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业，过去搞的生意都要停止。以后除了由保密局办的"三有公司"外，个人均不
得以任何方式和用亲人的名义去人股经商，一经查出，便以违犯纪律论处。他还谈
到，今后在工作上不能对外循情，要求所有特务一心一意为蒋介石尽忠。
我当时心中有数，一定是他那个报告得到了蒋介石的批准和赞扬。那个报告中
还有我没有看到的问题，也通过他那次谈话露了出来。从那以后，在保密局外勤站
长的调整中，开始将一些兼有公职的大特务站长的职务免去。许多特务在胜利后都
在偷偷搞投机生意，戴笠在世还有所畏惧，戴死之后，这些人几乎把军统工作放在
次要地位，而主要是抢劫敌伪物资和大做投机生意。
毛人风针对这些问题来讨好蒋介石，自然引起不少人的反感。许多人在背地里
谈论开来，都认为毛不主张特务多兼公职是由于他自己的出身关系。他没有军校的
学历，公开职务也只当过县政府的秘书，所以他在抗战胜利前，军统内勤特务都急
于搞任官任职的手续时，他却不愿搞。因为他尽管平日也说过他在黄埔三期住过几
天，以后便离开了，想以此说明自己也是黄埔学生，但谁也不承认他这一关系，他
也不能利用这个出身。同时他老婆做的生意不少，当然用不着他来出面了。
其实他那种讨好蒋介石取得信任的方法，连他自己也不能做到，一些规定不久
也陆续改变了。如新提拔起来的一些省站站长，都是他认为最忠实可靠的特训班毕
业学生，像重庆站长吕世琨、贵州站长钱雳林、西康站长董士立......等，都是临训
班毕业的。而一些担任公开机关职务的像重庆稽查处长罗国熙、绥靖公署二处处长
徐远举、贵阳省会警察局长东方白、警备副司令陈世贤等人，都是军统老资格，那
里肯接受这些后辈的领导。不到一年，毛人风只好改变办法，仍由一些公开单位负
责的大特务兼任省站站长，统一领导各省的工作。
雷厉风行闹了一阵不准特务兼营商业的命令也不再提，事实上谁也不肯听从这
一命令。毛人凤曾几次动员我首先作出榜样，把在长沙经营的生意停下来，并准我
一个月的假回去料理。我到了长沙，不但没有照他的做，而且还与湖南站长黄康永、
长沙警察局长李肖白等集资做了更多的生意。其他各地的情况也大都如此。他知道
了也只要求不要太明目张胆，不要让人向蒋介石那里去检举，也就不再过问了。
蒋介石听到他的建议后，却信以为真，认为经过他几次三番整顿以后，的确比
过去好得多了，还当面夸奖过他。他回来虽然很高兴，但也常常表示有隐忧。因为
他自己非常清楚，这是在欺骗蒋介石，好在那时是元官不贪，官官相护，谁也不会
在这些问题上来找特务的毛病向蒋介石去告发。纵然有些人知道特务在搞生意，而
他们也会毫不掩饰的坦自承认，甚至请人帮忙，因为只要加上一个这是"工作上的
掩护"名义，谁也不再过问了。
对权贵的拉拢和运用
毛人民拉拢豪门权贵的手腕可说比戴笠更肯下功夫。戴笠由于长期以来得到蒋
介石的信任，越来越骄横跋扈，许多权贵与他往来都有三分畏惧，十几年间树敌不
少。毛人凤在这一点上与戴笠的作风却大不相同，因为他和蒋的关系不深，在反动
政权中资历很浅，所以处处学郑介民和唐纵的办法，决不轻易得罪人。
当时在蒋政权中最得宠的陈诚，一向是讨厌军统和戴笠的，戴死后，他更想趁
机打击。毛人风对这样一个劲敌，的确花了不少心思。陈诚的个性那么强，也特别
骄横，要想化敌为友，实在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抗战期间，毛人风和陈诚同住在军统局局本部隔壁的杨森在重庆的房子里。他
们每天进出见面的时候，尽管毛很客气有礼貌地向陈打招呼，陈总是要理不理的看
一下，彼此极少交谈。戴死后，陈比过去更有权势。有次他在重庆军委会大礼堂讲
话时，公开把军统骂了一顿，并说像军统在抗战期间搞的那些游杂部队比土匪都不
如。毛人凤听到这些话，长长地叹了几声，深深地感到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从那
