胜讯传来，明廷上下，一片欢呼。八年以来，第一次生挫后金兵锋。由此，袁崇焕被提升为右佥都御史，加辽东巡抚，诸将各有升赏。当然，“厂臣”魏忠贤功劳最大，“宁远大捷”被说成是他本人“指挥帏幄”的结果，其宗族子弟，为此均得荫赏。
一直驻守山海关畏缩不出兵求援的高第，由于他是阉党人员，只落得去职闲住的小小处分。
宁远之战后，坚城大炮，成为明军战略指导思想。为此，明熹宗还下诏封十几门西洋大炮为“安国全军平辽靖虏大将军”，这比起秦始皇封避雨的五棵大松树为“大夫”，确实有“进步”意义。此后，明与后金之间的形势，从原先后金单方面的进攻，变成了双方的战略对峙。
宁锦大战——坚城利炮的正确体现
努尔哈赤死后，其第八子皇太极继位，改元“天聪”。
袁崇焕有勇有谋，派手下都司等人携礼物吊丧。皇太极热情接待，双方心照不宣，互相很有礼貌。袁崇焕此举是想试探后金虚实，皇太极的礼敬是想缓解后金汗位交替之际不稳的政局。由于朝鲜和蒙古部落于旁边伺窥，皇太极心中也不踏实。双方开始讲和。
皇太极想以山海关为界，要求明朝每年赐金赐物予后金。这几乎就是从前北宋对辽、金关系的翻版，明朝当然不可能同意。皇太极不惜“委曲求全”，答应削去自己的“年号”，奉明朝为正朔，每年回贡人参、貂皮为回报。
其实，明朝从上至下，包括袁崇焕本人，根本就不会想到与女真人真的实行和谈，互相派人，只是迁延观望的试探手段而已。
天启七年（1627年）初，皇太极首先发动对朝鲜的进攻，十余天已尽占朝鲜大半岛，朝鲜国王兔子一样逃往江华岛，只得与后金订立“盟誓”，互为“兄弟之国”。
强迫对方签订“江都和议”，让对方讲明后金与明交战时朝鲜要保持中立。
初夏时分，皇太极从朝鲜回来稍作休整，即率七万左右大军向锦州方向进发。
袁崇焕一直坚持他自己的一套原则：“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守为正计，战为奇计，和为旁计。”一年多时间内，他指挥明军修筑坚城，大兴屯田，分选官将守卫险隘要地，一直没有放松备战。当然，稍后袁崇焕与满桂等人之间也有矛盾，但经过多方调和，大家皆能以大局为重，同仇敌忾，共抗后金。
天启七年夏五月，皇太极自率三万左右前哨精兵渡过辽河，直扑锦州，把锦州城包围得水泄不通。
明朝守城总兵赵率教、左辅、朱梅甚至监军太监纪用等人劲往一处使，各自分头到四面城上率军抵御，丝毫不敢松懈。同时，明军各部事先打招呼，绝不能中后金诱兵出战之计，各自坚守城池不出，只派出祖大寿率数千精骑以做袭扰包抄之用，绝对避免与后金兵在野外混战。
攻打锦州十多天，后金军伤之严重，没有丝毫进展。无奈，皇太极只得又率数万精兵，扑向宁远，只留少数军队在锦州外围留围。
五月二十八日，后金兵对宁远开始了第二次攻城大战。袁崇焕、满桂（蒙古籍明将）二人亲自督战。满桂领明军出城击迎后金兵。皇太极见状大喜，以为终于可以与明军野战。他不知道，袁崇焕在努尔哈赤撤退后，抓紧训练明军野战，特别组织了车营和骑兵营，专门天天针对性训练对后金的旷野作战。同时，袁崇焕凭城指挥发大炮，杀得后金军队人仰马翻，死伤众多。
皇太极气恼，死命士兵冲锋，一时间把明军逼退。明朝大将满桂身先士卒，带伤奋战，明军感奋，踊跃向前，凭借二百多辆厢车，从车中发射火器，杀得后金兵将死伤一片，终于击退皇太极的进攻。
打了一天，死伤四五千人，宁远城毫发无损。见攻宁远无望，皇太极只得率大军复围锦州。
此时的皇太极，又气又急，萌发赌徒心理，命令后金士兵拼死也要把锦州攻下来。可幸的是明军深壕坚墙，外加大炮，打得后金兵尸横遍野，又折数千人马。
由于天气越来越热，尸气弥腾，眼看军中就要流行疫病，皇太极不得不灰溜溜撤兵。
此战，明朝方面称之为“宁锦大捷”。此次大捷意义重大，正如袁崇焕本人所讲：“十年来尽天下之兵未尝敢与奴（后金）战，合马交锋，今始一刀一枪拼命，不知有夷（后金兵）之凶狠、剽悍！”
明军畏敌之心，一扫而空。
同仇敌忾，众志成城，明军终于取得了一次扬眉吐气的胜利。
大捷喜讯至京，自然魏忠贤一伙又得“大功”，阉党数百人因“指挥若定”加官晋爵，而宁锦大捷最大的功臣袁崇焕仅被“加衔一级”。
不久，阉党言官攻击袁崇焕私下与后金议和，导致朝鲜受攻。功高不赏暗箭来，袁崇焕只好称自己有疾，乞休归家。
还好，明廷未“追究”于他，袁崇焕得以全身而退。
不久，明熹宗病死，其异母弟弟朱由检即位，是为崇祯帝。
