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此，清朝历史学家就发过感慨：
汉高（祖）诛戮功臣，固属残忍，然其所必去者，亦止韩（信）、彭（越）。至栾布则因谋反而诛之，卢绾、韩王信亦以谋反有端而又征讨。其余萧（何）、曹（参）、绛（周勃）、灌（婴）等，方倚为心膂，欲以托孤寄命，未尝概加猜忌也。独至明祖，藉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尽举取天下之人而尽杀之，其残忍实千古所未有，盖雄猜好杀，本其天性。
所以，以明太祖相较宋太祖，老赵“杯酒释兵权”，简直就是人间活菩萨！
朱皇帝不仅诛杀文臣武将，还大兴文字狱，把元末明初的文人祸害得十死八九。由于他是个粗通文墨的小老粗，比不通文墨的大老粗更坏，咬文嚼字近乎变态：
浙江林学亮进表有“作则垂定”、北平赵伯宁有“垂子孙而作则”、福州林伯璟有“仪则天下”，桂林蒋质有“建中作则”，澧州孟清有“圣德作则”，都是替府署进贺表撰写的马屁辞，老朱多疑，认定“则”为“贼”，觉得这几个人是讥笑自己。杀，杀全家；常州蒋镇有“睿性生知”，老朱认为“生”字讥讽自己为僧，杀；怀庆府吕睿有“遥瞻帝扉”，老朱以“扉”为“非”，想远看老子的“不是”，杀；亳州林云有“式君父以班爵禄”，老朱认为“式”有“弑”音，杀；尉氏县许元有“藻饰太平”，老朱认为讥讽本朝“早失太平”，杀；德安府吴宪，有“天下有道”，老朱理会为“天下有盗”，杀；又有异域僧人学会汉语作诗显摆，诗中有句为“愚僧万里来殊域，自惭无德颂陶唐”，卖弄典故，老朱拆字，“殊”字，“歹朱也”，称我为“坏老朱”，又言我“无德”，杀！
老朱如此炽旺的杀心和疑心，只缘于其手下臣子一句提醒：
“文人善讥讪，张九四请文人起名，儒生为其名曰‘张士诚’。”
老朱当时还不明白，说，“此名挺好呵”。
文臣解释，“《孟子》曰：士，诚小人也，儒士暗中讥讽，张士诚至死不知。”
老朱闻言，疑心大起，故以此无厘头杀人百数，均是州郡高级知识分子。
由此，文臣叶伯巨上书，称：“朝廷取天下之士，网罗捃摭，务无余逸，有司敦追上道，如捕重囚。比到京师，而除官多以貌选，所学或非所用，所用或非其所学。洎乎居官，一有蹉跌，苟免诛戮，则必在屯田工役之科，率是为差，不少顾惜。”这个章奏，极其实在地表现了当时的明朝朝廷，即不当官要被杀，当了官更挨杀，人人自危。
叶伯巨上表后，也被逮入狱，折磨而死。
惟一言事未见杀的，乃中书庶吉士解缙。
老朱很喜欢这个才子，对他说：“朕与尔，义则君臣，恩就父子，当知无不言。”有这圣谕，人精一样的解缙才上万言书，遍及时政，大略有以下内容：
臣闻令数改则民疑，刑太繁则民玩。国初至今，将二十载，无几时不变之法，无一日无过之人。尝闻陛下震怒，锄根剪蔓，诛其奸逆矣。未闻褒一大善，赏延于世，复及其乡，终始如一者也。
……
天下皆谓陛下任喜怒为生杀，而不知皆臣下之乏忠良也（这是最费功夫的拍马屁）。
陛下天资至高，合于道微。神怪妄诞，臣知陛下洞瞩之矣。然犹不免所谓神道设教者，臣谓不必然也。一统之舆图已定矣，一时之人心已服矣，一切之奸雄已慴矣。天无变灾，民无患害。圣躬康宁，圣子圣孙继继绳绳。所谓得真符者矣。何必兴师以取宝为名，谕众以神仙为征应也哉。
夫罪夫罪人不孥，罚弗及嗣。连坐起于秦法，孥戮本于伪书。今之为善者妻子未必蒙荣，有过者里胥必陷其罪。况律以人伦为重，而有给配妇女之条，听之于不义，则又何取夫节义哉。此风化之所由也。……
解缙虽对朱元璋当时政事多所指摘，但出发点是一个“忠”字，并把一切的一切皆归罪于“臣下乏忠良”，而非“陛下任喜怒为生杀”，因此，表疏一上，老朱连连称道，赏观不已，大叫“才子，才子”。
解缙小骂大帮忙，搔到痒处，说得痛快。
后来，解缙入兵部找人干事，言语傲慢，为人所告，老朱便对来京朝见的解缙父亲说：“大器晚成，你带你儿子回家，十年后再来，朕将大用。”
结果，八年后老朱就崩了，官迷解缙猪癫疯一样入京哭吊，被言官弹劾其违制，不守母丧，置九十老父于家不顾，贬为河州卫吏。建文帝待其不错，免责免罚，召为翰林待诏。结果，朱棣篡国，解缙一马当先迎候这位燕王，大受信用，擢为侍读，以文渊阁阁臣的身份参预机务。而后，解缙得罪了明成祖朱棣的儿子汉王，被诬称私谒皇太子。朱棣大怒，把解缙逮捕，下诏狱拷打，一关就是五年。最终，解才子被锦衣卫埋于雪中窒息而死。
可见，老朱皇帝心中惟一的“忠臣”，还是这种急功近利、人品不好的解缙。
