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山西都督阎锡山
公元1911年10月10日，在湖北武昌城内，新军官兵打响了反清起义的第一枪，伟大的辛亥革命爆发了。
早在1904年，武汉知识界即成立了科学补习所，名为补习科学，实则酝酿革命。后由于该组织同华兴会的联系较频繁，以至当华兴会起义计划暴露时，科学补习所也受到了牵连，被清政府强令解散了。
当时，这个补习所的主要成员都是当地新军中的官兵，包括一些学界人士参加。所谓新军，系湖广总督张之洞当时在任上编练组成的。当时有新军第八镇（张彪为统制）和第二十一混成协（黎元洪为统领），并且还在武汉设立有陆军小学堂和陆军中学堂。新军编成后，当时许多有革命要求的知识青年纷纷投人进去，并在新军中迅速形成一股势力发展壮大起来。
后来，科学补习所的一些成员又在日知会的名义下开展活动。所谓日知会本是当地基督教会所办的专供教徒阅读书报的一种机构，后于1906年亦为清政府强迫停止了活动。这样1908年新军中的革命士兵又以为群治学社名义，成立一秘密组织（后改为振武学社）。当时日知会和为群治学社（亦即振武学社）这两个组织，实际上在武昌地区起了传播革命思想、组织和积蓄革命力量的作用。
首先，他们在新军中的工作比较深人，直接组织兵士，并且有些革命知识青年还直接当了兵，并在士兵中起了骨干作用。
其次，他们接受了科学补习所和日知会先前因湖南方面轻易发动起义而受牵累的教训，因而对待起义行动采取比较慎重的态度。由于他们处于军队的环境中，更使他们懂得要注意组织严密。
1908年，由一部分同盟会会员组成的共进会，派人到湖北省活动，并在武汉设立了秘密机关。他们主要是联络会党，试图立即发动起义。由于会党力量不受约束，起义计划不能实现，后来共进会在湖北的活动只得停顿下来。到了1910年下半年，共进会在武汉重新活动起来，并开始进入新军中开展工作。
当时，在有着16000多人的湖北新军中，约有三分之一的士兵和一些下级军官加人了秘密的反清革命组织。
是年8月下旬，在同盟会中部总会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于武昌举行联合会议以筹划武装起义，并成立了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军事总指挥部。当时大家推选文学社领导人蒋翊武为湖北革命军总指挥，共进会领导人孙武为参谋长，刘尧微（复基）和彭楚藩等为军事筹备员。同时会议还决定在汉口设立政治筹备处草拟文告，制定旗帜，并负责将来建立革命军政府的工作。会议原议定10月6日（旧历中秋节）起义，后因准备不足而推迟起义日期。10月9日上午，因孙武等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配置炸药失慎爆炸，清朝政府在武汉三镇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刘复基、彭楚藩和杨洪胜等33人被捕，蒋翊武被迫在混乱中逃离武汉。孙武受伤住进医院。其他领导骨干或隐蔽，或逃亡，起义领导机关遭到破坏。当晚，刘、彭、杨3人在湖广（相当于湖南、湖北二省）总督的审讯法庭上慷慨陈词，坚贞不屈，怒斥清政府倒行逆施，祸国殃民。在被押赴刑场时，他们高呼“民国万岁”、“孙中山和未死同志万岁”等口号壮烈就义。凶狠的瑞徽在杀害3烈士后，又下令封锁新军各标（相当于团）、各营和各队（相当于连），禁绝往来并全城戒严，四出捕人。清政府的镇压和恐怖手段，更激起新军中一批接受孙中山民主革命思想影响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的强烈反抗。第二天，即10月10日晚上七时许，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在巡查楼上营房里，发现革命士兵熊秉坤、金兆龙等正在准备起义。当场他厉声责骂：“你们要造反吗！”金兆龙毫不畏惧，大声回答说：“造反就造反！”当那个排长命令士兵去捆绑金兆龙时，金兆龙一跃而起大喊一声：“同志们，反了吧！”顿时，革命士兵们一拥而上，开枪把那个反动排长打死了，接着又打死了前来镇压他们的连长和营长。随后士兵们鸣笛集合了40多人，把清朝政府颁发的肩章撕掉并臂缠白布，在熊秉坤、金兆龙的率领下，斗志昂扬地冲出营房，迅速攻占设在楚望台的清军军械库，夺取了枪支弹药。
这时，武昌城内步、炮、辎重各营兵士和革命党人听见枪声纷纷响应，奔向楚望台。晚11时左右，各路起义士兵3000来人联合起来，分兵三路猛攻清湖广总督署。他们组织了40多人的敢死队，直冲到督置东辕门，仿佛一把尖刀一样猛插进敌人的心脏。炮队也在蛇山连续发炮，配合士兵进攻。督署前枪炮和喊杀的声音震天动地，瑞徽和新军统制张彪等清朝官员仓惶登上泊在长江上的“楚泰”号兵舰出逃。经过一夜的激烈战斗，在武昌的清政府势力已被基本消灭，革命军士兵于清晨胜利地攻克总督衙门，并于次日正午占据了武昌全城。其后又迅速占领了汉阳，并宣告中华民国湖北军政府成立。再过一天，起义士兵乘胜攻占汉口，武汉三镇连成一片。辛亥革命首先在武汉取得了胜利。
