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的教规通常根据圣经即旧约《申命记》第五章中的所谓“广西十诫”即：
（一）除上帝以外，不可有别的神；
（二）不可拜偶像；
（三）不可妄称耶和华上帝的名；
（四）六日勤劳作工，第七日守安息；
（五）当孝敬父母；
（六）不可杀人：
（七）不可奸淫；
（八）不可偷盗；
（九）不可作假见证陷害人；
（十）不可贪人一切所有的。
基督教会的活动和组织：
一般基督教会的基层单位是堂会，通常每一堂会有一个牧师负责传教活动。在牧师之下，由教徒骨干组成堂董会负责行政事务。在一个地区内，同一宗派的各堂会组成地区性组织，全国范围有全国性组织。
基督教会的主要活动就是每周一次公共礼拜。此外还可以组织小组活动，小组活动教徒可以自由参加。
教会的宗教仪式中有五桩所谓“圣事”：洗礼（教徒人教仪式），婚礼，殡葬，圣餐（通常每月一次，教徒分领饼、酒，说是吃喝耶稣的肉和血，就此罪得洗清有了耶稣的生命），圣职（按立牧师的仪式）。
这些圣事都是必须由牧师主持的。
基督教会的教牧人员一般分为二级或三级：主教、副牧长和牧师。教牧人员一般都是终身制。
当年，基督教在太谷最初的传教活动，即遇到了乡民的抵制和反对。人们见到这些金发碧眼的不速之客，不仅有些畏惧也有些仇视。传教士走在路上，有时会有砖头瓦块突然投向他们，常常打得这些外国佬措手不及，狼狈窜逃。
为了消除或减轻人们对基督教的反感情绪，在太谷活动的传教士们改变了策略。他们除了建立教堂讲经布道之外，还在太谷设立了诊所，创办了小学，供人们免费医疗免费入学。
孔繁慈就是在这个时候，带着他的独生儿子孔祥熙来到教会办的仁术医院诊所求医的。
孔繁慈在万般无奈下才来教会，原本是因为他并不了解基督教。然而在太谷的基督教的传教士们，却大都知道中国的孔子--孔圣人，甚至了解孔圣人的后代孔繁慈。
当时大部分中国人都是尊孔信孔的，他们认为只有孔子是最正统的，只有用孔子的思想才能治理好国家，使国家逐渐富强起来。从客观上讲，这些人自觉不自觉地抵制了基督教的传人，使洋人的传教事业从一开始就举步维艰。现在，连孔圣人的后代都主动上门求医，对那些洋教士来说可谓“福从天降”，高兴得他们有些手足无措，直认为这是上帝的安排。传教士认为传教十个中国下层社会的贫民，顶不上传教一个有影响的上层社会分子。孔祥熙父子即是圣人之后，名门出身又知书达理。眼下小祥熙既是他们的病人，更是他们值得培养的一个对象。从这个中国少年身上或许能打开与中国上层社会联系的缺口，从而为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开拓出一个崭新的天地。这应该是一个难得的宣传机会。立此存照，孔家父子本身就极具说服力。
出于这些目的，传教士对待孔祥熙格外地亲切和蔼，彬彬有礼。10岁的孔祥熙毕竟因为一直生活在封闭的环境里面显得有些“不开化”，刚刚接触这些金发碧眼的外国传教士兼医生时，难免有些局促不安。一位洋医生高雅格大夫给孔祥熙做了初步诊断和处置后，告诉孔繁慈保证为他的儿子精心治病，而且表示几天就能治好。为了让孔祥熙更好地配合医治以便好得更快些，洋医生还要求他住院治疗。但小祥熙怎么也不肯答应。洋医生恐怕由此闹僵甚至吓跑这父子二人，只好作罢。他们最后决定，孔祥熙每天上午到医院门诊。于是，孔祥熙的病情很快便得以控制。
仁术医院开设在太谷县城南街，在当时是一座设备较为先进的现代医院。由于中国人吃惯了膏散丸丹，不相信西医西药，所以生意一直很冷清。当时人们还不了解，西医西药是很先进的一种治疗方法，对某些疾病尤其像孔祥熙这种生疮的病，医治起来要见长于我们的传统中医。
