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孔祥熙也知道这样做会冒一些风险，但他实在看不惯陈氏兄弟的霸道作风，把中央组织部弄成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连他这个行政院想办一个小小的培训班都要瞻前顾后。他就是要做出样子给陈氏兄弟看看，我孔祥熙是何许人也。
再说桂永清，接到财政部的任命后也高兴得忘乎所以。本来，他一个陆军中将当这么个训育主任实在是大材小用，但他却心甘情愿。一是可以和孔祥熙接上关系，官场上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二是向陈氏兄弟示威，别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以为天下就姓陈呐！一个堂堂的陆军中将办个什么班，还要看你们的脸色？！
1942年，各省市所办的营业税奉命合并，改为统收直接税，由财政部赋税司统一接管，实际上就是由高秉坊统一接管。这一下陈氏兄弟坐不住了，因为全国的税务局长中，有不少是CC派的人。仅四川省各地的营业税分局中，就有6个是陈果夫的死党。现要将营业税合并为直接税，由高秉坊负责接管，实际上要向高交权和交钱。当下电话打到陈果夫家里，陈果夫就急了。
陈立夫说：“我早就知道他们会得寸进尺。当初咱们要是采取强硬措施，也不会有今天。”
陈果夫说：“当初是老头子批的，咱们顶得住吗？现在得赶紧想办法。”
陈立夫说：“找孔祥熙？没用。他一推了之，说什么也不知道。再说宋蔼龄你又不是不知道，是个善茬子吗？”
陈果夫沉思了一会儿说：“看来也只有以退为进了。”
几天后，陈果夫派他的秘书见高秉坊。
高秉坊官虽不大，但这些年跟着孔祥熙。另外各省、县的人也都知道高和孔的关系，也没少向高秉坊上贡。因此高秉坊虽不像孔祥照那样有万贯家财，也是小有财富。
听人报告是陈氏兄弟派人来了，心里对来人的意图已猜出了八九，高秉坊心想我就是想摸摸陈果夫的老虎屁股，给孔祥熙争回一点面子，你就是说出了吐沫点着了灯，也别想从我这捞到什么。这时陈果夫的秘书已进了客厅。这位秘书个子虽不高，但精悍异常，一身青色的中山装，一双黑色的三接头皮鞋，两眼炯炯有神。
“高兄，小弟冒昧，前来打扰，见谅见谅。”
高秉坊心里骂到，跟我装什么孙子呀，谁跟你称过兄道过弟啊，有什么话你就快说吧。但表面上，他不得不摆出一副宽容大度的样子说：“请坐，请坐。”并吩咐左右沏茶。
“小弟听说嫂夫人最近身体欠佳，特备了一份薄礼。”
高秉坊脸上立刻露出了笑容，只说：“都是自己人，小弟何必多礼，何必多礼。”
陈果夫的秘书话锋一转说到：“小弟今来打扰，一是来看望嫂夫人，二来是有事相求。”
“有事请讲，不必客气。”高秉坊仍满脸陪笑。
谈话此时切人正题。陈果夫的秘书便将主子的意思详尽转达，希望高秉坊能顾及孔陈两家关系，高抬贵手。在这次直接税的合并中给陈家一点面子，今后必报答不尽。
礼--高秉坊收了，但事他决定是不办的。陈家的面子能给他带来什么？陈家能跟孔家比吗？！高秉坊因此并没有把此事放在心上。
“请转告陈部长，尊意我一定认真考虑，并向孔院长报告，有消息会通知你。”
将陈果夫派来的人打发走后，高秉坊就要通了孔祥熙的电话。碰巧孔祥熙不在，宋蔼龄接的电话。她听完高的报告说：“办税务培训班是财政部内部的事，跟他们没关系，也不欠谁的情。你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高秉坊一想也是，财政部办了个培训班关你陈果夫屁事。你着得哪门子急，真有点狗拿耗子多管闲事。这次税务合并，也是老头子的意思。为的是抗战大局，决无情面可言。
高秉坊没把陈果夫的忠告当回事。接管之后，立即着手对各地营业税分局的局长进行考核。合格的就留用，不合格的就撤换。结果CC系的6个分局长一下子被撤了4个，剩下的两个一个被调任其他职务，留在原来位子上的只有一个。
消息传出，陈氏兄弟不禁勃然大怒。大骂高秉坊是个不识抬举的家伙，并发誓要进行报复。高秉坊也知道这一举措必定引起陈氏兄弟的不满，但却能赢得孔祥熙和宋蔼龄的欢心，权衡利弊只得舍一取一了。
两年后，陈氏兄弟终于等到了机会。
19M年6月，宋蔼龄按照医生的建议，离开中国前往巴西，同行的还有孔令杰及宋美龄。
