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航空部长”梦
有道是，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软。其实就是大人物，也免不了这个借。蒋介石刚和宋美龄结婚，就琢磨着怎样答谢孔祥熙和宋蔼龄了。
在某些国民党元老眼中，孔祥熙不过是个操着洋腔调的乡巴佬，只能炒个股票、做个煤油什么的。然而，蒋介石却从孔祥熙那貌似平庸的外表中看出他的不凡来。
1928年1月，蒋介石在国民党右翼势力的支持下，恢复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他上任后的第一件事，不是整顿军务，而是任命孔祥熙为国民政府的工商部长，并推荐他为“国民政府委员”。自然，蒋介石的推荐就等于是任命，从此孔祥熙正式走上政坛。
要说那时的孔祥熙有多大的野心，那倒也不是。当时他只是想，既蒙蒋介石器重，当然是恭敬不如从命。从骨子里讲，孔祥熙当然看中的还是钱，但有了权那钱不是来得更容易吗？！再说，当年跟随孙中山鞍前马后，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宋蔼龄给孙中山当秘书时，蒋介石还在上海码头当瘪三呢。这任命不仅是个面子，更重要的还是对孔祥熙、宋蔼龄革命功绩的一种承认。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挺怪，你越想得到的越得不到，你没想得到的，没准哪一天就来了。如果来子文早就看出孔祥熙取他而代之，他也不会在蒋介石面前说孔祥熙的好话，当然也就没有后来的孔来之争了。
孔祥熙比宋子文会做人。不仅因为他比宋子文大十几岁，还在于他的阅历，不像宋子文30出头就当上了财政部长，而且还总那么书生意气，那么盛气凌人。孔祥熙从来都崇尚的是孔子的中庸，不管骨子里怎么想，他在表面上总以孔子的后裔自居，处处为人谦逊，夹着尾巴做人。因此，在没进入政府之前，孔祥熙就已经博得了众多国民党政要们的好感。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孔祥熙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候补执行委员。1930年12月，国民政府的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又被任命为部长。之后孔祥熙在宋蔼龄的帮助下，使出浑身解数，在工商、农矿领域为蒋介石革新除弊，一时间光是立法就多达百余种。
辛亥革命后虽然建立了民国，但封建主义势力并没有被彻底打倒，帝国主义势力也仍在中国横行肆虐，作威作福。体现在工商界，各种税法、规定、制度更是杂乱无章。蒋介石虽然篡权当上了总司令，但对经济一窍不通。当时他最热心的就是如何消灭共产党。为报蒋的知遇之恩，孔祥熙自然愿效犬马之劳。他夜以继日，废寝忘食，为蒋介石玩命似地工作。任实业部长仅三个月，就主持修订了各种工商法规的条种，其中重要的有工会法、商会法。公司法、海商法、工厂法、船舶法、商标法、交易所法和保险法等等，从而在经济上为蒋介石的统治作出了贡献。这些法律法令的出台，在当时各种法规不健全的情况下，对发展经济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但孔祥熙和他的主子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一样，是在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代里走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的。因此，他们的才能。品质及他们本能阴暗、肮脏的世界观，在历史的折射下同时也暴露得特别充分。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借口东北军破坏南满铁路，用大炮轰击驻扎在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翌日，双方在沈阳展开激战，东北军全线溃退。蒋介石因奉行不抵抗政策，密令东北军向关内撤退，东北四省转瞬间落入日本侵略者手中。
东北的迅速沦陷，在全国各阶层都激起了强烈的反响。要求抗日、抵御外侮的呼声响遍大江南北和长城内外。从9月19日至30日的11天里，上海和南京的学生十几万人上街游行请愿，对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公开抨击。原来迫于实力不及蒋而暂时俯首称臣的国民党内部各派也觉得时机已到，便借“九·一八”事变大做文章，在南京城内掀起了一股倒蒋浪潮。
在全国人民抗日激情空前高涨的情况，蒋介石第二次玩弄了以退为进的伎俩。且931年12月15日，蒋介石宣布他将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院长和陆海空三军总司令的职务。
蒋介石的辞职，在南京政府内引起了混乱。蒋介石的死对头汪精卫蠢蠢欲动，各派军阀也都八方串联，四处活动，探听消息以决定取舍。也有人劝孔祥熙，说蒋介石虽然老奸巨猾，毕竟不得人心，何不乘此动荡之秋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个后路呢？
