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革命者找一个安全的活动场所，宋耀如创建了上海华人基督教青年会。革命党的高级领导人仍旧在他虹口的宅第和他的印刷所里开会，一般成员则把基督教青年会当作安全的处所，他们可以在那里开会和相聚，而不致引起别人的注意。
宋耀如这时已体态发胖，眼神里隐约带着一丝忧郁和疲惫，就仿佛一位终日辛劳的小报编辑。在他的朋友中只有几位知道他加人革命党的底细，其中包括传教士步惠廉夫妇。宋耀如为了预防万一，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自称出生在澳门。虽然当时世界上还没有普遍使用护照，比如当时去日本就不用护照。但是有了葡萄牙国籍就可以避开美国新颁布的排华法，一旦出事就可以携带儿女到美国去避难。
1905年，宋耀如远涉重洋赴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组织募捐。旧地重游不免感慨万千，所不同的是，20年前他去美国是为个人奋斗，20年后他做为一个颇有成就的实业家出访美国并且实际上是为一项伟大的革命事业工作。
此次赴美宋耀如完全是一副阔人派头，在太平洋邮轮公司的一艘轮船上，他独自一人包了一个单间。抵达美国旧金山码头时，他受到致公堂成员的欢迎。宋耀如被接到致公堂总部，在那里他被逐一介绍给当地的华人银行家和实业家。致公堂打出了一个令人感到亲切的招牌，名日：“世界华人自由共济会”。有了这个招牌，那些腰缠万贯的美籍华人热切希望证明自己是爱国的，所以从募捐角度来看，宋耀如此行的收获很大。
在美国期间，宋耀如还专门赶到北卡罗来纳州去拜望了他的大恩人朱利安·卡乐。当他们二人在达勒姆的火车站紧紧拥抱的时候，在卡尔的眼里宋耀如已经从一个朴拙腼腆的中国少年，变成了一个精力充沛、信心十足的大企业家了。卡尔看着如今和自己地位不相上下的宋耀如，心里不胜的自豪。
当晚他们二人在卡尔的书房里促膝畅谈时，宋耀如向自己的恩人透露了这次来美的真正目的，并详细介绍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几次起义失败的经过。宋耀如着重说明几次失败的原因主要是经费不足造成的革命党人的装备不足。宋耀如向卡尔解释道：“只有推翻满清政府，中国亿万民众才能真正获得新生，西方的文明也才能真正传到中国，基督教才能给中国人带来福音。”听罢宋耀如有理有据的坦言相求，卡尔立刻答应提供一笔巨额经费以资助中国的革命党人。
宋耀如用了半年的时间，在美国各地奔波，游说企业家、银行家，为孙中山也为革命事业积极进行募捐活动。
回到上海后，宋耀如向同盟会上缴了200多万美元。由于宋耀如赴美筹资获得巨大成功，同盟会任命他为司库。在过去，他只是非正式地担任这一职务，现在则正式地专门负责革命事业的经费筹措了。同时来耀如继续兼任孙中山在上海的执行秘书，并仍从自己的腰包里掏钱供孙中山开销，他基本上保证了孙中山在任何情况都有钱花。
1907年以后，宋耀如和孙中山的联系越来越困难了。在清廷的外交压力下，孙中山被迫从一个国家逃到另一个国家，过着漂泊式的苦行僧般的生活。
宋耀如在与孙中山联系不上的情况下，只得默默发展着自己的事业，并相机从事着各种革命的工作。
1911年10月10日，震惊中外的辛亥革命爆发了。孙中山当时仍在美国，宋耀如负责与孙中山的联系以及负责上海与全国各地的联系。11月4日上海“光复”，宋耀如情不自禁地高举《圣经》挥舞，感谢和赞美上帝。
根据国内形势发展的需要，是年12月25日，孙中山从美国取道欧洲风尘仆仆地回到了上海。宋耀如携全家到码头亲切迎接。在宋耀如的书房里，孙中山和他分析了当前形势并展望了革命的未来。面对纷繁复杂的局面，孙中山要来耀如帮忙物色一位精明强干且精通英文的秘书，以便帮助他处理日常工作事务和往来的信件、电稿等。
宋耀如马上想到女儿来蔼龄，便向孙中山推荐。于是，宋蔼龄开始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同时宋耀如自己也协助孙中山工作。
那还是孙中山先生结束流亡生活自海外归来时，在上海码头宋蔼龄随父亲宋耀如前往迎接。当孙中山先生见到着一身西装。胸口还别了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花的宋蔼龄时，禁不住失口“啊”了一声，连连惊讶地说道：“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个扎着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宋耀如带领全家陪同孙中山从上海赶赴南京。宋耀如坐在前排的观礼席上，亲耳聆听孙中山先生那庄严的誓词：“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宋耀如看着这激动人心的场面，心里想着革命就要成功，情不自禁地热泪纵横。
