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太谷票号的传说
太谷县坐落在太行山西麓的山西省，属山西腹地，位于榆次西南，距省府太原约90里有余。太谷县境内地势为东南至西北走向，东南地区山峦起伏，高峻险要；西北地区则地势平坦，一马平川。太谷县称得上是中国华北地区典型的高原气候。受这种气候的影响，这里一年四季分明，冬冷夏热，春旱秋涝。每年一到秋天，太谷县境内便呈现出一派的萧条和凋敝景象：凉风习习刮得树叶枯黄满地飘零，秋雨绵绵下得一地泥泞难以落脚。据说，当年太谷人大多不愿意在家乡待见那令人沮丧的秋季来临。虽然，惯常的秋天都是收获的季节，是令人欣喜令人满足的日子。可在太谷则就不然了。贫脊的山地加上恶劣的气候，十年倒有九年今种地的庄稼人失望，以至满面愁容无可奈何地打发着眼前那令人寒心的秋天。
尽管如此，当年的太谷人中仍旧不乏富翁。这是因为，当时的太谷县内，人们往往是一家几代人都经营着票号。当年在山西，人称两个地方最富裕，一个便是太谷，一个便是祁县，当时坊间流传一句话叫做“金太谷，银祁县”（另有一说则认为当年山西票号最发达的地方有三个，首推平遥，其次才是太谷和祁县，此处不做考证）。上面所谓的地方富裕，亦是指太谷和祁县两地的票号发达而言的。
所谓票号本是在清朝道光年间慢慢兴起的一种金融机构的名称。当时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晋帮商业资本便与金融资本结合，形成了这么一种相当于现代银行的金融机构，并称之为票号。因为当年在山西那样一个偏僻闭塞之地，交通异常不便，出门在外的富商巨贾以及放任外省官吏出门携带大量的现银既有许多不便，又难免相当的风险。而有了票号这种专门的金融机构转寄汇兑，就方便多了也放心多了。所以当年的票号主要经办汇兑、存放款以及代清政府汇解京饱和军协各饷；同时收存中央和各省地方官款，以及吸收官僚富豪存款并给予借垫等业务。至清朝末年，山西全省票号已发展至30余家，分号400多处；并且辐射国外包括日本的东京、神户、大阪以及俄国的莫斯科，还有东南亚地区的泰国、新加坡等地，一度基本上垄断了北中国乃至全国大部的汇兑业务。
关于太谷的票号，后来孔祥熙曾自诩其“知之甚捻”。据他讲来，票号的产生是由清朝初年北方特有的镖局演变而来的。清人自人关以来遍及中国各地，其所需银饷及食粮，都是由各地征集而来。为防粮响运输途中有恙，当时便在许多通都大邑设起了负责沿途护送的镖局。但因这种运送往往缓不济急，故后来就有了所谓“过嫖”的变通办法，即在各地联号的商家互通汇兑，每3个月结账一次。当时经营这种业务的商家，俗称汇兑庄，又称“票号”、“票庄”等等。此即后来山西票号的最初滥觞。
当年的太谷县不过是个内陆小城，地处偏僻又人口寥寥，物产稀少且交通又十分不便。然而就是这么一个不起眼的小城，当年居然票号林立，并且历经百年而不衰，许多信誉卓著且规模宏大的票号，最初均发迹于此，甚而至于有了“中国的华尔街”之美誉，这不能不令人拍案惊奇，叹为观止。
孔祥照发迹以后，曾不止一次地大谈特谈太谷人精于“票号之道”并且信誉最响：“我国以往的经济大权，大都操在山西太谷。祁县和平遥三县人士之手，尤以我所生长的地方--太谷为中心。”当我们了解了当年太谷票号之盛况后，方始信孔祥熙的话果然不是吹牛。
谈到当年太谷票号的卓具信誉，这里有一传说或可从某一侧面佐证之。当年有一位外省的商人，因为出门去很远的一个地方做生意，恐路上不方便，便托付太谷的一家票号转寄现银500两。不幸的是，这位商人竟在途中一病不起，最终客死在他乡了。而太谷的这家票号等了3年仍不见有人前来兑银，老板便派出得力的伙计赴全国各地苦苦查找。就这样又找了3年，终于找到了那位客死他乡的商人后裔，并将其所存的500两银子及6年的利息一并交给了那商人的后代。这个传说今天听来或许有某些夸张的成分，但在一定程度上的确也反映了当年太谷票号的信誉之高。
讲到这里或许有人要问，在当时全国的票号行业中，山西人尤其是太谷人为什么就能独领时代之风骚、而执当年中国金融界的牛耳呢？说起来这中间尚有一段依旧是信则有而不信则无的传说。
那还是明末的崇祯17年，已成燎原之势的李自成起义军自陕晋出居庸关，一路浩浩荡荡锐不可挡地直扑北京城而来。一时间京都局势发发可危，人们惶惶不可终日。为了作最后的负隅顽抗，一筹莫展的崇祯皇帝只好派自己的心腹大太监徐高拿一道密旨往请周皇后的父亲周奎。崇祯想请周奎出面发动外戚及大臣们捐钱输饷，以济当时前线燃眉之急。因为当时的大明朝已然是“穷庙富和尚”，朝廷国库空虚，人不敷出；而王公大臣手里却是金山银山，穷极奢侈。万没想到的是，那国丈周奎竟一毛也不肯拔，以至徐高为之气愤已极奋力大呼“父如此，国事去矣！”周奎才勉勉强强拿出豆万两银子资助崇祯御敌。不久，李自成义军攻破北京城，直逼得崇祯皇帝走投无路在煤山上自了尽。俄顷，李自成手下大将军刘宗敏就在京城铁狮子胡同崇祯爱妃之一田妃的父亲田琬宅中大设刑堂，将所有的外戚王公还有明朝的大臣们抓了起来连夜拷打，结果几乎没费多大的劲，竟从这些王公大臣身上一下打出几百万两的银子来。