“革命党举义成功”的消息，立即飞传中国大地，震撼了大江南北。当即，分散在各地的革命党人以及和同盟会有联系的革命小团体，在各省领导下积极发动新军、会党起义，促使革命形势在全国范围内飞速发展。到11月下旬，仅一个多月的工夫，全国24个省区中已有14个省宣布独立，其他各省区也普遍开展反清斗争。一时间，清朝政府的反动统治，陷入土崩瓦解。
在武昌起义胜利的第12天后，10月22日（九月初一日），湖南、陕西两省省会发生起义，宣告对清朝政府独立。紧接着在一个月内，又有江西、山西、云南、贵州、浙江、江苏、安徽、广西、福建、广东等省份以及上海这个有特殊地位的城市，稍晚一点还有四川，也都纷纷树起了独立的旗帜。在此期间，清王朝集中在长江中下游的海军舰艇也在一些中下级军官的发动下，全部参加到革命党方面。虽然，当时各省起义和独立的情况极为复杂，但总的说来，起义各省均不再承认清朝政府的统治了。
山西省也不例外。武昌起义直接影响了山西，1911年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价在太原秋村大操场集合500名士兵宣布起义。经过顽强战斗，大批清军投降，太原起义取得成功。不过，实际上山西太原起义的指挥和策划者都是阎锡山。所以太原起义成功后，起义主要领导人和同盟会山西分会的成员以及当地的社会名流在省咨议局集会，一致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并采用黄帝纪元年号，悬挂八卦太极旗，号称中华民国。
阎锡山字百川，又伯川，号龙池，乳名万喜。堂名为斌役堂。1883年10月8日出生。他的父亲叫阎书堂，字子明，母亲叫曲月清。阎锡山是山西五台县人。素以“华北屋脊”著称的五台山巍然坐落在山西省的东北部。是与普陀、九华、峨眉齐名的四大佛教名山，佛教文化早在隋唐时代就已名播四方。而五台县亦以五台山于公元606年得美名矣！
据阎锡山本人讲，他的先祖并不是五台县人，而是由“洪洞大槐树”下移民来到晋北的，开始迁居阳曲县坡子街，继而迁居五台县长条坡，最终定居河边村。而就在距河边村不远的永安村，本世纪又出了另一位伟大的军事家、革命家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元帅，这就是著名的徐向前元帅。
从阎锡山的曾祖父间兴泰起，阎家家道好转，基本脱离了贫寒状况。而当年阎兴泰的发家，并不是靠种地而是靠经商做生意。到了阎锡山祖父阎青云时，阎家有土地五六十亩，除自耕自种一部分外，与另一家合伙用一家佃户给他们种地，阎青云除了收取一些地租外，还做点小买卖。在当时属于当地的一个小地主，生活比较富裕。阎锡山的父亲阎书堂，除了继承父业外，后以500吊钱的资本在五台县城里开了个“吉庆昌”钱铺并雇了一个小伙计，自己做起了掌柜。所以说阎锡山是出生在一个地主兼高利贷者的家庭里。
阎锡山6岁时，他的生母曲月清去世。其父阎书堂续娶邻村（陈家营村）的陈秀卿为妻，过门时陈秀卿提出以不养前妻遗子为条件，因此阎锡山是在外祖父母家度过了他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
因为阎锡山是阎家后代的独苗，又放在外祖父家抚养，从小就很娇惯。不过，阎锡山虽然异常顽皮，却很聪明，他念私塾时像《百家姓》、《三字经》、《大学》和《中庸》等等，基本都能大段地背诵下来。
阎锡山16岁时，遵父命在春天的一个吉日良辰，与和他同庚的建安村徐一敬的长女徐竹春（字友梅）结婚。
婚后不久，阎锡山便到五台县城里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在“吉庆昌”他很快就把投机商人那套精打细算、唯利是图、投机经营和巧取豪夺的手段都学到了手。阎锡山18岁时因和父亲一起经营“吉庆昌”钱铺赔本，父子俩两手空空狼狈回家，一时连生计都难以维持下去。当时，一些债主追到河边村讨债。在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告别了父亲到五台山去当兵。只是，当兵也并没有给阎锡山的前途带来转机。他只是在军队上当了一名马夫。阎锡山认为整天的喂马遛马、担水铡草、清理马圈的活计“不是人干的”，于是他在军队没干多久，就开了小差又跑回家里。
后来阎氏父子又跑到太原，去投靠魏仰微（魏老五），因魏老五年轻倒运的时候，阎锡山的祖父阎青云曾救过他一命，阎家是魏老五的恩人。
当时，阎锡山拜魏老五为干爹，“干爹”把“干儿子”安排在繁华的钟楼街柳巷“裕盛店”里，当了一名小伙计。
阎锡山每当在“裕盛店”闲下来的时候，就到处走动进行社会交往活动。距“裕盛店”不远处有一家陕西人开的“四海店”。一天阎锡山串门进了“四海店”，由此而结识了两个青年，一个叫张瑜，一个叫黄国梁。因为三个年轻人谈得非常投机，后来三人举杯盟誓“桃园三结义”，拜为换帖兄弟。也就是这次结拜，由此而改变了阎锡山的一生。
