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2年1月中旬，赵尔巽与张作霖定计，对“联合急进会”首领张榕等暗下毒手，于是一位年仅28岁的青年革命党人，就这样被他们杀害了。
张榕被杀后，赵尔巽为嘉奖张作霖“专折特奏”清廷。当时已是奄奄一息的清王朝为表彰张作霖，任他为“关外练兵大臣”，赏戴花翎，并将其所部改为二十四镇（师）。张作霖升赏受宠若惊，为报答皇恩，他曾在赵尔巽的策动下，主张“武装勤王”保卫朝廷。后来看到清廷即将瓦解，张作霖才摇身一变，转而赞同袁世凯的窃国阴谋。当听到袁世凯被参议院选举为临时大总统时，他立即通电致贺并表示对袁“效忠”。
1912年2月12日，清宣统帝宣告退位。至此统治中国267年的清王朝，被推下了历史舞台。
1912年9月11日，袁世凯将张作霖所部改编为陆军第二十七师并任张为中将师长。他的亲信汤玉麟、张景惠、张作相、孙烈臣等，分任该师的旅长、团长；并命张作霖所部驻防省城。从此张作霖掌握了东北地区最凶悍的一支反动武装，成为左右奉天军权举足轻重的“人物”了。
1915年至1916年上半年，袁世凯阴谋称帝时涨作霖见有机可乘，又进行了一番投机表演--对袁世凯企图称帝的举动先捧后压。果然不久即得到回报，于是张作霖终于当上了奉天督军。
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称帝后，大肆论功行赏，封爵晋位。当时大省的上将军授公爵或侯爵，小省的将军则授伯爵和子爵。巡阅使授男爵，中将级师长和镇守使授轻车都尉等。张作霖则以师长资格，被袁世凯封了个二等于爵。在袁世凯看来这已是破格笼络。但素抱“封侯爵当督军”大志的张作霖，听说只封他个二等子爵便大失所望，甚为不满。他询句左右：“子爵是怎回事？”左右有人回答说：“子爵下于伯爵一等，再上为公为侯。”作霖不悦说：“吾何能为人作子？！”逐立即“递呈请假”以示反抗。袁世凯后又以调虎离山的手段来对付他，调他作绥远都统，张作霖索性一口拒绝。
袁世凯复辟帝制的丑剧遭到全国的反对，同年12月底，蔡锷于云南组织护国军首先兴师反袁。此后西南各省相继称兵独立，全国一致要求取消帝制，处罚段芝贵等12名元凶。连原来支持袁世凯称帝的日、英等帝国主义，也改变了原来的态度。
张作霖目睹全国的反袁形势，深以为是。但他对袁世凯要他带兵南征，却“拍胸愿为前躯”，目的在骗取饷械。当饷械到手后张作霖“突然变了脸”，立即在“奉天人治奉天”的口号下，开始驱逐段芝贵，并乘袁垂危之际伸手夺取督军大权。
1916年4月22日，袁世凯只好发布命令，任命张作霖为盛武将军督理奉天军务并兼巡按使，任冯德麟为军务帮办。1916年6月袁世凯死去。北京政府颁令各省把将军改称督军，巡按使改称省长，于是张作霖又任了奉天督军兼省长。至此，张作霖终于在全国反袁的形势下，乘机进一步攫取了奉天军政大权。
当上奉天督军的张作霖，后来也被称为奉系军阀。这是因为他也是北洋军阀头子袁世凯的部下，所以奉系也是北洋军阀的一支。
孔祥照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和张作霖建立起密切联系的。
1916年底，张作霖派遣专使持一封张作霖的亲笔信和一份聘书，专程从东北赶到山西，请孔祥熙到奉天督军府担任参议，主持外交事宜，名曰“协助处理外交事宜”。
在函件中，张作霖特意对孔祥熙吹捧了一番，他说道：“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倘蒙荷台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处交，必有莫大稗益。”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张作霖作为东北的大军阀，不会不知道孔祥熙非平常人，当时已是山西督军府的“参议”，是阎锡山的重臣和心腹。张作霖明知这一点，却还要打孔祥熙的主意，是何原因？是真的看中了孔祥熙“熟悉洋务”而“求贤若渴”，还是有什么其他想法？今天都无从考证了。
孔祥熙仔细看完张作霖的信件并听完信使对东北情况的介绍后，便陷入了矛盾之中。他想当前国内军阀割据，国家在短期内没有统一的希望。自己千里迢迢到东北去为军阀效力不划算，何况现在身为阎锡山的参议又怎能弃近求远呢。他以为，还是张大帅的条件不够“优厚”。
孔祥熙热情接待了来使之后，请其转告他对张作霖的谢意，又强调自己办铭贤学校的重要性，接着就向这位专使大肆吹嘘了自“铭贤”学校的所谓培养“英才”取得的伟大成就。最后孔祥熙婉转地说：“请转告督军，铭贤学堂是我一手创办，我不能轻易离开。”
在信使回到东北以后，向张作霖作了汇报并说明了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听后闷闷不乐，但嘴上又不好说什么。为了更准确地了解孔祥熙的真实思想，对孔祥熙作进一步的拉拢，张作霖又亲自致电孔祥熙，请他赴奉天会晤。