孔祥熙每天一趟门诊，一连去了两个星期。实际上用不了这么长时间，传教士为了多接触孔祥熙而有意拖延了，病情大大好转，溃烂的疮口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四周开始长出嫩肉。随着病情的好转，孔祥熙的心情也渐渐开朗起来。和洋大夫接触时，他话也多了，脸上也有了笑容。抓住这千载难逢的机会，高雅格大夫婉转地问孔祥熙：“你可不可以到我们医院住几天？这样，你的病会好得更快。”
孔祥熙想了一会儿，想到每天从家到医院足有6华里，实在不方便，赶上刮风下雨，更是对病情好转一点益处没有，甚至还可能会出现反复。再说仁术医院的免费治疗和热心周到的服务，都使孔祥熙的内心深处发生了“质”的变化，他慢慢地已不再畏惧洋人了，而且愿意多和他们亲近亲近，多聊几句天。
在盛情难却的情况下，孔祥熙点头答应了。
孔祥熙在仁术医院住院期间，教会方面在他身上可谓煞费苦心。医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医生、护士、传教士和有关人员都争先恐后地抢着为这个中国男孩做这做那，忙个不停。特别是专门护理孔祥熙的那位看上去恬静文雅的女护士，对孔祥熙更是格外热心，百依百顺。这位西方式的美人儿不仅打针换药时动作轻柔，面带微笑，而且只要有空就拉着孔祥熙的小手，给他讲圣经故事和童话故事。虽然10岁的孔祥熙这时还难以理解基督教义中博大精深的真谛，但基督教中的一些人物和故事，如耶和华，耶稣以及安息日、十字架等已深深印入了孔祥熙的脑海之中。
在外国医生、护士的精心治疗和苦心照料下，人院一周孔祥熙的病果然痊愈了，疮口也平复如常。孔祥熙高高兴兴地回到了父亲孔繁慈的身边。
孔祥熙的归来，使得当初争论该不该去洋人医院而引起的风波自然平息了，也使得孔繁慈的感激之情油然而生。当初送儿子去教会医院，实际上已是死马当成活马医，没想到眼前的儿子欢蹦乱跳健康如初。何况在给儿子治病的过程中，高雅格大夫得知他常年吸食鸦片，还主动地给他服用了戒烟药，使其多年的恶习终于去了根。这一切怎能不令孔繁慈感激和高兴呢。为了表示自己的一点心意，孔繁慈特意备了一份厚礼，带上孔祥熙来到仁术医院对医生、护士和传教士表示酬谢。医院的洋人们一见他们的工作已经收到了初步效果，哪还在乎什么礼品不礼品呢。院方当即婉言谢绝了孔繁慈的好意，表示为了传播福音他们不收取任何报酬。非但如此，洋医生还表示以后每隔一段，就要到孔家看望孔祥熙一次，为他定期检查身体同时也做一些宣传工作。这样一来二去，孔祥熙觉得这些外国人非常和蔼可亲，便从心里愿意和他们接近和交往。于是彼此之间成了朋友。
为了进一步诱导孔祥熙热爱基督信仰基督教，传教士不时地邀请孔祥熙参加一些宗教活动，像踏青郊游等等。因为太谷本就是个历史悠久的古城，名胜古迹很多，如城关西南的白塔和光化寺等，在当时都颇有名气。此外传教士们更多地还是领着孔祥熙到教堂、医院、学校和其他教会机构参观，让他对西方文化更多地开开眼界，受受熏陶。一边参观，传教士们一边为孔祥熙作讲解说明。教会中的每一个机构、每一个人都对他产生了一种无形的吸引力，吸引着孔祥熙去寻找中国传统文化以外的新知识，及至渴望成为他们之中的一员。
正是由于这次生病而引发的种种铺垫，所以待后来教会学校招生时，孔祥熙毅然决定要去那里读书。
2．初入华美就学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在一种凄凄惶惶的无奈中，人们迎来了1890年的春天。这一年可谓又是中华民族灾难深重的一年。西方各帝国主义列强虎视眈眈，正欲谋掀起新的瓜分中国的浪潮。而当时的清政府腐败无能，眼看着给外患内忧搞得焦头烂额，以致广大的人民群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日忧心忡仲。
