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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沈醉/康泽等 当前章节:15387 字 更新时间:2026-6-15 03:17

毛人民告诉我,张仍住在草山。自那以后,我就再没有听到过有关张将军的消息了。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间,我在昆明担任国防部保密局云南省站站长,突然接到局

长毛人风要我立刻去南京的急电,便于第二天下午乘飞机前往。我刚住进局里的高

级招待所,毛人风便来找我。他告诉我,这次叫我去南京是蒋介石亲自指定调我去

主持刺杀李宗仁的工作。他说,这一工作原来已由他选派保密局专门主管暗杀等业

务的行动处处长叶翔之担任,并进行了一些布置。但蒋介石听说叶是文人出身,只

会动笔而不能亲自动手杀人时,连说不妥,指定要我这个在军统中干过多年行动工

作的老手去主持这一任务。毛人风叮嘱我,见蒋时要表示一定能完成使命。

毛人凤说完后,就和我一同乘车去中央军官学校内蒋的住宅请见。我们默默地

坐在会客室等了两个多钟头,蒋才抽空在他办公室接见了我们。这次我看他的态度

非常和蔼,还装出一副很亲切的样子,问我云南的情况和我家庭的情况。最后他才

问我,毛局长已告诉了要你到南京的任务没有?我说已经告诉过了。他便说,这次

决定叫我去主持这项工作,是因为这关系到整个大局的问题,并表示他对我的信任。

他还夸口说,共产党迟早总可以打败,而内部的捣乱比共产党更难对付,所以只有

采取这个办法,好使内部统一起来一致对外。他还说,共产党只有一个敌人,所以

能打胜仗,我们却有两个、三个敌人,几方面要对付,困难就多得多。他一再说,

这次行动是关系到党国安危的大事,叫我绝对不能泄漏,一定要从速布置,只等他

作出最后决定,便要绝对完成使命。他还举出历史上一些刺客来鼓励我,并对我过

去长期为他卖命而出生人死,胜利后又愿冒险去解放区寻找戴笠的失事飞机等来赞

扬我。听他的口气和详细询问我家庭情况等,已很明显地告诉了我,为了完成他这

次交给我的任务,连牺牲我的性命也在所不惜。

在半个多小时的谈话中,蒋介石始终没有说出他叫我杀的对象是谁,这是他一

贯用的狡猾手段。军统局替他杀过那么多的人,却从来没有看到他写过一个字条给

军统指明杀什么人,所以我们的谈话都是心照不宣的。我在辞出时,为了讨好他,

虽坚决表示决不辜负他的期望,叫我作出任何牺牲都在所不惜,一定想尽一切办法

去完成他亲自交给我的任务。他听了很高兴地握着我的手,对毛人凤说:"这是我

们最忠实勇敢的好同志,他工作上和生活上如有困难,你要尽力帮助解决。"