朱皇帝还首设“锦衣卫”，布置“检校”于各级部门，大行特务政治，这些手段最终为其子朱棣发扬光大，立“东厂”，荼毒忠良，惨不忍言。
而且，老朱首先破除“刑不上大夫”的古制，大兴廷杖之风，有事没事就在上朝时把大臣活活打死，摧残士气，前所未有。
说了朱皇帝这么多“坏事”，也该说点他的“好事”。
“明（朝）承法纪荡然之后，损益百代，以定有国之规，足与汉唐相配。”
朱元璋开国规模，盛运弘略，可谓一代大有为君王，有心之人，可细观明史中《食货志》、《刑法志》、《职言志》等内容，进行了诸多的制度“创新”。特别是衣冠语言方面，明太祖也力挽狂澜，破百年胡风胡俗，一返中华之风：
洪武元年二月壬子，诏复衣冠如唐制。……命复衣冠如唐制，士民皆束发于顶，官则乌纱帽，圆领袍，束带，黑靴。士庶则服四带巾，杂色，盘领衣，不得用黄玄。乐工冠青卍字顶巾，系红绿帛带。士庶妻首饰许用银，镀金耳环用金珠，钏镯用银，服浅色团衫，用纻丝绫罗紬绢。其乐妓则戴明角冠，皂褙子，不许与庶民妻同。不得服两截胡衣。其辫发椎髻、胡服胡语胡姓一切禁止。斟酌损益，皆断自圣心。于是百有余年胡俗，悉复中国之旧矣。（《明太祖实录》卷三）
此外，明初贡举制度大有可称道处，国学中培养了大批的政治人才，隆于唐宋。在沿袭元朝政治体制基础上，朱皇帝惩元朝权臣之乱，削弱相权，并以胡惟庸之乱为借口最终取消了宰相制度，把中书省六部之权全收于皇帝自己手中。（此举有利必有害，最终害大于利，造成君主绝对独裁）他还在洪武九年撤销“行中书省”，把地方大权一分为三，以承宣布政使司、提刑按察使司和都指挥使司三名官员分管行政、司法、军事，取消了从前行省参知政事大权独揽的局面，更利于中央集权。而且，军事方面的“卫所”制度，也是一种创新，深得唐朝府兵制度的优异传统和精髓。
老朱出身贫民，最恨官吏贪污，他在这方面下手很狠，力度很大，剥皮抽筋，以惩贪官。严刑峻法之下，明初地方和中央政府吏治澄清，官员治理各方面讲确实比较清明。
此外，老朱刻铁牌于内宫，严禁宦官干政，违者必斩（此牌在宣德年间由太监王振派人盗毁）。
可笑的是，明太祖防阉最严，而明代阉祸最烈，这是老朱始料不及的。
老朱皇帝杀人，动辄以数十万人计，不想在此赘言。笔者撷取他亲自编纂的《大诰》中一则细事，来彰显这位变态君主那种猫玩耗子的残虐。
皇帝诛杀大臣，屠戮功臣家属，历史上不乏事例。但是，一位九五之尊的帝王亲自审讯、刑求一个集市上面普通卖药的郎中，几乎是世界历史上闻所未闻。
事情大概原由是这样：锦衣卫监者有个厨子叫王宗，因犯小错，怕事发后被杀头，就让家人到卖药郎中王允坚处买一副毒药准备自杀。王允坚卖药的，就卖与王宗家属。从法理上讲，王允坚并非是故意想毒死别人性命，他所做之药无非是砒霜巴豆一类的大路货，有可能是可使老病难医之人“安乐死”的良药。
不幸的是，王郎中生活在朱元璋的年代，出售毒药，本身就是必死的罪过。如果按罪杀头，杀了也就杀了。老朱阴暗心理发作，非要亲自鞠审这位倒霉的卖药郎中。
王允坚被押入内廷宫殿，已经吓得半死。老朱高坐于御座之上，喝令王允坚吞服自己制作的卖给厨子家属的毒药。
王允坚本人持药在手，颜色大变，诚惶诚恐，犹豫半天，才把要吞下。
见王郎中吃下毒药后，朱元璋问：“此药用何料制成？”
王允坚：“砒霜巴豆为主，以饭粘之成丸，裹以朱砂。”
朱元璋：“服后多久人会死？”
王允坚：“半天光景。”言毕，这位郎中泪下如雨。
老朱见状，狰狞一笑，问：“尔何以如此过凄凉之感？是怕死？还是眷恋妻子儿女？”
王允坚：“我有一个儿子在军队做事，还有一子出门在外，临死不见二人，所以心内生悲（原来他还是‘军属’）。”
朱元璋接着问：“此毒可以解吗？”
王允坚：“可以。”
问：“何物可解？”
答：“凉水，生豆汁，熟豆汤，可以解毒。”
老朱也懂些医理，说：“此解不快，何法可以快解药毒？”
王允坚说：“粪清掺凉水。”
老朱大眼珠子滴溜乱转，马上派人取来凉水半碗，又用蛋壳装来粪清，放置于一旁。但他并非马上给王允坚解毒，而是煞有兴趣地等待这位卖药郎中腹中毒性发作，ｗωｗ奇Qisuu書com网欣赏他备受折磨的惨状。
果然，药性发作，王允坚在地上辗转呻吟，浑身上下抓挠，不停用手抚肚腹，眼神张皇。
朱元璋很悠闲地从御座踱下，站在王允坚身边问：“毒发时什么感受？”
王允坚边喘息边回答：“五脏不宁，心热血升。”
老朱又问：“这种毒药入体，伤摧哪种经络？”
王允坚汗如雨下，腹如刀绞，一边打滚一边回答：“五脏先坏，毙命后，全身发黑。”
朱元璋抚须微笑，又问：“几时可解，过多久不可解？”
