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松锦大战的错误指挥
清军数次入口，大肆劫掠，掳人夺财杀人虽多，土地基本一块未得，天气一热就退回关外。为此，“皇帝不急太监急”，皇太极与大群满洲贵族不着急，其手下如祖可法、张存仁这些汉人降官降将却忧心忡忡，深觉满清偏隅一方当土皇帝没出路，应该杀入中原推倒明朝为正统，这样一来，这些“汉奸卖国贼”们也好成为新王朝的开国功臣。
大约在1640年（崇祯十三年），满清的“都察院参政”张存仁献“三策”攻明：上策是直捣北京，割据河北；中策是直取山海关，切断北京与宁锦之间的“咽喉”；下策是屯兵广宁，稳步夺取宁锦土地。
此时，由于蒙古察哈尔的林丹汗也被清军击败，漠南蒙古尽属于己，皇太极更无后顾之忧。
皇太极思前想后，最终决定采用张存仁的最后一策：夺取宁锦。
为此，祖可法、张存仁这几个汉奸立刻忙乎起来，先在义州修城，以此为前哨，屯田练兵，为将来的大战保障稳固的后勤支援。义州在广宁与锦州之间（距锦州仅九十里）。
1640年夏，皇太极本人亲自到义州一带观察地形，并率军杀至锦州，用红夷大炮猛轰城内明军。趁明军闭门严守不敢出之际，清军把城周的粮食尽行割光，运回义州作为军粮储备。
义州这个重要战略要地，明辽东巡抚方一藻三年前就上书朝廷建议重修，无人过问。至此，反而成为清军的攻击落脚处。
北京的崇祯皇帝听说皇太极又有动静，立命蓟辽总督洪承畴赶紧出关前往锦州。本来，洪承畴一直在陕西等地与流贼作战，由于他极富韬略，陕西巡抚孙传庭又与他合作，在崇祯十一年屡战屡胜，曾一度把李自成等军几乎赶尽杀绝。但是，由于受杨嗣昌排挤，他在崇祯十二年被外派为蓟辽总督，战争对手由农民军变成了满清军。
洪承畴确实是明朝少有的真正有将略的文臣。他到山海关巡视后，立刻抽练兵卒，置精兵于山海关之外的前屯卫和中后所，以能将吴三桂为总兵官，信用辽东本土将官祖大寿等人，在锦州、松山、杏山、塔山、宁远、前屯卫、中后所、中前所等八城屯精兵近八万人，大大加强了宁锦防线的实力。
面对汹汹而来的皇太极满清军，洪承畴审时度势，在得知吴三桂等一万明军分赴松山、杏山驰援消息后，他又下令总兵曹变蛟、马科等人率二万人出关，于五月十六日抵达宁远。
先行抵达杏山的吴三桂非常勇敢，率军与清军交战，可惜先胜后败，几乎陷没于阵，数千明兵被杀。
清军此次攻围宁锦非常有耐心，已经有打“持久战”的准备，并定期三个月轮换士兵，保证士气和进攻能力。同时，清军按部就班，逐步清除锦州城外的明军堡垒。
锦州城内明军并不示弱，屡屡出城与清军交手，双方杀伤相当，谁也不占大便宜。
清军、明军双方源源不断运粮运攻具于宁锦，大打消耗战。
在环围锦州的情况下，清军仍多疏漏，近两万石粮食在交战期间被明军运入城内，极大鼓舞了明军士气。
七月间，洪承畴本人自率曹变蛟、马科、吴三桂、刘肇基四位总兵官带兵四万至杏山，与清军大战，吴三桂一部独胜，清军退却。由此，清军全部集中围打锦州的企图受挫，明清两军在松山、杏山与锦州之间形成战略相持。
洪承畴在杏山首战后非常有信心，急忙上奏朝廷，请求派十五万大军以及运送能供一年的粮草到位，才能最终取得战争胜利。同时，他调动灵活，为节约粮食，只留吴三桂一部万余人马于松、杏一带，拖住清军，其余兵马即刻回关内休整养锐。他还下令宣府、大同、密云三总兵出关，准备转年待诸军集结完成后毕其功于一役，与清军决战。
汉奸张存仁对满洲主子可谓用心良苦。他发现清军包围锦州有多处缺口，即刻苦口婆心劝说皇太极从严从重惩罚松懈的清将，加强围困，在锦州城外深挖堑壕，多筑战台，并先取松山、杏山和塔山三城。
皇太极“知错就改”，下死命令严防明军从锦州以外运粮草等物入内，把城围得水泄不通。
由于诱降了明军镇守锦州外城的蒙古军头领那木气，两营蒙古兵连家属六七千人向清兵投降，锦州城外一度为清军攻占。多亏祖大寿率兵死战，最终夺回外城。但是，外城不少城垣遭受破坏，锦州防御能力大大降低，基本上明军只能凭内城守御。
胶着之间，崇祯十四年（1641年）正月，从宣府、大同等地抽调出关的明兵哗变逃亡，乱了好大一阵才抚平。
得知锦州已经完全被清军隔绝，北京的崇祯皇帝十分焦急，怕丢掉这座战略要地，死催洪承畴即刻进兵。无奈之下，洪承畴只能力催各道兵加紧出关，最终于四月中旬齐集于宁远城，共计为大同总兵王朴、山海关总兵马科、东协总兵曹变蛟、中协总兵白广恩、阳和总兵杨国柱以及王廷臣和吴三桂七个总兵官，共十二万多人。
