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光复会还进行了联络会党的大量工作。
华兴会和光复会都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性质。它们的发起人和参加者都抱着推翻清朝统治的目的，他们的最高理想是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在这里我们应该提上一笔的，还有秋瑾。秋瑾系中国近代著名的女革命家（1877－1907年），出身于地主家庭，受父母之命同一个富绅家的纨绔子弟结婚，后终于因为意气不相投而与丈夫决裂。她看到清朝政府的腐败和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暴行，决心献身救国事业。1904年，她自费到日本留学，先后加入光复会和同盟会，并被推为同盟会浙江主盟人。1906年回国参加革命活动。
除了光复会、华兴会以外，当时全国各地还存在着一些规模较小的革命团体。如湖北的日知会、江苏的励志学会、强国会和四川的公强会、福建的益闻社、汉族独立会以及江西的易知社、安徽的岳王会、广州的群智社等等。
1905年7月30日孙中山邀集在日本的各省有志革命青年和旅日华侨等70余人，在日本东京召开筹备组党的会议，其中包括华兴会、光复会等革命团体成员。关于党的名称，当时有人主张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先生提出革命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专制和创造共和，因此提议叫做“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提出此会为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于是后确定了这个革命政党的名称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并决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16个字为宗旨。吕月20日同盟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参加者有几百人。除甘肃省当时因没有留日学生外，全国各省的留学生代表都参加了成立大会。这次会议通过了黄兴等人起草的会章，选举孙中山先生为总理，并确定了执行会务的其他成员。
同盟会的领导机构除总理外，还有译议部、司法部和由总理指定的人组成的执行部。它是根据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三权鼎立”的原则而选举产生的。执行部权力最大，由总理直接领导。会议一致推选黄兴为执行部庶务，协助总理工作。
同盟会总部设在日本东京，国内有东、南、西、北、中5个支部，国外华侨中有南洋、欧洲、美洲、檀香山四个支部。国内支部则按省设立分会，并有各省主盟人。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是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民主革命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也是中国民主革命进程中的一个重大事件。它不仅把分散的革命的团体统一起来，使全国革命从此有了一个指导中心，而且有力地推动了民主革命运动的发展，加速了中国革命的步伐。
那天夜里，孔祥熙怀着一种虔敬的心情，聆听着孙中山先生畅谈革命大计，他觉得能结识孙中山先生是自己的荣幸。因为孙中山是著名的反清斗士，年纪也比自己大了将近一倍。在当时，能追随孙中山这样的反清斗士，是孔祥熙这样的时代青年最大的愿望。孔祥熙当即向孙中山先生提出了加入兴中会的要求，孙中山则十分高兴地答应了孔祥熙的要求。
从此，孔祥熙加入了兴中会，投身反清斗争，后来又自动转为中国同盟会会员。
当孙中山问起孔祥熙未来的抱负时，孔祥熙不加思索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听后，认为孔祥熙其志可嘉。但教育和实业两件大事一同做，恐怕要失之于大而不当。为此，孙中山告诫孔祥熙，“不论兴办任何事业，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尤须持之以恒，方始可以有所成就。至于革命工作，尤应自启迪民智为始，西北各省距离海口很远，风气开通较晚，所以启迪民智的革命基础必须极早建立。”
孔祥熙听到孙中山先生赞成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异常激动。后来，他回忆这段初次会晤孙中山的情形时，曾感慨万千地说：
