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正式提出辞呈之前，蒋介石曾约孔祥熙密谈，实际上是对孔交底。当时蒋介石对孔祥熙说：“财政部长没有别的人选，非你莫属。你也不要推辞，早点进入情况作点准备，早点就职，以稳定大局。”
当下孔祥熙自然表面上谦虚一番，说自己“才疏学浅，怕不能胜任”之类的套话，心里却乐此不疲，恨不能马上就走马上任。
于是1933年11月，孔祥熙正式担任了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开始走向了他政治生涯的巅峰。这一年，他刚好53岁。
不过另据资料透露，宋子文因“耳光风波”辞去财政部长后，南京政府内部立刻有人活动，想得到这个肥缺。宋蔼龄得知后，当即赶赴南京找蒋介石。由于当年的特殊沿革及其姻亲关系，宋蔼龄见蒋是不用客气的。她只一个“介兄”，便开门见山步人正题。当时，蒋介石尚火气未消，当着宋蔼龄仍指斥宋子文，甚至讲子文有私下搞武力欲谋不轨之举。当下宋蔼龄听了，不禁淡淡一笑说：“子文究竟是自己人，我想事情实在不实在，要留一着，人家离间计要留神。我看叫子文下来也很好，换哪一个要慎重一点。万一不听你的话，军费发生问题，后悔也来不及了。”
蒋介石闻听宋蔼龄如此一说，当时气也消了大半，并且也明白了宋蔼龄此来的意图，便问“庸之为什么没来？”
宋蔼龄忙答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庸之来了，请他谈谈。”
就这样，孔祥熙出任财政部长的幕后交易达成了。由此可以说，这是夫人宋蔼龄设计老公仕途的又一精彩之笔。
孔祥熙上台时，全国的经济形势是极为严峻的。“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武力强占了我国东北，东北四省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与此同时，其他帝国主义列强也没有放松对中国的掠夺。1929年至1933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前所未有的经济危机。为了转嫁危机，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输出资本，进一步控制了中国的金融、财政和工业交通，使中国的殖民化经济更加深了。
当时，中国的农业情况也不容乐观。蒋介石上台后，维护了大地主阶级的利益，占不到10％人口的地主富农拥有了70％到80％的土地。他们垄断了土地，采取分散出租给农民的办法，以榨取高额地租。贫农和拥有少量土地的农民不但要对地主交纳高额地租，还要承担沉重的苛捐杂税，生活在饥寒交迫之中。据当年金陵大学农业经济系对湖南、湖北、安徽、江西等省14个地区1934－1935年的调查，当时农村自耕农、半伯农和佃农负债的百分率高达71％，佃农高达78％，其中安徽平均高达80％。广东等地农民的借贷率增长了9％。
民族工业的发展也举步维艰。由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和官僚买办的从中盘剥，民族工业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濒临破产半破产的边缘。如在工业和国民经济中一直占有重要地位的中国传统手工业，在1929年至1933年世界经济危机的打击下，进一步衰落了。帝国主义国家为了摆脱经济危机，对进口商品设置关税壁垒，使中国向外国出口的手工业品销量锐减；他们大量向中国倾销商品，使洋货充斥中国市场；加上农村经济破产，农村商品市场缩小，以及官僚垄断资本的盘剥，这就无可避免地造成了手工业的衰败。如我国著名土布产地河北高阳，1929年有平面织布机2．5万架开工，提花机4300架开工；而到1932年，平面机减少到2万架，提花机减少到l100多架；到1933年平面机开工的只有700多架，提花机只剩下200多架，土布产量更急剧下跌。传统手工业走向破产，使我国手工业产品出口量锐减，产值比重在国民经济占比重逐年下降。1926年手工业产品出口值为银27911万两，到1934年则仅有11298万两。
殖民化经济的加深，农民的贫困化和传统手工业逐步走向破产半破产，使原本就不稳定的经济生活更加动荡和恶化，广大人民群众日益朝不保夕，在水深火热中挣扎。
国民党政府于1935年进行一次调查，被调查的1001县中，农民逃荒在外的达2000万人。1934年，四川省合川县60余万人口中，生活无着者达40余万。蒋介石为了打内战，军事摇役和对农民的压榨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仅为内战修公路一项，蒋介石就下令征集湖北、浙江、江西三省民1550万人。连国民党的《中央日报》都不得不承认农民的惨状，该报在一篇报道安徽农民的惨状的文章中说：“逃生无路，水藻捞尽，草根掘尽……阖户自杀者，时有所闻；饿殍四野者，途中时见……大小村落，鸡犬无声，耕牛绝迹。”
就是在这种形势下，蒋介石仍下决心打内战并发动对中国工农红军的“围剿”。1933年11月，孔祥熙上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伊始，蒋介石就宣布了对工农红军进行第五次“围剿”的动员令。