孔祥熙则以良臣择主而侍为由，谢绝了这些“好心的劝告”。孔祥熙当然明白，自从宋美龄和蒋介石结婚后，他和蒋就是一条船上的人，对蒋的品行他当然了解。当初宋家在讨论和蒋的结合时，就有人以此为由力主宋美龄拒绝。可又一想，当今天下军阀纷争，列强割据，没有点手腕和狠心的人焉能成大事。蒋介石从一个上海滩上的小人物成为北伐军的总司令，一路过关斩将，确实表现出不凡的才略，这岂是区区书生所能媲美？！再说，历来天无二日，国无二主；大臣认主子只能认准一个，脚踩两只船只能落个不忠不义的恶名，并且也从来没有过好下场的。
因此，当蒋介石表示辞职后不久，孔祥熙就宣布辞去实业部长的职务，表示与蒋介石患难与共。
在将实业部大印交给陈公博之后，孔祥熙在实业部高级幕僚会议上说：“有人说我放着实业部长不当而主动辞职是鼠目寸光，其实，国家官吏的卸任上任，都是正常的事情。我平时常对大家讲，什么事要拿得起放得下。今天我就来实现这个话。我觉得我们拿得起的时候，应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弃天下为敝履。这才合乎我们的身份。不管什么人上台什么人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
孔样熙的这一番表白应该说是言不由衷的，但确表示了他死心踏地跟着蒋介石走的决心。
1931年12月，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选举了以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的新一届国民党政府。这是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各派间斗争最后妥协的结果。果然，由于蒋介石的背后捣乱和各派之间心怀叵测，新政府无法形成权威和凝聚力，在财政和外交的双重危机下很快就焦头烂额，不能自顾。仅不到20天，孙科就被迫宣告辞职，新政府宣告流产。随即蒋汪密谋后再次暂时达成妥协。1月28日蒋介石复出主持国民党临时中政会，推出汪精卫为行政院院长。1月30日，国民政府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3月6日，又推举蒋介石为国民党军事季员会委员长（这也就是蒋委员长的由来）。
值得一提的是，促使孙科这个短命政权“垮台”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日本侵略军对上海的人侵和由此引发的“淞沪抗战”。
“九·一八”事变后日军在东北得手，大大鼓舞了日本国内的好战分子。他们随即把目标对准上海--这个当时远东最大的经济文化中心。由于孙科政权外交努力的失败，1932年1日28日，就在蒋介石重登委员长宝座的当天，日本侵略军的大炮向上海市开炮了。
当时蒋介石和孔祥熙都在南京，听到消息后极为震惊。虽然他们事前得到消息，说日本可能会采取行动。但他们并不知道会采取什么行动和在什么时间行动，有多大规模；特别令孔祥熙担忧的是，宋蔼龄此时就在上海。
而此时的上海，已陷于一片炮火之中。
宋蔼龄不但滞留在上海还和宋庆龄一起组织了一个临时的“军官励志社”，鼓励那里随时准备开往前线的年轻军官，并租用了一座小楼，把楼内整修一新，做为该所的活动场所。
宋氏姐妹还组织了红十字救护队，救助从闸北前线下来的伤兵。
一天夜里，宋蔼龄刚睡着，就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说各医院的抢救室都被伤兵住满了。还在许多伤兵躺在走廊里，需要帮助。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向我报告，说床位充足。”宋蔼龄皱了皱眉头。
“一个小时？明天床位就不够了，很多医院把办公室都腾出来做病房。再不想办法，伤兵只能住在大街上。”
宋蔼龄再也睡不着了。她明白，伤兵如不能得到及时的救助，就会丧失生命。可现在到哪里去找床位呢？她立即想到几个最要好的朋友。于是她也顾不上什么礼节了，直接把他们从睡梦中叫醒。宋蔼龄把情况一说，大家都感到问题严重，再募捐也来不及。于是大家纷纷拿出个人的存款，当天夜里就凑了8万美金，并立即选址建立了一个有400张病床的培德医院。
之后宋蔼龄开始在工商界中活动，又募集了一笔捐款，建造了一所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
宋蔼龄在上海从事救助活动的消息传到了南京，并且上了报纸。孔祥熙等战事稍缓后来到上海。在他们的寓所里，宋蔼龄对孔祥熙说：“怎么样，我这不是还好好的么？”
孔祥熙忙对宋蔼龄陪出笑脸说：“你有先见之明，有先见之明。”
孔祥熙心里自然明白，宋蔼龄在“淞沪抗战”中的一系列活动，等于给他脸上又贴了一层金。
孙科政府因“外交不利”，没有阻止日军对上海的进攻而被迫倒台，但十九路军在蔡廷锴的指挥下，在上海人民的全力支持下，挫败了日军的企图，打了胜仗。蒋介石却指令蔡廷锴不要乘胜出击，将日军赶出上海后就可罢手，绝对避免再与日军决战。3月初日军向中国守军发起总攻击，中国守军失去战机，只能撤至昆山福山一线。3月13日南京政府决议中日双方停战事宜，后派出代表与日谈判，竟承认了日军对上海部分的占领和日商在上海的特殊利益；并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反到成了蒋介石赖以炫耀的政治资本，而上海人民的热血就这样被一张协定出卖了。