“听了总理的这一段训示，顿时便有拨开云雾见青天的感觉，多年以来横亘胸中的一大矛盾，至此迎刃而解。总理的寥寥数语，能给我这么重大的启示，使我敬佩万分。所以，当时我便提出了追随革命、加盟同盟会的请求。而承蒙总理不弃，他欣然的立予应允。
“从此自觉行有道，学有云，不像以往那样一味在黑暗中摸索，一言一行，骤然之间比较以前更为慎重。这一转机，对于我个人来说，实在是关系重大。”
经过这次历史性的会晤以后，孔祥熙继续回耶鲁大学学习。但是孔祥熙变了，以前他的学习时间要多于思考和参加社会活动的时间，现在二者颠倒了过来。孔祥熙时刻思考着怎样用行动证明不辱与孙中山先生这次的会晤和彻夜长谈。他要切切实实地拿出一个行动，拿出一个向欧柏林先生学习的行动，拿出一个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行动。孔祥熙在等待着机会的出现。
2．宋蔼龄过海求学
1904年夏天，当孔祥熙即将跨入耶鲁大学研究生院深造的时候，他做梦都不会想到，他未来的妻子宋蔼龄，自上海出发来到美国，也开始了自己的留学历程。和孔祥熙相比，宋蔼龄在美求学却是十分轻松而愉快的。
宋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位于佐治亚州的梅肯市，濒临奥克穆尔吉河西岸。市内林木葱葱，幽静闲雅。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创立于1836年，原名为佐治亚女子学院。1843年改名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附属于联合卫理公会教堂。当初学院规模不大，仅有一幢主楼，学生自然不多。其学生来源一般都是南美富裕人家的小姐。后来才增建了配套建筑。二十世纪初，主楼由希腊复兴时代的建筑风格改为维多利亚式的华美楼房，又增盖了双层斜坡式楼顶，使之成为“教育用房之最完美的大厦”。学生宿舍在顶楼且内部装备舒适，有大洗脸室和更衣室，每层楼还有一间浴室，里边有浴盆和瓷制便器。1900年学院又建了一座附属建筑，以为新入学的住宿生提供住处。校园内清静、舒适的环境，为来这里读书的女孩子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学习条件和生活条件。宋耀如的3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和宋美龄，都曾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后来，这所女子学院也因培养了宋氏三姐妹而名声大振。
宋蔼龄最初在学院里的“预科班”学习，与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一样，她也是这里的第一个中国留学生。开始的时候，人们都用一种好奇的目光看待她，用一种说不清楚的复杂心理对待她。宋蔼龄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但最初她含蓄持重，落落寡合，不苟言笑。就好像全校的学生里只有她懂得一个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服饰打扮，不在于她的外表而在于她的学问。平时没事的时候，宋蔼龄就会站在一旁，去欣赏和研究其他学生的美式服装。宋蔼龄能从一个人的服装上推算出每个同学的父亲到底拥有多少财产。当然这种推断都是她心里琢磨出来的。宋蔼龄的同学们都把她的沉稳含蓄看成羞怯，而且都以为这个矮胖的圆脸中国姑娘不会给她们构成任何威胁。
但是，宋蔼龄的学习成绩异常突出，尤其是数学成绩，是所有同学都望尘莫及的。
慢慢地，同学们发现这个看上去很庄重、很严肃的中国姑娘，实际上待人非常坦率和友善，并且热情、开朗，很好接近，在音乐和表演方面也很有才华。于是，宋蔼龄成了同学们喜欢谈论的“热点”人物。
自从同学们发现了这位中国姑娘的真正性格后，闲暇时都愿意聚集在她的身边，或者怀着极大的兴趣挤进她的宿舍，聆听宋蔼龄用甜甜的声音，讲那遥远而神秘的东方故事。宋蔼龄的故事永远也讲不完，她的宿舍成了同学们的“俱乐部”。宋蔼龄的嗓音甜润而宏亮，在家父亲又教过她唱歌，这使她在演出方面占有绝对优势。每当学校集体活动或联欢时，宋蔼龄自然成为引人注目的人物。
这一切都应归功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格里院长的太太格里夫人。
格里夫人是个和蔼可亲的热心肠妇女。是她尽力设法使宋蔼龄不感到拘束，慢慢地宋蔼龄对格里夫妇产生了终生难忘的感情。宋蔼龄变了，变得更加能适应美国的环境。她穿的全是美国服装，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且英语口语也运用自如。到美国仅1年宋蔼龄就剪掉了辫子，梳起了流行的高发式。