为了吸取宋子文的教训，孔祥熙在蒋介石发布的命令的第二天，就在大庭广众之下发表演说，公开宣布支持“剿共”是他施政的第一方针。当时他煞有介事地表白：“保证最大努力筹集所需经费；平衡预算固然重要，但‘剿共’作战的胜利比保持平衡预算更重要。”说这话，正讨蒋介石的喜欢。”其后蒋介石不无得意地对宋美龄说，孔祥熙就是孔祥熙呀！
其实，孔祥熙也并没什么灵丹妙药。前面讲过，他在宋子文出访美国时，就用滥发公债，用高利率夺走生产用资金的办法为蒋介石的“剿共”筹款，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国民经济的退化和使广大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
除滥发公债外，他还利用中央银行的垄断地位对他人进行盘剥。他把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为此，他让中央银行享有许多特权，如控制垄断政府收支，有权发放金融债券并可做为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银行成为国库的代现机构。1934年10月，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他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他要别的银行出口白银上税，而他自己所主管的中央银行却趁机大做白银出口生意，当然是不上税的。仅这一项，就赚了几千万。正由于有这样的特权，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迅速发展，成为最能获利的机构。后来有人统计，1934年它的资产只占中国银行界的N％，但它的利润却占中国银行界的37．4％。
熟悉孔祥熙的人都知道，表面上孔祥熙为人谦和，态度温顺，提倡中庸。但在商战中，他绝对是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豺狼；他对财富的追逐如同政客对权力的追逐一样，表现一种永无止境的贪婪。
孔祥熙在中央银行取得了中国银行界的统治地位之后，又把攫取的下一个目标盯在了当时颇具影响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上。
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是上海两家老牌银行，美英法等国在这两家银行中都有大宗存款。这两家银行占有的资金约占当时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三分之一。因此，这两家银行当时也成了孔祥熙的眼中钉、肉中刺。
孔祥熙为了筹集内战经费大发公债时，中国银行就进行过抵制。中国银行董事长张嘉敖说，共产党就那么一点点人，怎么会对党国构成威胁？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不去打日本人，却在“剿共”作战中用去那么多钱。当时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还暗自联络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和中央银行提供资金。
孔祥熙不止一次在宋蔼龄面前咬牙切齿地说：“我一定要让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滚蛋！”
孔祥熙虽然早有此心，但在具体行动时却十分慎重。他知道，对手也非等闲之辈，更主要的是一旦矛盾公开，弄不好会影响全国的金融形势甚至会危害自身。那么，怎样才能达到这个阴险又重要的目的呢？
他不得不请教求助于他的主子、在玩弄阴谋和手腕上比他更高一筹的蒋介石。
1935年2月28日，孔祥熙邀蒋介石、宋子文（蒋介石此时又需要宋子文并许愿以高官；宋为了宋家的利益也希望和蒋、孔联手，于是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来到汉口英租界的一栋别墅秘密会谈。在对中国银行、交通银行采取行动上达成了共识，并研究了如何迫使两家银行就范的具体步骤和策略。当时，蒋介石引用一句成语把这个策略称为“欲擒故纵。”
孔祥熙回到上海后对宋蔼龄感慨万千地说，以前只知道委员长精于计算，今天才算口服心服了。
宋蔼龄听后亦半是讥讽半是认真地说，那你就好好拜老蒋为师吧。
待孔祥熙把他们在汉口的计划告诉了宋蔼龄后，宋蔼龄也禁不住连声说：“妙，真是一盘好棋，一出好戏，一个连环套。”
当时受西方经济危机的影响，上海的经济也不景气，资本短缺，银根奇紧，大量现金都被用于发动内战，工商界人士怨声载道。孔祥熙立即召开了一个工商界座谈会，题为如何振兴民族工业。在会上，他含沙射影地说，“据我所知困扰各位的问题都是银行家们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和手工业主得不到贷款？银根为什么这么紧？利率为什么这么高？根子在银行，左右是银行家们在底下捣鬼……”
