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候出问题，叫他们在决定动手的前一天先告诉我一声，我好同时布置杀杨杰和
陈复兴，并早作逃出昆明的准备。我知道安、谢两人中任何一人被杀，卢汉都会马
上和我翻脸而逮捕我或杀害我，因而我不得不先作打算。
至于对龙泽汇，我当时还不打算杀他，一方面我和他私交不错，另一方面因为
他与卢是亲戚，杀了他，我和卢不但发生正面冲突，也会使卢更坚决地倒向共产党
而痛恨国民党和蒋介石。我在回复毛人凤第二个命令时，也只说正在准备杀杨、陈、
安、谢四人。
毛人凤第三次来电催我赶快执行，我刚刚分别约见几个选定的凶手，并决定同
时进行的时候，突然得到卢汉准备去重庆见蒋介石的情报，我便又连夜分别通知他
们暂缓动手。因为昆明的手枪一响，卢汉可能不去重庆，这样我反而负不起这个责
任。两相权衡，还是以能使卢早日去见蒋介石更为重要。这样，解放前在昆明才没
有继一九四七年暗杀李公朴、闻一多先生后再来一次血案。
在卢没有去重庆见蒋介石之前，我在昆明表面上是暂时留下来和卢保持联系，
实际上我这个时期的活动较过去任何时期都紧张。和台湾联系的电台设在我家楼下，
我们日夜不停地保持接触。昆明方面发生的任何事情，特别是卢汉的一言一行，只
要能得到这类情报，几分钟后便可传到台湾。这时在昆明的一些公开特务机关的领
导人员，几乎每隔一两天便和我举行一次"公秘会报"（即云南站秘密领导单位与
公开特务单位的军统联合开会），交换彼此所得到的情报，研究对策，传达台湾方
面的指示。这种会报也比过去更秘密更紧张。
除此以外，我个人还得随时与驻在昆明的二十六军军长余程万、八军军长李弥
保持联系。李弥当时住在云南民族资本家王少岩家中，我去他那里谈问题很不方便，
他找我也目标很大，我们总是先用电话联络好以后，到偏僻马路上碰头，坐在汽车
上去商谈。
当时李弥由卢汉处借来一辆老式轿车，前后座位中间有一道可以活动的厚玻璃
隔起来，推紧以后谈话连前面的司机都听不清楚。有时为了更好地畅谈一下，他便
坐上我的汽车，由我亲自驶到郊外，更可没有顾忌。李弥当时的野心是想取卢汉在
云南的地位而代之，因他是云南人，蒋介石叫他回云南也有这个打算。所以他表面
上对卢很尊敬，而骨子里却老是想利用我多向台湾报告一些卢靠不住的情报，这样
他可早日如愿以偿。
当时我对余程万新娶的一个小老婆很怀疑，也曾对她进行过调查和防范。据余
程万介绍这个来历不明的姨太太时说，这是名小说家张恨水代他找来的。原来，在
抗日战争期间，余任五十七师师长，担任湖南常德城防。他这个师的代号是"虎责"，
所有官兵都佩带这两个字的臂章。张恨水去过常德，和余有一段往来，便写了一部
以余程万守常德为题材的《虎贲万岁》的小说。这位苏州小姐看过这本小说后，对
余异常爱慕，决心不顾一切委身于张恨水笔下所描绘的"虎贲英雄"，甘心充当他
的姨太太，和他秘密同居。我对她非常怀疑，怕她负有什么政治使命来策动．余程
万，因此暗中派人监视她，还告诉余的副军长彭佐熙留心她，要当心她到军部去有
什么活动。彭佐熙当时很想当军长，对这项任务他一点不放松。我鼓励他，一旦发
现问题，马上告诉我，好及时处理，军长一职还能不归他。
我除了做这些挑拨离间的特务活动外，有时还得做一些有关团结的工作。自李
弥回昆明后，余程万一直不痛快。因为余想由他负责云南军事方面的责任，不管谁
当主席都行；而李则想军政大权一手抓，彼此各有打算，各有背后支持的人，因此
两人面和心不和，相互猜忌。我对此非常焦急，怕他们之间不能很好地合作而影响
整个大局。为了使他们彼此谅解，我也曾费过不少唇舌。直到以后大家都被卢汉扣
押起来住在一起时，他俩虽结成了同生死共患难的异姓兄弟，但在个人利害问题上
还是各有各的打算。
当时台湾方面对云南站的情报活动很不满意，我每天都得抽出时间亲自从事于
这方面的活动。我用以活动的中心是余谦在护国路开设的乐乡饭店。这里有一批所
谓消息灵通而又与我有关系的人天天去那里打牌、抽鸦片烟和吃喝，主要的人物有