宋蔼龄的成长还得益于父亲的指导。宋耀如经常写信给自己的女儿，向她介绍最新的上海情况，推荐有关的中国历史书籍，鼓励她要自己努力。宋蔼龄从父亲的信中得到了启示也得到了力量，各方面都有了很大的进步。
用东方人的眼光看，宋蔼龄的长相并不漂亮，她的外貌常常使人发生误会。有一天、威斯里安学院的一位教授打量了她一下，说来蔼龄已经变成了一个“漂亮的美国公民”。宋蔼龄听了非常生气，当着全班同学的面反驳说：“我不是美国公民，而是一位中国公民，并且我为自己是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
宋蔼龄生活的年代，是一个极为动荡不安的年代。当时中国的落后和美国的进步是有目共睹的。为什么来蔼龄不愿做美国公民，而为自己是一名中国公民而感到骄傲呢？也许是因为她的出身、她的家庭以及受的传统思想的影响造成的，或者我们可以这样说，宋蔼龄自始至终都有一颗不变的爱国之心。
为了这位教授的一句话，也为了她初来美国时所遇到的遭遇，宋蔼龄的心里始终憋着一股火。这股火一旦遇到机会，就会发泄出来。
这个机会终于来了。
1906年1月，宋蔼龄经学院特别批准到北方去了一趟，原因是她的姨夫温秉忠到美国的首都华盛顿来了。温秉忠是受慈禧太后的派遣，率领一个清朝教育考察团来美国考察美国教育的。
一向瞧不起洋人但又十分惧怕洋人的慈禧太后，怎么会一下子变得开明起来了呢？
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被清朝政府勾结西方列强共同镇压下去了，慈禧太后携带光绪皇帝出逃西安后重又返回北京。这时，不知何故慈禧一改往常主意，突然高喊起“变法”，并似乎真的要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新政”了。
慈禧太后之所以高唱“变法”，主要是为了应付国内外的危机。《辛丑条约》的签订虽然缓和了来自国外的威胁，但她要顺应帝国主义的要求，以一种新姿态出现在列强面前，向他们表明她的政权决不是一个顽固守旧的政权，而是一个能顺应“时代”需要的政权。与此同时，慈禧也深知来自国内的危机更加严重了。不但在被剥削压迫的下层广大群众中到处埋伏着待燃的火种，而且属于上层社会的一些阶层，包括各地的士绅、中小地主和商人等新兴的资产阶级对清朝政权的不信任感也空前增加了。为了缓和这种矛盾，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也为了使人们感到清政权还是有希望的，慈禧太后不得不高喊变法，实行新政。
当时慈禧的“新政”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提倡和奖励私人资本办工业。1903年9月，朝廷成立商部，由皇亲贵族载振任尚书，工矿业和铁路都归该部管理。同时，提出《奖励公司章程》，允许私人资本自由发展等等。以前清朝政府一直把新式工业紧紧控制在官方手里，到了外国资本已经深深地侵人中国工矿各种部门，官方再无力控制时，清廷才鼓励私人资本加人。这虽然是对资产阶级的一种让步，但为时已经太晚。
二是废除科举考试制度，设立学堂，并提倡出国留学。清政府下令，考试中废除八股文，整顿京师大学堂，把各省原有的书院改成学堂，要求各省城设大学堂，各府设中学堂，各县设小学堂。各省选派学生用官费送到外国留学。同时，承认了西学合法的地位。
三是改革军制，裁撤旧式的绿营和防勇，组成新式军队。清朝末年的各省“新军”均是在这时形成的。为了培养新式官兵，各省设武备学堂，并以从1904年起，每年要有百人左右到日本学习军事。
1905年，慈禧太后还接受了一些大臣的建议，居然要实行“君主立宪”了。其实，这只是清王朝妄图以此向新兴的资产阶级做一些让步，以达到他们“解散乱党”目的的一个伎俩而已。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宋蔼龄的姨夫温秉忠率团来到了美国。宋蔼龄立即前往华盛顿看望姨夫。见到温秉忠之后，宋蔼龄非常高兴，这毕竟是她来美国后第一次见到来自故乡的亲人。
随后，宋蔼龄作为温秉忠的客人，一同出席了美国总统罗斯福为中国教育代表团举办的招待会。席间，宋蔼龄就自己初来美国时的遭遇，向美国总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并批评了美国的“民主”。当时，这位美国总统也许是被眼前这位中国姑娘的气势给“镇住”了；据说，罗斯福总统当场向宋蔼龄表示了歉意。
当时，宋蔼龄的父亲来耀如也正在美国为同盟会进行募捐活动。他从当地报纸上得知爱女的表现时非常激动。消息也在同学们中间传开了。宋蔼龄成了新闻人物，大家都用羡慕的眼光看着她，向她打听当时的情况。
而最令同学们羡慕的还是宋氏三姐妹相聚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情景。
宋蔼龄和姨夫温秉忠在华盛顿参加完有关活动后，又前往纽约。在纽约，宋蔼龄和自己的父亲宋耀如重逢了。站在父亲面前的宋蔼龄已经不是两年前离家时梳着一根大辫子、脸上充满稚气的小姑娘了。她已经变成了一位操着一口流利英语且打扮入时的充满青春活力的妙龄少女了。宋耀如看着两年独立生活给女儿带来的变化，心里溢满了欣慰之情。