宋蔼龄的出走，直接影响到孔祥熙。此时，美国总统罗斯福也向蒋介石建议，要求更换军政部长何应钦和财政部长孔祥熙。于是，蒋介石下了决心，要免去孔的职务。
兵败如山倒，破鼓乱人捶。孔祥熙失势使多年来的积怨像火山爆发一样喷射出来。陈氏兄弟也是在这时跳出来参加到倒孔的行列中。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召开的前夕，有几位爱国人士将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的材料搜集起来，提供给国民参政员们，并写出提案，准备请国民参政会讨论通过后送请国民政府严办。这些情况，陈果夫、陈立夫一开始就很清楚，但出于倒孔的目的，他们不但不予以制止，反而暗中支持，帮助提供证明材料，并在CC派等内煽风点火，以至一时间国民党内也形成了倒孔的小气候。
与此同时，陈果夫看准了孔祥熙为应付美金公债事件焦头烂额，毫无反击能力后，又从侧面向其发起了进攻。1944年底，中国农民银业董事会改选董事，陈果夫堂而皇之地进了董事会，并通过人股投资、封官许愿等手段让他的三叔担任了常务董事。一下子就将孔祥熙经营多年的金融圈子撕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并像楔子一样楔了进去。国际金融会议在美国召开，孔祥熙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在这期间，孔祥熙先后被迫辞掉了几乎所有重要职务。陈氏兄弟的CC派趁机向财经金融系统渗透，为抗战后CC派的极度膨胀奠定了组织和人事基础。
当然，此时的陈果夫也没有忘记那个高秉坊。孔祥熙失势后，高秉坊不仅不跟着辞职，反而表示要继续干下去。高秉坊跟随孔祥熙多年，又曾和CC派结怨，陈氏兄弟当然不会放过他。于是他们动员自己的力量和影响，开始寻找击倒高秉坊的线索。
陈氏兄弟很快就找到了他贪污挪用国家税款的“证据”，并向法院提出起诉。
事后有人说高秉坊，孔祥熙都倒了，你还不赶紧来个见好就收，跟着辞职办个公司什么的；还硬挺着，这不撞到枪口上去了。其实，高秉坊辞职不辞职，陈氏兄弟都不会放过他。CC派要想在国民党上层取孔而代之，就不仅要从组织上彻底清除孔家的势力，而且必须在声誉上把他们搞臭，让孔家势力在政治上永远不可能抬头。陈氏兄弟一直想对此下手，只是由于条件不成熟而暂时等待。揪出高秉坊的意义不仅在高本身，还表明孔祥熙在支持包庇，实际上就打击了孔，使孔祥熙彻底垮台。所以孔家有人说，陈氏兄弟揪着高秉坊的案子不放，是在已经被打倒在地的孔祥熙身上又捅了一刀。
1945年2月，国民参政会在重庆召开，参议员们对孔祥熙侵吞美金公债表现出了极大义愤。这时高秉坊的贪污案开始审理，无疑是火上浇油。高秉坊开始还抱着侥幸心理，觉得我堂堂一个财政部司长，又跟随了孔祥熙那么多年，他们能把我怎样？所以对法院的审理，开始他抱着不合作的态度，对法庭举出的证据也多加以否认。
但这次他确实轻估了他的对手。陈氏兄弟既然把他揪了出来，必欲置于死地而后快。就像武术中的搏击，不出手便罢，一出手必须击中敌方要害而置之于死地。陈氏兄弟动员几乎所有的力量，寻找到了大量“证据”，因此高最后被宣判为死刑。
当高秉坊听到自己被宣判死刑时，才如梦初醒，明白了自己和孔祥熙的处境。时过境迁，今非昔比。他不禁又想到了当年那个林进良，也曾为孔家效力，最后落了个被杀头的下场。念及此处，高秉坊不禁万念俱灰。
再说孔祥熙此时仍在美国，听到高秉坊被宣判死刑的消息为之一震，恍忽间不禁生出当年唐人陈子昂登幽州台后的怅然之感，同时也顿生报仇血恨之心。杀高秉坊等于是当众扇他孔祥熙的耳光，他怎么能坐得住呢？
当时孔祥熙本想直接找蒋介石，求蒋放高秉坊一马，看在孔跟蒋多年的情份上留高秉坊一条生路。他转念又想，自己现在和蒋已有些生分，蒋眼下要依靠的是宋子文和陈果夫之辈。自己目前已属人微言轻，以蒋的为人是断不会给我什么面子的。宋蔼龄知此事后对孔说，可以找美国人帮忙，他们出面比我们有力。孔祥熙觉得有理，就把他所熟悉的美国人历数了一遍，最后觉得赫尔利可担此重任。
赫尔利是美国驻中国大使，和孔祥熙及宋蔼龄私人关系一直不错，对罗斯福等建议撤销孔祥熙部长职务也表示过同情。
孔祥熙找到赫尔利一说，赫氏的立刻答应倒有点出乎孔的预料。其实赫也并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对像孔样熙这样的中国官吏，他都有一种比较透彻的看法。他们虽然为自己掏国家的腰包，但也确实拼命为国家挣钱。比如这次到美国孔跟美国人闹僵，实际上是为蒋介石的政府，况且孔现在已经失势了，同情“弱者”是人类的天性。