孔祥熙虽说已近“不惑之年”，但羽毛并未丰满，需要在军阀中间找一个比较可靠的靠山。他不想成为张作霖的幕僚，却想和张作霖建立一种密切的关系，为今后的前途打下良好的基础。况且孙中山先生交给他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结交北方的军政要人，和张作霖往来对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也是大有种益的。
于是1917年春天，孔祥熙带上准备好的高级礼品，亲赴沈阳会晤张作霖。
孔样熙被张作霖视为上宾热情接待。当听罢孔祥熙不能离开“铭贤”的理由后，张作霖非常失望并仍劝孔祥熙三思。张作霖拍着孔祥熙的肩头说：“老弟啊，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孔祥熙答道：“谢谢！只是这次行前匆匆，铭贤事务未曾交待。待我回山西物色好校长人选，当即北来效力。”话已至此，张作霖也不好再作强留。
在沈阳孔祥熙同张作霖进行了多次的密谈，相互之间取得了一定的默契和信任。虽然孔祥熙没有留在张府任“参议”，却给张作霖提供了不少山西的情况，并一再地向张作霖表示了自己忠诚之心。后来孔祥熙在沈阳充任中俄交涉督办驻奉天代表期间，更进一步加深了彼此之间的“友谊”。同时张学良也把孔祥熙视为知己。正因为如此，才有后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首先想到孔祥熙并专函孔氏以请求出面“明示”的举动。可以说，孔祥熙与张家也算是父子两辈的交情了。
当时为了进一步拉拢孔祥熙，张作霖还在孔氏临回太原前，特意派人送来东北特产的狐裘、人参等贵重礼品。对此孔祥熙自然客套一番之后，照单全收完事。孔祥熙此行返回山西之后，自是同张作霖函电不断互通信息，彼此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就当孔祥熙与张作霖建立密切交往的前后，另有一位当时也是北洋军阀中的袅雄人物吴佩孚，也开始出面极力拉拢孔祥熙为其臂助。当时，吴佩孚正担任着北洋第三师师长的职务。吴、孔二人虽未直接谋面，却建立后来世人所谓的“神交”。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4月22日生于山东蓬莱。据说，他出生那天，其父梦见了明代抗倭名将戚继光。于是就取戚继光的字“佩念”来给吴佩孚命名，即名佩孚，字子玉。
后来吴佩孚得势后，曾多次夸耀自己的身世：“我家是吴泰伯的后裔，祖居江苏延陵郡。吴泰伯有24个儿子，其中有1个东渡到日本，现在的明治天皇是泰伯121代嫡裔，我也是泰伯121代嫡孙啊！”
吴佩孚的父亲吴可成是一个小杂货铺的店主，做小本生意。母亲张氏除帮助丈夫照料小店外，晚上还纺线织布，以赚些钱贴补家用。吴佩孚弟兄三人，他是家中的老二。由于长子夭折，吴可成便将厚望寄托在吴佩孚身上。吴佩孚6岁时，家里便把他送到私塾中读书。没有桌子，母亲只好每天将他抱到石磨上，让他骑在磨脖子上读书写字。
吴佩孚14时，吴可成患病身亡。也就是那时起，吴佩孚仿佛一下子长大了，每日除了发愤读书，还要为母亲分挑生活的重担。
不久，吴佩孚到登州府水师营里当了一名学兵，每月可得二两四钱的银饷。望子成龙的母亲怕荒废了儿子的学业，省吃俭用，攒下几两银子，买了礼品亲自带着吴佩孚去拜师。吴的老师叫李丕森，字汉卿，是登州府有名的饱学宿儒。在他的门下，出过不少秀才和举人。
清贫的家境和紧张的生活，使少年吴佩孚逐渐成为一个具有文才武略的人。
甲午战争中，日军进攻威海，吴佩孪在长山岛亲眼看到了日舰、听到了炮声，这些给21岁的吴佩孚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几十年后，吴佩孚成了一个领兵的将领时，回首往事还曾填写一首《满江红·登蓬莱阁》以抒其志：
“北望满洲，渤海中风浪大作。
想当年，
吉江辽沈
人民安乐。
长白山前设藩篱，黑龙江畔列城郭。
到而今，
倭寇任纵横，
风云恶！
甲午役，土地削！
甲辰役，主权弱！
江山如故，夷族错落。
何日奉命提锐旅，
一战恢复旧山河。
却归来，
永作蓬山游，
念弥陀！”
1896年吴佩孚应童子试，轻而易举地通过了县试、府试并进入院试。结果他竟一鸣惊人，中了第三名秀才！可是过了不久，发生了一件事改变了吴佩孚生活的道路。有一天蓬莱电报局局长作寿请来一个戏班子，男女混杂，同台演戏。吴佩孚认为这件事伤风败俗，十分气愤，闯入寿堂兴师问罪。惹恼了正在吃酒的县太爷，立即下令缉捕吴佩孚，吓得他连夜逃离家乡。
吴佩孚来到北京城，投奔了父亲的朋友孙庭瑶，后通过其堂兄的介绍，到天津投武卫军去了。
吴佩孚最初做了一名勤务兵，又到营里文案郭绪栋那里听差。郭绪栋得知吴佩孚是蓬莱宿儒李丕森的门生后，自愧不如，于是提议二人结拜成了兄弟。吴佩孚得势虎踞洛阳时，果然将郭绪栋请去做了他的师爷。