1932年4月3日，即淞沪抗战结束不久，孔祥熙被特派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出访欧美各国。
孔祥熙这次出访的目的，实际上是接受蒋介石的委托，在德国和意大利接洽购买军械、飞机事宜的。鉴于“淞沪抗战”中没有空军的教训，南京政界军界一致呼吁要加强国防，特别要首先建立空军。蒋介石当时对德国情有独钟，希望在军事上无论是购买军火、还是聘用人才方面都要倾向德国。
孔祥熙和宋蔼龄夫妇于1932年4月13日由南京启程，开始了他们婚后的第一次欧美之行。出访的第一站就是美国。
这是一趟美差，等于公费出国旅游，孔祥熙自1907年留美归国后，就再也没去过美国，因此十分兴奋。临行前，蒋介石曾亲自召见孔祥熙，希望他能在这次出访中充分展示其外交才干，为国民党政权和欧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发展友好关系打通关节，特别是在财政和军事上，争取得到欧美等主要国家的支持。当下孔祥熙心领神会。
对这次出访，孔祥熙是充满信心的。其一他和宋蔼龄都是虔诚的基督徒，都是在美国留学并获得学位，都能讲流利的英语，也极熟悉美国和欧洲的文化传统和风土人情。‘况且，孔和宋的很多老同学都在美国政府和工商界担任要职，美国及西欧国家也极重视在华的利益，重视改善和发展同中国的关系，谈笑风声、觥筹交措之间便能完成出访重任。孔来在飞机上俯瞰着浩瀚无垠的太平洋时，心中充满了自信。
不料，出访的结果却出乎他们的预料。
刚到美国时，他们便被表面洋溢着的热情友好的气氛所陶醉。在华盛顿、纽约、芝加哥、波士顿，到处是掌声、鲜花和问候。他们每天都要至少出席两个酒会或招待会，每天都要接到过去的同窗好友的电话约他们重温旧情。
但不久，这种彬彬有礼的气氛便被媒体的传闻打破。美国的《华尔街日报》率先刊登了蒋介石在上海向宋美龄求婚的秘闻，并称这种联姻与其说是出于爱情，不如说是处于政治的需要，“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人和中国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人成了郎舅。”还说孔祥熙、宋蔼龄极力促成这条婚事是为了找到自己发财致富的机会。
美国是一个言论自由的国家，骂总统的文章都敢登在报纸的头版头条，更何况是讲另一个国家的事情。不久，其它报刊也纷纷报导类似的消息，有的还添油加醋无中生有，把一些似是而非的传闻说得活龙活现，弄得孔祥熙、宋蔼龄自觉如过街的老鼠，极爱面子的宋蔼龄几次提出要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孔祥熙不像宋蔼龄那样回国心切，但也有度日如年之感。试想在中国大陆威震四方、说起话来响当当的孔家大少爷，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何时受过这等污辱。但无奈国事在身，也只能打掉了牙往肚子里咽，强打起笑脸了。事后有人分析推测说，孔祥熙这次美国之行之所以徒手而回，与他当时的恶劣心境应该不无关系。
当时在美国会见过来蔼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回忆说：
“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是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镇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赶到威斯里安学院看望她，安慰她。整整两天，她看见和她在一起的全是过去的同学和朋友。于是，她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了。”
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蔼龄的恐惧和苦恼情绪渐渐被化解。她又打起了精神开始投入了她的外交使命。为了在美国公众中树立起她和孔祥熙正面的形象以批驳那些“谣言”，她竟破天荒地向美国新闻界宣布从个人的积蓄中拿出一笔巨款以“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但这只是为了在美国公众面前挽回一点面子的权宜之计罢了。如上所述，他们并没有完成蒋介石交给的“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及设厂自制事项”。在最后匆匆礼节性拜会了美国总统胡佛后，他们带着抑郁和遗憾，离开了此前不久还是梦寐以求的美国。
他们欧美之行的第二站是意大利。还应了中国那句“失之东隅，收之桑榆”的老话。他们原想在美国得到而没有得到的东西，在意大利及后来的德国得到了。
因宋蔼龄在美国的心情不好，她先于孔祥熙到达了意大利的威尼斯。
威尼斯是一个有着悠久历史的古城，城内河道纵横，游船如梭，是闻名世界的水城和旅游盛地。宋蔼龄到达威尼斯时，正值初春，树枝吐出了嫩芽，大地披上了绿装，玉兰花飘出阵阵清香，一切都令来蔼龄心旷神。冶。