这个赫尔利也挺有意思。他找蒋介石并不提孔祥熙，只是说他听说最近中国法庭准备判处一名高级官员的死刑后有些想法，想和蒋介石交换一下意见。
蒋介石本来是一国之君，因为要靠美国的财政支援所以只能忍气吞声地和这位美国佬大使交换按中国法律处决一个中国人的“意见”。
赫尔利说文明国家都在废除死刑，死刑是不民主、落后和愚昧的表现。中国要想做出现代化的表示，在对待死刑上就应该表现出宽容。比如高秉坊，只是贪污并没有杀人，判死刑是否合适。
蒋介石当然听明白了赫尔利的“意见”，他也知道是谁在背后指使赫尔利。但顾及这位大使专程来访就为了谈这件事，蒋介石当然要给赫尔利一点面子。再说像高秉坊这样的贪官也一抓一大把，杀他本来是杀鸡吓猴，不杀也没有太大的利害。所以蒋介石对赫尔利表示，他一定认真考虑其意见。
于是蒋介石叫侍从室通知最高法院。最高法院当然立即改判，由死刑改为无期徒刑。蒋介石又亲自打电话给孔祥熙，叫他以后不要把什么事都往美国人那捅。孔祥熙得了便宜，自然连声说是。
陈果夫也无回天之力，只好眼睁睁地看着法院改判。但总的来讲他还满意，把高秉坊抓进监狱，没杀头也吓了他一身冷汗，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孔祥熙和陈氏兄弟的争斗通过高秉坊达到了一个小高潮。此后孔家在政坛日渐衰落，陈氏兄弟则日益兴旺发达。但也好景不长，陈氏家族只在极度膨胀了两三年后，就也被蒋介石罢黜，比起孔祥熙来显得更为短命。
值得一提的倒是高秉坊。1949年重庆解放前夕，他被释放出狱，从此结束了铁窗生涯。
3．竭力讨好杜月笙
在前面我们介绍过，孔祥熙的字是庸之。他常对人说，这个“庸”就是中庸的庸，什么事都是适可而止，留有余地，留有退路而不走极端。这些话，当然是说给别人听的。在官场上他也自有一套行为准则，那就是对蒋介石绝对顺从，对宋、陈等派系则明合暗斗。
当年宋蔼龄爱打麻将，孔祥熙虽不常打，但对麻将术中的“顺着上方、扣住下方、瞒着对方”的口诀极感兴趣。他曾说“麻将不愧是我中华民族文化之精髓，那三句口诀可谓精辟之极”。孔祥熙之所以能从阎锡山手下的一个普通“参议”一跃而成为蒋介石手下的一个部长，又一步一步地登上权力的宝座，一度成为国民党政府中仅次于蒋介石的核心人物，不能不说他确实有过人的精明之处。
孙中山去世后，孔祥熙就认准了蒋介石，死心踏地地为蒋卖力。1927年宁、汉分裂期间，他冒着酷暑奔走于上海、南京及河南等地，为蒋介石当说客，游说于冯玉祥、阎锡山之间。孔祥熙和宋蔼龄还亲自宴请汪精卫，请求汪精卫“顾全大局”，和蒋介石“共图大业”。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后，孔祥熙又去做宋子文的工作，希望他背弃武汉政府到南京为蒋介石做事。
抗战初期，孔祥熙任行政院院长，有人建议他联合“CC系”共同对付政学系。当时他说：“我之所以能有今天完全是蒋先生给的，蒋哪天不相信我，我哪天卷铺盖回家，我才不去联系那伙人。”
正因为孔祥熙对蒋介石“忠心耿耿”，蒋介石才对他委以重任，并事事维护，使孔的势力急剧膨胀。
有一回在一次会议上，政学系的陈仪与孔祥熙因意见不一致争吵起来，双方互不相让，最后竟拍了桌子骂出脏话，一时影响极坏。蒋介石知道后，连忙叫何应钦等陪着陈仪到孔府向孔祥熙道歉。不久陈仪便由行政院秘书长调至浙江省任主席，孔祥熙对蒋介石感恩戴德。
孔祥熙靠蒋介石维持了他的地位，他也为蒋介石和蒋介石政府拼命敛财聚富。1933年以后，孔祥熙开始主掌国民党财政金融大权，到抗战结束时，“四大家族”的财产据说已达200亿美元左右。
当然，孔祥熙也并不仅仅对蒋介石唯命是从。他知道要想在政坛上站住脚，就必须培养发展自己的势力。从他进入政界那天起，他就开始网罗孔家的帮派。
孔祥熙首先选用的“人才”，即是自．己山西太谷铭贤学校的校友。别看孔祥熙留过洋吃过洋饭，他最信奉的还是“亲不亲故乡人”。抗战时期，铭贤学校迁到了四川金堂，学校里毕业的学生中后来很多都成为孔祥熙的死党，职位最低也能在中央信托局或中央银行当个专员。