1899年爆发了义和团运动，吴佩孚第一次看到了打仗。后来八国联军攻陷天津，聂士成战死，武卫全军土崩瓦解。吴佩孚只好躲在郭家。几天后吴佩孚出门一看，繁华的天津已是十室九空，景象凄惨，目不忍睹。看到这一切，吴佩孚决定出走。吴佩孚来到了离唐山不远的一个小镇开平。这里有一所武备学堂，是个培养军事人才的地方。后来人称北洋“三杰”的王士珍、段棋瑞。冯国璋都是这所学校的早期学生。武备学堂吸引了吴佩军，他想学习军事以报效国家，便投考了开平武备学堂。
后来袁世凯将开平武备学堂迁到保定，改为“北洋武备学堂”，并规定开平武备学堂的教官和毕业生一律到北洋武备学堂当教官或队长；没有毕业的，可以直接去军队，也可以随着去北洋武备学堂，但要从头学起。吴佩军决定去当兵。由于他没有毕业，不能当军官，只好到天津陆军警察队当一名正目（班长）。此时年届26岁的吴佩孚仍然是还是光棍一条，只好和老把兄郭绪栋朝夕相处了。
在陆军警察队做事，吴佩孚作事认真，很快就升为二级初等官。后来，吴佩孚弄了一张文凭，又进了陆军速成学堂。1904年吴佩孚被派往天津北洋督练公所参谋处工作，正式成为北洋系的一员。
1906年吴佩孚被派往保定第四镇服役。当时第四镇由段棋瑞任统制，吴佩孚只是以原身份（上尉）充当了一个没有实权的候差员。对此吴佩孚并无异议，整日无事正好借机读书，埋头研究中外兵法，并自觉大有长进。当时吴佩孚的专心读书引起了段棋瑞的注意，他感到这个青年人学习刻苦、品行端正，是个可用之才。于是段让吴佩孚去步兵第十一标第一营当了管带。不久吴佩孚又结识了一个好朋友，叫张福来。二人结为异姓兄弟，后来张福来也成为吴佩孪的手下大将。
1907年吴佩孚又跟随曹锟出关剿匪。
驻防长春市时，他的房东叫赵尊贤，是长春商务总会的头面人物。他的妻妹张佩兰，是个没出阁的大姑娘，住在姐姐家中。由于张佩兰和吴老太太十分投缘，很快就认了干妈，每天呆在吴家。不久又十分关心起干哥哥吴佩孚来了。后来，吴佩孚依照母亲的意思，娶张佩兰为侧室。从那时起，张佩兰和吴佩孚休戚与共，相随32年，并在他后半生的事业中起过很大的作用。
由于吴佩孪剿匪有利、有功，曹锟对吴也从起初的不重视到后来的另眼相待了。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爆发，武昌首义成功后各省相继起义，到11月底有14个省宣告独立。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成立，中国最后一个封建专制王朝覆灭了。
山西独立后，新军第二标标统阎锡山做了晋军都督。当时清政府派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前去镇压。吴禄贞本是革命党人，遂暗中与阎锡山取得联系，准备合兵进攻北京。耳目灵通的袁世凯得知情况后，立即派人在正太车站杀害了吴禄贞，然后派曹锟的第三镇前往山西镇压。
第三镇第一协担负镇压山西革命军的任务。第一协协统是卢永祥，吴佩孚为炮三标的管带。吴佩孚上了第一列火车，其顶头上司刘标统也在这列车上，火车深夜开动。按原定计划，火车应在某站停车。不知过了多久，火车在某站呼啸而过，吴佩孚心头一惊，火车再往前走，就该到娘子关前的平地了。吴佩孚叫醒身边的张福来，带一些士兵前去找刘标统。
刘标统本来同情革命军，与山西有秘密联系。这次曹锟入晋，他早已通知了山西革命军前敌总指挥姚以价。姚在娘子关上设下伏兵，单等曹锟入围。本想夜间行车不会被人发现，偏偏让吴佩军看出了破绽。
吴佩孪推开刘标统的车厢一看，刘标统和一些人都自穿崭新的革命军军服。对北洋军和袁世凯忠心耿耿的吴佩孚立即逮捕了他们，并马上命令火车退回井隆。这下吴佩孚可立了大功。曹锟和卢永祥都十分感激他，曹馄当即说：“子玉，这炮三标归你带了！”于是吴佩孚踏着革命党人的鲜血，爬上了标统（团长）的位子。后来革命党人与袁世凯妥协，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但要求袁世凯去南京就职。于是袁世凯又一手导演了“北京兵变”，并在北京宣誓就任总统一职。
北京兵变中，曹锟立了大功，不但被允许在北京、河南招兵补员，而且被任命为长江上游总司令，兼第三师师长。吴佩孚担任师部副官长，后又被保荐为第三师第六旅少将旅长，统领6000人马，成为北洋系中数得上的一员大将和猛将。
1917年6月，辫子军大帅张勋率领辫子军马、步、炮兵10个营，约5000人，开进北京上演了一幕复辟丑剧。
大总统黎元洪坚决反对复辟，于当天写了一道起用段棋瑞为国务总理的命令，责成他起兵讨逆。段棋瑞接到命令后，于天津南的马厂成立讨逆军司令部。段棋瑞本人就任讨逆军总司令，以段芝贵为东路讨逆军总司令、曹锟为西路讨逆军总司令，并发表讨逆檄文，发兵攻打北京。
吴佩孚的第六旅作为先头部队立即出发，不久进驻卢沟桥和宛平县城，随即攻下丰台。
很快，上演了12天的复辟丑剧草草收场。“大总统”黎元洪亦因此被迫辞职。直系军阀首领冯国璋代理“大总统”，皖系军阀首领段棋瑞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