意大利对孔祥熙夫妇的到来非常重视。靠发动政变上台的法西斯分子、当时的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亲自主持会议研究了接待和会谈等问题。接着，几名高级官员赴威尼斯，陪宋蔼龄玩了个够。他们出动了一艘装饰极为豪华的游艇供宋蔼龄乘坐。游艇内布满了专门从意大利南方运来的鲜花。服务人员身着皇家仆从穿的高贵服装，彬彬有礼又热情周到，意大利方面知道宋蔼龄爱吃法国菜，还专门请来了一个擅长法式西菜的厨师。
在美国受到冷落的宋蔼龄感慨万分，对意大利顿时充满了好感。这种好感也影响到后一步来到的孔祥熙，并为后来购买军火奠定了基础。美国有一句谚语：“没有免费的午餐”，意大利人的热情好客背后是巨大的利益。孔祥熙在异国他乡也没能抵挡住诱惑，用蒋介石搜刮民脂民膏得来的资金，购买了意大利军火商的一堆破烂货，这是后话。
孔祥熙到威尼斯后，宋蔼龄对他说：威尼斯太美了，这里的人也非常友好，他们为我布置了很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这几天，我一直都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我发现意大利是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它不仅有悠久的历史和灿烂的文化，还有非常优秀的人民，能和这样的国家人民交朋友，是我们的福份。
随后，孔祥熙和宋蔼龄来到意大利首都罗马。在意大利他们尽情地游览了许多世界著名的名胜古迹：古罗马的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坠的比萨斜塔、圣玛丽亚修道院和那幅闻名的世界、价值连城的名画《最后的晚餐》，都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这时，他们的访问开始进入主题。一天墨索里尼和孔祥熙进行了正式会谈。在此之前，意方已得知孔祥熙之行的使命，知道了他们在美国访问并不成功。意大利还知道他们下一站是德国，而德国无论在技术、产品和工艺水平都优于意大利。所以，他们不从孔祥熙身上榨出几两油来是不会放孔祥熙走的。
当时墨索里尼并没摆国家元首架子，而是像老朋友似的和孔祥熙聊了起来。
“孔先生可曾听说过日本的山本五十六？”
“当然听说过。”孔祥熙回答说。
“贵国可知道山本五十六为什么能从一个下级军官成为一个高级将领，可知道山本五十六对日本军队的贡献？”
“这……”孔祥熙支吾着。当下不仅孔祥熙，连他的随从人员都觉得这位意大利首相问得有点莫名其妙。
“山本之所以在日本军界占了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最先在日军中倡导空军决胜的理论；并为此做出了不懈的努力。在他的努力下，日本正在建造着在不久的将来就能在太平洋和美国抗衡的航空母舰，和最先进的攻击机、轰炸机及最优秀的飞机员。在现代战争中，决定胜负的不是你有多少个骑兵师，而取决于你有多少个飞行中队，有多少架飞机……”墨索里尼开始他滔滔不绝的长篇大论。
“贵国建国建军，也应向日本那样，首先发展空军、海军，特别是空军。空军所需经费比海军少，投资少、见效快，在战争中能立即发挥作用。贵国要想和日本抗衡，没有一支强大的空军是极为困难的。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和贵国进行真诚的合作。”
“首相所论极是，首相所论极是。令鄙人茅塞顿开。”孔祥熙连连点头表示赞许。
出国之前，蒋介石虽有交待，但对具体购买哪国军火及购买军火品种之比例并无一定规定，要孔和国防部官员具体磋商。孔祥熙本人对军事知识知之甚少，他也不感兴趣。这次出访，一来是可以历游欧美风光；二是可以接交新朋旧友；三是可以为南京蒋介石政府争取外援。至于购买何种军火，他并无定型的想法。这次听墨索里尼的一通胡侃，也挺受启发。他受的是欧美教育，深信技术决胜。曾几何时，英国的少数军队利用船坚炮利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八国联军对义和团，哪次战争都显示了洋枪洋炮的威力。因此，他对墨索里尼的“应先发展空军才能赶上日本”的论调极为赞赏。
在向蒋介石做了汇报（当然要美化意大利和墨索里尼的诚意了）并得到蒋的同意后，孔祥熙又亲赴意大利飞机制造厂参观，听取介绍，并观看了飞机表演。最后，孔祥熙终于决定购买一大批意大利生产的飞霞式轰炸机。这种被墨索里尼吹嘘为世界上最先进的轰炸机。
当时孔祥熙还和墨索里尼商定，飞机交货后，由意方组成军事顾问团赴中国帮助中方安装使用维修这批飞机。墨索里尼将此事交给了他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承办。到这里，意大利开始的长时间的对宋蔼龄的“感‘清投资”，终于得到了回报。
作为加快中国空军发展的一部分，在孔祥熙在欧洲访问期间，杭州览桥建立了国民党中央航空学校，在江西南昌设立了飞机制造厂，在南昌、杭州、西安开始了大规模的机场扩建工程。