1902年，山西恢复武备学堂，招生时三兄弟一同前往应试。当时应试题目是《韩信将兵多多益善论》的论文。没过几天，他们就接到了武备学堂录取通知书，阎锡山、张瑜、黄国梁拜把三兄弟都被录取。当即他们又备了一壶酒，举杯庆贺。后来人们才知道，阎锡山的论文写的并不好，他所以能考取，全凭他的口试。口试时阎锡山对答如流，没得挑剔，而且精神状态好，很有点军人风度，当场深得考官们的赏识。这样一来他就被录取了。
阎锡山在武备学堂学习了两年。1904年他做为武备学堂的优秀生赴日本留学，先在东京牛达区振武学校里学习了两年，后转人日本弘前步兵31联队实习，然后正式进入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学习深造。
阎锡山在日本第一批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国同盟会，并成为准军事组织“铁血丈夫团”中的一员。当时孙中山先生有意培养山西的一批革命青年。因为同盟会把革命任务分为江北。江南两部分，举事的地点定在江南。因江南离北京较远，革命发动起来，北方的清军不易集中反击，而且江南有海口，易于运输军需品及得到外力的援助，革命热情也比江北高。当时按决定山西所负的任务是当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出兵石家庄，接应革命军北上。由此可见，孙中山先生对山西革命的重视。
到底是真革命还是假革命？孙中山先生当年曾对阎锡山和赵戴文等山西的革命骨干进行过一次考验。当时阎锡山和赵戴文一同回国度假；奉孙中山先生的嘱咐布置华北革命，两人由东京携带炸弹回山西，经上海海关时因检查甚严，阎锡山把二人所带炸弹都集于一身，并且对赵戴文说：“如被检查出来，我一人担之，汝可不承认是与我同行之人。”检查时阎站在前列，赵站后列。赵说：“我站前列，你站后列如何？”阎说：“后列有怕检查之嫌。”故阎锡山仍在前列。经检查果然是检后列比前列更为细密，二人遂得渡此难关。
后来，辛亥革命太原起义成功的实践证明，孙中山先生当年的选择是正确的。
阎锡山从日本留学归来，担任了山西省陆军小学的教官，3个月后升任监督。到太原起义时，阎锡山做为八十六标标统领导并指挥了太原起义，并在太原起义成功后被推为山西都督。所以说阎锡山虽然比孔祥熙小3岁，但就当时的活动能力及影响力来看，要比孔祥熙大得多。当孔祥熙对武昌、太原起义不甚明了时，阎锡山已威风凛凛地坐在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上了。
阎锡山被推为山西都督后，山西军政府也很快成立。接着阎锡山召集了重要的同盟会员和起义有功人员，研究当时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会上大家一致认为应该首先扩充武装力量，光复全省；尤其应当派兵防御清军的反扑。于是军政府决定都督之下成立四个标，任命张煌为第一标标统，苗文华为第二标标统，刘汉卿为第三标标统，张瑜为第四标标统。又以姚以价为东路军总司令，赵戴文为参谋长，率张煌第一标前往娘子关防御清军进攻。以张瑜为北路军总司令，率部北上攻占雁门关并向大同进军。以刘汉卿为南路军总司令，南下河东光复平阳和运城。
当时，阎锡山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在辛亥革命太原起义中所作的一切，直接加速了清廷的覆灭。为此清政府十分恐慌，以袁世凯为首的反动势力急忙调兵遣将，并于1911年11月4日派北洋陆军第六镇（相当于师）统制吴禄贞为山西巡抚，带兵人曰。
吴禄贞字寿卿，湖北云梦人，由湖北武备学堂选送留学日本，在日本结识了孙中山先生，加入中国同盟会。回国后，打人清军并一直担任重要官职。当时，他看出清廷总理大臣袁世凯派其带兵人晋扑灭革命烈火的阴谋，便给同盟会会员亦即他士官学校同学、太原起义的实际领导者阎锡山亲笔致函，联络共同革命行动。函件开头一句便是：“公不崇朝而据有太原，可谓雄矣！”吴禄贞此函件大意是革命的障碍是清奴袁世凯，欲完成革命，必须阻袁人京。袁若人京，无论忠清与反清，均不利于革命。希望山西的革命军，尽数开来石家庄，共同组织革命联军，并由吴、阎分任燕晋联军正副都督。阎锡山得此函甚喜，但其幕僚提醒阎锡山防其有诈。当即阎锡山激动地说：“吴公亦为同盟会盟友，岂有骗人之吴寿卿乎？”阎锡山当即复函吴禄贞，约好娘子关会见，共商北方革命大计。
1911年11月5日，阎锡山与吴禄贞在娘子关前会面。俩人商量的结果是立即决定组织“燕晋联军”，公推吴禄贞为大都督兼总司令，阎锡山为副都督兼副总司令，温寿泉为联军参谋长。山西出兵两营车运石家庄，听从吴总司令指挥并共同作战。吴禄贞申明已与滦州张绍曾及山东靳云鹏约定日期会师北京，扫除清室，以使革命早日完成。当时大事已决，吴禄贞又说：“闻袁世凯野心勃勃，近来大肆活动，他若到京就成了革命的最大障碍，等他过石家庄时杀之，以除此害。”