圭山区行政督察专员蒋子孝、曾任龙云秘书的刘公度、昆明商会会长邓和风、邮江
储金局经理李少阳、《朝报》发行人王公、医师王子输等。他们虽只能听到一些道
听途说的东西，但我却可以找卢身边一些比较亲信的人去证实和补充，主要的是省
政府秘书长朱景暄和卢的副官处长朱子英。
朱景暄和朱子英一向接近军统，也知道我找他们是有目的的。朱子英虽为卢的
亲信，但缺乏政治头脑。我知道他对卢的生活情况很熟悉，但我从不直接向他打听
卢的情况，总是以关怀卢的口吻和他聊天，从中得到了不少有关卢的情况。他曾把
卢汉与"边纵"的情况向我透露了一些。有次卢汉派他送武器接济"边纵"，他去
时不敢向我说，回来才告诉我。我说，你先说出来我也不会拦劫你，以后有什么都
可以先告诉我，我决不会使你为难。
另外我还发动军统在昆明的大特务、曾任警保处长的邱开基和代理国民党云南
省党部主委的裴存藩等，利用他们和卢过去的关系及昆明上层社会关系，去找一些
我需要的东西。这些紧张频繁的活动，无疑是完全针对着卢汉的。在这同时，我也
注意龙云在香港可能指示他的旧部在昆明进行活动。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卢、龙两人
合作起来，而希望加深他们之间的矛盾。他特别怕杨杰将军利用过去当过陆军大学
校长的关系，拉拢国民党高级军官，参加民革的军事活动，并影响卢汉，所以决心
要除掉他。
当时蒋介石表面上同意采取撤退中央在云南的机构和特务组织，以缓和云南人
民的反蒋情绪，实则准备以退为进，再抽调一部分兵力到云南加强控制。蒋介石对
当时云南的局势，只求暂时安定一下，所以不但对卢所提要求可以让步，甚至可以
迁就，只等有足够力量时才一鼓作气将卢逐走，完全把云南置于他的控制之下。
蒋介石的这些作法，卢汉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卢便尽量以地方不安靖为口实，
打起保境安民的口号，利用蒋介石抽调不出更多兵力来云南，而又希望保有云南这
一后方的想法，不断向蒋介石要求充实地方武装力量。蒋介石碍于形势只好同意把
保安团扩编为两个军。按照规定，国民党的军队中都要有军统特务组织，如集团军
的调查室或情报处、军的调查组或参谋处第二科、师的联络参谋等，部队自己不能
再成立什么特务组织。当蒋介石同意卢汉将保安团队扩编为九十三军和七十四军时，
我就去找卢，要在这两个军的军部内设立军统特务组织。卢虽然不能正面反对，却
推说军部刚成立，军长虽已决定，但有许多人事上的安排还没有就绪，可稍等一下
再派人去。我明明知道他在拒绝，但在那个时候也不好坚持。
不久，我听到昆明组向我报告，九十三军军长龙泽汇搞了一个特务组织，负责
人是过去在军统中工作过的名叫李世荣的云南人。李世荣正在设法把过去和他有关
系的特务拉过去，替他搞对中央的特务活动，主要目标是我和云南站以及二十六军、
第八军等。昆明组建议我把这个人逮捕起来秘密处死或解送重庆处理，如果卢汉或
龙泽汇发觉要人时，可以名正言顺地告诉他们，因为这个人是军统人员，这是执行
军统的纪律。
我考虑之后，决定不但不逮捕他，而且指示昆明组可以让他拉人去替他做工作，
以便摸清楚他们的情况。因为逮捕他或杀掉他，他们还得找别人来干，我反而弄不
清他们的情况，不如将计就计让他拉人进去。我当时最注意的是怕他们搞暗杀活动，
如不搞暗杀，只搞点情报，我可以编造一点真中有假、假里有真的东西给他们去骗
取信任。昆明组按照我的指示，让那两个被拉的特务去参加那个组织，随时把他们
的活动情况向我汇报，使我了解他们的情况。因为没有发现他们准备搞暗杀活动，
所以一直没有去惊动他们。
正在这时，我又发现有人拉拢设在我家中的无线电台报务员。这个报务员原来
是中尉，我把他连同他的妻子小孩安排到我家中后，便提升他为上尉。他夫妇都是
云南人，在昆明有不少亲戚。他的一个在云南部队中工作的亲戚，拉他去龙泽汇部
工作，并提升他为少校电台台长。按照规定，军统人员不能脱离军统组织自行另就
他业，因此我就不能客气了。当我叫人搜出委派他为少校的委任状后，马上把他逮
