铭贤学校虽为孔祥熙所创立，孔祥熙又是校长兼校董会的董事长，但他为铭贤学校并没有直接花过多少钱。铭贤学校固定的办学经费，都是从美国得到的。美国发明电解法制铝的查理·霍尔是欧柏林大学的毕业生，后来成了制铝工业的资本家之一。他去世后从他的遗产中捐赠给铭贤学校75万元美金，作为办学基金。这笔款子一部分系制铝公司的股票，一部分则存入银行吃利息，每年共约有3万多元美金。欧柏林大学学生会每年以其所收会费的一半捐助铭贤学校，连同一些零散的捐款，每年亦将近1万多元美金。铭贤每年的固定经费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为45000元美金左右。
正是有了比较充足的办学经费，孔祥熙和铭贤学校才能在孟家花园内大兴土木，增加设施。这些设施大部用美国友人的名字命名，以示纪念。如田氏楼、韩氏楼、杭氏楼。还有的以孔祥熙和宋蔼龄父母命名的，如嘉桂科学楼、亭兰图书馆等等。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早在30年代的内地太谷，铭贤学校内的楼馆里就都配有暖气、自来水和电灯、电话、发电机、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试验室里都配有完备的教学仪器和药品。这在当时全国范围内的中小学校里是很少有的。
其实这些开支都是从美国资本家手里得来的。
再就是孔祥熙从外国为国民党政府购买物资时，常顺便敲外国商人的竹杠，让他们对铭贤学校有所捐助，如英国和德国厂商就曾对铭贤工科捐助过机器等。但羊毛出在羊身上，这些钱到底还是剥削中国人民的钱。孔祥熙有时也运用他的关系从国外机构方面弄到一些经费，铭贤学校曾得到过美国的中美文化委员会和美国的罗氏基金会的捐助。因此可以说铭贤的办学经费自始自终都很充裕。
除得到美国方面的资助外，铭贤学校还在国内进行过大规模的募捐。19M年孔祥熙对铭贤学校在重庆的毕业生们（包括校董们在内）发脾气说：“不趁我在台上的时候，赶快给学校弄几个钱，还要等到什么时候！”这些毕业生下去研究了一下说：“老先生（铭贤毕业生对孔祥熙的称呼）的意思，是叫我们用他的名义去募捐啊广于是马上成立了庞大的募捐委员会，印了捐启并通过当时孔祥熙任部长的财政系统（各地税局及关卡），以及孔祥熙任总裁的中央银行系统（各地分支行、信托局）和其他有关方面和有关人士，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募捐”。王正廷当时就曾在重庆中国银行出名请客，为铭贤学校募捐，杜月笙、刘鸿生和萧振瀛都是当时的座上客。募捐结果，得到了若干亿元。这些捐款除学校用掉一部分外，其余部分因管理不善，随着法币不断贬值而逐渐化为乌有。
孔祥熙还利用职权把国民党政府的物资拨给铭贤学校，如他曾令农本局经理穆藕初把两套七七式印度纺纱机拨给铭贤学校，既非送也非借，只是一笔糊涂帐。后来铭贤从四I！I金堂县迁往成都，曾把一整套纺纱机借与四川大学，安定以后连要都不敢要，就是因为这套纺纱机来路不明，说不出口。
孔祥熙作为铭贤学校的校长兼董事长，一方面以代理人的身份通过办学为教会服务，为美国“大老板”服务；另一方面，孔祥熙始终把铭贤学校看成他的私人财产来培植自己的亲信，并以此来扩大他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孔祥熙担任国民政府的高官以后，就渐渐地显露出来了。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任总裁及财政部任部长期间，用人行事皆成系统。他为了植党营私，紧紧抓住人事大权，在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里安插了大批“亲信”。当时，财政部人事司长即是他的铭贤中学门生、山西太谷小同乡高晓楼。高晓楼开始只是孔祥熙的一个秘书。后来，孔祥熙的另一个秘书陈廷柞倚仗着孔二小姐的势力爬了上来后，收集了高晓楼的贪污材料，向孔祥熙告发。因为证据确实，孔祥熙只好把高晓楼撤职。但过了没多久，高晓楼一跃而升任财政部的人事司长，大出众人所料。为什么犯了错误反而升迁呢？原因很简单，就因为高晓楼既是铭贤学校的学生，又是孔祥熙的同乡。凡是铭贤学校的学生，都属孔祥熙“亲信”之类。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只要是毕业于铭贤学校，无论成绩优劣，几乎都可以飞黄腾达，在国民党政府里位居要职。最低限度也可以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当一名专员。在铭贤学校读过书的人，也可以得到破格提拔。当时国民党政府行政院和中央银行。财政部、中央信托局里的山西人极多，而且大部分都担任主任、科长以上的要职。