第二天上午我到保密局,毛人凤只找了局长办公室主任潘其武和叶翔之与我四

人进行密商,连副局长徐志道都没让参加。当时决定主持这一任务的单位叫。"特

别行动组",进行的办法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人担任暗杀,一部分人监视李宗仁防

止他离开南京。我们还研究了对付其他几个桂系头子的办法,布置方面由我与叶翔

之协商办理。毛人凤还亲自命令经理处和人事处,凡是特别行动组要钱要人,都应

尽量满足需要。

一星期后,我们作了以下的具体部署:暗杀李宗仁的工作由我主持,毛人凤选

派秦景川、王XX作为我的助手。秦在军统一向担任杀人的罪恶工作,枪法准确,也

很沉着。王为东北惯匪,从小杀人越货,能以手枪射落空中飞鸟。我在军统中也一

向是有名的神枪手。李宗仁当时住在傅厚岗后面,他汽车进出转弯时速度很慢,从

两面同时都可以射击。为了监视他的行动,我们在通往他住宅附近的马路转角处开

设了一个旧书摊,除了可以掩护侦察外,还可以在这里多停留几个人,借看书的机

会能够多呆一些时候,不易被人发觉。这个地方由我选调军统临澧特务训练班毕业

的特务吴德厚担任,因他一向是干行动工作的。

为了防止李宗仁突然离开南京,我们准备在空中将李的座机击落,可以借口

"飞机失事"而达到杀李的目的。这是上策,所以我们在光华门外通往飞机场的一

条小街上开设一家小杂货店作为掩护,还特地装了一部电话,以便在发现李宗仁去

机场时立即用电话按规定好的暗语报告,由毛人风通知随时作好准备的两架战斗机

尾随李的座机,只要离开南京上空,即进行射击,使之机毁人亡。当时桂系军队大

部分集结在安徽一带,因此我们也在火车站附近买了一个木头房子摆设香烟摊,准

备在李宗仁乘火车出走时便立即赶去,在沿途火车停留的小站进行狙击。当时我们

估计李还可能去杭州玩玩,便在汤山附近公路上开设一个小饭馆,如果李乘汽车离

京,便用毛人凤拨给特别行动组的两辆高速汽车追去,在半路上进行狙击。据毛人

凤告诉我,蒋认为李宗仁如果瞒着他突然离开南京,一定是去调部队实行"武装逼

宫",因此在南京以外的地方去暗杀,可以不必再等候他的命令;只有在南京城内

动手,则一定要等他作最后决定。用蒋的话说,就是李如果不辞而走,便是自寻死

路。

这个特别行动组最紧张的时候是一九四九年一月中旬,那时蒋介石正在考虑,

是暂时退休由李宗仁代理以待美援或由张群去日本招募雇佣兵,还是干脆把李宗仁

干掉继续依靠长江天险拖下去。在那一段时间内,毛人凤天天去见蒋介石,也天天

叮嘱我不要离开,要随时作好一切准备,只等蒋一句话,就不管白天黑夜都得立即

执行。如李不出门,便到李的住宅去狙击。毛人凤还叫在南京电灯公司的两个特务

协助进行,借检修变压器,站在变压器上用手提机枪从围墙外面向李的寝室、餐厅

等处射击,并作好爬墙进入院内狙击的准备。狙击手使用的子弹弹头内都装有最猛

烈的毒药,不管射中人身任何地方,都可引起血液中毒而无法救治。在布置开设的

旧书摊内,也准备好了一支汤姆生机枪和几颗炸弹。特别行动组还增调了几个一惯

于杀人勾当的特务,作好双层布置,准备杀李后,把在南京的几个桂系头头一起干

掉。所以在这一两个月里,我们一直处在紧张之中。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日,毛人风找我去,叫我马上结束这个组的工作,把所有

的人交人事处另外安置,只把吴德厚、秦景川、王Xx三人带到昆明去,准备为蒋去

刺杀他想要杀掉的人。这年九月间,毛人风到昆明住在我家时,还一再提起这件事。

他说,蒋介石时常后悔没有在那个时候动手,留下了这一和他捣乱的祸根。

蒋介石阴谋暗杀李宗仁的内幕,我曾写出简单稿件,刊登在《文史资料选辑》

第三十二辑。一九六五年,李宗仁先生夫妇从美国回来看到这篇稿件,曾由民革中

央的尹冰彦同志约我去他们的住宅(史家胡同)午餐。李先生一见到我便说,看到

我写出的内情才恍然大悟,原来是那么回事。他当时只感到有人很注意他在南京的

行动,万万想不到蒋介石会要暗杀他。他说他和蒋介石是拜过把的兄弟,见面时非

常亲热。李夫人郭德洁还特别补充一个情况。她说李宗仁一到南京,蒋介石夫妇请

他们夫妇吃饭,蒋介石特别问李的飞机设备好不好。李回答是一架专用的普通客机。

宋美龄便和蒋介石两人一唱一和,宋故意问蒋可不可以把"美龄号"专机送给李夫

妇?蒋便笑着说,你不提起,我还忘记了。我们有"中美号"够用了。宋便向郭德

洁讲"美龄号"内的设备如何舒适等,要把这架飞机送给他们使用。当时郭对"美

龄号"飞机很感兴趣,曾几次要李宗仁乘这架飞机到上海、杭州等处玩玩,李因为

忙没有去。郭德洁还说,我们真没有料到,他们送我们那架飞机是准备要我们的老

命。我们要是坐了上去,你们准备好的战斗机追来射击,我们还不知道是怎么一回

事呢!这两个人真是人面兽心!李宗仁也说,我这次回到北京,听人们叫蒋介石为

蒋贼、蒋匪,总不习惯,我还是称他蒋先生。从这件事看来,我这位拜把兄弟真是

和禽兽一样,我也愿意叫他蒋贼了。

交通警察总队是一支什么样的反动部队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到国民党政府的"交通警察总队",究竟这是一支

什么样的反动部队,有许多人还不完全明了。这里,就我所知,提供一点参考资料。

"交通警察总队",是美蒋特务机关"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所)

