阶段,李如梅与参将杨登山首建奇功,以轻兵诱敌,在海边设伏,一下子杀倭四百多人,余贼仓皇遁去,退守高地势、强堡垒的岛山石城。为了减缓明军进攻,日军在岛山下部设置三道围栅,据险而守。明朝副将陈寅率手下浙兵,奋呼而进,不顾矢石和枪弹交加,冒死冲击,立破两重栅,进抵最后一道守栅。栅破唾拔之际,正在山下坐阵的杨镐私心顿起,命人鸣金收兵。浙军不敢抗命,只得悻悻而返。这帮“戚家军”的老班底已经在山上牺牲了数百兄弟性命,功败垂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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