这些人因为和孔祥熙有师生关系，即使是碌碌无为的低能儿，也都自命不凡，高人一等。于是有人说孔祥熙是“用人唯亲”，“用人唯晋”，“用人唯贤”。其中“用人唯贤”的“贤”，指的就是铭贤学校。
当时，孔祥熙听后不以为然，他反驳道：“常常有人说我，或者攻击我喜欢用山西人，在中央银行或中央信托局里延用了大批山西人。要知道全世界最会理财、最会办金融事业的，是犹太人；英国人当中，最会理财的是英格兰人。我们山西人是中国的犹太人和英格兰人，办了几百年的票号，在金融理财方面是天才，有传统的经验。因此我在财政金融方面，大量使用山西人，用其所长。我也是山西人，才能在财政金融上身负重任，做出一些‘成绩’。我用山西人是根据他们的才能来使用的，金融事业今后还要发达，还要大量使用，决不是因为同乡关系才用的。”
实际上，孔祥照所用的山西人，除了孔家的亲友外，大都是“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如何谈得上是一般的山西民众呢？
4．荣膺“总统秘书”
公元1910年夏天，在美国威斯里安学习整整5年的宋蔼龄终于学成回国，当她乘坐的那艘客轮在水天相接的海面上出现时，已经在码头上等了差不多大半天的宋耀如夫妇激动地流下眼泪：他们可爱的大女儿尤其是妈咪日夜想念的蔼龄，终于又回到了他们的怀抱。
在码头上好一番亲热之后，宋耀如带着她们母女俩乘车回到他们的虹口家中。一路上，宋蔼龄透过车窗不停地打量着上海--这阔别5年的城市。同刚刚离开不久的美国小城梅肯市相比，中国的贫穷、落后尤其是那已经让人无法忍受的肮脏，令宋蔼龄下意识地皱起眉头。其后一连多少天里，她都觉着什么都不适应，都格格不人。喝水，她觉得水里有一股又苦又咸的味道；洗澡，她感到澡盆又小又脏，远不如在美国用那淋浴喷头冲起来来得方便和惬意。除此而外，上街漫哪儿都是拥挤的人群，都是肮脏的尘土，都是难闻的气息和麻木的面孔。宋蔼龄痛感在这飞速旋转变化的世界中，祖国落伍了，甚至保守得让她无法忍受。于是、一种高高在上的优越感，不由地开始在宋蔼龄身上流露出来。
父亲宋耀如很快就察觉出大女儿身上有着一股不健康的苗头。于是当有一天宋耀如听到女儿在用英语向他请求要加入同盟会时，他再也忍不住了，十分不悦地对女儿说道：“你最好用中国语同我讲话，因为你是一个中国人。这不是美国。在自己的祖国你应该讲中国话。”宋耀如缓和一下口气接着又说：“我想你首先应该学会做一个中国人，然后才能有资格加入同盟会。我可不希望你用一种美国人的眼光在中国看这看那，更不喜欢一个‘美国小姐’来给我作什么秘书。”说罢，宋耀如起身心情十分沉重地踱出屋去。
宋蔼龄当下简直震惊了。她仿佛突然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多么严重的错误。父亲方才那一番话可谓是一句中的，击中了她内心深处那虚荣的要害。顿时，羞愧的泪水一下奔涌出来，宋蔼龄猛地侧转身，跑进了自己的卧室。
但宋蔼龄毕竟是宋蔼龄。自幼养成的刚强执着的性格，马上给了她改正错误的勇气。所以当第二天的阳光照进来家客厅时，宋蔼龄已穿上一身地道的中国旗袍由卧室里走出，并用十分纯正的上海话向爸爸和妈妈问了一声好。当时，宋耀如脸上立刻浮现出欣慰的笑容。
随后，宋耀如便带着女儿来到了自己在华美印书馆的办公室。他指着窗前一张崭新的办公桌对宋蔼龄说：“蔼龄从今天起你就坐在这里给我担任秘书。不过我说的秘书，并非我们华美印书馆的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的秘书。”说到这里，宋耀如加重语气且目光异常严肃地望着女儿说：“这项工作是很危险的，你随时都可能成为敌人追捕的目标。所以你要作好思想准备。因为这就是革命！”
宋蔼龄低下头去思索了片刻，然后抬起头坚定地望着父亲期待的目光说：“爸爸，我想我行，我能干好。”说着她走到桌前，拿起一本《圣经》并把右手按在上面，激动地又说：“我发誓--”
就这样，宋蔼龄回国后第一项工作即给父亲宋耀如担任秘书，公开身份是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她很快就全身心地投人了，认真地帮助父亲募集资金，登记造册，并把会党名册和资金收支绘制图表等。这时，宋蔼龄身上的优点开始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她把一切都做得那样认真、那样扎实，同时也那样的出色。以至父亲宋耀如不时赞许地对她子以表扬和鼓励。