以后，他便决心要想尽一切办法来缓和陈对军统的恶感。他除了低声下气去请教之
外，更托杨森去和陈拉关系，可是收效仍不大。陈诚到南京后，照样对军统进行过
公开的责骂，但以后突然间一下改变了态度。陈和毛竟然往还得很亲密，这中间有
这么一个过程。
戴笠在世的时候，公开和陈诚作对，但彼此均为蒋介石的亲信，谁也奈何不了
谁。有次邮电检查所查到一封信，是在陈诚六战区长官部工作的几个军官和在重庆
的陆大同学联系。他们有一个很天真的想法，认为蒋介石本人是非常想把中国弄好，
可惜被一些贪官污吏和昏庸老朽所包围，所以才把中国弄成那个样子，便联合一些
人想发动一次军事政变，来一次"清君侧"的运动。他们愿意忠心耿耿拥护蒋介石，
希望这个独夫能把中国治好。
本来这样一个情报和线索，不值得大搞特搞一番，一般情况下只是注意一下他
们的言行，看有没有什么发展，再作决定。因为这些人都不是带兵官，大都是些幕
僚人员，一共又不到几十人。最初这件情报还没有送给戴笠去看，只由毛人民照例
批了"继续侦察，予以监视"几个字便算了。有天中午吃午饭时，毛人凤听到戴笠
在谈有人对何应钦等不满意，便拿这件事作为笑话一样讲了出来，引得当时在场的
许多人都笑了起来。戴笠一听有第六战区的人在内便特别注意，决心要借此小题大
做一下，马上叫毛把这一案卷送给他去看，并下令严密注意搜集证据。
但是过了好久，一直到陈诚调任远征军总司令时都没有新的发展，大家都慢慢
地忘记了这件事。后来，云南站方面又从远征军总司令部方面得到有关这个小组织
的一些材料，才又引起戴的重视。后来云南站弄到这些人的一份组织章程和一些行
动计划。戴一查原卷，还是这几个人，都是从六战区调到远征军总部去的。其中最
使戴注意的是在这些人当中有一个是陈诚的亲戚，这一来他就有话好讲了。他一面
签报蒋介石，说这些人准备发动兵变，一方面向何应钦等暗示陈诚系统的干部要对
许多高级将领进行暗杀。
蒋介石初尚犹豫不决，但在戴笠的挑拨离间下，加上许多终日在蒋介石身边的
人也从中进言，这样才由蒋介石下了手令给陈诚，要他把这几个在远征军总司令部
的人交出来，送到重庆审讯。陈为了洗清自己，不得不叫他的特务头子张振国把这
几个人扣押解送到重庆交给军统。在此同时，军统也把在重庆的几个有关的人一起
扣押。
当这些人被送到中美所后，戴笠亲自连夜审讯。当天下午军统司法科科长毛惕
园（又叫毛第元），向我要汽车到中美所，我正有事要下乡，便和我同车前往。一
路上他向我谈了有关案情，我也很希望能把这个组织的阴谋弄清楚，把指使的陈诚
弄下台，好为军统显示一点力量。可是隔了几天毛惕园再向我要车时，我问他进行
得怎样，他摇了摇头说：戴亲自问过两次一直没有结果，现在交给他去办，还能有
什么办法。
这几个人被秘密地分开囚禁在中美所内的警卫大队部很久，毛人凤还叫总务处
给他们买过一两次日用的东西。审去审来，他们就是不肯承认是得到陈诚的指示，
而只承认是他们自己发起的。由于证据不足，也无法签报蒋介石，这案便一直拖到
戴笠死后还没解决。
当陈诚极力打击军统，毛人风感到这人连戴笠也没法对付得了而一心想改变态
度去巴结的时候，忽然想起这件事来，便立即签报蒋介石，替这几个人翻案，用来
讨好陈诚。当时表面上是说为了清理积案，要把他们交给军法局公开处理，实际上
等蒋介石一批准，便把他们释放了。这几个人关了三四年，最后成了毛人凤讨好陈
诚的本钱，果然不久以后陈诚的态度有了改变。毛人风也趁机去见过几次陈，向陈
表示愿意听从陈的指示。
当时不少特务对毛这种卑躬屈膝去求人，便在背后说他的闲话，而他却以能打
通这一难关而沾沾自喜，常向一些大特务表示他的才能。以后陈诚当东南军政长官
时，还主动提出把保密局一个最庞大的外勤单位技术总队的全部经费由他负担，还
特别对保密局人员迁逃台湾给了极大便利。一九四九年春天，我在上海时，毛人凤
还对我说过，要不是他设法把与陈诚的关系改变过来，保密局那么多的人和物资迁
去台湾真不知要遭到多少困难呢。