王允坚几乎说不出话，被锦衣卫兵士猛踹一脚，挣扎回答：“过了三个时辰，就不能用解药救治了……”
欣赏毕王允坚中毒打滚全过程，朱元璋十分满意。终于，他命人把解药灌入这位郎中的腹中。
卫士把王允坚拖下殿，放在廷院。老朱神闲气定，远观这位倒霉蛋上吐下泻、捶胸揉腹，上下数窍在那里排山倒海一样“排毒”。
最终，王允坚活过来，啥事都没有。毒性已解，又成好人一个。
朱元璋冷笑一声，下令：“押入死牢，明早闹市，枭首示众！”
折腾半天，这位卖药郎中仍然逃不出一个“死”字。
日理万机之余，朱皇帝能抽出数个时辰观看“医学试验”，不说明别的，只能说明这个人极其残忍、阴暗。为此，他还津津乐道，编入法律笔记一样的《大诰》。
《大诰》里洋洋大观，全文皆以“朕”第一人称记录，娓娓而谈，语言十分口语化。老朱的目的就是让他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皆能读懂。
时过数百年，我们掀开发黄变脆的书页，仍觉冷气森森，骇人心目。
零贰
9
最成功最无情的篡弑者朱棣“半由人事半由天”的帝王之路
公元1421年，明成祖永乐十九年。
北京紫禁城内的御花园中，良辰美景奈何天，满目姹紫嫣红。六十二岁的帝王朱棣，脸色阴沉，他扭着大肥屁股斜坐在龙椅之上，观看大戏一样，冷漠而又饶有兴趣的注视数百名宫女在庭苑内遭受惨酷的剐刑。
一个又一个二十岁左右花样年纪的妙龄宫女，雪白的肌肤被手法纯熟的军士们用无情的钢刀细割慢切，鲜血无声地流淌在土地上。毕竟大多是未成年少女，她们对疼痛的忍耐力极其有限，哀嚎声响彻四周。|Qī|shu|ωang|由于不少受刑宫女是朝鲜人，姑娘们临死前的惨嚎和哀呼均以那种听上去很奇怪的母语吭叫而出。
御花园内，侍立的兵士和宦者战战兢兢，有许多人吓得双腿打颤，不忍孰视。
此事因由，实则由一桩小事引起——永乐十八年，明成祖朱棣的宠妃王氏病死，老皇帝哀痛不已。忽然失去了一双能安慰自己老年肉身的白皙玉手，朱棣的性情变得十分暴躁。当然，两个儿子为皇储之位明争暗斗，鞑靼部阿鲁台数次侵边等事，也是让朱棣气恼上火的另外因由。
烦躁之中，皇宫内有人告发宫人贾氏（朝鲜人）、鱼氏与宦者“通奸”（宫女和宦者结为夫妻一样的伴侣，实际上没有实质上的性行为，仅仅是相互慰悦、相互照顾而已，宫内称为“菜户”或“对食”）。朱棣闻之大怒，立命禁卫军把贾氏、鱼氏二人抓起来审问。
二位宫人心慌，先行上吊自杀，算是躲过挨剐大劫。
朱棣闻讯更怒，派人把贾氏的几个侍婢抓起，严刑拷问。惨遭折磨不过，几个女孩就自诬说宫内侍婢等人想“谋逆”，于是，接连有更多的人被抓，更多的人屈打成招。百连千扯，自承“谋逆”的宫婢侍女，竟然达近三千人之多。
所有这些人，最后皆一个下场：剐！
剐就剐了，大可秘密行刑。但是，性格阴险、变态的朱棣喜欢公开的杀戮，他亲自监刑，分批剐杀宫女，共杀了几天才杀完。
这位皇帝以年过花甲之身，不顾胖硕的身坯，每日均孜孜操刀，亲手残杀这些没有任何过错、屈打成招的妙龄少女。
当这老混蛋操刀细细剐杀一位河北籍宫女时，姑娘不顾刻骨疼痛，馔血而喷，痛骂道：“你年老阳衰，我们宫人与宦者相悦，又有何罪！”
朱棣闻言更怒，在乱捅宫女致其死命后，又命兵士前去屠灭了这位女孩的三族。然后，他下令画工描绘贾氏、鱼氏两个宫人与宦者裸体相接“磨豆腐”的图画，遍示内宫，以为惩诫。
看着老皇帝身穿金黄龙袍亲自操刀割人，在身边伏侍他已久的老太监和老军将皆不感惊讶。这些人在二十多年间，看过老主子无数次惨酷杀人，特别是朱棣篡夺其亲侄建文帝皇位后，残杀建文大臣，曾对方孝孺有“十族”之诛。所以，朱棣当廷杀人剐人已是见惯不怪的“常态”。
明王朝阵阵的血腥气，在它的起始年代，就弥漫四出，经久不绝……
独裁老皇帝咽气前的担忧
——孱弱太孙不稳固的皇位
凤阳（濠州）要饭花子出身的朱元璋，乱世撞大运，在诸位文臣武将支持下，于元末诸路义军中异军突起，东杀西砍，血战中原，终于一统华夏，建立大明。
洪武三年，大功告成之际，论功行赏，封十人为公爵，二十八人为侯爵，丹书铁券，誓言历历。众人总以为“河带山砺，爱及苗裔”，然而，不过二十年间，朱元璋屡行大狱，诛戮功臣，牵连株引，从前为他血战沙场的武臣谋士不仅自身首领难保，三宗九族也在阴险毒辣的老头子诏示下被杀个精光，其间总共有四万多人人头落地，中间不仅有与朱元璋是儿女亲家的胡惟庸、李善长，也有为明朝立功无数的大将军蓝玉，更有甚者，朱元璋连其亲侄亲甥等等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也不放过，疑之必死，臆之必死。