1918年3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护法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北京政府并号召北伐。段棋瑞则要以武力统一的手段，巩固其反动统治。
1918年3月中旬，担任第三师代理师长的吴佩孚率兵大举南下。每次开战他都冲杀在最前面，靠着他内心想当湖南督军的野心，其所部连克岳州、长沙、衡阳。这样一来，本来属于晚辈且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同行们都称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可是结局却出乎人们的意料，段棋瑞将督军的位置给了皖系亲信张敬尧，只授给吴佩孚援粤军副司令和孚威将军的虚名。吴佩孚大失所望愤怒至极，一气之下公开发表“罢战求和”通电，与段棋瑞反目相向。在私下场合里，吴佩孚说：“这叫投桃报李，来而不往非礼也。”
或许孔祥熙看到了吴佩孚主张的可取之处。认为这是自己和吴佩孚建立友好关系的大好时机。当时孔祥熙主观地认为吴佩孚“爱国忧民，敢做敢为”，就立即亲拟了一封电报公开发表，吹捧吴佩孚为“有识之士”。
拍发电报孔祥熙的目的十分明显，一方面通过这份电报公开表明自己对时局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也想同吴佩孚这位“有识之士”建立关系。
吴佩孚在堆积如山的响应推崇电函中，发现了孔祥熙的电文，竟大喜过望。吴佩孚平生尊孔，对孔祥熙其人也有所耳闻，知道这位阎锡山的高参并非凡人。当下他便提笔复函孔祥熙，邀孔祥熙“出山为助”，代为运筹帷幄。孔祥熙则仍以对待张作霖的态度对待吴佩孚。他回信说：“自己正在兴学救国，手上的铭贤校务丢不得，只能对大帅的盛情好意深表感谢！”
吴佩李大概看出孔祥熙不愿轻易离开山西，也就没有再加勉强，只又复了一封信给孔祥熙，信中说了一大堆客气话，对孔祥熙兴学救国的理想与抱负表示“钦佩”，并誓与孔祥熙结为“神交”。看到这些字句，当时的孔祥熙真是心里甜滋滋、脸上乐融融。
就是这样的鱼雁往来互相吹捧，居然使两人建立了后来曾被某些人赞誉的所谓“神交”。
不过，后来二人的命运却大不相同。孔祥熙青云直上，成为国民党政坛的显赫人物，“四大家族”之一，许多小军阀都拜倒在他的门下。而吴佩孚虽称霸一时并继冯国璋、曹锟之后，成为直系军阀的头子且统兵几十万之众，但终于在国共合作进行的北伐战争中败北，吴佩孚先是避居四川后又隐居北平，直至1939年一命呜呼。
在吴佩孚隐居期间，孔祥熙每逢路过其所居城市，必定抽空拜访，有时还赠送大捆现钞和礼品。尽管这些款项都由孔祥熙的亲信从南京政府的财政部开支，孔祥熙并不出分文，但吴佩孚对孔祥熙的情义还是感激涕零且每每回赠的。于是，这位大帅穷兵黩武所掠取的大量珍宝古董，有不少又悄悄地转到了孔祥熙的手里。
在吴佩罕死后，孔祥熙还撰祭文将其大肆吹捧了一番：
“赫赫吴公，能武能文，嘘气寒天，上薄浮云，手握韬铃，取威定霸，虎视中原，暗呜叱咤，役驱风雨，嘘嗡雷霆。玄女之诀，握其之经，孙吴镇直，以逮壮缨。说礼敦诗，是式是鹊，读综诸教，贤圣佛仙……”
通篇极尽阿谀奉承之能事。
由此亦可见孔祥熙与吴佩军当年的交情之深。
从以上孔祥熙与张作霖、吴佩孚交往的过程来看，的确是比较复杂且难以用非此即彼的态度来褒贬的。尽管后来的结果在今人看来，已少有积极意义。但起码孔祥熙当初与北方军阀接触及至交往的初衷还是应该肯定的，即当初他的确是奉孙中山先生的命令，来北中国开展军界要人的争取工作，以扩大力量为未来的更大规模的中国革命作准备。这一点在最初，孔祥熙的确是忠实执行了，包括后来他对冯玉祥将军的争取工作，也是如此。
3．发迹赖有王正廷
辛亥革命后在山西，孔祥熙追随当时的山西军政首脑阎锡山推行“新政”，确实鞍前马后做了不少事情。为此孔氏捞到了包括提高声望在内的不少实惠，阎锡山还给了他一个都军府参议的职务。大约与此同时，孔祥熙遵照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为在北方军阀中开展革命工作，还相继结识了张作霖、吴佩孚以及冯玉祥将军等，并与这几位北方军界要人之间建立了相当亲密的联系。
只是，孔祥熙毕竟不是那种甘心寂寞的等闲之辈，加之夫人宋蔼龄在身后也一直窜摄丈夫跃跃欲试，渐渐地孔氏开始不满意“参议”、“帮办”一类闲职，他渴望正式地脐身政界，以便进一步施展自己的宏大抱负。
就当此时，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经王正廷推荐，自天降临般地摆在了孔祥熙的面前。当时担任北京政府鲁案善后督办的王正廷，风风火火地给孔祥熙这位耶鲁大学当年的同学拍来一封电报，邀他即赴山东济南出任督办公署的实业处长。于是，对孔祥熙来说一个官运亨通乃至飞黄腾达的好运命，自此开始了。