的确，有了女儿这样一个精明强干的助手，宋耀如一下觉得肩上的担子轻多了；并且办公室的一切都开始变得井井有条起来，桌子上不再那么杂乱无章了，每日须办的事情也给蔼龄依次记在备忘录上。宋耀如开始有了时间，并腾出精力去做一些更重要的事情，比如开辟更多新的财源等。很快地，宋耀如感到女儿这个助手对他来说，是多么的重要，女儿几乎已经成了他的左膀和右臂了。
没过多久，辛亥革命爆出了。
1911年12月25日，在海外长期流亡的孙中山先生回国并抵达上海。当天，在上海的金利源码头到处是彩旗和欢迎的人群，锣鼓声更是一阵高过一阵。人们是在这里热烈地迎接中国人民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的归来。当时，宋蔼龄跟随父亲一起，也站在欢迎的人群中，并且心情十分激动。
孙中山先生抵沪后，旋即住进了虹口宋耀如的家中。他此次回国，即是准备赶赴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因为时间异常紧迫，所以宋耀如等人都围绕在中山先生周围，夜以继日地忙碌着南京就职的筹备事宜。因为当时内政外交千头万绪，孙中山感到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他便向宋耀如提出，帮他尽快物色一位精明能干且又能懂英文的秘书，以便协助他处理一些日常事务，包括陪同他去和一些外交使团接触等。当即，宋耀如便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宋蔼龄。因为孙中山是宋家多年的老朋友了，甚至可以说当年他是看着蔼龄长大的，对这位侄女辈的宋家大小姐，实在是太了解了。尤其那天在码头上，当孙中山先生第一次见到长大后的宋蔼龄时，他的印象更是好极了。所以当时孙中山二话没说，即同意了宋耀如推荐的人选。
就这样，宋蔼龄又成了孙中山先生的秘书。也就是说，成了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秘书。
上任伊始，就把个“宋秘书”忙得不可开交。因为孙中山久居海外，对国内的情况及方方面面的局势均不甚了解。所以他抵沪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听取国内各同志的汇报。而宋蔼龄的任务，就是把孙中山先生同这些同志的谈话认真地记录下来。当时，来汇报的人络绎不绝，有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等等。宋蔼龄坐在孙中山的身旁静静地听着，手中的一支笔飞速地记录着。作完记录后，只要稍有间歇，宋蔼龄便立把记录整理出来，并摘出要点送给中山先生。很快的，“宋秘书”的出色工作赢得了孙中山先生的表扬和赞许。中山先生对宋耀如说：
“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公元1912年元月1日，宋蔼龄陪同孙中山先生来到南京就任。当中山先生乘坐的专列抵达南京下关车站时，受到了南京各界人士的隆重热烈的欢迎。停泊在下关江面上的中外军舰鸣了21响礼炮，以示对“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莅临南京就职的最热烈的欢迎和祝贺。当时，人们掌声雷动，经久不息，“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万里晴空中久久回荡。
中国乃至亚洲的第一个共和政权诞生了。
当晚11时许，在胡汉民等人的簇拥下，孙中山先生来到典礼堂。就见他健步登上主席台，站在五色旗前庄严地举起右手宣誓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孙中山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以后，千头万绪百事待举，一时忙得不可开交。作为总统秘书，宋蔼龄的工作量也异常繁重起来。每日的电报、函件、请示和报告等文件，像雪片一样飞落在她的办公桌上，文件堆积得如山一样。尽管总统身边还有其他助手，但因为宋蔼龄是孙中山最信任的一个，所以来蔼龄的工作负担也较他人格外地重了许多。但她不愧为一个出色的总统秘书，既有魄力又有条理，工作很快给她安排得有章有法，一丝不苟。其严谨的工作态度和作风，很快影响了其他同仁，一时间在孙中山先生周围，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序，大家都在忘我地拼命工作着。