四月二十五日，明军与清军在锦州以南十五里开外开战，虽然是在地势上以低攻高，明军英勇，清军虽顽强，仍然伤亡惨重。
六月间，洪承畴挥兵六万攻清军于松山，夺其三营，杀伤清兵甚众。从当时情况讲，明军已经取得战争主动权，围困锦州的清军开始动摇。
关键时刻，皇太极手下的汉族将领石延柱献上“妙策”，竭力劝说主子皇太极不要为小败而产生沮丧情绪，把“围城打援”当成作战原则，坚持下去肯定胜利。
洪承畴此时很清醒，他上奏朝廷，决定应该在保持战场优势的情况下，在松、杏一带与清军相持。多年与女真人交手的祖大寿在锦州城内也向京城送信，嘱诫明军切勿轻易与清军野战，即使交战，也应用车阵逼之，使其骑兵不得驰击。同时，他还表示锦州城内粮食充足，大可支持半年。
战地统帅洪承畴与锦州守卫主将祖大寿如此表示，朝内的兵部尚书陈新甲却坚持速战。这个吏选入朝当尚书的无谋浅视之人被小胜冲昏头脑，力劝崇祯帝下诏催诸将速战速决。崇祯帝偏听偏信，经不住陈新甲激劝，立刻下旨让洪承畴马上进兵解锦州之围。陈新甲为了大张其事，还派出亲信往军中监视，死催出兵。
松山之地，位于锦州与杏山之间，实是宁锦防线的咽喉要地。洪承畴得到御旨，不敢不遵，只得下决心在松山与清军展开决战。
由于清兵在锦州南的乳峰山东结营，洪承畴就下令曹变蛟率军屯于乳峰山西，以斗其势。明军数万大军，在松山与乳峰之间连扎七座大营，遍掘长壕，密排火器，列马布阵，旗甲鲜明。
进围锦州的清军见明军如此势盛，不少人内心十分惶恐。
锦州城内祖大寿敢战，他于八月二日首先开城自城内杀出，与围外入内的明军联手，予以包围锦州的清兵严重杀伤，但宣府总兵杨国柱也在战中阵亡，明军损失不小。
双方大战七八天，各自损兵折将，基本持平。
身在沈阳的多尔衮坐不住，他不顾自己严重的鼻出血，用大棉花团子塞住鼻子，自率三千精骑，御驾亲征，飞驰六天六夜赶到松山前线，亲自指挥战斗。
清军不惜血本，后备军预备队一齐上，总共十二三万人马。与之相较，连同守城明军算在内，松山一带的明军大概也是这个数，双方军力差不多，都无明显优势。
双军相较，就看精神头了。
皇太极在松山结阵。他登高察望，仔细观察许久，与左右满汉将领切磋半天，终于找出明军漏洞：洪承畴明军过于集中，前锋兵甚锐，后守薄弱。于是，皇太极立刻部署，决定断绝明军粮道，下令清军在松山与杏山之间多处立营，挖壕筑台，围困明军。
如此一来，清军由被动变为主动，整盘皆活。
如果此时撤兵，洪承畴可能不会损失太大。但崇祯帝不表态，洪承畴只能死扛。当时，大同监军张斗看出些清军端倪，建议分出一支兵马在长岭山驻守，以防止清军包抄明军后路。洪承畴没有采纳。即使如此，他此时趁清军新来援兵立足未稳赌一把大的，果断命令明军即刻出击，兴许还能出奇制胜。但他没有，呆等“战机”。“战机”不来，清军却把杏山、松山切割开来，明军后路被堵。由此，自宁远经塔山运抵杏山的粮道也就塞掉。
明军上下得知此事，军心立刻动摇。
洪承畴不愧是谋划老帅，他本来安排诸将在城内稍事休整后，转天白天倾锐一战。由于马上要绝粮，这就等于“背水一战”，士兵只要有必死之心，在兵力相当情况下，兴许能杀败清兵。
恰恰就在这时，朝廷兵部尚书陈新甲派出的心腹监军张若麒在宁远发来一封急信，让洪承畴率诸将先回宁远就食，吃饱后整兵回战。先前他一直死催洪承畴出战，这节骨眼他又要洪承畴撤军回宁远，完全是瞎指挥。
最要命的是，他这一封信，大大动摇了松山城内的各位明军将领，不少人不想冒险，要求率部先回宁远休整持粮，再回来解锦州之围。
洪承畴坚持己见，诸将议论纷纷。洪承畴无奈，只得自己守松山，听任诸将分道突围。
大同总兵王朴先逃，各总兵趁黑胡乱出城遁走。结果，严阵以待的清军在半路迎头截杀，杀死全无斗志的明军无数。由于夜深看不见道路，不少明军在海边逃走时正遇涨潮，淹死许多。
明将曹变蛟英勇，转天深夜，他率所部自乳峰山而下，荡清营数次，有一次还奔入皇太极御营，几乎要了这位清帝性命。可惜夜见昏黑，曹变蛟本人中箭，只得带伤逃回松山城中。
松山、杏山一带，到处都是明军的尸体。明军约六万人被杀，只有三万残兵逃回关内。
可称的是，清兵随后三日搜杀，明军残兵大多视死如归，基本无投降者。据被皇太极当作人质带在自己身边的朝鲜世子回忆：“汉人视死如归，鲜有乞和者。（他们）拥荷其将，立于海中，伸臂翼蔽，俾（将领）不中箭，不失礼敬，死而后已……汉兵（明兵）初势极壮，用兵亦奇，乃以无粮分兵出送，取此丧败，气挫势穷。”