倘若崇祯皇上泉下有灵，得知这个结果恐怕欲哭都没有眼泪了。
没过多久，吴三桂引清军急攻北京城。李自成义军仓皇退走之际，就把上述那几百万两银子加上缴获的明宫库存，一并铸了几万块金砖银砖，每个重值千金，命士兵们用骡车载上，准备运往陕北米脂--李闯王的家乡。当时因为这些金砖银砖分量太重了，以至负责押解的士兵和夫役们一路上叫苦连天，累死的骡马也不时地丢弃途中。当起义军退至山西包括太谷等地途中，身后紧追的清军一路掩杀过来。迫不得已之际，李闯王只好下令将这批金银沿途坑埋并作好记号以待来日。但后来不久，这支义军便告失败，闯王李自成也在湖北九宫山罹难。于是，山西人当然也包括太谷人便白拣了这么个天大的便宜。有了这样一笔巨资金银，山西人自然在后来的中国票号业中得天独厚的雄居霸主地位了。
不管以上的传说可信与否，自清朝以来，山西特别是太谷、平遥、祁县三地的票号确如雨后春笋一般，遍布各地。一时间，全国各大都市几乎都有山西票号的联号存在。只是进人20世纪以后，随着银行业在中国的涌现及其迅速发展，票号业的一些弱点也便逐渐暴露出来。后来孔祥熙在分析山西票号终至衰落的原因时，曾讲过这样一段话，今天读来应该是颇有道理的。他讲道：
“太平天国洪杨之役，和以后的甲午中日、甲辰日俄两次战役，对于山西票号的影响很大，造成为数可观的巨额损失。除此以外，票号老板（掌柜）守旧固执，无从改良，以及股东子弟的奢侈淫佚，不肯读书，也是山西票号愈形式微的主因之一。所以我自幼及长一向认为，一个人立身行事，非得苦行孤诣，一滴血一滴汗地向前迈进，否则绝少不失败者。”
在现代中国社会中曾一度号称“财神”的孔祥熙，就出生及成长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这样一个社会环境里。他从小就耳儒目染了太谷票号业兴盛和衰败过程，并由此深谙了票号业乃至整个生意场上的个中奥妙。可以说，家乡太谷为孔祥熙日后的发迹、发达并且在中国社会当时的政治经济舞台上一展身手，奠定了第一步坚实的基础。
2．山西孔家溯源
山西省太谷县的孔氏家族，据考系出自山东曲阜小孔村孔氏家族的一支，其祖先即中国古代著名的大思想家和教育家孔子。据太谷孔氏支谱记载，明朝万历年间，至圣先师孔子的第六十一代裔孙孔宏开，考中了三甲进士。放榜那天，孔宏开挤在人群中看到自己金榜题名，不禁欣喜若狂，奔回家中向妻子报喜。欣喜之余，孔宏开望着年轻貌美巴巴瞩望的妻子，望着躺在摇篮里天真可爱的娇儿，不由得感慨系之。他想道，自己昔日寒窗十载，如今总算苦尽甜来，没丢老祖宗的脸面。自今而后，我孔宏开自当宏图大展，干一番于国于民都有功德的伟业来，也好给后人树立个榜样。
不久，孔宏开给朝廷放了外任，赴山西任职。于是孔宏开便骑上头小毛驴，携上爱妻娇子上路了。一路上，在书童和挑夫的簇拥下，孔宏开放眼饱览了祖国的名山大川，一时间吟诗作文，不亦乐乎。祖国的大好河山，更激发了孔宏开的热爱之情，同时也更坚定了他“当官要为民做主”的信念。到山西上任后，孔宏开先后在黎城、交城等地任知县，且为官清正廉洁，颇做了几件得民心、顺民意的好事。他继承了上祖孔圣人的“仁爱”遗风，爱民如子，兢兢业业，因而深得当地百姓的拥戴。只遗憾的是，为开一方民众之兴化，孔宏开呕心沥血日夜操劳，竟积劳成疾，终病殁在交城任上。
由于平日里清廉为官，家中并无些许积蓄，以至孔宏开身后凄凉不堪，所遗妻儿一时竟无钱为故人营葬。最后还是当地百姓及几位乡绅出面，念孔知县生前政绩功德，自发地出力出钱相助，为孔宏开料理了后事。此事当年在山西一度传为佳话。可以说在明朝当时的宦海之中，如孔宏开如此为官者，不说绝无仅有，亦属相当罕见。
孔宏开故去后，当时亦有好心人为孔知县的遗孀及其子女凑齐了一笔川资，并劝孔夫人回归故里教子成人，以不辜负孔大人生前积下的一片仁德。孰料那孔夫人竟思夫心痛，情愿留在山西伴故去的夫君长相厮守。就这样，山东孔氏家族的又一分支自此便在山西落户扎根了。
那孔宏开便是孔祥熙相距不甚太远的先祖了。
公元1644年，大明朝廷为大清朝廷所取代，满人在全国包括山西建立了统治政权。因那孔宏开生前曾是大明朝的七品官员，食过明朝的俸禄。受当时忠君思想的影响，孔宏开的夫人将其两个儿子召至膝前并谆谆告诫他们，要像父亲那样忠心不忘明室，要学晋代名士陶渊明那样绝不肯为五斗米折腰。孔夫人语重心长地讲，我们孔门后代要有骨气，绝不能助那夷人而欺我华夏。