吴禄贞可算是孙中山先生手下的猛将之一。他回到石家庄便对铲除袁世凯作了完善的布置，预备在石家庄车站接送袁世凯时，借保护为名，暗伏下手枪连和机枪连一齐动手。然而可惜的是，吴禄贞将军事不机密，暗杀袁世凯之事，被打人其内部的清廷密探所侦知。遂以3万重金买通了吴禄贞旧部周符鳞。周符鳞原为第二十协统领，因曾被吴禄贞撤职而仇恨在心。接受行刺任务后，他便去找他的东北老乡、骑兵第三营营长马恩田，马恩田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面前，亦决定刺杀吴禄贞。
马恩田曾当过吴的卫队长并颇受信任。当时吴禄贞的参谋何遂觉得马恩田行迹可疑，向吴禄贞做了报告。但吴禄贞却说：“不要紧，卫队长马恩田是靠得住的。”
那天夜间12点多，吴禄贞正在石家庄车站附近一座小院的办公室里的批阅机密文件，马恩田突然出现在吴的面前。马进门便说：“我来向大帅贺喜。”行跪礼时突然掏出手枪向吴禄贞一击，吴禄贞当即绕案躲避并谕以大义，并未持枪还击。但马仍追击不已，后吴禄贞破窗而出，马向院外奔去引吴进击。吴不知是计，追击中不幸中了伏兵的袭击，当场头部中弹而死。叛贼周符麟和马恩田刺死吴禄贞后，将头割去向袁世凯去献功了。
吴禄贞一死，燕晋联军娘子关会商的进攻北京、扫除清室的计划，顷刻之间化为泡影。
1911年11月15日，袁世凯任命张锡銮为山西巡抚，率曹锟第三镇开往石家庄，准备攻破娘子关并向山西开进。
娘子关一战山西民军失利，阎锡山被迫撤回太原。不久，由于民军内部发生矛盾，自行其事，阎锡山和赵戴文各骑一头小毛驴行动。取道保德，攻入绥远，占了包头，阎锡山才算生存下来。
这时的北京政府，有不承认山西、陕西的革命之说。而孙中山先生从辛亥革命中已认识到了山西革命的重要性，认识了阎锡山等山西同盟会员及“铁血丈夫”团组织成员的领导核心作用。所以，孙中山先生给袁世凯打电报23次之多，一再向袁世凯施加压力，表示如不承认山西为起义省份，即使南北和议破裂也在所不惜。袁世凯迫于无奈，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
1912年9月18日，孙中山先生从石家庄出发，正午时分抵达山西境内的岩会车站。当时，都督阎锡山身着军礼服在车站仁立恭候。然后陪孙中山前往太原。访问太原是孙中山一生中的头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当抵达太原时，阎锡山仍然按国家元首的规格迎接孙中山先生。
孙中山先生在太原逗留两天三夜，他的访晋十分成功。临行前，孙中山特嘱阎锡山：“北方环境与南方不同，你要想尽办法，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
当年，阎锡山的确曾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即便后来孙中山先生逝世留下《总理遗嘱》后，阎锡山曾下令此后每星期一上午为“总理纪念周”，所有省政府官员逢这一天都要在总理孙中山遗像前举行纪念活动，并且阎锡山要到会讲话。
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阎锡山在山西无不受到北洋军阀强大势力的压迫，山西的革命烈火有随时被扑灭的危险。为了更好地贯彻实行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也为了自身的生存，阎锡山在做了山西都督特别是在孙中山先生访晋之后，采取了“保境安民、惟力是视”之方策，并以此和北洋政府相对抗，以实现孙中山先生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
在民国初年，阎锡山对山西的国民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以及工农业生产的发展，都定了“宏伟”的计划。可以说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先生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阎锡山在自己的施政纲领中，提出民德、民智、民财三大目标。所谓“民德”即以信、实、进取、爱群为民德四要；所谓“民智”即推广国民教育、人才教育和职业教育；所谓“民财”即改良农业，提倡工业，以利民生。的确，当时阎锡山在山西大抓各项建设，工业和农业都有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著。这样才有力量抵御北洋各派系的武装进攻。
正是阎锡山在山西很好地贯彻了孙中山先生的民主革命思想，才为孔祥熙在辛亥革命中及以后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发展环境。
2．民军司令孔祥熙