大胜之后，清军在进围杏山的同时，把松山围成铁桶一般。
明廷虽下令范志完代洪承畴为蓟辽总督，逃出的吴三桂又在宁远一带招集败亡残兵，但一直没能再有力量组织一支有力援军，明廷听凭松山、锦州被围。
松山城内，此时还有万余精兵。洪承畴与曹变蛟、王廷臣以及辽东巡抚丘民仰一共守城。坚持数月，一直到转年（崇祯十五年）正月，城内食尽，并无任何明朝援军到来的消息。结果，二月十八日，守城的松山副将夏承德暗中降清，忽然率兵把洪承畴等人活捉，然后开门献城。
当时，皇太极已回沈阳。闻胜讯后，他即刻下令，将洪承畴押解沈阳，其余明将，包括曹变蛟、王廷臣以及明军守城官校及兵卒，近一万二千余人，全部就地处决，平毁松山城。
别人不讲，曹变蛟乃明朝大将曹文诏的侄子，骁勇绝人，在陕西等地曾经大破贼军上百次，农民军对之闻名丧胆。特别是南原一战，曹变蛟率军攻杀，农民军尸骸相叠，李自成仅与七骑走免，余众皆降。正是由于他的英勇，洪承畴出任蓟辽总督时特意带他出关。至此，竟然被奸贼所执，遭满人杀害，明廷又失一栋梁。
曹变蛟、王廷臣两人乃明朝总兵，其实还有求生机会，清将要二人剃头易服，归降清朝。二人表示“头可断，发不可剃！”于是相继被杀。
松山大战中，丧亡的将士皆是明朝边地百姓精兵，可称是最厚的老底军队，均在此役中赔光。
松山一失，锦州再也无望。三月八日，祖大寿率守城兵将七千人出降。这一次，他是真降，即刻被送入沈阳。皇太极善待之，并未翻脸杀他。但是，锦州守兵没那么好运，除祖大寿亲信部将数十人以外，几千明军士卒皆被处决。同时被杀的，还有一直忠于明朝的两千多蒙古士兵。这些蒙古人力大，满清兵骗去他们的兵器，以招宴为名，在城外以铁骑逼之，箭射刀砍。蒙古兵再勇武，赤手空拳，打不过刀枪箭矢，皆格斗而死。
继锦州后，塔山、杏山两城，相继落入清军之手。明朝山海关以外的八座坚城，如今已失其半。
祖大寿入沈阳后，在大清门外下跪请罪，向皇太极表示罪该万死。有汉人降将进言，说祖大寿反复，应该杀掉。皇太极认为可以用祖大寿在日后招降他的外甥吴三桂，不听，仍然待之以礼，让他日后“竭力事大清”。
日后，祖大寿一系兄弟子侄皆成为满清鹰犬，为之前驱效力，立功不少。直至顺治十三年，祖大寿才病死，清朝葬以一品官员礼。值得一提的是，最早他作为人质留在清营的儿子祖可法（有称为其义子），翻蹄亮掌为满清忙乎多年，也在祖大寿病死的同一年病死，当时的爵位是子爵。这两父子，也是明清之间的一个奇观。
至于洪承畴，刚刚被俘时确实大骂不屈，只求速死。所以，明廷在北京还为他立祠纪念，以为他已经壮烈殉国。到沈阳后，不知为什么，这位崇祯皇帝的信臣腰一软，决定降了，剃发后穿满服跪于崇祯殿外向皇太极乞罪：“臣将兵由松山援锦州，曾与天兵数战，大犯天威。圣驾一至，众兵败没。臣坐困松山，粮绝兵疲，城破被擒，分当受死。蒙皇上矜怜不杀，臣知罪大，不敢入殿。”
皇太极谕之曰：“彼时尔与我军交战，各为其主，朕岂介意！朕之大胜，实乃天意。朕恩养于你，上合天道，望你尽心图报即可。”
洪承畴叩头不止。他随即被编入镶黄旗汉军。但终皇太极之世，洪承畴与祖大寿均未被重用，形同软禁。
当时，由于皇太极最宠爱的关雎宫宸妃病死，使这位女真爷们如丧考妣。先前他在松山大胜后匆匆回沈阳，也是为见她最后一面。所以，接见洪承畴和祖大寿等一批降臣降将时，皇太极还沉浸于悲痛中不能自拔。这位宸妃为皇太极生过一个儿子（皇八子），可惜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十二日，皇太极在松锦前线正加紧指挥对明军的战斗。宸妃病重消息传来，这位皇帝转天即上路，催马挥鞭往沈阳赶。十七日，刚刚驻马喘口气，听闻宸妃病危，皇太极夜间赶路，纵马奔驰。入沈阳后，得知宸妃已经咽气。大刺激之下，皇太极数日水米不进，神经病一样，二十三日痛哭，一口气喘不上来，竟然昏死过去，差点“殉情”。此后，皇太极每每触景生情，大哭不止。这位宸妃，她的妹妹是电视剧《康熙皇帝》中的“孝庄”文皇后（即顺治帝生母，康熙帝祖母，死后谥“孝庄”），当时，这位“孝庄”是皇太极的“庄妃”。这姐俩与姑姑博尔济吉特氏均为科尔沁蒙古人，皆为皇太极的“夫人”。不过，姑姑是皇太极“大福晋”，即日后的“孝端文皇后”。科尔沁蒙古与后金结姻，原本目的是为了一起抗击察哈尔蒙古（此部曾与明朝结盟）。
