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投奔阎百川
在前面我们已经写到，当年为响应武昌起义，阎锡山等人发动和领导了太原起义并亦取得成功。辛亥革命后不久，袁世凯篡夺胜利果实。但是由于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势力的压力，当时北京袁世凯政府于1912年3月正式任命阎锡山为山西都督。之后孙中山访晋，阎锡山做为孙中山的忠实信徒遵照孙中山提出的“保守山西这一块革命基地”的设想，贯彻执行了孙中山的民主革命思想。一方面对北京政府和袁世凯作些表面的应付，一方面推行保境安民的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1913年国民党发动的“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将各省同盟会员任都督的大部撤换，只留下山西阎锡山和云南唐继尧未动。1914年5月袁世凯将各省都督改为将军并授阎锡山为“同武将军”。阎锡山以此为殊荣，特意在五台县河边村建门楼，镌刻“同武将军府。”
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宽曾对人说：“阎锡山脑后没有反骨，所以令他执掌山西军政。”实际上在民国初年，人们都知道阎锡山对山西的教育、基层政权的建设、工农业的发展有一个宏伟的计划，却并不详知这些计划都是孙中山访晋期间向阎锡山指示并要其加以实现的。
1912年阎锡山做了山西都督以后，在一个很长的时期里，积极推行孙中山主持南京临时政府时所制定和颁布的30多条有利于民主政治和民生发展的资本主义的法律和政令。尤其是禁止买卖人口、提倡男女平等、剪辫子、禁止妇女缠足、改革教育制度。推行新政（新思想、新道德、新文化）等方面，阎锡山做了极大努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当时阎锡山通令全省男人剪辫子，女人不得再缠足，已裹脚的要放脚，且“听从者奖、违抗者罚”。并且在五台，定襄家乡率先做起。要求同盟会员首先自己带头，村里设立“保安社”定期检查。委任其同乡也是同盟会员和日本留学生康佩瑜负责推行。康佩瑜本人无疑是最早剪辫子的，当时村里人都叫他“康秃子”，他的老婆也是最早放脚的妇女。
“破旧立新”并不是件容易事。当时一个缠脚妇女，因为拒绝放脚曾被罚了一块银元，有钱人家还要多罚。
清朝统治时代男女必须梳一根长辫子垂于脑后，象征着对新潮代的归顺。不留辫子则被砍头，所以当时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说法。辛亥革命推翻了清廷，脑后的“尾巴”自然要割掉。做三百年来传下来的这根辫子突然被剪掉，在一些守旧的中老年人当中首先通不过。有些人怕剪辫子，上街时都把辫子盘在头顶用帽子盖上，还有的人跑到偏僻的山村藏起来。但因当时把剪不剪辫子作为革不革命的标志，这样一来男人头上的辫子慢慢的都剪掉了，女人的脚也放开成了“天足”。
旧中国北方的习俗与南方有很大区别，北方的妇女再穷也没有打赤脚的。阎锡山指示道：
“女人们放了脚，不缠脚布也得穿双袜子吧！有钱人家好说，穷人家的女的也不能叫光着脚板子走路呀？这样吧，放了脚的女人，每人发给两毛钱，扯上三尺土布做双袜子穿！”
就这样当时凡是放了脚的妇女，每人都得到了两毛钱的奖励。如此一来，放了脚的女人也就无话可说了。
当时的山西人都说：“阎锡山实在管的宽哩，连男人的头、女人的脚他也管。”
对于阎锡山号召乡镇搬掉泥神、腾出庙宇办学堂的主张，守旧之人更是反对。阎锡山的家乡五台一带就曾传诵着这样一段顺口溜：
“初三十三二十三，
河边出了阎锡山，
阎锡山，灰拾翻，
剃了辫子留了洋，
搬了神像立学堂。”
可是等到后来推行国民教育，城镇办起中学和高等小学，农村办起初等小学，人们又夸奖阎锡山做得对了。改革教育制度，发展国民教学育，可以说是阎锡山主政的一大功劳。继在农村。乡镇举办初等小学和高等小学校，阎锡山在太原创办了一所私立“进山”中学，又在家乡河边村创办了私立“川至”中学和附属小学。
1915年阎锡山私人出资，在河边村创办了两所小学校。学校聘请了大建安举人徐一监先生任校长，郭琅任庶务主任。入校学生全部免费。
1918年阎锡山又出资兴办中学。这便是后来定名为“川至中学校”的私立学校。
“川至中学校”以阎锡山的字百川的川字命名，“川至”名称又有各种解释，川者百川归大海也。
川至中学的校训是：“公毅敏洁”。另将阎锡山对山西全省学生的告谕：“苦学救国”四字刻巨匾悬挂礼堂。