然而事与愿违，很快国内形势急剧变化。迫于内外的压力，孙中山在1912年4月1日正式辞去了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趁机篡夺了革命果实。
辞职后的孙中山做为全国铁路总监，任命宋耀如为国家铁道部的财务局长。为了追随孙中山也为了革命事业，同时也为了振兴国家的实业，为了实现10年修铁路20万里的宏伟计划，宋耀如欣然领命成为孙中山的随员。并且宋蔼龄继续担任孙中山的秘书。从此来耀如及其一家公开的和孙中山密切联系在一起了。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从不干涉丈夫的活动。她明明知道丈夫从事的事业有一定的危险性，但她信任自己的丈夫，相信他所从事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于国于民都有益的。她只是默默地祈祷，愿上帝保佑丈夫，并默默地准备着随时与丈夫一起亡命天涯。
1913年，以袁世凯派人刺杀宋教仁为导火索，“二次革命”爆发。由于革命党人的仓促应战，经过两个月的奋战，“二次革命”失败了。孙中山逃往日本。宋耀如为了继续追从孙中山也为了全家的安全，便紧急关闭了他在上海虹口的宅第，旋即带领全家包括蔼龄、子安、子良和他们的“妈咪”倪桂珍，乘船东渡日本。自此，和孙中山一样，宋耀如也成了政治流亡者。在日本，宋耀如的到来，受到了已先期到达的国民党领导人的热烈欢迎。
在日本的日子里，宋耀如撮合了自己的长女宋蔼龄与孔子的七十五代裔孙孔祥熙的婚事。当宋蔼龄准备结婚时，她向孙中山推荐了自己的妹妹宋庆龄，建议由庆龄继续担任秘书工作。
在宋蔼龄任孙中山先生秘书其间，尚有一段小小的插曲，因为迄今人们说法不一，这里也只好简述几笔以为后来存照。人们的其中一种说法是，辛亥革命后不久，因为革命成果为袁世凯所窃取，孙中山先生心情抑郁，性情也变得日愈焦躁起来。也恰在此时，他萌发了对宋蔼龄的倾慕之情。但当某一天晚上，孙中山在其澳大利亚籍顾问端纳陪同下，前往来家正式求婚时，却遭到了他多年的老朋友亦即来蔼龄的父亲宋耀如先生的断然拒绝。当时，宋耀如怎么也没料到自己多年来一直敬重和信赖的好朋友孙中山会提出这样在他看来荒唐已极的要求。他震惊了，怔在那里许久说不出话来。后来过了好久，宋耀如才异常疲惫地对孙中山说道：
“逸仙，我是基督信徒。我一直以为你也是。我把孩子养大，不是要他们像你要求的那样随便。我不习惯跟那种视婚姻为儿戏的人交往。我们一家都是基督徒，倘若上帝不弃，我们将永远如此。”
事情糟糕到如此地步，显然也是孙中山来前始料不及的。当时他也怔怔地站在那里，茫然不知所措的样子。直到听见宋耀如以低缓的语调对他说“逸仙你走吧”时，孙中山才仿佛大梦初醒一般，无力地转过身朝门口走去。无疑，方才老朋友那一番措辞激烈的话语，简直兜头给他泼了一盆冷水似的。不过，据说最终使得孙中山冷静下来的，倒还真不是宋耀如当晚兜头设下的那一盆冷水，而是对爱情婚姻持务实态度的宋蔼龄。当年的宋蔼龄无论在年龄上还是为人处事方面，都显着成熟得多也世故得多。在跟随孙中山先生任秘书这一段时间里，她已经发现孙中山是一个不合时宜的理想主义者，他多年以来一直为其信念苦苦的追求和奋斗，结果却屡战屡败，迄无成功。跟这样一个人生活在一起，除了受他牵连整天的担惊受怕之外，其他别的都显着十分的渺茫。权衡再三，宋蔼龄正式告诉孙中山说，她不能嫁给他。于是，一段小小的插曲到此也就结束了。
不过，人们尚有另外一种说法，其内容却与我们刚才讲过的截然不同。据说，当年宋蔼龄出任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秘书之后，由于竟日地跟随中山先生东奔西走朝夕相处，渐渐地便在心中懵懂产生了一种爱慕之情。她仰慕孙中山的雄才大略和过人胆识，敬佩孙中山为中华革命的坚定执着和无私奉献。每当孙中山先生那亲切的面庞和熟悉的身影出现在宋蔼龄面前时，她的心中便涌现出一股莫名其妙的激动，以至久久难以平静。每逢此际，宋蔼龄便悄悄地忆起自己在美国威俾里安学院毕业时，同学们写给她的那段临别赠言。当时，不少同学预言她回国后将从事一番“伟大的变革”，将成为“革命后中国的总统夫人”云云；甚至还有两个喜欢恶作剧的同学，将她簇拥在半空中高声嚷道：“第一夫人驾到--”惹得同学们一起哈哈大笑，直笑得捧着肚子弯下了腰。可眼下，所谓“革命后中国的总统”，不正是自己称之为叔叔的孙中山先生么？一连多少天里，宋蔼龄躺在床上辗转反侧就是闭不上眼睛，她第一次失眠了。