因为孙中山待人本来就很随和，加之他和宋家一向很熟，宋蔼龄就几乎是他看着长大的，所以他在宋蔼龄面前从不摆什么总统架子。每逢闲暇时，孙中山常常来和宋蔼龄聊天，两个人探讨一些问题。甚至有时遇上意见难以统一时，宋蔼龄还敢和孙“大总统”争执几句。当时，因为尚属非常时期，兼之孙中山先生的家庭生活并不十分理想。辛亥革命后，中山先生夫人卢慕贞女士只短暂来宁小住，旋即返回澳门。为此中山先生十分苦恼且身体健康也每况愈下，愈来愈糟糕。恰在此时，宋蔼龄陪伴在孙中山身边并以“子侄一辈”的特殊身份照料着他的饮食起居，给了孙中山以弥足珍贵的体贴、关心和安慰。以至后来，宋蔼龄这种不无过分的关心和照顾，竟引起当时亦一路随行的孙中山先生的女儿孙金淡、孙金流的一度误解和反感。后来，当宋蔼龄决定辞去总统秘书的工作时，中山先生亦曾十分诚恳地再三挽留，直至后来，宋庆龄的出现才作罢了。
就当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会聚南京创立共和、准备为中华民族的繁荣富强做一番大事业时，以袁世凯为首的封建势力蠢蠢欲动，按捺不住杀机了。加之当时革命党内部也确有一批人对袁世凯心存幻想，总以为只要袁世凯逼退清宫，就能领导国家实行民主共和，就该把“大总统”的位子让给袁世凯等。尤其是汪精卫等人，当时竟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搅在一块且打得火热。除此而外，由于袁世凯长期在北洋军界经营，势力深厚。孙中山出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不久，就有北洋军阀48名将领在袁世凯的怂勇下联名通电反对，甚至示以武力威胁。在这种内外相煎的紧急情势下，孙中山先生不得不开始考虑辞去“大总统”职位的问题。当时他曾不止一次地强调说：
“孙文几十年冒死舍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只要他袁世凯赞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孙文随时准备把大总统的职位转交给他。”
于是，在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皇帝博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先生即向参议院正式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来继任总统。
当时，对于孙中山先生深明大义、以全局为重的做法，宋蔼龄尚无法理解和接受，甚至她还措辞激烈的指斥中山先生为“扶不起来的天子”等。而面对宋蔼龄的一腔激烈，孙中山又能说什么呢？惟有无语苦笑而已。一个伟大的革命先行者的旷世孤独，往往是无法期盼别人理解的。此正所谓古人云“高处不胜寒”啊！
卸下总统重任后，正好袁世凯答应由孙中山先生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于是中山先生也兴致勃勃，准备好好施展一番创办实业的伟大抱负。当时，他与亦是革命党人的黄兴约定，他孙中山去搞全国的铁路建设，黄兴则去大西北搞开发，大家共同把新生的中华民国建设好。尽管当时来蔼龄因种种不易说清的情绪所困扰，打算辞去总统秘书的职务，但后来在父亲宋耀如的鼓励下，就又坚定了追随孙中山先生的决心。当时，孙中山还请宋耀如出任全国铁路督办处的司库职务，为他总理铁路筹建费用的一切收支。
于是，孙中山一行自上海出发，先赴广东，然后广西、福建、湖北，最后又北上考察了华北各地，一时间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每到一地，他们都受到了各界群众的热烈欢迎。同时不论走到哪里，孙中山先生都念念不忘宣传他的革命主张和社会理想。
当年按照孙中山先生的构想，筹建全国铁路及其所需资金大体上可分三种形式筹措：
1．与外国订立合同贷款，自行修筑；
2．订立招股章程，成立中外合办的公司，招股修筑；
3．批给外国人修筑，期满或达一定期限后，由中方采取有偿或无偿方式赎回并收归国有；
但孙中山当时也约定了三条基本原则决不动摇，即是：
1．不失主权；
2．不用抵押；
3．利息甚轻。
依据孙中山先生的设想，拟在10年之内修筑20万里铁路，并沟通全国三大铁路干线，初步实现每年运输收入达10亿元的目标。当年构想的三大铁路干线是：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贵州、云南、四川，最后进入西藏并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则由上海出发，经江苏、安徽、河南、陕西、甘肃，最后由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并抵达终点伊犁；第三条铁路干线将起于秦皇岛，然后穿过山海关进入辽宁及东北各地，并由此西折人内蒙，最后北穿外蒙到达终点乌拉海。当时，孙中山认为，现在共和革命已经完成了，可以专心致志地修铁路了，所以他决心10年之内不问政治，以便专心完成其铁路建设计划。后来，当他们路过北京时，孙中山依旧抱着幻想十分诚恳地与袁世凯相约：