究其因由，老头子不过是想其子孙后代安稳坐江山，一世、二世，乃至三世、万世，斩除任何威胁朱家帝系的微小可能因素。
另一方面，朱皇帝广封朱氏宗室，几个儿子皆拥劲卒，居大镇，下诏严令群臣时时刻刻、无微不至地尊显朱氏皇族。当时，他有二十四个儿子和一个侄孙，都建藩为王，有地有兵有钱。在对帝国各级官吏抠门紧缩要求“廉洁奉公”的同时，朱元璋对姓朱的皇族肆其所欲。明朝的藩王，都有五万石米的俸禄，还有钞二万五千贯，绢布盐茶马草各有支给，以至于最低的“奉国中尉”也有禄米二百石。到了明末，这些只会在王府里配种生人的朱氏凤子龙孙，竟繁殖有几十万之众。试想，光养活这些“饭桶”，就几乎可以把一个强大的王朝淘空。
明朝打着反腐倡廉的旗号，官俸为历代最薄。百官之俸，最初皆取江南官田。后定明官禄，正一品月俸米八十七石，从一品至正三递减十三石，到最低官级，正七品至从九品最后递减至仅五石而已。其后以绢以钞以银折算，也大抵依据此制。
从官禄来看，这些整日为大明帝国机器运转殚精竭虑的官员待遇，同皇族相比，简直天上地下！
估计天道煌煌有征，朱元璋六十五岁那年，其仁弱的太子朱标因病而死，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无限悲伤，亲御东角门，对群臣垂泣，第一次显现出其悲怆、苍凉的独裁者的惊恐。
无奈之余，依据父子家天下的古礼，在群臣推拥下，懿文太子朱标的儿子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备位东宫。
六年后，残忍冷酷至极的老坏蛋终于翘了辫子，估计闭眼蹬腿倒气之时，朱元璋心中还有那种天生小人式的心理慰藉——我老朱家皇脉嫡系相承，一世、二世乃至万世都是我老朱家正统相传的铁打天下。
又有谁能料到，数年之间，叔侄相争，同姓相残，大明朝文臣武将没有出来觊觎皇位的（稍有头脑和武勇的都被整家诛杀），反倒是朱老头子自己的宝贝儿子朱棣横里杀出，坐上了原与他基本无缘的龙椅。
不成熟的“正确”选择
——建文帝削夺诸藩
建文帝朱允炆，朱元璋太子朱标的嫡子，自小聪慧好学。朱标患重病时，朱允炆才十四岁，昼夜立侍其父懿文太子（朱标）床前，绝对是个仁孝的好苗子。想想现在中国家庭中与其年纪相仿的“太子爷”们，正是天天沉迷于花钱打游戏机、买一千多块钱一双运动鞋以及看电视睡懒觉的年纪，如果老爹老妈得病，肯定百分百没有朱允炆那份孝心。
朱允炆端屎端尿，喂汤喂药伺候亲爹两年多，身子骨孱弱的老太子朱标终于命赴黄泉，朱允炆至孝之人，居丧毁瘠过哀，不食数日，真正体现了封建时代人子的纯孝之情。
心如铁石的老皇帝朱元璋哀不自胜，抚着孙儿的背，劝说道：“你真是孝顺呵！别这样悲哀不吃东西，会拖坏了身子骨，我还活着啊，让我怎么办！”
朱允炆这才稍稍进食，收泪强忍哀痛，以使皇爷安心。
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十月，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
洪武二十九年，老皇帝朱元璋召集诸子于东宫参见朱允炆，行宫廷仪制，也就是让朱允炆的叔叔们拜见未来帝国的皇帝。厚道谦和的朱允炆内心很是不安，于东宫按朝廷礼仪受拜后，赶忙入内殿，以“家人礼”拜见诸叔。
以前，当皇太子朱标辅佐朱元璋处理公务时，由于其本性仁厚，在刑狱方面多所减省，救回不少人命。当时，太子还惹得刻薄寡恩、天性好杀的朱元璋老大不高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辅佐老皇帝处理朝务，也效仿其父，凡事以宽大为怀。由于当时武臣谋士几乎被朱元璋杀了个精光，加上“隔代亲”的感情，朱元璋没有再对孙子发怒，一直“龙心甚悦”。
作为皇太孙的朱允炆，根据《礼经》，参考历朝刑法，对洪武律令中特别不合理的七十三条重法予以删改，深得民心，天下称颂。洪武二十八年，明廷诏去黥、刺、剕、阉割诸刑，想必也是皇太孙劝老皇帝去严刑之效。
明太祖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阴狠毒辣，坏事做绝的老皇帝朱元璋“驾崩”，朱允炆即皇帝位，是为建文帝，诏改明年为建文帝元年。
朱允炆为皇太孙时，朱元璋儿子辈的诸王以叔父之尊，多有不逊，视其为黄口小儿，骄横之情溢于言表。身肩明帝国未来重任的朱允炆当时心中就很忧虑。有一天，他问侍读的太常卿黄子澄：“我几个叔叔各拥重兵，何以制之？”