父女俩从纽约分手后，宋蔼龄返回梅肯市，宋耀如随着温秉忠渡过哈得孙河，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去参观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一所朴实无华的学校。宋耀如很喜欢这所学校的气氛，所以他当场询问波特温小姐，明年是否愿意录取他的女儿宋庆龄和宋美龄来这里就学？
波特温小姐欣然同意了宋耀如的要求。
1907年夏天，二度赴美考察教育的温秉忠，带上外甥女宋庆龄和宋美龄，乘坐“满洲里”号邮轮启程。宋家的二女儿和小女儿步大姐宋蔼龄的后尘，后踏上了赴美留学的旅程。当时庆龄只有14岁，美龄只有10岁。
10岁的宋美龄是个非常天真和活泼的小姑娘。在旅途中，一天宋美龄同一位从上海回家的美国姑娘在甲板上谈天。美国姑娘问她：“你长大后，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呀？”
“我要当大夫。”宋美龄脱口而出。
“大夫！哦，天哪，我想你不应该干那行，当大夫要去锯掉人家的腿，你知道吗？”
“是吗？”宋美龄大为惊讶，“那我不想当大夫了。这太脏了！”
抵达大洋彼岸时，她们没有遭遇到大姐蔼龄入境时所遭到的可怕经历，很顺利地在旧金山通过了关检。
最初，宋庆龄和宋美龄姐妹俩被安排在新泽西州萨米特小镇，在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办的私立学校补习功课。这是去年来耀如赴美时说好的。
波特温的学生埃米莉·唐纳对宋氏姐妹要来学校的情景记忆犹新：“在我们这个小天地里，这是件饶有趣味的事情，但是在很长时间里没有再听到进一步的消息，因此大家把这件事情忘掉了。可是，有一天早晨我们来到学校的时候，发现她们已经来了。大的那一位非常庄重、文静，年龄约摸有15岁，看来比我们都大得多。我们当时都9岁左右。她的中国名字叫庆龄，但是不知为什么，我们总是称呼她‘罗莎蒙德’……我们不常见到她，因为由于年龄和性格上的差异，她自然不会来参加我们那些小孩子的玩耍和戏闹。但是，同时还来了一个可爱的小女孩，名叫美龄。她的年龄和我们差不多，非常活泼和欢跃，而且相当淘气。她长得像个滚圆的小黄油球娃娃，她对周围的一切都兴致盎然，不论是新奇的花草树木，还是房屋和人，她都要盘根问底，打听清楚。
“这两个女孩来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后没有多久，她们的姐姐宋蔼龄就来看望她们。蔼龄已是一个风华正茂的青年女子，她非常和蔼，非常友善。她脸上敷着厚厚的一层粉，嘴唇和两颊涂着朱色。当时已经是1908年，她这种打扮使我们大为吃惊。我们知道，象她这年龄的中国姑娘都喜欢这么打扮，就像年龄大一些的美国姑娘都喜欢轻轻地往脸上扑点香粉一样。我看得出，她是打扮得很漂亮的。但是我记得，当时还是个小女孩的我，确实是从内心里希望美龄长大后不要把面孔抹成这副模样。
“有一天，庆龄和美龄收到一个从中国寄来的包裹，里面全是给她俩的花花绿绿的漂亮衣物，其中有给美龄的一套漂亮的黑绸服，包括一条黑绸小裤子和一件绣有青龙图案的上衣。美龄穿上这套衣裤去爬树玩，爬到树梢上下不来了。我哥哥赶紧爬上去扶她下来。我们都提心吊胆地站在树下翘望，只希望她那身漂亮衣裳别扯破了。还好，衣服没有扯破。”
1908年9月5日，宋庆龄正式考人了姐姐蔼龄就读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蔼龄正念四年级。
刚入学的宋庆龄在各方面都得到了姐姐无微不至的关心和照顾，姐姐还帮助她尽快熟悉那里的环境，宋庆龄对哲学课最感兴趣，文学水平很高又热心社会活动，因此担任了校刊《威斯里安》的文学编辑和哈里斯文学社的通信干事。
宋庆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读书期间，在《威斯里安》上发表了《四小点》、《阿妈》、《现代中国妇女》和《受外国教育的留学生对中国之影响》等。这些文章宣扬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和自由。平等、博爱的思想，表达了她追求真理的强烈愿望。
宋庆龄在美国度过了人生中最为重要的青年时期。正是留学期间的学习，使宋庆龄由一个天真烂漫的少女成长为一个成熟丰润的大姑娘，其爱国主义思想也随之日趋炽烈，逐渐升华到为革命献身的境地。
1909年宋美龄12岁时，也考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此时宋家三姐妹欢聚在了一起。美龄年纪太小，一时还不能当一名正式学生。她也受到了大姐的无微不至的照顾。
美龄从小就崇拜大姐。因为幼时姐妹们和其他孩子一起玩耍，她的年龄最小。每当她幼小的心灵受到伤害、伤心地大哭时，大姐蔼龄就会轻轻走过来安慰她，为她擦去眼泪和鼻涕。
