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三、楼兆元、郑修元、柯建安、张家检、李广和、王抚洲、刘艺舟、王孔安、涂
寿眉、罗毅、蒋志云、罗国熙、龚少侠、吴敬群、王兆槐、汪祖华、陈旭东、陈世
贤、简朴。
军统特务王新衡在上海市竞选立法委员时，郑介民亲自去上海为他活动。王新
衡是郑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在军统中任处长多年，当时是上海市政府的调查
处处长兼顾问。王新衡竞选时，公开支持他的都是几个军统控制的外围团体，如上
海地方协会、上海市社会安全促进会、青白体育会等一些微不足道的社团。这与当
时上海市市长吴国桢所推荐的上海地方士绅外交界元老之一的颜惠庆来比，无论在
资历上还是在社会关系上都差得很远，但由于郑介民指使在上海的特务都要支持王，
结果王所得的选票竟超过颜惠庆而成为第一名当选人。颜虽得吴国帧等全力支持，
反而只当选为第三名。
郑介民在保密局中所拉拢的只是少数大特务，在他领导的"广东派"中，一些
留在保密局工作的人资历都很浅。他把原来在军统局任过中共科科长的张纪勋调升
为办公室主任，等于主任秘书，在局里本来应领导内部各处处长。但属于毛人风领
导的"浙江派"骨干中的第一处处长何芝园和第二处处长叶翔之，都是张纪勋过去
任科长时的处长或副处长，自然不肯听张的话。加上毛从中指使，处处故意气张为
难，弄得张无法工作。最后郑不得不将张外调，而以其另一亲信黄天迈接任张的职
务。
郑、毛两派在保密局内的斗争越来越发展，等到郑当了次长丢掉所兼的二厅厅
长后，毛便集中全力来夺取局长。毛除了在保密局所布置的力量足以打垮郑而有余
外，更得到蒋介石身边的亲信俞济时的全力支持，双方都尽力找对方的缺点向蒋介
石检举。蒋介石为了要特务为他拼命卖力，也希望郑专心搞国防部的工作。加上毛
派不断通过俞济时向蒋告郑，甚至连郑的老婆服用的珍珠粉向保密局报销的事都给
蒋介石知道了。蒋曾当面问郑："你老婆为什么要吃珍珠粉？"弄得郑狼狈不堪，
无辞对答。但蒋对他还是异常爱护，除轻描淡写地责备他几句外，一直没有深究。
最后实在过不下去，蒋才叫他辞去保密局长兼职，于一九四八年初改由毛人风继任
局长。
郑虽然只剩下一个光杆次长，实际上蒋介石对他的信任并没有减低。郑自己也
觉得以后更可以向其他方面去求新的发展。
他听说宋子文不想当广东省主席了，便托人活动，由他继任。蒋介石找他去安
慰一顿，叫他安心工作，把向美帝乞求军援的工作搞好，这比做什么都重要。
全国解放前，他建议蒋介石成立一个美式机械化兵团来和解放军打阵地战。他
曾向人吹嘘，说这是唯一取胜之法。因为解放军已改变了过去的战略，敢于和国民
党打硬仗。如果集中几个机械化装备的军去进攻解放军的主力，可以挽回过去失败
的局势。虽然他大吹大擂，蒋介石心中明白，一是时间来不及，二是再没有那种力
量了。郑想当机械化兵团总司令的梦也没有做成。
不分负责的作风与贪污公财的手法
郑介民被人称为"老成持重"，实际上在旧社会里这句话几乎和"老奸巨猾"
相等。他一向怕负责，什么事都是含含糊糊，不作肯定答复。朋友托他帮忙，部下
向他请示，他总是用模棱两可的语句来回答，对重大问题生怕负一点责。他怕得罪
当朝权贵，处处总是尽力忍让，很少看到他和别人硬过一下。他在和毛人凤争权夺
利的斗争中，也总是暗中指使他的亲信去对付毛派，他自己见到毛时总是笑容满面，
从不露不愉之色。
戴笠在世时，郑这一套还没被人戳穿。戴死以后，许多问题要他决定，他的滑
头手段便很快为人看透。下面略举数例，以概其余。
在军统缩编裁员问题上，郑一直不敢说一句话。当时这个特务集团，不但为全
国人民所厌恶，连反动派内部也有人对它不满，所以戴笠一死，各方面群起而攻之。
郑曾几次从北平回到重庆主持军统局局务会议。参加会议的大特务都希望他向各方
面去疏通一下。他怕别人把攻击目标转到他身上，因而对这问题一直不作正面回答，