黄子澄儒士出身，深谙历史故事，马上一五一十详细地把汉景帝实行削藩政策、平定七国之乱的史实讲给当时的皇太孙听。
毕竟也是一仁弱书生，朱允炆听后心喜，觉得事情并不难办，自言自语道：“有这种谋略，我以后就不会担忧了！”
当初，朱元璋建立明朝后，在南京建都，地距边塞六七千里远。故元的蒙古残兵败将常常于塞下出没，捕杀吏民，抢夺财物，骚扰边境。因此，对于各边境重要地区，明初皆以至亲皇子坐镇。
朱元璋对属下将领非常猜忌，对他自己的骨肉诸子却一千万个放心，下命诸子可以专制国中，各拥精兵数万，并有征调各路军兵的威权。
毕竟是穷和尚要饭花子出身，朱元璋为人做事雷厉风行，杀人从未手软，但对中国历史的流脉，他根本不如那些读过书的帝王们那样理解得深透，想不到他自己死后亲儿子会带兵干掉亲孙子，直接威胁着他绞尽脑汁在千百万人头堆上建立的大明帝国。
虽然朱元璋喜怒无常，总以杀人为乐事，但其臣子中也不乏深思远虑、耿耿忠心之辈。早在洪武九年，训导叶居升就“应诏陈言”，极论朱元璋“分封太侈”的隐患：
“《传》曰：‘都城过百雉，国之害也’。国家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竟之弊，秦、晋、燕、齐、梁、楚、吴、闽诸国，各尽其地而封之，都城宫室之制，广狭大小，亚于天子之都，赐之以甲兵卫士之盛，臣恐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之地而夺之权则起其怨，如汉之七国，晋之诸王。否则恃险争衡，否则拥众入朝，甚则缘间而起，防之无及也。”
在点明了诸侯藩王尾大不掉的隐忧后，叶居升进一步力排众议，深入分析了“疏不间亲”论点的害处：
“今议者曰‘诸王皆天子亲子也，皆皇太子亲国也’。何不摭汉、晋之事以观之乎？孝景皇帝，汉高帝之孙也。七国之王，皆景帝之同宗又兄弟子孙也。当时一削其地，则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之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拥兵，以危皇室，遂成四裔云扰之患。由此言之，分封逾制，祸患立生。援古证今，昭昭然矣。”
在举出了西汉“七国之乱”和西晋“八王之乱”的鲜明例证后，叶居升还在奏表中言之凿凿地为老皇帝出主意：
“昔贾谊劝汉文帝早分诸国之地，空之以待诸王子孙，谓力少则易使以义，国小则无邪心。愿及诸王未国之先，节其都邑之制，减其卫兵，限其疆里，亦以待封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然后诸王有圣贤之德行者，入为辅相，其余世为藩辅，可以与国同休，世世无穷矣！”
如此立意明白、条理清晰、直陈利害的忠臣言奏，朱元璋阅毕，竟勃然大怒，认为叶居升居心叵测，离间皇室。
锦衣卫兵不是吃素的，这些皇家恶狗以最快的速度把叶居升从家中逮住大狱，五刑毕具，把他活活拷打致死。
此后，就此事再无敢言者。别的皇帝只有“逆鳞”数片，朱元璋这条老王八蛋龙，全身上下连肛门眼都是“逆鳞”，况且议论皇上家事，动辄就有灭族之罪。因此，在其后的“洪武”二十多年间再也没人提起藩王诸镇之事。
建文帝即位后，宣布太祖“遗诏”，其中关键内容在最后：“诸王临国中，毋得至京（城）。王国所在，文武吏士听朝廷节制，惟护卫官军听王。”
此诏用意，一是怕诸王以哭临大行皇帝为名忽然带大兵进京夺位，二是明令各藩王属下官吏直接听命朝廷。
诏下，诸王不悦。这些人互相之间秘密通风报信，都私下讲是新上任的兵部尚书齐泰从中阻挠他们这些“孝子”进京哭灵。
不久，户部侍郎卓敬上密疏，奏请裁抑宗藩。疏入，不报。
建文帝留中不发，实际上是正在认真考虑削藩的步骤。
虽然卓敬上的是“密疏”，但诸王耳目众多，消息早已传开，于是燕、周、齐、湘、代、岷诸王频相煽动，流言四起，多闻于朝。
事已至此，建文帝就把从前的老师黄子澄和兵部尚书齐泰秘密召至内殿，商议削藩大事。齐泰认为燕王拥有重兵，且“素有大志”，应该先拿燕王开刀，削夺他的藩地。黄子澄持相反意见，认为燕王久有异志，一直秣马厉兵，很难一下子搞掂，他主张应该宜先取周王，剪去燕王手足，然后再图燕王不迟。
建文帝年轻，两位左右手又都是文士书生，仓猝间就议定大事。于是，建文帝即位后的当年七月，下命曹国公李景隆突然调集大兵奔赴河南，把周王王府围个水泄不通，逮捕了周王及其世子嫔妃一干人等，俘送南京。接着，下制削去周王王爵，废为庶人，迁至云南蛮荒之地看管。