戴笠生前的一些人事关系，毛人凤也想方设法把它继承下来。他为了讨好何应
钦，除了把美帝送给戴笠的四辆新式小轿车恭恭敬敬地送何一辆外，还多方面找机
会去拉何的关系。我于一九四八年去云南当站长时，他一再叮嘱我要多与何的侄儿
（实际上是何的过房儿子）何绍周联系。何绍周当时是云南警备总司令，与云南主
席卢汉一直闹摩擦，他企图赶走卢汉由他兼省主席。我去昆明不久，便了解到这一
情况，即写信向毛报告。他回信给我叫我应当多方支持何的这一计划。何也满以为
有靠山，又得到军统的支持，他当主席的梦不久便可实现。
当时有几个成天陪何绍周去打猎的云南方面的要员，他们虽然是卢汉的老部下，
可是也同样支持何。我们在野外打猎后休息时，便无话不谈，公开讨论如何进行倒
卢的计划，甚至连人事上都预先作好安排，准备用什么人当首府秘书长，什么人当
民政厅长等。当时云南警务处长李毓桢是军统老特务，毛也要我联合他一同暗中倒
卢。李因为自己是云南人，对何那种不顾一切滥肆搜刮有点不愿意，还劝我应多与
卢联系，不要参加到何卢两人的斗争中去。我据实告诉了毛以后，当云南警务处扩
大为云南警保处的时候，毛便向唐纵提出警保处长一职不能再给李毓桢，唐同意了
这一意见，而发表了反对卢的云南人邱开基为警保处长，将李降为副处长。何绍周
去南京见何应钦时，毛人风特地设宴招待何绍周，并表示过一定竭力支持他当省主
席。结果由于蒋介石不同意，使他白费了一番心思。
军统在贵阳办的一张报纸，有次提到何应钦是贵州第一个大财主，何知道了非
常气愤，立刻打电话找毛人风去询问这一情况。毛听了急得要命，马上下令把这张
报纸停刊，并将贵州省站站长兼保安司令部情报处长周养浩免职。当毛把处理情况
向何报告时，连何也感到处分太重，而有点过意不去。当时多少军统特务在背地里
骂他过分迁就这些权贵们的时候，他还公开提出要求特务们不准再有类似的事件发
生，以免增加他的麻烦。他不止一次对人说："连委员长都看得惯的事，我们又何
必去这样得罪人。这对我们有什么好处？"特务们了解他这一作风后，都以此为戒，
再也不敢去触动这些权贵们一下，怕惹出岔子受到严厉的处罚。
毛人风得到蒋介石的信任，击败比他资格老、威望高，而且长期得到蒋信任的
郑介民，这与他讨好俞济时和蒋经国这两个人是分不开的。他对俞济时开口"侍卫
长"，闭口"侍卫长"地叫个不停，见俞时的态度和语气完全像部下对长官一样。
俞对毛有好感，肯替他在蒋介石面前说好话，一方面是由于毛会巴结，又是浙江同
乡关系，而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毛能投俞所好，不断向俞馈赠贵重礼物，俞也一
向把这个单位看成是他生财有道的地方。
郑介民假惺惺地冒充廉洁，自己一向不出面搞钱，却指使他老婆出面，可是钱
一到她手中，便再也不肯拿出来，所以郑介民得不到一滴油水。他自己也不敢把军
统财物拿去作私人应酬。毛人风虽然同样利用老婆出面搞钱，但这个女人比郑介民
的老婆厉害得多。她是受过训练的女特务，曾做过殷汝耕的工作。她和毛人风结婚
后，对毛在工作上有不少帮助，不像郑介民老婆常常给自己丈夫帮倒忙。她为了使
毛能往上爬，便把她贪污来的钱替毛活动，对俞济时送礼往往是由她去出面。她常
常功别入学她，说："要想偷鸡，也总得撒一把米当本钱。"
毛人风对蒋经国也下过不少功夫。他知道对这位"太子"不能像对俞一样花点
钱可以打通这条路。他还是和戴笠一样叫军统中留俄的大特务王新衡等去联系。蒋
经国的野心很大，随时都在作继承父业的准备，毛便在这方面来投其所好。一九四
八年蒋经国奉父命去上海主持推行金圆券平抑物价彻底搜刮人民财产时，毛曾下命
保密局在上海的所有单位和每一特务都要倾全力来帮助执行这一任务。他自己还经
常赶到上海为其提供情况和策划，处处想法讨好。蒋经国为了要树立威信，准备扣
押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的儿子杜维屏的时候，毛害怕弄得不好下台，曾进行劝阻。