当年尽管孔祥熙和阎锡山同处山西一地，且同是同盟会员又同时追随孙中山先生，从事反清革命以推翻专制统治、建立一个民主国家，但由于当时历史条件所限，两个人却一直没能建立联系。辛亥革命前夕，孔祥熙是太谷铭贤学校的校长，整天办他的学校、讲他的经史、练他的洋操；而阎锡山呢，当时是清军八十六标标统（相当于团长），实权在握，可以说当时两个人的地位有很大的差距。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并且武昌起义成功，不久，山西太原响应武昌起义也取得成功。当时阎锡山威风凛凛地坐上了山西军政府都督的交椅，沉湎于革命胜利的喜悦之中。但由于当时交通和通讯条件所限，近在飓尺的孔祥熙却对武昌起义和太原义举不甚明了。尽管如此，辛亥革命的爆发还是为孔祥熙提供了一个施展其“才智”的绝好机会。而且，他也立刻投身到革命洪流之中。
就在太原起义的当天，太谷县的清廷官吏早已闻风隐匿，不知藏到哪里去了。同时，警察也随之无影无踪。一时地方治安无从谈起，人心惶惶，群龙无首。从太原溃退下来的一队士兵一路向南逃窜，四五百人的逃兵全部荷枪实弹，直趋太谷。当时太谷县是全国金融汇聚的地方，有很多资金殷实的票号和腰缠万贯的大富豪。这些逃兵的本意，分明是要放开手脚大抢特抢，人人发上一批横财，然后各奔东西。
这天，太谷商会会长打发一位商人，气喘吁吁地跑来找到孔祥熙，向他说道：
“先生不好了，有一大批散兵游勇径奔我们太谷来了。”
在旁的一些士绅闻听全都吓坏了，众人一起向孔祥熙苦苦请求如何办法，一时间议论纷纷。
“这批散兵既不是革命党、又不像正规的清军，直扑太谷究竟是何用心？”
“恐怕是善者不来，来者不善呀！”
“孔先生，您得为民作主，速想退兵之计啊！”
在这种情形下，孔祥熙显然已被逼上梁山，他想在众目睽睽之下，要逃走已是不可能。要打，凭这几个民军、拿这几支破枪，显然不是对手。怎么办？只有先关闭城门，稳住阵脚再作打算。
想到这里，孔祥熙壮着胆子对大家说：
“请父老乡亲们放心，那群乌合之众是不敢进咱们太谷城的。”
眼下找警察是没有指望了，孔祥熙只得临时拼凑了一些没有走掉的商团团员和青年学生，将四个城门统统关闭，各要害之处都派人持械把守。
布置完毕，孔祥熙带了几个人登上了北门城楼，等待着逃兵的到来。不大一会儿，就见一大群溃兵乱乱哄哄地向太谷县城扑来。这批散兵在城下架起火炮，摆出了一副要攻城的架势。并且一名军官模样的人站在最前面，双手叉腰高声嚷道：
“城里的人听着，再不开城门，我就下令开炮。”
孔祥熙只好硬着头皮出来应付，他举起双手连连摇晃着说：“请不要开炮，不要开炮。在下是太谷民军司令。有话好说，有话好说。”开始孔祥照确实有点紧张，但很快便镇定了下来。“太谷已经光复，在下便是新推举的民军司令。诸君过境，本县军民无不欢迎，只不过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尤其妇孺无知，不善招待，诚恐贻笑大方。在下想诸君一定是急于赶路，也不会在敝县停留。为诸君计，不如由敝县立刻筹出一笔盘费，聊为犒劳，就不知道诸君是否应允？”
“不行！”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指着孔祥熙大骂：“你好大的胆子，我军奉令赶路通过此城，你居然胆敢关闭城门阻挡我军前进。我要你立即开门，否则叫你和你的手下一起上西天。”
孔祥熙看一计不行便眼珠一转，马上施出第二计道：“实不相瞒，太谷城内也有几门炮，而且这儿的城墙也还牢固。刚才我接到电话，太原府里正有第二批队伍在往太谷开进。兄弟还是劝诸君先拿一笔盘缠吧。”
城下军官对孔祥熙此话又信又疑，似乎真有些害怕太原方面派兵追来，于是和孔祥熙讨起价来：“多少？盘缠给多少？”
“一千两银子，马上可以筹到！”
“不成。太少！”
“二千两。”
“这样吧。”那乱军军官说道：“孔司令，你今天走马上任，兄弟我给你个面子，你赶快凑足三千两银子，少一两也不行。这三千两银子一到手，俺马上开拔，决不犯太谷的一草一木。”
孔祥熙觉得三千两银子似乎多了点，但是为了太谷的安全，已经没有其他办法了。当下孔祥熙只好无可奈何地说：
“好吧，三千两就三千两。”
说完孔祥熙急忙跑下城楼，同早已等在下面的商会会长商议了一番，并决定立即由商会凑足三千两银子，交给了城下的那个乱军军官。
实际上这批溃兵就是为了银子而来的，现在目的已经达到，又看到孔祥熙派人送来的银子成色很好，乱兵们便绕城扬长而去。
这次溃兵过境事件后，孔祥熙借此极力强调建立地方武装的重要性。由于孔祥熙的举动才使得太谷县城幸免于难，使得全城不分老幼都对孔祥熙刮目相看，一时间他成了全县的风云人物。众人都认为孔祥熙在危急时刻有胆有识，因此他的建立地方武装的建议，自然也容易得到各方的支持。而且太谷的士绅们也确实感到有建立属于自己的地方武装的必要，起码有了武装就不会把白花花的银子拱手送给别人了。
孔祥熙在太谷各方面的支持下，将太谷的警察、商团团员以及铭贤学校的学生集合起来，组成了一支民军并命名为“太谷营务处”，孔祥熙自任营务处司令。
很快，孔祥熙孔司令统率的这支武装有1000多人，而且火力齐备，拥有过山炮4门，最新式步枪100多支，他的幕僚参谋也多达十几人。