只说些什么"过去对敌不够狠，对内不够和，所以弄成这种情况。"他提出，今后
对付共产党，不在乎人多，而是要精干一些的。实际上，他是同意裁员缩编的。据
毛人凤说，如果不是蒋介石一意袒护军统，尽力保留这个组织，连以后保密局这样
的局面都不可能存在。毛说，郑只是作了现成的局长，没有出过一点力。
当军委会改为国防部时，决定设立一个军法局。如果戴笠在世，一定会想方设
法去抢夺这个机构。毛人凤向郑建议，要把这一机构掌握过来，今后对军统工作有
很大方便，但他没有作表示。大特务徐业道亲自去找郑，请郑向蒋介石保荐他去当
这个局长。郑也只答应先去打听一下，却不表示是否愿意保荐。徐见他没有诚意，
便去找俞济时。蒋介石看到徐业道是个老军统特务，立刻批准他任军法局局长。以
后徐对郑便很不满意，背地里常说他是个"老滑头"。
戴笠在抗战时期便大搞帮会活动，利用遍及全国深入民间的帮会组织来搞特务
工作，胜利后又用"新社会事业建设协会"这样一个名义来统一全国的帮会。这个
会的理监事都是帮会中的大头目。理事有：杜月笙、杨虎、杨庆山、向海潜、范绍
增、张子廉、田德胜、张钫、徐为彬等。监事有：黄金荣、张树声、潘子欣、李福
林、王慕沂等。戴笠死后，由军统老特务徐为彬担任书记长，主持会务，总会设在
上海，组织很庞大，当时成为保密局的一个有力的外围组织。一九四七年各地竞选
国大代表前夕，CC派对这个组织大为不满，怕军统利用来和他们争夺选票，便由社
会部出面取缔，不许它在各地进行活动。毛人凤和徐为彬都去找过郑介民，要他向
蒋介石报告，请求保留该会。郑不但不去找蒋，反而讨好陈立夫，竟决定将该会取
消。
大汉奸周佛海不仅在抗日时期替军统做工作，在沦陷区打击共产党和新四军，
胜利后又替军统布置接收，勾结日军阻止新四军进入上新、南京，为军统出过不少
的力。胜利后，戴笠把周佛海和丁默伅、罗君强、杨惺华等都送到重庆保护起来，
不受法律制裁。当时各方面对此均表不满，舆论哗然，戴都置之不理。郑接任后，
便不愿再替周等背过，而把周等从重庆送回南京交由法院审办。原来由蒋介石派到
南京去和敌伪联系的唐XX，了解周佛海过去对反动派有过不少"贡献"，便找郑为
周说话。郑推说："要由领袖（指蒋介石）来决定，我不能管。"当时保密局也有
些特务向郑指出，如果把周枪决了，以后谁肯再卖力？他回答很简单："那是以后
的事，以后再说吧。"
一九四七年二月，上海发生轰动全国的"黄金风潮案"，由于监察院已派四名
监委前往彻查，蒋介石也特派郑介民去参加调查工作。这一案件的经过，郑早已得
到上海站的报告，主要是宋子文的亲信贝祖贻勾结上海金业分会理事长詹连生长期
舞弊贪污而引起的。他很清楚，这案一定要牵涉到宋子文。他怕得罪宋，所以很不
想去，但上海和南京的报纸上却登出了蒋介石派他去的消息，他不得不去。当上海
站把全部情况向他仔细报告之后，他又去见过杜月笙，便立刻溜回南京向蒋面报本
案内幕，并建议不宜扩大，应早日结案，以免过多牵连。蒋同意他的意见后，他再
度去上海，当面向军统在上海的几个大特务王新衡、刘芳雄、陶一珊等说明蒋对本
案的态度。这案牵涉的人很多，调查到的就有四十多人，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人物是
信大纱号老板孙子信，竟在特务包庇下逃往香港。郑自始至终都抱着大事化小、小
事化无的态度，结果只将贝祖贻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将中行业务局长林风苞、
副局长杨安仁和詹连生三人交上海地方法院判处徒刑。这件轰动一时的大贪污舞弊
案就此了结，郑既没有得罪人，暗中又得了不少的好处。
郑介民贪污敛财的手段是相当"高明"的。他自己一向假装"清廉"，他的部
下谁也不敢直接向他去行贿送礼。实际上，他是一个贪污能人，自己却不经手，而
由他老婆柯淑芬出面。他装出一副怕老婆怕到极点的样子，想使人相信他是没法奈
何她；万一事情发作，他又可假装完全不知而不负责任。所以别人当面说他怕老婆，