但蒋经国认为此人不办，局面无法打开，坚持自己意见，毛只好同意他这一做法。
结果杜维屏被扣押后，问题弄得很僵，毛又从中为之多方奔走，最后弄成虎头蛇尾，
蒋经国还埋怨特务们没有尽到全力支持。
一九四九年九月间，蒋介石去昆明的那天，我和毛人风先去机场布置。蒋经国
先来了，我看到毛在休息室中对蒋经国那种低三下四的神气，真令人作呕。当蒋经
国问到我云南站的工作情况时，毛生怕我回答不得体，便很严肃地对我说："你把
重要的情况好好报告一下。对经国先生就应当像对总裁一样。"我说完以后，蒋经
国提出一些问题，毛总是抢先回答，语气非常恭顺。当天他回来时还对我说："我
们的工作做得再好，要是没有人替我们在总裁面前说话，还是等于白做。"
此外，他对原来和军统有很深关系的胡宗南、宋子文、汤恩伯、杨森等许多反
动头子的关系，也都是靠得很拢，这里就不一一列举。
毛人风一直认为蒋家王朝中的许多军政要员，大多是肯帮助军统工作的。因此，
他对一些在解放战争中起义的将领也曾抱过幻想。当他住在我家时，有天晚上和我
闲谈，他很得意的说："你看，这些投靠共产党的将领，对我们还是做到手下留情，
在事前把我们的负责同志安全送出来，这种交情，将来我们还能设法去利用它一下。"
他再三强调这不是一件小事，这里面有不少文章可做。他还告诉我，蒋介石听到这
些情况，最初表示惊异，但以后却感到欣慰，认为这是军统工作最成功的地方。
毛人凤离开昆明时，整个西南的大势谁都看得很清楚，我不能不为自身的安全
和工作经常问他。他临上飞机时，把我拉在一边悄悄地说："你不用过分担心，再
有重大的变化也丢不了你的脑袋，看别处的例子你就知道后果会是怎样的了。"我
对日后的责任问题还不放心，曾经再三请他明确指示。他意味深长的悄悄地说：
"人总是有交情的。你在这里处得不坏，好好注意一下就行了。"我说："万一遇
到......"我的话还没说完，他就抢着回答我："万一来不及走，也不能执行我交给
你的任务时（指必要时暗杀卢汉等），那你难道不能学一学王佐？"他笑了笑，又
抚着我的手臂说："可以不必断臂，留下来还大有用处呢！"
对待叛徒的手段
毛人凤的阴险毒辣，有不少地方比戴笠还要胜过一筹。他常常强调情况比过去
不同，不得不采取更为毒辣的办法。他杀害共产党和民主人士等的残暴罪行，我在
其他的资料中曾提到过一些，这里不再重述，现在只谈一下他对共产党叛徒的毒辣
手段。
我不止一次听到他告诉我："从前国民党强盛的时期，一些留俄学生和被捕叛
变的共产党员，除了为求得生命的安全而叛变共产党外，同时还为了自己升官发财，
所以肯真心诚意卖气力。现在情况不同了，叛变的人只是为了求得不死，他们是没
有诚意跟我们干到底的。所以只有尽力运用他们可以运用的地方，迫使他们再不能
走回头路。"因此，在他任局长时期，对一些新的叛徒总是要尽一切办法去利用他
们。
他最毒辣的一手，是在全国快解放前保密局逃往台湾的时候，不少叛徒比一般
人都害怕，争先恐后急于要走，他却偏偏把这些人留下来，不准他们去台湾。南京
解放前，一些在保密局特种政治问题研究组工作的叛徒，全被他丢了下来，甚至连
组长瞿梦秋都没有带走。我对此很觉得奇怪，以后毛人风到昆明住在我家时，我曾
问过他这是什么道理？他很得意地告诉我，这是他最感满意而且得到蒋介石特别嘉
奖的地方。
他分析给我听，这些叛徒能利用的地方已利用得差不多了，去到台湾人地生疏，
起不了什么大作用。台湾地方小，也不需要用这么多人，去了只有增加负担，丢下
来的好处却大得很。他弯着指头，一件件数给我听：第一，过去国民党抓到这些人，
不但没有杀掉，而且给了他们官做，当然这些人对共产党是不利的。共产党再抓到
他们，一定要算这笔账，很有可能被杀掉。这时我们可以大肆宣传，我们都不杀的
人，被共产党杀掉了。这是最好的材料，他们的亲友也会对此产生很大反感，认为
我们还要好得多。第二，丢下这些人，可以给共产党增添不少麻烦，同时也必然要