当时，孔宏开的两个儿子正值年轻，且同其父一样通晓经纬，满腹学问。因为有了母命在上不能违背，这兄弟二人只好放弃了横溢的才华，一生不曾赴试宦途。但为谋生计，在征得母亲同意后，这兄弟二人便另辟蹊径，一齐步人了商海。很快，孔宏开次子孔闻俊的经商才能便脱颖而出，当发了一笔小财后，为了生意上的便利，孔闻俊哥俩儿便携家自交城迁往了太谷。在太谷城西郊的程家庄，孔家落下户来。从此，太谷孔氏自成一系。
不过在这里还另有一说，据说也是明朝万历年间，山东孔氏家族有人中了进士并被派往山西任职。但此人不是上面我们所讲的孔宏开，而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中了进士，之后外放山西的。据孔子第七十七代嫡孙女孔德懋所说：“明朝确有大量纸坊户从曲阜迁到山西太谷。家谱中记载孔祥熙的先世孔希翥是在明朝时迁到山西的。从孔希翥到七十五代孔祥熙这中间十九代也都是按照曲阜孔族字系行辈取名。”
孔氏族谱是我国历史上最悠久最完整的族谱之一，自宋朝建借以来，一直谱系不乱。按照孔氏家族修谱的规矩，每三十年一小修，六十年一大修。1937年赶上孔氏大修族谱，当时是由世袭衍圣公孔德成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修谱的，由当时担任黄河水利委员会委员长的山东曲阜孔氏祥榕负责。孔德懋是孔德成的姐姐，她的话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可信的。她还回忆了1937年修谱的情况，“以前各地有些孔氏族人因年代久远或生活变迁，过去没有续谱的，这次也续了谱。孔祥熙就是这次修谱时续的家谱。”
“当时大修族谱所需经费是向全国各地孔氏族人募捐，我曾看到过一本捐款的帐本，不单是孔祥熙，全国各省县都有孔姓族人捐款。少则1元、10元，多则成百上千。孔祥熙因是当时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长，他捐钱多也是合情合理的事。”
孔德成也曾于1979年9月1日在台湾举办的孔祥熙百年诞辰口述历史座谈会上说：“我们孔家分成60户，孔先生的祖先是属于曲阜纸坊户的。明朝晚年时，由曲阜迁到山西的。民国二十五年，孔先生任行政院副院长时，曾到曲阜城北四水上的孔家河口--其祖先早年居住处凭吊。”
根据我们今天掌握的材料，很难用具有权威性的文字来说明到底是“孔子第五十六代裔孙孔希翥”还是“孔子第六十一代青孙孔宏开”，二者究竟是谁，在一个准确的时间里或在一个准确的背景下由山东曲阜迁至山西并最后落户太谷的。在这里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山西太谷的孔家，肯定是由山东曲阜孔姓族中迁人的。
太谷程家庄，距离太谷县城西门5里有余，属城关一带，是一个可以在中国北方农村经常看到的那种自然村落。村风古朴自然，村民诚实和善，多有北中国农民那种特有的吃苦精神。人们默默奋斗，只为着“人往高处走”这一个幻梦般执着坚韧的信念。全村100多户人家，可谓小村，但村中街道宽敞，房屋坐落整整齐齐，并且每家每户的建筑都是雕梁画柱，华丽考究。这在当时中国即便是较发达的城镇也是不多见的。原因是这个村子里的人家，十户倒有八户经商从贾，“家家有钱，户户富裕”。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可称得上“小康村”了。
当年山西人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守家恋土。家里有了钱便不愿迁到他乡过一种“吃甜没有醋”的日子，更不想搬到城里过一种处处受束缚的生活。所以山西人只要富裕了，都爱在故乡的土地上造起漂亮的房子，既壮了老祖宗的脸面，也能过一种悠闲自得的生活。
也许是沾了老祖宗孔圣人的光，孔家在程家庄算得上是名门望族，说话办事在村里都很占分量。孔氏家族在村里一共拥有9幢房屋，其中1幢有井，俗称“井儿院”。自当年的知县孔宏开之后，这里孔氏族人中就再没有官宦仕途的人，孔家人倒都是自食其力，凭本事靠力气辛辛苦苦挣下了一份殷实的家业。
这里倒并非孔门后人才疏学浅，因而难以金榜题名。孔圣人的后代，家学渊源自是非同寻常。只因当年孔宏开孔知县的遗孀孔夫人有训曰“不为鞑虏做官”，儿孙们个个不敢违背所致的结果。不过，随着时间的流逝，百余年的沧桑变迁，孔门后人对当年的祖训就渐渐地淡忘了。孔宪昌--孔子的第七十二代裔孙亦即孔祥熙的曾祖父名幼聪明过人，少年有为且又刻苦努力，好强争胜，16岁时应童子试竟荣获头名成绩。
当下血气方刚的孔宪昌在族人的激励下，暗下决心要在下次乡试中再夺魁首，以壮孔门。