同年冬天十二月，建文帝把代王徙至蜀地，把这位为人告发“贪虐残暴”罪名的王叔交予蜀王看管。
由于事出突然，周王、代王措手不及，果真没费什么力气就被一窝端掉。但是，这被逮的两个王爷“罪状不明”，确实也令不少人心中疑惑。
当时朝中各位朝臣附和新帝之意，纷纷上书削藩，倒是一位退休的都督府断事（高参）高巍上书劝谏，有理有节，建议把诸王的藩地交叉分封给已婚的王子们，犬牙交错，互相牵制，互相维护，互相监视，不仅推恩及广，又不会因强行削藩而伤感情。如此，诸侯势弱，自然天子势强。
建文帝嘉之，然不能采用施行。估计是当时齐泰、黄子澄正受宠任之际，建文帝对这两个人言听计从，想一举削夺诸位藩王的实权。
建文元年五月，朝廷又因岷王朱有“不法事”，废其为庶人。不久，湘王朱柏因私印钞票和擅自杀人，受到朝廷“切责”。朝廷还派使臣至其封地，勒令其入京接受鞠审。
这位湘王朱柏挺倔拧，对左右说：“我听说前代大臣下狱前，多自己引决自杀。孤家是高皇帝子，南面为王，岂能受辱于狱吏而求活呢”！
他聚集诸子、嫔妃，紧闭宫门，阖宫自焚死。
一不做，二不休。建文帝及朝臣下诏齐王朱榑进京，废为庶人，关进大狱。接着，下诏把代王朱桂也在大同软禁，废为庶人。
数月之间，针对诸藩王的大狱一起紧接一起，天下震动，恰恰也给了实力最强的燕王朱棣以起兵口实。
“诸藩者，削亦反，不削亦反”。开头不拿最强的燕王开刀，这才是建文帝及其诸臣最大的失策！
清初史家谷应泰对于建文削藩之事倒有“事后诸葛”之见。他认为，明太祖在世时，就应该下令诸藩遣子入侍于京师，并在在禁宫内院建“百孙院”，择以淳儒良师对这些小龙崽子们予以教化，既留了“人质”，又传习了藩臣之礼；同时，再派勇臣猛将镇守四方关键之地，坚壁高垒，严防诸藩异动。一俟诸王子弟成年，马上下恩诏裂土分封，使各个小国林立，都没有能力萌发造反不臣之心。
依笔者愚见，谷应泰也是妄自忖度。朱元璋何其残暴之君，他一辈子心思用在防臣、防民、钳制人口、诛戮有功，怎么又会有人当他在世时敢指出诸如建“百孙院”的建议呢。即使有人敢于疏奏，老家伙定会追根潮源，追问臣下“所安何心”，稍有不慎，三宗九族，顿成齑粉！
潜龙蛰伏——朱棣起兵前的准备活动
朱棣，正统史书（包括清朝修的《明史》）都讲他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与懿文太子朱标、秦王朱樉、晋王朱枫与周王朱橚皆为孝慈高皇后马氏所生。
但正史中也有虚透消息之处，在明史卷一百四十一齐泰的传略中，有这样的记载：“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尚多不法，削之有名。令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为此，再查周王朱橚，其生母是朱元璋的硕妃孙氏，据明清时的笔记史料记载，孙氏是高丽人。当然，败走沙漠的蒙古人（汉化的蒙古史家）也有记载说朱棣是元顺帝没来得及逃走的妃子弘吉剌氏所生。弘吉剌被朱元璋纳为后宫时已怀孕两三个月，这样一来，朱棣倒是元顺帝的后人了。当然，这种说法传奇性比较大，正如民间渲染元顺帝本来就是宋朝被俘末帝的血脉一样，是失败者的一种心理安慰罢了。
不过，史载朱棣“貌奇伟，美髭髯”，这种样貌和他窝瓜脸、贱人相的老爹朱元璋反差巨大，笔者倒深信他身上有北方高丽人的血脉因子。说一千道一万，什么时候开挖明长陵考古，验一验DNA，朱棣的真正身世一定可大白于天下。
无论朱棣亲妈是谁都不重要，最重要的他是朱元璋亲儿子。洪武三年，朱棣得封燕王。洪武十三年，朱棣于北平（今北京）开藩王府。
大概久习战阵，长年在朔方征战，朱棣年轻时就智勇有大略，能推诚任人。洪武二十三年，朱棣和皇兄秦王朱樉和晋王朱枫一同勒兵进讨蒙古残部乃儿不花。朱樉和朱枫怯懦，皆逗留不进。朱棣倍道兼行，指挥所部士兵直趋迤都山，大败乃儿不花，缴获人口牛马无数。听闻儿子朱棣大胜的消息，朱元璋大喜，此后屡派朱棣帅诸将出征，并令他节制沿边士马。可见，朱棣是个久习边事且弓马娴熟的善武王爷，并有近二十年独霸一方的经验。
早在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皇太子朱标薨，朱棣已动窥位之心。日后朱棣篡位成功成为永乐皇帝，承其命篡写的“国史“里，无聊的奴才文人们添油加醋，追述当时，描写说：“皇太孙（朱允炆）生而额颅稍偏，太祖每令赋诗，多不喜。一日，令人属对，大不称旨。复以命燕王（朱棣），语乃佳。太祖常有意易储。”
