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斯特-塔茨伯利的六十高龄、一头白发的女秘书站在门口探进头来。“有一位叫莱斯里-斯鲁特先生来了，帕米拉。”
在倍尔美尔大街上陈旧的小小办公室里，帕米拉坐在她父亲的转椅上哭泣。冷风摇撼着松动的窗扇子，十二月的阴沉天气，中午时窗子上也是一片紫光。她裹在一件羊皮外套里面，一条羊毛披巾把头和耳朵都扎得紧紧的，还是觉得寒气逼人。房间里的古老煤油取暖器也起不了什么作用；可以说只能闻到点热气味，仅此而已。
斯鲁特走了进来，帕米拉两手擦着眼睛，赶忙站了起来。他手里拿着一件俄国的皮里子大衣和一顶棕色大皮帽。他一向是个瘦个子，现在一套细条子衣服像是挂在身上，还露出褶绉来，两眼通红，眼眶发黑。
“你好，莱斯里。”
“帕姆，听到你父亲的不幸消息我很难过。”
“我不是在哭父亲的死，我已经忍受过来了。什么风把你吹到伦敦来了？你在伯尔尼工作这样快就结束了吗？要喝点威士忌暖和一下吗？”
“天啊，成得靠它救命。”
她指着桌上的一份打字稿说：“这是他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他没来得及写完。《观察家》要它。我正在给它收尾。我想大概就是它把我的眼泪引出来的。”
“什么文章？新闻电讯稿吗？”
“唔，不是，那不成了古董了吗？这是一篇战地随笔。他定的题目是《基德尼山脊的日落》。”帕米拉递给他半杯纯威士忌，向他举起了另一个杯子。“请吧。当时的情形是，他正在口授这篇东西，蒙哥马利的新闻官来电话要他立即就去会见。”
帕米拉憔悴忧伤的面容、肿胀的眼睛、蓬乱的头发、疲弱的声音，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她的哀伤，斯鲁特心里这样想，可是现在她似乎油尽灯灭了。往日的帕米拉即使是在她情绪最低落的时候——她曾经有过情绪非常沮丧的日子——也不曾丧失掉其顽强不屈的锋芒、不露声色的外表下面的一种令人倾心的英俊气概。如今斯鲁特看到的则是一个年过三十、抑郁忧伤的妇人。
“你相信预感吗？”威士忌使她的声音沙哑。
“我说不上来。你怎么啦？”
“韬基有过一个预感。我知道，我本来也可以乘那辆吉普车去的。连蒙哥马利的新闻官都给我开了绿灯，这对一个妇女是特别的破例。韬基突然像骡子一样蛮不讲理，把我撵开。他干脆大发脾气，弄得我也火气上来了。我们是在火头上分手的。这样我才活了下来，坐在这里跟你一起喝酒。”她伤心地举起杯子，一饮而尽。“莱斯里，我是彻底不信神鬼的，只相信看得到、听得见和摸得着的桩桩件件。可是，他却知道了。你别问我什么道理，触到地雷是一件意外的不幸，这我知道，可他预感到了。那篇基德尼山脊的文章就是临终绝笔之类的东西。”
“你还记得拜伦-亨利吗？”斯特鲁问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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