涉及到他们不少的亲友。这样一来，至少要花大量人力去搞清楚他们的情况，而我
们留下来的人员便可以减少一些危险。第三，如果这些人没有被杀而又重新得到共
产党的信任给予工作，那便证明他们在许多问题上有了隐瞒。那时我们再派人去找
他们联系，如果不肯干的话，便可以威胁他们，宁可同归于尽。第四，这些人在替
我们工作时，生活待遇都很不错，以后在共产党内不但要受到轻视，生活也过得不
好。在相形之下，他还会留恋我们。
他一边数一边说，认为把叛徒留下来好处是多得数不清。在他这一措施之下，
不少过去怕死而变节的叛徒，像抗战期间任过十八集团军洛阳办事处长的XXX，四野
参谋处作战科长XX（四平街战役被俘叛变），解放前在重庆被捕后叛变的市委书记
XXX，以及一九四七年在北平、西安等处被捕的一批地下党员中少数叛变的人，都一
起被他抛弃下来。他很得意地告诉我，有些叛徒一听到叫他们留下，不让去台湾，
甚至跪下去哭了起来，他还是不答应。当时许多大特务连家里的老妈子都坐上飞机
跑了，而这些人却眼泪巴巴地准备当俘虏。甚至一些替军统拼死拼活于了多年的老
叛徒，最后也被他甩下了一批。保密局第二处副处长黄XX，抗战时随同张国焘一起
工作，任过专做延安情报活动的陕北站站长，解放前夕拖家带眷在成都找到毛人风，
一再哭着要求去台湾。毛坚决不答应，还命令他继续去西康活动。又如替军统搞过
多年训练，当过华中区区长的苏联留学生叶XX，以及在军统任过督察室主任的徐XX
等多人，都被他甩下。
可是毛人风对一些他认为可能回到人民行列去的叛徒和脱党分子，却又坚决要
他们去台湾，害怕这些人将来对军统工作不利，最典型的一个例子是他对在军统中
主持过多年训练工作的余乐醒。余乐醒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以后留学苏联。毛人
风知道他与一些留法留苏的中共领导人认识，怕他不肯走，便一再强迫他去台湾。
余乐醒只好把老婆孩子等先送去台湾，自己留在上海办结束。后来毛人民听到有人
说余乐醒行动可疑，便又不让他去，而准备逮捕他，但又没有证据，怕引起内部的
反感。因余在军统中工作的亲戚即达四十余人之多，学生更是数以千计，所以不敢
贸然下手。
正好我在一九四八年底去南京，毛人凤告诉我余有问题，要我设法找到余与中
共有关的证据，那怕是几句话都行。我去上海找余，并且住到他家中去。我是经余
乐醒介绍参加军统组织的，多年来可说无话不谈。关系如此之深，他始终不曾料到
我是受毛人凤的指示去搜集捕杀他的证据。由于我在不到十年时间中在军统的地位
便爬到和他一样，一直比他更加得到特务头子的信任，在那种生死关头，他非常慎
重，一直不敢正面和我谈问题，并且完全采用与过去相反的态度，极力回避和我谈
今后的前途问题。|奇-_-书^_^网|
我住了两天毫无结果，便向毛去复命，建议先让他去台湾再说。毛不同意，一
定要弄清楚他的问题。我回到云南后，听说毛人风在上海临解放前曾派人去逮捕他。
但余乐醒因得到在稽查处工作的一个学生打电话通知他，才没有遭到毛的毒手。以
后毛和我谈到这件事还非常感到遗憾，认为这个人如果捕杀了，可以拿他做一个典
型的例子，使许多想要走回头路的叛徒和脱党分子看一看下场。
毛人风的生活片段
这里，我不准备多谈毛人风和许多反动统治者一般的腐化情况，而只简单谈一
下他生活中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
从重庆还都南京以后，毛人凤最初居住的地方是在梅园新村中共驻南京办事处
的附近。有天，他又照例派汽车把南京某浴室一个最好的擦背工人接到他家中去给
他刮脚、捏脚，突然接到俞济时的电话，说蒋介石要了解有关中共在上海、南京、
重庆等大都市活动情况的材料，要毛人凤把过去搜集到的有关这方面的情报立刻整
理好亲自带去见蒋介石。毛便打电话到局里叫他的机要秘书毛钟新转告情报处把有
关材料整好，由交通股派人送给他。
这个交通员只去过毛人风家中一次，还是晚上去的，他拿了这份东西糊里糊涂