却说那位王正廷（1882－1961年），字儒堂，浙江奉化人，一代巨枭蒋介石的同乡。王正廷早年毕业于天津的北洋工学预科；后于1906年留学日本，其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1908年王正廷又赴美国就读于耶鲁大学并获文学硕士学位。就此论来，他尚属晚孔祥熙1年的小师弟呢，因为1907年孔祥熙即已由耶鲁大学毕业回国了。当年王正廷自海外学成归国后，就走了仕途。他先后出任湖北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后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历工商部代部长、国会参议院副议长、广东护法军政府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等要职。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1919年春战胜国在法国巴黎凡尔赛召开和会。当时计有27个国家参加。因大战期间中国亦参加了对德、奥等国的宣战，故属战胜国之一并出席了巴黎和会。此次和会王正廷即随当时的北洋政府外交总长陆微样以及驻美公使顾维钩等人一起，以中国政府全权代表身份前往出席。会议期间，中国代表根据当时中国政府的指令以及留学欧美中国学生代表的请愿主张，向巴黎和会提出如下三项要求：
一、取消列强在华特权（诸如放弃各列强在华划分的势力范围、撤走外国驻华军警、撤消外国领事在华所谓的裁判权以及归还租借地、中国关税自主权等等）；
二、取消日本帝国主义与袁世凯卖国政府订立的所谓“ZI条”不平等条约；
三、归还第一次大战期间为日本帝国主义夺取的原德国在中国山东胶州湾的领地及其各项权利。
当时问题的焦点，首先集中反映在这第三项要求上。日本政府代表即对中国方面提出的收回胶州湾的主张提出威胁和反对。在其后的讨论过程中，美国提出主张将原德国在中国山东的利益暂交协约国方面代为管理。此议亦遭日本方面反对。日本政府代表以其获得原德国在中国山东权益时已得到英、法等国承认并且当时中国政府方面亦有“欣然同意”之换文为借口，拒绝将其在山东新获的利益交还中国或委托协约国代管。最后“巴黎和会”的结果，仍是英美等帝国主义列强以牺牲中国利益为代价，向日本方面作出妥协。如此一来，当时中国在“巴黎和会”上所作的一系列外交努力便告彻底失败了。
“巴黎和会”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至国内后，即引发了著名的“五四”爱国反帝运动，长期以来郁积在中国人民心头的爱国义愤终于像火山一般爆发了。
“五四”运动的结果，不仅迫使当时的北洋政府罢免了曹汝霖、章宗样和陆宗舆三个卖国贼的职务，并电令当时出席“巴黎和会”的中国代表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同时也给当时气焰嚣张的各帝国主义列强以极大的震摄，使其不得不适当收敛一些对华的侵略企图，并对中国人民的正义要求作出迫不得已的让步。
1921年11月，经美国发起又召开了华盛顿会议。当时共有美国、英国、法国、日本、意大利、比利时、荷兰、葡萄牙以及中国的北洋政府共九国政府代表参加，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即《九国公约》。
在《九国公约》中，虽然规定中国政府恢复对山东的主权，并要求日本帝国主义归还胶济铁路及撤出山东；但同时又规定中国政府方面须将胶州湾原德国帝国主义的占领地全部开为商埠，并准许外国人在此区域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业等；除此而外，关于日本归还胶济铁路问题，《九国公约》亦规定“应于该铁路产业移交完竣同时以中国国库券交付日本。此项库券以铁路产业及进款作抵”云云。依照如此的《九国公约》，不仅胶州湾由原来的日本独占转而变为各帝国主义列强共享，而且实际上胶济铁路仍然为日本帝国主义所控制。总而言之，《九国公约》尽管在脸面上照顾了当时的中国政府，但实际上中国山东却仍然为各帝国主义列强所占领和控制。如果一定要找出其积极的意义，那就是《九国公约》至少在名义上使中国第一次收回了其被别国侵占或掠夺走的行政主权。仅此而已。
根据《九国公约》的规定中关于接受胶州湾主权之需要，当时的北洋政府于1922年3月在济南成立了“鲁案公署”，特派王正廷出面督办“鲁案”善后事宜，其任务主要就是收回山东青岛的主权。当时，这实在是一项非常艰巨的任务。王正廷一时感到为难，并且身边也缺少得力的助手办事。这样思来想去，他忽然想起了自己在美国耶鲁大学时的同学孔祥熙。