川至中学编有自己的校歌，学生入校都得会唱校歌。校歌的最后两句是“苦学救国嘱吾曹，切莫负主人之设学意”。
川至中学原为五台县立中学，新校址在河边村建成后遂由五台县迁来，改为私立川至中学。1922年至1924年间，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曾在川至中学附属小学五年级担任教师。
川至中学的成立，主要目的是阎锡山造就家乡子弟。学生主要是五台县籍的，尤其是以河边村人为主。起初川至中学不但不收学费，每年还给学生发一身制服、一双皮鞋。后改为帆布鞋，再后来由于开支太大，不但不发制服了，还得交纳学费。
川至中学的学生和山西其他学校一样，其附属小学的二年级就有军事操课。操场上学生持木枪练习立射、跪射、卧射各种姿势。中小学校都有童子军组织，有童子军军歌。当时就有这样的歌词：
“哥哥华盛顿，弟弟拿破仑。
脚踢五大洲，气吞东西球，
不竞争，安能存！
谁云儒子不知兵！
万岁！万万岁！！伟哉吾军人！”
由于阎锡山是军人出身，所以对中小学生以至国民师范学校的学生，在军事训练方面要求都非常严格。一次阎锡山回家乡河边村，派人通知川至中学及附近各学校的学生，第二天都到J！侄中学的大操场集合听阎督军训话。
可是这天夜里，忽然下起了大雪。清早起来，鹅毛大雪仍飘落不止，这时副官进来请示道：
“雪下得如此之大，还要不要露天集合学生训话？”
当即阎锡山答道：“正是考验国民精神的时候，准时前往不误。”
就这样学生们冒着雪雨，集结在川至中学的操场上接受训导。当时阎锡山训话的头一句便是：“人不是纸糊的，下雪不是下刀子洞学们今天能来这里，是很不错的。”
办川至中学的另一个目的是为阎锡山在山西统治培养人才。该校毕业生大部分都在阎锡山的军政府的机要部门做事。所以当时流传这样一句话：“会说五台话，就把洋刀挂。”说明阎锡山对家乡子弟的重视。
1919年，阎锡山又创办了山西省立国民师范学校，学校的第一任校长是阎锡山的密友、同盟会员也是后来在国民政府中担任要职的赵戴文。
阎锡山办这所学校，确实下了大本钱。当时学校建设分东西两大块，东边是校本部建有教室、大礼堂、图书馆、理化实验室、教员办公室、学生自习室和宿舍。西边是大操场、校园、“园师里”（教员职工宿舍），还有附属小学，校址是太原市小北门街。
师范学校的课程当时设有军事、语文、数学、地理、历史、心理学、教育学还有音乐、体育、美术、武术等。学生生活半军事化，一律军人装束，上军事课的教员都是阎锡山部队中营级以上军官，要求非常严格。
这个学校为阎锡山在军政方面补充了大批干部，同时也培养出一批爱国人士。可以说也为中国共产党培养出一批军事家和政治家。后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徐向前就是国民师范学校毕业的，还有薄一波、李雪峰、程子华和王世英等也都毕业于这所学校。
孙中山访晋期间就指示阎锡山，推翻清廷、建立民国须大搞经济建设。也就是在这以后，山西资源丰富的煤和其他矿产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开发。
袁世凯死后，黎元洪和段棋瑞当政时期，改各省都督为督军。阎锡山为山西省督军兼省长。这期间阎锡山大力推行了“六政三事”。所谓“六政”即水利、种树、蚕桑、禁烟、天足、剪发。“三事”即种棉、造林、牧畜。
六政中开发水利资源包括开渠、凿井、修筑蓄水池。植树，阎锡山也抓得最紧，限令每人必须种植数株，还提倡道路两旁种树成荫。他规定每年清明节为植树节。
三事中阎锡山则把种棉列为第一件事。山西除了晋北、晋西北，许多地区都适合种植棉花。为了推广种植，他还下令设了试验场，改良品种，为种棉人设“奖金”。阎锡山要造林并设了大、小林区，还设了林业传习所和林业促进会，号召“种用荒废山野造林”。
同时阎锡山在山西大力推行村治。遵循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保持山西这块华北仅有的革命基地，阎锡山颁布了《山西督军兼省长阎告谕人民八条》的通告：
（一）当兵纳税受教育，为国民三大义务，不可不知。
（二）身体不壮，为人生之大不幸，不可不知。
（三）尚武为国民必要之精神，不可不知。
（四）人能有所发明，才算真本领，不可不知。
（五）卫国以武，备战以财，不可不知。
（六）亡国之民，不如丧家之狗，不可不知。
（七）治病要在人未死亡前努力，救国要在国未亡之前努力，不可不知。
（八）军官能力的军队，抵不住政治能力的军队，不可不知。
阎锡山又颁布《山西督军兼省长阎立身要言六则》规定：
（一）公道为社会精神，国家元气，故主张公道，为国民之天职。