每逢这时，美龄还是抽抽噎噎地问：“姐姐，你说我能够长大吗？”
“能！你一定能长成一个大人！”大姐蔼龄肯定的话语给小美龄极大的鼓励。从儿时起，美龄就产生了对大姐英雄般的崇拜，以后又逐渐转化为深厚的爱。可以说，这种爱在宋美龄则终其一生末已。
不久，宋美龄和另外两个和她年龄差不多的美国小姑娘，组成了一个非正式的班级。她们效仿大姐姐们组织的联谊会，成立了一个名叫“三个小家伙”的组织。为了使自己的组织有一间会议室，她们发展了院长为该组织的会员，从而获准使用大音乐室顶层的一间空房。不久，学校许多老师都成了她们的忠实会员。为了健全“三个小家伙”，她们还制定了口令、秘密暗号和组织规则。如规定在会议室开会时不准嚼口香糖。一般老师注意不到这一规定，总是津津有味地嚼着口香糖走进会议室，于是三个小家伙立即大喊大叫表示抗议。
她们还创办了一份报纸，美龄当文学编辑，另外两个女孩任美术编辑和记者。报纸是抄写的，每天发行5份，但每份内容各不相同，售价是每张5美分。
报纸内容独特，大受同学们欢迎，每天都销售一空。如其中一份的社会专栏评论说：“多萝西·迪尔是全校最聪明的姑娘！”
这份报纸卖给了多萝西·迪尔。
另一份报纸在同一专栏里写道：“校园里所有的姑娘都说帕蒂·布朗长得美，昨天，有人见她……”
这份报纸卖给了帕蒂·布朗。
三个小姑娘，每天经过辛勤的劳动挣得25美分。她们用钱买来冰激凌、花生和糖果，然后美美地大吃一顿。
三个小姑娘由于办报办出了名。一天，她们接到东部一所大学的学生来信，信中说他们听说了这份独特的报纸，很想得到一份，以便把它作为美国最年轻编辑的一项纪录。能受到如此的尊重，当时三个小姑娘们真高兴极了。
一个小姑娘说：“我们赶紧给他们寄一份吧。”
“不，”小美龄见解很深刻，“他们没有附订报的5分硬币来。如果这样便宜地送给他们，我们的报纸不是太没价值了吗？”
“对，我们必须让他们寄钱来。”另一个小姑娘说道。
于是，由文学编辑宋美龄执笔，她们写了一封信寄去，向对方指出没附订报费这一严重疏漏。寄信花了她们2美分。她们耐心等待着消息。
不久，东部的索报人寄来了5分硬币，小家伙们这才把她们的报纸寄出去。这次又花了2美分邮费。
宋家三姐妹欢聚在威斯里安子学院，这一事情是值得回忆和值得纪念的。但是欢聚的时间太短了。1909年，宋美龄刚刚跨进学院大门，而她的大姐来蔼龄做为学院的五年级学生马上就要毕业，并且面临着毕业后的选择。
由于宋蔼龄在音乐和表演方面的才能，其主演的《学院生活的变迁》，友善地取笑了卫理公会所属的学院。这个剧本是学院里的三名高年级的学生根据贝蒂·韦尔斯的著作改编的。其改编人之一就是宋蔼龄。
毕业典礼上，自然少不了宋蔼龄的表演。她先是朗诵了一段根据普契尼的歌剧《蝴蝶夫人》原歌词改写的台词，然后出演了被涉世不深的美国海军中尉平克尔顿遗弃的忠贞的日本妇女巧巧桑。为了这次演出，宋蔼龄专门写信给父亲宋耀如，要他寄绸缎来制作和服。宋耀如给女儿寄来了4丈玫瑰色的锦缎。
5年的时间一晃而过。1909年宋蔼龄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留言册上，同学们为她写下了美好的预言：
“看这头版惊人的新闻！世界前所未闻的中国最伟大的改革领袖的妻子是人真正的靠山和力量，由于她的远见，中国已大步前进。我们现在才理解，当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一位教授称她是一个优秀的美国公民时，她为何感到奇耻大辱。”
1910年，宋蔼龄带着一纸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毕业文凭，带着同学们的良好祝愿，告别了正在同校低年级就读的两位妹妹，穿着一身时髦的美国服装，回到了风云变幻中的故乡。
可惜，同学们的美好预言并没有实现。后来宋蔼龄没有成为“领袖”的妻子，她未来的丈夫--孔祥熙，此时正在太谷老家继承和发扬着欧柏林精神，以实现他教育救国、实业救国的理想。
再后来，宋蔼龄嫁给了孔祥熙，成为中国最富有的女人。
3．归来报国
欧柏林先生的奋斗精神和创建欧柏林大学的两位开拓者，时时都在鼓舞和鞭策着孔祥熙，使他的性格稳重而务实。几年的留学经历更使孔祥熙认识到，一个人做任何事都不能想人非非，而要脚踏实地。这就更强化了孔祥熙固有的性格特征。
1905年孔祥熙和孙中山先生会晤后，特别是他得知孙中山赞成他的教育兴国和实业救国的想法后，孔祥熙便下定决心，毕业后要返回老家太谷创办欧柏林式的学校，走教育兴国之路。
1907年，孔祥熙实现自己抱负的机会终于来到了。这一年孔祥熙在耶鲁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并参加了毕业典礼。随后孔祥熙匆匆赶到母校欧柏林大学，因为在他回国之际，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特地为他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回国欢送会。