起初，由于是新成立的临时拼凑的队伍，纪律较为松弛，战斗力也不强。于是，孔祥熙一面加紧对队员进行军事训练，一面为队员做了统一的服装。队员的服装都是当时各省“流行”的式样，孔司令自己则例外，他身着自己设计的戎服，或是红衣白裤、长靴齐膝、胸前几道缨穗，或是呢质军装、软皮套裤、胸前缀上三五枚从外国带回来的徽章。他整天在太谷县的大街小巷巡视。当时有人评论说，孔祥熙没什么卓著战功，服饰上却大为讲究。
太谷民军成立不久，邻近各县也纷纷仿效，并请孔祥熙亲临策划指导。所以山西中部民众自发的武装力量发展很快。面对这种形势，榆次、徐沟、文水、交城、汾阳、平遥、介休和孝义等县的地方当局和绅士集议，推举孔祥熙为“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于是，“太谷营务处”的牌子被“山西中路军军政分府”的牌子所取代，孔祥熙也随之成了“军政分府”的实权人物。
1911年11月，袁世凯在派人暗杀了革命党人吴禄贞之后，旋即派曹锟亲率北洋军第三镇进攻山西，企图扑灭山西的革命之火。一时间，娘子关前清军与山西革命军展开激战。
消息传来，铭贤学校的学生群情沸腾；他们自动请缨，矢志从军，要去娘子关与清军决一死战。孔祥熙先后派出30人组成“敢死队”，携带枪核弹药奔赴娘子关前，与革命军一道抗击清军。
这些青年作战英勇，与革命军一道，曾一度阻止了清军的进攻。但终因敌众我寡，武器简陋，最后娘子关失守。孔祥熙派出的30名青年也辗转返回铭贤学校。
那天，孔祥熙在铭贤学校的礼堂--尚德堂，为30名返校的学生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
首先，由参战学生汇报了他们赴娘子关与清军作战的经过，然后由孔祥熙登台致贺词说：
“30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而实践‘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
“30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则他们历经艰险，能够安然返校。云仁，则他们热血沸腾，无法遏止，是由于他们‘爱众心切’。云勇，则他们冒着生命的危险，志愿参加正式军队，抗御强敌。”
孔祥熙的慷慨陈词，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欢呼。其热烈的气氛深深感染了孔祥熙，他高声宣布：“我已准备了茶点，下面同学们可以表演节目了。”于是，学生们边谈、边唱、边跳，欢声笑语，热闹非凡。
1912年1月1比孙中山先生在南京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改年号为中华民国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政权。然而好景不长。1912年4月1日，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限于特定的历史条件，被迫辞去了临时大总统的职务。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于是，一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结果，演变成了一场“换汤不换药”的历史闹剧，国内形势由此发生急剧变化。
在山西太谷，孔祥熙神气活现的日子就此结束了。临时拼凑起来的“民军”失去了继续存在的价值，“孔司令”的头衔自然也就不复存在了。但是，孔祥熙在政治舞台上本就是个不甘寂寞的人。当时，显然一些人对袁世凯都抱有一定的幻想，但孔祥熙却不这么看。他认为眼下仍是前途未卜，必须另寻出路。孔祥熙左思右想，终于把注意力又转移到了洋人身上。他觉得只有依靠洋人，自己才有出头之日，于是便牵头组织了一个叫“中美同盟会”的团体，以求政治上的发展。
孔祥熙四处活动，积极地向传教士宣传和介绍自己的主张。他认为：
“灌输新思想，改革旧习惯，绝非少数人所能胜任，更非短时间所可奏效，必须多方罗致人才，广泛宣传，而后持之以恒。如此进展才能迅速、普遍。”
在孔祥熙的热情奔走和积极努力下，终于他领导组成了一个超乎宗教之上的机构--“中美同盟会”。
为此孔祥熙还特地提出了两句口号：
一、“灌输新思想”。
二、“改革旧习惯”。
1911年6月10日，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里召开了“中美同盟会”的成立大会。在山西的外国传教士云集太谷，为孔祥熙撑腰。地方上的绅士名流也接踵而至，为孔祥熙捧场。铭贤学校的师生全体出动，担任大会的工作人员。
主席台上交叉悬挂着巨幅的中国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孔祥熙作为大会主席，和传教士及社会名流一起坐在主席台中央，春风满面，非常得意。