施以特种训练并全部用美国武器装备起来的一支特务武装部队。它是美蒋特务合流

中的产物之一,也是蒋介石所宠爱的一支袖珍王牌军。

从一九四三年开始,到一九四六年为止,美帝特务头子中美所副主任梅乐斯

(MileS),除了在重庆替军统训练了大批美国式的特务分子,并且在抗战胜利后在

上海、北平两处训练汉奸特务,以加强军统反共反人民的罪恶活动外,还先后在各

地办了十多个"中美特种技术训练班",训练和装备了四万多名特务武装部队。这

支特务武装部队就是交警总队的前身。第一个训练班设在安徽翕县雄村,由戴笠兼

主任,郭履洲任副主任,专门训练和装备"忠义救国军"。这支特务部队,是抗日

战争开始时戴笠在上海利用帮会流氓组织成立起来的,训练时间每期为三个月左右,

主要内容是训练美帝武器的使用和爆破、侦察、游击等,训练满期便改发美式武器

装备。第二班设在湖南南岳,主任戴笠,副主任陶一珊,训练的部队是国民党军事

委员会别动军司令部第六纵队何际元所率领的部队,以及湖南土匪特务陈士虎的部

队。第三班原先设在河南临汝风穴寺,以后迁到西安附近牛东,主任戴笠,副主任

先后由文强、杨蔚两人充任,训练过廖宗泽、岳烛远、杨蔚等所率领的别动纵队。

此外还有绥远陕坝第四班(由高荣任副主任)、贵州息烽第五班(由邓匡元、何峨

芳任副主任),以及在江西修水、福建建瓯、浙江瑞安、福建漳州、安徽临泉等地

设立的训练班,总共有十多个。除临泉第十训练班由汤恩伯兼主任外,其余均由戴

笠兼主任。配发的武器有卡宾枪、汤姆生机枪、UD机枪、曲尺、左轮手枪和火箭炮。

抗日战争胜利后,这些特务部队均并人交通警察总局,改为二十个左右的交警

总队。先后担任总队长的郭履洲、张国梁、周文新、曹铁生、彭自强、杨遇春、鲍

步超、陈杰生、何际元、汤毅生、朱赓扬、田动云、李骧等,都是军统特务分子。

蒋介石很重视这个部队,除了利用它担任铁路、公路的警卫之外,并多次把它投入

反共反人民的重点战役中。一九四九年春,蒋介石"退休"后,还特别指定调几个

交警总队到宁波奉化去保护他。领导这些部队的交警总局局长先后有吉章简、周伟

龙、马志超,也都是军统特务。解放战争末期,所有各地铁路、公路本身原有的交

通警察也大部编人了交警总队,解放前还成立了几个交警旅。

这些部队的特点是火力强,机动性大,调动灵活。由于他们是经过美国特务训

练,全部美式武器装备,带部队的军官又大多是军统特务,因此他们比其他一些反

动部队更顽固,更凶狠残暴,对人民的危害更大。在解放战争期间,它不仅在各战

场上配合反动派正规部队担任攻守,同时还担任后方骚扰与破坏交通等活动,并且

还配合军统各地特务组织担任搜捕、屠杀革命人士的种种罪恶活动。解放前在重庆

中美所内的多次集体大屠杀,在上海、成都等地屠杀,以及在其他各地的种种破坏

活动,他们都曾参加过。这支特务部队在解放战争中,和蒋介石所有其他部队一样,

最后也被人民解放军所消灭,只剩下周文新等两三个总队仓惶逃往台湾。

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罪恶活动

军统局过去一直把对陕甘宁边区的特务活动当成重点,戴笠也经常亲自主持这

方面的工作,并且异常重视。我过去并不主管这方面的工作,仅因为在军统工作多

年,尤以在抗日战争期间担任军统局局本部总务处长,经常参加军统局的局务会议

和各种机密胜的会议,对这方面的情况从旁听到一些,有时在处理有关这方面工作

的一些事务性工作上接触到一点点,因此所知非常有限。加上当时并不留心,又因

事隔多年,所以无法作较详尽的记述。现只能就记忆所及,将过去所了解的点滴情

况写出,以供参考。

初期的一些活动

抗日战争以前,特务处(军统前身)对边区的特务活动,是由特务处陕西省站

主管。西安事变以前,陕西省站站长马志超经常派遣特务去边区活动。该站设有陕

北组,负责搜集有关边区的情报。约在一九三六年间,马志超兼任陕西省会警察局

局长时,戴笠指示他专门培训一批特务,以便打入边区,建立特务组织。马奉令后,

即在西安警察局内成立了一个"特警训练班",自兼班主任,由陕西、甘肃两省省

站挑选保送了五六十人,进行了半年多时间的特务训练。戴笠从南京派了娄剑如去

担任队长,以在陕西的军统特务舒翔、张业、许开、陈国强、李友三等为教官。训

练期满后,据说只有薛志祥等少数几个特务曾混往延安,作过短期逗留。戴笠原来

计划在延安建立"延安组"的阴谋未能实现,因派去的特务无法在延安立足。

"西安事变"期间,特务处在西安的省站被破获,其他各处的特务也纷纷逃走。

事变后,军统又恢复建立省站,重新布置,计划中虽仍准备物色适当人选打入边区,

去延安建组,但未能办到。抗战开始,军统局正式成立,才大规模进行这方面的活

动。

以张国焘为主的一些活动

抗战期间,军统希望中共叛徒张国焘能在反共方面作出成绩。最初戴笠认为只

要通过张国焘这一关系,从中共内部去进行"打进拉出"的活动,一定有相当把握,

把多年不能实现的阴谋都寄托在张的身上。

张由蒋介石派到军统后,戴笠马上为他成立了一个"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由张担任主任,专门开展与研究有关对中共进行特务活动方面的工作。不过戴对张