捕，秘密解送重庆囚禁。重庆大屠杀前夕，主管清理白公馆犯人的法官打电报问我
对此人应如何处理？我回电说，把他囚禁一个时期，惩罚一下就行了，所以在大屠
杀时才没有把他杀掉。
自上海、南京相继解放之后，国民党整个要垮台的形势越来越清楚，不少国民
党高级军政官员企图早点和共产党拉上一点关系，以便在解放后求得出路。有一个
叫张铿的坏分子，利用这种情况钻空子，冒充共产党的什么特派员在昆明进行活动。
卢汉手下一些高级幕僚如获至宝，都以能和他见一面为荣。这家伙也装模作样故弄
玄虚，卢汉手下的个别厅长、参谋长一类的人，还恭恭敬敬去拜访他。他要什么便
给他什么，后来甚至向卢汉要求拨一个营的兵力给他指挥，也得到同意。我听了暗
自好笑，因为张铿拉了一些不三不四的人做他的部下冒充共产党，这些人当中就有
云南站特务的外围分子或运用人员。他们把这一情况早就向我汇报过，我是在等着
看他们的笑话。不过我当时的心情却十分沉重，因为从这件事的分析中，可以看出
卢汉和他的几个部下确有反蒋投共的打算和决心，不然不会这样饥不择食而上坏人
的当。
最可笑的是，有天晚上，卢汉的省政府秘书长朱景暄（此人不是卢的亲信，过
去是汪精卫系统的人，所以和我很好），打电话要我立刻去他家，说有要事和我商
谈。我估计可能就是谈这件事。因为我接到情报，说卢汉的亲信不让朱景暄参与同
张铿联系，所以他想利用我来对付他们。我想，如果他和张铿见了面，他可能还会
瞒着我。我去他家后，他郑重其事地叫我的卫士坐在他家楼门口，说连他家的人也
不让上楼去。他把我领到他抽鸦片烟的房内，倒在烟床上，一边打烟泡一边告诉我：
昆明已有共产党的组织在活动，卢汉已派了代表随同他们的人去四川联系，问我知
不知道？我说我早就听说了，没有准备去惊动他们。他便向我建议，应当从二十六
军调一个团的兵力去包围他们，才能把保卫他们的一个营缴械而一网打尽。最后我
笑着对他说，用不着我派人去逮捕他们，迟早那些拜访过张铿的人会把他们抓起来
的。不久，卢汉果然发觉张铿是冒充共产党，把他们逮捕了起来。虽然这是云南解
放前夕发生在昆明的一个大笑话，但还是显示出云南人民渴望解放的心情。
忽明急暗的政治局势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蒋介石为了便于亲自处理西南问题，梦想以他个人的所谓
威望来保持西南最后一片土地，作为国民党反共反人民和争取美帝用实力援助的基
地，便由台湾飞到重庆坐镇。当时国民党的一些高级军政官员认为，过去八年抗战，
重庆始终能成为大后方，除了地形险要、兵源粮源补充容易外，还由于对这些地方
情况熟悉，易于控制，所以这时把最后一点希望又寄托在西南这个角落上。
蒋介石自抗战胜利后离开重庆，这还是第一次再度回到他抗日战争时期躲了七
八年的旧巢。重庆的一般国民党高级军政官员都非常清楚，重庆人民对蒋介石的再
度光临，只会更加痛恨，而绝不会加以欢迎。因为他过去许诺四川人民的许多事，
如修筑成渝铁路等，没有一件兑了现。为了对蒋介石表示仍然孝敬，重庆市长杨森
等，指使重庆的帮会流氓、袍哥大爷如田得胜、石孝先、唐绍武、冯什竹等出动他
们的徒子徒孙和兄弟伙，来了一次号称十万帮会分子的欢迎大会，在飞机场迎接这
位出身于青帮的老头子，演了一幕滑稽丑剧。
蒋介石当时最感棘手和最注意的，当然还是云南的问题。这时他最感苦恼的是
再也抽不出相当兵力来进行他的计划，最后只好采用所谓软硬兼施、恩威并用的政
策来对付云南。而这次硬也硬得非常可怜，他只能命令一个比较完整的二十六军包
围昆明，并叫一个在淮海战役中整个兵团被歼灭、只身逃出包围圈的李弥，把刚刚
东拼西凑而成的第八军，和驻在贵州的八十九军（军长刘伯龙）一齐向昆明方面推
进。在这同时，他还把昆明对外的航空联络线予以封锁，连几架破旧的运输机和客
机也全部撤离昆明，装出姿态迫使卢汉就范。
卢汉面对这种情况的确费了一番心思。我从他的亲信副官处长朱子英口中得悉，
卢连着几天都在彻夜苦思焦虑，香烟头堆满烟灰缸，由此可以看出，他对当时局势