崇祯帝捕杀魏忠贤阉党后，袁崇焕得以重新起用，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身份，督师蓟辽军务（兼督天津登莱）。
可惜的是，皇太极于崇祯三年（1630年）舍山海关不攻，绕道内蒙突逼北京，施反间计，诱使崇祯帝杀掉了袁崇焕。
杀了自家的顶梁柱袁崇焕，明朝不亡，天理难容！
拾壹
8
内忧外困下崇祯帝的自杀选择――北京皇气黯然收
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二十日，河南洛阳，福王府邸。
在宏伟壮丽的飞檐红墙映衬下，王府中堂广场尤显平阔。人声鼎沸中，烈焰腾腾，珍稀香木制成的无数王府家俱皆成为柴木，烘烧着一口从洛阳郊外迎恩寺抬来的“千人锅”。
巨大的铁锅内，撒满姜、葱、蒜、桂皮、花椒以及无数高汤炖煮用料，奇香扑鼻。熊熊烈焰中，最骇人心目的景象是，巨锅之中，除七八只剥皮去角的整只梅花鹿以外，还有一个光头的三百多斤的巨胖活人在里面。|奇-_-书^_^网|他盲人游泳一样瞎扑腾，时而蹿上水面，时而沉入水底，边嚎边叫，好不凄惨。其间，这个“猪油糕”样大胖人刚刚抓住一只浮起的梅花鹿尸体喘息，大锅周围两三千围观的农民军士兵立刻用长矛戮刺其胳膊，使此人不得不惨叫着放开手，重新在已经微微烧开的热水中“游泳”。
锅中被剥光剃毛干净的巨胖，不是什么寺中和尚，也不是在表演什么“绝世武功”。此人，乃明朝当今皇上崇祯皇帝的亲叔父、明神宗最宠爱的儿子——福王朱常洵。大锅周围兴高采烈围观的人，乃李自成手下农民军，他们正在欣赏的“活物”，正是马上要享受大餐的一味主菜——“福禄（鹿）宴”中的“福”菜。
一个时辰过后，煮得烂熟的福王朱常洵以及数只锅中的梅花鹿已经被几千兵士吃入腹内，成为大家的美味晚餐。
崇祯帝大错之一
——枉杀袁崇焕
崇祯帝朱由检是明光宗第五子。由于早年丧母，身边也没有任何一个可信赖的家人，他的童年所遭受的孤独感、被遗弃感、挫折感，决定了日后他成人之后那种猜疑、偏执、固执的性格。崇祯帝惟一比他同父异母哥哥明熹宗要强的，是他酷爱读书，从小一直受着正统的儒家教育。
继位后，崇祯帝药到病除，轻而易举地铲除了魏忠贤阉党毒瘤。放松之余，骄矜之气溢满胸膛，他顿觉自己是个天纵英明的帝君。
登基之初，崇祯帝对袁崇焕非常信任，命其以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帅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崇祯元年秋八月，袁崇焕入京觐见，在皇帝面前许诺五年之内可恢复全辽境土。崇祯帝闻言大悦。
陛见后，给事中许誉卿问袁崇焕：“你为什么说五年可以恢复辽土？”袁崇焕：“圣心焦劳，我作臣子如此说，聊慰圣心。”许誉卿责斥道：“皇上英明聪颖之君，到期后问你成效，你如何应付？”听此语，袁崇焕自知失言，怃然不乐。
为了亡羊补牢，免蹈熊廷弼、孙承宗受人掣肘之老路，袁崇焕辞行时向崇祯皇帝表示：“以臣之力，制全辽有余，调众口不足（指无力约束朝中科道官员对自己诬蔑）。臣一出国门，便成万里，忌能妒功，肯定难免，希望陛下为臣作主。”
崇祯帝满口答应，并赐其尚方宝剑。还应袁崇焕所请，将宁远、锦州合为一镇，命祖大寿、赵率教、何可刚等人听他节制，以期克复全辽。
崇祯二年五月，明廷叙功，加袁崇焕太子少保。
崇祯二年（1629年）夏七月，袁崇焕至旅顺，杀掉了皮岛的明朝大将毛文龙。
毛文龙被杀，完全是咎由自取。毛文龙此人，本为明军中级都司一类的官员，因援朝鲜而逗留辽东。王化贞巡抚辽东时，毛文龙冒进出兵，袭取后金的镇江（今丹东），报功于王化贞，造成王化贞与熊廷弼相互猜嫌。由于王化贞竭力推举，毛文龙得授总兵，累官至左都督，设军镇于皮岛。皮岛亦称东江岛（朝鲜称椴岛），其北岸八十里开外即后金境地，东北方则是朝鲜本土。
明朝之所以重视毛文龙，实则想依恃他牵制后金，保卫朝鲜“友邦”不受后金吞灭。
但毛文龙本人在皮岛，完全是经营自己的独立王国。他手中号称几十万的“兵员”，其实绝大多数是明朝辽东难民。为了套取兵饷自肥，毛文龙一直向朝廷虚报兵数。所以，册报十五万的精兵，真正能成军的仅有两万人。
由于后金势大，明朝与朝鲜陆上往来断绝，只能由海上往来。为此，毛文龙海上设卡，对来往船只索要“税金”，利润丰厚，使得毛文龙及其部下将校一下子发家致富，生活奢靡，俨如帝王。毛文龙本人拥金银财宝无数，美妾九人，侍女如云。有巨财在手，他一日摆宴五六次，每宴精馔百余品，奢侈无度。