当时恰巧有一位同乡，亦即亚圣孟子的后代盂洋，对他威胁最大。两人的学识相差无几，但孟洋的书法要略强于孔宪昌。所以孔宪昌每天发奋练习书法，一写就是几个时辰。果然其书法的技巧大见长进，只是因长期的疲劳过度，致使孔宪昌的体质极为虚弱。
所谓人意拗不过天意。
乡考的前一天，孔宪昌自感身体不适。但为了与孟洋一决高下，第二天孔宪昌还是勉强支撑着虚弱的身子赴考。结果，体力不支加上精神紧张，孔宪昌当场咯血，元气大伤，未能坚持到终场就抱憾先退。最后自然是盂洋荣登榜首，孔宪昌数载寒窗苦读，毁于一旦。
当即孔宪昌羞愧难当，他恨自己半途而废，不能为孔门争光。这一恨一忧，竟使得孔宪昌一病不起。临终前孔宪昌用自己那双握过笔杆如今已骨瘦如柴的手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艰难地一字一句地立下了家法：
“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能这样，便是孔家的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
言罢，孔宪昌便含愤去世。自此以后，孔门子弟再一次与科举无缘。
关于后来太谷孔氏家族的沿革发展，说法不一。其中一说即孔门后人弃官从商，最终成了山西巨富。此一说多为现今人们认可。
再说那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本来才学人品一如其兄。只因有了前面亡兄遗训无法违背，孔宪仁只好弃官从商，并很快创办了志诚信票号，当上了票号掌柜。在孔宪仁的精心操持下，太谷志诚信票号的生意迅速红火起来，业务规模也不断扩大，利润直线般年年递增。没用多久，志诚信就发展成为当时太谷城内三家规模最大的票号之一。
可惜的是，孔宪仁膝下无子。而他也因为票号业务日渐庞大，自己一个人又精力有限。最后，孔宪仁只得把偌大一份票号生意，交给了长侄亦即孔宪昌的儿子孔庆麟来掌管。而他自己呢，索性做了志诚信票号的大股东，坐享其成便是了。
这孔庆麟便是孔祥熙的祖父了。他字瑞堂，堪称是一位善于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且十分讲究实干的能人。在孔庆麟身上，当时人们依稀能够辨出其父孔宪昌的影子来，这便是精明强干，富有韬略。就这样，在孔庆麟的苦心经营下，并且有孔宪仁在背后撑腰支持，太谷孔家的票号生意越做越红火，同时又兼做杂货生意。一时间，孔家在太谷城内有义源盛票号、在北京有志一堂缥局以及会通盛、会通远和义合昌等票号或买卖，此外在广州还有广茂兴、在沈阳有源泉博以及从别人手中买下的太谷三晋源等买卖。最繁盛时，孔家的票号在全国各地设有分支机构，远至新疆的迪化、外蒙的库伦及至安南（今越南）的西贡和日本等地。
当年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即在北京的义和昌任文书，后来又遵父令返回太谷主持义源盛和三晋源买卖。
孔庆麟眼光远大且心胸开阔，为了孔家的生意能不断拓展，他常年风尘仆仆地奔走于国内各大都市及商埠之间，可谓不辞辛劳，兢兢业业。按理说，有了前述那众多的买卖所赚得的丰厚利润，一年下来的收人应该是相当可观的。只是因为当时孔家票号的真正老板并不是孔庆麟，而是孔庆麟的二叔孔宪仁，所以孔庆麟辛辛苦苦一年到头，挣得的收人也不过小康水平。以致当年太谷人讲起志诚信票号，只认得老掌柜孔宪仁，却并无多少人知晓还有一个孔庆麟忙里忙外，实际上支撑着局面。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当年的孔庆麟也就不过是个高级的打工马仔，充其量一个白领阶层的高级职员罢了。
不过，关于孔庆麟经营太谷志诚信票号一说，至今史界仍有质疑。因篇幅限制，我们不在这里-一辨识了。
后来大约是在本世纪初叶，伴随着近代社会银行的出现，票号业便每况愈下，渐趋没落了。也就当此时，孔氏家族亦家道中落，由“小康”下坠至勉强维持温饱了，以致孔祥熙出生后没赶上几天好日子过，便将最该无忧无虑的孩提时代掩没在生活困顿的重压之中。据有关史料记载，孔祥熙幼时曾在冰天雪地的寒冷冬天，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到太谷城里捡烂炭（一种燃烧过但仍可再燃取暖的煤渣），以至弄得浑身污渍，蓬头垢面。
有关太谷孔氏的家道中落原因以及孔祥熙幼时所吃辛苦等，除上述所谓票号萧条原因之外，尚有一点不容忽视，即当时正值孔祥熙之父孔繁慈吸食鸦片最凶的一个时期。而孔祥熙幼年所吃辛苦的原因，则除了家道中落之外，主要在于他6岁时便失去了母亲。没有母爱的呵护，一个人的童年难免黯淡无光。尽管孔祥熙的父亲为了他和妹妹不至受到委屈，竟终身未再续娶，也无法替代那世间本属弥足珍贵的母爱。