国家民族的空前危机和灾难，自然也不可避免地要波及到山西、波及到太谷，因而也在太谷孔家--这个中国最古老的家族中，引起巨大的不安和恐慌。尤其是对孔繁慈父子俩来说，国家时局的日趋恶化，实在令他们深深地为之担忧。尤其是对孔祥熙这样一个刚刚接触了洋人并因此肯于睁开眼睛看世界的少年来说，其心灵的震憾是难以用语言来形容的。摆在面前的诸如强大与软弱、新思想与旧观念、科学与愚昧等种种矛盾冲突，如一股强大的潜流，时刻拍击着孔祥熙的心灵。使他深深地感到，中国之外还应该有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渐渐地孔祥熙对自己苦心学习的中国传统文化感到悲观失望，他在脑海中萌生了弃旧而求新的念头。他要了解外面美好的世界，也要去享受外面这个美好的世界。而孔祥熙希望得到的这一切的一切，都是父亲孔繁慈和家族中任何人都无法满足的。惟一的也是可行的办法，就是去洋人办的教会学校去读书学习。
这一年的春天，刚刚10岁的孔祥熙听说基督教会在当地所办的华美公学即将招收新生的消息，就郑重其事地向父亲孔繁慈提出，他想到华美公学去读书。
华美公学是美国基督教会办的一所西式学校，学制为5年，在这所学校里，不仅有美国传教士讲授数学、自然、地理等课程，还有中国国学基础较好的老师讲授四书五经。
“知子莫如父”。听到儿子的要求，看到儿子一脸的认真和庄重，孔繁慈深深地知道自己肚子里的那点东西已不够孔祥熙用了，因为他懂得一个人在青少年时期所打下的基础对其一生前途的至关重要。况且父子俩一直相依为命，儿子的志向、秉性、以及所要追求的美好理想，孔繁慈比谁心里都清楚，清楚的就像自己手掌上的条条纹路。当即父亲微笑着点头答应了儿子的要求。孔祥熙一蹦老高，转身就去报名并认真准备着录考和开学。
曾在父亲所办的私塾里苦读4年的孔祥熙，有着比同龄孩子更深厚的国学基础，接受能力也很强Z孔祥熙相信自己的能力，相信自己能够学好新的知识。教会学校对孔祥熙来说，一切都是新奇和神圣的，而＿个十来岁的孩子对神圣新奇的东西的追求是强烈的，是任何人都阻挡不了的。
当然教会学校对孔祥熙还有一个很大的诱惑：不收学费。孔祥熙上了华美公学，不仅可以学到知识，还可以帮助父亲减少家用开支，这样一举多得何乐而不为呢！
岂料此事刚一传开，立刻又在孔氏家族内部掀起轩然大波。程家庄井儿院失去了往日的平静与融洽。
当时孔氏家族中的所有人都认为，孔圣人的后代进洋人办的学校学习，简直是天大的笑话，简直败坏门风。如此不成体统的先河一开，将来不可收拾。
于是族中的一位长者，自恃年高望众，劈头发问孔繁慈：
“你们是不是孔家的后代？”
“是”。孔繁慈答道。
“是就好，你说说是外国人的洋玩意儿好，”老者说着翻了孔繁慈一眼，“还是咱们老祖宗的东西好？”
“这--这--”孔繁慈语塞了。
看到孔繁慈答不上来。那老者进一步教训孔繁慈道：“以玄圣的后裔，竟然降格以求，信奉洋教，这不仅是孔门的耻辱，而且更有失神明华胄的体面。小孩子不明事理，你怎么可以答应他呢？”
对于族中长者的发难，孔繁慈无可奈何，知道一时也解释不清。他只好硬着头皮陪笑应道：“您老人家有所不知，进洋人的学校，不一定就非信洋教不可”。
“那也不能进洋学校。和洋人发生关系就不行，会有生命危险。”那老者怒视着孔繁慈，气得胡子一抖一抖的。
双方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不欢而散。
孔繁慈是个知书达理之人，思想较为开化，对世界潮流的发展大趋势，有着自己与众不同的看法。正是因为这一点，他才站在儿子一边，对孔祥熙上“华美公学”读书坚决表示支持。