（二）桀做不驯，为野蛮人之特性。
（三）真血性男子，脑筋中有国家两字。
（四）欲自立，先从不依赖人起。
（五）欲自立，先从不碍人自由起。
（六）能忠于职务者，才是真正爱国。
阎锡山推行“村治”的同时，将上述告通汇编成册，取名叫做《人民须知》发给各县、村，作为训练一省人民的教材，同时也是附加给国民学校的课本。
以后阎锡山每到一地巡视，路过某一村庄，都要仔细询问该村“六政三事”的执行情况，询问植树、种棉和水利的情况。当他了解了太谷下庄村情况后，便命名这个村为模范村，还赏给村长一枚双穗奖章，授其一块刻着“功在桑梓”四字的牌匾以示嘉奖。
孙中山访晋时曾指示阎锡山说：
“此次到山西，见山西煤铁甲于天下。方今为铁钢世界，有铁有钢可以自制武器，即能争雄于世界。兄弟拟在山西设大炼钢厂，制造最新武器，以供全国扩张军备之用，要求军界诸君赞成。”
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阎锡山开始了炼铁炼钢厂和兵工工业的筹建。1917年以后山西实行自己制造军火，并成立了军人工艺实习厂，由当时的旅长商震兼总办。所辖工厂除原修械所的电气厂、机械厂、铜元厂、熔炼厂、翻砂厂之外，又陆续修建了炸弹厂、酸厂、无烟药厂、炸药厂、枪弹厂、炮弹厂、炮厂、枪厂、铜壳厂、双用引信厂、铁工厂和罐头厂等等。1924年还建立了飞机制造厂在不过配装过几架教练机不能生产飞机。1926年又添压钢弹设备，与铜壳厂合名为水压机厂，并又增设压药厂。至此，山西的军火制造初具规模。制造军火以弹药为主，日产手榴弹一万颗。枪弹先造六五、七九步、机枪弹，后增造冲锋枪弹，日产二万发。接着建成火药厂，后来又加紧火炮的制造。炮厂建成后可仿造日本的三八式七点五公分山炮，能制造一四式步兵曲射炮并大造迫击炮。为适合山西地形要求，还仿制法国十点五公分口径能驮载的重山炮和八点八公分野炮。仿造时作了改进，能平射又能曲射，能马拉又能驮载。阎锡山在山西自制的军火武器弹药，1925年与樊钟秀军阀部队作战时便初显威力。其后与奉系军阀张作霖作战时，傅作义防守琢州，使用山西自造的手掷弹和手雷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张作霖重兵进攻山西，晋军娘子关和雁门关守军，均以加大火炮杀伤攻击之敌，张作霖的部队不攻自退。山西的工业生产建设，截至对日抗战开始时，山西的建设已有一机器厂，其中较好的机器有4300余部。一个炼钢厂有日出500吨的铁炉、日出250吨的钢炉。焦炭炉之建设亦即将完工。一个化学厂建设费200万美元，其地址房舍均已建好，机器正在安装中。洋灰厂设计生产能力日出250吨，当时已能日出120吨。一个制造铁轨钢板厂，50万美元的机器已经购回但尚未安装。在兵工制造业上，步枪厂月出3000支，枪弹厂月出4万发，轻机枪厂月出300挺，重机枪厂月出50挺，冲锋枪厂月出800支，手枪月出600支，山炮厂日出七五山炮30门、野重炮12门，火药厂日出120吨。抗战初期阎锡山晋北指挥国民革命军抵抗日本侵略军作战，其大部分作战军械弹药，都是山西自己供应的。
这里值得一提的是当时山西铁道建设。山西的铁路建设，虽然动工在1932年阎锡山复职太原绥靖主任以后，但他修建山西铁路的思想，也是当初受孙中山先生的指教和影响而萌生的。
正是因为阎锡山在山西根据孙中山先生民主革命的思想推行“新政”，才为孔祥熙在太谷以至山西施展才华，提供了一个千载难逢的大好机会。
1915年阎锡山为了更好地在山西全省推行“新政”，以巩固自己在山西的统治地位，充实实力，听说孔祥熙在家乡太谷办铭贤学校取得很大成绩，便派人请孔祥熙出任山西省教育厅长。他希望启用孔祥熙，以便大刀阔斧地整顿山西教育。但是，孔祥熙当时既想到省城供事为阎锡山效力，又怕自己无力承担全省的办学重任；同时也不想得罪教会，舍不得离开铭贤学校。便以此为理由假意推辞，表示一定随时提供意见，从旁襄赞。阎锡山可谓政坛高手，马上明白了孔祥熙的言下之意，无非想得到一个实惠而体面的职位，便当即任命孔祥熙为山西督军署参议。
于是孔祥熙再也顾不上教会和铭贤学校了，旋即高高兴兴地走马上任。
开始阎锡山对孔祥熙说：“为三晋人士体面计，勉允担任贵宾招待之责。”孔祥熙一听要自己同“洋人”打交道，便满口答应下来。
自1916年至1925年10年间，孔祥熙奉阎锡山之职可算得上是尽心尽力，他协助阎锡山承揽了几乎所有接待外宾的活动。孔祥熙在外国人面前显得很谦恭，服务也很周到，这是他的长处。为了迎接外国人，孔祥熙往往是亲自出马到车站接站，经常是一等就是几个小时。同时在外国人面前，他又替阎锡山吹嘘其“施政方针”，“吹嘘山西”“在安定中求进步”，从而使得阎锡山这位督军大人也感无限风光。