这些小说家式的谎言，无非是讲建文帝长得不周正，无人君之貌。如果按样貌类推，历史上瘸麻瞎的皇帝真有不少，也被史臣个个附会成异兆龙征，不同凡响。建文帝倒霉失败，连因小时侧睡而造成“额颅稍偏”，也成为不能为帝的把柄，完全不能服人。
此外，如果讲诗词歌赋，朱棣久于军旅，吟诗作对之才再怎么不凡也绝对比不上自幼就有一帮硕儒辅导的建文帝，大字不识几个的朱元璋也绝不会因对上一个好对子而生易储之心。永乐帝属下谀臣无聊，确实让人难忍。
此外，明朝郑晓所做《逊国记》中，有这样的记载：“太祖命帝（建文）赋新月，应声云：‘谁将玉指甲，抓破碧天痕。影落江湖上，蛟龙不敢吞。’太祖凄然久之，曰：‘必免于难’。”应该更是附会的小说家言。老要饭花子出身的朱皇帝不可能悟出此深奥的诗境，且诗意纤弱颓靡，不像硕儒教出来的皇太孙所作，倒像落拓书生所为。
为了烘托燕王朱棣有九五异兆，后来的小人儒还编撰如下故事：
诸王封国时，太祖多择名僧为傅，僧道衍（姚广孝）知燕王当嗣大位，自言曰：“大王使臣得侍，奉一白帽与大王戴”……燕王遂乞道衍，得之。
“白”加“王”上为皇，与其说这和尚有识皇之眼，不如说朱棣早有不臣之心。
建文帝即位，周王朱首先被逮，使得本来就心怀异图的朱棣抓紧时间招兵买马，挑选壮士为卫军，又四处召集异人术士。（朱棣也知道篡逆是十恶不赦大罪，勾引术士相人在身边无非是给自己以心理安慰，并对左右从人施以心理暗示。）
同年年底，建文君臣已知悉燕王举动不寻常，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防朱棣。
首先，建文帝以防备北边蒙古为名，派武将戍守开平，并下令调征燕王所属卫兵出塞。其次，派工部侍郎张昺为北平左右政使，任谢贵为都指挥使，随时就地侦伺这位王爷的动静。同时，朱棣的大舅子徐辉祖（功臣徐达之子）常常把从妹妹那里打听来的燕王信息密禀于建文帝，由此大见信用，被加封为太子太傅，与李景隆一起统管军队，随时准备发动图燕之举。
建文元年（公元1399年）春天，燕王派长史葛诚入京奏事，其实也是到朝廷探听口风，打探虚实。建文帝推诚相待，向葛诚询问燕王的情况。葛长史老实人，又值皇帝垂问，便把燕藩平素的不轨之事一一禀报。建文帝既喜且忧，遣葛诚回北平，密使其为内应。
朱棣多疑，殆似其父朱元璋。葛诚回来后，他觉察这个人神色有异，顿时起疑。
三月份，燕王依礼入觐新君侄子建文帝，“行皇道入，登陛不拜”。大庭广众之下，朱棣愤然抗然，显然不仅老奸巨滑，确实还气势凌人。当时就有监察御史奏劾其“不敬”之罪。
建文帝仁厚，表示说“至亲勿问”。
户部侍郎卓敬再次密奏：“燕王智虑绝人，酷类先帝（朱元璋）。夫北平者，金、元所由兴也，宜徙封南昌以绝祸本。”建文帝览奏后变色，藏于袖中，不置可否。
转天，他亲自召见卓敬，问：“燕王骨肉至亲，何得及此？”
卓敬出言不凡，说：“隋文帝、杨广两人难道不是亲父子吗？”
建文帝默然良久，仍旧下不了决心，只是摆之手说了声“爱卿不要再讲了”，示意卓敬退下。
四月，燕王朱棣归国。真所谓“天予不取，必受其咎”！在南京如果想处置燕王朱棣，两狱卒之力耳，可以随便给他安个什么罪名，先抓起来再说。可惜建文帝太过柔仁，让后人纳闷的是，也不知一直出主意削藩的齐泰和黄子澄等人干什么去了，关键时刻不力劝建文帝下手，放虎归山，养虎反噬，悔之无及。
当然，建文帝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派都督耿瓛掌北平都司事，都御史景清为北平布政司参议，又诏派宋忠率三万兵屯守开平，以备边为名，敕令燕府精兵护卫皆隶属宋忠。同时，他还密诏张昺、谢贵严备燕王的一举一动。
朱棣归国后，马上托疾不出。不久，对外又称病危，以此迷惑朝廷。
五月，太祖朱元璋小祥忌日，依照礼制诸侯王皆应亲临陵墓致祭。朱棣自称病笃，派其世子朱高炽及另外两个儿子朱高煦、朱高燧入京。当时有参谋劝他不要把几个儿子都派入京师参加祭礼。燕王朱棣一语道破心机：“此举，只为令朝廷对我不再怀疑。”
燕世子朱高炽等三兄弟入京，兵部尚书齐泰就劝建文帝把三个人都一并软禁起来。又是黄子澄表示异议：“不可。疑而备之，不是好事。不如遣还。”
秀才议事，思前想后，终无成者。倒是燕王儿子三兄弟的亲舅魏国公徐辉祖入殿密奏，表示说：“我这三个外甥中，惟独朱高煦勇悍无赖，非但不忠，又会叛父，他日必为大患。”