他总是笑容满面地承认，有时还故作解嘲地说："怕老婆有好处，可以省麻烦。"
他虽然在这个问题上大耍手段，但明眼人还是很清楚。他每天回家，看到家里
的东西一天天多起来，房子新造起来，他会不明白这是从哪里来的？
抗日战争期间，他老婆经常托二厅派到国外去的一些武官。副武官代买东西，
买来了照例是不给钱，变相叫人送礼。当时我国驻印度加尔各答领事陈质平（军统
特务），是专门替戴笠采购日用奢侈品的。她也经常要陈买这样那样，买回后照例
由军统局付款。她把这些从国外买来的东西，留下自己所喜欢的以后，其余的则送
到她住的重庆临江路川盐一里附近一所拍卖行去寄售，这个拍卖行存列的外国货很
多是她送去的。
当时那些被她敲竹杠的部下，总希望让郑知道自己送了礼，常有人亲自带着东
西到他家里去。郑每见人挟着礼物去看他，总是借故避开，等他老婆来收礼。像这
些小搞一下，郑的确没有经手过，完全由他老婆出面。戴笠死后，他没有什么顾虑
了，便大搞起来，许多事他也不再假装正经，而是亲自动手。
一九四六年五月，军统督察室主任廖华平和我以军统财产清查委员会正副主任
身份到北平清查北平办事处长马汉三所接收的敌伪物资，马交出一大堆清册。廖向
其索取原始清单核对，马初说正在整理，隔一天又说遗失了。廖坚持非要不可，两
人争吵起来。马最后有恃无恐地说："我已送给郑先生，你向他去要。"廖和我当
晚便去见郑，问他收到马送给他的原始清单没有？事情发展到这样情况，郑不得不
吞吞吐吐地说："我见过这些东西，基本上没有出人，交多少你们就收多少吧。"
刚一出门，廖就大发牢骚说："还清查什么？回去算了。"这笔为数达几十万银元
的糊涂账就这样马虎了事。
一九四六年夏天，我刚回到湖南，接到郑由北京发来的急电，叫我立即赶回重
庆，因为军统从重庆运物资到南京的木船有一只在重庆附近唐家沦沉没。这只船上
装有郑岳母的棺材，漂流不知去向，他希望尽一切可能将它找回来。当天晚上，郑
的老婆又从南京打长途电话给我，在电话中大哭大吵，要我一定把她母亲棺木找到。
我一面急电重庆有关方面派人沿途寻找打捞，一面连夜赶回重庆。
我于三天后回到重庆，郑岳母的棺木已由稽查处水上稽查所寻获，运回了唐家
沦。我怕棺材里面进水，便叫人将捆得密密的粗麻绳解掉，将棺材盖撬开看一看。
撬开后，我看了一下，立刻又叫人照样钉好捆好，原来那个老太婆尸体的四周都塞
满了用油纸包着的鸦片烟土。我立即关照开棺的三个勤务兵不得乱说，并以违令坐
牢来威胁，又各发一百元来收买，还选派了总务处一个科员负责押运棺木去南京。
我回南京见到郑的老婆，告诉她因棺材打捞起来后怕进水而将植盖打开，看到
了里面的东西。她脸上为之一变，立刻大骂她的兄弟柯新吾，说这一定是他在胡闹。
接着，她假惺惺地叮嘱我千万不能让郑介民知道。当灵枢运到南京时，她和她兄弟
到下关江边跪迎这具装满烟土的棺材，毫无责怪她兄弟的任何表情，还送了衣料、
皮鞋等给押运的特务。
同年秋，军统决定把在重庆的两千辆十轮大卡车运一部分去南京，准备与江南
汽车公司合伙做运输生意，由我去上海接洽购办汽油五千大桶。有一天，上海陆根
记营造厂老板陆根泉来找我。陆根泉过去和戴笠很要好，胜利后帮同军统在上海接
收，并替大特务做生意，又正在南京为军统建造办公大楼，和我的关系也很好。陆
向我提出，请求在购运汽油去重庆时，他要加购一千大桶，随同运往重庆。我说购
油公文和向招商局接洽船只的公文都已写明了数量无法更改，拒绝了他的请求。
当时西南各地汽油奇缺，由上海运去很不容易。招商局怕运汽油出事，许多机
关请其拨船运油都被拒绝。军统不仅在该局有一个特务组织--警卫稽查组，并且
了解该局许多黑幕，所以交涉船只方便。在上海购买一大桶美国汽油，只按官价付
五十加仑的钱，实际上是装五十三加仑，按官价运输一共不到黄金一两。而运到重
庆、成都等地，一大桶汽油可卖黄金二两多，是对本对利的好生意，但没有特权却
赚不到这笔钱。
隔了两天，郑的老婆邀请我到她家去吃晚饭，陆根泉也在座。刚入座，郑介民
由北平打来长途电话，她先谈了几句，便叫我去听电话。郑在电话中说，陆根泉需