在成立大会上，孔祥熙即席发表了一个说明宗旨的讲话。他激动地说：“中美同盟会的推一愿望，在于干部人员从速组织就绪，然后逐渐扩大范围，在全国各地成立分会。如此逐渐推展，像一撮发酵粉，可以发成一大块面粉团一样。
“为什么本会不名之为中英、中法或中意等同盟会，而特名为中美同盟会呢？这是因为美国人士对于我国向来亲善，同时也由于本主席留学美国多年，结识的美国朋友比较多，所以暂以联络美国人士为人手工作，等到本会组织就绪，工作稍有成效，我们再成立中英、中法等同盟会。”
当谈到“中美同盟会”的宗旨时孔祥熙说：“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惟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主席认清了‘独木不成林’的道理，愿与友邦人士携手进行，更愿友邦人士作为向导，事功进展，方可以更加神速与更加顺利。
“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研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撅，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吾停止脚步稍事休息，我们必须积极从事以下的两项工作：
1．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2．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接着孔祥熙对参加大会的外国传教士继续说道：“中美同盟会”的宗旨，实际上是自由、平等，再加上耶稣基督的博爱，进而促进世界大同的宗旨。”
这次成立大会后的第3天，孔祥熙专门雇人制作了一块会牌，长5尺，宽1尺，牌子上刻着“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9个大字。当即这块牌子就挂在福音院大门口。
在以后的活动中，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为依托，一方面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一方面同各界名流建立广泛的联系。但是，由于外国传教士对中国的政治并没有多大的兴趣，他们希望“中美同盟会”的发展，能壮大其教会的势力；所以孔祥熙在开展活动时经常受到外国传教士的制肘。孔祥熙虽四处奔波，但终因事倍功半而影响不大。到后来，参加“中美同盟会”的人一直不多。
这里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中美同盟会”的会址设在福音院，使许多不了解“中美同盟会”的当地人都望而却步。他们认为，这个所谓的“中美同盟会”和教会差不多，都是一码事，都是“洋人”们进行的传教活动，与中国人没多大的关系。这样一来，渐渐地“中美同盟会”便名存实亡了。
可以说，孔祥熙组织的“中美同盟会”本来就是一个松散的。宗教色彩浓厚的资产阶级团体。尽管受当时条件的限制，孔祥熙的活动也没有多大的影响，但就组建“中美同盟会”这一组织的本身来说，就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宣传了资产阶级的政治主张。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应该说还是具有一定进步意义的。
就在“中美同盟会”开展活动遇到重重困难时，孔祥熙听到了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山西太原开展活动。
辞去“大总统”后的孙中山先生，当时担任全国铁路督办，并开始筹措全国铁路建设，用实业救国实现他的革命理想。
在孙中山看来，修铁路是消除中国贫困的重要因素，他始终认为美国在有铁路之前是贫困的，但一旦美国借钱铺设了20万英里的铁路后，它就成了世界上最富的国家。由于中国比美国还大一些，所以它应当修更多的铁路。
据说当时的某一天上午，孙中山先生在列车上邀见澳大利亚籍新闻记者端纳。端纳发现孙中山先生正在凝视着挂在墙上的一幅很大的中国地图，手里挥动着一支毛笔。孙中山先生在各个城市之间画上线，并把它们联结起来。端纳在一旁注视着。当端纳明白了这个人正在做什么的时候，他暗自思忖，“我确凿无疑地看到孙中山先生不仅发了疯，且疯得还较厉害。”
“我希望你帮我设计这幅铁路图。”孙中山对端纳说道，“我建议在10年之内筑20万里长的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从一个省会伸向另一个省会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它的是一些支线和次要的连结线。”