建文帝犹豫，向徐辉祖弟弟徐增寿和驸马王宁问计。这两人平时和燕王及其三子关系密切，饮酒纵马欢歌，自然都是说好话，建文帝就在仪式后把三人好好打发归国。
朱高煦临走，还偷偷潜入舅舅徐辉祖的马厩，盗走最好的一匹马，其无赖之性暴露无遗。
本来，朱棣派三个儿子入京后不久，便忽然生悔，生怕三个小子被他们当皇帝的堂兄弟一网打尽。现在，看见三个人根毛未动、全须全尾无恙返回，朱棣喜出望外，大叫“吾父子复得相聚，天赞我也！”
建文帝放朱棣回北平，一错；又纵放燕王世子朱高炽等人归国，使朱棣起兵更了无顾忌，二错；特别是放走了强悍敢战的朱高煦，三错。日后，朱棣之兵锋最锐者，关键时刻加最后一把力者，当属这位朱高煦。彼时，建文帝大叹“吾悔不用（徐）辉祖之言！”为时已晚。
既然已放虎归山，建文君臣也应该观变待时，不要激起朱棣急反之心。
可是，建文元年七月，这位年轻的皇帝遣人逮捕燕王官校于谅、周铎至京杀头，并下诏谴责朱棣。
为了争取时间，朱棣装疯，于北平市中狂呼乱走，夺人酒食胡吃海塞，胡言乱语，躺在地上打滚叫骂，一整天一整天地假装不省人事。
建文帝眼线张昺、谢贵入王府“探病”。盛夏暑天，他们看见朱棣披着大棉被在一个大火炉子前“烤火”，连连摇头大呼“冻死我了！”
张、谢两人密奏，建文帝等人还真有些信以为真。幸亏燕王长史葛诚为内应，密报朱棣即将举兵。兵部尚书齐泰确也当机立断，马上发符遣使，命有司迅速前往北平，逮捕燕王府邸内相关人等，密令张昺、谢贵等人相机行事。
同时，明廷密敕北平都指挥使（军区司令）张信，因其一直为燕王亲任，命他亲自逮捕朱棣。
假使张信受命，朱棣再大的本事，也不过一王府独龙，皇诏一下，众人放杖，逮送京师，故事也就至此告一段落。
历史偏偏就在关键时刻出现戏剧性。
狂龙横飞——朱棣的“靖难”起兵
张信手拿密敕，忧虑，不敢声张，只是愁眉苦脸地唉声叹气。他母亲疑而问之，张信以实相对。其母大惊，说：“不可。吾故闻燕王当有天下。王者不死，非汝所能擒也。”
至此，朱棣一直在自己身边聚集和尚、道士、相士的“包袱”才在这关键处抖落。这老娘们肯定平时喜斋乐佛，常常走庙入观，听见不少流言，相信这位燕王是九五真龙。
亲妈的话不能不听，张信主意已定，决计向燕王摊牌。
张信策马至燕王府邸，为门人所拦，推脱说大王病重，不能见人，其实是朱棣害怕被人当面擒拿，外面来人一律免见。这张信也有办法，改乘一妇人小轿，乔装打扮，径入府门，再自报真实身份求见。
朱棣不得已，哼哼唧唧，歪在床上勉强“带病”接见。
张信入室，纳头便拜。朱棣假装半身不遂，吱吱呀呀就会比划，假装不能言语。
张信说：“殿下您别这样装了。有什么要事请与在下商议。”
朱棣大着舌头，哆哆嗦嗦，说：“我病得厉害，不是假装。”
张信又说：“殿下如果不对为臣讲实话，我身上有敕令，您应该马上束手就擒，入京鞠讯；如您心中有意，请别瞒我！”
见张信如此推心置腹，朱棣不敢再装，连忙从床上滚落向张信，下拜，说：“您救了我一家人的命啊！”
随即，两人密语多时，又把和尚道衍召入一起计议起事。（朱棣称帝后，对于在战场上无尺寸之功的张信“论功比诸战将，进都督佥事。封隆平侯，禄千石，与世伯券”。无论是朝会还是平时见面，朱棣都呼张信为“恩张”，不仅如此，大凡察藩王动静等特务密事，皆命张信去办，对他一直荣宠不衰。）
与此同时，张昺、谢贵等人手执建文帝所下逮捕燕王府官以及削夺燕王爵号的诏书，率领北平七衙属吏及屯田军士把燕王府城包围起来。
有张信表示支持，朱棣心中稍安，他忙唤卫队长（护卫指挥）张玉、朱能率壮士八百人入衙府，以待急变。
张昺、谢贵等人率兵包围王府后，高声唤王府属官出门就逮。为了虚张声势，他们不停往王府内射上几箭。
由于燕王府内兵少，朱棣也很惊惧，问左右：“他们的兵士在外面满街都是，怎么办呢？”
卫队长朱能出主意：“如果能先擒杀张昺、谢贵，别的兵士就容易对付。”
朱棣沉吟半晌，想出一计。“既然诏令是逮捕我府内官属，可以诳骗张、谢二人入王府，告诉他们诏令中要逮捕的众人已经在押，需要他们两人进府验看。”
于是，朱棣大开王府大门，在东殿端坐，对外声称自己重疾得愈。事先，他在殿门及端礼门内埋伏壮士，约定以令行事。然后，他派人召唤张昺、谢贵两人入王府。
起先，张昺、谢贵怕中计，不来。为了诳骗两人，燕王又派人拿着写有诏逮官属的详细名单送给二人观看，表明是请两个军官入内查验“犯人”正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