不过，孔繁慈也深知眼下中国民众痛恨洋人，其反侵略、反洋教的运动一浪高过一浪。当时，在全国各地杀洋人、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比如前些年在孔祥熙还没有出生时，就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天津教案”。对于这一切，孔繁慈认为那都是因为个别的洋人造成的，准确地说是由于个别洋人一些过激的作法造成的。在太谷，孔繁慈亲身经历了儿子有病进教会医院治疗这件事，他接触到的洋人都是和蔼可亲且对他们父子都是倍加关怀和照顾。事实最具说服力。孔繁慈相信太谷的洋人干不出什么“坏事”，既然不干“坏事”，也就发生不了杀洋人，毁教堂这类的事，他们父子的生命也更谈不上有什么危险。
当然，在这里孔繁慈的看法和推理是不够全面的，带有严重的感情色彩。应该说，当年在中国全国范围内掀起的那种群众自发的反侵略、反洋教运动，是由于洋人普遍的不法行为造成的。绝不是“个别”，而是大多数。或者说在中国，洋人传教和群众反教这对矛盾中，传教士是矛盾的主要方面。
当年有一个西方传教士曾直言不讳地说：基督教传人中国，就是要“统治中国，使中国基督教化”。他们要使中国人“爱其教主，乃过于爱其朝廷”。
清朝末年，大批的传教士，在中国宣传基督教，招人“信教”，以张扬外国势力；引人“投教”并出钱收买贫苦的人“吃教”，他们恶意挑拨教徒与非教徒之间的关系，愚弄和控制教徒的思想，甚至明目张胆地勾引中国人背叛祖国。他们办赈灾，办医院，办育婴堂，乃是传教士“用极小的资本，获得最大的结果”的一种传教手段；他们办报刊，办学校，输送留学生是为了培养服从基督教会的各种“人才”，也是“控制中国发展”的“最圆满和最美妙的方式”。传教士以教会、教堂、学校、报馆、医院和育婴堂等为据点，在中国撒开了一张大而密的文化侵略网。可以说，当年的基督教教会，就是西方列强在中国推行侵略政策的大本营。
也正是因为当年那些外国传教士在华罄竹难书的罪恶行为，在神州大地广泛流传并传至山西太谷之后，才在太谷孔氏家族中引起强烈的抵触和巨大的恐慌的。所以说那位族中长者及其所代表的一部分孔门族人，才出面强烈反对孔祥熙到教会开办的学校去读书，尤其反对孔繁慈父子去信什么洋教。在这些因循守旧、顽固不化的人眼里，孔家父子的行为简直就是背叛，一种对祖宗的叛逆行径。所以他们要出面制止，要替天行道。甚至这些人还认为，他们这样做是对孔繁慈父子的一种爱护或说一种拯救。倘若没有他们的这么一种爱心，孔家父子俩指不定要堕落到什么地方去呢。
在当年的中国人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抱着这样愚顽不灵的心理。他们不肯睁开眼睛看世界，只一味地知白守黑，指鹿为马，蒙自己也蒙别人。本来，刚刚发生不久的孔祥熙洋人医院治病的事，已经证实了西方的一些科学技术（包括医学方面）的确比我们先进了许多。我们中国人自己不行的，就首先应该承认，应该虚心学习，然后迎头赶上就是了；而绝对不该为没脏水连同盆里的孩子也一齐倒掉。
写到这里，我们才由衷地感受到，鲁迅先生当年为什么要提出并那般地强调“拿来主义”。
不过在当时，也有一些思想较开明的人认为，西方列强之所以强大，是因为他们有先进的科学。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中国的闭关自守。中国要想变得和西方国家一样强大，就必须向西方先进国家学习。并且，当时也确乎存在一些有识之士，决定用自己从西方洋人手里学来的先进科学知识，来拯救自己的国家，拯救自己的民族。
孔繁慈正是抱定了这种思想，才坚持让孔祥熙上教会学校学习的。
双方在僵持中，眼看着华美公学开学的日子一天天临近。族中的长者和一些“守旧派”人士，看到孔繁慈父子全然不为所动，深恐到时候一开学孔祥熙真的来一个不管不顾，背起书包上学校，那就在族人面前丢尽脸面丧尽长者之风了。没办法，他们只好请出“说和人”出面讲行折衷调解。
“说和人”提出的条件是，让孔祥熙在众人面前答应“只在教会学校读书，不许信奉洋教”。