这还不算，毛文龙不断与后金密谋，想要袭取朝鲜，并为后金攻下山东。由于努尔哈赤突然病死，联系中断，而毛文龙在皮岛的兵民数十万皆靠内地及朝鲜供给，他害怕自己被切断供应，所以暂时未叛。
皇太极继承汗位后，毛文龙积极派人与后金谈判，试图与后金联手，他自己独霸山东、朝鲜，让后金占取山海关。由于后金使者到皮岛被明朝中央派去的户部官员发现，毛文龙被迫执送后金使者入京，此举使得皇太极丧失了对他的信任，双方的谈判进程停止下来。
毛文龙还是吹牛大王。天启五年的镇江之役，虽然只生俘六十多人，杀七十多后金兵，他上报说：“斩虏首五千余颗”；后金派兵追杀毛文龙，他丧兵五百多人，狼狈逃至朝鲜，却上报说自己“一日七战，胜败相当”；天启二年，手中只有四千老弱残兵，毛文龙吹嘘自己有“精兵三十万”；天启三年，他谎报自己提兵由朝鲜深入后金腹地，以一千兵杀后金兵二万人，夺马三千匹。同时，他夸海口，表示说，如果朝廷给自己每岁一百五十万兵饷，他两年即可平灭后金；天启五年，明廷太监王敏阅视皮岛，毛文龙册报兵员十七万，得到饷额六十万；崇祯元年，朝廷派员实地调查兵数，查证能战为兵者仅二万八千人。
特别可恨的是，毛文龙为了虚报战功领赏，往往将被后金人强迫剃发的辽民杀掉，上献首级冒功。所以，连朝鲜人在忍无可忍之际都数落他：“都督（指毛文龙）不修兵器，不练军士，少无讨虏（后金）之意，一不交战而谓之十八大捷，仅获六胡（后金人）而谓之六万（首）级，其所奏闻天朝（明廷），无非皆欺罔之言也。”
袁崇焕任蓟辽督师后，为了加强山海关的正面防守，将旅顺以西划归宁远，旅顺以东划归东江，实际上压缩了毛文龙的东江镇辖治范围。同时，袁崇焕把东江饷道从原来的登莱而出改为从宁远而出，这就堵住了毛文龙冒饷的漏洞，同时严打了他在海上的走私贸易。
袁崇焕对毛文龙冒饷以及潜通后金一事一清二楚，便以阅兵为名，泛海与其相会。
当时，袁崇焕并不想杀毛文龙。他与毛文龙欢饮数日，商谈军事，并提出设监司、更营制、杜绝海上走私等主张。毛文龙坚拒不从。于是，袁崇焕暗示他可以“光荣”退休。这位毛大帅大大咧咧回答：“我先前倒想回家退养，但现在朝中大将熟谙辽事的，惟我一人，灭奴（后金）之后，趁朝鲜衰弱，我准备发兵灭其国家。”
见毛文龙有割据朝鲜自谋的意思，袁崇焕下定决心要杀他。
于是，袁崇焕以邀毛文龙在山上观将士射箭为名，把他请到自己帐中，事先设下了埋伏。由于在自己地盘内，毛文龙不疑，率将官兵卒上山。入帐前，其手下士兵均被袁崇焕卫士拒于外面。
坐定后，袁崇焕首先说道：“毛公海外重寄，为国辛苦，当受我一拜！”宾主交拜；他又向跟随毛文龙入帐的数十亲信将领表示：“君等积劳海外，请也受我一拜，望诸君为国尽力！”众人皆顿首还礼。
袁崇焕落座，忽然变色，诘问毛文龙为何不服从朝命。
毛文龙也气，心想这位袁爷脸变得这么快，不给自己面子，马上高声抗辩。
袁崇焕起身，厉声责叱，命卫士剥去毛文龙冠带，把他当众缚起。
毛文龙手下将官人数虽然不少，事出仓猝，皆不敢有所动作。
毛文龙本人仍旧怒气勃勃，跳脚高叫。袁崇焕站定，手执尚方宝剑，一一历数毛文龙的十二斩罪：
尔有十二斩罪，知之乎？祖制，大将在外，必命文臣监。尔专制一方，军马钱粮不受核，一当斩。人臣之罪莫大欺君，尔奏报尽欺罔，杀降人难民冒功，二当斩。人臣无将，将则必诛。尔奏有牧马登州取南京如反掌语，大逆不道，三当斩。每岁饷银数十万，不以给兵，月止散米三斗有半，侵盗军粮，四当斩。擅开马市于皮岛，私通外番，五当斩。部将数千人悉冒己姓，副将以下滥给札付千，走卒、舆夫尽金绯，六当斩。自宁远还，剽掠商船，自为盗贼，七当斩。强取民间子女，不知纪极，部下效尤，人不安室，八当斩。驱难民远窃人参，不从则饿死，岛上白骨如莽，九当斩。辇金京师，拜魏忠贤为父，塑冕旒像于岛中，十当斩。铁山之败，丧军无算，掩败为功，十一当斩。开镇八年，不能复寸土，观望养敌，十二当斩。
数毕其罪状，毛文龙丧魂落魄，哑口无言，只得叩头乞免。
袁崇焕厉声询其部将：“毛文龙罪状当斩否？”
这些人皆被震住，皆惶恐唯唯。
于是，袁崇焕命人把毛文龙推出帐外，以御赐尚方宝剑立斩其首，宣示其罪。
当时，毛文龙麾下健校悍卒数万，深惮袁崇焕大帅之威，无一人敢动。
转日，袁崇焕命人取棺厚葬毛文龙，具牲醴拜奠，哭言道：“昨日斩尔，朝廷大法；今日祭尔，僚友私情。”
然后，他分毛文龙手下二万八千兵为四协，分由毛文龙之子毛承祚、副将陈继盛、参将徐敷奏、游击刘兴祚分别掌管。接着，袁崇焕犒劳军士，尽除毛文龙虐政。