宋蔼龄则和他一唱一合，晚间在高级宾馆大摆酒宴招待他们，使这些参加会议的代表们受庞若惊。
宋蔼龄对他们说：“祥熙很想帮助你们，可你们都知道中央银行是空架子。真正的财神是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你们应该向他们要……”
为了搞垮中国、交通这两大银行，孔祥熙还找到了青帮头子杜月笙。孔祥熙和杜月笙早有交往。孔担任财政部长时，杜月笙送了一份礼表示祝贺。当时，杜看中了孔掌的权，孔则看中了杜的钱和他在上海的影响。
杜月笙答应了为孔祥熙帮忙，孔祥熙则答应在搞垮中国、交通两家银行后分一杯羹给社，二人开始沆瀣一气。
于是杜月笙为此专门召开了一次工商界会议，请孔祥熙做报告。孔讲：“如果中央、中国和交通银行能联合起来，成立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就能使我们的民族经济来一次振兴。”
当时，孔祥熙、宋蔼龄的这一系列阴谋活动搞得有声有色，并渐渐取得了效果。工商实业界的资本家对这个外表忠厚谦和的财政部长颇有好感，对他讲的话虽不是言听计从也几乎是句句当真。如果他们那时就知道德国有个戈培尔，知道戈培尔有一句名言“谎话说一千遍就是真理”的话，他们还会对孔如此相信吗？渐渐地，这些工商界的实业家们在孔祥熙的煽动下行动起来了。首先，他们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并以这个组织的名义向中央、中国和交通三大银行提出申请，要求增加500万元的紧急贷款，无担保地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以振兴经济、繁荣市场。他们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作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鱼儿上钩了，工商企业家的这些要求马上被孔祥熙利用起来做为向银行界施加压力的工具。那些日子，孔祥熙频繁来往于上海南京之间，脚步匆匆，面容严肃，俨然一场大战将临，而他就是这场大战的总司令一样。
在上海，他召开了一系列由大小银行家组成的会议，专门“商讨、研究”如何筹措资金向工商实业界贷款问题，理由都是冠冕堂皇的。什么为了国计民生呀，什么为了抵御外海呀，什么银行界必须精诚团结为民谋利呀等等。
下有工商实业界的呼吁，上有孔祥熙的呐喊，当时以中国、交通银行为代表的银行界不得不认真考虑了。虽然他们此时还没有真正认识到蒋介石、孔祥熙的真正目的，但贷款一事确实形成了气候，如不放点血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于是，他们开始有计划、有针对性地发放了一些贷款，并在贷款中增加了一些条件，以求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这么小规模的贷款当然不能满足实业界的需要，于是更大的不满如潮水般涌来。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对他们说应该找孔祥熙控制的中央、农民银行要贷款，而中央、农民银行称是中国和交通银行操纵着金融界，使其无款可贷。孔祥熙还利用上海的新闻媒体大造这种舆论，把实业界的怨恨都引向中国和交通银行，他则坐山观虎斗。
豺狼的本质终于暴露了，孔祥熙觉得时机成熟了，在请示蒋介石获得赞许之后，他终于对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下手了。
1935年3月28日，在事前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照以国民政府财政部的名义突然宣布：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必须由中央政府接管，两行都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
当即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职员们一下都懵了。这对他们如同晴天霹雳，好生生的私人银行怎么一下子就变成政府的呢？这和大街上强盗公开抢劫有何不同？无非大街上抢劫的都是小流氓，抢劫的也不过数十数百元的小钱，而这次抢劫的主角是政府，抢劫是几百万几千万的财富。中国、交通银行的总裁们这才明白了几个月因贷款风波引发的一切，但为时晚矣。
更加阴损的是，孔祥熙规定的政府必须控制两行的半数以上的股份全是空头支票。
由孔祥熙签署的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2500万元，内官股500万元，应再增官股2500万元。随文发给24年金融公债500万元预约券5张，仰即填具2500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孔祥熙给交通银行签发的命令也大同小异。也就是说，孔祥熙是用他发行的2500万元的债券，做为这两家银行50％的官股（而且是强行人股）。这样，他凭借手中职权，不费一分一毫就控制并掌握了他原来的宿敌：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