谁知，孔祥熙也是个难以驯服的孩子。他连这一点要求，也不肯点头答应。在众目睽睽之下，孔祥熙咬紧嘴唇不肯开口，还高昂着脑袋，眼睛向上，一副爱理不理的模样。一时间事情差点又成了僵局。
还是那位“说和人”，毕竟有本事。他一副自嘲的样子，息事宁人地对族中长者说：“孩子既没申辩，也没摇头。没摇头就算表示同意了。”
那位族中长者明知再僵下去也不会有更好的结果，只得顺水推舟做个好人，以家长的口吻训导了孔祥熙几句，然后长叹一声拂袖而去。
孔祥熙父子胜利了！我们的愿望就要实现了！孔祥熙高兴地用小手抱着父亲，摇了又摇。
开学的那一天终于盼来了。孔祥熙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在父亲的陪伴下，高高兴兴地到华美公学报到。一路上，孔繁慈想到自己一生没有多大作为，想到儿子治病已和洋人有了一个好的开端，又想到儿子的将来……不免感慨万千。他一再叮嘱孔祥熙要用心读书，将来一定要为孔家争光。孔祥熙默默听着父亲的话，不住地点着头。他心里在想，今天这来之不易的机会，是通过“斗争”换来的。自己一定要珍惜这个机会，好好读书，绝不辜负父亲的殷殷期望。
华美公学当年就设在太谷县城。其教学宗旨是培养亦中亦西而且对教会有用的人才。当时学校任职的教员中，除了一位教授四书五经的刘凤池先生是中国人外，其余的教师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而且讲授四书五经，只不过是装装门面，表明基督教会也尊重中国传统文化。学校最初的课程安排，完全仿照美国的教育方式，计有天文、地理、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和《圣经》摘要等等；后来又增设了哲学课。学校还要求学生要德智体三方面发展，开设的体育活动有打球、赛跑、跳高、翻杠等。因为这些课程和玩差不多，与中国传统的私塾相比，学生们自然感到新颖别致，都喜欢参加，孔祥熙也不例外。
孔祥熙因为有国学的基础，人又聪明，对新知识的接受能力很强，学习成绩很快就在班上拔了“尖”。老师们都喜欢这个有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圆圆的大脑袋的中国男孩。同学们也都把孔祥熙当成学习的榜样，愿意接近他，和他一起玩。
学校要求学生每天早晨做一次礼拜，每周三有一次祈祷讲经会。这每周一次的讲经会，是孔祥熙最感兴趣的一门课，也是孔祥熙最引以为自豪的一门课。中国传统的授课方式是只许老师讲，不许学生说的“一言堂”，而担任讲经会这门课的美国传教士却教学方法灵话，每节课老师都要留下少许时间，引导学生发言。辩论，学生们可以自由地不受限制地谈自己的看法。
对孔祥熙最有吸引力的就是学生自由发言和辩论，因为他比别的孩子都聪明且反应又快，所以说是学生自由发言，实际上大多数时间是其他学生听孔祥熙的发言。
孔祥熙的儒学基础扎实，又是师从家门，对人世间的一些事情已有了自己的看法和基本立场。他理解基督教义，不是盲从地接受老师的观点，而是拿西方的基督教与中国的传统儒学进行比较和分析，然后向老师提出自己的疑问。孔祥熙提出来的疑问往往是惊人之语，老师如果反应慢一点，还真被他给难住过。
有一次，主讲老师讲述完上帝创造万物、而世上的一切事情都操诸上帝之手的教理后，宣布同学们如有问题可以提问和发言。孔祥熙第一个举手。老师允许后，他从自己的位子上站了起来，从从容容地向老师问道：
“老师，传授科学浅说的老师讲一切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这话对吗？”
讲经的老师不假思索地答道：“当然是对的。”
“那么”，孔祥熙接着再问：“既然风云雷雨都是自然现象，那么您为什么又说，世间一切事物都操诸上帝之手呢？”孔祥熙在提问之前，显然是经过了逻辑推理。