欧柏林大学的中国同学会是教会扶植起来的一个学生组织。学会的宗旨是会员要人人立志研究中国学术，远涉重洋到中国为社会人群服务。
所以在这次欢送孔祥熙的会议上，一个重要的议题是趁孔祥熙回国之便利，让他带上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清朝官吏和义和团战士处死在山西尤其是太谷的传教士建立一个纪念馆，以纪念他们“献身人类”的精神。这个议题立即得到了同学会全体同学的赞同。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谈论着建一座什么样的纪念馆，且碑文内容怎样写更合适云云。
最初，是一位美国传教士问孔祥熙：“孔祥熙先生，可不可以借您返乡之便，带一笔捐款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建立一所纪念堂？”
孔祥熙认为继承发扬欧柏林精神、献身人类人人都有份，自己更是责无旁贷。于是他一反平日里的温和态度，两眼炯炯放光，激动地申明：
“您的意见很好。然而，建筑好纪念堂和立碑勒石，是死的纪念物。死的纪念物固然重要。可是，能够造就活的纪念物岂不是更好？什么是活的纪念物呢？那便是设立学校，造就人才，使庚子殉难教友的精神长存人间。”
显然，孔祥熙要以兴办学校的形式来纪念“庚子殉难的传教士”。这里，除了他要以教育救国的原因外，还有其历史根源的。孔祥熙一直认为传教士之所以被杀，是因为中国人的“愚昧无知”，如果这些人受了教育、有了文化就变成了“有知”，自然就不会再恨传教士了。因为这“教育”和“文化”本身就来自传教士。孔祥熙建学校的提议显然是符合美国传教士口味的，所以与会者一致表示赞同并通过了孔祥熙的提议。学校由谁去办呢？自然是孔祥熙了。中国同学会为此筹集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办学经费。
1907年秋，孔祥熙带着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带着欧柏林大学中国同学会的重托，踏上了回国的归途。孔祥熙是乘海轮回国的。轮船途经日本时，孔祥熙特地在日本停留了几天，以考察日本的教育情况，并坚定自己兴办教育的决心。
孔祥熙留学归国之时，正值清政府重用留学生之际。前面讲过，义和团运动被镇压以后，慈禧太后为缓和国内矛盾，实行所谓“新政”，曾先后派大员到美国及英、法、德、俄等国进行考察，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的政体。1906年9月，清政府实行中央官制的改变，使用了度支部、法部、邮传部、民政部和农工商部等新名目。各部堂官规定设尚书1员（部长）、侍郎2员（副部长），并规定满汉不分。但实际上大多是满人，汉人只有4人。
“新政”的内容之一，就是设新式学堂，鼓励留学。对留学归来的人员给以足够的重视，包括给留学生以各种优待等。所以，一时间留学生在当时封建专制制度已趋没落的年代里很吃得开。孔祥熙持有美国耶鲁大学的硕士文凭，更是前途无量。当时国内的许多部门都慕名请孔祥熙到部里任职。邮传部尚书陈壁耳闻孔祥熙在处理“教案”时的能力，认为他是个难得的人才。于是在孔祥熙刚刚回国的时候，他便亲自找上门去，请孔祥熙到邮传部任职。铁路和邮电是当时国内公认的待遇优厚的部门，有的人想进都进不去，而孔祥熙却对这“主动上门的买卖”没动丝毫心思。后来北洋大学堂请孔祥熙去任教职，湖南旅京绅士请孔祥熙到长沙去办学校，二者都许以厚禄，但孔祥熙主意已定--即学习欧柏林精神，到山西太谷老家在穷乡僻壤办学校。为此孔祥熙-一谢绝了人家的好意。时值李提摩太要在太原创立山西大学，聘请孔祥熙去任校长。面对“恩人”的盛情，孔祥熙心里有些犯难，但他随即想到，要办好教育必须由小学中学人手。因而他也谢绝了李提摩太的邀请。
此后，山西太谷便诞生了一个后来曾名扬四海的“铭贤学校”，横亘在孔祥熙心头多年的夙愿实现了。孔祥熙的这一举动，确实是一个向欧柏林学习的最好形式：从信仰到行动，从表面到内容，都与欧柏林一致。
最初，孔祥熙利用太谷县城南街基督教公理会的明道院办了个小学，教职员四五人，学生三五十人。明道院不过是个小小的四合院，地方狭小没有发展的余地。过了一段时间，孔祥熙认为明道院没有发展前途，很难实现自己的抱负，必须迁址，学校才有希望得到发展。
1909年2月，学校迁至距太谷县城约2里地的东关外杨家庄的孟氏花园内，并增设了中学。
孟氏花园内环境清幽，景物宜人。北有乌马河，南依凤山，确实是个理想的学习园地。此外还有土地400余亩，对学校今后的发展大有好处。
孔祥熙请来能工巧匠，精心建设，兴建了大量的楼房并细心装修。首先在花园中心为美国制铝工业的大资本家、欧柏林大学毕业生查理·霍尔建立了一座沉思默坐的塑像。因为欧柏林大学从查理·霍尔的遗产中拿出万万元作为了建校基金。当然，建立霍尔的塑像对于孔祥熙来说，也是炫耀自己身份的一个极好机会。这一点，孔祥熙心里是十分清楚的。