紧接着，孔祥熙自恃有蒋介石撑腰，又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傲、董事长李铭双双被免职，由宋子文接替这两个职务；为了给公众一个大度团结的印象，他还任命了张嘉傲为中央银行的“第二副总裁”。当时中央银行的总裁是孔祥熙，第一副总裁是陈行。那么，这个第二副总裁还能管多少事呢？纯粹形同虚设。
张嘉敖此时已认清了孔祥熙的嘴脸，便以“身体不佳恐怕难以胜任”为理由，要求不担任此职。孔祥熙正好顺水推舟，张嘉敖从此过着深居简出的隐匿生活，从上海金融界消失了。
挤掉了张嘉敖，孔祥熙面前的大路就是一马平川。他亲自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重新办理了手续，并选出了新的理事会。原来和这两大银行一点不沾边、甚至为这两大银行竞争对手的宋子文、宋子良还有杜月笙等人都堂而皇之地成了理事会的成员。当然，孔祥熙也没忘记安插了自己不少的亲信和死党。
在夺取了中国和交通两大银行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三家重要银行，即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三家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了。他们莫名其妙地发现面对无数前来要求提款的人，而他们却无法兑现他们发行的现钞。
这又是孔祥熙在背后耍的手腕。不过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略有不同，整治中国、交通银行靠的是强权，而对这三家银行，如果故伎重演，会被舆论所指。于是，工于心计的孔祥熙开始在几个月前通过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大量囤积这三家商业银行的钞票。到了一定时间便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三家银行当然不可能马上兑现。孔祥熙借机说这些银行管理混乱，信誉丧失，以政府的名义向这三家银行施加压力，最后迫使这三家银行经理辞职。
三家银行经理辞职后，孔祥熙乘机在其中安插亲信，培植自己的势力，并最终控制了三家银行的董事会。随后，他又以帮助他们渡过难关为由，向这三家银行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各拨款500万元，从而亦最后完成了对这三家银行的吞并。
当年，孔祥熙在上海银行界的所作所为，彻底摧毁了上海原民族资本银行的地位，并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表现出他贪婪狡诈的本性。同时，他也为四大家族在金融界后来的发展，奠定了相当的基础。
3．完成“法币改革”
1935年华北事变后，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侵略中国的步伐。南京国民党政府在失去东北的财源后，在华北各地的税收也遭到严重损失。大批白银从华北被偷运出境，上海银根日益紧缩。孔祥熙为支持蒋介石“剿共”提出了大量本该投入市场的资金，加之国民党政府统治下的货币制度的矛盾，使南京政府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在各种形势下，国民党内的亲英美势力便希望通过借助英美的力量来遏制日本的进一步侵略，同时希望英美支持货币改革，以解决当前面临的经济危机。
长期以来，上海一直通用银两、银元并用的双重币制。在国际贸易中，支出收人都用银两结算，而实际支付多用银元；零售商在贩卖时收取银元，进货时却用银两。这种币制的弊端是显而易见的。进货要进行两、元换算，极不方便，而且两者的比价还经常随时国际市场的变动而变化，使经营进出口贸易的商人随时冒着亏损的危险，故极大影响了进出口生意。还有，企业平时要准备两种支付手段，缺一个就可能引起资金周转不灵，造成经济动荡。
孔祥熙、宋子文对这种币制的问题早有认识。早在1932年7月，当时任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就提出币制改革的设想。宋子文想废两改元，统一币制，然后实行纸币的政策。次年初，宋子文通过南京政府正式宣布废两改元，并规定今后国内外大宗贸易一律使用银元。废两改元是我国货币制度上的一大进步。但宋子文的改革刚刚开始，就因和蒋介石在“剿共”问题上的分歧被免去了财政部长的职务。但他的这项改革为推行纸币制度铺平了道路，奠定了基础。
世界性经济危机爆发后，白银价格上涨，中国国民的大量白银外流。孔祥熙虽然采取了征收白银出口税等政策，但仍没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白银从公开买卖转人到地下交易，走私风大盛。再则南京政府为了弥补财政亏空，也需出口一部分白银。