“今后我们两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我们共同使中国富强起来。”
然而事情总是不以善良人的善良愿望为转移的。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暗杀了宋教仁之后，其狼子野心已然暴露无遗了。尤其是不久之后，袁世凯又相继解除了各省由国民党员担任的都督，并十分嚣张地宣称：“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终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猛醒了。1913年7月，江西都督李烈钧率先宣布独立并声讨袁世凯，随即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纷纷响应，讨袁的“二次革命”爆发。只遗憾的是，由于是事到临头仓促起事，即缺乏组织又没有策应，以至讨袁革命不到两个月便告失败。孙中山等革命志士又一次走投无路，只好再度亡命日本，至此，孙中山“实业报国”的伟大抱负也便付诸东流了。
因为当时未耀如一家与孙中山及革命党人的关系已成公开的秘密，为防不测，宋耀如全家也追随孙中山来到了日本。是年秋初，宋庆龄结束了在美国的学习生活，也径来日本与家人团聚。
不久，宋蔼龄辞去了“总统秘书”的职务。
5．“铭贤”轶事之一
前面我们讲过，铭贤学校的校址设在太谷县城东关外杨家庄的孟家花园内。孟家花园占地大，环境幽雅，是个理想的学习场所。铭贤学校从校园环境、课程设置、师生生活及各个方面，都有着丰富的佳话和趣闻值得一谈。
由铭贤学校的校门往里走，首先映人眼帘的是一块大而醒目的匾牌，写着“渐人佳境”四个大字。孔祥熙向学生们解释其含义即：为使学生读书既不要踏步不前，也不要急于冒进，必须由浅入深，由近及远，循序渐进，越走越光明，所谓渐人佳境。
对于铭贤学校，当时有人写文歌颂云：
“凤山之阳，箕城之东，有校特立，中美同风。忆自庚戍，有清季年，孔君来归，乃创铭贤，由晦而显，自微而著，鼓度来游，銮翔凤翥，三育以兴，五教以修，冠裳济济，步武流洲，郁此园林，锦簇花团，蒸为库序，玉树芝兰，高楼矗云，可以穷经，广堂带星，可以携铭，大庇欢颜……学以事人，群英竞爽，服务精神！”
事实上，铭贤学校的风景比颂词中说的还要好，铭贤师生对于自己所处的环境，一向自诩、自赏和自豪。他们把自己的学校概括为“双八景”。
这双八景是：
1．崇圣晓晴。崇圣楼是一座中西二层建筑，宏峻崇丽飞楼插空，每届铭贤毕业学生的毕业会都在这里举行。破晓时分，旭光辉映，衬着四周的花木扶疏，宛是一幅天然的图画。
2．义家芳草。铭贤之南的庚子殉难教士墓园，每当夏日来临，芳草凄凄，悄然冷寂，别有一番风趣。
3．公厅夏静。崇圣楼西，是孔祥熙的办公之处。一间办公室，一间卧室。窗前不但花木茂盛，而且每年夏天搭起凉棚，清凉幽静，胜如仙境。
4，曲径秋明。孔祥熙办公处的游廊环抱金屋，曲径通幽。每到秋天，坐在这儿赏月最好不过。
5．南楼对峙。这是铭贤副校长田俊清捐赠的一座楼房，是铭贤的自然科学实验室，因此又有科学楼之称。这座楼与韩氏楼遥相对峙，故得此称。
6．东校野操。这是四周垂杨的大操场，在萧瑟的冬天，学生们仍在这里上操，显得生机勃勃。
7．韩楼灯火。铭贤的美国教员韩明卫的母亲捐赠的一座三层洋楼，建筑豪华、设备先进。一到夜晚灯火辉煌，蔚为壮观。
8．南园云树。指校园南面的搜倩芬蔚，绿云合匝。
9．环山叠翠。在四明厅南建造的一座假山，山之畔还建有两个亭子。
10．宾馆逐霞。铭贤特为招待各方参观人士下榻而设的一座迎宾馆。花木披纷，长廊寂寂。馆里还藏有不少名人字画、珍奇古玩。
11．石桥疏雨。四明厅北的一口人工池塘，上面架有石桥，题为“色映花池”四字，指的是满池碧油油的绿水。
12．精舍斜阳。铭贤教员宿舍，每晚斜阳返照，光灿然。
13．亭下晨钟。假山上的一座钟亭，是铭贤全校师生作息授课的指挥者。
14．斋窗夜读。铭贤学校的西北隅，是全校学生的宿舍。每至夜晚学生挑灯诵读，书声朗朗。
15．严杞秋鲜。钟亭附近种植的拘杞，一到秋天果实累累，鲜艳欲滴。
16．堂槐夜合。图书馆旁有几株夜合槐，叶密花红，像绒线球一样，白天开花夜间卷合。
以上是铭贤学校校园的双八景。这在当时的中小学里恐怕是找不到的，就是今天的中小学里，有这般景色的也未必多见。