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学校已初具规模。学校叫什么名字呢？孔祥熙决定用“铭贤”二字做为学校的校名。“铭贤”有两层意思。一层顾名思义也，铭者，纪念也；贤者，圣贤也。铭贤者，乃纪念圣贤之地也。这里所谓的铭贤就是纪念庚子年间美国传教士在山西太谷为道殉难的“先贤”，即铭感美国传教士的意思。另一层，则是为纪念和崇尚欧柏林艰苦办学的精神，表示在美国欧柏林大学资助和领导下创办的眼前这所学校。故英文校名为“Oberlln^Sansi^Memorial^School”，即欧柏林大学山西分校。
孔祥熙亲自出任铭贤学校校长。
孔祥熙的教育救国事业开始并不顺利。第一年铭贤学校只有9名学生。尽管学生不多，孔祥熙还是按照自己的意思认真制定了各项规章制度。首先，铭贤学校充分体现着教会办学的特色。它的办学宗旨是：“培养博爱济公，服务社会的人。”
其校训是：“学以事人。”
铭贤学校的最高管理机构是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内的铭贤托事部。这个托事部是在美国备案的，直接听命于美国政府并把握学校的办学方向。托事部由14人组成，主席由欧柏林大学的校长或副校长充任，成员大多数也是该学校的教职员或校友。凡铭贤学校的方针、财政、人事、教学等重大问题，均由托事部来决定或批准。
铭贤学校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在国民政府立案前为理事部），这是一个有名无实的机构，是为了应付当时的中国政府才成立的。因为北代战争以后，政府曾通令全国各教会学校均须先以校董会名义在中国政府立案，并按中国当时教育法令办学。按铭贤学校校董会的组织法规定：孔祥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董事会内有铭贤学校毕业生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3人、社会名流4人，加上孔祥熙本人共11人。校董会主要是根据美国铭贤托事部的各项指示来办校，但不管什么人做了校董，均须以孔祥熙的马首是瞻。所以校董会实际上起不了什么作用，只是对孔祥熙歌功颂德而已。校董会要定期开会研究校务，但孔祥熙做了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长期住南京或上海，所以每次开会，校董们只好跑到南京或上海去开会。每次开会都是由董事长孔祥熙大作报告，信口开河地吹嘘一番，把开会的时间全部用完，最后差不多了才用一二十分钟的时间把学校负责人（代理校长）带来的议案，随便吩咐一番了事。所以后来每次开会校董们都说，我们不是来开会，而是来听训。
不管孔祥熙做了多大的官，他还是兼着铭贤学校的校长。为什么呢？一个小小的校长不是和孔祥熙的身份有些不成比例吗？这是因为孔祥熙要遵守他自己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对校友们许下的“诺言”：即不忘欧柏林精神。同时铭贤学校在孔祥熙的人生历程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他也特别珍爱这光荣的历史。所以，后来孔祥熙始终都是铭贤学校的校长和校董会的董事长。
铭贤学校从一建立，就有中美互派代表的制度。学校建立后，除有美国人携家眷长期住校办理校务外，最初由美国欧柏林大学每3年选送1位毕业或未毕业的单身男性代表来山西铭贤学生担任教师职务，每人任期3年。以后改为每年选派1人，每人任期2年，这样就同时有两人在铭贤学校。最后又改为每年选派1男1女（单身），每人任期2年，即同时有4人在铭贤学校（两男两女）。欧柏林大学有山西学生委员会，负责选派代表和筹措经费。欧柏林大学到山西铭贤学校任教的男性代表共约20余人，女性代表10余人。这些大学毕业或未毕业的代表，年纪都很小。初到中国，他们都不能讲中国话，甚至连中国山西的风土人情都很难适应。故只能教英语，兼教音乐和体育课。他们初为人师，又是出国任教，经验不足，很难教好；等到积累了一些教学经验后，也就到回国的时间了。
就是这样一些人组成的师资队伍，被孔祥熙视为珍宝，大肆宣传，说铭贤学校的英语是由美国人直接讲授的，并且这些教师是训练有素、善于诱导云云。因此吸引了不少崇美亲美的青年到铭贤学校就学。而这些美国教师也颇有一套笼络人心的方法，如宣传宗教、教导歌舞和进行交际等；并对一些贫苦学生施以小恩小惠的拉拢手段，这样又更加助长了学生们的崇美亲美情绪。进而加大了铭贤对学生及家长的吸引力，生源源源不断。
至于说到中美互派代表，中方去美国的人，也就是选派教职员去美国留学。此一项进行的较晚，从铭贤开办到解放前夕，前后只有十余人次。他们最初是到铭贤学校的母校欧柏林大学留学，后因该大学只有文理、神学和音乐等几个学院，故以后学工学农的亦可到其他大学留学，但要回母校联系几次。