竟送到中共办事处。中共办事处的收发见是"送呈毛先生亲启"的文件，也就照例
收下，并在送文簿上盖了一个收发图章。毛人风洗好澡，捏好脚，打电话催这个文
件。毛钟新便到交通股去查询，这个交通员刚好回来，便把送文簿给他看。当他看
到是中共驻京办事处的收文图章，急出了一身冷汗。他三脚两步把这个交通员带到
我的办公室，把情况告诉我，问我怎么办？
我考虑了一下，叫他不急于报告毛人凤，我设法把这件东西取回来。我一面叫
这个交通员立刻带上送文簿去取回这个文件，只说还有一点东西没有装进去，要拿
回去一下，同时我自己带了六个便衣警卫，开了一辆汽车跟在送公文的三轮卡后面，
准备万一办事处不肯退回，便不顾一切硬抢回来。当我的车子停在离梅园新村不远
的地方等候着的时候，这个交通员进去一会儿便把原信取了回来，这一场罪恶的暴
行才没有发生。毛人风知道了以后，也吓出汗来。他说："幸好原件取回没有被拆
阅，要是这份东西给共产党拿去了，那还得了，真不知会有多少人头落地。"后来
这个交通员也以嫌疑重大被扣押侦察了好久才释放。
毛人凤很迷信看相、算命和风水这一类东西。他最要好的助手、保密局局长办
公室主任潘其武，对他在这方面的影响也不小。不论在重庆、南京、上海，潘其武
发现有什么有名的相命家，总要带毛去试试看。当反动派彻底失败逃到西南准备最
后挣扎的时候，毛人凤也附和反动派中一些军政头子的可笑说法，认为国民党的惨
败，不是由于它们本身的腐朽和失去全国人心，共产党打胜仗也不是由于得到全国
人民的拥护和领导的英明，最主要的原因是国民党政府那面国旗犯了错误。因为它
是青天白日满地红，象征国民党被共产党所包围，所以弄得满地红。他们逃到西南
后，好像恍然大悟，准备正式向蒋介石建议，立刻把国旗改正过来。他们要把国旗
改成国民党的党旗一样，全部是青天白日，而把满地红缩小成为一点红放在白日中
间，这样做的意思是用以象征国民党包围和吞并共产党。一九四九年十月间，毛在
昆明和我津津有味谈到这个问题时，还感到这一发现太迟了一点。
毛人风对戴笠的遗物不大爱使用。他对戴生前乘坐的小轿车一直不感兴趣。毛
人凤还没有回南京前，我把戴笠常用的几辆轿车分别给了他和郑介民、唐纵。他坐
了几次便要我把它转让给副主任秘书张严佛。戴在南京、上海等地接收的房子，他
一处也不要，而宁愿自己另找。有些人还以为他比郑唐两人高明些，其实他是由于
迷信关系，害怕不吉利；甚至连戴笠生前自行设计的军统新建的大厦中那间最好的
办公室，他也忌讳，不愿在那里面去办公，而选择一间他认为方位朝向最适宜于他
的一间办公室，一直不肯变动。当他从副局长升为局长后，许多人都劝他搬到郑介
民那间局长室去，他坚决不同意。我问他为什么？他笑着说："我这间办公室很顺
利，何必去动它。"他由于命中缺火，他的化名便叫"以炎"，多年来一直用这个
化名。
毛人风对京戏特别爱好，他在昆明一个多月，几乎每天都要看一场甚至两场京
戏。当时马连良和余素秋在云南大戏院演出，他每晚都要去，因此昆明警察局刑警
大队长周伯先每晚总是在戏院给他定好十几个座位，并先派特务在前后两排布置好，
把中间一排五六个最好的座位留给他。周伯先还同时在戏院门前派出一批特务等候
照料，一等他下汽车，特务们便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戏院去。那种作威作福的排场，
使得整个戏院看戏的人都为之侧目。他对此却非常得意，事情再忙，也得抽空去看
一出压轴戏。
毛人凤曾多次想把余素秋聘到台湾去，余素秋经常和他接近，曾几次到我家拜
访毛。毛一听见余来，立刻把要办的事都搁下来，和余一谈就是几小时，这时谁也
不敢去惊动他们。有次余素秋白天有戏要出台，戏院经理到时找不到她，一打听她
到我家来了，便派人赶来接她回去准备出演。她仗着毛人风的势力对来人说："你
们是怕今天客人要退票呢，还是准备以后不做生意？毛先生留我吃饭，你们敢不敢
说个不字？！"戏院里的人一声不吭走了，只好回去挂上一面"余素秋因急病不能