本来在此之前，王正廷即已同孔祥熙有过一段瓜葛且因此王对孔氏印象极佳。事情说来，还是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孔祥熙随孙中山先生一起逃亡日本时，正遇上王正廷在日本处于艰窘困境之际。最初，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在日本东京设立分会后，由王正廷出任总干事。由于当时中国国内一直处于动荡局面，波及到日本，致使留日的基督教青年会很快也陷于低谷。加之王正廷担任总干事期间政治上的一些不应有失误，终致引起内部严重的分裂，甚而王正廷本人亦遭到一些学生的围攻，从而更严重地影响了基督教青年会的存在和发展。就当此际，当时的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约翰’莫特先生决定由孔祥照前来接替王正廷，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总干事。在约翰·莫特看来，基督教青年会就应该有孔祥熙这样办事执着、有事业心的年轻人来牵头办理。而且后来事情的发展及孔祥熙走马上任后的表现，也确实没有让约翰·莫特失望。当时在客观上，也正是孔祥熙的到来和接替，才解了王正廷的围。所以尽管后来王正廷被迫辞去了青年会总干事的职务，对孔祥熙这个人他还是始终心存感激的。按中国人的传统习惯，王正廷知恩图报且“鲁案”公署又极需人手，他便极力举荐并盛情邀请孔祥熙即日赴鲁，出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的实业处处长。
当时，因为收回青岛主权问题，关系民族尊严之大计，在孔祥熙征询孙中山先生意见时，中山先生当即复电敦促孔祥熙早日成行，出任王正廷“鲁案”公署所聘职务。就这样，孔祥熙于公于私已均属义不容辞，便回复王正廷表示接受聘请不日赴职。
随即孔祥熙向阎锡山辞去了省府“参议”之职，于1922年3月前后束装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公署实业处长。这是他第一次正式出任当时北洋政府的管员职务，也是他正式步人仕途的一个标志。后来，为了青岛接收上的工作便利，王正廷又兼任了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面孔祥熙也由实业处长同时兼任“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之职。
1922年12月，王正廷及孔祥熙为“鲁案”公署官员由济南专程赶赴青岛具体承办各项接收事宜。到任后孔祥熙经过调查研究，很快制订出各项接收细则和具体的执行步骤，为此王正廷对他大加赞许。但“鲁案”公署毕竟是个临时性的机构，只限于接收期间，且当时的接收工作又进展得较为顺利，所以截至当年的12月中旬整个接收工作已告结束。当时，为了妥善安排部分办理“鲁案”的人员，也为了培训中方人员以接替日本话务员等善后工作安排，孔祥熙一直滞留到次年的春天，才由山东返回山西。
经过这一次当官的经历后，孔祥熙给撩拨得更加难以超脱了。每一想起在鲁期间，他跟随王正廷整日前呼后拥居高临下的日子，真真是好不威风。加之在济南期间，整天的游山玩水，无限风光也无比享受，比起太谷眼下这穷山恶水落后闭塞的景象，也实在是令人眷恋不已。孔祥熙突然意识到，太谷乃到山西这穷山沟沟已经呆不下他了，他还得走出去闯闯世界。外边的世界很精彩，正等待他去施展一番也享乐一番呢。孔祥熙这种出外闯世界的想法，尤其是出外谋官的愿望，自然得到了夫人宋蔼龄的赞许和支持屈为这本来也属于宋蔼龄打算重新设计丈夫的一个范畴。所以当下孔祥熙就给王正廷写了一封信，其后又多次写信，请求王正廷设法在官场上再作提携之德，帮他谋上个一官半职，以图进一步发展。
对于孔祥熙的这般请求，那王正廷倒是乐于成全。1925年春末，他即打电报给山西的孔祥熙，请孔祥熙速来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政府别有重任。
原来，此一段时间里北洋军阀政府正准备与当时的苏联新生政权--苏维埃政府恢复邦交。苏联方面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北洋政府方面则委派王正廷为代表。当时为洽商中苏两国间有关一切事宜，特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会署，并且正式委派王正廷出任督办。当时所谓的“中俄会议”，是指中苏双方为协商解决帝俄时代强加中国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而召开的专门会议，其督办公署则为该会议的常设机构，专门处理日常事务。因为此事涉及两国之间大量历史遗留问题，包括好多主权归属问题，干系重大且非常棘手，王正廷考虑再三，决定还得请老同学孔祥熙出山以助一臂之力。
当时在督办公署一共设置了两名要员，一日“会办”，另一曰“坐办”。当时“会办”一职由张作霖推荐的郑谦出任；而“坐办”一职测由王正廷保荐孔祥熙来担任了。