皇太极还真是个情种，这么野蛮的一个满清皇帝，因思成病，竟然病入膏肓，转年十一月撒手西归，死了。
《清史稿》中讲，皇太极亲自入洪承畴囚室，解自己身上貂裘为他披上，耐心温言劝降，其实子虚乌有，乃《清史稿》写作者抄袭昭梿的笔记《啸亭杂录》的内容。至于说皇太极派庄妃色诱洪承畴，完全是《清史演义》等小说中的“瞎编”，没有任何历史根据。洪承畴本人在皇太极活着那段时间，连个正式的官职都没有，更甭提替清帝出谋划策了。他的作用，是日后多尔衮信用他，才日益显出这位降臣走狗的重要性。
皇太极病死前数月，还有件重要事情可表：崇德七年阴历十月，西藏的达赖五世派使者迢迢赶至，奉满清为“正朔”。这件事让皇太极又意外又惊喜，本来他不信佛教，如今他一反常态，一个一口阿弥陀佛，向达赖五世的使者表示自己崇信佛教，并遣使奉大批珍宝回访藏地，向达赖及班禅示好。
崇祯帝大错之六
——与满清犹豫不决的和议
皇太极松锦大战一举击破明军十多万，依当代人的心态，他该问鼎中原，策马直驱。其实不然，满清虽然大胜，皇太极仍旧非常想与明朝讲和。
明清（后金）之间，长久一来，对和议最积极的，一直是后者。努尔哈赤时代不讲，小酋长刚刚得志，得地掳人日多，很想过过安稳日子与大明交好，只要中原王朝从经济上给自己好处，偃戈息兵绝非天方夜谭。自皇太极登位后，亦抱如是观点。
松锦大胜后，明廷派人来接触，皇太极在给朝鲜国王的信中就这样讲：“朕想今日我之藩服不为不多，疆域不为不广。彼（明朝）既请和，朕意欲成和事，共享太平之福。诸王、贝勒或谓明朝时势已衰，正宜乘此机会，攻取北京，安用和为。但念征战不已，死伤必重，固有所不忍。纵蒙天眷，得或一统，世岂有长生之人，子子孙孙宁有世守不绝之理！昔大金曾亦一统，今安在哉！”
这些话，无一不实。清入中原后无不增饰描绘清太祖、清太宗“梦一中原”的雄才大略，皆是事后诸葛亮的锦上添花。
1642年刚刚歼灭十余万明朝精兵的皇太极，绝无入据中原一统天下之意，于他而言，沈阳东辽之地的取得，原非世有，拥有如此一片广阔大地足可为国。而他的那句“大金亦曾一统，今安在哉！”才是真正的雄才大略。如入中原，女真人历史和传统，必定会全然消泯。凡事福祸相倚，日后满清问鼎中原，虽吸收金、辽灭亡的不少历史经验，在汉化同时稳守“传统”，不过是延长国祚而已，事实上的女真民族（满）基本上成为历史的陈迹。
从明朝方面讲，天朝上国，自大观念极其严重。特别是朱明王朝是推翻蒙元异族政权而定国，民族意识一直是教育中最基本的原则。长期以来，朝野中所有大儒、正人，皆竭力反对与“犬羊”的蛮夷讲和，因为这让他们想起靖康耻，想起南宋求和的屈辱。即使是袁崇焕出于权谋与后金假装讲和，他被杀时这一点也是一大罪柄：和款误国。所以，明廷上下谈和色变，和议绝对是一个最为忌讳的话题。谁讲“和议”，谁就是卖国贼。
松辽大战失败后，明王朝内地形势更是一天紧过一天。那一年初，洛阳、襄阳被农民军攻克，福王、襄王被杀，辅臣杨嗣昌自杀，前兵部尚书傅宗龙（时任三边总督）又死。年底，开封被流贼包围，中原势如鼎沸，一切的一切，均让崇祯帝焦心似火。
但是，作为皇帝本人，崇祯帝是个自尊心、虚荣心极强、极好面子的人，他很想与满清议和，攘外必先安内，谁都清楚，这样才能腾出手来一一剪除内部流寇。最终，趁兵败之际，一直有意议和的兵部尚书陈新甲主动作出表示，并让大学士谢升出面告知皇帝。
崇祯帝大松一口气，有“大学士”级别的阁臣出面提出此事，自己既可不负责任，无论和谈成败，均可找出退身进步的借口。于是，他就让陈新甲安排，派职方郎中马绍愉等人出关与皇太极议和。
这一使团，是明朝官方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正式的议和使团。当然，明廷架子还是摆得挺大，敕书中仍旧以天朝自居，目满清为属夷。皇太极见书不满，明使周旋，又回京换敕书，来来往往。纠缠其间，松山、锦州、塔山、杏山坚城均落入清国之手，明朝在谈判桌上越来越被动。所以，待马绍愉一行到沈阳时，已经是崇祯十五年阴历五月十四日。那时候，洪承畴、祖大寿作为清人“阶下囚”，也在沈阳。
对于明廷的主动议和，皇太极和不少满清贵族认同而重视，而上蹿下跳反对最欢的当属汉人降官张存仁和祖可法等人，他们认定明朝是以和议为缓兵之计，劝阻皇太极不要轻和。即使与明朝讲和，也要效仿前朝金国，最大限度侵夺明朝土地，最大程度上勒索明朝金银，对明朝削之弱之，最后再亡之。可见，汉奸的大阴之心，比他们的满洲主子有过之而无不及。