离开意大利后，孔祥熙又携宋蔼龄来到德国，这是他们第一次踏上德国这片神奇的国土；第一次正式和以严谨著称的日耳曼人打交道。此时，正是希特勒刚刚就任德国总理不久，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大厦刚刚奠基。他为了主宰这个工业强国，正在做全力的冲刺。因此，希特勒对这个从遥远的东方赶来的客人并没有太多的兴趣。
在和孔祥熙的会谈中，希特勒一直在谈他的思想和建立大日尔曼帝国的雄心勃勃计划；当时孔祥熙也有自知之明，除了随声附和外，并不发表更多的意见。
在和德国外交部长和工业巨头的会谈中，最后敲定了中国购买2500万美元的德国军火，这才使希特勒对孔祥熙露出了笑脸。要知道，1933年在世界性经济危机的打击下，在经济上刚刚开始复苏的德国，一下能出口2500万美元的军火，对他们出口贸易该是多么大的鼓舞。但孔祥熙由巨款购买的这批军火，绝大多数被蒋介石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孔祥熙出访近一年。回国后他详细向蒋介石汇报了这次出访的情况。蒋介石认为他对中国空军的建设有功，遂任命孔祥熙为中央航校校务委员。
孔祥熙鬼迷心窍，竟不满足干这个无名无利的“校务委员”之职，而妄想当航空部长，尽管他对航空一无所知。有人说，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是看中了发展航空工业中的巨大利润。不管孔祥熙出于怎样的动机，他确实在积极争取这一职位。他曾邀请蒋的亲信、航空学校校长葛敬恩到家里作客，并开门见山地说：“建设空军，实乃国防之必须。目前有意大利政府的援助，财力物力都有办法。如将航署扩充为航空部，我愿出任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
就在孔祥熙做航空部长梦的时候，由他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运到了中国。航空署立即通知了孔祥熙。由于意方军事人员尚未来到，便派美国空军专家前去检查验收。验收后发现，这批所谓最先进的轰炸机全是意军淘汰的产品，炮管中的来复线都已磨光。葛敬恩很生气，主张退货，又怕得罪孔祥熙，只得将实情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表面上说要认真追查却并无下文，但孔祥熙想当航空部长的升官美梦，也随此而彻底泡汤了。
2．终于做了财政部长
1933年3月初的一天晚上，春寒料峭，宋蔼龄在客厅内焦急地来回踱步。今天早上六点半，孔祥熙被蒋介石的电话叫醒，早饭也没来得及吃就匆匆离去，到现在还没回来。
这是他们夫妇二人出访欧洲回国的第三天，宋蔼龄心里直打鼓，是不是哪个爱进谗言的小人又在打小报告，指责他们在欧洲的所作所为？在官场上混了多年宋蔼龄深知这其中的奥妙，自蒋宋结亲之后，孔家的势力急剧膨胀，自然就有人犯红眼病……
宋蔼龄正在胡思乱想，孔祥熙回来了。当满面春风的孔祥熙见宋蔼龄的眉头皱成了八字，就打趣地说：“夫人，什么事愁成这样？”
宋蔼龄娇嗔地拧了他一把：“这么晚才回家，把人都急死了。告诉我，老蒋找你干什么？”
“咱们的鸿运来了。”孔祥熙一字一句地说。
“鸿运？”什么鸿运？！”
“老蒋要我出任中央银行总裁。”
“什么！”宋蔼龄吃了一惊，“那……那大弟往哪儿放？”
“老蒋没说，估计另有重用。”
不知为什么，宋蔼龄听到这个消息后竟喜忧参半。喜的是丈夫又得高升，而高升的不仅是官职，还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忧的是宋子文的被贬黜，给宋家的发展带来了不利影响。
其实，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矛盾由来已久。只是由于蒋介石娶了宋美龄，一是碍于情面，二是利用宋家在上海及江浙一带的财力，才没有公开化。
1926年广州革命政府派宋庆龄、宋子文、孔祥熙和鲍罗廷等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11月2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将国民革命政府的首都由广州迁往武汉。1927年2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为此开始发难。在1926年11月开会时，他原本同意迁都武汉，而时隔两个月蒋介石却突然在南昌组织召开了一个残缺不全的“中央政治会议”，并决定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不迁往武汉而暂迁到南昌，迁都问题留在3月的中央全会讨论。原来，蒋介石为了达到排挤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独掌国民党大权，篡夺北伐革命成果的目的，正在筹备组织一个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蒋介石推迟定都决定，是因为他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的中心的上海和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蒋介石指挥白崇禧等部相继开人上海和南京，紧接着就在上海制造了震惊全国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当月18日，蒋介石独自在南京宣布成立中央政府。旋即汪精卫在武汉也宣布成立中央政府。从此蒋、汪开始了长达几个月的讨价还价的争斗。