要由重庆运东西去上海，要我帮助陆购汽油一千大桶，随军统所购的一同运往重庆。
我当然答应照办。第二天，我向毛人凤说明情况，把公文上的购油数字改为六千五
百大桶。我利用这机会为自己加了五百大桶，并叫陆承认这是他要增加的。
汽油在重庆售完以后，陆和我在结账时说："我这次是完全代人尽义务的。"
郑介民一个长途电话和他老婆一顿便饭，便捞到一千多两黄金。
一九四七年，郑介民不顾别人议论，将军统在上海杨树浦接收的一座规模相当
大的锯木厂连同地皮以极廉的价格批准由陆根泉购买。这座厂占地有好几十亩，还
有自己的起卸木材的码头和仓库等。他们之间的交换条件，是陆代郑在南京北平路
修建一座三层楼的花园洋房。
以上只是举出几个我所知道的具体例子。至于郑介民做五十生日他老婆大收寿
礼，平日托人做生意，说情、受贿等，实在太多，不再详谈。他们夫妇每到上海一
次，上海的特务头子们都得有所"孝敬"。郑介民上海家里的东西连他老婆也记不
清。一九四七年春，几个不怕事的小偷趁他们不在上海时，竟把这个大特务头子家
里的东西偷去不少。郑的老婆闻讯赶回上海，向稽查处、警察局的特务们大吵大闹，
非叫破案不可，一时弄得满城风雨。可是当问到她究竟丢了些什么东西时，她自己
也开不出清单，只说很多很多。上海的几家小报都用花边新闻刊出"郑介民将军在
沪寓所失窃"的消息。郑怕惹出麻烦，叫把所抓的嫌疑犯放了，并在报上更正，说
只是丢掉几个汽车轮胎，案子已经破了。实际上，被偷的东西一直没有追回，行窃
的小偷始终没有抓到一个。
在逃往台湾的时候，郑介民利用种种特权把可以带的东西都带走了。但房子却
没有办法带，他老婆托人用低价卖出，结果却没有人要。郑在送他老婆上飞机时，
还当着送行的特务们用故作镇静的口吻说："你们去台湾过冬，等明年院子里的花
一开就可以回来了。"但是没有几天，郑也依依不舍地丢下那座洋房逃出南京。
郑去台湾后，担任国家安全局局长多年，一九六零年突患急病死于台湾。
（一九八四年六月改写）
这书行将付印，借此补充几句
这个集子里的稿件，都是我于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六年先后写下的。其中的几
篇曾在政协全国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印的《文史资料选辑》（内部发行）
刊出，读者看后，指出稿中的一些错误和缺点，这次已尽量改正了。这个集子里的
多数稿件是过去没有发表过的，仍希读者予以教正。
我写这些资料，都是凭记忆先后整理出来的，既不会全面，又可能记错；有的
事情在不同的稿件中出现，不仅有繁有简，甚至连语气用辞等都不一致。这次我本
想全部整理一下，但因年届古稀，而且有病，身体精神都远远不如过去，力不从心
了。我女儿美娟对有些稿件替我作了增删，还是不能令人满意，只好等以后有时间
再来修改。
我开始写这些资料时，想着如能遵照周总理的指示，当代人写当代事，自己写
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所见所闻，总比后人来写容易一些，真实一些。但实际上，我感
到越写越难，有时甚至写不下去。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
写自己的情况，有时也很好写，往往能够挥笔疾书，一写便是几千字，因为这
大都是自己过去所作所为，有时还惟恐其不能详尽，生怕别人看不明白。但是，涉
及到自己的历史罪行丑事就慢得多了，有时悔恨交加热泪盈眶再也写不下去，经过
一番思想斗争后才又把笔拿起来。我想，军统特务的种种罪行，虽是"奉命而行"，
自己与对方并无私仇，但自己仍是有责任的；况且这些事不是一个人做的，也不只
是一个人知道，自己如果不写，别人也会揭露，因此不如自己交代出来。经过思想
斗争后，我的历史罪行便顺利地写了出来。
除此之外，我感到最难下笔的是那些很少人知道的事情，而且知道的人或是死