孔祥熙亲自制定了铭贤学校的校徽，采用英文校名的第一个字母“O”，“铭贤”的校旗也是一个大“O”。“铭贤”学校的运动员背心上，印着一个更大的“O”。当地群众戏称铭贤学校为“圈儿学校”，称该校学生为“圈儿学校的学生”。
山西太谷县在本世纪初还是一个经济文化十分落后的内陆小县城。当地各个阶层的人们习惯于封建社会的社会生活秩序，他们处处恪守着祖训，在戏院、电影院和教堂里，一向都是男女分座，妻妾亦不例外，以免闲言碎语。孔祥熙是留过洋的洋学生，思想比较开明。再说他年轻在潞河书院读书时，就曾对径渭分明的男女之防提出过自己的异议。所以后来他对铭贤学校的男女关系并不是很介意的。建校初期，当地人看到铭贤学校的洋先生洋小姐们接吻拥抱，心里感到厌恶，斥为太不“正经”，有伤风化。
一天，贝露女校的校长、美国传教士贺芳兰气冲冲地找到孔祥熙质问：“你的学生常常偷看我的学生，在礼拜堂里，这成什么样子？”
孔祥熙从容不迫地反问：“贺女士，如果你的学生不偷看我的学生，又怎知我的学生在偷看你的学生呢？”
这真是再简单不过的道理了。贺女士先是一怔，然后自觉理亏，一笑了之。
正因为铭贤学校是一所教会所属的学校，当地一些思想守旧的人对一些外国人的行为，即使感到厌恶，也无可奈何，只有背后议论议论发发心中的牢骚而已。
当地人都说铭贤学校的学生是“三长一短有味道”。学生们的“三长一短”指的是英文、体育、辩论是长处。这是一种讽刺。英文者，洋学生；体育者，体育不是正道哪能叫课，只能算是玩玩；辩论者，就更不用提了，孔圣人早有“巧言令色”之说。有了这“三长”，必然有“一短”，那就是古代圣贤的学问短了。人们在背后责骂孔祥熙：你一介孔圣人的后代，居然搞起了这一套，真是辱没祖宗，不成体统。至于说铭贤学生有“味道”，其实是讲卫生。当时，孔祥熙要求铭贤学生养成讲卫生爱清洁的好习惯，并鼓励大家多从教务处领用肥皂。
有一次，孔祥熙给铭贤学生训话。他问道：“考察一个社会。一个国家的文明进化程度，应该以什么为准呢？”
台下的学生七嘴八舌。有人说“礼貌”，有人答“交通”，还有人说“建设”。孔祥熙在台上摇手然后说：“不对，不对，你们说的都不对。要欲知一国一社会的文明进步程度，得看他们用水的多少。”
当场学生们惊讶不解。
孔祥熙微微一笑并解释道：“对喽，要看水。越是文明进步的人，用水便越多，否则反之。一个人爱清洁，必定会把水当作他的好朋友。其实依我之见，光用水还不够，还得多用肥皂。”
民国初年时山西没有肥皂厂，太谷乡人也没见过肥皂朋巴皂要从外地运来并且价格昂贵。铭贤学校的学生没使过肥皂也不想使，于是抱怨说太贵买不起。
岂知这话传到孔祥熙的耳朵里以后，他马上派人到太原一口气买了十几箱肥皂回来，然后向学生宣布道：
“我听说有人嫌肥皂贵，这不要紧，本校长别的供不起，供给全校学生用肥皂还不成问题。我已经买了不少的肥皂，谁要谁就自己去拿。”
开始，谁也不好意思带这个头。孔祥熙向学生鼓励道：“叫你们去拿肥皂呀，你们越拿得多，就越用得多，我也就越喜欢。”
渐渐地，铭贤学校里用肥皂的学生多了起来。
而那时的肥皂，有一股强烈的刺激气味。铭贤学校的学生们用了肥皂后，身上带有肥皂味，一出校门老百姓老远就闻出了肥皂的味道。但他们不知肥皂是何物，只晓得孔大人办学校、教学生都是按洋人的规矩办。于是，出自猜想并以讹传讹，纷纷传说“哎呀，可不得了啦，学生一进铭贤，身上马上就有了洋味，老远的便能闻到。这种洋味沾上了身，准是一辈了也脱不掉。”
今天看来这真是太可笑了，但当时，老百姓的确误把肥皂味当成了“洋味”。
实际上，铭贤学校后来能和天津南开中学、北京师大附中一决高下，正是得力于孔祥照这位留过学的洋学生。正因为孔祥熙的学贯中西，所以才能把西洋的新式教育和中国的传统教育在铭贤学校里加以结合并互相取长补短。在铭贤学校里，既有西装革履的洋先生，也有穿长袍马褂的中国老夫子。既讲授孔孟的四书五经，也讲授林肯、瓦特和华盛顿。总之，目标都在“育才”。
孔祥熙要造就德、智、体三育兼全的人才，于是不遗余力，多方面促使学生注意体育锻炼，并亲自教授体育课。但当时国内学校尚无开设体育课程的前例，因而也无现成的体育课本。孔祥熙东拼西凑，自己编了一套体操。他把美国当代的步兵操典，带到大清帝国的学校里来了。
孔祥熙教学生们‘立正”、“稍息”、“开步走”或者“跑步走”，待到幸体学生走得步伐整齐、进退有序以后，他就给铭贤学生配起了“武装”。
铭贤学生所私下拥有的第一批“武器”，是孔祥熙自备的一把指挥刀和60多把用榆木自制的步枪。
上体育课时，孔祥熙把130多名学生分成两批，一批作徒手操，一批作假枪操。孔祥熙则跨着大刀往旁边一站，俨然是一位真正的指挥官。