在当时，面对宋蔼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孙中山不是没有觉察。但他却以极大的毅力克制着自己。因为当时的孙中山，毕竟已经是有家室的人了，他既不能委屈了蔼龄姑娘，又要对得起一直守在广东家里的太太。况且，当时的革命形势又是异常的严峻，袁世凯篡逆之心几乎昭然若揭。虎狼正屯于阶下，哪里还容人儿女情长呢。
后来，还是父亲宋耀如发现了宋蔼龄为焦灼和痛苦熬煎着的心事，当时父女俩正在日本随同孙中山先生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在横滨海滩上，宋耀如挽着女儿一边散步一边欣赏着绚丽的海滨风光，当宋耀如问及女儿“是不是有了心上人”时，父女俩的谈话陡地艰难起来。当时，宋蔼龄垂着头默默地走了好远，才猛地抬起头来对父亲异常坚决地说道：
“我要嫁给孙先生！”
宋耀如闻言不免一惊，但他旋即冷静下来。他知道此时发火是无济于事的，惟一的办法就是劝女儿冷静下来，仔细权衡之后再作选择。并且，宋耀如还提醒女儿，别把对孙中山的崇拜混淆等同了爱情，而且一旦这种不切实际的结合变成现实后，就会被居心叵测的人所利用，其结果除了败坏我们来家还有中山先生的名声之外，无疑还将对中山先生的革命大业产生难以估量的恶劣影响。最后宋耀如劝女儿一定要三思而后行。
而当时已然执迷不悟的来蔼龄，对父亲这番苦口婆心的劝说自然是一句也听不进去。她心中只有一个念头就是：非孙中山先生不嫁！除非，除非中山先生亲口对她说，他不喜欢宋蔼龄，不需要她！除非这样的结局，她宋蔼龄才肯改变初衷。
结果，父女俩不欢而散。
恰恰就在这个时候，从国内传来了一个令人震惊的噩耗：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遇刺身亡。当时，国民党刚刚在国会大选中获胜，宋教仁正准备北上去北京组阁以便同袁世凯的反革命复辟阴谋作坚决的斗争。不料想，壮志未酬身先死，一代伟大的精英就这样凋谢在黄浦江畔。闻听噩耗，孙中山先生不禁悲痛欲绝，一连着多少天他都失魂落魄了一般。
也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宋蔼龄正式向孙中山先生表达了爱心。结果却令她大失所望：孙中山亦正式地拒绝了她。眼睁睁地瞧着落花有意却流水无情，宋蔼龄再也忍受不住内心难言的苦楚。自日本归国后，她便以回家养病为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
以上两说孰真孰伪，我们一时的确难以辨别。不过，相信总有一天事情会水落石出的。
3．女大不由父
宋庆龄是1913年6月离开美国的梅肯城，假道檀香山于8月到达日本横滨的。当时父亲来耀如到码头迎接了她。宋庆龄开始以为现在国内局势动乱，父亲和全家是暂时到日本避难的。她怎么也不会想到，在日本一住就是两年多，并且也就因为在日本居留这段不寻常的日子，奠定了她一生奋斗的目标即献身革命，而且她还与孙中山先生结为了夫妻。
当时，因为姐姐宋蔼龄向孙中山先生推荐了自己，宋庆龄便十分认真地担当起中山先生的秘书工作。由于整天跟随孙中山在一起工作，使孙中山与宋庆龄之间有了相当深刻的了解，并且使两个人的同志之间的友情，发展升华为彼此之间的互相爱慕之情。一时间，他们沉浸在热烈的爱情之中，当时孙中山年近50，而宋庆龄刚刚20岁出头。
在前一节我们已经讲过，孙中山当时已是有妻室儿女的人了。他的妻子叫卢慕贞，是一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旧式女人。当初也是在双方父母的包办下，卢氏小小年纪便嫁到了孙家，并为孙中山生儿育女，操持家务。结婚以后，孙中山先是在香港读书，只是学校放假时才回家里与妻儿团聚。再后来，由于他奔走革命，长期逃亡海外，回家与妻子团聚的机会就更少了。长时间的分居，加之卢氏对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缺乏理解和支持，致使两个人的感情日渐隔阂。待到“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卢氏坚决反对孙中山的流亡生活并独自返回澳门生活，夫妇二人实际上已经正式分居了。
尽管孙中山和宋庆龄想尽可能长时间地保守他们之间的爱情秘密。但宋耀如还是很快发现了这方面的苗头。1915年6月，宋耀如出其不意地宣布宋家要返回上海。回到上海不久、宋家便宣布他们的女儿宋庆龄与一个名门子弟正式订婚了。而宋庆龄坚决反对，发誓决不与那位名门子弟成婚。