只是当孔祥熙到任后才发现，这个“坐办”的官职，实际上却并没有什么事情可办。由于当时的国际形势错综复杂，且中国的北洋政府又腐败无能，致使所谓的“中俄会议”后来也并未谈出什么结果。如此一来，难免有人形容孔祥熙当时的“坐办”一职，不过是“案犊劳形看报纸，职权行使唤茶房”罢了。因为无事可坐，闲极无聊时，孔祥熙便跑到附近的东安市场下馆子喝小酒，用以打发时光。当时，每至饭后他都喜欢去市场里的命馆相室跟人家聊天穷侃。命馆里的“星相家”们一见那孔祥熙生得是方面大耳，背厚腰圆，且又衣冠楚楚，以政府要员自居咱然便免不了一番奉承和恭维，什么日后“官至特任”啦、“资累巨万”啦等等。在旁随行的其他公署官员闻听即随声附合，所以每每搞得那孔祥熙飘飘然不知所以。笑过之后，他亦出手大方，给那帮“星相学家”多赏了不少银钱。
4．“总理遗嘱”见证人
辛亥革命前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无论在山西、在日本以及后来在山东和北京出任北洋政府官员期间，孔祥熙在政治上均始终紧跟孙中山先生并与之保持密切联系。根据孙中山先生的指示，他不断加强了同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的联络并谋求建立反对直系控制的北京政府的大联盟。此外，孔祥熙还做了大量争取冯玉祥将军的工作，反复向冯氏宣传孙中山先生的革命思想，并最终促使冯玉祥逐渐倾向以孙中山先生为首的南方革命政府。其后当孙中山北上并且在北京病重期间，孔祥熙又一直守护在中山先生病榻前，成为《总理遗嘱》的见证人之了。凡此种种均可表明，在孔祥熙早年的活动中，他的确是孙中山先生的一名忠实的追随者。
1922年初，当时已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的孙中山先生，曾致电要求孔祥熙来广东参加轰轰烈烈的南方大革命。同年4月应宋庆龄之邀，孔夫人宋蔼龄又携刚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孔令仪自山西出发，赶赴广州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先生。其时，孙中山已在广州就任南方革命政府大元帅，并设寓所于观音山粤秀楼。宋蔼龄母女抵达羊城后，即受到了孙中山夫妇的热情款待。孙中山先生亲切地对宋蔼龄说：“你劝劝庸之，来南方参加革命吧。现在广东形势很好，正准备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当即孙中山还允诺孔祥熙来粤后，在革命政府内给他安排一个部长的职务。宋蔼龄闻听自然也十分高兴，连连说好，并表示马上就让孔祥熙来广东追随孙中山先生。
但当宋蔼龄回晋后，孔祥熙当时并未马上赴广东参加南方政府，其原因之一是孔氏当时正在“鲁案”公署任职，手头上的许多事不能撂下一走了之。此外另有一个原因，即当时他正在秘密地联络东北王张作霖父子，马上亦脱不开身。
那还是1922年春天，孙中山先生为争取皖、奉二系军阀，以便建立反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的三角同盟，曾致电指示孔祥熙相机加强与张作霖、张学良等奉系上层人物的联络，力图加强或促成奉系军阀与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政府之间的合作关系。为此，孔祥熙忠实执行中山先生指示，多次北上沈阳做张家父子的工作。当年春末，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以共同反对直系军阀暨北京政府。但仅隔数日，奉军即告败北，张作霖率部退出关外。不久，张作霖再度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并继续准备与直系军阀再决一战，同时又表示出明显的“南倾意向”。”此一成果的取得，应该说与孔祥熙当时的多次北上斡旋不无关系。
就这样，直到1924年年初，孔祥熙方接受孙中山先生的邀请，赶赴广州正式加人革命政府。抵穗后孔祥熙亦受到孙中山夫妇的热烈欢迎，中山先生当即还拿出他刚刚脱稿的《建国大纲》给他看，并征询他的意见。孔祥熙当即表示这个《建国大纲》是一套很好的救国方法，并请求中山先生允许他将《大纲》带回去仔细研读。孙中山先生亦答应了孔祥熙的这一请求。