皇太极不这样想，他认定自己应坚守东北为国，并不惜居于明朝属国的地位，只要“天朝”每年能“馈赠”万两黄金、百万两白银即可。作为回报，清国上贡明朝每年貂皮千张、人参千斤。至于“国界”，皇太极想以塔山为清国界，以宁远双树铺中间土岭为明国界，在连山一地设立互市的集散地。
从这些条件方面看，皇太极绝对没有狮子大开口。明朝出这些钱绰绰有余，基本就是先前“赏赐”明朝各边蒙古人的数目。如今，满清已经遍服蒙古诸部，明朝完全可以做顺水人情，把这笔开支换个收家而已。
为表礼敬，明使马绍愉出关，满清隆重欢送，宴饮极欢。
马绍愉行至宁远，立即把与满清议和的详情一五一十写下来，秘报人在北京的兵部尚书陈新甲。
陈新甲仔细阅后，思虑重重，把秘报放置于桌案，自己随后入书房写条陈做“功课”。
陈新甲家僮很勤快，见那封秘报，以为是日常必须对外公布的“塘报”，马上送人拿出传抄散发。这一来不得了，言路哗然，群情激愤，一起上言上书攻击陈新甲的“卖国”。
邸报、塘报都是官方所办类似今天“大内参”、“小内参”一类的东西。邸报乃首都朝内的政情大汇总，记载皇帝旨谕和朝臣奏议；塘报内容多为地方军政大事要闻辑录，一般通过官方驿递系统在京城衙门府署送递并发至四方官署。
崇祯帝甫听消息，内心极恼，他还以为陈新甲故意泄漏和议之事。于是，在隐忍一段时间后，他就附和众议，严旨切责陈新甲。如果这位老陈懂事，严加自责，把皇上从此事中撇清，大包大揽责任声称完全是在于自己一个人，保命肯定没问题。由此，他大可以自己回家优游山林。当然，官是保不了。
但陈新甲此时特较真，认为自己受皇帝面授机宜，当然不会承受“卖国”之罪。郁闷之下，他洋洋洒洒万言敷陈，力诉自己有功，广引崇祯帝的敕谕中言辞，拉着皇帝这根救命大树不放。
最爱面子的崇祯帝忍无可忍，亲下谕旨，把陈新甲在任期间四座边城失陷、两个藩王被杀以及河北、山东七十二城被清兵蹂躏的“罪过”，全安在他头上。最后，归结一个字：斩！
杀陈新甲，自然明清之间的和议，不了了之。
明朝，失去了他集中力量对付内患的惟一历史机会。
历史的黑色偶然性，在这一刻又露出了它狰狞的笑脸。假使陈新甲的家僮懒一点或是拉肚子，没有把那份和议的密报当“塘报”抄出去，今天的历史，可能会是另外一个样子。
明末内忧外患，士大夫文人，多以“知兵”自诩，以成大用。所谓唇吻韬略，竟成金紫之资，亦为杀头之源。这些人中，好坏参半，贤愚夹杂，熊廷弼、杨镐、袁崇焕、卢象升、孙传庭、杨嗣昌、熊文灿、洪承畴、陈士奇、陈新甲等人，皆是名噪一时的文人统帅。特别崇祯一朝，由乡试而至巡抚大员者竟多达十人（崇祯以前整个明朝间仅有三人）。也算是“时势造英雄”吧，“知兵论武”在时势多艰的情况下比走科举之路要便捷得多，所以，陈新甲、何腾胶、宋一鹤、丘民仰、刘可训等人才能迅速升擢重用，往往两、三年就做到别人正常途径要在官场熬上二十年才能得到的官位。
文人“论兵”、“知兵”这种高级“玩票”，只有明末这种衰世才会特别突出。当然，比起南北朝时期和“戎服讲经”，明末士人要踏实一些。可悲的是，在热兵器逐渐成为主流的时代，士大夫们仍然把“韬略”当作万能药剂，醉心于“诸葛亮”的帷幄算计之战，却忽略了武备和士气的重要性，本末倒置，还沉浸于“羽扇纶巾”于谈笑间让强虏灰飞烟灭的梦呓中，此种传统儒学陈旧意识导致的虚骄习气，也正是他们大多下场悲惨的主要原因。
历史机会的一再丧失，明朝，不能不亡！
拾贰
4
李自成、张献忠的成败――杀人如草不闻声
公元1644年，明朝崇祯十七年，阴历三月十九日。夜。北京紫禁城内乾清宫。皇帝寝殿。
一位一米八三左右的精瘦汉子，皮肤黝黑，头发细黄，正浑身赤裸地站在御殿寝室的巨大黄金浴盆旁。十余个身着明宫官服的年轻貌美宫女，手忙脚乱地帮他揩拭身体，水珠不停地从汉子那细软如鼠毛的发间滚落下来。黑大汉侧身之际，一人多高的西洋穿衣镜中，登时出现一个影像，凸颧凹腮，睁一目眇一目，未瞎的一只眼里面凶邪之光瘆人，遍体黑毛，臂膊间青筋毕现——大汉一惊，多年戎马生涯养成的警觉令他大喝一声，肩摇腿踢，几个正为他揩身的宫女重重摔翻在一旁。
殿门处卫士闻声飞速赶入宫殿，见大汉余悸未消，一脸惊惶地怒视穿衣镜，卫士长忙下跪禀报：“闯王，那是西洋穿衣镜。”