崇祯帝闻毛文龙被杀，登时大骇。如此方面镇将被杀，确实出乎意料。但由于当时正倚重袁崇焕，崇祯帝只得优旨褒答，认定他杀得好，并下诏宣谕毛文龙罪状。后来，这反而成为袁崇焕被杀的一条罪名：擅杀大将。
当时与后世，均有好事者认为，袁崇焕杀毛文龙，是中了后金的反间计，自剪羽翼，亲痛仇快。这些人往往以东江镇日后耿仲明、孔有德、尚可喜等人叛明降清为口实，认为皆是由于毛文龙之死引致。
其实，袁崇焕杀毛文龙仅仅几个月，皇太极就从长城逾入内地。袁崇焕急忙携军救援。崇祯帝偏中皇太极“反间计”，自毁长城，杀掉了袁崇焕。
如果袁崇焕不死，依他的指挥控制能力，东江镇兵将肯定会被打造成为一支恢复辽东的劲旅。而假如毛文龙不死，这个跋扈明将百分百可能会叛明降清，日后也不会附于袁崇焕传后，肯定会被乾隆帝编入《贰臣传》。
毛文龙被杀的三个月后，皇太极率兵，绕过山海关，由蓟镇长城的长安、龙井关、洪山口毁边墙入寇，并攻占遵化、迁安、永平、滦州四城。
后金军忽然出现在北京城外，对北京展开围攻，即明人所称的“己巳虏变。”
人们可能奇怪，山海关是后金（清军）入寇的必经之路，他们又怎能绕到蒙古人的地界到达内地的呢。这，还要简述一下蒙古诸部的情况。
瓦剌的也先被杀后，鞑靼部复起。孛来拥立脱脱不花之子的不麻儿可儿为“可汗”，由于此人当时年少，称之为“小王子”。此后，相沿成习，明人把蒙古部可汗均称为“小王子”。明成化年间（1474年），作为元世祖七世孙的达延汗（《明史》中仍称之为“小王子”）一跃成为蒙古诸部共主，重新统一了蒙古。他死后，蒙古复分裂为漠北喀尔喀蒙古、漠南蒙古以及漠西的瓦剌蒙古三大部分。漠北喀尔喀蒙古由达延汗幼子承继，其有子七人，多受分封，称为外喀尔喀七部。漠南蒙古分为东西两部，由于东部的察哈尔汗是达延汗长孙博迪之后，所以名义上他是全蒙古的大汗。西部是达延汗第三子的后裔，据有鄂尔多斯。期间，又有土默特的俺答黑马冒出。这些人相互攻杀，最终，俺答汗脱颖而出。他西取青海，东并朵颜卫，势盛一时。由于想从经济上得到好处，俺答在隆庆年间（1570年）对明朝称臣，受封为“顺义王”。这样一来，除了每年得到明朝巨额赏赐外，他又可以从互市中得利。俺答还建筑了归化城（今呼和浩特），以吸引汉人定居者。察哈尔汗受俺答势力压迫，被逼东迁至辽东西拉木伦河以北，不时骚扰明朝边境。传至林丹汗（明人称为“虎墩兔憨”）时，部众强盛一时，相继征服喀剌沁等诸部，东起辽东，西至洮河，林丹汗自号“四十万蒙古”的主人。
明末时，蒙古沿边强部有三：察哈尔、喀尔喀（内喀尔喀）以及科尔沁，他们名义上的共主自然是有“黄金家族”血统的察哈尔汗。本来科尔沁诸部一直与女真叶赫部联合攻击努尔哈赤，皆大败不果。努尔哈赤称汗建国后，科尔沁蒙古首先来附。萨尔浒战役后，后金击败喀尔喀最强的宰塞，迫使喀尔喀五部听命于己。但这些人“时好时坏”，由于贪图明朝赏金，喀尔喀常常掉头攻袭后金。他们对后金无信，对明朝也无信。王世贞广宁大败重要原因之一，就是蒙古诸部违约不至，没有夹攻后金所致。
西征蒙古诸部的林丹汗日益强大，但对诸部无恩，最终使科尔沁部完全投入后金怀抱，并连兵一处，在龙安塔（今吉林农安）大败林丹汗。林丹汗乃“黄金家族”嫡派子孙，不搀假的元室帝胄。他有勇有智，经历数年经营，雄踞漠南蒙古。可惜的是，既生瑜，何生亮，林丹汗活的不是时候，他准备统一漠南漠北蒙古的时候，后金方兴未艾，努尔哈赤、皇太极龙父虎子，使得林丹汗在东北遭遇到极大阻力。
林丹汗此人智商高，情商低下，血液中流淌的满是铁木真的残暴和自以为是，向蒙古诸部巧取豪夺，咄咄逼人，使得其主领的察哈尔一部不仅没有向诸部催生“大蒙古”的凝聚力，反而形成离心力，科尔沁、阿禄等部蒙古纷纷投向后金。
1619年（后金天命四年），林丹汗致书努尔哈赤，以“四十万众英主青吉思汗（成吉思汗）”自居，称努尔哈赤为“水滨三万人英主”，威胁对方不要攻取广宁，否则将兴兵斗抗。其实，“四十万众蒙古”是个传统的概念性数字，泛指漠南漠北大蒙古，如同中国皇帝自称“华夏之主”、“九州之主”一样。
努尔哈赤较真，回信中狠狠嘲笑林丹汗一顿，历数他们元朝当初从北京逃窜时的惨状，“揭发”蒙古的“四十万众”早已丧失无几，并讥笑林丹汗不过是个贪图明朝钱财赏银的“无赖”。发信后，努尔哈赤果断出击，一举攻克广宁，林丹汗也未敢报复，远避后金兵锋。皇太极继汗位后，三征林丹汗，万里追击，终于在天聪六年（1632年）秋天把林丹汗的察哈尔部完全击溃，倒霉的汗王本人则远遁至藏地，失去了大本营老窝。一年多后，穷途末路，众叛亲离的林丹汗因发痘死于青海大草滩，其妻囊囊太后与其子额哲穷蹙来降，并携传国玉玺来献（此玉玺号称是传自汉代，不一定是真），漠南蒙古全部臣服于皇太极。