此言一出，四座皆惊。满腹经论的讲经老师想不到一个十来岁的孩子竟提出这样的问题，支吾半天也难以自圆其说。
尽管孔祥熙在校期间，不能算一个安分守己、循规蹈矩的好学生，但中外老师对他一直都很钟爱。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对基督教义好提问题，正说明基督教会施教的一大成功。
学校里有位年轻貌美的女教师，名叫贝如意。她多才多艺，生性活泼，对孔祥熙格外喜爱并另眼相看。贝如意有时看到孔祥熙做了她认为不对的事，就把孔祥熙叫到自己的房间，先是批评几句然后安慰几句，以示关怀。没事的时候，她就教孔祥熙唱歌，给他讲故事。到了星期日，贝如意便带上孔祥熙和其他几个孩子外出游玩。太谷是座古城，建县早而古迹多。贝如意拉着孔祥熙的小手，带他逐一参观，真使孔祥熙心里感到了几分温暖。孔祥熙从小就失去了母爱，使他的童年生活乏味了许多。现在有了这样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对他关心，给他照顾，也算孔祥熙人生不幸中的大幸了。贝如意始终坚定地认为，孔祥熙是个智力超群的孩子，如果好好培养，日后定会前途无量。果然，孔祥熙日后的发迹，恰恰证明了贝如意当年预言的先见之明。
在华美还有一位卫禄义牧师，对孔祥熙也倾注了很多心血。井且，是他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孔祥熙的一生，是孔祥熙没齿难忘的恩师和义父。可惜，庚子年间卫禄义遇难，孔祥熙后来常将此事引为终生憾事。为了报达恩师，孔祥熙发迹后每次赴美都要去探望卫夫人。1934年，孔祥熙还把卫夫人从美国接到太谷住了整整一年。
终于，那美好的让人不胜留恋的5年学习生活，就要过去了。在即将毕业之际，又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对孔祥熙触动极大，以至终生难忘。
1894年7月，孔祥熙即将从华美公学毕业。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双方激战朝鲜牙山一带。清廷对日宣战后，急调各省军队出关增援，四川、陕西的军队日夜兼程出关参战（当时战火已到我国东北），恰巧山西省的太谷、榆次是清廷援兵必经之地。
一个星期天学校放假。当时正是隆冬腊月，孔祥熙出城办事，途中看到几十个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的士兵的路边围了一堆篝火取暖。虽是烤火取暖，可士兵们还是混身打颤，冻得鼻红脸青。街口是一家山西刀削面馆，店里贴着纸条写着价钱，一碗面12文钱。可当士兵进店买面充饥时，店老板却声称少于15文钱不卖。士兵们是冷饿交加，没办法只得照价付钱，吃完面还要强作笑脸向店老板讨碗面汤。
看到这一切，孔祥熙顿生恻隐之心，走上前和士兵们攀谈了起来：“你们开到哪里去？”
“远哩，到关外去跟日本人开仗。”
关外？那里滴水成冰，比山西要冷得多，孔祥熙吃了一惊并脱口而出：“你们就穿单衣、草鞋去关外吗？”
“那有什么办法，只有这些。”
“你们从哪里来呀？”
“四川。”回话人长叹一声：“别说跟日本人打仗，到不了山海关只怕我们早冻死喽。”
这只言片语的简短对话，像一磅重锤，重重地击在孔祥熙的心上。他站在路旁，一言不发，眼睁睁地看着那些视死如归的士兵，在军官的驱赶下又踏上了吉凶未卜的征途。
由于激动，孔祥熙白胖的脸上涌现出一抹红晕，一脸悲愤的表情。他握紧拳头，暗自发誓一定要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事业，以不辱自己的一生。
“路边取暖”这一幕深深印人了孔祥熙的脑海，返回学校后，孔祥熙慷慨陈词，发表了平生第一次反清言论：