的应付很费苦心。特别是蒋介石接卢汉去重庆的专机停在机场上等着起飞的时候，
据说卢几乎通宵不眠。不去，很可能要打一场，硬打不是很有把握，况且云南地方
要遭到战争的蹂躏；如果马上宣布起义，解放军离云南还有相当路程，不能立刻得
到支援；但是去重庆，又怕蒋介石翻脸不认人。谁都知道，这人是什么好话都说得
出，什么坏事都做得出的。当卢汉正在犹豫不决的时候，蒋介石为了使他释去疑虑，
最后特别把蒋经国派到昆明当面劝驾。
蒋经国一到昆明时，正遇上昆明学生和群众三万多人举行"反蒋反美"的大规
模示威游行。他一再问我："云南会不会马上出问题？"我再三安慰他不会马上发
生问题，如果真的到了局面无法挽回的境地，我不会等在昆明当俘虏。他最担心飞
机场控制不住，没有法子再坐飞机逃走。我告诉他，二十六军还有几辆坦克车，万
一有事，至少可以用坦克车送他离开云南到贵州去，他才放了心。
九月五日是昆明最紧张的一天，一大清早，余程万便派副官接我到他的军部去。
这时，留在昆明的一些特务，都带着二十六军和云南保安司令部两枚不同的证章，
以便万一双方发生冲突时，见到二十六军的部队便说是二十六军军部的，遇到云南
保安团队又可以说是保安司令部副官处的。当我到二十六军军部时，知道从九月三
日起该军官兵便一律禁止外出，几门小钢炮也擦得干干净净，炮衣业已卸去，炮口
正对着五华山卢汉的办公处，炮弹一箱箱的都搬了出来，部队已作好一切战斗准备，
战事大有一触即发的可能。
当时昆明全市人民也都惶惶不安，市面上争购柴米菜蔬之风大起，家家都在作
准备，怕一旦枪响买不到东西。我特别派了刑警大队长周伯先坐在朱子英家中等消
息，因周为朱的连襟，他们之间是无话不谈的。直到九月六日，周在电话中向我报
告，卢汉已决定动身去重庆，我才松了一口气。当时人们紧张万状的情况虽然缓和
了一些，但卢的部属却又在担心，一旦蒋介石将卢扣押在重庆，昆明方面还得有一
场混乱。所以在卢去重庆的三天中，表面上是缓和了一些，而骨子里却更加忙碌。
重庆通昆明的长途电话，不断报道卢在重庆的情况。二十六军的备战状况并没有改
变，保安团也还是扼守要点，没有放松警戒。
直到卢汉于九月九日由重庆专机安返昆明，情况才马上改变。但平日活动积极
的民主人士，知道卢能安然归来，必然要执行蒋介石的命令，在昆明来一次镇压，
因此许多人纷纷忙着作暂时离开昆明躲避一下的打算。果然，当卢的专机刚刚降落，
紧接着降落下来的另一架专机，便送来了蒋介石和毛人民所派遣的保密局西南特区
区长兼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徐鹏飞），他还带领着一大批特务。
解放前夕，在昆明所发生的一次最大规模的四百多人被捕的"九九事件"，便
紧接着发生了。徐远举和大批特务由我接到我的家中后，连茶都没有喝一口，便马
上执行蒋介石当面命令他办的第一件事：逮捕杨杰和陈复光，由原机解回重庆处理。
至于早先毛人风命令我在昆明暗杀掉的几个人，则暂不逮捕，也不对他们再有什么
表示，以免使卢汉面子过不去。当徐远举和我带着特务赶到杨杰家中去捕杨的时候，
却扑了一个空，原来杨杰正好在徐远举下飞机时，搭上当天才恢复的中航公司班机
飞到香港去了。徐远举急得跳脚大骂云南站人员不负责，没有做好监视杨的工作，
使得蒋介石当面命令的事没有办到，无法复命。
当特务们正在杨家抄查时，陈复光却送上门来，他是受杨的嘱托来料理杨的家
务的。过去监视过陈复光的特务一眼认出了他，便连同他所乘坐的吉普车一同扣留，
把他带到我家中审讯。这时，西南区的特务们正在我家楼下对杨杰的副官进行刑讯。
杨的副官经受不住手摇电话机改成的临时电刑的痛苦，发出凄厉的惨叫。陈复光在
楼上客厅里听到陈的惨叫，身上发抖，坐立不安。当徐远举厉声追问他，杨杰是怎
样走了的时候，他说是由民革云南另一负责人朱剑飞代杨购好去香港的机票，并用
朱的汽车接杨送到飞机场的。
当天下午，卢汉用云南绥靖公署主任名义，发布解散省参议会、查封昆明报刊
的布告。布告里说，参议员半年以来的发言和决议，不但不遵守规程，而且越出常