“知道了！”大汉挥挥手，扈卫立刻消失于殿下。这位北京紫禁城的新主人，不是别人，正是大名鼎鼎的李自成。
读过姚雪垠先生小说的人，见笔者的描述肯定大吃一惊——姚先生笔下的李自成，相貌堂堂，威风凛凛，头戴毡笠，身披红氅，完全是农民起义英雄“高大全”的形象——那种描写，完全是文学的臆想和政治的演绎。甚至连李自成最明显的相貌表征“独眼龙”都不着笔墨，姚老先生太过“美化”这位明王朝的掘墓人。
一位姓窦的掌书宫女卖力地跪伏在巨大的、遍处绣锦飞龙的龙床上，不停抚摩侍候这位皇宫的新主人。令人奇怪的是，黑大汉如同先前的崇祯皇帝一样，生理反应极其不明显，一则因为多年的“流贼”生活使这位“闯王”的器官用尽废退，二则是因为他当时心中还存有最大的挥之不去的隐忧：崇祯皇帝到底在哪里？活不见人，死不见尸。京城虽克，明朝的象征人物下落不明，仍旧不算是最终胜利。
两天后，宫里一个小宦官在煤山脚下发现了崇祯的“御马”。
农民军士兵追踪寻迹，终于在山上一棵歪脖树上发现了自缢而死的大明皇帝。在这位三十四岁皇帝的白绫衣袖上，发现有数行潦草凌乱的字体，显然是崇祯皇帝上吊前仓猝所书。一行是：“朕失江山，无面目见祖宗，不敢终于正寝”；另一行是：“百官俱赴东宫（太子）行在。”
十七年的皇帝生涯，对于崇祯皇帝来讲，只能用杜甫一句诗来概括：艰难苦恨繁双鬓！
除诛杀魏忠贤一事上崇祯帝“英明神武”外，崇祯帝继位后的每一步，几乎是步步皆错，一步一步带着他的大明国走向灭亡。
狡黠驿卒成王业——李自成
河南、湖广的攻取之路
李自成在洛阳把福王朱常洵烹杀，大军吃过“福禄宴”，休整数日，就提兵进袭开封。
由于明朝河南巡抚李仙风当时正在怀庆地区攻打“流贼”，开封守将也因洛阳告急领兵外出，致使开封城内城守力量薄弱。李自成得知这一情况后，立刻自领三万精兵，急行军三天三夜，准备以突袭方式攻克开封。
开封的周王倒不财迷吝啬，他在拿出五十万两白银犒军赈民的同时，提高赏赐，发榜表示说，“民众有能出城斩贼一首的，赏银五十两。”重赏之下出勇夫，兵民踊跃击贼，争相出城奋击。
李自成军大惧，退避数舍。此时，出援洛阳的官军及时赶回，开封终于免于被攻陷。
李自成不死心，亲自骑马到城下观察地形。城上官军发箭，有一箭正射入李自成左眼，镞深入骨，差点把这位农民军头子射死。从此，李自成就成了独眼龙。
开封围解。
此后，李自成与弃张献忠来归的罗汝才合军，自河南西部入湖广，在孟家庄抓住了明朝三边总督傅宗龙（前兵部尚书）。贼军押傅宗龙去项城，想让他去赚开城门，岂料傅总督大声叫骂，立刻被杀。
项城虽然未下，经此一战，李自成部下多添了昔日的陕西能战“官军”，势力更大，便开始自称“闯王”。
项城之战后，农民军横扫豫中地区。李自成破叶县，杀守将刘国能；克襄城，杀守将李万庆。被杀的这二人，刘国能绰号“闯塌天”，李万庆绰号“射塌天”，皆是李自成从前的“革命”老战友。他们几年前投降官府后，耿耿忠心，一直忠于明朝，誓死击贼，终成大明忠义之士。
南阳一战，明朝猛将猛如虎、刘光祚也在与农民军作战中阵亡。李自成名震一方。
在此情况下，李自成开始了对开封的第二次攻击。
农民军围攻了三个月，直到崇祯十五年（1642年）开年，开封仍攻不下。情急之下，李自成指挥士兵逼迫城外平民在城墙中掏大洞十余个，置火药数万斤。然后，农民军士兵百炬齐投，就等着城崩杀入城去。
岂料，火药威力太大，天崩地裂一声响后，正纵马擐甲准备杀入城的农民军数千人全被崩成碎肉末。
崩城未成，自己人大损。这样，李自成二破开封仍旧失败。
傅宗龙死后，明廷任汪乔年为陕西三边总督。这位汪爷笃信怪力乱神，调兵遣将他不急，先派人把米脂县内李自成的祖坟刨开，并从中捉到一条小蛇，四处张扬，然后千刀剁碎，宣扬说已把大贼头家的风水全部搞坏。
依理来讲，老李家好日子应该到头。可笑的是，李自成没咋的，全须全尾活的好好的。由于左良玉率部逃走，农民军攻克襄城，活捉了挖李自成祖坟的汪乔年，咔嚓一刀，汪总督好日子立刻就到头了。
于是，几个月之内，李自成在豫东地区秋风扫落叶一样连战连捷，把开封外围打扫得干干净净，第三次包围了开封，势在必得。
明廷十分重视开封的安全，马上派丁启睿督帅，总左良玉等部近二十万众，号称四十万，连营黄河岸边，准备与农民军开打。
李自成有谋，为防止出现腹背受敌情况，他先派人化装成官军向开封送信，要城内军队严防死守不可轻出。然后，他集中力量迎前，在朱仙镇与明军开战。