宋子文因受宋庆龄的影响，原是国民党左派。宋庆龄对蒋介石的劣根性的分析也曾对宋子文有较大的影响，因此广州国民革命政府迁都武汉一事，宋子文是积极参与的，对蒋介石在南昌成立临时的中央政府亦是不满的。
1927年初，宋子文离开武汉到上海，从事他的金融生意，但蒋介石却怀疑宋子文受宋庆龄的影响，所以对宋子文在上海的生意不积极配合。作为回答，宋子文也拒绝一家银行向蒋贷款。蒋怀恨在心。“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蒋介石便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宋子文为此也气得要命，但又奈何不得蒋介石这个政治无赖。
当时，蒋介石对宋子文是打一打又揉一揉，封闭了他的办事处后，又诱惑未参加南京的中央政府。这时两边都来做工作争取宋子文。宋庆龄动员他参加武汉汪精卫的中央政府，宋蔼龄动员他参加蒋介石在南京的中央政府，宋子文权衡再三，最后终于倒向了蒋介石。
但好景不长。1931年9月18日，日本侵略者在沈阳制造了“九·一八”事变，开始武装吞并东北。1932年日军又蓄意挑起“-·二八”事变，开始向中国内地渗透。于是和宋子文联系密切的金融家的利益受到严重威胁，而蒋介石当时却明确表示不抵抗政策。如此一来，宋子文和蒋介石的矛盾再次引发。
据说，宋子文曾几次找宋美龄，希望妹妹能说服蒋介石，对日采取强硬政策，哪知宋美龄一张口蒋介石就变了脸色。
当时，蒋介石不但不积极抗日，反而动用国库储备，耗费巨资开始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进行大规模的“围剿”。在讨论“围剿”经费时，蒋与宋之间再次发生冲突。宋子文不满蒋介石一贯独裁的霸道作风，并且力陈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的道理及国家平衡财政预算的重要，当场弄得蒋介石下不了台。
1932年5月，上海、浙江及江苏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学者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作“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防止内战。当时同盟会成员做出决定，所有成员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的公债和借债。
宋子文虽然没直接参加“同盟会”，但“同盟会”成员中有许多是宋子文的同窗好友和生意场上的伙伴。更主要的是，内战会影响国家金融及商业发展，使原来发展的经济倒退，且宋子文原本就是反对内战主张抗日的。
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决心“剿共”，这就引起了“同盟会”成员的反对。第三次反“围剿”开始后，宋子文见上谏无效，便以“把蔡廷锴的十九路军调走了的作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理由，向蒋介石提出辞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将介石虽然对宋子文的书生气和抗日情绪很反感，但这时孔祥熙出访欧美未归，蒋介石又觉得宋子文在上海金融界有较高威望，便再三挽留。结果，在来美龄的斡旋下，他们相互做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为蒋效力，蒋则许诺将来提宋为行政院长，封官许愿。将还同意来用贩卖鸦片的不义之财，来秘密填补因“围剿”工农红军造成的财政赤字。
时过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又被蒋介石耍了。他为了支持抗日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对热河省的国民党军队原准备抵抗日军进攻，也被蒋一个命令撤了回来。不久汪精卫从海外回国，蒋介石为了拉拢汪，遂让他登上了行政院长的宝座。
宦海沉浮，蒋介石心狠手辣，使宋子文心灰意懒。他决心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借参加世界经济会议的理由，到美国散散心。这正中蒋介石下怀，他当然不会阻拦，反而劝来去美国安心开会，南京的事不用操心。
于是，孔祥熙的主要竞争对手就这样轻易地被蒋介石缴了械。所以，当孔祥熙得知宋子文要辞去中央银行总裁之后，宋蔼龄说：“这下你可如愿了。”
