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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推开时发出一阵铃声。里面到处是旧书，书架上塞得满满的，地板上也是一堆堆的，霉臭气味很重。一个穿灰罩衫的白发老妇坐在一张堆满书的桌子旁，在书目卡上标价。她慈祥地抬起头来，微笑时脸上的肌肉像是抽搐了一下。她说了句捷克话。
“你讲德语吗？”他用德语问。
“会。”她用德语答。
“在你们的旧书部里，有没有关于哲学的书？”
“有的，很不少呢。”
“有没有爱麦虞埃-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
“我不能肯定。”她惊愕地看着他，“请原谅，但你不像是个对这种书会有兴趣的人。”
“我是替我儿子埃里克买的。他在写博士论文。”
她对他打量了很久，然后站起身来。“让我去问问我丈夫。”
她穿过后面的门帘走了出去。不久，一个矮小、弯腰秃头的男人走了出来。他正从杯子里呷着什么。他穿着一件露出破洞的毛线衣，头上戴着绿眼罩。“对不起，我刚泡好茶，还是热的。”
和其他的对话不同，这不是暗号。班瑞尔没作答。这个人在书架前来来去去，一边大声地啜着茶。他从书架上取下一卷残破的书，吹掉上面的积尘，然后递给班瑞尔，书的衬页摊开了，上面有用墨水写上的一个名字和地址。“读者总不该在书上写字呀。”这是一本描述在波斯游历的书，作者是谁是无关紧要的，“真是罪孽。”
“谢谢。但我要的不是这本。”
这个人耸了耸肩，低声而毫无表情地道了一声歉，便拿着这本书消失在门帘后面了。
这个地址在市区的另一头。班瑞尔乘无轨电车到那里，然后下车步行，在一个全是四层楼房的年久失修的地区穿过几个街区。在他所找的那幢房子的底层入口处有一块牙医生的招牌。蜂鸣器响了一下，门便打开让他进去。门厅里长椅上坐着两个候诊的可怜巴巴的老人。从牙医诊疗室里走出来一个身穿脏工作服的、模样像家庭主妇的女人，室内传来钻头的响声和呻吟声。
“对不起，大夫今天不能再看病人了。”
“这是急诊，夫人，很厉害的脓肿。”
“那么，你可要等到轮到你的时候。”
他等了差不多一个小时。当他走进诊疗室时，白罩衫上溅有血渍的牙医生正在洗涤槽边洗手。“请坐，我马上就好了。”他转过身来说。
“我是马斯特尼书店老板叫我来的。”
大夫挺直身子，转过身来：浓密的沙色头发、宽阔的方脸、结实有力的下颚。他眯着眼睛对班瑞尔上下打量了一下，接着说了一句捷克话。班瑞尔用记住的暗号接上。
“你是谁？”牙医生问。
“我从奥斯威辛来。”
“奥斯威辛？带来了胶卷？”
“是的。”
“天啊！我们早就以为你们都死了。”大夫非常激动。他笑了起来。他抓住班瑞尔的两个肩膀。“我们等着你们两位。”
“另外一个已经死了。这就是胶片。”
班瑞尔带着严肃而兴奋的心情把那些铝管交给牙医生。
那天晚上，在房子二楼的厨房里，他和牙医生夫妇共进晚餐。餐桌上有煮土豆、洋李脯、面包和茶。他的嗓门有点嘶哑了，因为他追述他的漫长的旅程和一路上惊心动魄的经历，话实在讲得太多了。他这时正在讲到莱文营地里度过的一个星期以及他得悉他儿子还活着那个难忘的时刻。
大夫的妻子端来了酒杯和一瓶洋李白兰地，她顺口对她丈夫说：“说起来可是一个奇怪的名字。上次委员会开会时不是有人提起他们在特莱西恩施塔特还有一个名叫杰斯特罗的人吗？一个知名人物？”
“那是个美国人。”牙医生做个手势，不以为然。“一个有钱的犹太作家，他在法国被抓住了，这个笨蛋。”他对班瑞尔说。“你越境时是走哪一条路的？是不是取道突尔卡？”
班瑞尔默不作声。
两个男人相互看着。
“怎么了？”牙医生问。
“埃伦-杰斯特罗？在特莱西恩施塔特？”
“我想他叫埃伦，”牙医生说，“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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