无奈，宋家把他们的亲生女儿扣了起来，宋耀如把宋庆龄禁闭在楼上她自己的寝室里。庆龄秘密写信给孙中山，询问她能否返回日本。这封信被她的女佣偷带出房发往日本，孙中山立即回信叫庆龄前去日本，说他迫切需要她。待等宋庆龄把实情告诉了自己的父亲时，宋耀如执意不肯并对女儿的想法表示愤慨。他命令女儿回自己的房间去。庆龄也不示弱，警告父亲她要出去。宋耀如采取了必要的防范措施，把女儿锁在房间里。但是当天晚上，宋庆龄的女佣替她看守着楼梯，她爬出窗户逃走了。当天夜里，宋庆龄便登船前往日本的神户。
对于一个年轻貌美且有地位的中国姑娘来说，这样的行动是大胆的，必须要有相当勇气。因为它严重违反了中国传统的道德规范。
此时，孙中山也意识到保持暧昧关系是愚蠢的，于是他为结婚作了各种必要的准备。“在我到达之前，我不知道他已经办了离婚手续并且想同我结婚，”多年后宋庆龄回忆说，“他解释说他担心他不这么办，我就被称作他的妾，这个丑闻就会损害革命，我同意了。我从未反悔。”
就在宋庆龄随父返回上海后，孙中山派人把夫人卢慕贞从澳门接至东京。在东京，夫妇二人协商办理了分离手续。照顾卢氏当时的社会影响，孙中山先生只得采用名日分居、实则离婚的变通办法。分居后，卢氏仍回澳门独居，其子孙科等人依旧对她奉养如前。
宋庆龄到达日本的第二天上午，孙中山便携她来到牛达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俩人签订了婚姻《誓约书入其全文如下：
暂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琳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二、将来永远保护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之幸福。三、万一发生违反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条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同上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切手续完毕，当天下午，孙中山携宋庆龄乘车来到大久保百人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了简单的结婚典礼。当时，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捧着一束鲜花显得光彩动人。孙中山则一身笔挺西装，神采奕奕，仪表堂堂。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房间举行，客人有五六十人，其中有犬养毅、宫崎笸藏、营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亭、佐佐木安王郎等许多日本政界的人士，以及孙中山的同志和朋友若干人。他们向新婚夫妇表示了祝贺。然后梅屋夫妇充当主婚人，让新郎和新娘喝交杯酒。犬养毅唱《祝福歌》。
结婚后不久，宋庆龄在写给卫斯理学院的一位同学的信中说：“婚礼是最简单不过的，因为我们俩都讨厌铺张的仪式和诸如此类的东西。我很愉快，尽量帮助我丈夫处理英文来信。我的法文大有长进，现在我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能轻易地边看边翻译出来。你瞧，结婚对我来说好像是上学，只是没有“考试”来打扰我了。”
宋耀如发现女儿失踪以后，立即四处打听，后来得知她已乘一艘日本轮船渡海了。他紧咬牙关，订购了太平洋邮船公司的一张船票直追日本。抵达神户后他乘上一辆火车便赶奔横滨。但是太晚了，待宋耀如赶到时婚礼已经举行完毕。
据宋庆龄回忆，当时她父亲怒气冲冲地来到新郎新娘面前。在一场激烈的争吵中，他指责孙中山背叛了他们的友谊，所做的事愚蠢至极。激愤中，宋耀如提醒孙中山不要忘记他们共同奋斗了20多年，现在胜利指日可待，他最好的朋友怎么能够因为失去理智而破坏彼此的相互信任呢？
当场孙中山镇定自若，他一句话没讲。
宋耀如感到很痛苦。他认为孙中山这一次做得太过分了，并发誓再也不同孙中山或他的冒险行动发生任何关系，同孙中山及其同盟会断绝一切关系。宋耀如还脸色铁青，威胁女儿说要和她脱离父女关系。接下来，他便拂袖而去，搭乘下一班轮船返回了上海。
后来，每当提到女儿宋庆龄的问题，宋家老俩口只是说她“正式同孙博士结合”，然后便缄口不语了。
几个月后，宋耀如对自己的老朋友，传教士步惠廉发泄了他心中的苦闷：“比尔，我一生中从来没有这么伤心过，是我自己的女儿和我的最好的朋友害的。”