随着孔祥熙的地位不断上升，势力不断扩大，孔祥熙终于形成了自己的派系。而在孔家派系中又分为几个小派系，如以宋蔼龄为代表的公馆派系；以高秉坊、李毓万为代表的山东派系；以孔令侃为代表的儿女派系等等。这些人都以孔祥熙为核心，相互串通为非作歹，最后也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打击自己的反对派和竞争对手，孔祥熙还特别注意拉拢和讨好青帮头子杜月笙。
杜月笙是旧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帮会青帮（亦称安清帮）的大头目。当年在中国他的势力之大，触角之多，名声之高，连蒋介石也要让他三分。
杜月笙是上海浦东高桥镇人。1888年出生于清朝光绪年间，比提携他的黄金荣小了整整20岁。他父亲是个颐荣馆的“堂馆”，出身极贫寒低微。杜月笙4岁丧母，6岁丧父，只得依靠外祖母收养。他只上过半年私塾，讨过饭。因后来染上了赌博的恶习，少年时便被舅父赶出家门。当时，无依无靠的杜月笙只有在上海滩厮混，卖水果跑码头。后来经朋友介绍参加了黑社会，拜青帮“通”字辈头目陈世昌为师。后由陈世昌推荐，在黄金荣手下押运烟土。黄金荣自称是青帮“大”字辈，比陈世昌大一辈，在青帮中颇有影响。杜月笙因在押运烟土等活动中十分卖力，多次化险为夷。因此深得黄金荣赏识，在黄金荣的提携下逐渐发达，最后终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杜月笙靠贩运烟土发家成势后，也想做点善事洗涮一下恶名。另一方面，当时社会上的其他派别和势力也需要依靠青帮的影响和力量。因此杜月笙便堂而皇之地成为了知名人士，他担任的职务之多恐怕要创中外名人之最了。据不完全统计也有70多个。其中由他亲自出任董事长、常务董事的就有32家，其挂名的如面粉、造纸、百货、制药、化工、报馆、电影、饭店等90多家。
另外，杜月笙还兼有诸如“国民政府军委少将参议”、“陆海空军总司令部顾问”、“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副会长等等政府和群团的职务。
杜月笙的罪恶和劣迹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贩卖烟土，坑害人民；他勾结黑暗势力，帮助蒋介石镇压革命；他巧取豪夺，损人利己。只是，在他黑暗的历史中也曾闪烁过火花。在抗日战争中，他也做出一些对民族、对人民有益的事情。在“八·一三”上海抗战中，杜月笙以中国红十字会副会长的名义，联合各团体组成上海市救护委员会，并同时成立了救护队10个，急救队13个，临时救护医院24所，征集救护车98辆，并特约公、私立医院16所接受伤员。南京沦陷之后，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及工作人员大都撤退至汉口，杜月笙亲自坐飞机到汉口，与政府有关部门统一商定救护方针，在汉口成立临时救护委员会，设医疗队37个。
杜月笙还与戴笠共同创办了“苏浙行动委员会别动队”进行抗战。戴笠是黄埔系中的主战派，在抗战问题上和杜月笙观点一致。他们俩商定在上海建立一支1万人的武装游击队，以帮会和工人为基础，配合正规军作战。据说当年这支别动队在上海南市和苏州河两岸与日军展开激战，其中大部战死。杜月笙为此极为悲痛屈为那支别动队中很多人是他的徒弟。
1938年春，杜月笙移居香港。在香港，他除了继续从事救护工作外，还接受海内外援助的物资，筹措中国红十字会开展工作所需的经费。当时国民党还设有中央赈济委员会。为了工作方便，杜月笙将第九救济区办事处与中国红十字会机关统设于一处，并在香港最大的饭店辟有房间。当时海外侨胞向抗战捐助的物资大都通过香港，再转运汉口或重庆。
孔祥熙刚当财政部长时，就意识到和杜月笙搞好关系的重要性。为此他曾问过宋蔼龄。当即宋蔼龄的答复是：“杜月笙是不能得罪的，连蒋介石都怕他三分。当然咱们也用不着怕，现在办事黑道白道都得有人。”
当然，孔祥熙曾经领教过杜月笙的厉害。在法币改革时，因提前没给杜月笙报信，叫他损失了5万英镑，杜月笙派人半夜在孔祥熙门口放了一口棺材，孔祥熙至今记忆犹新。因此孔祥熙给自己定下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罪杜月笙。
其实岂止是不得罪。为了讨好杜月笙，争取杜月笙对自己的支持，孔祥熙还多次出卖经济情报给杜月笙，让杜大发国难财，以此表明他对杜月笙的感情。