数日后孔祥熙兴致勃勃地求见孙中山先生，对其《建国大纲》大加赞赏并建议说：“应该把《建国大纲》宣传一下，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大家都嚷着没有办法。我想把总理的《建国大纲》拿到各地去宣传，让大家知道对于救国治国已经有了整个的办法，岂不好吗！”见中山先生边听边赞许地点头，孔祥熙更加兴奋了。他进一步建议道：“第一，我回到上海时，先把这份《大纲》印做宣传品，分送各方。第二，我还想拿去给冯焕章先生看看，因为要想革命成功，非全国一致努力不可。北方人士因历年受种种压迫，对于革命思想不及南方发达，对于总理三民主义救国方法，更认识不甚清楚。我受了总理的命，在北方秘密工作，这几年来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要算一位。他既是我的好朋友，又在北方，他的军队纪律亦好，战斗力也强。不过，他对革命虽具热心，但常说没有好办法拿了。我去跟他研究研究，也许能够得到他的同情，不就可以增进他的奋斗精神吗！”
一听孔祥熙说得满有道理，孙中山先生当即点头应允。
于是孔祥熙又束装上路。他先到上海在中华书局印了3万本《建国大纲》，然后即带着《建国大纲》转赴北京。在北京南苑，孔祥熙与冯玉祥亦即冯焕章将军进行了会晤。
冯玉祥将军是当时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也是当时北方军界中一位实力派人物。他字焕章，原籍安徽巢县竹柯村人，1882年11月6日出生于河北省青县兴集镇。其父名冯有茂，家境清贫，初以泥瓦匠兼为人打工为生，后因平素喜爱习武而径投淮军，走了吃粮当兵的道路。直至升为下级军官始复员回家。冯玉祥父母一共生了7个孩子，但只有冯玉祥及其哥哥冯其道幸存下来。1892年冯玉祥11岁时，其母游氏不幸病故。其后冯玉祥即为其长嫂代为抚养，直到4年后他15岁时入伍为止。冯玉祥人伍不久，其父便被裁复员。因当时复员在保定难有川资为生，其父便只好留玉祥于营中而独自归还故里。当时军队中，每哨里都有一个喊口令的教习，专代替官长喊操。教习的待遇比一般士兵高，其至可以高出一倍。冯玉祥为了当上教习，刻苦自学并练习喊操，每天早晨天未明即到教场学习喊操，一直苦练了4年。
冯玉祥自小失学，仅入过私塾1年零3个月。在军营中他发奋自学，读过《论语》、《孟子》、《左传》、《古文观止》《曾胡治兵语录》等，由此文化和历史知识有了很大长进。
1902年3月，冯玉祥到袁世凯所练的新军卫队第三营左队左哨六棚当了一名士兵。由于他勤学苦练所以升迁很快，秋天升为副目，次年升为正目，同年12月又升为第二营左哨哨长，1905年7月升为第三营后队排长。这时的标统（团长）王化东对冯甚为赏识，时值陆建章任协统。陆有内侄女刘德贞在家寄养意欲择配。王化东要介绍与冯玉祥。冯玉祥初以地位低、晌俸薄为辞，但因王力促后乃与刘成婚。因此冯玉祥与陆建章成为姻眷，以后提拔很快。至1910年冯玉祥已是第二十镇八十标第三营管带（营长）。
这时的冯玉祥还抱着“忠君即爱国”的思想，读一些俗文正家书》之类的书，想封侯拜相。后来受工兵营排长孙谏声的影响，他开始读《嘉定屠城记》、《扬州十日记》等书籍，知道了清军入关时虐杀汉人的骇人史实，才把爱国思想与“忠君”分离开来。此后他正以一种为种族雪恨的复仇观念参加了辛亥革命中的滦州起义。
但当与冯玉祥约定一同起义的同仁王金铭、施从云仓淬起义于滦州时，冯玉祥尚未获得已经起义的消息，犹在海阳镇期待烟台民军。后来起义失败，冯玉祥被拘4天后递解回籍交地方官看管。对冯这样的从轻发落，主要因为陆建章已成为袁世凯的亲信’，陆对冯玉祥非常器重又有烟亲关系，所以冯玉祥得以保全。
1912年陆建章奉命编练左路备补军五营，委冯玉祥为第二营营长，令其自行招募。次年8月左路备补军改编为京卫军，冯玉祥升任左翼第一团团长兼第一营营长。
冯玉祥任团长时，曾由刘芳牧师介绍人基督教。他以为信基督教的人都放足、识字、讲卫生、不吸大烟、教人平等博爱，这些总是好事，便把基督教引人军中作为练兵的辅助方法。直到“五卅”惨案发生以后，冯玉祥才认识到传教士的真面目，乃通电同他们决裂。
冯玉祥在南北混战期间，力主议和。当时他只简单地认为和比战好。至于和是怎么样的和，战是怎么样的战？同谁和又同谁战，战与和的幕后又有什么背景、搞些什么名堂？对这些问题，他是全然不知。
以后冯玉祥曾驻守信阳，督军陕西、河南，当过十一师师长和陆军检阅使等。尤其是在1917年讨伐张勋复辟中，冯玉祥所部立有大功。
早在冯玉祥在驻常德的两年时间里，他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往来，初步读到了孙中山先生的著作，且对孙中山先生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革命影响下，冯玉祥的部队与广东方面的军队结为友军，互不攻击。
1920年夏天，当冯玉祥的部队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湛家矾时，冯玉样曾致信孙中山表述了自己对孙中山先生及其革命事业的景仰之情。冯在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并在信中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