此时的明军，各怀鬼胎，督统丁启睿又无能，面对强敌，未战心乱。大将左良玉率先不战而退，其余诸将一窝蜂四溃，总兵姜名武被俘杀，明军大败。
李自成挟得胜之气，复率兵围开封。
李自成此次围开封很有耐心，他不着急攻城，先派人四处拔堡陷城，最终把开封完完全全变成一座孤城。
被围四个多月，开封城内断食，人民大量饿死，数目达数十万之多。在吃光牛皮、鼠雀、水草、马松、胶泥之后，守军只得吃死人尸体为食。可称的是，守军就是不开城投降。
无奈之下，明军采取决河灌敌之法，挖开朱家寨黄河大堤以冲农民军。李自成当然不示弱，他反决马家口黄河大堤。但双方决堤都没见成效，河水只在城外漫浸，深三四尺而已。
最后，围久生枝，农民军趁阴雨连绵河水暴涨之际，先塞堵东西南三面堤口，然后数万人一起挥锄猛挖，掘开北面黄河的上流堤坝。
如此一来，黄河水洪涛横流，开封城顿时成为水中泽国，居民死伤无数。老弱妇孺不必讲，很快被淹死。开封城中，只有钟鼓二楼、周王王城、以及延庆观几处地势高的地方没有被淹，这几个地方保存了一些居民的性命。不久，这些人中很快又有大部分人冻饿而死或被饥饿的人吃掉。满城尸骸，惨不忍闻。
农民军掘堤时，也有一两万人躲闪不及，喂了鱼虾。
趁乱，明朝的宗室周王有幸在明军保护下乘船逃走。
开封虽成为废城，但已非朝廷所有。
此后，自潼关入河南的陕西孙传庭部官军复为李自成、罗汝才部联军击败。河南大地几乎尽属李自成。
一直在安徽、河南、湖北交界地区流窜的“革左五营”（老回回马守应，革里眼贺一龙、左金王贺锦、治世王刘希尧、争世王蔺养成）北上河南，与李自成会师，农民军势焰张天。
合军后，农民军齐攻汝宁。克城后，杀掉藩王崇王与他一家人后，把顽强抵抗的明朝“保定总督”杨文岳绑起，用大炮轰碎泄恨。
河南大定。李自成、罗汝才以及“革左五营”联手，杀向湖广。这种行动，“红色年代”的历史学家纷纷夸之为“农民起义领袖”的“雄才大略”与“目光远大”。其实不是那么一回事——河南久经旱蝗水灾，千里萧条，几十万农民军只搞杀掠不事生产，吃饭成为当务之急。湖广乃鱼米之乡，粮草才是“领袖”们所想。
所以，乍看明末农民战争史，一般人根本记不住这些人的行军路线，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如此飘忽的行走飞奔，都以为是农民军出于策略往来奔波致胜，实际上他们是流动抢劫队，哪里有吃食哪里官军弱就杀向哪里。正因为如此，他们才被明廷和清廷称为“流贼”。
据守襄阳的左良玉部当时有二十多万，面对汹汹而来的四十万李自成联军，他不战而逃，把襄阳留给了李自成。
农民军乘胜，攻克荆州，杀湘阴王全家人；下承天，击杀总兵钱中选，并刨开嘉靖帝生父的陵墓。（承天就是钟祥）。
夺取汉川、汉阳后，李自成休军，自回襄阳，开始算计起“革命”老战友们。
李自成出手很快，迅速杀掉了罗汝才和贺一龙。
他此举真够阴狠。郏县大战，他所率一军已被孙传庭大败，如无罗汝才义无返顾自香山驰下出手相救，反败为胜，他当时就会被官军杀掉。“革命”形势大好之际，为保证自己第一把金交椅的稳固，李自成率先下手，亲手杀掉毫无防备的、当时正在营帐中与数位美女做春梦的大恩人罗汝才。罗汝才当时以其绰号“曹操”闻名于世。先前河南一带有童谣：“郑台复郑台，曹操今再来”，他为应谶言，故以为号。
杀人后，李自成立刻控制罗汝才全部。除少数人投降孙传庭官军外，大部分罗汝才军队并入李自成属下。
“革左五营”几位头头们闻讯，为之心寒。特别是“老回回”马守应，远远躲开，不敢再与李自成联军。“老回回”当时在湖南躲得开，剩下几个头头无奈何，只得听任李自成兼并己军，乖乖成为他的部将。
在牛金星等人撺掇下，李自成在襄阳建立伪政权“倡义府”，自称“奉天倡义文武大元帅”，但当时并未建国号，也未改元。之所以如此，不是李自成当时不想当皇帝，而是因为他铸钱、营殿皆不成。迷信之下，他未敢遽称国号为帝。
当时的李自成农民军，已有百万之众。由于农民军四处杀掠，江淮数千里内，城陷处荡然一空，即使有没有被毁的城郭，也仅余四壁，鸡犬无声。
可见，农民军与官军之间的大规模交战，受害最深的当属地方人民百姓。
陕西“老家”的回归
襄阳、荆州、德安、承天陷落，湖广自然不保。身在北京的崇祯帝忧心如焚。崇祯十六年（1643年）夏，他严命身在西安的陕西总督孙传庭出关，寻找李自成决战。