轨；多数报刊，投机取巧，推波助澜，为共产党张目，扰乱社会人心。这个布告还
说，许多报刊制造云南要解放的谣言，如果不是他飞渝解释，舍身救乡，昆明将先
成灰烬，全省亦必遭兵祸浩劫。
卢汉布告发出之后，紧接着省政府总务处的一个科长带了省府警卫大队一排士
兵，到莲湖公园省参议会把正在开会的参议员撵走，把该会所有档案文件印信等一
起带走，将大门贴上省政府的封条。同时，卢汉亲自下了一个手令交给徐远举，逮
捕副参议长杨青田，参议员马怕安、马跃、金汉鼎、李群杰等二十多人。当晚便开
始了大规模的逮捕，并查封正义、观察、大观楼、复兴、现代、朝报日刊等几家报
馆和各报所设的广播电台。逮捕进行前，先由徐远举、沈醉出面，约集昆明警察局
副局长李智正。宪兵十三团团长王栩、昆明警察局刑警大队长周伯先等人开会，说
明卢汉已接受蒋介石命令，同意在昆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镇压，务必认真彻底执行。
当晚的搜捕，经商定由宪兵、警察配合刑警大队特务，分组分途出发。每组以
宪兵、警察数名及刑警大队队员一名组成，先逮捕卢汉手令中所指定的二十多名参
议员。其余的员警分为三部分，一部分查封几家报馆，逮捕报馆员工，一小部分查
封广播电台，大部分则去云南大学、师范学院、南箐中学、五华中学等学校搜捕师
生员工。
当晚十时起宣布戒严，由昆明警备司令部率领保安团担任全城警戒。大规模搜
捕开始后，由沈醉、李智正、王栩、周伯先等分赴各处察看进行情况。保安司令部
参谋长谢崇文也赴各学校和许多地方察看。全城交通断绝，马路上也布上铁丝网，
军用电话也在各重要地区架设起来，真是如临大敌一样的紧张。
搜捕通宵达旦地紧张进行，直到天已大亮才停止下来，宵禁才解除。整个昆明
一夜功夫被弄得乌烟瘴气，家家不宁。天亮时，警察局看守所十多间房间都挤得满
满的，一夜之间逮捕了三百八十多人。其中以报馆职工最多，因他们都是在夜间工
作，所以每一报馆的编辑、校对、排字工、印刷工和学徒都一起被抓了来。二十多
名参议员也只有几个没有逮捕到。
第二天仍继续搜捕，规模虽较小，却是不分日夜在进行。十日上午，徐远举亲
自率领大批宪兵、警察、特务，赶到昆明西郊海口五十三兵工厂，配合该厂警卫稽
查组特务按照该组所开列的黑名单，逮捕了该厂进步工人和职员三十多名。其余的
地方如J；；滇、滇越铁路警务处的特务，也逮捕了铁路方面的进步职工十多名；第
四区公路局和第四运输处的特务也逮捕了在公路局和运输处工作的员工二十多名；
由刑警大队在各处逮捕的嫌疑犯更是不少。
由于没有在昆明将杨杰逮捕到，和两三天紧张的搜捕中没有逮捕到共产党在云
南的负责人，蒋介石很不高兴，又叫保密局局长毛人凤亲自到昆明主持继续搜捕和
镇压的工作。十二日上午，毛人民又带着保密局西南特区副区长周养浩（沈养斋）、
保密局贵州站长兼贵阳警备副司令陈世贤、保密局高级法官徐钟奇和随从人员，乘
专机飞抵昆明。毛人凤对上次搜捕工作极为不满，认为事前没有组织好、准备好，
所以没有成绩。他到昆明后，马上决定成立一个临时指挥部，一面继续搜捕，一面
连夜进行审讯和清理工作。
指挥部由昆明市市长兼警察局长曾恕怀任指挥，由副局长李智正和宪兵团长王
栩任副指挥，负实际责任。指挥部之下设行动组，由沈醉、周伯先任正副组长，担
任搜捕工作；以陈世贤、周养浩为审讯组正副组长，并请朱子英担任总务组长。指
挥部设在环城东路原任昆明警察局长、军统特务王巍的家中，每天由毛人风亲自主
持会报一次。
在毛人风亲自领导下继续进行了将近一个月的搜捕工作，前后共逮捕了四百多
人，但始终没有逮捕到一个中共云南负责人，也没有能破获中共任何组织，只捕到
民革方面几个负责人，这使得毛人风非常懊恼和失望。他一面埋怨云南站过去工作
没有做好，使得他亲自出马也没有收获，不能在蒋介石面前表现自己的能力；一面
认为在被捕的四百多人中，只要肯下功夫，总不难找出一点中共方面的线索。所以
他便下令，指挥部只能逮捕人，不管什么嫌疑都可以抓，但绝对不准释放与保释被
捕的任何一个人。