尽管当时宋耀如对亲生女儿和多年好友的“背叛行为”十分气愤。但没过多久他还是原谅了他们。他不仅为宋庆龄补办了一份丰厚的嫁妆，包括一套古朴典雅的家俱和一床百子图缎绣被面；而且还一如既往地在政治上和经济上支持孙中山领导的革命事业。虽然在当时，宋耀如尚未必能意识到，宋庆龄与孙中山的结合，已经为宋氏家族的未来前程，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就在宋耀如与孙中山的关系异常紧张时，这期间发了一段小小的插曲。也许是历史有意的安排，这个小小的插曲大大缓和了宋耀如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
1917年，宋耀如的大恩人朱利安·卡尔的夫人南妮太太去世了。卡尔悲伤不已。于是宋耀如建议卡尔作一次环球海上旅行，并在上海小作逗留。卡尔最初反对，后经过再三考虑，接受了宋耀如的建议。
当卡尔抵达上海时，宋耀如戴着通常戴的那顶灰色软呢帽，胖得连他那件蓝哗叽上衣的扣子都扣不上了，亲自到码头迎接了这位恩人。然后他把卡尔带回自己的家中，把自己的夫人和家里的子女-一向卡尔作了介绍。当然宋庆龄除外。
由于卡尔在资助中国革命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出面热情款待他。而卡尔又是宋耀如的恩人和朋友，捐赠的钱也是经过宋耀如的手来资助中国革命的。这样一来，宋耀如和孙中山只得先把一切怨恨都撇在一边。于是卡尔成了宋耀如和孙中山二人共同的贵宾。有两次宴会还是由孙中山亲自主持，宋耀如作陪。孙中山还特地送了三个精致的大瓷瓶给宋耀如的老朋友卡尔将军。
这次历史性的会面，对宋耀如、对孙中山、对卡尔来说都是极其难得的，因为在卡尔访问中国几个月后，宋耀如就因患胃癌而不幸病故。
公元1918年5月3日，52岁的宋耀如溘然长逝。临终时，5个女儿：宋蔼龄、宋庆龄、宋美龄都守护在他的身边。这种三姐妹的团聚就是在以后的岁月里，也是极为少见的。
如果宋耀如当初没有结识孙中山，而是沿着实业家的道路一直走下去，他或许早就成为一个腰缠万贯的巨富，但却不一定能成为一个积极从事反清活动的革命者。正是由于宋耀如在特定的历史时期和特殊的环境下结识了孙中山，才改变了他后半生的人生轨迹，从而成为一个革命者和一个曾对中国近代史产生不小影响的杰出人物，为自己本就富有传奇色彩的人生添上了不平凡的一笔，也为宋氏家族的辉煌提供了一个至关重要的先决条件。
4．民主家庭的典范
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纪初，在大多数的中国传统家庭男子都以家长自居，他们的话像法律一样具有威力，不管对与错都可以强加在孩子头上。或者说他们的话本身就是法律，不管孩子理解不理解愿意不愿意，都要执行。而孩子的要求不管对不对，提出的愿望应该不应该，则全凭家长的一句话：“对”或“不对”和“行”或“不行”。在这样的家庭里，孩子最可怜了。他们的童心很早就泯灭了，唯命是从，看大人的眼色行事，而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或者说按照时代的潮流自由的无拘束地发展。因而也就注定这样家庭出来的孩子多数成不了大气候。
宋蔼龄的家庭则不是这样。在这个家庭里，不论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发表言论。而且当孩子的要求和大人的愿望相。浮时，孩子均可以据理力争并最后使父母满足自己的要求。
宋蔼龄的父母--宋耀如和倪桂珍当年就是自由恋爱（当然父母也同意）而结合的。当年，宋耀如可以因自己上学的要求被拒绝后而“逃跑”，并去干自己想干的事；倪桂珍也可以因缠足发烧而后保持“天足”，当同龄的女孩子在父母严厉的督导下苦学“女红”时，她则可以征得父亲的同意去上学读书，还学会了弹钢琴。
宋耀如的夫人倪桂珍，是一位极端虔诚的基督教徒。她不仅坚信上帝，坚持祈祷，还烙守着传统的观念。在她看来，即便不讲“女子无才便是德”，起码女孩子在读书之余，还应该学会女红，以备将来嫁人后不致受窘。为此宋夫人专门为宋蔼龄请了一位家教师来教小蔼龄学习刺绣。但生性活泼好动的宋蔼龄怎么能忍受得了如此枯燥乏味的刺绣活计呢。她开始消极地抵制或者怠工。老师教了好几天，她却脑子里一片空白。并且每当那老师把“女红活计”读得就象“女叫花子”时，她便忍不住地窃笑起来。以至最后惹恼了那位老师，在宋夫人面前狠狠地奏了宋蔼龄一本。结果，自然是母亲倪氏严厉地训斥了蔼龄一顿。最后还是父亲宋耀如出面才给小蔼龄解围。在宋耀如看来，孩子们应该自由地选择他们的发展。既然刺绣蔼龄不喜欢学，何必勉强她呢。
后来当这些民主的传统沿袭至宋蔼龄他们作了父母时，当然就被很好地继承下来。他们在教育孩子时，就能保持大家风度，而尽可能满足孩子们正当的要求，并且答应了孩子的绝不食言。当年，宋美龄所以10岁时就远渡重洋到美国留学，其原因就是在她生病时父亲答应了她“病好以后她想干什么就干什么”这句话。