1919年初夏，华北运动会在太原举行。当时的山西已有了“模范省”之“荣誉”，英国、美国和瑞典等国的公使、参赞、武官及随员都前来参观。孔祥照应邀担任接待任务。运动会开幕的前一天，孔祥熙便风尘仆仆地亲自到石家庄去远迎各国贵宾并陪同他们乘专车直抵太原，安排他们下榻于布置一新的正太饭店。当天下午陪同他们拜会了阎锡山，并权充向导领外宾参观机关和各学术团体。孔祥熙详细介绍了山西的教育状况和省政措施，替阎锡山做了不少宣传。从华北运动会开幕到闭幕，孔祥熙一直陪着外宾在看台上观看。运动会闭幕后，他又同各国公使畅游山西名胜，瞻仰了古朴庄严的晋祠，还游览了佛教圣地五台山。由于孔祥熙的努力，第一次接待外宾的任务圆满完成，外国人对山西所谓的“模范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孔祥熙也博得了阎锡山由衷的感激。
在旧中国的官场上，留过学并懂得外国人的生活习惯、又愿为“洋人”办外交的人很少。孔祥熙从小就受教会学校的教育，一直在一种和外国人接触的特殊环境下生活，懂得怎样去取悦“洋人”以博得洋人的好感，同时洋人也不时对孔祥熙施以小恩小惠，使其更加卖力。
1920年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宫再度人山西游玩，孔祥熙又一次出任招待和向导，陪同他们游历考察。晋祠里和五台山上都留下了他们的脚印。孔祥熙还带着他们来到太谷参观铭贤学校。在铭贤学校举行的盛大欢迎会上，孔祥熙在致词中对美国公使克兰大加吹捧，盛赞他“胸襟开阔好交朋友”。接下来，这位公使在演说中也对孔祥熙大加称赞，他赞扬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
1917年以来，阎锡山在山西推行所谓的“村政改革”。村政改革主要以养蚕、植树、水利、天足、剪辫、戒烟六个方面进行，所以亦称“六政”。“村政改革”得到了孔祥熙的全力支持。孔祥熙当时逢人便说：
“整理村范地就是实施村政，我们人人有责，尤其是居于‘士农工商’四民之首的读书人。读书人的知识比较常人为高，因此应负责领导重任，而且必须认真从事、广得宣传。”
孔祥熙发动铭贤学校的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在寒暑假期里，师生们带着盖有山西都军府及关防大印的证书，以半官方的身份向家乡父老兄弟姐妹宣传、讲解“村政改革”。他还告诫铭贤的学生说：“讲话不可疾言厉色，好像是在训斥一般，以免听讲的人发生反感，不愿接受”。
孔祥熙认为阎锡山的施政内容和他从事的“提倡教育，振兴实业”是殊途同归的。然后实际上，当年没有哪一个军阀真正切实地关心过老百姓的生活和死活，阎锡山当年的“村政改革”，也不过是一种政治欺骗，是对付北洋政府的一种手段。其实只是在不能动封建地主阶级利益的基础上做做表面文章而已。因而在实施过程中，不免出现只说不做、多说少做、弄虚作假等等。而阎锡山通过“村政改革”排挤了反对势力，巩固了自己的统治地位。并且还有像孔祥熙这样的“名流”政客替他鸣锣开道，大肆吹捧。结果，阎锡山骗取了他统治下的山西省为“模范省”的荣誉。
在积极推行阎锡山的“村政改革”中，孔祥熙尤其对戒烟一条执行的最坚决。当年从日本回到太谷之初，孔祥熙就声言学校四周，决不允许有人抽鸦片烟。孔祥熙的具体办法是“集体戒烟”。
当时，孔祥熙责成村长把本村的烟民分批送进村公所关起来，由村长负责管理，强迫这些人戒烟。第一批集体戒烟的烟民共11人，孔祥熙每月付给村长50元钱的管理费（当时一个人一月消费3元钱已是较高的生活水平了）。
就这样，仅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孔祥熙所负责的村庄就烟民绝迹了，因此被阎锡山评为全省的“模范村”。
不久，孔祥熙又发动太谷全县的官绅、机关和学校组成“太谷拒毒会”，公推太谷县长安恭己为会长，很快在全县境根绝了吸毒者。
这时期的孔祥熙，可算是一个古道热肠的人。连村民吵架这类的小事，只要是让孔祥熙碰上，他都要出面调停。因为他有知识、有见解，每每这种调解都能让大家心服口服。乡民们还送了孔祥熙一个官称儿“孔大人”。在旧中国，“大人”是百姓对父母官的称呼。孔祥熙一分文人，即使有“校长”头衔也不是官方任命的，大家叫他“孔大人”，足以说明孔祥熙在人们心目中的重要位置。
阎锡山为了感激孔祥熙及铭贤师生积极推行“村政改革”，后来特赋诗两首给孔祥熙：