常年奔波在外的商旅生涯，使得孔庆麟见多识广，心胸也变得十分豁达。在生意场上，他从不计较一时一事上的绳头小利，这在当时中国的旧式商人中应该是不多见的，因而也备受钦佩。孔庆麟虽然自奉勤俭，却也乐得扶危济贫，热心于修桥铺路之类善事。在当时当地乡亲们中间，孔庆麟赢得了众人的尊敬和爱戴。一年当中，孔庆麟奔走在外，难得有几天消停日子能在家度过。尽管如此，每逢孔庆麟自外埠归来之际，他总要左邻右舍的到众乡亲家中走一走，问候问候有无需要他帮忙出力的事情等等。可以说，当年的孔庆麟在太谷老家人缘极佳，以至人们不称他为掌柜或老板，而是普遍亲切地称他为“孔先生”。这在旧中国统称商人为“老板”的时代背景下，应该是十分难得了。在当时的太谷人印象中，孔庆麟堪称一位公认的文化修养极高的儒商了。
“孔先生”不仅经商在行，教子也很得法。虽然一年之中，孔庆麟难得在家，但他仍不忘严教子女。他用儒家的传统孔教，也就是自己老祖宗的“仁爱”思想，对子女从小就加以培养，教育他们要遵守祖训，尊师爱长，做到爱人爱己。为了给孩子们打下坚实的国学基础，孔庆麟还请“西席”为子女们授课。由于孔庆麟的5个儿子，本来就个个天资不凡，受到良好的家教后，长成在商业上大都有所作为。只是为了遵守祖训，没有一个去应科考试。孔庆麟甚至定下家规：儿子不许取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媳，以免除官府衙门习气凌侵门庭，嫁女则不在其列。
为了鼓励子女读书，晓谕他们如何做人处事，孔庆麟别出心裁地亲笔写了一副对联以作为家训：
“做几件学吃亏事以百世使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虚心味道”。
这幅对联后来被孔祥熙挂在他一手创办的铭贤学校的书房里，成为勉励全校师生的座右铭。
正因为孔庆麟的清高和乐善好施，并且“学做了几件吃亏事”，所以他留给后人的资产也区区可数。据资料表明，当年孔家的财产只不过是太谷县北寺石（今武家堡村）大约30来亩贫瘠的土地和程家庄的一处房产。这座祖传的房产是内外两个院子组成，内院属旧式四合院，南北长44米，东西宽12米，东西正房各5间，南房4间，中间为2门，院心只有3米宽。因为院内有1井，故名“井儿院”。外院有厨房＊道和茅草房不过5间。前面是高坡门楼，面南，屋脊左右置挑角兽。这样的房屋建筑和占地规模，在当时的程家庄只能算是中等人家。而且这笔家业要由孔祥熙父辈5兄弟分享，其生活状况之艰辛不易，应该可想而知。
此外，还有一块坟地在杨家庄，也是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死后，为了不回程家庄安葬而购置的。
当然，后来孔祥照自家在太谷城里确实拥有颇为讲究的房产（现为太谷师范学校校址）。该房舍共有9个院子，院连院房按房，亭台楼阁以及后花园，真是应有尽有了。全院共有192间房屋，迄今仍存有159间。1934年蒋介石到山西太谷视察时，就曾下榻此处。
但这并不是孔氏家族传下来的祖业，而是后来孔祥照发迹之后为政界显要，于1924年从当地乡绅孟广誉手上买过来的。
当年孔庆麟一共生有5个儿子。除长子孔繁泰自幼身体欠佳以至学业未成即早早病殁外，余下亠子皆天资良好，身体健康并且事业有成。其次子孔繁恩曾出任志诚信票号西北区的总管；其三子孔繁慈即孔祥熙的父亲；其四子孔繁忠亦在北京的义合昌担任总帐。而孔庆麟的第五子孔繁杏，虽亦是天资聪颖不凡，却没有走前面几位兄长的经商老路，相反竟违背了祖训，于历岁时去应科考并中了秀才第一名。其后孔繁杏赴北京就读于北洋政法学堂，毕业后相继任过保定藩台御门承审官，直隶省新城县、大城县、盐山县以及山西省榆次县的知县等。在保定期间，孔繁杏曾跟随当时赫赫有名的北洋军阀吴佩孚，合组过孔教会且被推举为会长。
也就是这位五叔孔繁杏，后来与孔祥熙脾气较为投契。并且在山西教案中，孔祥熙亦因这位五叔而获救。此亦为后话了。
孔庆麟膝下虽然养了5个儿子，此外还有3个女儿。不想儿辈的下一代却人丁稀少，或无子女，或有而早夭。唯有第三子孔繁慈生有一双儿女，即孔祥熙和妹妹孔祥贞。除此而外，据说孔繁杏也曾生有一子取名叫做孔祥珍，字聘之，辛亥革命时因奔走反清活动，被清军枪杀于河北保定。
以上便是山西孔家（或曰太谷孔家）数百年来的沿革溯源，虽显支离破碎却大体轮廓可辨了。
3．母亲、父亲和黯淡的童年