宋耀如和倪桂珍夫妇，一生恩恩爱爱，感情笃深。不管是生活富裕还是经济桔据，他们都能勇敢地面对现实并渡过难关，力争不让孩子受一点“委屈”。宋耀如总是随孩子们一起称夫人作“妈咪”，体现了美国的民主和东方的幽默。
宋蔼龄在童年时代接受的完全是正规的西式教育，接受的是正统的宗教生活熏陶，因而民主精神和独立意识非常强烈的执着。这些都应归功于宋耀如这个民主的父亲。
宋耀如通过自己的磨难和经历深刻地认识到，中国传统的压抑个性的陈腐式教育必须改掉，否则民族就会沉沦。因此他完全摈弃了“三从四德”的封建传统，采取民主的教育方式，对男孩女孩一视同仁。比如做为女孩的宋蔼龄也可以接受新式教育。宋耀如常对女儿说：“身为女人不应妨碍自己成为对祖国有成就、有作为的公民。”宋耀如坚持把三个女儿先后送到大洋彼岸的马克谛耶学校接受教育，并让他们寄宿以培养独立生活能力和个人奋斗精神。
宋蔼龄在过去很多年后，还清楚地记着她第一天上学时的情景月B天她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条绿裤子和一件方格呢上衣，辫子上系着蝴蝶结，右口袋里装着一小盒卡拉德和鲍泽公司的黄油硬糖，左口袋里则是一小盒该公司出的又苦又甜的巧克力。她和父亲坐在前一辆黄包车上。后面一辆黄包车上放着一只崭新的黑提箱，里面装的是她的衣服和其他用品，所有物件上都按照寄宿学校的要求，端端正正地写着名字。直到父亲把她留在校长的书房里，走出屋重重地把门关上时，宋蔼龄才情不自禁地掉下眼泪来。
然而也正是家庭这种特有的民主和独立训练，培养了宋蔼龄坚韧不凡的性格。记得她刚学走路时，走一步就要摔一跤。而站在一旁的父亲并不扶她，反而笑着鼓励说：“勇敢的小姑娘，爬起来，自己走！”同时拍着皮球在前面逗她，结果很快蔼龄就能满院子跑了。能走能跑后，宋蔼龄开始和妹妹庆龄在院子里玩耍，在田野里奔跑做各种游戏。一次她和妹妹玩“拉黄包车”的游戏，蔼龄是车夫，庆龄当乘客。结果“车夫”过分投入，用力太猛而使车子失去“控制”，庆龄被抛出车外“哇哇”大哭起来。
想起自己在美国读书时赴乡村漫游的乐趣，宋耀如也要为孩子创造一个这样的环境。于是他在上海虹口郊区盖了一栋房子，并带全家搬到农村去住。在房子的周围，宋耀如筑起一道围墙，以便给孩子一个“狂跑”的小天地。可惜围墙太矮，孩子们可以轻而易举地爬过去，到别人的菜地里跑来跑去。每逢这时，宋耀如都要给村民们一些小钱，解释清楚，然后告诉孩子们要在属于自己的天地里才能玩得痛痛快快。
紧挨着菜地是一棵桃树，每逢5月蜜桃成熟时，姐妹们总要翻过围墙，爬上桃树摘下蜜桃大吃特吃起来。而当一声吆喝，果农来了时，姐妹们则全给吓哭了。逢到此时，作为父亲的宋耀如只好掏钱赔桃并连声道歉。
宋耀如在乡下这个家设计的是中西合壁，半土半洋。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为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有一个大菜园，他经常在菜园里劳动，栽种蔬菜或收获果实。宋耀如要用自己的行动，教育和培养孩子们奋斗向上的精神。
宋蔼龄做为家中的长女，宋耀如夫妇特别喜欢她，甚至有些宠爱。虽然蔼龄长得身体矮胖，相貌平平，但她生性机灵，敢做敢为，甚至有些任性调皮。宋耀如出外往往都带着她。他带她去参观他的印刷厂、面粉厂以增长她的见识，带她坐私人的黄包车（拉车的兼当保镖）在大街上兜风，向她揭示城市背后隐藏着的弱肉强食的真相。做为长女蔼龄和她父亲的感情非常深厚，她是宋耀如办公室里的常客，在商人和她父亲谈生意时，蔼龄总是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里平静地瞧着，圆圆的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父女二人的志趣也十分投机。宋耀如喜欢唱歌，嗓音纯美洪亮，尤其对美国音乐很熟悉。蔼龄继承了父亲的音乐天赋，也酷爱唱歌，很小的时候就跟父亲学会了许多中外歌曲。每逢夏日的夜晚，父女俩引吭高歌。伴着歌声，父女二人的心灵进一步沟通了。
当年宋耀如最爱骑自行车，据讲他是当时上海第一个骑自行车的中国人，学着父亲的样子，宋蔼龄也爱骑自行车。蔼龄10岁生日那天，宋耀如送给她一辆从美国订购的自行车做为生日礼物。从此以后，父女俩常常一块骑车外出兜风。每当路过南京路的外滩时，宋蔼龄总绕着站在那里的外国交通警一圈圈地转，仿佛根本不把那外国警察放在眼里似的。父亲则急得大叫，女儿却十分得意。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一个民主气氛很浓的家庭中长大，她的民主意识的启蒙老师，就是父亲来耀如。这些都决定了宋蔼龄从小就兴趣广泛，业余生活丰富而又充实。在青少年时代，阅读、讲演和办报是她业余生活的三大支柱。