去或是不在大陆，便产生能不写便不写或能少写便少写的念头。为了写这些东西，
我的确进行过不少次的激烈思想斗争，常常弄得夜不成寐。但是我再一想，正是这
些见不得人的东西，或者更可有助于说明旧社会如何使人变成鬼，新社会如何来之
不易，于是勇气就来了。
我举几个简单的例子，便可以说明我为什么会有这种矛盾到极点的思想。例如
戴笠死后，军统局分为郑、唐、毛三派，我既属毛派又是唐派，同时因手中掌握大
量公家财物，还与郑介民老婆瓜分财物。所以，在写到我拥毛倒郑时，所耍的种种
手段，我是边写边擦汗，因为那种事连自己也感到太见不得人。我为了讨好毛人凤，
竟去鼓动大批军统特务的遗属，在郑介民老婆给郑做五十大寿时去大吵大闹，同时
又去讨好郑的老婆，告诉她有上百名拖儿带女的特务遗属要来郑家吃寿面，吓得郑
妻一再央求我去劝阻，我才赶去把那群人挡回，这件事由我挑动而能两面讨好。
又如，我曾帮助毛人风把郑介民挤出保密局，由毛当上了局长。毛人凤则过河
拆桥把我从局本部挤出去，像充军一样把我弄到云南去。最后，他到昆明住在我家
一个多月，我几次准备干掉他。这在我来说，当时不仅轻而易举，而且所能够做到
不给人发觉是我干的。但由于自己当时站在反动的立场上，考虑到报私仇会影响公
益，没有适当的人能接替他，才没有动手。
还有，一九四五年间，国民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竞选中委时，戴笠自己不愿当
中委，而把唐纵、郑介民推举出来。唐纵当选后，我去向他道喜。可能是由于我在
讲话时太强调了戴笠自己不愿当中委而让给别人，唐听了有点不高兴，他无意中冒
出一句："最后没有委员长的话，谁也帮不了忙。"他这话刚一出口，看到我当时
的表情不大自然，知道说走了嘴，又马上补充一句："如果没有戴先生提出来的话，
委员长有意栽培也有不便，总不好凭空下条子，因为这不是派工作。"我当时对他
这种态度表示出不痛快，他也察觉了，便一再叮咛我，刚才的谈话不要向别人去说。
我虽满口答应不会说，可是一回来就一五一十告诉了戴笠，却不料竟碰了戴笠一个
钉子。他听完我的话以后，便恶狠狠地朝我说："以后你别管这些事。我也不要听
这些。"这件事明明是在戴、唐之间进行挑拨，我当时还很得意，因为从戴笠当天
对我别的事都表现出很高兴，我便认为他是喜欢听这些话的。
这些为了个人升官发财所干出的丑恶勾当，反映出反动派之间勾心斗角、尔虞
我诈、两面三刀等等丑恶行径，在这里写将出来，或可起到反面教材的作用。
当然，我不是说我写东西就没有顾虑了。例如在一九四三年我亲自看到林彪在
重庆与戴笠往来时，彼此十分亲热，互称"学长"等等。但我在写戴笠时，曾提到
不少人，却不敢写林彪的名写。直到林彪死去、罪行被揭露之后，我才把这一情况
作了交代。又如江青、张春桥当年在上海与军统特务的往来，我虽知道一点点，也
是直到"四人帮"被粉碎后我才敢写。
有人问我，还有没有什么没写出来的？我的回答是："现在没有存心保留什么。
如果有想不起来的事，将来我女儿美娟给我整理我的资料时，会把它写出来的。"
这个集子可能有不少缺点和错误，我诚恳地期待读者的指教和批评。
（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于北京）
附载："我懂得了做人的道理"--访新增补的政协委员沈醉
《人民日报》记者胡思升
中年以上的中国人，不少人都知道沈醉的名字。四十年代，他先后担任国民党
军统局少将处长和国防部驻云南区专员兼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特
务头目。如今，他以新增补的政协委员的身份出席会议，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
"感愧交集"。
沈醉十八岁参加国民党特务组织，二十几岁当上少将处长，亲自策划和执行诸
如捕人、刑讯、暗杀等特务活动，连他自己也承认这是客观历史事实。但是有一件