此时，已在政治上站稳了脚根、在金融上扫清了“政敌”的孔祥熙明白，仅靠积极支持“剿共”、讨蒋介石欢心不是长久之计。作为南京政府在财经方面的最高长官，第一把手，他必须要做出实质业绩，才能真正树立威信并慑服众人。而对国民党中央政府来说，要想解决和摆脱当前在经济上的困境，首先就要实行币制改革。
人们常说，宋蔼龄是孔祥熙的内当家，这话不假。孔祥熙不论有什么大事，都要先找宋蔼龄商量，这次也不例外。
宋蔼龄听完孔祥熙的想法后立刻说：“好，你早该这样。不能什么事都跟着老蒋走。想想看，你当总裁、部长，如果国民经济搞得一团糟，你跟老蒋跟得再紧，他早晚也得把你撤下来。”
孔祥熙想，搞币制改革毕竟是宋子文先开的头。如果这时主动找他商量，不仅可以从他那里找到现成的思路，还会落个宽容大度的美名，何乐而不为。
于是，宋蔼龄主动提出去当说客，先探听一下弟弟的口气，然后再次定下一步的行动。
宋蔼龄找到宋子文肥孔祥熙的想法一说，宋子文便立即答应协助孔把币制改革搞下去。当然宋子文当政时就有这个计划，无奈蒋介石不懂经济，不但不支持他反而怨他不支持“剿共”。宋子文虽留学西洋，毕竟还有些民族荣誉感，不甘心中国经济如此衰落。这次听到姐姐一说，如同遇到知音，心情顿时也好了许多。
于是孔祥熙和宋子文又成了密友。二人商讨后，觉得要想使这次币制改革成功，首先得争取英美的支持。于是，他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一方面向蒋介石等国民党高层人士吹风动员，一方面到英美使馆宣传解释。1935年9月，英国政府派高级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访问，孔祥熙立即接见、宴请、送礼、戴高帽，并亲自陪他游览了西湖、太湖、庐山和黄山。李了解了中国币制改革的思路后，觉得符合英国的利益，回国汇报后不久，英国国王伊丽沙白便发布命令，要求在中国的全体英国侨民接受新的法币，并将银元换成法币。
英国带头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纷纷效法，到1935年底，除日本之外所有和中国建交的国家都承认了中国新发行的货币--法币。
1935年11月3日，法币改革正式出台。当天，孔祥熙以财政部长的身份向全国发表了关于币制改革的宣言。当时孔祥熙在宣言中说：
“自各主要国家相继放弃金本位制以及世界银价暴涨以来，我国货币之价值，经其过度抬高，国内通货紧缩之现象，至为显著。而失业者增加，破产迭生，资金外流，国库收入短少，国际收支不利，种种状况，纷然并起。自去岁7月起，仅3月有半之期间，国内现银流出在2万两以上。葡政府当时不迅采有效措施，则国内现银存底，必有外流之虞，此为国内所昭见者。幸政府于同岁10月15日下令，征收银出口税及平衡税，借以制止对外汇率之上腾，及银货之公开流出，而紧急危机得以幸免。顾此种举措，其效只限于一时。苟货币价值始终昂贵，则通货紧缩将继续存在，且日益加厉。苟币值下跌，使世界银价与我国外汇价格之差额，继长增高，一如事实所表现，则现银大举私运出境，为必然之结果。政府为保存全国准备金，并为巩固币制与改善金融起见，特参照近年来各国之先例，颁布紧急法令，自本月4日起有效。”
与此同时，南京政府还发布了《国民政府财政部改革币制布告》，布告对币制改革阐述了6条具体规定：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年2月，中国兆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定量、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M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即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收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栈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为了防止改革中可能出现的麻烦，孔祥熙成立了一个“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由财政部及中央、中国、交通三个银行派出的代表组成。孔祥熙还把他在生意场上的老搭档、上海青帮头子杜月笙也拉进了这个委员会。英国的高级顾问李兹罗斯认为杜月笙名声太坏，向孔祥熙提出质疑，孔祥熙则以杜虽声誉不佳但却是青帮首领，上海有成千上万的人听他指挥为由，硬把杜月笙拉了进去，成为法币改革中一个丑闻。
实事求是的讲，孔祥熙所搞的法币改革对缓解通货紧缩、恢复经济发展是起到了积极作用的。法币在全国流通后，物价开始回升，黄金白银投机行为明显减少，对外贸易呈活跃和上升的势头，对外汇价也趋于稳定。此外，老天爷也帮了孔祥熙一把，1936年基本上属于风调雨顺的年景，全国农业丰收，农副产品也较为丰富，市场一度出现了繁荣景象。于是，民族资本主义经济也显露出复苏的迹象，有些行业和企业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发展。孔祥熙曾不无得意地对他的同僚说：“使用银元是多少年留下来的传统，可在我手里改变了，而且获得了成功。这是天助、也是人为。幸也，幸也！……”