其一《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了有饭吃，学了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其二《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人其境，我心不乐。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袖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全丹毒。（即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好像我绅商学生说：“大学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闾邻长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这叫诗吗？世人心中雪亮。可孔祥熙接到阎锡山这两首不伦不类的诗后，受宠若惊，推行村政更加卖力。他再次动员铭贤师生大力宣传“村政改革”，还把全校师生分成二十个组，规定每一位教师督率六七名高年级学生，逢星期天和节假日便全体出发，开赴所指定的各自负责的村庄进行宣传，并且督促各地方务必在定期内实行“村政改革”。各组师生的行动，除了必须接受孔祥熙的监督与考核外，还要经山西督军府特别设置的“六政考核处”加以考核。还宣布，消极怠工者严加惩罚，成绩优良者资以重奖。所以说阎锡山推行“新政”的政绩，是和孔祥熙当时的积极贡献分不开的。
山西地处黄土高原，山多而平地少，素有十年九旱之恶誉。1919年山西全省遭受严重自然灾害，全省七十余县夏秋两季干旱少雨，当时灾情十分严重，有不少的县竟颗粒不收。山西历史上曾有过的哀鸿遍野的惨剧，在这一年又发生了。当时北洋政府内外交困，人不敷出，各机关、学校和团体常常一连数月欠薪欠饷，对山西的实情更是无能为力。阎锡山对此也是异常焦急。
不久灾情愈发严重，灾民日益增多，一些地方民众的反抗情绪到了一触即发的形势。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也为了缓和事态的发展，阎锡山特命孔祥熙速想办法弄些钱来以救济灾民。
对于救灾救民，当时的孔祥熙尚认为自己义不容辞。他信心十足地一个一个地挨个拜访官僚、政客、商人和实业家，劝他们解囊相助。可这些人却都是铁公鸡一般--一毛也不肯拔。
最后，孔祥熙只好凭着自己在官场上的一些关系，代山西灾民向华洋义赈会请求贷予100万元救济灾民。主持华洋义赈会的一位外国传教士，虽说和孔祥熙私交不错，但因会中贷款的硬性规定是任何贷款必须提出抵押担保。因此这位传教士向孔祥熙提出：
“凭你个人的信用，我可以大胆主张借这笔巨款给你。可是问题在于这笔钱是要借去发放救济灾民的，你将来如何归还？”
的确，这么大的款项将来如何归还，又拿什么做为担保呢？经过认真思考，孔祥熙想出了一个两全之策：
“我们不妨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请灾民修筑公路，将来再以公路的收益分期偿还贷款。”
这倒是一个切实可行的办法，当时那位传教士考虑了一会儿，便点头答应了。
于是孔祥熙再赴督军府，向阎锡山汇报。孔祥熙的这一举措算是解了阎锡山的燃眉之急，这位山西“土皇帝”得此意外之助，顿时喜出望外。他立即表示赞同“以工代赈”的方法，并表示督军府将全力协助实施。阎锡山希望孔祥熙将此事负责到底，从筑路到贷款归还清楚为止。当即孔祥熙表示同意，但提出这项工作应由督军府派专员执行和督办。于是两人最后商定的结果，由督军府派赵友琴为公路督办。
赵友琴乃军人出身，在阎锡山部下当团长。孔祥熙举行太谷夏令营时曾邀请赵友琴担任导师，教授学生的健身运动，和孔祥熙有过一些交情。在修路过程中，赵友琴经常找孔祥熙商量一些具体问题，孔祥熙也乐意帮赵友琴出一些点子或处理一些棘手的事情。孔祥熙还拉来教会中的一些人担任工头，并且放假期间铭贤师生也加入了筑路行列，当然也是担任工头。
当时孔祥熙的华洋义赈会的贷款正好是100万元。至于说这笔巨款在修路中用了多少，孔祥熙和赵友琴又是怎样分配的，这些都无人知晓。总之，只是用了一部分钱雇用灾民，修筑这条由平遥经汾阳至离石军渡之晋西公路，以及由平定、阳泉经昔阳。和顺至辽县之晋东公路。
这项工程从1919年一直持续到1920年。它的修通对当时发展山西交通，开发山西经济客观上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在修路期间，一次孔祥熙险些断腿。