比如“卢沟桥事变”刚一开始，一向不在政治上出头露面的杜月笙忽然公开登上政治舞台，在公开场合大声疾呼，要准备迎接抗战。当时上海战事迫在眉睫，杜月笙开始大量购货囤积。果然不久“八·一三”战事打响，很多人都佩服杜月笙有先见之明。杜月笙也利用这一声势，牵头组织了抗敌后援会，向上海工商界摊派和募集了巨额物资和现金，总额达数千万元，全部由他支配。几个月后上海沦陷，这笔巨款成了糊涂帐。人们忙着撤退、逃命，谁也没有清理过这笔帐目。实际上这笔捐款大都落人他个人的腰包，可以说杜月笙成了第一个发国难财的上海人。
原来，最初是孔祥熙在知道了共产党提出的抗日主张并已为蒋介石迫不得已接受后，旋将“中日两国大战在即”的信息及时透露给杜月笙的，致使杜趁机大捞了一把。
抗战胜利后，日军在投降时向国民党交出的很多棉纱积压在仓库中。蒋介石觉得那些东西不易久放，又要费人费事去照顾管理，便决定将这大批棉纱向社会抛销，以回笼货币筹措内战资金。
孔祥熙得知这消息后，立即告诉了孔令侃，要他所办的“扬子公司”不要经营棉纱。其后孔祥熙又告诉了杜月笙，杜月笙赶紧将手中的棉纱出手。一个月后日军积压的棉纱上市，市场上棉纱价格大跌。就这样孔祥熙的一个信息使杜月笙免受了重大损失。
孔祥熙为杜月笙通风报信，杜月里也给孔祥熙涂脂抹粉。
抗战胜利后不久，四川发生了一次水灾。当时灾情较重，数十万难民流离失所。四川省参议会派向传义和何北衡到上海募捐。他们先找到上海市长吴国恢，吴对他们说真不巧，前不久苏北刚闹过几次灾，上海为他们募捐已弄得人疲财乏，战后经济又尚未复苏，实在没有办法。
那些四川人见官方不行，就去找杜月笙。杜月笙听说了吴国桢的态度后，觉得这是个扬名的好机会，就对四川人说：“抗战期间，我杜月笙吃了那么多年四川的饭，今天四川遭了灾，我当然义不容辞。”随后杜月笙便召集他的朋友和门徒，募集了一大批捐款给四川。
本来他可以直接把这笔款子交给四川代表，但想到孔祥熙对自己的种种关照，便想来个一箭双雕，既还了四川的情，又买了孔祥熙的好。于是杜月笙给孔祥熙打电话，说四川来上海募捐，吴国桢不肯帮忙，又说只要孔祥熙出面他愿意代办。
孔祥熙当时已在政治上失意，一看杜月笙还这么给他面子，当然乐此不疲。随即安排四川代表向传义、何北衡到家中赴宴。
四川两位代表来到孔府后，见杜月笙也在座，也就明白了几分。这时孔祥熙请他们一同入席。就听孔祥熙说：“四川是我的第二故乡。抗战8年，四川为国家做出了贡献，四川有难，孔祥熙我义不容辞。”
然后指着杜月笙，孔祥熙又说：“这件事我已经关照杜月笙帮忙具体筹划，一定会对得起四川老乡。”
杜月笙当时也像演戏似的站了起来，对孔祥熙说：“既然孔院长信得过我杜某，我一定效犬马之劳。”
熟悉内幕的人都知道，在抗战期间，孔祥熙和杜月笙的关系最好。因为他们一个走黄道、一个走黑道，基本上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不像宋子文，虽然下野但时刻可能复出。因此孔祥熙总把他当做一个隐患、一个心腹大患。而杜月笙则不同。孔祥熙把他这种“外交策略”归结为远交近攻。
为了进一步巩固孔、杜两家的关系，他们不仅频繁往来，而且相互结为干亲。如杜月笙最庞爱他的三姨太姚玉兰，因为常到孔府家搓麻，宋蔼龄三弄两弄就变成了姚玉兰的干妈，而姚玉兰成了宋蔼龄的义女。杜月笙有哮喘病，吃了多少中药不也见好，一到冬天就犯。宋蔼龄就利用到美国出访的机会为杜月笙买药，然后带回国给杜送去。杜月笙的儿子社维藩、杜维屏和孔令侃、孔令仪都是最要好的朋友。孔令侃当了扬子公司总经理后开始走私欧美名车，赚了点钱就买了一辆最新式的美国轿车送给杜月笙，令杜月笙感激涕零。
孔祥熙最初和杜月笙交好，根本原因还在于蒋介石。虽然孔很早就听说过蒋介石早年混迹于上海，曾在黄金荣手下做过事，和杜月笙有过私交的传闻。但却不愿相信那些传闻，尽管可能是真的。蒋介石取得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后，得到了英美列强的承认与支持，孔祥熙也发现只有蒋介石能成为国民党的真正领袖。因此当他决心跟随蒋介石走的那一天起，他就为自己的言行定下了一个原则，以蒋介石的好恶为好恶、以蒋介石的原则为原则，想蒋介石之所想，急蒋介石之所急。于是，当孔祥熙发现蒋介石真的和杜月笙有一种默契后，他便也开始对杜月笙另眼相看了。
当然，杜月笙的顶峰是在抗战以前，随着日军占领上海，青帮的势力便开始流向内地和香港。日本投降后，虽在上海还颇具影响，但也是令非昔比了。