一开始就不十分相信,军统原有专对中共的"中共科"仍旧由党政情报处领导,不

隶属特种政治问题研究室。

张到军统后,第一个建议是举办一个"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专门培训

一批去边区活动和在蒋管区专搞防范中共活动的特务。戴很同意这一建议,于一九

四零年前后,在重庆磁器口童家桥洗布扩成立了这个训练班,由戴兼任主任,张兼

副主任,专门选调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的特务和在军统中专门从事这方面工作的特

务去进行专业训练。这个班先后举办过两期,每期都有二百人左右。张国焘经常向

学生讲课,除了讲些中共问题的分析等用以污蔑诽谤中共外,还讲如何进入边区,

以及进入边区后应如何从事活动等问题。

张曾经写过一本几万字的有关中共内部及边区情况的材料,除大肆攻击、污蔑

中共领导人等外,还谈到不少有关边区的问题。当时军统除抄送蒋介石、何应钦等

外,还印成小册作为军统大特务(内部处长级,外勤省站长、区长)的参阅文件,

指定不许传阅,阅后并须缴还。

戴笠对张的这个材料并不十分满意,主要是认为对军统如何派遣特务打入边区

的作用不大,因张只是对中共上层的情况提供较多。戴为了进一步深入研究如何才

能打入边区,便规定军统各检查所逮捕到的每个从边区出来的工作人员,或曾经到

过延安的人,都要写一份"怎样打入边区"的材料,指定要写清楚自己去的经过、

注意事项和有关打入的办法。当时军统设在西安至善里十三号的特种拘留所,经常

不断把这方面的材料送到军统局。我除了听到该所所长丁敏之谈过这方面情形外,

还听到军统局主管文件总收发的总务处交通科科长黄羽中和收发股长谢涵等人提到

过这方面的情况。不过我当时并没有看到过这些人写的东西,只知道有这么一回事。

戴笠在主持军统局业务会报上经常说:"对付共产党的最有效办法,是叫共产

党(指叛徒)去对付共产党。"所以军统中用了不少叛徒从事反共的罪恶活动。有

次从西安拘留所调了一叫个赖国民的到军统局当法官。这人过去是边区政府的干部,

因吃不了苦,逃出后被军统逮捕,叛变后即在西安拘留所内专门从事搜集有关打入

边区的材料。这人以后调到军统局司法科,又专门审讯被捕的共产党和嫌疑分子。

军统搜集和整理"怎样打入边区去"的材料不少,在张国焘主办的训练班内便成了

一门重要课程。

这个训练班的学生虽经戴笠亲自挑选,又由张国焘亲自主持训练半年,但训练

期满后,经过张等考核,认为适合派往边区打进延安去的还是不多,具体数目我不

清楚。听说经过挑选,只有极少数的人派往张所领导的几个"策反站"去工作,其

余大多数派在蒋管区内的一些重要兵工厂担任"防共"工作。

当时设在接近边区的"策反站",我只记得有汉中、洛川、耀县三个,其余的

记不清楚。以后究竟有哪些人打入过延安,我也不了解。我在军统局时,经手办理

过两三次招待张所谓"策反"过来的叛徒。戴笠叫我在他公开会客和普通应酬的

"漱庐"招待所(在重庆枣子岚垭军统局本部大门附近),接待和请宴这些人。这

些人的姓名我只记得有个叫朱春荣的,其余记不起来,时间都是在晚餐前后,每次

只有两三个人,由张亲自陪同前去,照例是由郑介民、唐纵、毛人风等作陪。

由于张办这个训练班没有做出什么成绩,使戴笠很感失望,所以只办了两期便

停止了。

军统对边区的活动片段

戴笠虽然希望张国焘在反共活动中做出点成绩,但并不十分相信他。军统自己

还是另外搞了许多阴谋活动,我所知虽不详,但这些点滴情况也许还有参考价值。

军统基本特务中,去过延安的我只知道有沈之岳和以后投入军统的秦XX、赖国