多年以来，国内外许多知名人士抑或专家权威均坚持认为孔祥熙出身于山西“名门望族”。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在描绘宋蔼龄与孔祥熙于日本东京相遇相识进而发展成为一对恋人时，就曾大书特书孔祥熙的不凡身世，讲他出身“非同一般，乃孔圣人之嫡余后裔”，更重要的是孔家当年极其富有云云。孰不知，当年宋蔼龄与孔祥熙在东京相遇时，首先吸引她的还是孔祥熙敦厚的品性和杰出的才干，而绝非是其家世的如何富有等等。当然，因为孔祥熙是出身孔门的后代，使得宋蔼龄本来就对孔祥熙持有的一种好感也额外地升华了许多。圣人之后嘛！怎能不令人多加几分敬重呢。
1937年4月孔祥熙作为“中国特使”前往伦敦参加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英国受到了王室空前隆重的接待和礼遇。据讲当时的英国王室所以如此盛情，并非因为孔祥熙是什么代表蒋介石的“中国特使”，而是因为他是来自世界上最古老的贵族世家孔门的后裔子孙。英国人对我们至圣先师孔子的景仰，使当时的孔祥熙平添了许多的风光。
1967年8月16日孔祥熙病逝于美国纽约后，国民党政府的所谓总统蒋介石在为其亲自撰写的悼词中，再次强调了孔祥熙出身“山西望族”并且孔家为“山西首富”等等。当时蒋氏在悼词中这样写道：
“太谷孔氏，本为山西望族。自庸之先生之祖庆麟公起，经营商业，其在太原所设行号为义源盛、在北平有义合昌、在西安有志诚信、在沈阳有源泉博、在广州有个茂兴药材行等。其他内地各重要城市以及东北各省与蒙古之库伦、新疆之迪化、越南之西贡，皆有其分号，遍布于全国。故世人皆称太谷孔氏为山西之首富。”
在台湾的一些作家和学者也都认为孔祥熙自幼生活在“富足安乐的大家庭里，融融泄泄，整天都是笑语欢声”，所以他的“幼年非常之幸福”等等。至少，人们坚持孔祥熙是出身“山西望族”，其家业虽有兴衰变幻之经历，但“仍不失为殷实之家”。
那么孔祥熙的家世包括其童年的生活到底怎样呢？我们且从其父孔繁慈这里具体谈起。
孔祥熙的父亲孔繁慈（1861－1911年），宇和亭，号和成，因生在读书世家，故在严格的家教熏陶下，孔繁慈自幼熟读经书，称得上饱学之士。孔繁慈曾考得前清贡生，后因祖训束缚，才弃学经商。虽然身为旧式商人，但孔繁慈仍不忘严谨治学，他精于文笔且写得一手漂亮的好字。即便在北京义合昌任文书以及后奉父命返乡主持太谷义源盛和三晋源期间，孔繁慈念念不忘的仍是读书和做学问。做为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的身上颇有几分中国旧式文人之遗风。他一生讲究忠恕，对官场的功名利禄看得很淡。孔繁慈一生最崇拜两个人：一位是亚圣孟子，另一位就是当时的维新志士康有为。他认为只有孟子才能真正领会孔子的“吾道一以贯之”并且遵守孔夫子的“忠恕”二字。所以孔繁慈也用“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来严格要求自己，就便是在他以后的教书生涯中，他也常用“己欲立而立于人，己欲达而达于人“来告诫子女和训导学生。当时孔繁慈崇拜的另一个人就是康有为。甲午中日战争·失败后，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为此一些有识之士深感中国要想摆脱西方列强的侵略和压迫，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实行变法以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当时，康有为就是这些“有识之士”的带头人，他上书光绪皇帝，主张变法革新。孔繁慈非常推崇康有为的变法主张，认为只有变法革新，古老的中国才有出头之日。为此，孔繁慈曾一度也积极宣讲变法的好处，以及守旧的弊端，且在当地颇受人们的推崇。
1879年孔繁慈正好年满18岁了。经媒人提亲，他决定迎娶太谷城西南15里之南张村庞宝恒的女儿庞三奴为妻。
那南张村坐落在太谷东山根下，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村落。庞宝恒祖居此地，乃地地道道的大谷人，且几辈上均以务农为生。直到庞宝恒这一辈上，也是受世风影响兼之生计所需，庞家才在务农之余兼顾着经营起小杂货的买卖来。当时庞家的景况虽谈不上十分的富足，倒也不缺穿戴吃喝，也算一个小康水平的温饱之家吧。如此的岳丈家境，倒也成全了孔繁慈保守孔门一贯的俭朴家风的心愿。因为孔家祖上有训，后代子弟一律不准迎娶豪门富族的千金小姐为妻。
再说那位正处豆蔻年华的庞三奴，出落得丰满合度，端庄秀丽。加之她的性情极好，为人善良谦和，话语含笑；且又能背诵许多的古代诗文，还写得一手娟秀的蝇头小楷，故在当年堪称太谷的一枝花秀，人见人爱一般。为了这样一位标致可人的姑娘，当时登上庞门说亲提媒的人简直络绎不绝。甚至当时就有几位做官的或经商的达官贵人，亲自上门攀亲。然而到底还是三奴姑娘慧眼识人，加之父亲庞宝恒深明大义，于是绣球最终抛向了才貌俱佳的孔家三公子。就这样，在一阵喧嚣热闹的鞭炮声和锣鼓声中，那如花似玉的庞姑娘给仪表堂堂的孔繁慈娶回了程家庄井儿院。