后来杜月笙的下场比孔祥熙还惨。蒋介石逃离上海前，曾在复兴岛最后一次召见杜月笙，劝杜随他去台湾。但杜明白，他如果随着蒋介石去了台湾，也绝没有什么好下场。看看蒋介石身边的亲信，哪一个能跟得久。孔祥熙算是久的人，十几年高官厚禄，但关键时刻蒋介石为了自己的利益还是将孔卖了出去。他太明白蒋介石的为人了。几十年风风雨雨，今天利用这个打击那个，明天联络那个算计这个，表面上亲亲热热，背地里就能下毒手。可是，如果不去台湾，到哪里去呢？留在大陆，等着共产党吗？
当时黄炎培、章士钊来做他的工作，说共产党希望他留下来，协助维持上海地区的社会秩序；并说只要他真心拥护共产党，将功折罪，就不计前嫌。话是那样说，但谁能保证一定会是那种结果呢，他的双手沾满了共产党人的鲜血。“四·一二”大屠杀像钉子一样，将杜月笙钉在了历史的耻辱柱上，他害怕呀！
想来想去，他决定去香港。台湾不去，也不留在上海。国民党不得罪，共产党也不得罪，都保持着联系。这年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几年前还稳稳当当的蒋家王朝转瞬间就土崩瓦解，来日会怎样谁又能想得到呢。
1949年4月27日晚，上海郊区已响起了解放大军的隆隆炮声。就在这天晚上，杜月笙乘上了一艘荷兰客轮“宝树号”，和妻子、子女及随从数十人匆匆离开上海，而此时的孔祥熙正在美国看蒋介石的“好戏”。
杜月笙逃到香港后不久，大陆就被解放。1950年台湾当局趁朝鲜战争爆发的机会也有了喘息之机。这时共产党又开始抓紧做流落香港的知名人士的工作，争取他们的支持。中共高级干部乔冠华、潘汉年一直与杜月笙保持着联系，并派金山、章士钊赴港劝说杜月笙回上海。
老谋深算的杜月笙一面暗地里和台湾保持着联系，一西对中国共产党的关心表示感谢。但他又表示因身体欠佳暂时不能回大陆，可以尽自己所能为人民服务，在香港绝不从事反共活动，也绝不去台湾。并找人带去口信，要留在大陆的弟子和门生服从人民政府的法律，报效国家。
与此同时，台湾方面也频频派人赴港，说服杜月笙赴台，结果亦被杜婉言拒绝。
1951年4月上旬，台湾方面突然派人来找杜月笙，告之上海人民政府将于“四·一二”政变纪念日举行公审大会，届时将公审黄金荣、杜月笙杨虎等凶犯，并且黄金荣、杨虎将当场被枪决。中央大陆政权还将押杜月笙回上海接受宣判，这时如不乘机到台湾，性命难保。
杜月笙听到这个消息，着实吓得几夜没睡一个安稳觉，但对去台湾他仍心有余悸。只是，一旦大陆真的派人到香港来抓他，他又当如何？直到后来，从多方得到消息证实台湾的传话是无稽之谈，他才算一块石头落了地。台湾方面想诱骗杜月笙的阴谋终究没有得逞。
由于杜月笙在香港心情苦闷，经济拮据，不愿去台湾又不敢回大陆，终日彷徨，终于抑郁成病，于1951年夏天中风并随即下肢瘫痪。
没过多久，一代枭雄杜月笙在香港一命西归。据说，杜氏死后，还因为他的真假遣嘱闹了一通。
杜月笙死前确立下遗嘱，即将自己所有财产依次分给妻妾及子女。但这时台湾“国民大会”秘书长洪兰友以探望杜月笙为由，节外生枝，带了一份由台湾国民党当局炮制的所谓“杜月笙遗嘱”。内容是：“杜月笙跟随蒋介石数十年，一贯效忠党国，与共产党不共戴天，未能亲见台湾复兴，死不瞑目云云。”
杜家当时对洪兰友的这一招真有点不知所措。杜月笙虽是弥留之际，但真遗嘱墨迹未干，要公然废真立假，不仅违背良心且与情与理都说不过去。但若不从，又怕得罪不起这位“钦差大臣”。最后还是杜月笙的秘书胡叙玉技高一筹。他表面上接过了洪兰友的“遗嘱”，并表示同意假遗嘱公开披露报端。
当即洪兰友满意而归。但日后港台各报纸登出的杜月笙“遗嘱”既不是杜月笙真正留下的遗嘱，也和洪兰友带来的那份有很大出入。原来胡叙玉表面上答应了洪兰友不过是缓兵之计，他实在不愿做这旷古未闻的罪人。于是无奈中采取了偷梁换柱之法，将洪兰友的“遗嘱”删改一遍，凡涉及政治的统统删去，再重新添笔润色，整整忙了一夜。
杜月笙病逝的消息传到上海后，杜留在上海的亲属希望能在上海的报纸上登出讣告，上海市人民政府予以批准。于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大上海，几家报纸都出现这样几行简短但却引人注目的讣告：“杜月笙老先生于1951年8月16日下午5时在香港坚化台18号寓所寿终谨此报闻。”
4．马寅初当面痛斥孔祥熙