那次，孔祥熙和赵友琴一同坐车去视察工程。归途中不料汽车坏了，二人只得步行而归。他们结伴而行，边走边谈，不知不觉走出了十多里。而且是越走越黑，越走越累，越走越饿也越走越渴。
孔祥熙问：“从这儿到太谷还有多远？”
“大概还有四五里。”赵友琴答道。
“我看没有，顶多还一二里”。孔祥熙觉得已经走了很远很远的路了。
“这么说我们的罪快受完了。”赵友琴觉得有点对不住孔祥熙，“我受这份罪倒应该的，你跟我吃一场苦实在犯不着”。赵友琴不安地说。
孔祥熙从没走过这么远的路，人又胖，此刻已经是汗流泱背，气喘嘘嘘了。但为了面子，孔祥熙硬着头皮说道：“有什么犯着犯不着的，为了公共利益即便跑上20里路，也谈不上是吃苦啊。”
说话时孔祥熙在前、赵友琴在后，就听孔祥熙一个“苦”字余音未断，紧接着便是一声“哎呀！”
赵友琴一听大惊失色，就见孔祥熙倒在一个坑里呻吟着：“哎呀！我的腿快断了！痛死我了。”
原来，孔祥熙不小心掉下了一个四五尺深的坑里。在坑里孔祥熙低声说道：“快拉我上来。”
孔祥熙身沉体胖，赵友琴费了很大的劲儿，出了一身臭汗，才把孔祥熙从坑里拉了上来。在赵友琴的搀扶下，孔祥熙一跛一跛地返回了太谷。
孔祥熙在华洋义赈会洋教士的支持和帮助下，通过“以工代赈”的办法，为北洋政府和阎锡山解决了一大难题。从而也大大地缓解了山西的社会矛盾，因此总统黎元洪和督军阎锡山不得不有所表示。
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匾额上日：“急公好义”。孔祥熙将它送给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送的匾额上日：“扶危济困”。对于督军的“礼物”，孔祥熙自己留下了。
太谷的绅士们也对孔祥熙有所表示，他们送给孔祥熙一对功德牌联，上书：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不仅如此，孔祥熙对山西地面的其他事情也多有“操劳”。
1921年春，山西基督教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各派划区传教且各自为教，对教义解释的不一致，造成教友的信仰不一致。教会主权大部分被外国人操纵，妨碍了教会的发展。为此，孔祥熙决心对教会加以改进。他与刘宝箴等人在太原南有墙街创立了“山西中华基督教会”，为日后基督教在山西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孔祥熙对地方公益极为热心，乡绅们对他无不称颂，他本人的威望与日俱增。孔祥熙正是利用这些，和号称“山西土皇帝”的阎锡山搭上关系并且日趋密切。
2．“结张交吴”缘为革命
1915年秋，当孔祥熙携夫人宋蔼龄自日本回国前夕，孙中山曾找他们来寓所面授机宜，其中交给孔氏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他相机结交当时北中国的一些实力派人物诸如张作霖、吴佩孚和冯玉祥等，以为将来的全国性革命作准备。回国以后，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孔祥熙在经办铭贤学校的同时，积极活动于北方各界，并很快就与当时的几位北方军界要人结成至交。
1916年窃国大盗袁世凯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随即就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段棋瑞出任北京政府总理，但却没有给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留下一席之地。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开始了反对北洋政府独裁统治的新一轮斗争。当时的政局是阴晴不定，变化无常，因而使得一些北洋系统的知名将领，如张作霖、吴佩率等人也主动与革命党在北方的代表人物孔祥熙联系，以为不时之需。
即便如此，这倒也正中了孔祥熙的下怀。
因为当时，无论张作霖还是吴佩孚都是北中国举足轻重的实力派人物，如能把他们争取过来倾向革命，那恐怕北京的北洋反动政府赖以支撑的军队就未必再听其摆布了。
张作霖在中国旧军阀中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他由一个土匪头目，受抚为清廷营官；后经投机钻营扶摇直上，一跃而为民国师长、奉天督军和东三省巡阅使。后又一度称兵关内，攫取北京政权，一直爬上“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的宝座。在民国初年，他不仅是个“东北王”，并曾一度“同鼎中原”统治华北的广大地区。当年的“不逞之徒”“居然空据神器”，成为横行一时的“枭雄”，统治奉天、东北、华北达13年之久。可谓是民国以来统治北部中国最久的军阀。