新婚燕尔，两小夫妻婚后的生活自然是卿卿我我，好一番的恩爱美满，相敬如宾。很快的，小夫妻俩便欢天喜地地迎来了他们幸福生活的第一颗果实，这便是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孔祥熙出生了。
那是1880年的秋天。那一年的秋天，山西特别是太谷的气候竟异乎寻常地好起来，多少年来头一次破天荒地没有进人以往那令人心烦的雨季。一连着有多少天都是万里晴空，天高云淡。温暖宜人的气候几乎是头一回令当地人感受到什么叫秋高气爽。一时间人们陶醉了，他们惊讶地发现：秋天原来竟是这般的美好呀！
据史料记载，当时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也曾因此向朝廷奏报说：“山西连年遭灾，晋南各郡百姓大都外逃。但去年夏天至今，风雨调和，流亡人等陆续返回，筹备牛具籽种并开垦荒地。”
当时不同寻常的上天吉兆，自然在令人们匍伏感激的同时，也不免莫名地诧讶其由。极大的好奇心刺激着众人不停地在内心琢磨：难道真的是我们终年辛勤劳作最终感动了上苍，以至上苍恩赐给太谷百姓如此难得的好天气和好收成？或许，上苍就是用这样一个丰润的好年景，来证实“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真实可靠？一时间人们三乡五里地奔走相告，众说不一莫衷一是。到后来，还是一位在方圆数十里内颇有些名望的风水先生，一边摸着山羊胡子一边作了权威性的结论：
“咱们太谷，要有大人物临世喽！哈哈哈！”
当时瞧那风水先生眉开眼笑、喜不自禁的模样，人们不由得左顾右盼，仿佛那预言中的太谷大人物已经降临到了他们中间似的。不过后来，几十年过去后当孔祥熙飞黄腾达，官拜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号称中华民国的“财神爷”并且在相当一段时间里举足轻重、权倾朝野时，太谷人不禁想起了当年那位风水先生，且始信当年那风水先生的预言果然不谬。
是年的9月11日，旧历八月初七，距传统的中秋佳节还有8天时间了。在太谷程家庄，人们依旧为生计忙碌着，并且准备着要过八月十五的中秋节。忽然，一阵劈劈啪啪的鞭炮声从井儿院孔宅内传出，紧接着便是“哇”地一声婴儿响亮的啼哭传出。那啼哭清脆稚嫩且又格外震耳，仿佛真在提醒着人们，别忘了这一天不同寻常一般。
这一天便是孔祥熙的生日。
根据乾隆皇帝当年的钦示，凡孔氏家族所生子嗣，均要依照族谱规定的世系字辈取名。如有不依字序随意取名者，当逐出本族不准加人族谱。可以说，孔氏家族所以千百年来世系不乱且敢于号称“天下孔姓为一家”，其中重要的一个原因，恐怕就在于孔门的族谱规定十分严格。
依照当年乾隆皇帝钦定的字序，孔繁慈这一辈用了一个“繁”字，那么紧随其后的便是个“祥”。于是孔繁慈就给刚刚出生的儿子取了一个正好吉祥且又温文尔雅的名字：孔祥熙。
孔祥熙出生以后，孔夫人庞氏对孔门的这第一个宝贝儿子倾注了一个东方女性所特有的可说无微不至的爱心。她日夜守护在婴儿的摇篮旁，一边为丈夫缝补着衣衫，一边为儿子唱那一段又一段的古老动听的中华民谣：
“树儿静，
风儿轻，
月亮照窗棱。
小宝宝，
快睡觉，
甜甜地进入梦中。
嗯……”
望着儿子那甜美如梦的笑容，母亲庞氏的心简直都陶醉了，她得到了极大的欣慰和满足。
当小样熙1岁多方能听懂大人说话时，母亲庞氏便开始给他讲一些动人的童话和有趣的传说。她娓娓道来，还辅以手势和表情，讲得十分动听。小样熙每每瞪大了眼睛，听得如痴如迷。仿佛，他已经从母亲所讲的那些美好的故事中，得到了不浅的启迪一般。的确，当年孔祥熙最初的启蒙，也正是在母亲所营造的那个童话世界里完成的。通过母亲所讲的那些古老的故事，孔祥熙打小时起就知道了许许多多的历史人物，初步了解到了人生的艰辛和善恶的分辨，同时也知道了不少大自然的奥秘诸如天上为什么有星星啊？冬天为什么下雪啊？等等。
1883年孔祥熙3岁时，母亲庞氏又给他生下一个妹妹。依据族谱，父亲孔繁慈给这个妹妹起了一个名字叫孔祥贞。
尽管家中添了妹妹，但母亲并未因此放松对孔祥熙的管教和培养。孔祥熙4岁起，母亲庞氏便开始手把手地教他临摹字帖习字，且开始诵读《三字经》等启蒙读物。其后不久又开始学习《论语》。孔祥熙自幼就显出天资聪明伶俐，记忆力又异乎寻常的强。他听母亲讲述几遍《三字经》后，就能“人之初胜本善”地即席背诵起来。听着儿子那清脆悦耳的诵书声，母亲庞氏坐在一旁简直喜得合不拢嘴了。