宋蔼龄很小的时候就总缠着父亲，让他给讲故事。宋耀如是个很会讲故事的人。他讲的故事细致人微，富于戏剧性和幽默感。他给蔼龄和妹妹们讲过无数的故事，其中很多都是他在美国的亲身经历。父亲向孩子讲述美国人的热情和友好，旅美华侨的苦难血泪，以及身在异国他乡游子思归的惆怅，教会上层人物的歧视和傲慢等等。他把基督教的平等博爱观点和反清爱国的思想融为一体，向她们进述着。这些故事潜移默化，滋润了蔼龄幼小的心田。
上小学后，宋蔼龄就开始自己阅读父亲从美国订购的大量儿童读物。从父亲的故事和这些儿童读物里，蔼龄觉得自己好像到过地球的那一头，由此她萌发了去美国留学的念头。
1898年，宋蔼龄与父亲宋耀如别出心裁地编了一份《上海儿童报》。这是一份英文打字的小报，报上刊出的文章全部由孩子们自己独立编写。在这块创作的小天地里，宋蔼龄用手中的笔真实而生动地记述了她儿时的所见所闻，描绘了她未来的打算和理想。打字工作最初由父亲担任，蔼龄稍大便接替了父亲担任打字员。这份健康而富有趣味性的家庭小报，一直办到家中最小的两个弟弟--宋子良和宋子安进人上海圣约翰中学才停刊。宋蔼龄从小在这种创造性的自主活动中，得到了很大锻炼。
讲演是宋蔼龄喜爱的另一项活动。6岁时，这个刚上一年级的小学生就开始演习并锻炼演讲。每年蔼龄放假的时候，宋家都要举行一两次小型的家庭演讲会，主要是给宋蔼龄提供一个锻炼提高的机会，也满足她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有时为了更好地培养蔼龄对演讲的兴趣，父亲也要学着孩子的口吻参加演讲，结果逗得孩子们哈哈大笑。
宋蔼龄就是在这样具有浓厚民主思想的家庭里培养和熏陶出来的。而且，也只有这样的家庭和宋耀如、倪桂珍这样的父母，才能够培养出宋霭龄这样的人来。
5．一个远涉重洋的中国小女孩
宋蔼龄5岁以前，父亲就多次带她参加教堂的礼拜仪式，让她初步了解教会与教堂，而后了解和喜欢教会的学校。因为教堂里的唱诗班是由马克谛耶学校16岁以下的女孩子组成的。
宋蔼龄5岁的时候坚决要求上学。当时母亲倪桂珍认为女儿简直是开玩笑，因为蔼龄太小了，恐怕适应不了离家在校的独立生活。宋耀如听了女儿的要求却非常高兴，他举双手赞成蔼龄，认为这是孩子早熟的表现。并且他说服了夫人，郑重其事地领着蔼龄去见马克谛耶女子学校的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又名“女塾”，是外国教会1890年3月在中国开办的第一所收费女子学校。学校根据美国教会办学的宗旨和教育内容，培养亦中亦西的通才。因此设置了语文、英语、历史、地理、宗教、刺绣和烹饪等课程。除语文外，一律用英语教学，甚至连中国的历史和地理课本也是由美国人编写并在美国出版的，而且还由美国教师讲授。应当说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是专门为外国小姐和上海的上流社会子女开设的学校。
海伦校长在办公室接见了宋家父女。
宋耀如郑重地问海伦校长能否收下他5岁的女儿。理查森小姐怀着好奇的心理打量着这个身穿花格呢上衣和绿裤子、梳着两根朝天辫的中国小姑娘，用英语半开玩笑地问道：
“学校可不是捉迷藏的地方，你真的想上学吗？”
宋蔼龄很坚决地点了点头，用英语执拗地答道：“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理查森小姐惊愕异常：“这小女孩能用英语对话了？”
宋耀如不以为然地回道：“没什么，她刚刚学说活时我就教给她讲英语。”
海伦校长真想不到一个5岁的孩子竟能这么准确地表达自己的愿望，而且一脸的庄重让人无法怀疑也无法忽视。校长被小蔼龄吸引住了。她亲切地与这个中国小姑娘交谈起来。交谈后海伦校长才发现，这个小女孩非常的早熟，她知道的东西远远超过了同龄孩子所掌握的范围。于是，海伦校长破例同意了蔼龄的要求，让她人学试读，以“特殊学生”的身份对待。
蔼龄笑了，她用自己的童真战胜了海伦校长。
马克谛耶女子学校从来没有这条规定。
从学校回来后，宋耀如和宋蔼龄都兴奋不已。宋蔼龄花了整整一个星期准备自己的东西，家里特意为她准备了一个黑色的浅底箱子，这是宋蔼龄私人的第一件物品。她把自己所有的衣服都装了进去但仍未满，便嚷着要把冬天穿的衣服也装进去，一直到装不下为止。
学校开学了。父亲陪着女儿来到学校，办妥了一切手续。当父亲和她分手时，宋蔼龄突然感到孤独和陌生，上前紧紧搂住了父亲的脖子，伤心地哭了。
这是蔼龄记事以来第一次真正的流泪。是啊，上学之前她从来没离开过父母一天。
由于学校没有其他和她这么大的孩子，也就自然没有适合霭龄学习的班级。于是她由海伦·理查森小姐专门负责，单独教了她两年。