的确，孔祥熙和宋子文有许多相同之处。他们都留洋受过美国教育，都是基督教徒，都和孙中山、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在政界发迹，在商界也都是出了名的大亨。自蒋宋联姻之后，就有人说如今的中国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但是，他们又有许多不同之处。如孔祥熙虽受的是西方教育，但却热衷于儒学，崇尚中庸，为人随和，被认为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对蒋介石从来是唯命是从。而宋子文虽有学子风度，注重礼仪但却为人耿直，在官场不善于见风使舵，说话态度也直来直去，因此为政期间在南京树敌较多。在一段时间内，他甚至对蒋介石都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认为蒋介石出身卑微，不过是一个政治投机家、一个在乱世中靠手腕混迹于政坛的暴发户。他曾私下对好友说：“给蒋介石当财政部长，就跟当他一条狗差不多。”
正是在这种时候，蒋介石召见孔祥熙，向他透露了准备接班中央银行总裁的信息，孔祥熙怎能不感恩涕零呢。
宋子文走后不久，孔祥熙便走马上任。为报知遇之恩，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一件事，就是为蒋介石“围剿”工农红军筹措经费。
当时，国内的经济形势极为严峻。由于国民党的腐败统治和帝国主义对中国资源的掠夺，加上蒋介石不顾人民死活又发动了一系列不得人心的内战，使民族资产阶级发展滞缓，广大农民流离失所，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当时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孔祥熙上任时，每月的赤字就达1200万元。
为筹齐对工农红军“围剿”反需经费，孔祥照专程赶到江西，同正在那里坐镇指挥的蒋介石进行了讨论。最后两人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向国内外发行1亿元新公债。不过，发行的名义是支援国家建设。
孔祥熙从江西再到上海后，立即紧锣密鼓地进行发行公债的准备。没过几天，上海的各大报纸上都在显著位置上刊登了发行新公债的消息，还把这次购买公债说成是国民爱国的具体表现。
善良的人民当然不知道这是蒋介石和孔祥熙玩的把戏，于是1亿元公债很快销完。孔祥熙为此十分得意。只是1亿元公债一分一毫也未用于改善国计民生，而是全部被用于蒋介石购买军火，进而去攻打江西的中国工农红军去了。
第一、二、三次“围剿”失败后，蒋介石恼羞成怒，又紧接着组织了第四次“围剿”。当时他动用了四十万军队，下决心要把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中。为配合蒋介石，孔祥熙又发行了第二期“关税库券”，并通过越来越多的银行借款透支来支持这些军费开支。
孔祥熙的“锦囊妙计”，实际上是高利率夺走了本来应用于发展生产的资金。当时国家经济困难，农村经济萧条，民族工业也因资金紧缺困难重重，银根奇紧。在各行各业急需资金振兴的时候，孔祥熙却把资金都用来给蒋介石购买军火以支持内战，这对国计民生无疑是杀鸡取卵。加之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萧条之风愈刮愈烈，日益影响到中国大陆。1933年美国为了缓和经济危机对本国生产和金融业造成的打击，决定放弃金本位，开始储备白银做为财政准备，并宣布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金融家极具吸引力。他们觉得，把白银运到美国而不是去买孔祥熙发的债券，就能大赚一笔。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白银大量流人国外，债券销售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于是银行和贷款利率急剧上升，南京政府的财政面临破产的境地。
孔祥熙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为了防止白银外流，他开始对白银出口征收10％的关税。同时他又采取高压手段，颁布了《储蓄银行法》，迫使私人银行家必须购买国家公债，并强行规定每家银行都必须以四分之一的资金购买国家公债或证券，将此做为中央银行的总储备金。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原来许多不准备购买公债的企业家银行家们不得不参与购买公债，但他们对孔祥熙的这种做法表示了强烈的不满。
四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出访归来。本来，他这次出去就是公费旅游，参加一些不痛不痒听起来口号大得吓人、做起来却无实质性意义的会议，然后北上加拿大观看尼亚加拉大瀑布，南到巴西漫步在布满珍禽异兽的热带雨林，晚上要么会友闲谈要么舞厅酒吧，真真悠哉悠哉！不料回国后，看他的生意场上的朋友一个个怨声载道，多年呕心沥血积累起来的家当被蒋介石、孔祥熙一纸文件就剥夺了四分之一。宋子文又得知自己做中央银行总裁时为蒋家政权辛辛苦苦积累下来的几十亿元的积累，也被挥霍一空，就越发对孔祥熙恼怒，对蒋介石不满。于是这种不满的日积月累，终于酿成了后来路人皆知的“耳光风波”。而这场风波的最大受益者，仍旧还是孔祥熙。可以说，尽管孔祥熙和宋子文是朋友又是亲戚，但孔祥熙是踩着宋子文的肩膀一步一步爬上去的，最终成为国民党财经领域的“皇帝”。当然，宋子文也非等闲之辈，“君子报仇，十年不晚”。抗战后，宋子文又复掌大权，并对孔祥熙狠狠地报了当初那一箭之仇。当然这是后话了。