铭贤学生操“洋操”、练“洋枪”的事情，很快就在当时保守而又闭塞的太谷县城传开了，竟成了太谷县的一大新闻。好奇的当地人都想目睹一下这新奇之事。于是每当孔祥熙给学生们上体操课时，操场四周总有一些人围观。而在众目睽睽之下，学生们则更是兴致盎然，步伐也就更加整齐。围观的人见此情景都喷喷称羡，并为之四处宣扬。因此，孔祥熙能操洋兵法、编练“新军”的名声，很快就满城皆知了。这件事，在某种程度上多少也改变了一点当地众人对铭贤学校的偏见。
孔祥熙能编练“新军”的消息，不久就传到了太谷县商会会长的耳朵里。这个商会会长原先掌握着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但是义和团运动兴起之后，“商团”中的不少恶棍望风而逃，商团也就名存实亡，处于行将瓦解的状态。
一天，商会会长带着礼物，慕名亲往铭贤学校欲以重金礼聘孔祥熙担任商团教官，代为训练并指挥商团。孔祥熙对此邀请很感兴趣，也正中他的下怀。他想借此机会掌握一支地方武装力量，更重要的是可以利用商团的名义，堂而皇之地购买真枪真炮。
其后孔祥熙训练商团也颇有成效，于是太谷警察局也前来约聘孔祥熙，请他出任顾问，每月到警察局去一次，对警察进行训话。在警察局，孔祥熙主要是宣传一些美国的治安管理方法，同时灌输自己的一套东西。
这样，孔祥熙很快便掌握了太谷一带的全部武装力量，他就像地方大员一样，常常身穿西装，腰佩指挥刀，挺胸昂首，威风凛凛地走在县城的大街上巡视。而街上的警察、商团团员和铭贤学校的学生及其他学校的学生，见到孔祥熙都要立正向他敬礼。
如果说孔祥熙让铭贤学生操练体操，是把西洋先进的东西介绍给中国人的话，那么他对中国传统的国学也是注意加以改进的。
孔祥熙身为一校之长，遇有教师因故临时请假不能到校上课时，所缺之课都由孔祥熙替代。特别是在替别人上国文课时，孔祥熙常常结合时事，拟出作文题目让学生去做。不过，有一次他这样做却碰了“钉子”了。
那天，孔祥熙又临时替别人代课，并且偏巧又是作文课。他给学生出的题目是《以不教民战是谓弃之》。孔祥熙刚把题讲解完，国文教师赵昌变气冲冲地走了进来。赵昌变是清朝拔贡，以书法洒脱扬名三晋，是一位众人景仰的老先生。孔祥熙与他过从甚密并且也对他相当敬重。
可今天赵昌变是冲着孔祥熙来的。当即他责问孔祥熙道：
“你一代作文课，作文题目都和武事有关。孔校长你办铭贤学校，性质是文呢还是武？你出这些作文题目，总不是让学生毕业后都去当兵吧？”
孔祥熙听完急忙解释：“哈，赵老夫子，我是有这么一个念头，铭贤的学生毕了业，虽然不必全去当兵，可当兵的观念和准备却必须有。”
接着，孔祥熙便滔滔不绝地讲起了清政府如何腐败和国外各国征兵制的区别及优劣，讲一个公民应该有保家卫国的能力和意识。这一通说教，使愤然前来质问的赵昌变缄默不语了。他心里不得不佩服孔校长确实要比其他人站得高，看得远。
在和赵昌变讨论之后不久，孔祥熙作了一条正式规定：今后凡写作文不必非引经据典，只要能言之有理，即使方言俗语人文也可评为上佳之作。
胡适等人提倡白话文，是在新文化运动时，白话文当时被普天下的道学家视为不成体统、不伦不类的“洪水猛兽”。因此，胡适被尊为白话文的倡导人。其实孔祥熙早在清朝末年，就已在自己办的铭贤学校提倡白话文了，此真可谓敢为天下先。
孔祥熙不仅敢提倡白话文，而且还敢对学生进行“性教育”，这在当时，在中国传统社会里需要多大的胆量啊！
既然孔祥熙从小就敢背叛自己的老祖宗，而去接受教会的教育，既然孔祥熙是一个喝过洋墨水的留学生，那么他就能在当时比较落后的自己的家乡去开风气之先，揭造化之奇。他就敢于公开与传统的礼教相违背，做一个实施“新风”的表率。当时孔祥熙在铭贤学校开设了“性教育”课程，他每季两次或者三次，把那些已发育成熟、即将从铭贤学校毕业的学生，集中于一室并亲自讲解“性的卫生”、“性的道德”、“性的神圣”和“两性结合”等问题。
这些题目的讲解，在当时来说实属“大胆”而“先进”的不凡举动，对中国传统的封建道学是一个极为有力的冲击。孔祥熙对“性”的讲解，把当地那既没有真本事、又道貌岸然，并且常常说三道四的伪道学们搞得晕头转向，目瞪口呆。
当然，孔祥熙对性问题的理解和讲解，主要是从积极的方面去引导学生，使之对它有一个正确的认识，从而全面揭开人生的秘密，消除年轻人对此的神秘感。用今天的话说，纯属正面教育。
孔祥熙在每次给学生进行“性教育”时，总是对那些好奇心切的学生们说：“老先生们制止性欲，有如鲸之治水，筑堤防、防外溢，不知浚疏河道，只晓增强堤坝。这个方法最危险，因为水不暴发犹可，一旦暴发堤决坝溃，必将无法收拾。所以我们制止年轻人的性欲奔放，应该用大禹治水的法子，疏浚沦排，顺着水性逐步导人正轨。”
当时，孔祥熙还明确地告诫学生：“手淫最能残害身体，初期为神经衰弱，浸渐便成不易治疗的重症。你们切切不可玩忽，万万不许任性妄为，要知道你们将来能否成功立业，能否为圣为贤，几乎完全以可否克制性欲而为断。”