演出"的牌子请求观众原谅。
毛人风和戴笠一样爱玩弄女性，不过毛的条件没有戴那么优越，往往只能利用
机会和乘人之危来达到他的目的。抗战时，军统特务李广和在山西的天主教中有一
点力量，一向利用这个关系从事特务活动，并与敌伪发生关系。当时他还不了解蒋
介石早在实行曲线救国政策，因此不敢把他同日寇的关系据实报告军统。当他奉日
寇特务机关命令到重庆进行活动时，被戴笠发觉，将他扣押起来。这时李的老婆刘
青芳便到处活动，想见见戴笠，没有见到，却先见到了毛人凤。毛看刘青芳非常风
骚，便起不良之心。当她请求见见李广和的时候，毛在征得戴的同意后，便亲自陪
同她去见李。经过几次接触之后，毛便达到目的。戴笠死后，不但李被释放出来，
不久还由毛派为天津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后来刘青芳还想利用她和毛的关系竞选
国大代表，毛也答应支持她。她便仆仆风尘，经常来往于天津南京之间，和毛的关
系越来越不避讳。还有重庆警察局刑警处长谈荣章的老婆XXX，因常常有事请求毛人
凤帮忙，不久也落人毛的圈套。毛也答应帮助她竞选国大代表。这只是两个例子，
类似的事就不多谈了。
自戴笠死后，毛人凤领导军统这个集罪恶之大成的特务组织，不过两三年便被
全国人民赶出了大陆。他在这短短的时间中，却和戴笠一样双手沾满了中国共产党
员和中国人民的鲜血。他还没有受到应有的惩罚时便已于一九五六年死去。人民对
这样一个凶狠残暴的刽子手，是会永远痛恨的。我过去和毛人凤的关系虽然不错，
但对他的情况了解还不够全面。为了把这样一个恶魔的罪行全部揭露出来，我这里
只是一个开端，尚有待了解情况的同志们更全面地写出来。
唐纵其人
唐纵，字乃健，湖南省郧县人，黄埔军校第六期毕业。戴笠死后，军统特务组
织分裂为以郑介民为首的广东派，以毛人风为首的浙江派，以唐纵为首的湖南派。
全国解放，蒋帮逃往台湾后，毛人风、郑介民相继死去，过去军统时期的大头子只
有唐一人尚在继续为蒋介石主持特务活动。
我从一九三二年参加军统在上海工作，即与唐有往来。抗战期间在重庆，我们
相处五六年。抗战胜利后，唐主持警察总署工作，我当时也很想转入警察部门，又
加上是湖南人，与唐接近更多。这里，只是将我与唐相识十多年来所了解的一些有
关他的情况记述于下。
抗日战争以前的情况
唐纵这个人，从外表上看，是很斯文的样子。他戴着一副近视程度不深的白金
框架的眼镜，白瘦的面孔，说话时不但声音很轻，而且老是带着微微的笑容，态度
很冷静。从表面上，既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军人，更不易看出他是一个凶残的杀人魔
王和特务头子。但在他那慢条斯理的谈吐中和秀丽的笔迹下，却不知残杀过多少优
秀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
我很少看到他疾言厉色的面孔，可是在处理许多问题时，他那种坚持个人意见
的态度，非要别人同意他的意见才肯收场的劲头，又常常使每个接触他的人感到他
是个异常倔强的人。他甚至对待那个动辄暴跳如雷的戴笠，也是用这一套办法。他
常常告诉我，这就是"柔能克刚"。
唐在军统中是有名的阴谋家，一向以稳健冷静得到戴笠的器重。戴每遇到有特
别重大问题想不出好办法时，总是叫毛人凤去问计于唐。戴死后，毛人风也同样经
常向他去请教，许多大特务背地里都叫他是"智多星"。
唐在黄埔六期受训的时间，就秘密向蒋介石写"小报告"。凡是一些教官讲课
时他认为有问题或对蒋有任何不满意的言论，他都随时向蒋反映。特别是一些同学
中的一言一行，他都牢记在心，经常向蒋汇报。因为他做得很秘密，一些人都没有
发觉他。他很会迎合蒋介石的心理，懂得讨蒋的欢喜，所以一直得到蒋的信任。在
他当学生的时候，就有不少的共产党员遭到他的暗害。
唐纵的这些情况，一九四三年我在一次偶然的机会中听到戴笠谈过。那次是戴