这样只准进不准出的办法，使得警察局看守所便无法容纳了。一间两丈见方的
房内挤了四十多人，连坐一下都得轮流着，更谈不到睡的问题。十六日以后才决定
把一大批人移送到钱局街云南模范监狱囚禁，并对被认为嫌疑较重的人，特别是对
几个被认为与中共外围组织有关的人，进行了多次酷刑拷问，可是始终没有发现一
点线索。毛人风仍不放松，还希望慢慢地从被捕的人中清理出一些与中共有关的人
来，以便进一步扩大搜捕。
大规模的逮捕、严密的审讯和清理工作，仍没有达到毛人民的理想，于是他便
研究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后来从许多事实得到证明，原来是卢汉采取权宜手法，不
是认真执行蒋介石的严厉镇压云南民主爱国运动的命令。卢表面上同意逮捕有关人
员，而且还下手令逮捕了二十多名平日反对他的参议员，实际上是先来个打草惊蛇，
有意识地放走一批重要人员。卢在下令逮捕参议员时，他先派人去查封省参议会；
未搜捕云南大学与师范学院前，先派人通知学校当局作准备，以致一批过去列入黑
名单的进步学生均闻风先行逃避。特别是在逮捕开始前，卢先将军统大特务邱开基
扣押起来。邱为云南人，曾任云南省警保处长，平日对昆明社会情况最熟悉，认识
的人多，卢怕他在这个时候出来乱说话，所以先把他扣押起来。毛人凤亲自从卢的
秘书长朱景暄、军统特务曾任昆明市长的裴存藩等人口中，以及从徐远举、沈醉等
的报告中，肯定了上述情况后，便向蒋介石详细作了报告。蒋马上又加派徐永昌、
肖毅肃两人到昆明察看，想进一步加强镇压工作，并设法对付卢汉。
毛人风多次和我研究的结果，是扩大云南站组织，要求卢汉同意在云南绥靖公
署内成立一个保防处，由云南站站长沈醉兼任处长。保防处下设秘书、参谋、督察
三个室，和业务（主管情报与逮捕）、侦讯、总务三个科，一个特务队，和学运、
工运、邮电检查、航空检查等组；另外还在昆明、保山、蒙自、开远、昭通、沾益、
新平、思茅、普洱等处设立保防组，以便利用公开名义来镇压云南人民。
当毛向卢提出这一意见时，卢以经费困难为理由想拖延时日，毛马上答应全部
经费由保密局负担，只要求卢同意给予这个公开名义。卢不得已只好答应，并允许
津贴保防处特别费每月三千元云南半开硬币（云南半开硬币当时每二元半左右合一
银元）。保防处便于一九四九年十月一日仓促成立，临时由毛人凤从重庆、贵州等
地抽调了近两百名特务赶到昆明，还调二十多部电台与大量美造手枪，兼程运昆。
这个公开特务机关从十月一日成立后，便匆忙进行布置，直到十二月九日云南和平
解放时，刚把在昆明的一些单位成立起来，还没有达到毛人民的理想要求，便全部
被消灭了。
毛人凤在昆明的阴谋活动
毛人凤于一九四九年九月十二日由重庆到昆明后，一直到十月十三日为止，在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中，他是用尽全力策划如何去完成蒋介石集团确保云南，使云南
成为大陆上最后一片反共基地的任务，并企图以血腥手段来加强对云南人民民主运
动的镇压。他刚到昆明时，先是住在巡津新村裴存藩新建的一所西班牙式的华丽住
宅中。他住了四天以后，感到住在裴家对他的活动很不方便，恰好当时我的家眷已
送往重庆，房子很空，加上楼下设有直通台湾的电台，便于十六日搬到我的家中，
一直住到离开。所以他这段时间的种种阴谋活动，我能了解到一些。
毛人凤搬到我家的第二天就问我："朱惠清的事情传达了没有？"我说局本部
的通报已看到了，因为太忙，还没有普遍传达，只和几个单位的负责人谈了一下。
他便说："还是让我亲自来传达。"朱惠清的事情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值得毛人凤
这样重视呢？
原来是一九四九年八月间，黄绍宏等四十四人在香港联名发出了一个题为《我