的确，法币改革在我国货币改革史中是值得一提的一笔。它统一了全国的货币，避免了一场可能使南京政府垮台的金融财政危机。对稳定经济起到了积极作用，也为今后的八年抗战在财政上打下了基础。
但是，孔祥熙等人决不是那种爱国忧民的君子，即使他顺应历史潮流时做了一些适应经济发展的决策，也绝没有忘记对他人进行盘剥，并怀着阴暗的心态为自己敛财。
孔祥熙为了取得在金融界的霸主地位，在吞并了中国、交通。农民三大银行之后，通过法币改革又开始扫荡一些中小银行。在币制改革前，市场上还流通着十二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法币改革后，使得货币的发行权完全集中在孔祥熙之手，其他银行的发行权被无条件取消。所有银行储蓄的白银一律要移交到有关银行。这样一来，一般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的中心银行。于是，孔祥熙及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就可以利用法币来直接间接地控制一般的商业银行。所以法币的实行不仅确立了国民党政府对金融业的最终控制权，还为孔祥熙等人盘剥中小银行创造了必要条件。
其实在法币改革的同时，孔祥熙就已经向人民下手了。比如法币发行时，孔祥熙规定所有民间白银必须向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集中，并规定各地银行、商店、公共国库及个人，凡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都必须在三个月内到兑换部门换成法币。由于在商品交换中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将手中的白银换成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只能换到1元法币，而法币在1936年及1937年两年内就贬值了三分之一。农民兑换到的法币等于随即开始贬值，即损失三分之一。1937年9月前，孔祥熙所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和农民四大银行共收到白银3亿元。孔祥熙由此暴发，而人民则在不知不觉中便被剥了一层皮。
不过，在国际上，法币改革遭到了日本的强烈反对。但因英美等国的在华利益未受威胁，因此改革得到英美的大力支持。在法币与英磅的外汇比价上，英国政府率先做出姿态，支持由中英双方确立的比价，美国紧随其后。英美之所以这样，也是为了操纵中国的货币，加强对中国金融和货币的影响和控制，从而有利于向中国进行资本输出和商品输出。在孔祥熙大力推行法币改革时，英美和孔祥熙做了一大笔白银生意。他们大量收购中国的白银，孔祥熙从中大发横财，英美也获其利，并通过此举加强了对国民党政府的控制。
孔祥熙是个惯于操纵投机市场的老手；在币制改革中，大发横财，剥削面之广，受损人之多，他获财之巨均实属罕见。然而，他也遇到过麻烦，比如后来和杜月笙的矛盾，就是一例。
本来，他为了更好地控制上海的金融界，硬着头皮把杜月笙拉进了“法币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但看到杜月笙春风得意，对他表面恭敬背后讥嘲的样子，他又恨恨不平。这种情绪在公开场合当然不宜外露，回到家中就难免不对宋蔼龄说出。
宋蔼龄见丈夫有了委屈，自然要进行安慰。而且，她早就对杜月笙之流没什么好感，认为他们不过是穿上西装体面一些的高级流氓。于是，宋蔼龄便心生一计。
法币改革后，法币和英镑等西方主要货币的汇价是金融家们最关心的问题，杜月笙也不例外，曾几次打电话找孔祥熙、宋蔼龄探听。有一次宴会后宋蔼龄“无意”中透露，说是孔本来没告诉她，是孔和英国代表李兹罗斯密谈时她偷偷听到的，法币和英镑的比价又要变动，让杜月笙赶快去投机。
杜月笙信以为真，立刻行动，将手中的现金全部抛出。其结果可想而知，不但一分钱没赚着，还赔了整整5万英镑。
当杜月笙发现受骗后，立即打电话找孔祥熙和宋蔼龄。宋蔼龄狡辩说当时她说得没错，是杜月笙喝得醉醉的把话听错了。杜月笙哪里会吃这一套，就说不管是怎么错了，这5万镑你要给赚回来。
孔祥熙一听也不高兴了，说你做生意赔了钱，我凭什么给你赚回来。
当时两个人闹得很僵。
那是一天中午，孔祥熙回绝了杜月笙的要求小憩了一会儿，下午去参加一个会，天黑了才回来。不料车开到自家住宅的大门前，发现一个黑乎乎的长方形木箱摆在那里。下车一看，才看清是一口大棺材，棺材上贴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一个杜字。