民等几个人。据说沈之岳去过延安两三次,他曾在张国焘主持的特种政治问题研究

室工作过。他当时在军统中很受戴笠和郑介民、毛人凤等的重视。他和我常拉"同

宗"关系,私人间虽有点感情,但他对他去延安的情况却谈得很少。一九四三年前

后,军统成立东南特别侦察站,专门对付新四军等抗日武装部队时,沈被派去任该

站书记,以后便少往来。他和我过去也只简单谈过一点有关延安的生活等,我也只

是带着好奇的心情听听,没有涉及到什么具体工作。至于秦XX、赖国民等人,我虽

经常和他们接触,由于私人间无深交,就没有问过他们。

军统从事这方面的活动,主要是依靠设在榆林的陕北站(站长为黄逸公)。戴

笠企图通过陕北站去建立"延安组",但一直没有成功。我记得有这么一回事,陕

北站派往延安进行特务活动的一批特务,被边区政府发觉逮捕,不久便释放回来,

并正式通知该站。后来戴笠在每天中午工作会报中,曾经提出过这件事,骂黄逸公

没有能力,做得太丢人,具体经过,我现在已记不清楚了。

另一个是设在汉中的西北特侦站,站长程慕颐是我过去在上海工作的老同事。

这人一向做对中共的工作,抗战前曾打入过设在上海的江苏省一个地委组织,后来

将这个组织破坏了。戴笠很相信他,抗战时便派他去汉中主持西北特侦站工作。他

除了多次派特务打入延安"建组"没有成功外,还办过小型训练班。当时从公路去

延安的爱国进步青年被军统的检查所(哨)扣捕后,曾交一些给他训练。通过一段

时期毒化教育后,才又派这些人混进延安。听说大部分的人都向边区政府自首,只

有极个别的替他搜集过一点情报。

当时有的去到延安的人,因吃不了苦又出来,其中有的人被检查所扣押起来送

到西北特侦站。这主要是想从这些人口中了解边区情况和利用他们到过延安的关系,

强迫他们提供混入边区去的办法。程慕颐于一九四三年前后调往东南时,在重庆换

汽车,我曾招待过他。当时他带了一个女人和孩子,据他告诉我,他的那个女人

(实际上是他的小老婆)便是被扣押下来的中共嫌疑分子,后来被迫与他同居的。

戴笠对西北方面的交通检查工作极为重视,曾在西安设立过交通运输统制局监

视处西安分处,派叛徒王邦联为分处长,主持西北地区的检查工作。以后王等因贪

污被扣捕,戴以鞭长莫及又将分处撤销。当时各检查所扣捕去延安的爱国进步分子,

几年间多达数千人。军统派遣特务去延安,是采用伪装进步的办法跟着混进去。据

我了解,许多人去延安时,都带了介绍信或原来在什么学校读书或什么单位工作等

种种证件,这些人被扣捕后,军统将这些可以混进去的证件没收下来,交由伪装的

特务冒名顶替混进去。军统运用这一办法,曾经有上百的人去过延安。军统办的临

澧特训班毕业学生袁X良,便向我说过,他是顶替别人名字去到延安,在抗大学习的,

以后因病离开了。

戴笠为了尽量摸清有关延安的情况,有次设宴招待派在八路军总部的联络参谋

徐佛观、郭仲容,我和军统其他几个处长都出席作陪。在此以前,我还见过徐佛观

所写的一本小册子,内容是谈延安方面的情况。那次和他见面,他给我的印象是大

言不惭夸夸其谈。他在吃饭前后,专门用一些编造的材料来诽谤和挖苦中共的领导

人,作为笑料。后来戴笠问到他怎样去延安从事特务活动的时候,他又说什么"说

难也难,说易也易"的一番谬论。戴笠对他这番话很感兴趣,叫党政情报处长王新

衡与人事处长龚仙肪两人记了下来。我模模糊糊记得,他说难是检查不严而清查历

史严,不易立足;易是凡不急于求成,准备长期埋伏,有取信于人的证明,去后极

力伪装进步,不马上活动,还是容易取得信任的。

第二天,戴又约徐去他家里长谈。那次我没有参加,只有毛人凤与王新衡、龚

仙肪等在场。龚仙肪当时和我两人住对面房间,下班后经常闲聊天。他告诉我,戴