孔祥熙在抗战时期集数权于一身，成为国民党金融财政的化身。又靠着蒋介石的庇护，得意于一时，致使当时众多的阿谀奉承承、溜须拍马之徒也纷至沓来。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历来就有不畏权势，敢于舍身取义的。因此没过多久，“春风得意”的孔祥熙不仅受到了党派争斗之煎熬，而且也遭受到刚直不阿的知识分子的公开批评和抨击。其中最著名的一次，就是当时中国著名的经济学家马寅初先生，在一次会议上当面痛斥孔祥熙。
马寅初先生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早年毕业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并获博士学位。回国后不久，就担任了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本来马寅初完全可以留在美国，过一种舒适安逸的学者生活，因出于对祖国的热爱，他毅然返回了水深火热中的中国。所以对孔祥熙制订出台的一系列有损国家利益和主权的法案、政策，马寅初先生当时特别痛恨并7再仗义直言，而且即使是在有孔祥熙和宋子文等人亲自出席的会议上，他也毫不留情。
孔祥熙曾对他的秘书说，他还从来没见过像马寅初这样敢于在大会上公开顶撞他的学者。
1939年春，马寅初到重庆任重庆大学商学院院长。当时国民党政府政治腐败，军事上节节败退，经济上一片混乱。而孔祥熙。宋子文等豪门却利用手中权力，巧取豪夺囤积居奇，大发国难财。
当时，物价开始大幅度上扬，法币逐渐贬值，市场上出现了黄金、白银和美钞黑市。而在此时，孔祥熙突然命令财政部宣布将法币对美元的比价降低一倍，这等于无形中承认法币贬值一倍。一时间人心动荡，物价如脱缰的野马直线上升，市场一片混乱。对此孔祥熙不但不想办法，反而事前利用职权购进换进大量美元和黄金。一时间上行下效，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官员们也借了大量法币抢购黄金和美元，法币一宣布贬值，他们即可用一半美金偿还借款，自己净得一半。
马寅初目睹了这一切后，不禁痛心疾首。当即他便借召开1939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的机会，邀请孔祥熙参加时，准备和孔祥熙好好理论理论。孔祥熙平日里作威作福服本没想到马寅初会拿他是问。届时果真坐着高级轿车大摇大摆地走进了会场，还装出一副平易近人的样子和到会的学者专家们握手微笑。
会议开始后，马寅初首先发言。在介绍了各位来宾后他说：“今天我们很荣幸，请到了我们的社员、现任财政部长孔祥熙先生在百忙之中到会。孔先生是财政专家，又是现任主管全国财政命脉的最高行政长官，我想还是先请他来对当前国家财经情况作一指示。”
孔祥照经常出席各种会议，每次发言都要预先准备。这次出于情面原想应付一下，想听听别人的意见再考虑是否发言，根本没想到马寅初会将他一军。但这时大家已鼓起掌来，只得硬着头皮走上台去，装模做样地讲了几句。
孔祥熙讲完后，马寅初走向讲台说：“刚才部长先生讲了一通形势，我想请问一句，在法币已经贬值、物价不断上涨的情况下，财政部不但不设法出面于预，防止因通货膨胀给人民生活带来的影响，反而突然宣布大幅度降低法币对美元的对价，无形中对物价上涨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而一些大倒小倒，利用手中职权，在市场上抢购美钞、黄金，在黑市上转手倒卖，大发横财，坑了国家和百姓。对此不知部长先生有何感想。”
听到马寅初这番人木三分的言词，孔祥熙变得面红耳赤。但当着众人的面又不好发作，真是坐又坐不得走又走不掉，只好在那里干瞪眼白生气。
马寅初如人无人之境似的继续讲道：“我们中国经济学社的基金和我个人微薄的储蓄，都存在国家银行分文未动，就是将来在法币继续贬值下不值一文，如果国家需要，我们也决不会去提那些存款……”
当时不少到会的社员见马寅初敢当着孔祥熙的面揭那些丑陋的伤疤，不禁为他捏了一把汗。但又为马寅初不畏权势，敢于讲出大家想讲又不敢讲的话而感到由衷地敬佩。于是会场上顿时响起经久不息的掌声。
这时孔祥熙在主席台上已如坐针毡，大汗淋淋了。赶巧这时有人提议休息10分钟，总算为孔祥熙解了围。孔祥熙趁机溜之大吉，但从此对马寅初恨之入骨。