孔祥熙创办铭贤学校的指导思想可以说是革命、宗教与教育三者的结合。宗教思想对孔祥熙的影响可以说是根深蒂固的。孔祥熙从小便受到深刻的宗教教育，他从小学、中学一直到大学毕业都是在教会学校学习的。所以，铭贤学校大部分师生都是基督教徒，学生要上经课，学校组织圣诞节、团契会和主日会等教友活动。更重要的是孔祥熙曾出国留学，特别是受到欧柏林先生和欧柏林大学较大的影响，思想比较开放。这样就自然在办铭贤学校时，容易吸收西方的现代教育方法，注重学生德、智、体三方面的全面发展。孔祥熙曾多次向铭贤师生强调他的这种主张：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就是我的富国强兵之策！希望人人都有这样的信念，都要身体力行的去做，那么我们的国家由弱转强。由贫转富，将是指日可待的。
孔祥熙在办学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受到孙中山先生反清思想的感召，并且要通过教育救国的形式来实现其目的，这是迎合潮流的举动。
正是革命、教育和宗教三者的结合，使孔样照较全面地设计了铭贤学校的课程，如初中设有党义、历史、地理、数学、英文、自然和工艺等，高中除上述课程外还设有法制、心理、经济、哲学、医学、物理、化学、生物、会计商法学、货币银行学、教育和农业等学科。
全校之初、高中均设有体育和音乐课。
同时，铭贤学校的学生课外活动相当丰富。除体育活动外，校内还有很多社团组织，组织各种活动让学生参与，以丰富他们的业余生活。如学生会、青年会、国学研究会、英文研究会、文艺研究会、经济研究会、语言练习会、料学社、宗教研究会、证道团。平民教育宣传会以及各省县同乡会等，还有新剧表演团、晨曦社、海涛社、火花社等文艺社团。学生们可以自由参加这些组织，在这里交流思想，研究学术，练习写作。
从铭贤学校的课程安排和学生们的课外活动中，我们可以看出孔祥熙为铭贤学校操心的程度。孔祥熙的本家侄女孔令华老人至今仍赞叹他当年办学的劲头：“三叔那时真是把心全操在了铭贤。一个普通学生的事都装在心里。三叔为铭贤操心真是没明没黑。”
当时，孔祥熙不仅是铭贤学校的校长，还是历史、地理和体育课的教师，同时兼任总务长。30年代由胡春霖整理出版的《山西铭贤辑要》所载都是孔祥熙当年在铭贤学校上历史课时的讲稿，内容共分为山西的帝王类、侯宰类、勤良类、将领类、忠烈类、廉洁类、文史类和艺术类等。内容之全面，堪为山西文史集揽。
此外，孔祥熙还以高薪从省内外聘请一些较有水平的中国教师来铭贤学校担任有关课程。其中，他的父亲孔繁慈就在校内讲授经史课。
当时，孔祥熙要以山西太谷的铭贤学校与天津的南开、北京的师大附中一决高下。
铭贤学校的学制，最初是初小4年、高小3年、中学4年。1916年又添设大学预科3年（高中）。全部课程共14年。1923年遵照国民党全国教育会议决策，改为新学制，即小学6年、初中3年、高中3年，全部课共12年。停办大学预科。
1928年起，铭贤学校办起了农科，担任农科主任的是美国欧柏林大学文学学士、康乃尔大学的理科硕士穆懿尔。农科聘用了大批的农业大学及专科毕业生从事实验研究工作。除对作物育种、畜牧兽医、园艺果树等进行理论研究外，并办有农场、牧场和园艺场，在太谷南山有果园、在清源县有萄葡园以供实验。该科还培育了“金皇后玉米”、“169小麦”等很多优良品种，并每年举办一次大规模农业展览以展出各地作物和农村产品。穆效尔还借此分析实验了我国各地的土壤，调查研究了山西的农村经济。1931年铭贤又增办工科，主要是制造农具为农科服务，如制造冰铁犁、中耕器、除草机、喷雾器和玉米脱粒机等。此外还办有翻砂厂、机械厂、肥皂厂和印刷厂等。但是，当时农、工两科都是研究性机构，初期并未招生授课。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军侵占华北并致北平沦陷，太原告急。铭贤学校被迫西迁，经河南狭县、西安、洒县，历尽艰辛于1939年春到达四川省金堂县。租赁宅地开始上课，生源主要是华北逃难的学生和山西的商人子弟。1940年铭贤又专门开办农工专科学校并于1943年扩展为铭贤学院，内设机械工程，化学工程、农艺、畜牧兽医、农业经济、银行及工商管理八系，并附有农场、牧场、机械厂、纺纱厂、酿造厂和制药厂等。
孔祥熙在1929年7月，曾搞了一个铭贤学校建校ZI周年的纪念活动，井亲自为《铭贤学校ZI周年纪念刊》写序。序中说：
“盖铭贤者，实纪念前贤之学校也。命名之义，即在铭心不忘前贤也。
“学生之在校及已毕业者，不下千余人，升学于国外大学要求深造、以及散之四方服务于社会国家者，亦所在多有。
“教职员自4人增至80人，学生自30余人增至800人，经费自8000元增至每年45000元”。
铭贤学校纪律严明，教学始终坚持从难从严。学院成立后实行学分制。凡一年内不及格学分超过该学年应修学分总数的三分之一者，即勒令退学。考试舞弊者，除取消该学科成绩外，还要给予一定的处分。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铭贤学校迁回山西太谷。后来铭贤学院的工科合并于太原工学院，农科发展为山西农业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