历史事实，解放后沈醉在监禁期间没有主动提出，就是在一九四九年十二月，眼看
我大军南下，蒋介石大势已去，他在最后关头参加了卢汉的云南起义。去年，我有
关方面经过调查，种种物证证实，沈醉在起义通电上签了字，发表了起义广播，并
亲笔颁布命令，要下属特务组织上交特务器材并到指定地点报到。根据党的政策，
沈醉本人的身份去年由战犯改为起义将领，并提升行政级别。沈醉对记者说："这
次又特邀我为全国政协委员，我怎么不感愧交集呢？！"
去年年底，沈醉偕同他在大陆唯一的女儿沈美娟到香港探亲，成为香港以及台
湾注目的一件事。五十年代初，台湾宣布沈醉为"献身党国"的烈士，牌位"入祀
忠烈祠"，每月发给他在台湾的子女一笔抚恤金。出乎海峡彼岸意料的是，沈醉不
仅健在，而且偕女南下到了香港，享有充分的行动自由。一家香港报纸到他下榻的
旅馆约文章，沈醉当场草就。约稿人嗫嚅地问："你不请示北京，敢自己作主吗？"
沈醉笑答："我写的文章，文责自负，从来没有人指示我怎么写。"几个过去的同
事劝他乘机远走高飞，语带双关地说："苦海无边，回头是岸。"沈醉明白其中含
意，答："我接受。"来人大喜："什么时候走，给你包一架飞机。"他才诙谐地
打开天窗："无用飞机，坐火车就可以，请你们到大陆看看，我的岸在北京。"有
人以金钱物质相诱，沈醉说："大陆的物质生活是差一点，但我不是为钱而来的。
我母亲生前对我说过：一个人可以不做官，但一定要做人。在大陆，我才真正懂得
了人生的道理。过去，我为了升官发财，可以丧尽天良；现在你拿黄金都买不动我。"
那人恼怒了："那你就回大陆啃窝头吧！"沈醉很平静地回答："我在大陆吃什么，
请你来看看，如果真的要吃窝头，我也心甘情愿。"他的亲戚也曾希望他三十五岁
的女儿沈美娟留在香港"享福"，她说："享现成的清福，我不想。我要和爸爸一
起回大陆。十亿人口的国家，一定能建设好。"
沈醉和他的女儿在香港探亲访友一个多月。他在美国的女儿和在加拿大的侄儿、
侄媳等远道来探望阔别三十多年的父亲、伯父，但令人遗憾的是，他在台湾的几个
儿女，虽然近在飓尺，却没有能获准出境和他会面。沈醉对记者说："一九四九年，
我被蒋介石派往云南执行他委派的使命，毛人凤把我的母亲、妻子和六个孩子送到
香港，作为变相的人质。而我和女儿申请到香港探亲，党和政府充分信任我，可是
我在台湾的儿子却不能出境，我内心的感想很多。"
话题自然而然地转到台湾和大陆统一的问题上。
沈醉说："现在共产党发出实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号召，我们这些了解历史情
况的人，是非常感动的。日本侵略中国，共产党捐弃前嫌，提出一致对外，实行国
共合作。蒋介石在西安被张学良、杨虎城扣留，是周恩来从延安赶去，挽救他的生
命，从而促成国共第二次合作。这就是统一战线的政策，有什么可怕的呢？今天，
共产党没有以胜利者自居，主张重开国共对等谈判，胸襟何等宽阔！"
一九四九年分手时，沈醉在香港、台湾、美国、加拿大等地有四十几个近亲，
如今变成八十多人了。他都劝他们回大陆看看，看看大陆的变化。
沈醉在台湾的亲朋故旧很多，还有他为数众多的学生。他说："国家的分裂是
在我们这一代身上造成的，应该在我们这一代身上结束。这样，生对得起后代，死
对得起祖宗。不管我们过去走的路各不一样，但从今天起，一个人是流芳百世，还
是遗臭万年，就看他为统一祖国是出了力，还是相反。如果有人不信，我可以出来
作证，尽管我过去做过不少坏事，甚至可以说我的少将处长是用共产党的血换来的，
但只要我做了一件有利于祖国的事，共产党和人民就既往不咎，还给了我很好的政
治待遇和生活待遇。这不是什么'统战宣传'，而是活生生的事实。"
（原载一九八一年十二月十一日《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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