第二年，马寅初又牵头组织召开了1940年中国经济学社年会，大后方地区的社员都应邀出席了年会。孔祥熙虽接到了邀请，但回想起头一年被马寅初当场质问的情景，便以公务繁忙为由推辞了，只派了他的几个助手代他前往。
大会在马寅初的主持下又一次反映了民意，对当时重庆政府的财经政策提出了批评。会后孔祥熙的耳目把会议的情况向孔祥熙做了汇报。孔祥熙当即气得大发雷霆，当着秘书的面大骂马寅初不识抬举。
马寅初是著名学者，在学术界颇具声望。孔祥熙觉得自己不便直接对马寅初下手，就让宋蔼龄去向宋美龄吹风，让蒋介石下决心铲除马寅初。
其实除了孔祥熙，当时戴笠的军统和陈氏兄弟的中统也把马寅初在公开场合批评重庆政府的言论反映给蒋介石，并建议蒋介石下决心采取措施。否则会导致其他人效仿，对政府的威信不利。
蒋介石何偿不想把马寅初抓起来，但马是留美博士，在美国和在重庆都有不少支持者。如果仅因为他发表过一些批评意见就采取行动，会遭到很多人反对，在抗日战争的大背景下反而会惹下麻烦。所以蒋介石并没有立即下令逮捕马寅初，而是想找他好好谈谈。在蒋介石的政治生涯中，和知识分子打过不少交道，总觉得他们难成大气。有时别看他们怒气冲天，给一点小恩小惠，或“招安”后封个一官半职，马上就会对你感恩戴德服知遇之恩。
宋蔼龄几天和宋美龄通一个电话，当得知蒋介石对马寅初的这一态度后，即打电话告诉了孔祥熙。于是孔祥熙马上来了个180度大转弯，提出要让马寅初出任财政部副部长。
马寅初真是一代人杰，挣挣风骨。他先是对孔祥熙的邀请表示谢绝，并对前来充当说客的孔祥熙的秘书说，“本人无人仕之意，也无人任之才，只适合在学校教书或搞点学问，请转告孔部长，谢谢他的好意。”
蒋介石想找马寅初谈谈，但不直接说出这层意思，而叫重庆大学校长叶元龙来，叫叶元龙和马寅初说，欢迎马寅初到蒋府作客。有什么意见和想法，可以直接找他蒋某人谈。
叶元龙不敢怠慢，回去后找到马寅初并转告了蒋介石的意思。马寅初却说，“他是一党一国之领袖，我一个区区百姓，有什么可谈呢？无非是要见我一面，好让我领他一个情，我看还是不去为好。”
叶元龙劝不动马寅初只好回来告诉了蒋介石。蒋介石一听就翻了脸，训斥叶元龙说：“你怎么可以让马寅初当院长，你知道他在外边是怎么骂孔院长的吗？”
由于当时马寅初不肯向黑暗势力低头，终于招致了蒋介石和孔祥熙的毒手。
1941年春天的一个上午，一群便衣特务乘车来到重庆商学院。他们来到院长室对正在办公的马寅初说，政府有一个特别会议请马寅初参加，让马先生立刻跟着他们走。
马寅初抬头看看这些要他去开会的人，立刻明白了是怎么回事，因而平静地说：“我把这个报告写完，就跟你们走，请稍等片刻。”
这时，特务要绑架马寅初的消息已像长了翅膀一样飞遍了校园。几万名学生自发地来到办公室前，将特务的车团团围住，要阻止马寅初上车。
马寅初从屋里走出来，看到群情激愤便说：“同学们放心，他们不会把我怎样，我就会回来。”当时，马寅初是怕学生们因为他和特务发生冲突，以致连累他人。
特务们将马寅初带到军统的一个据点，又在那里换上了一辆囚车，从重庆一直开往贵阳。就这样，马寅初来不及和家人告别，就被秘密押解到贵州息烽一个秘密处所软禁起来。
蒋介石及孔祥熙以为将马寅初秘密关押起来，就能平息人民对他的批判和揭露。可是他们的算盘打错了。马寅初被捕以后，重庆大学商学院和社会各界掀起了一个营救马寅初先生的浪潮。美国、英国的学者和一些国外华侨也纷纷给蒋介石写信打电话，询问马寅初的下落，并希望蒋介石严惩逮捕马寅初的特务；与此同时纷纷谴责这种完全不符合法律的特务行径。
1942年8月，马寅初先生秘密被捕一年以后，国民党政府迫于国内外民主人士尤其是中国共产党以及重庆大学生的压力，不得不将马寅初释放回重p，但仍被软禁在歌乐山家中。直到1944年，才将马寅初完全释放。至此，马寅初终于重新获得了走上讲台的机会，当即重庆商学院为马寅初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
孔祥熙对马寅初的迫害，进一步在人民群众和社会舆论面前暴露了他表面中庸平和、内心残忍凶狠的本来面目。虽然后来，他对马寅初先生实施了阴险的报复；但毕竟将其丑恶的嘴脸，尤其是其大发国难财的罪恶勾当因此曝光，并引起国内外各界的密切关注。可以说，这件事亦为孔祥熙日后不久的垮台，埋下了一个有力的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