孔祥熙倒吸了一口凉气，心里什么都明白了。杜月笙这个流氓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当晚他没把棺材的事对宋蔼龄讲，但第二天就亲自主持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的特别会议。会议前，他和几个心腹打了招呼，所以会议开得很顺利，一致同意把银行要建的一幢大楼的工程让杜月笙下属的一个公司承包。孔祥熙心里早盘算好了，这个工程下来，杜月笙赚的钱足以抵销那5万英镑。
事后，孔祥熙把这个“喜讯”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在电话里闭口不谈棺材的事，只是一个劲地表示感谢，好像以前什么也没发生过一样。
当年的孔祥熙和杜月笙，就是这样一对又勾结又争斗的朋友和对头。在后来，他们多次联手或权钱交易、或共同合作、或狼狈为奸，干了许多坑国害民的勾当。
随着孔祥熙对全国金融界的控制、垄断和法币改革的成功，孔祥熙在国民党及南京政府中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年11月，孔祥熙在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加上已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使孔祥熙迈进了南京政府的最高层，成为在蒋介石身边的核心层少数几个决策者之一。
4．“哈哈孔”其人
据有人解析孔祥熙的名字，说“祥”自然是当“吉利”讲，“熙”则有“光明、和乐或兴盛”的意思。如此从字面上讲，这个名字倒也算得上喜气洋洋了。再把这个名字和孔祥熙的相貌外表尤其是他那个浑圆元方的富态劲儿联系起来，倒难怪当年有人不无揶揄的说孔祥熙“名如其人，字如其人”。恰巧孔祥熙又有个英文名字叫做“n．n．xong”，以致人们常常在私下里干脆就称他“哈哈孔”了。
“哈哈孔”其人，在国民党统治时期的中国，曾一度背负骂名，晚节不保。即便在当年整个“四大家族”中，孔氏也多被人们认为是庸庸碌碌，哼哼哈哈，整日里大腹便便地昏聩无能；就知道自己搂钱，就知道效忠蒋介石或者唯太太宋蔼龄之命是从，以至于混到最后口碑极差，惶惶如丧家之犬一般。不过在这里应该指出的是，当年人们对“哈哈孔”的评说往往是多看了表面或者字面，将其简单化了。尽管孔祥熙字庸之，的的确确沾了“庸”字，并且这个“庸”字里面，也确多庸俗、庸碌的一面。只是，正如常言所谓“人不可貌相”一样，我们今天看孔祥熙亦不能只看他的表面。正如当年孔祥熙身边的一些亲随人员所说：
“孔祥熙与宋子文比较，一般人都以为宋精明而孔庸碌，其实并不如此。孔有时装胡涂，都为应付一时环境，他的精明厉害处比宋有过之而无不及。宋子文一派欧美作风，孔祥熙却是‘中西合璧’，待人接物，因人而施。特别是对蒋的逢迎献媚，既有内线更借外力，所以蒋宋迭起风波，蒋孔则始终如一。”
讲上面这番话的人，是当年曾任孔祥熙官邸秘书以及中央银行秘书处处长的谭光。此人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且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孔的身边机密之事，因而对孔祥熙的其人本性应该有比较透彻的了解。
另有一位也是长期跟随孔祥熙左右的人，即当年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潘益民则还认为，孔祥熙性格的一个核心就是那个“庸”宇。
孔祥熙本人倒也常常自诩他那个“庸”宇，就是中庸之道的那个“庸”。可以说此一点上孔祥熙倒确有自知之明。纵观孔氏大半生在官场上混事的经历，此人待人处事的确分寸把握慎重，尽力做到适可而止，留有余地而不走极端’。当年曾有人一针见血地指出，孔祥熙“用人是善善而不能用，或虽用而仍故掣其肘，不尽其才；恶恶而不能去，或虽去而仍藕断丝连，不种仇恨。”此即所谓孔祥熙的处世哲学，圆滑，世故，外圆内方。而孔祥熙所以能将自己修炼得如此炉火纯青一般深诸世故，自然也和他很早就投身商界磨炼，尤其脐身政界以来阅世渐深有关。
从当年紧随孔氏左右的谭光和潘益民来看，他们倒一致认为孔祥熙的精明只在人情世故方面，在才识能力方面，“哈哈孔”确是一个庸碌昏聩之辈。
而且当年就便在蒋介石看来，他相中孔祥熙的恐怕也是个“庸”字。因为老蒋深知“哈哈孔”的分量，充其量也不过是守成有余、开拓不足的材料。但当年蒋介石矮人开店，也真就需要孔祥熙这种没棱没角肯于听命的人。何况老蒋也知道，孔祥熙背后已有个身手不凡的夫人宋蔼龄。有那么能干的一个“贤内助”做孔祥熙的坚强后盾，那么孔氏即便能力弱些，蒋介石也就不担心了。事实上，自孔祥熙荣任财政部长等要职以来，其财政金融方面的许多绝妙好主意，专利都在孔夫人宋蔼龄那里。
所以当年人们都知道孔祥熙办公事时常讲的一句口头语就是：“让我问问太太怎么说？”并且孔祥熙对此“妻管严”的形象还不觉难堪，以致常常当着客人或同事的面，就抄起桌上办公电话打至家里，向夫宋蔼龄请示某事如何如何，毫无顾忌。一次正巧赶上新闻记者在场，于是“哈哈孔”唯夫人命令是从的秘密便给传扬出去，一时传为笑谈。尽管如此，孔祥熙仍一如既往，凡事与他幕后策划人宋蔼龄请示机宜，并且言听计从。