在中美所举行招待会，请唐参加。唐到了中美所后，当时中美所的主任秘书潘其武
因为太忙没有很好的招待他，他很不高兴便走了。等到宴会开始时，戴笠看到为唐
安排的一个主人座位上空着没有人，才知道他走了。当晚宴会完毕，戴找潘其武和
我去埋怨了一顿，说他没有注意这件事，大家也不注意，使唐不愉快地走了。接着，
戴便提到唐和蒋的关系，要我们以后要注意。
唐从黄埔毕业后，便留在蒋介石身边工作，主要是搞特务活动。他先是自己做
情报，以后看情报。一九三二年复兴社特务处成立时，蒋介石不放心把这个机关完
全交给戴笠，除指派郑介民任副处长外，并派唐帮助戴主管内部工作，担任特务处
第一任书记。蒋介石这样安排，也是要把他身边为他搞特务的人员集中起来和组织
起来。
唐任书记时，我在上海区工作，经常因公去南京找他批发旅差费和特别费。当
时他很小心，对规定以外的钱都不大肯作主。比如，由上海解送人犯去南京，如系
共产党员或反蒋人士，按照规定可乘头等卧车；如送特务去则只能坐二等，回时一
律发给二等车费。有次我送上海区组长徐昭骏去，我怕出事，临时乘头等卧车。我
找他报销时，他就问我是不是得到戴的许可。后来，还是给戴管钱的出纳张衰甫说
特殊情况可通融，他才批了"照发"。从这件小事便可说明他的小心谨慎了。
唐的胆子很小，每次去上海总是先通知我到车站去接他，并给他租好房间。他
一般总是住北四川路新亚酒店或三马路惠中旅馆，因这两个地方房租不算太贵，而
且比较不复杂。他约好上海区的一些直属通讯员（大都是民主党派中或反蒋集团中
的成员）谈话时，总叫我配带手枪暗中保护他。有时他还临时改变约定的谈话地点，
生怕别人暗算他。
约在一九三三年下半年，戴笠有事去河南，由唐代理特务处的工作。当时在南
京首都警察厅任调查课长的特务赵世瑞得到密报，说有几个反蒋分子在某地开秘密
会，问唐怎么办。唐便按照过去戴笠的作法，让用秘密逮捕办法来处理。当赵世瑞
派特务把这几个人密捕起来后，才发觉都是汪精卫领导的改组派的人。汪精卫知道
了，便找蒋介石要人。据说汪以辞去行政院长来要挟，蒋马上叫把被捕的这几人释
放，而将主持这案的唐、赵两人扣押起来。戴笠匆匆赶回南京后，一面安慰唐、赵
两人，一面向蒋力请保释。赵世瑞在被扣期间牢骚满腹，表现得很不好，而唐纵不
但自己不发牢骚，还再三劝慰赵，叫他应抱有代人受过和体念长官苦心的精神，受
点委屈没有关系。戴笠听到这一情况后，对唐非常满意。此后，戴经常说唐能识大
体，叫我们都要学他这种精神。
蒋介石为了敷衍汪精卫，免去唐纵的书记职务。不久，复兴社特务头子澧梯奉
派任驻德大使馆武官，唐被任为副武官，随澧去德。当时蒋派澧梯、唐纵去的目的，
是学习希特勒那一套法西斯的组织和对德国人民的统治办法。唐出国前经过上海时，
我和几个同事请他吃饭。他说这次去德国的任务很大，一定要尽全力学到一些东西，
为今后的工作打下基础，并一再说"一定不辱使命"。
唐在德国期间，经常有详细报告给戴笠，极力建议效法德国特务的一套统治办
法，要逐步报警察、交通、检查等部门掌握起来，以便配合特务活动。同时，他还
极力主张多派特务去德国和意大利学习。戴笠对他这些意见很重视，先后在浙江警
官学校正科毕业生中挑选了冯文尧、王渭周、蒋镇南、范学文等几十人去学习。
戴笠担任特务处处长以后，对这个机构究竟应当怎样去发展，最初没有一套计
划，也不知该怎么办。自从唐去德国写回报告以后，戴才亦步亦趋地极力仿效德国
法西斯特务那一套办法。唐向戴笠提出的建议究意有些什么，我并不清楚，只是去
南京时偶然听到特务处的书记长张师告诉过我一点点。张在上海区担任过书记，他
的爱人陈菊英是我母亲的干女儿，由于这两种关系，我每去南京便去张家，闲谈中
了解到一点情况。后来戴笠推荐吴酒宪担任京沪沪杭雨铁路局警察署长，石仁宠去
招商局担任警卫稽查组组长，在抗战期间把特务组织伸人交通运输部门，都是仿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