笠总是急于在延安建立一个小组,架设电台,但始终没有成功,因此他挨过不少的

骂。那次听了徐佛观的意见,考虑要双管齐下,专门准备一批人埋伏到中共内部去,

时间不计较,一两年乃至十年都行,只要能立下足,一步一步伸进去,将来一定能

作出成绩。因为平时既找不到真正共产党的地下组织,又不容易去接近公开露面的

共产党人,现值延安正在大批招收入员,来者不拒,是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当时听

了龚仙舫的这番话,很以为然。不过以后究竟派了些什么人,怎样伪装打入,我却

没有问过。

戴笠处心积虑一直想去延安建组。据我了解,当时军统设在边区最近的一个小

组和电台是在洛川,延安虽有特务混进去过,电台却没有能建立。有关延安方面的

情报,都是通过洛川电台和榆林的陕北站发到重庆的。

梁干乔在耀县当专员时,那里成为军统特务对边区活动的中心。约在一九四二

年间,我因公去西安,因和梁过去关系相当好,特去耀县看过他。当时他已脱离军

统组织,替胡宗南搞反共活动。他曾向我谈过,军统每年总有几十名特务经由他的

地区潜往延安,有的是他设法找到关系,主要是通过当时有些去边区做生意的商人,

一同伪装商人混进边区去了解一点情况。他自己也专门有一个向边区搜集情报的单

位。我曾问过他,为什么不在边区建立组织。他说这比较困难,只能个别去活动一

下,要想长期呆在那里很不容易。

军统设在兰州的西北区,先后区长程一鸣、吴景中、霍立人,和我私交都很好。

当时该区的主要任务也是针对边区进行特务活动。霍立人后来调回重庆,也曾和我

谈过西北区对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他说除了延安以外,他们在边区里的一些县里

都建立过特务组织,只是没有设立电台。这些打入边区去的特务,不少是军统兰州

特训班毕业的学员。该班所调训或经特务介绍去受训的学生大都是西北籍,这些人

当中便有老家或亲友居住边区范围内,西北区便利用这一关系派人潜人边区去建立

起特务组织来。

霍立人还告诉我,当时派遣特务混进边区去搞情报活动,并不很困难,只是想

搞破坏和发展组织则很不容易。他派去的特务中有几个去搞破坏活动时被边区政府

逮捕。

军统派往边区去搜集情报的手法是无孔不人的。我曾经由戴笠指派和军统主管

过人事的大特务李肖白一同去见过天主教的主教于斌。于斌在抗战前任南京区主教

时,就同军统头头早有往来。抗战后,他逃往四川,任四川乐山区主教,却长期住

在重庆曾家岩戴笠的中四路住宅附近,经常和戴有往来。戴那次派我和李肖自去见

他,是为了有一批天主教徒要去西北,想免费坐军统的便车。我当时很不高兴,认

为自己去惹麻烦。李肖白便告诉我,于斌对军统的工作很热心帮助,说这人可以通

过天主教徒替军统在边区建立工作网。我们见到这个主教时,他向我们分析边区情

况,好像很了解边区的问题。我记得他说,由于共产党不准人信迷信,引起教徒的

很大反感,特别是边区许多县原来信奉天主教的人都对共产党不满。他还说,如果

利用这些人做点什么工作,一定能够达成任务。那次李和他并没有谈到什么具体利

用边区教徒的问题,只是谈了要我如何尽快给去西北的教徒找便车。自那以后陆续

有过几十人搭乘军统的便车,人事处曾派人和他们联系过,内容我就不清楚了。

军统企图暗杀中共领导人的阴谋

从一九四二年起,我才知道蒋介石曾多次指示戴笠,要他选派搞行动工作的特

务混进延安,暗杀中共的领导人。约在一九四二年春夏间,戴笠亲自挑选了三个在

军统一向搞暗杀的特务,其中有一个叫蒋更生的是我训练过的学生。蒋更生临行前

去见我,说此行任务很重很困难,也非常秘密,要我千万不要说出去。我当时怕惹