当时，明王朝仅剩三大部主要军事力量，其一是辽东部队，但陷在那里堵防满清；其二左良玉部队，但此军军头跋扈，形同军阀，很难指挥；其三就是孙传庭部。
其实，如果孙传庭部在西安养锐不动，李自成无论是进攻北京或者南京皆有后顾之忧，可称是对贼军最的大的威慑和牵制。
君命难违，加上陕兵能战，抱存侥幸心理的孙传庭在八月率军出关，其下有白广恩、高杰、生成虎三个总兵，共十几万精兵。由于孙传庭的身份是“督师”，他同时檄调河南总兵陈永福在洛阳会师，檄调左良玉提军西上，以便夹击李自成。
孙传庭出关后很顺利，很快收复洛阳。如果明军步步为营，胜算还是很大。但是，北京朝中的崇祯帝死催。由于害怕自己因“逗留观望”被杀，孙传庭硬着头皮向南进发。
李自成自然重视河南军事。他听闻官军出潼关，立刻把湖广一带农民军调往河南。他本人离开襄阳，进入河南。
由于在河南当“流贼”日久，他对当地的地形地势一清二楚。仔细考虑后，他决定诱敌深入，在把主力部署在郏县以南的同时，派弱旅诱敌，吸引官军注意力。
孙传庭连连得胜，交手即克，一连打到了宝丰。此时，他思想麻痹，自以为可以解民倒悬之苦，清君父苦思之忧，天天惟一的念头就是“旦夕灭贼”。
九月初九日，官军攻克宝丰县后，向郏县挺进。九月十四日，双方交战，官军首战获胜，并擒杀贼中名将“果毅将军”。此役中，李自成命悬一线，他本人几乎被明军擒获。农民军奔集襄城。惊惧之下，数位头领都想绑李自成投降官军。
李自成智谋过人，笑言道：“不要怕，我辈杀王烧陵，毁城无数，罪过不可谓不大。可在此决一死战，如果不胜，你们再缚我出降不晚！”
时值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由于孙传庭孤军深入，后勤保障困难，运输速度又慢，明军粮草很快匮乏。如果此时他回师洛阳什么地方就粮修整，还不至于失去主动。但胜心益炽，孙传庭觉到开弓没有回头箭，命令军队攻破郏县就食。
郏县确实不难攻，很快就落入官军手中。但此处县小地穷，根本没有什么吃食。幸好有农民军丢弃的几百匹运物骡马，被官军宰杀当粮，几天就吃个干净。
明廷闻报，立命山西、河北就近传饷输粮。
孙传庭另一个失着，在于他率军攻克唐县时，把集中在那里的贼军家属几万人杀个精尽，致使农民军满营痛哭，誓杀官兵。
农民军哀兵必胜之气，已经点燃。
李自成严令部下搜掠四境，一粒粮食也不留下，致使官军不可能就地筹粮。特别有心机的是，他派大将刘宗敏领一军万余人，间道抄至官军后方，在河南汝州的白沙切断了官军的后勤补给线。由此，明军大惊，军心动摇。打仗打的就是给养，如果无粮，大败可期。
孙传庭此时清醒过来。他留河南总兵陈永福率部留守，自己准备率陕军回军，想先打通粮道再说。陈永福手下的河南籍士兵急眼了，大声叫骂：“你们陕西兵回军，准备先让俺们河南人在这里饿肚子等着贼来杀，不中！”他们跟着陕西兵也跑。
混乱时刻，李自成指挥农民军主力发动进攻。双方交战，变成了农民军对官军的追击战。
官军大溃逃。由于明将白广恩部的火车营士兵为逃命解开拉军车的马匹逃跑，笨重的军车四散于路，把路堵住，逃跑的官军更乱成一团。
农民军恨官兵在唐县杀自己家属，士气百倍，一路追杀。血光飞溅下，明军有四万多被杀。他们飞遁四百多里，丢失甲仗骡马无数。
孙传庭本人与总兵高杰率数千残兵有幸渡过黄河，经山西恒县逃回潼关。经此一战，陕西王牌军基本报销。
崇祯帝闻败大怒，责斥孙传庭“轻进寡谋”（其实是他自己的决断使然），削去督帅之职，让他戴罪收拾残兵，图功赎罪。同时，崇祯帝升任败入潼关的白广恩为援剿总兵官，持“荡寇将军”印，协助孙传庭，以望保住陕西。
十月初六，李自成对潼关展开进攻。高杰一部先溃（他手下军皆从前的“贼军”），白广恩随之逃跑，潼关失陷。
孙传庭无奈，只得退军渭南。
李自成得势不饶人，合众数十万齐攻渭南。孙传庭知不可免，在预备队打光后，与监军副使乔迁高双双持枪跃马，高呼冲入无边无沿的贼军之中，陷阵而死。
人在西安的孙传庭妻子张氏闻夫死讯，率孙传庭两女三妾跳井自杀，实为节烈妇人。
可悲的是，由于明廷没有找到孙传庭尸首，崇祯帝怀疑他未死降贼，竟不予赠谥。
潼关一破，西安自不必说。秦王朱存枢也是那种明朝皇室遗传的抠门精，一两银子也不拿出犒军，激起众愤。结果，不待农民军进攻，明朝守城将领主动开城投降，西安落入李自成掌握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