后金努尔哈赤、皇太极在宁远锦州等地两次遭受挫败，本来蒙古诸部均有机会翻盘击走女真人，均因为内部分裂，丧失大好机会。喀喇沁三十六部蒙古人受察哈尔蒙古人挤逼，向明朝求助未果，便全体投附了后金。
如此，察哈尔部不仅被孤立，明朝蓟镇边外千余里也顿失屏障。正是在蒙古人引导下，皇太极才能深入明朝腹地，他边收降残余的蒙古部落，边扑至北京城下。
乍闻后金军逼近京师，明廷骇震，立刻调诸路兵入京来援。袁崇焕闻讯，在先派出赵率教入援的同时，即刻率祖大寿等人急赴国难，步步为营，途经抚平、永平、迁安、丰润等诸城，皆留兵营守。
不久，明将赵率教战死消息传至，后金兵蜂拥而至。袁崇焕大惊，急引兵趋至北京城下，在广渠门外立营。
虽然袁崇焕手中仅有不到两万人，他们斗志高昂，数次与后金军交战，皆得胜而还（清人自己讲是“互有杀伤”）。
见袁崇焕营盘坚固，无隙可乘，一直熟读《三国演义》的皇太极施用“反间计”。恰好营中有两个被俘的明朝太监杨春、王德成在押，他命令汉人降将高鸿中与鲍承先两个人趁黑坐在这两个先前在城郊牧马厂抓获的两个明朝太监被困的营帐外，假装酒醉，放言说城内袁巡抚（袁崇焕）与大金有密议，准备里应外合。夜间，哨兵故意纵两个太监逃脱。
这两人一回城，兔子一样跳到崇祯帝面前，把这件“天大的秘密”讲与皇帝听。刚愎自用的崇祯帝竟然上了皇太极这种最简单的当，很快就派人逮捕了袁崇焕，打入诏狱严刑拷打审问。
袁崇焕部将祖大寿为此惊惶至极，出城后即拥兵向辽西奔逃。幸亏袁崇焕在狱中写信召唤祖大寿，他当时才没有叛变。由于山海关、宁锦一线仍在明朝掌握中，加之后来的孙承宗御敌有方，皇太极只得率兵退走。
北京有惊无险。
后金退兵后，明廷开始审查袁崇焕一案。当时，大学士钱龙锡持正，得罪不少暗藏的阉党成员。阉党王永光时为吏部尚书，引其同党御史高捷等人猛烈攻击袁崇焕，诬称他暗中与后金议和，奇Qisuu.сom书擅杀毛文龙，引清兵入京。
这些阉党本意是想以袁崇焕兴起一件新的大“逆案”，顺便攀引钱龙锡，大造舆论，讲袁崇焕杀毛文龙是由钱龙锡主使。
在狱中，袁崇焕作《狱中对月》一诗：
天上月分明，看来感旧情。当年驰万马，半夜出长城。
锋镝曾求死，囹圄敢望生。心中无限事，宵柝击来惊。
最后，崇祯三年（1630年）八月十六日，刚过中秋，袁崇焕本人被判凌迟，剐于北京闹市，其兄弟妻子长流三千里，抄其家产归公。大学士钱龙锡减死戍边，劳改十多年。（同为大学士的温体仁受过毛文龙不少好处，他也落井下石非要置袁崇焕死地）。
袁崇焕一案，天下冤之。但无知的北京市民信以为真，恨极了这位引狼入室的袁巡抚，纷纷上前高声责骂，甚至出钱买肉生食这位耿耿精忠的烈士身上之肉。千刀万剐，明朝就是这样对待袁崇焕这样一个大忠臣。
被杀前，袁崇焕作《临刑口占》，依旧对大明朝忠心耿耿：
一生事业总成空，半世功名在梦中。
死后不愁无勇将，忠魂仍旧守辽东。
大英雄被剐之时，紧咬牙关，欲哭无泪，只能仰望苍天，让冤报叹息回荡于自己的胸腔之中！
可笑又可悲的是，崇祯帝至死不悟自己中了皇太极反间计，甚至连入清后生活了三十多年的明末大才子张岱（写《陶庵梦忆》那位），也在书中把袁崇焕列为明朝逆臣。
最终为袁崇焕“平反”的，竟然是“鞑子”皇帝乾隆。这真是个历史的黑色幽默！如果罗贯中地下有知，知道自己的《三国演义》多少年后被一个女真鞑酋当“兵书”来使，以“蒋干盗书”为原型杀掉大明顶梁柱袁崇焕，罗老先生肯定是地下愤怒高呼不已。
崇祯帝大错之二
——以油浇火的“平贼”
崇祯帝继位以来，用人不当自然是不可推卸的主观责任，但罕见的自然灾害，也是明朝灭亡重要的客观原因。坏运气，是每个王朝灭亡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之一。
首先，从朱由检继位的第二年，即公元1628年，陕北突遭大旱。十余年间，陕西、山西、河南、河北、江苏、山东，无年不旱。倒霉的是，大旱相继，蝗灾与瘟疫接踵而至，赤地千里，十河九干。由于乏食，最终出现了“人吃人”的惨剧。明朝“副处级”巡视员一类的小官（行人）马懋才在崇祯二年所上的《备陈大饥疏》，真实记录了当时的惨状：