事,也没有仔细问他,只听他说另外两个对西北情况比较熟悉。我没有见到这两人,

也不想见他们。

大约过了几个月,戴笠找我和军统特种技术研究室主任刘绍复、人事处长龚仙

舫、行动处长徐业道去他办公室。戴很生气地把一张电报交给龚仙舫看,说上次派

去的几个人都已被逮捕了。从他们的谈话中,好像他们几个人都是以前参加过这一

阴谋策划的,只有我是第一次。我也不便在那时再问以前的情况,只是听他们说。

戴笠的意见是以后不能一组组的派去,应当个别去进行。当时的行动处长徐业道,

在军统一向主管司法工作,对行动是外行。他便问我一个人搞暗杀行不行?我说,

一个人在"敌人"统治地区进行暗杀,如有内线,使用毒药或定时炸弹,能够完成

任务,如要进行狙击便没有把握。戴笠听了我的话很不以为然。他说一个人只要有

牺牲决心,一样可以进行狙击。我认为没有把握,他仍坚持,说多一人容易误事,

我不便再说什么。他就指示龚仙舫,挑选两个人,分别派遣,不要让他们发生横的

关系,当时就这么决定了下来。

过了几天,龚仙肪在军统特务总队的便衣队中挑选了一个河南人(姓名已忘),

还从兰州特训班毕业后派到重庆卫戍总部稽查处工作的学生中挑选了一个陕西人李

进交我考验。那个河南人是惯匪出身,胆大,枪法好,戴笠叫先派走。李进年轻,

没有经验,我教他补习了两星期的手枪射击和狙击方面一些应有的技术。他的枪法

还很不够理想,但戴仍催促派了出去。戴笠没有亲自接见他们,只是由龚仙舫、徐

业道分别和他们作了单独的谈话,交代了任务。据龚仙膀说,派人去延安还有很多

手续,不一定马上能混进去,要经过很多关系才能辗转设法进入边区。至于等待机

会完成任务,说不定要一两年。

我当时虽也反共,很希望特务能在延安干出一两件大的暗杀案件,但不赞成派

遣个别特务去搞暗杀,特别是狙击,而主张按照过去行之有效的一套办法去进行。

戴笠认为过去的办法不适用于延安,我便不感兴趣。军统以后又陆续挑选过两三个

派了去,都没有听到一点消息。

我曾问过戴笠,为什么不在重庆等地选定一两个中共领导人来暗杀?他听了后,

骂我没有政治头脑,说在重庆等地发生了这类暗杀案,任何人都会知道是特务干的。

如果发生在延安,便不能说是特务干的,而我们却可以宣传这是共产党内讧,相互

残杀。

我有次在无意中看到过一个文件,足以说明军统处心积虑想暗杀中共领袖。我

在军统局担任总务工作,找我的人很多,中午得不到休息。有次我躲到毛人凤办公

室对面小房间去午睡。这是军统秘书室秘书袁寄滨的宿舍兼办公室,袁和我是湘潭

小同乡,又是同岁,私交极好。我要他到外面大的办公室去工作,我在他房内休息。

当时,他极为毛人凤所信任,许多极为机密的文件都由他保管,不过他们对我还是

不避讳的。我睡了一会儿后还不想出来,便顺手在他的床头文件柜内拿出一份文件

来看。很出我意外,这个文件竟是一份中共许多领导人的警卫人员名单调查表。我

匆匆看过以后,迄今还记得周恩来有个警卫叫龙飞虎,因这人的名字比较特别,其

余的就记不起了。

从这个调查表可以看出军统是怎样企图暗杀这些领导人的。平日我在军统局里

还没有听到别人谈起过这一情况,由于是顺便看到的,不便问是怎样得来的。我知

道军统一贯的作法,凡对某人要进行暗杀,事前一定要尽可能先把对象的警卫情况

弄清楚。这个调查表肯定是准备暗杀这些领导人的一项初步工作,可惜我当时没有

弄清这些东西的来源,无法具体说明。

以上是我所知道的有关军统对陕甘宁边区的一些活动情况。

胡宗南和戴笠、毛人凤的关系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由于胡宗南的推荐而逐渐得到蒋介石的信任。胡宗南以后