张作霖和当年的皖、直系军阀段棋瑞、曹锟等不同。这些军阀的形成和称霸，有其原有的反动政治地位的继承性。他们原来就在“北京政府”中任军政要职，以致后来他们的称霸是较为容易的。张作霖则不然。他“既无宦途履历，又与中央政府无因缘”。他的称霸除需要武力、需要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支持（这是旧军阀必备的基本条件）外，还靠他有一套比上述军阀更善于投机钻营的本领。这种特点，是他在向上爬的过程中磨练出来的。提起张作霖，人们往往以为他不过是“一介武夫”，“头脑简单”。其实不然，他是“长于权谋数术”的。张的亲信杨宇霆说：“张不是军事家，而是政治家。”有人说：“张是临机应变的泰斗”，“两只狐眼，机警过人”。张自己也有句经验之谈：“智深须有忍，将勇贵能谋。”这些都说明，张作霖是个“机略纵横”的军阀。当然他的“霸业”是和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分不开的。他和日本侵略者相互利用狼狈为奸。没有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力、财力的支持，他想称霸东北角逐中原，是根本办不到的。
张作霖出身“绿林”当过胡匪，是众所周知的。因而在他当上“督军”和“大元帅”的时候，一些官僚、军阀都以讽刺的口吻称他为“胡帅”。不过，张作霖投入匪帮，绝非偶然。当年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父亲的所作所为对他影响极大。
他的祖先是河北河间人。道光初年，他的曾祖张永贵“因家无恒产，衣食维艰，遂出关谋生，止于海城，在海城城西小洼村落户。他的父亲张有财，“不事生产”，不务正业，先娶邵氏为妻生一女，邵氏死后又娶王氏，生三子，长子作泰，次子作孚。张作霖是第三个儿子，小名“张老疙瘩”，生于1875年。张有财因不肯务农，乃带领全家到海城驾掌寺开个小商铺。
张有财是个赌徒。在张作霖14岁的时候，其父在赌场与个姓王的结仇，被人打死。张有财死后，张家母子5人生活更为困窘，乃投奔镇安县外祖家中就食。
张作霖由于受他赌徒父亲的影响，从小即诡计多端，游手好闲，出人赌场不务正业。进私塾念书，他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念了不到一年，中途辍学。做小买卖，卖包子他馋了就吃，因而也常常赔本；当货郎卖些针线，他稍赚几个钱就到赌局，结果连货郎担子都输了。最后他母亲托人教他学兽医，他对马发生了兴趣，学会了一些相马、医马的本领。
甲午战争爆发时，正在营口街头游荡的19岁的张作霖，投到了宋庆标下马玉昆部的赵得胜营中。因为他“精于骑射”，曾被提为哨长，不久他就开小差回小黑山了。回家以后，因为有当过兵的资本，张作霖招摇过市自吹自擂，身价也就抬高了。赵家庙地主赵占元看他不错，便把次女许配他为妻。不久，张作霖在营口附近大高坎镇设了兽医桩子，又当上了兽医。当时，附近一带有些村镇已经成立了“保险队”。这些“保险队”好多是马队，常到他那里医马，因而他结交了一些“保险队”和土匪小头目。后来张作霖因当兽医赚钱少就不干了，也像他父亲那样，靠赌博和放赌度日。再后来他毅然离家去找巨匪头目冯麟阁，在冯的介绍之下，在广宁加入了董大虎匪帮。张作霖当“胡子”之后，主要充当“兰把子”，负责“看票”亦即看守绑来的“人质”。后来，他感到干这种“绑票”、“看票”的事没什么意思，不久也便脱离了这个帮头。
”义和团运动爆发时，张作霖求他的地主岳父和附近村屯有钱有势的大户议妥，网罗散兵游勇近30人，在赵家庙成立了“保险队”。后逐渐把“保险区”扩大到附近20几个村屯，张乃移驻中安堡镇。“保险队”打着保护地方安宁、维持社会治安的招牌，实际上是给有钱有势的人做“保镖”。
当上中安堡镇“保险队”头目的张作霖，与受俄军招募的“保险队”匪首金寿山发生冲突，张奔向台安县的八角台镇。
八角台是张景惠的“保险区”。张景惠不但认为张作霖够朋友，而且想把他留在八角台合作，并情愿把第一把交椅让给他，让他当“大当家的”。张作霖为回避“鸠占鹊巢”之嫌，故意推辞一番，最后还是接了第一把交椅，当上了八角台的团练长。