为了使铭贤学校的学生都能身心健康地发展，孔祥熙采取了一些积极的办法。他特别注意学生们的起居生活，言行举动，严禁学生看课外的那些有害于身心健康的不良读物；并大量准备体育用器，让他们积极锻炼身体，白天认真学习并加强身体的锻炼，这样晚间就能按时人睡，永远有一种饱满旺盛的精力。
正是孔祥熙对学生们进行的这些有意的新式教育，在当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取得了明显的效果。1915年4月，华北第一次运动会在太原举行。铭贤学生共取得6个主要项目的第一名，一时威震华北各省。当时许多人面面相觑，不知山西怎么突然冒出这样一支劲旅。从此，铭贤的声誉不胜而走。
后来所谓的“三晋学府，私校典范”，就是当时人们在通过一段时间对铭贤的了解之后，对其比较公正的评价。
孔祥熙不仅注意铭贤学校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而且对当时地方上的一些陋习，也是极力主张从根铲除，就连自己的父亲也不例外。
孔祥熙虽然很早就开始接受西洋教育，对基督教会也是感恩戴德，但他痛恨外国对中国大量输人鸦片。怎样才能禁绝鸦片呢？在他看来，林则徐在广州焚烧鸦片有点感情用事，太冲动了。虽说此举一时大快人心，但最终兵败于大英帝国，带来的后果是五口岸的通商和香港的割让。当时曾有铭贤学生向孔祥熙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监督（铭贤学生对孔祥熙的称呼），假如你奉命禁烟，您会如何办理呢？”
当即孔祥熙不假思索应声而答：
“除了尽焚鸦片烟，对于抽鸦片的我还有一个顶好的办法，那便是把这些人统统充军到甘肃、新疆和古北口外去，叫他们开垦种田，从事畜牧。其中若有人吃不来苦，或者暗中还在抽鸦片，干脆掘一个大坑，丢他们下去活埋。”
看来孔祥熙对吸食鸦片是深恶痛绝并力主彻底根除。那么他是这样说的，做得又怎样呢？
当时铭贤学校所在地的周围，吸食鸦片的人相当多。每当这些吸食者烟瘾发作时，就要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伸举自如。一些瘾大者，更是面黄肌瘦，肩耸项缩，奄奄一息。孔祥熙每每看到这种情况，心里不免又气又恨。他决心要用自己的力量，根除这种恶习。于是孔祥熙备了酒席，请来村长和当地的士绅，商量给“烟民”戒烟的方法。席间孔祥熙力陈鸦片之害，终于获得了村长和乡绅的支持。大家达成共识后，决定由村长负责管理，把当地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强行戒烟。同时孔祥熙提议，烟民之中凡是自家有钱的，伙食自备。家里没钱的，由铭贤学校供给。数日之后，戒烟活动有了明显的效果，烟民日渐减少，到后来杨家庄几乎烟民绝迹。
起初，孔祥熙把自己的父亲孔繁慈找来给铭贤学校讲授经史，本意是加强学校的师资力量，以利于自己对铭贤的控制。不料，这个孔繁慈却实实在在给儿子添了不少麻烦。
当地有很多人嗜酒如命，自称“臣是酒中仙”，终日酩酊大醉，还振振有词曰：“一醉解千愁。”
孔繁慈就是这些“酒仙”中的一位。他好酒成癖，每顿必斟，且往往是每斟必醉。这对铭贤学校的教学活动产生了极不好的影响。为了加强对学校的管理，孔祥熙规定师生一律不准吸烟饮酒。可是孔繁慈对此并不太重视，依然我行我素。孔祥熙对此非常反感。他想校长提倡戒烟戒酒，而身为教师的校长之父都可以例外，这怎么能说服其他人呢？于是，他先是暗中命令厨役不要为孔繁慈备酒，继而又当面向父亲讲明其缘由，请求父亲能身体力行支持儿子的戒烟戒酒活动。孔繁慈听罢虽说心里一百个不情愿，但他毕竟是读过书的人，面对族中众多人的压力，当初都能支持儿子冲破阻力去上教会学校、去留学美国。今天孔繁慈为了支持儿子的工作，也为了儿子把铭贤学校办得更好，以提高孔祥熙在家乡的威望，孔繁慈终于答应了儿子的要求。
今天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早已证明了抽烟和过量的饮酒，都是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益的，人们也多能自觉地去戒烟和控制酒量。然而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孔祥熙提倡戒烟戒酒，真可谓先见英明且难能可贵。
就在孔祥熙一心一意地为办好铭贤学校进而为桑梓做出贡献的时候，1911年10月10日爆发的武昌起义，再一次改变了孔祥熙的人生轨迹。在时代潮流的感召下，孔祥熙慨然投身到大革命的滚滚洪流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