能更加得到蒋介石的宠信,却又是得到戴笠不少的帮助。他们是一双忠于蒋介石的

走狗,两人一直在蒋介石面前相互标榜,内外勾结,其势力得以日益发展壮大起来。

我现就个人所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写出来。至于多年来,军统特务在西北时与胡的种

种往来的传闻,因非亲身了解,这里不准备去多谈它。

我第一次见到胡宗南,是在一九三七年春天。当时戴笠正患急性盲肠炎,在上

海宏恩医院动手术不久,戴笠指定我带一个组(十多个特务)去保护他。在此以前,

我只知道戴和胡的关系很深,戴叫我们在上海为胡定制过几次军用物品。我虽为他

办过一些事,但还没有见到过这个人。

一天,我正从戴的病房中走出来,准备去周围看看那些值班的特务,忽见一个

身材不高,而样子挺神气的人,直朝戴的病房走过来。我正准备盘问他,他却先开

口问我:"戴先生是住在这里吗?"我没有回答他,反过去问他:"你要找什么人?"

他连忙说:"你们不认识我吗?我是胡宗南。"我想,他在进楼门时,已一定受到

过特务们的盘问,因为这个医院很少有中国人去,而戴笠住的那一层楼房,只有他

一个中国人。我还没有回他的话,陪在戴笠房内的上海特区督察陈质平,已听出了

他的声音,马上开门迎接,并向我说:"你还不认识胡军长?"

当我们一起进入戴的病室时,戴正斜靠在床上,一见胡进去,便挣扎着想直起

身来。胡急忙跑过去按着他,让他靠着,连问几句:"你怎么样?你怎么样?"戴

一面回答他动手术后的情况,并迫不及待地告诉他:"夫人前两天来过一次。"胡

听说来美龄来过,连连拍着戴的肩膀说:"好极了!好极了!难得夫人亲自来看你!"

说到这里,陈质平便邀我和那个特别护士一同退到外面的客室中去。我们在外室只

听到胡戴两人时断时续的狂笑声,只晓得胡对戴能得到蒋介石这样关心而感到高兴,

并多次称赞戴在"西安事变"中表现得很特别等。

约一小时左右,胡才辞出,陈质平送他到楼门口。我陪胡乘电梯下楼后,他在

我肩上拍一下说:"老弟!多辛苦点,上海很复杂。"接着他又问到我的姓名,并

记在他的笔记本上。出门时,他又叮嘱我一句:"要多注意点!"隔了两天,胡又

去看过戴一次,这次谈了两个多钟头,以后便没看到他再去过。

抗战期间,我在军统局任总务处长,便有机会经常和胡接触。他每从西安去重

庆,总是爱住在戴笠的曾家岩公馆。一九四四年,戴笠在神仙洞的公馆修好以后,

他便住在那里。有次戴不在重庆,毛人凤接到胡要去重庆的电报,便通知我准备招

待他,叫我把戴笠所用的吃的都要拿出来。我当时感到为难,因为戴笠看来很大方,

但有时却非常小气,特别是他用的吃的东西,是不大肯随便让人动用的。毛看出我

的心事,便向我说明,对胡宗南,戴比对自己的兄弟要亲得多,一定要我和对戴一

样招待,否则戴知道了,稍有不对,回来会大发脾气的,我只好照办。

过去,胡来访戴时,是由戴自己主持,我不大清楚,这次戴没在家,我只得天

天去看看,才发觉胡住在戴家便和住在自己家中一样,住了几天,几乎天天请客,

什么事都毫不客气地要照他的意思去办。以后久了,我才慢慢知道,不但在重庆这

样,凡是戴笠有公馆的地方,如成都、兰州等地也完全一样。戴笠有的,不但胡可

以随便享受,连胡的一些亲信高级官员如范汉杰、盛文等人,也都能够得到同样优

待。

我在戴笠身边几年间,每次看到胡来到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总是先和戴笠研究

一下准备向蒋提出的问题,并向戴打听蒋介石那几天心情如何,遇到蒋不痛快的时

候,便迟一两天去,以免碰钉子,当蒋高兴的时候,戴总催他快去。有次,胡刚下

飞机,一到戴的家中,便把他写给蒋介石的东西拿出来给戴看,内容我不清楚,只

看到戴一边看一边连着点头,赞好之声不绝,胡也表现出很得意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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