在后来的几天内，端纳每天上午7时就来到孙中山先生的车厢，看着他标画铁路线--他涂掉画弯曲的线，将它们改成直线。最后当列车快要抵达一座预定要在那里举行记者招待会的大城市时，端纳讲话了：“我不想向记者展示您的铁路图，”端纳漫不经心地说，“您会打消您的这些特殊想法的。”
“我不。”孙中山先生不以为然地说，“我不在乎。我想让人们知道它们。我的铁路图将能拯救中国。”
“几天以前您说您将在10年之内修20万里，”端纳反驳说，“这恐怕是不可能的。首先，这需要大量的钱；其次我认为您在30年内也不会修出那么多的铁路。”
“这很简单，”孙中山先生答道，“我们将会得到我们想要的全部款项。我将用英国资金修一部分铁路，用美国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资金再修一部分，等等。”
“您难道不知道满清也曾想这样做吗？他们企图将铁路收归国有，依靠外国资金来经营，结果招致一场铁路风潮。”
当孙中山先生听罢默默不语时，端纳指着地图上的西藏高原说：“孙先生，围绕西藏的那条铁路是永远也修不成的。您可以用毛笔和墨水来修它--只此而已。您的铁路要经过的一些山口位于海拔一万五千英尺的高原上。”
“那儿有道路，是不是？”孙中山先生巧辩说。
“没有道路，孙先生。只有崎岖羊肠小径，盘旋直上云天，非常陡峭，陡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很难爬上去。”
“哪儿有路，铁路就可以修到哪儿。”孙中山先生回答说，并就这样把这个问题丢开了。后来端纳记录了他对孙中山先生的梦想的私下反应：“他简直发疯了，这倒不是因为他画了铁路图，因为只要有钱和充足的时间，他画的每一条线，甚至更多的线都可以建成，而是因为孙先生竟以为只要他画了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5至10年内修成所有的铁路！”
孙中山于1912年9月18日抵达太原，寓于皇华馆。孔祥熙闻讯后立即赶赴太原迎接。19日上午和20日下午，孙中山先生分别在山西大学礼堂数千人欢迎大会上和文瀛湖北岸的二层小楼前万人大会上发表演说。孔祥熙在场亲耳聆听了孙中山先生的亲切教诲。
孙中山先生首先赞扬了山西民众响应辛亥革命的伟大精神，他指出：“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迅疾告成也。”接下来孙中山先生又讲，“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有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即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处今时代，悉当屏除。革命非既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当时，孙中山先生的这两次讲演，都给孔祥熙留下了相当深刻的印象。随后他又在太原同孙中山先生作第二次会晤，并“有所密谈”。也就是从这时起，孔祥熙同孙中山先生建立了更为密切的联系。并且，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种密切的联系，孔祥熙正式开始投身于孙中山领导的伟大资产阶级民主革命。
3．亡命日本
还是在1913年夏，孙中山在南方发动讨袁的“二次革命”时，即曾写信给山西的孔祥熙，期盼他接信后即束装赴沪，以襄赞“二次革命”。孔祥熙当时接到信后，倒并没有踌躇，当即就把铭贤的校务交待一番，便匆忙上路了。从这一点来看，倒从另一个侧面证明当年的孔祥熙确是真心投身革命，为了革命不惜抛家舍业。毕竟，当时的孔氏家族已非其幼时那般潦倒那般不值珍惜了。
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待孔祥熙行色匆匆赶到上海时，“二次革命”已告失败了，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亦已逃亡日本，一时无从与之联系。只两月之间，局势即发生如此逆转，孔祥熙不免目瞪口呆，不知所向。当时又正逢袁世凯政府白色恐怖最严重之际，反动势力在上海大肆搜捕革命志士。面孔祥熙自辛亥以后又一直是北中国地区最活跃的革命党人，如在沪滞留下去，恐怕要难逃罗网。万般无奈之下，他也便只好横下决心：三十六计走为上策。孔祥熙决定东渡扶桑追随孙中山去了。
一艘远洋客轮在波涛汹涌的太平洋上颠簸前行，悬在半空中的太阳惨白惨白地将光芒洒落在已经发暗的海面上，仿佛在预示着一场暴风雨的来临。船尾的海鸥惶恐地尖叫着，上下翻窜，一时找不到自己赖以安身立命的归宿似的。天与地间所有所有的一切，都显着那般的无精打采，那般的惶惶不可终日。仿佛，所有这一切都衬托着站在船舷旁那位中年男子的黯淡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