臣陕西安塞县人也，中天启五年进士，备员行人。初差关外解赏，再差贵州典试，三差湖广颁诏，奔驰四载，往还数万余里。其间如关外当抑河之败，黔南当围困之余，人民奔窜，景象凋残，皆臣所经见，然未有极苦极惨，如所见臣乡之灾异者。
……
臣乡延安府，自去岁一年无雨，草木枯焦。八、九月间，民争采山间蓬草而食，其粒类糠皮，其味苦而涩，食之仅可延以不死。至十月以后，而蓬尽矣，则剥树皮而食，诸树惟榆皮差善，杂他树皮以为食，亦可稍缓其死。迨年终，而树皮又尽矣，则又掘其山中石块而食，其石名青叶味腥而腻，少食辄饱，不数日则腹胀下坠而死。（上面讲述人民苦状）
民有不甘于食石以死者，始相聚为盗，而一二稍有积贮之民，遂为所劫，而抢掠无遗矣，有司亦不能禁治。间有获者，（盗贼）亦恬不知畏，曰：“死于饥与死于盗等耳，与其坐而饥死，何不为盗而死？犹得为饱死鬼也。”最可怜者，如安塞城西有粪场一处，每晨必弃二三婴儿于其中，有涕泣者，有叫号者，有呼其父母者，有食其粪土者，至次晨，则所弃之子，已无一生，而又有弃之者矣。（讲人民造反的原因和痛苦惨状）
更可异者，童稚辈及独行者，一出城外，便无踪迹，后见门外之人，炊人骨以为薪，煮人肉以为食，始知前之人皆为其所食。而食人之人，亦不免数日面目赤肿，内发燥热而死矣。于是死者枕藉，臭气熏天，县城外掘数坑，每坑可容数百人，用以掩其遗骸。臣来之时，已满三坑有余，而数里以外，不及掩者，又不知其几矣。（讲人吃人的惨景）
小县如此，大县可知；一处如此，他处可知。幸有抚臣岳和声，拮据独苦，以弭盗而兼之拯救，捐俸煮粥以为之率，而道府州县，各有所施以拯济，然粥有限而饥者无穷，杯水车薪，其何能济乎？又安得不相牵而为盗也？且有司束于功令之严，不得不严为催科，仅荐之遗黎，止有一逃耳。此处逃之于彼，彼处复逃之于此，转相逃则转相为盗，此盗之所以偏秦中也。（讲陕西一地的盗贼集中原因）
总秦地而言，庆阳、延安以北，饥荒至十分之极，而盗则稍次之；西安，汉中以下，盗贼至十分之极，而饥荒则稍次之……
天灾人祸，小民无生路可寻，加之官员贪污，苛捐杂税，横征暴敛，只能走一条路：造反！
同时，明朝发展到晚期，土地高度集中，宗室、勋戚、官绅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愈演愈烈，贫者益贫，富者益富，社会的两极分化达至惊人地步。而自嘉靖帝开始“竭天下之财以奉一人”，万历帝变本加厉，明熹宗有样学样，明朝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只得通过不断加派赋税来榨取民财。各级官吏巧取豪夺，竭泽而渔。由于农民纷纷抛荒逃散，造成水利失修，河患日甚，恶性循环下，天灾人祸不绝。
军制方面，更是法久弊生，军屯、商屯均有名无实，士兵被拖欠军饷，甚至没什么战斗力。诸大将除身边亲兵可用外，基本上没有可信得过兵校。军纪败坏下，索饷哗变，就成为明末军队中的“主旋律”。
早期农民暴动，无非是一群想找口饭吃的乌合之众，无组织、无纪律，无任何明确目标，看似成千上万，实际上是一大帮拖家带口的饥民流民，正规官军如果加以认真对付，这些人马上就会作鸟兽散。而且，领导暴动叛乱的人，不少人是当地土豪世家子弟或者是明朝边军的中下级军官，为避免事发后暴露身份连累亲族，他们纷纷自起诨名绰号。农民战争发展到中晚期，贼势渐炽，贼头们纷纷以本来姓名示人，“绰号”使用越来越少。
明末农民暴动，最早当推崇祯元年延安的府谷人王喜胤（澄城县规模太小，忽略不计），因当地大饥荒，他率杨六、“不沾泥”等人四处掠抢富民家里粮食，相聚成盗。与白水县王二会合后，这伙人已有五六千人的规模，他们攻破宜君县城，大肆抢劫一番，窜入延安一带的黄龙山。杀人魔王张献忠，就是首先加入王嘉胤的队伍。
张献忠本人是延安卫人，年轻时可能在延安府当过捕役，也可能当过边兵，在榆林卫洪承畴手下卖过力（这是他1645年在成都当“皇帝”后自吹自擂，不一定是真），但肯定的是，此人绝非一般因饥而反的顺民，应该是在衙门或军门里混过的有不少入世经验的老到坏人。由于在与官军作战中勇敢能杀，他自己很快有了一支武装，自号“西营八大王”，所以，相比李自成，张献忠绝对是“革命”老前辈。
至于李自成，多年来一直说他是“农民领袖”，其实他是一个下岗驿卒，原先是有铁饭碗吃官家饭的“城里人”。他生于米脂，小名黄娃子，成年后到圁川驿（银川驿）充当驿卒。