但幼时的孔祥熙毕竟是一个男孩，天性好动贪玩，所以练字时常常拴不住心猿意马，一时难能坐下来专心致志。由于书法不见长进，当年的小祥熙没少受父亲的训斥和责打。后来长成之后孔祥熙的字依旧写得一般，这恐怕也和他幼时习字基本功不够扎实有着关联。
有一回孔祥熙又在院里漫处地乱跑，一不小心，他跌了一个跟头。当时，跌伤了额头还流了不少的血。情急之中，家里人便劈头盖脸地训起平素负责照顾小祥熙的丫环来。那小丫环当年也只是个小姑娘，比孔祥熙年长不了几岁，她怎么能看顾好竟日上窜下跳猴子一般顽皮的小祥熙呢。一时间那丫环有口难辨，只好满腹委屈地抹着眼泪，等待东家打发她回家了。当时，孔夫人庞氏走了过来。她先是仔细地察看了一番儿子的伤势，一见跌得并不算重，便劝家人消消气，别再难为那个小丫环了。就这样，一场小小的风波平息了。从此，孔夫人庞氏的仁慈之心也在孔府佣人中间留下了一个好名声。
然而令人扼腕慨叹的是，果真“好人没长寿，赖人活个够”。自孔家添了女儿之后，那庞氏身上的负担更重了。她不仅要看顾嗷嗷待哺的女儿，又要督促心爱的儿子读书习字，同时还有不少的家务要她照管。终日过度的操劳，最后竟累垮了庞氏的身体，她不幸染上了当时称为痨症的肺病，身体日愈的虚弱下来。但为了夫君也为了孩子，庞氏依旧苦苦支撑着不肯躺下，以至终于有一天她病倒了，并且一病不起。当时孔繁慈虽然也竟日在外奔波着生计，但由于他已染上了吸食鸦片的恶习并且毒瘾一度很重，导致家中境况一落千丈。待其妻庞氏病重躺倒时，孔家居然抬据得拿不出钱来为庞氏治病了。后来孔繁慈所以终身未再续娶，除了考虑儿女不受委屈之外，恐怕在很大程度上也有当年对爱妻的负疚心理起着作用。
没过多久，庞氏这位年轻贤惠的母亲，便望着自己那一对可怜的小儿女，眼中噙着泪水，依依不舍地撒手去了。
母亲去世那一年，孔祥熙只有6岁，而妹妹孔祥贞则只有3岁多一点。
童年本该是人一生中最美好最难忘的一段时光，因而也格外地惹人留恋。但是当童年生活展现在每一个儿童面前时，却并非都是充满阳光的灿烂日子。童年生活对有些儿童来说，的确是充满无穷乐趣的；而对另一些儿童来说却是悲凉和黯淡的，以至他们在很小的时候就泯灭了童心的天真和活泼。
幼年失母同时又被困苦的生活所折磨，这段经历对孔祥熙来说太难忘也太深刻了。本来小祥熙可以天天依偎在母亲膝下尽享那无穷无尽的母爱，可转眼之间他就要和穷人家的孩子一起去“捡烂炭”，这一切都像一幅图画一样，深深印在了孔祥熙的脑海里，简直刻骨铭心一般。所以当他后来上了教会学校读书后，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愿归返故里，并且也不愿别人提起孩提时代的光景，以免徒增感伤。
而中年丧妻对孔繁慈来说，其精神打击就更大了。过往日子里夫妻感情甚笃，尽管生计后来有些艰难，相互间却始终恩爱体贴，享尽天伦之乐。而今只一夜之间，孔繁慈却要独守孤灯，形影相吊。尤其是老宅屋内遍布爱妻旧物；睹物思人，孔繁慈不免更加心灰意冷，为伊憔悴。
当时也曾有好心人苦劝孔繁慈再续娶一门亲事。一来因为难忘爱妻，二来孩子都还太小，搞得不好恐遭继母的拳头。孔繁慈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婉言谢绝了众人的好意。他决心要父代母职，既当严父又做慈母。这在当年，男子三妻四妾习以为常的旧中国封建社会，孔繁慈为把孩子抚养成人而一生未再续取，应该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但孔繁慈毕竟也忍受不了整日触景生情、睹物思人的折磨，思来想去他决定离乡出外谋生。于是料理完妻子的丧事后，孔繁慈带上一对小儿女，锁起程家庄孔氏老宅的大门，投奔距县城15里的南张村岳父那里去了。
只是，孔繁慈的岳父庞宝恒此时也已家道中落，仅仅经营了一个小商铺，卖些本小利微的杂货勉强维持，因此也无力资助孔氏父子了。
最后没办法，孔繁慈只好设了一间私塾，当起了教书先生。最初来人学的儿童并不多，只有八九名，孔繁慈对他们进行最初级的启蒙教育，并以其微薄的收人，领着孔祥熙和孔祥贞艰难度日。直到后来，人学的孩子逐渐多了起来，一来因为孔家乃方圆数十里内最有名的书香世家，开馆设塾亦算家传；二来孔家几代人的人品名声俱佳，乡亲们觉得把孩子交给孔繁慈心里放心。再到后来，路远一点的甚至要托人说情方可人学，最后人学的儿童陆续增加到30多名。孔祥照也做了一名父亲私塾里的学生，而且是一名年龄最小的学生。
孔繁慈对孔祥熙的学习要求相当严格，没有因为孔祥熙是自己的儿子，就在学习上或其他方面给予优待。相反，孔祥熙在背书、习字和阅讲等方面，都要按照私塾中的规章认真完成，一招一式从不马虎迁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