们对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认识与主张》的声明，主要内容是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愿为建设新中国而共同努力，并对蒋介石反动派祸国殃民的罪行加以痛斥。蒋介石
得到这一消息，把毛人凤找去大骂一顿，说他事前没有做好防范工作，命令他立即
派特务去香港务必把几个领头的暗杀掉，以显示他还有力量控制，以免再有人效尤。
蒋同时派一些人去香港进行劝阻，并对其中一些国民党的高级军政官员作开除党籍
与通缉的处分。
毛人风正在急急忙忙准备在香港搞一次大规模的暗杀时，突然听说这四十四人
中的朱惠清，因为过去是军统大特务，虽参加了这次通电起义，但是没有得到北京
方面的邀请，其他四十三人都将去北京。朱一个人感到进不能进，退不能退，万分
惶恐。毛人凤对此极为高兴，马上报告蒋介石。蒋介石也认为这是一件值得重视的
好事，应当立即向所有特务们传达。蒋非常得意地指出，说他过去向军统特务们讲
话时就说过，除了跟着他反共到底外，当过特务的人是没有别的路可走的，共产党
是一定要清算这些人过去的反共罪行的。毛人凤便把这一指示，用特急电报发到昆
明，我当时非常忙，没有时间按照指示向每一特务进行传达。
九月十九日上午，毛人风要我通知昆明各公开特务单位和云南站一些特务，集
合到王巍家中，由他亲自进行传达。他说了一大套陈词滥调，滥事污蔑共产党，对
到场的人大肆恐吓，说军统特务一定要反共到底，只能反共到底。当时许多人都信
以为真，最后还激昂地喊了几句坚决拥护蒋介石反共到底的口号。
毛初到昆明，满以为可以一帆风顺、随心所欲地进行工作，不料住上几天以后，
才知道并不那么简单。他本来只打算在昆明住几天，把工作布置一下就走，而情况
的变化出于他的意外，这才不得不继续留下去。当时使他最为丧气的是，不但在
"九九事件"中没有捕到中共在云南的负责人，更没有破获一部地下电台，连最起
码的杀几个人来镇压一下都不能称心如意地办到。他虽然天天背地里骂卢汉，可是
还不得不耐心地和卢汉去周旋。
当他发觉卢的思想很动摇、没有坚决反共反人民到底的决心时，便向蒋介石建
议，应及早撤换卢汉，'至少也应当剥夺卢在云南的军权。他认为卢不可靠，迟早
必反。蒋介石当时却一直听从张群的意见，认为卢不会投向共产党。蒋介石身边的
几个要员，如徐永昌、肖毅肃以及肖化之等，也都认为从卢本人生活和家庭关系上
来看，他没有投向共产党的可能。因为卢在生活方面不但很讲享受，连两个儿子都
人了外国国籍，并且已把家眷送往香港，在国外存款很多。但毛人凤从他亲自在昆
明了解到的情况来判断，却一直认为卢很有可能反蒋投共。
蒋介石以为凭自己的威望可以使卢对他忠诚到底，便于十月二十二日由重庆飞
赴台湾之前，特绕道昆明。蒋经国则先两天赶到昆明预为布置。蒋经国一下飞机，
就急于找毛人凤、徐远举和我三人，打听卢汉会不会突然变卦，也在昆明来一个
"西安事变"式的行动。我们向蒋经国介绍了当时卢所能掌握的兵力和中央在云南
的兵力，以及在云南的人民武装力量等等情况，告诉蒋，我们认为卢汉不会轻举妄
动，蒋介石来昆明，安全没有问题。随后，蒋经国传达蒋介石的指示，一定要等他
的专机到达昆明上空之后，才通知卢汉去机场迎接，事前千万不能告诉他，以防万
一。他同时传达了蒋介石的另一指示，说目前对卢汉只能争取，不能刺激，一定要
想尽办法把他稳住，不过同时也要马上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必要时把他干掉。他
说，蒋介石也认为卢汉这个人是靠不住的，迟早会背叛。
蒋经国还一再问我，在昆明干掉卢汉有没有把握？我说，干掉一个人不是说干
掉就能干掉，特别是像卢汉这样有大权在手的人，要干就得一次成功，不能打草惊
蛇，所以需要有周密的布置和勇敢的行动人员，才有把握。他便吩咐毛人凤，我要
钱要人，都要满足要求，不能打折扣，因为这是关系到保留云南这个作为反共基地
的大问题。
二十二日上午九点钟左右，毛人风、徐远举和我三个人到飞机场空军第五军区
副司令沈延世的办公室等候。蒋经国随后也来了。沈延世指挥地勤人员作好准备，