明代的时候，十里置铺，六十里置驿。本来，驿站制度原本为政府官员提供舟车、马匹、夫役、邮传方便，是很有必要的“公家”设施。随着明朝社会的全面腐化，驿站制度日益成为不少官员谋利的工具。他们往来经过驿站时，常常敲诈勒索驿站，损公肥私。过分的是，明朝驿夫、马户为了应付差事，有时甚至倾家荡产。举例来讲，大驿站一年应该供银五万，但实际发下来只有一两千，县官自己按“倒”扣四百后，剩下的交给驿站。这一点银子，根本不够日常开支。即使如此，明政府内有人还打驿站的主意。
崇祯二年，给事中刘懋奏言整顿驿站。他出发点不错，通过整顿、精简，可以节省国家经费开支，抵销新饷。搞了一年多，裁撤数万驿卒，共省下六十八万两左右的白银——这区区六十八万两白银，事后证明，恰恰成为明王朝灭亡的代价——由于裁减驿卒，李自成下岗，这位爷无奈之下参加农民军，“奋臂大呼，九州幅裂”。
所以，七品给事中的一纸奏文，在把大明朝送入历史黑暗深渊的进程中使劲加了一把大力。
李自成登高一呼，饥民齐集，一天就得千把人，转掠四方。由于在政府部门做过事，他很会组织安排，十来天内就发展到数千人，往来奔窜，自号为“闯将”。
由于“闯将”的名号，包括姚雪垠先生在内，不少当代和明末清朝的学者均认为李自成是“闯王”高迎祥手下，其实二人根本没有关系，更不是舅甥关系。他后来的老婆高氏也和高迎祥无关。“闯王”、“闯将”皆造反诨名，并列关系，不是从属关系。
饥民四处造反，府县官员们都是一样，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总是上报说是“饥民”饿极了惹事，认为到转年春天有活干有粮食有指望时，事情会自动平息。可巧老天弄人，陕西等地连年干旱，饥荒越闹越大，造反越来越多。
待明朝中央政府真正正视这件事时，小打小闹抢粮食的饥民暴动已经发展成有规模有计划有组织的造反了。
崇祯皇帝为解决问题，派左副都御史杨鹤去任陕西三边总督。由于刚刚经历了皇太极破边入口杀至京城脚下的危机，各地抽调了不少精锐部队抵至京畿地区。
杨鹤眼见陕西各处农民军规模庞大，手中兵少剿不过来，就主张以招抚为主，提出要实实在在解决饥民的吃饭问题，然后使饥民解散，由政府发给耕牛农具，让农民规规矩矩种田当顺民。这种安抚策略虽然花钱多，但效果大，农民各安其业，不再会复出为盗。农民耕田有收成，生产恢复，政府可从赋税中回收银两，良性循环，应该可以解决问题。
崇祯皇帝觉得有理，发诏照准。由于当时不少农民军已经窜入山西境内，陕西只有“神一魁”势力最大。听说官家招安，自己能当官，神一魁率着六七万人就到了宁州，正式投降，被杨鹤授与守备一职（上校团长）。入伙的饥民纷纷领取“印票”（回乡证），领银子后各自回家。
当时，几乎陕西境内所有的贼头，包括“点灯子”、“满天星”这样的“老革命”，无一不受抚，得到相应官职。但是，得官后的农民军头头们留有后手，他们各自私留武器，占据要地，不时派人四处劫掠富户，号称“打粮”。
另一方面，由于明政府只拨十万两白银赈济，杯水车薪，仍旧有大多数农民穷饿至极，这些人自然也不愿意就这样回乡等着饿死，仍旧团结在头头们身边，恋恋不去。
在此种情况下，朝内“主剿派”群攻杨鹤一方的“主抚派”，指斥他浪费了大笔国帑，最终造成“屡抚屡叛”的局面。
崇祯帝是个急性子，见花了银子没有立竿见影，大怒之下罢去杨鹤官职，重新确定剿杀方针。
杀剿之下，稍稍平息的民乱趁势又起。“神一魁”再次造反，攻占宁塞县城。不久，农民军头领们互攻，“神一魁”被杀。
由于胆识过人的洪承畴被委任为总督，陕西叛乱相继被镇压，郝林庵、“可天飞”等人逐一被杀。这位洪总督爱使招降和收买的手段，“以贼杀贼”，铁角城、锥子山等叛民大本营一一被端掉，明军斩获数万级，陕西境内基本看不见大股农民军。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农民军不是被杀光了，而是不少人遁至山西，在那里轰轰烈烈干了起来。
应该交待一下的是，当崇祯朝臣尽力剿杀陕西饥民暴动的同时，东北地区的皇太极发动进攻，摧毁了大凌河城。
崇祯四年（1631年），得知明军在大凌河中左千户所（距锦州四十里，今为大凌河镇）加紧筑城的消息，为防止明朝藉此步步推进，皇太极亲自率六万大军自沈阳出发，于八月六日突然包围了大凌河城。
当时，城内仅有一万四千多官兵及一万多平民，守城明将是祖大寿和何可纲等人。由于经过数次攻城挫败，后金已经在战法上有所改变，他们不再急于以人肉作为代价拼死攻城，十分耐心地坚持“围城打援”战略方针，在把大凌河城包围得水泄不通的同时，在城外各处挖掘层层壕堑，一方面阻止宁锦方向的明朝援兵，一方面防止城内明军奔逸逃出。