张作霖在当“保险队”头目的过程中，很快懂得了壮大自己势力的门路。他感到，要发展自己的势力并使自己有足够的粮饷，单靠坐地抽捐和四出抢劫是不够的；还必须取悦于当地豪绅，以便得到他们的支持。因而他交结了不少地方“名士”。他们每月支给张作霖近3000两充响。因为有地主豪绅的支持，张作霖在辽西的势力就越来越大了。
在当时的众匪帮中，张作霖的特点是政治野心较大，热衷升官发财。他在当上“保险队”头目之后，积极勾结绅商“攀权结贵”，以便有朝一日当上清朝官员。
1902年2月，盛京将军增棋决定收编“保险队”，一来补充官军之不足，二来以加强地方之统治。张作霖当即表示愿意接受清政府收编，誓死效忠清廷。张作霖为了抬高自己身价，扩大实力，除了率原来所部约200人接受收编外，还临时网罗了其他匪股约100人加入，总共有300多人，被编为游击马队一营，步队一哨。从此张作霖由地主武装“保险队”头目，一跃当上了清朝地方官军的营官。
1903年张作霖任游击马队营管带，张景惠任帮带，汤玉麟、张作相等分任哨官。1904年经奉天巡防营务处批准，由民间筹响改为由政府发炯。从此张作霖身价逐渐抬高，他再不用担心被看成“胡匪”和“马贼”，而是地方官军的“堂堂”营官了。
张作霖当上清朝营官两年之后，1904年2月爆发了日俄战争。我国东北成了日俄角逐的重要战场。反动腐朽的清政府竟可耻地宣布辽河以东为战区，辽河以西为“中立区”。张作霖不敢不遵守清政府所宣布的“中立”。不过，善于投机取巧、看风使舵的张作霖，在日俄战争期间对清政府的“中立”采取了阳奉阴违的态度。在战争初期他看到俄军强大，为了应付和讨好俄军，就接受俄军贿赂的金钱和枪械，暗地帮助俄军搜罗粮草，供应俄军一些情报；有时也抓住机会换上俄军军装，偷袭小股日军，缴获些枪支弹药、粮袜柴草和金银细软。但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当看到日军明显地转为优势，他又暗地倒向日本一边，干了不少为日军效劳和从中渔利的事情。
1905年，张作霖所部新民游击马队营扩编为三营。1906年，又奉盛京将军赵尔巽、新民知府沈金鉴之命扩编为五营，张作霖任五营管带。不久，赵尔巽设立巡防营务处，任命张锡銮为总办，整顿全省地方军队，编成八路巡防营，张作霖所部五营编为右路。另一个地主武装大头目冯德麟所部被编为左路。
1907年清政府在东北正式建省。任命北洋老官僚徐世昌为东三省总督。徐上任不久就着手调动新军，整顿旧军以剿灭东北的“胡匪”。在“剿匪”过程中，使徐世昌最感头痛的是辽西巨匪杜立三拒不投降。为消灭杜立三，徐世昌特令张作霖前往讨剿。
张作霖在受抚前，曾和杜立三有过冲突，杜当时曾要和张作霖决一死战。后来经过镇安县大地主“汤二爷”的调解，张和杜都认“汤二爷”为“义父”，双方并建立“金兰之交”。为了向清廷效忠，张作霖设计诱杀了杜立三。张作霖因灭杜“有功”，蒙赏银2干两，并被升为奉天省巡防营前路统领。
19if年5月，清政府派赵尔巽出任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为提高巡防营战斗力，在省城设讲武堂，轮训各营中下级军官。张作霖的老伙伴张景惠、张作相、汤玉麟等都奉命前往受训。当他们起身时，张作霖谆谆叮嘱他们：要把省城情形随时写信告诉他。野心勃勃的张作霖羽毛渐丰，此时已经不甘心蛰伏一隅，想过问全省大计了。
19if年10月，辛亥革命爆发。
早在1905年同盟会成立前后，革命党和民主革命的支持者，即在东北特别是奉天进行了一系列的组织、宣传活动，播下了革命的火种。
武昌起义后，东北地区的革命党人闻风而动，决心推翻腐朽没落的清王朝。此时正在黑龙江视察的赵尔巽急忙赶回奉天省城，连夜召集文武要员开会，磋商如何阻挠和防止东北人民响应武昌起义。张作霖看准这是他巴结奉天最高统治者，实现个人野心的关键时刻，便率部星夜兼程向省城附近移动。赵尔巽面见张作霖后，在张作霖的武力支持下，赵尔巽宣布“保安会”正式成立，由他任总会长，其他内政、外交、财政等部都是旧官僚充任，张作霖当上了军事部副部长。革命党人只有张榕占了一个席位，任参谋部的副职。“保安会”宣布成立后，张作霖所部约2500人陆续开进省城，增强了省城的反动统治力量。
1912年元旦，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密令北洋将领通电反对，张作霖也列名参加，开始干预全国大政。袁世凯为了笼络东北反动将领，鼓励他们更坚决地与革命作对，并特别赏给张作霖约值二千金的军需物品；张作霖也回敬袁世凯人参1支约值六千金。这样，取得奉天统治者信任的张作霖，又开始博得了大军阀头子袁世凯的赏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