电台随时收听重庆和蒋介石专机发出的电报。
当时蒋介石有如惊弓之鸟，生怕他的行动被解放军发觉，特别害怕在空中被拦
击，所以他不敢事前透漏他要去的地方。他规定他的专机一起飞，几个大城市的飞
机场都得作好准备，不断呼叫联系，可是谁也不知道他要在什么地方降落，谁也弄
不清他的专机飞行的航线。他的专机只收听他要去的地方发出的呼叫，专机上不作
回答，一定要等到专机快要飞到那个地方的时候，才通知那个机场作好他的专机降
落的准备。
我们一直等到快十一点还没有一点消息，都以为他不会来了。可是蒋经国说一
定会来，因他昨晚还用暗语和重庆用电话联系过。果然在十点五十分，专机上发来
要昆明机场作好专机降落的准备。这时，蒋经国才打电话给卢汉，说蒋介石去台湾
时，临时决定在昆明停留一下，想和他见见面，希望他马上到飞机场来，不要告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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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点半，专机降落，机舱门刚一打开，舷梯还没有推到门口，蒋介石已站在
那里向两边张望了。他看到我按照过去规定，把左手拿报纸的大批便衣特务已经布
置在机场周围，才从容走下飞机。我们几个人跟在卢汉后面走过去向他敬礼。他只
和卢汉握了握手。对我们点了点头，鼻子轻轻地哼了几哼，以示答礼。在从飞机走
向汽车的一小段路上，蒋介石回过头来对我说："你在这里要把同地方的关系搞好，
有事多向卢主席请教。"我回答："是。"当时我真佩服他这种两面派的手法，一
方面叫蒋经国要我作好暗杀卢汉的准备，而当着卢汉的面又叫我有事要多向卢去请
教。那次蒋介石在昆明虽只停留了两个多小时，吃了一顿午饭便匆匆走了，但此行
说明他当时对云南特别重视。毛人凤在飞机场没有和他谈话，只与蒋经国商谈了一
下。
蒋介石到过昆明以后，卢汉的态度仍没有多大改变。毛人风背地里一直埋怨老
头子（指蒋介石）越来越糊涂，听信张群的话，不重视他的意见。可是他并不因此
而灰心，他下定决心要使卢汉分担一大笔血债，企图使卢两手涂满鲜血以后，不能
再动摇，没有办法再转变，只能跟着蒋介石顽抗到底。
当毛人凤听说卢汉曾在昆明南屏街中央银行门前，连续枪决过挤兑伪钞的人的
情况时，便连声称赞这种作法很高明，认为卢喜爱杀人是志同道合的朋友。他决心
要把"九九事件"中所逮捕到的人借卢的手进行一次大屠杀，既不打算解送到重庆
去处理，也不准备采用过去军统所常用的一套秘密处死的办法，而一心想借卢的名
义公开执行枪决。他最初打算把逮捕到的人枪决一半，便去找卢商谈，先试探一下
卢的意思。他从卢处回来后告诉我，卢认为杀一半太多。他还笑着说："没有想到
这位爱杀人的朋友居然会发起善心来。"这时他决定再减少一半，杀一百多人。
为了赶忙拟定罪名进行屠杀，毛人凤亲自和保密局法官徐钟奇，从九月二十日
左右开始，连续日夜工作，往往工作到深夜还不休息。当时被捕的那些人，不但没
有什么证据可以按照反动法令判处死刑，有的甚至连问都没有正式问过一下，便被
拟出了罪状。特别是对卢下手令所逮捕的二十多名参议员，几乎全部列人死刑。参
议员中回族首领马伯安，在狱中写的感怀诗，其中有"问罪莫须有"这样一句，便
被指为诬蔑政府、煽动犯人暴动的罪名，要处他死刑。毛人风指示徐钟奇，对准备
处死刑的人，只要根据国民党的杀人法令，给他拟上一条就行，反正不给他们上诉
的机会，而是以军法从事。因此，对于准备处死刑的一百多人，每人只写了几十个
字的"罪行"，末了却都有"拟于枪决"四字。他满以为这样做就算办过了公开杀
人的法律手续，卢汉会同意他所拟的判决书，在上面批一个"可"字，他便可以公
开在昆明进行一次大屠杀。
约在九月二十五日前后，毛人凤第一次正式把一份判处一百多人死刑的名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