更为重要的是，后金军队也拥有了自己的“红衣大将军炮”。用于此战的，有这种大炮四十门，威力相当大。如此一来，先前明军在热火器一面倒的优势已经消失，我有人有，心理上不再占据上风。
明朝派出四万大军来援，结果在锦州东南的长山山口遭受后金截击，恶战之下，明军不支，三十三员将领以及四万精兵被后金全歼。
即使如此，祖大寿仍旧坚守孤城。几个月后，大凌城内开始断粮，马肉鼠肉雀肉食尽之后，开始出现人吃人现象。供役筑城的近万名工匠最惨，他们首先被军士当作“军粮”吃掉。
皇太极也不着急，十拿九稳之下，他派人劝降。由于先前皇太极的堂兄阿敏在攻打北京撤退时尽杀永平、迁安的明朝降官，祖大寿等人不敢投降，深恐降后仍不免于一死。
皇太极展开攻心战，“痛心疾首”表示“不再妄杀一人”，并告诉祖大寿乱杀人的阿敏已受幽禁处分（这倒是真的，此人乃“四大贝勒”之一，因其威胁到皇太极地位，故借此被幽囚）。
思前想后好一阵子，祖大寿暂时决定投降，并送儿子祖可法到后金营中为人质。由于祖大寿的家属大部分在锦州，他表示投降后希望后金不要声张，再替后金赚开锦州城。可怪的是，守城诸将，除何可纲以外，这些与后金血战多年的汉子们都愿意随祖大寿投降（明帝杀袁崇焕也可能在最大限度上冷了这些人的心）。
为了取信后金，祖大寿等人把何可纲押至城外，当着双方军将的面，把这位英雄砍头。何将军临死大笑：宁为大明鬼，不为鞑子奴！
当晚，祖大寿亲自出城，入皇太极“御营”谒见。诸贝勒一里外相迎，待之非常恭谨。行至帐前，皇太极本人出帐迎接。祖大寿刚要行跪拜礼，皇太极止之，与他行“抱见礼”。这种满族礼仪，在民国初的北京、天津市面上还可见到——两大老爷们见面，拱手打揖后，趁前互屈一膝，相互左肩碰右肩，再右肩碰左肩，然后相抱交头，难看至极，简直在今天人的眼里就是大滑稽。但在当时的女真人眼里，此礼乃见客的最高礼仪。
二人入帐后，皇太极亲自斟酒递与祖大寿。对方饮毕，也酌酒跪献，表示降服。
转天，皇太极听信祖大寿建议，命八旗诸将率四千多人着明军服色，跟同祖大寿的三百多人一起作溃逃状，希望赚开锦州城门。由于天降大雾，后金军自己相互失散，不果而还。为此，祖大寿提出自己先入城，趁机斩杀明将后再拥兵献城（清人自己记载是皇太极主动提出放祖大寿，表明这位“太宗”事前诸葛亮的英明）。
皇太极信以为真，派祖大寿与其侄子祖泽远带二十名明军前往锦州。
祖大寿回锦州后，派人至后金营报称锦州明军太多，表示要“从容图之”，希望皇太极善待其留在后金营中当人质的子侄。皇太极无奈，反正破大凌河城的目的已经达到，就率兵回返。
十年之后，祖大寿才真正归降皇太极。但他的儿子（一说是其养子）祖可法对后金百分二百的真心孝顺，为皇太极出了无数上好的“坏主意”，他在《贰臣传》中“名位”也远远在洪承畴和祖大寿之前。
祖大寿回锦州后，对巡抚邱禾嘉说自己是突围而出。不久事泄，邱巡抚上奏崇祯帝。由于边地需要祖大寿这样的勇将，崇祯帝没有下令杀他，下敕让他入京面君。祖大寿心中有鬼，一直不敢入京，皆借故推辞。但观其日后所为，他确实断绝了与后金方面的联系，一心守土，直到锦州大战时才真正降附满清。
大凌河之战，明军精锐数万被歼，大量先进火器丧失，损失不可谓不大。最重要的是，皇太极粉碎了明军步步为营东进的战略，迫使明朝往后退缩。
后金天聪七年（1633年初，因愤恨巡抚孙元化征兵渡海，被袁崇焕杀掉的毛文龙原先的部将孔有德、耿仲明（三人均为辽东人）在登州叛变，乘船率万余兵士及家属在镇江向后金投降。
皇太极大喜过望，待以厚礼，立封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为总兵官，让二人在朝中与八和硕贝勒共列一队朝见，以示殊宠。同时，明令二人自领所统汉军，具有类似旗主的权力。日后，皇太极称帝，封二人为王爵，专为他们所统汉军设汉军二旗，成为日后汉军八旗的前身。
皇太极这一举措意义深远，一是用汉将统汉兵，这些人熟谙水战，深晓地利，成为满清的鹰犬前驱，二是汉军八旗（以及蒙古八旗）的建立，可以削弱满洲八旗旗主这些人的独尊地位，对他们予以牵制，更增加了皇太极一人独大的不二地位。
崇祯七年（1634年），皇太极发兵二次入关打击明朝，总共进行三个多月，在宣府、大同一带大肆杀劫，掳抢百姓、牲畜不计其数，洋洋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