此次宋子文回国又和蒋介石发生公开争执，是因为实行并坚持年终预算审计制引发的。
“预算审计制”，是任何一个现代国家在制定规划、投拨经费时都必须遵守的制度，也是国际惯例。但在中国却不那么吃香。几千年来的皇族统治，对当权者影响极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一言九鼎，需要用什么就要满足什么，想要什么就必须拿来什么。到了蒋介石这辈上，就叫经济必须服从政治，必须为满足他的欲望、巩固他的统治服务，怎么能让一个“预算审计制”捆住手脚呢。预算是给老百姓看的，谁还当他真的要实行？！
宋子文留学西洋，对中国封建主义这套东西当然反对，他认为，建国的根本在于法，经济的根本在于制度。作为财政部长，他为国民党政府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财务制度，国家收支都要有计划，花销需有预算，预算要经过审计部门审核，不允许随意突破。这在宋子文看来无疑是天经地义的。
哪知蒋介石也和封建皇帝及当年的北洋军阀不无两样。对国民预算之类的东西毫不关心，“围剿”屡屡受挫使他心烦意乱。他不相信堂堂几十万国军且装备精良，给养充分，竟会屡次败在一直在山沟里土生土长的红军。因此他正在和将军们筹划对中国共产党和工农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准备动员百万大军参加，这样一来必然耗费无度。于是蒋、宋矛盾由此引发了。
本来，国民政府并无专门的预算机构，是宋子文再三进谏蒋才勉强同意的。这次宋子文把1934年的年度预算反复核实，精心修改，怕蒋介石通不过，还故意为军费多增加了几个百分点。谁知送到蒋那里，被蒋划改得乱七八糟。最主要的是，蒋修改过的预算根本文理不通，牛头不对马嘴，因此也根本无法实行。因为蒋对这个预算的要求只有一条，必须保证第五次“围剿”。
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幼稚可笑。国民党当前最大的敌人是谁，主要的威胁在哪儿？是共产党，是工农红军。不消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再严密科学的预算也没用。
而宋子文对蒋的反感此时也达到极点。他认为。连年的军阀混战，百姓民不聊生，急需发展生产，使人民休养生息。资金本来就不足，应用在最需扶持的项目和国家急需的交通、能源建设上。“国家经济发展了，人民安居乐业，国富民强，谁还会拥护共产党？！”
蒋介石和宋子文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预算，因制订的不同出发点，引发了他们的公开对抗。
宋子文主持制定的预算因久通不过，心中着急，就打电话向蒋介石询问，蒋便要宋到他的住处来。
宋子文到了蒋的住处，在客厅刚坐下，蒋介石便从书房走了出来。
蒋介石说：“子文，今天叫你来，是和你商量一下预算的事。”
宋子文见蒋介石态度诚恳，就开城布公地谈了自己的看法，最后特别提出要减少军费、平衡预算、停止内战和积极抗日的问题。
哪知蒋介石还没等他把话说完就火了，指着宋子文大声吵道：“停战停战停止内战，你就知道停战。共产党要推翻我们，我们却要停战！”
“可现在国库空虚，我虽然是财政部长也没办法。”瞧蒋氏那副没教养的样子，宋子文只好无奈的说。
“没办法要你这个财政部长干什么？”
“干什么？我要对全国的财政预算负责。”宋子文忍不住顶了蒋介石一句。
“你负什么责，南京政府谁说了算，中央谁当家？你应该向我负责！”
“我是向你负责，更要对党国负责！”
“就是你们这些人不积极剿共，后方补给不足，才造成剿共的失利！”
“岂有此理！仗没打胜，你这个总司令没责任，倒怪起我们来了？！”
宋子文的这句话一下触到了蒋介石的痛处，蒋介石满脸通红，“啪”地一声手掌拍到桌子上。
“娘希皮，你不想剿共，给我滚出去……”
“你骂人，你敢骂人广宋子文火气也被逼了上来，用手指着蒋介石的脸质问到。
“骂你，老子还要打人呢！”蒋介石怒不可遏，上前就是一巴掌，打在了宋子文的左脸上。
宋子文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懵了，一屁股坐在了沙发上，当他反应过来正想发作时，侍从们已从两侧跑了进来。
当时蒋介石额头的青筋突突直跳。
宋子文坐在沙发上，用手捂着脸气喘嘘嘘，半晌说不出话来。
据说宋子文挨打之后，宋美龄对蒋介石不依不饶，非要蒋对宋子文认错。其实，蒋介石也明白，他和宋子文已是一根绳上拴的两只蚂炸，谁也离不开谁。也正因为如此，他更不能容忍宋子文公开对他的权威挑战。所以，蒋介石虽然把宋子文赶出了财政部，却并不想和他摊牌。在不久的一次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上，虽然接受了宋子文的辞呈，但蒋却当着众人的面一再为宋子文评功摆好，说他为了国家作出了如何的贡献，并让他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等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