不过，从孔氏夫妇二人的性格来看，孔祥熙如此行为倒也不足为奇。因为他的性格历来缠绵，常常缺乏当机立断的魄力和决心。本来不很复杂的事情到了孔祥熙手里，他也经常地犹豫不决，优柔寡断，最后斟酌不下时只好找太太请示。偏赶上夫人宋蔼龄又确实是办事精明强干，快刀斩乱麻一般。尤其令孔祥熙不得不佩服的是，宋蔼龄每临大事既不胡涂也不慌张，且常常于冷静自持之际就想出妙策高招孔祥熙破解难题。因为最初经历过这么几次事情之后，孔祥熙发觉夫人确属高人，因而也便佩服得五体投地了。以至当年有人讽刺说，“孔内阁”只不过是个宋蔼龄幕后操纵的前台木偶而已。
宋蔼龄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没担任什么职务，但她仰仗着宋家的势力，加上自己的财力和手腕，什么都想插手，什么都想过问。不要说孔祥熙，连蒋介石在公开场合都要让她三分。
抗战前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时，曾密电张学良，商讨财政部扩充税营团一事。密电为何应钦手下的译报员破译，何应钦将电报转给蒋介石，蒋介石极为不满，认为宋张二人在背后搞鬼。当时国民党内政学系正在私下活动，力图执掌国民政府大权。得知蒋介石有撤换宋子文之心后，便四方联络，八方串联，妄图取而代之。此事又被陈立夫、陈果夫知道，他们为了防止政学系把持财政部，便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要宋蔼龄转呈蒋介石。
宋蔼龄仗着是宋美龄的姐姐，去南京见蒋介石从来不办正常的手续。就是她闯人蒋介石的会客室，蒋介石也拿她没办法。那一次来蔼龄去见蒋介石，蒋虽正因宋子文生气，宋蔼龄的面子却不能不给。结果，财政部长的肥缺最后落到了孔祥熙手里。
宋蔼龄“垂帘听政”，还有一个例子。1943年春，《战地钟声》作者海明威夫妇打电话给宋蔼龄，要到中国来考察，收集素材，准备将来成书。宋蔼龄从香港打电话给孔祥熙，叫孔祥熙派人到香港来接，孔祥熙就把这个活派给了秘书夏晋熊。夏到香港之后，常到孔府在香港的别墅在看宋蔼龄。宋对夏说，她很想见到英国《泰晤士报》驻远东记者麦克唐纳，并要夏代她联系，夏表示这事有点难办。宋蔼龄说，海明威夫妇和麦克唐纳是朋友，你可以利用这个关系，就说海明威夫妇是作为我的客人到中国的，再问问他是否愿意和我见面。夏按照宋的意思找到了麦克唐纳，促成了他们在香港的会面。宋蔼龄在和麦克唐纳的交谈中，大吹特吹孔祥熙主持财政工作后的所谓政绩，希望《泰晤士报》能向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读者宣传。宋蔼龄这样做，就是为了维持孔祥熙在抗战后期摇摇欲坠的统治，继续坐稳她第二夫人的位置。
宋蔼龄爱玩，年轻时爱逛夜总会。歌舞厅、老了就爱打麻将。在上海时，她几乎天天晚上打，一打就是通宵。然后睡觉，通常是睡到次日10点到12点。有几对夫妇是她的牌友，如清末官僚资本家盛宣怀的儿子盛升颐夫妇，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等。特别是盛升颐的老婆，虽已是半老徐娘，但极会修饰打扮，又善于辞令，八面玲拢。以至后来，她竟勾上了比她小十几岁的孔令侃，演了一出海上结婚的闹剧。
但这么说来，倒并非讲孔祥熙一无是处，其与夫人宋蔼龄倒真可称得上是一张一弛，刚柔兼备了。孔夫人当然经常表现得身手不凡，但孔祥熙也每每在关键之时露上一手，以便和夫人比翼齐飞，相得益彰。比如在上一章中我们所讲的宋蔼龄意气用事得罪了上海黑道首领杜月笙的事，最后就是孔祥熙发挥长项“世故圆滑”给摆平的。可以说，当年孔祥熙好多看似“无能”的举措，骨子里常常都是“非不能也，是不为也”。
由上我们不难看出，孔祥熙、宋蔼龄夫妇性格上绝不属同一类型，但却能互为补充，配合得十分默契。只是，由于宋蔼龄性格泼辣进攻性强，所以常常搞得孔祥熙节节败退不是对手。在孔氏家族内部，说了算的是夫人宋蔼龄，而孔祥熙对夫人则除了怕就是服。孔家的章程都是孔夫人定的，并且孔祥熙还要带头模范遵守。当年孔祥熙在南京政府供职做单身时，宋蔼龄却住在上海并要求孔祥熙每周周末准时回家看她。于是孔祥熙每至周末便匆匆忙忙赶回上海与夫人团聚。当年在南京国民政府中，花花绿绿的好色之徒的确不少，但当时在孔祥熙身上，却很少有类似的花边新闻。老子如此，以至孔门的后代孩子们亦复如此，对宋蔼龄都很怕，但就是不怕父亲孔祥熙。
当年孔祥熙遇事不能决定时，除了“问太太怎么说”之外，在雇员中他经常找来商讨的，便是前面我们提到的那个长期追随孔氏左右的谭光。自从孔祥熙1931年出任南京政府实业部长开始，直到1946年孔氏失庞后凄凄惶惶地赴美流亡为止，总计有18年之久谭光始终侍候着孔祥熙一个人。当年这个谭光所以得到孔祥熙的信赖和器重，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他走了夫人路线。当初当这个谭光发觉孔祥熙对夫人最迁就且遇事言听计从之后，他便开始曲意逢迎。宋蔼龄平时讲话讲的是苏州国语，有时还夹上几句英语。恰好谭光也能够讲苏州白话，并且也懂几句英语，还讲得柔声绘色，所以深得孔夫人宋蔼龄的喜欢。以至后来，每当遇有什么牵涉谭光的事，或者有人在孔祥熙面前讲谭光的坏话时，孔夫人则多为其巧为开脱，以还报谭光的逢迎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