对于宋蔼龄来讲，学校的生活和家里的生活相比真是太苦了。她不仅要过学习关，还要过生活关。两年以后，蔼龄能跟班学习了，但她仍是全班年龄最小的学生。上课时，宋蔼龄坐在椅子上，双脚离地悬在半空，一节课下来，腿脚都麻木了。小蔼龄用极大的毅力忍受这个痛苦而终于坚持了下来。同样，吃饭的时候同学们你争我抢，可宋蔼龄个子太矮且胳膊太短，够不着饭桌中央的饭菜，吃的又慢，所以饿肚子是经常的事。特别是到了晚上熄灯后，屋子里一片漆黑，她独自一人躺在被窝里难免感到孤独和害怕，小时候听过的鬼怪故事这时也都跑出来吓唬她。小蔼龄越是害怕就越睡不着，越睡不着反就越害怕。但她咬牙坚持，睁着双眼静候天亮。当海伦校长知道这些事后，情不自禁地称赞说：“这样有毅力的孩子，从没见过。”因此她也更加喜欢宋蔼龄了。
宋蔼龄从不认为她上学是个错误决定，也从来未要求父母把她接回家。她顽强地坚持下去，终于腿长长了可以够得着地板，胳膊也长了可以够到饭桌中央的饭菜。当蔼龄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分别于1900年和1904年进入马克谛耶女子学校读书时，姐姐早已是“老资格”的学生了。
在学校学习期间由于经常和小朋友一起，还培养了蔼龄后来那特有的幽默感。有段时间她正在换牙，两颗门牙刚掉。有个大女孩逗她：“宋太太，你的牙怎么啦？”“太太”，蔼龄幽默地回答：“前门被人偷走了。”
1903年，宋耀如决定将自己只有14岁的女儿来蔼龄送到美国留学。为此将她从马克谛耶女校接回来，在家由他亲自教授有关课程，并自称“家庭留美预备学校。”对于这件事当时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他们质问宋耀如：“你是不是疯了？孩子还这么小，她去美国怎样生活？”
人们提的问题有一定的道理。为此，宋耀如去找自己的老朋友步惠廉征求意见。步惠廉激动地对宋耀如说：“你真在女儿身上创造奇迹了。”并答应愿意帮助宋耀如。
宋蔼龄也表示她愿意去美国上学。蔼龄很小的时候，宋耀如就多次给她讲述美国的风土人情和人文地理，以及他自己在那里的充满神奇乐趣的生活，从而使宋蔼龄每每如身临其境一般。长期潜移默化的结果是小蔼龄虽然没去过美国，但对美国并不陌生而且非常向往。
步惠廉给佐治亚州梅肯市的卫斯理学院的贾·杜邦·格里写了封推荐信。卫斯理学院是美国第一所特许设立的女子学院，同范德比尔特大学、圣三一学院和埃墨里学院一样，也是南方卫理公会办的一所学院。
卫斯理学院院长格里是步惠廉的密友。步惠兼给他写了一封长信，介绍宋查理的身世以及在范德比尔特成为卫理公会牧师的经历还有他在中国取得的成就，同时还介绍了宋查理的家庭和几个非凡的儿女特别是宋蔼龄的情况。
1903年夏末，步惠廉收到了格里的复信。录取一位中国牧师的女儿入学念书的前景打动了格里的心。卫斯理学院过去录取过几名美国印第安姑娘，但从来没有录取过中国姑娘。格里建议让宋蔼龄住在他家里，等她适应环境（而且学院里的姑娘们也适应她）之后再人学。当时人学的标准伸缩性很大，特别是那些专为富家子弟开办的小型私立院校，格里表示可以让宋蔼龄作为预科生人学。
当时宋耀如担心如何把蔼龄送到佐治亚州去，正巧步惠廉打算偕家眷回乡度假，他表示愿意携蔼龄同行。
宋蔼龄开始计算日子。当严冬逝去大地回春的时候，她已打点好行装。步惠廉全家计划在5月28日乘太平洋邮轮公司的高丽号轮船离开上海。宋耀如给蔼龄也订了高丽号的船票，然后到葡萄牙领事馆缴了一笔“特别费”给蔼龄买了一张葡萄牙护照。跟他自己自1895年以来，为了预防万一而随身携带的那张护照一模一样。宋耀如自称出生于澳门，所以父母的籍贯决定蔼龄是这块葡萄牙殖民地的公民。这样弄虚作假的做法在当时屡见不鲜，只要破费些钱即可。宋耀如希望至少能够为宋蔼龄提供这点有名无实的保护。
5月的一天，一位身材苗条的姑娘倚着“高丽”号轮船的栏杆，目不转睛地盯着“维多利亚”号小船（宋家并没有合家为宋蔼龄送行，怕她伤心。只是由父亲宋耀如乘维多利亚号小船送女儿上高丽号轮船）。小船上载着她的父亲，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宋蔼龄一动不动地站着，神情自若，直到小船淹没在一片浓雾之中，她这才突然低头哭了起来。然而随即她自言自语道，没有什么可哭的，这毕竟是自己想要做的事情。更重要的是，作为宋耀如的长女，她正开始实现最亲爱的父亲的理想--让自己所有的孩子都能在美国受到教育。
当高丽号轮船离开中国港口驶向美国旧金山时，蔼龄对渐渐远离的家庭充满怀恋之情。此刻，父亲已回到上海郊区的家里。她知道，家里早就习惯沏好了香茶等着，一家都在那里--母亲。妹妹庆龄和美龄、弟弟子文和子良（弟弟子安当时尚未出生），他们啜着清香的热茶，咀嚼着从英国进口的美味夹心糖，听着一家之长讲述带蔼龄登上高丽号轮船的经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