“国家发生外战，檄调大军，保卫国疆，最低限度要使将士们吃得饱，穿得暖。如今皇室驱使这种饥寒交惫之师，万里赴援，效死沟渠。这么样的荒谬愚昧，惨若昏愦，岂不是在拿国民性命作儿戏吗？”
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于1894年7月，结束于1895年3月，历时8个月。因这一年是甲午年故史称“中日甲午战争”。
这场战争在日本方面是蓄谋已久的。日本从明治维新后开始走上资本本主义道路，却又带有浓厚的封建性，它从一开始就强烈地要求对外侵略扩张。1874年日本曾武力侵犯中国的台湾。1879年日本吞并了琉球国。与此同时，日本还积极向朝鲜扩张其侵略势力，并且企图对中国实行侵略战争。1885年起，日本开始进行10年扩军计划。这个计划提前两年于1892年完成。1893年日本成立战时大本营，作好了武力吞并朝鲜并进而同中国作战的准备。
当时朝鲜处在腐朽的封建王朝的统治下，国内阶级矛盾十分尖锐，同时统治阶级内部的派系倾轧也很厉害。日本侵略势力乘机在政治和经济上渗透朝鲜内部。1885年，李鸿章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在天津订立一个有关朝鲜的条约，规定以后遇有重大事件，两国或一国需要派兵朝鲜时须互相通知。日本后来就是利用这个条约出兵朝鲜，发动了侵略朝鲜和中国的战争。
1894年春天，朝鲜南部爆发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日本政府认为这是发动侵略战争的时机。它先诱使清朝政府出兵朝鲜，表示“贵政府何不代韩勘乱？……我政府必无他意”。清朝政府得到日本的这种“保征”，又应朝鲜的请求，于五月初一派直隶提督叶志超和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军1500人进驻朝鲜京城汉城以南的牙山。然而意想不到的是，日本随即也派兵以“保护”使馆和侨民为名大举人侵朝鲜。五月初七（6月10日），日军占领了朝鲜京城汉城。在战争形势逼在眼前的时候，清朝政府却先后央求俄国和英国进行“调停”。当时英国政府公然站在支持日本北进的立场上，因而也根本谈不上什么调停。至于沙皇俄国，虽然对日本军国势力的向北扩张持一种警惕的态度，但它又居心叵测地希望中日之间进行一场战争，以便坐收渔人之利。这样一来，沙俄帝国甚至巴不得希望日本早点发动对中国的进攻呢。于是就在满清朝廷磕头作揖地乞求国际调停的时候，日本军阀竟杀气腾腾地动起手来。
1895年春天，在日本下关一个阴沉的日子里，中国清政府的全权代表李鸿章与当时的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签署了完全依照日方条件而订立的屈辱的《马关条约》。届此历时一年有余的“甲午中日战争”，最后以中方的惨败而告彻底结束。
大约就当此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自华美公学毕业了。
3．脱颖而出
人的一生真就是这样，关键的时候往往只有几步，朝东或者朝西仅一步之差，就可能影响甚至改变其一生的命运。假如当年孔祥熙不是突然得了那么一种病并且莫名其妙地医治不好，因此才进入教会医院才接触了洋人，直至后来才有了机会进华美公学读书，并由此和洋人乃至西方社会结下了一生的不解之缘；那么，恐怕中国近现代社会的历史就要改写。起码所谓的“四大家族”当不复存在了。
正当中日“甲午战争”激烈进行之际，孔祥熙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华美公学。5年的求学生涯一晃过去了，孔祥熙也由一个乳臭未干的幼稚顽童，出落成一个容貌不凡且才华横溢的少年。但拿到毕业文凭后，孔祥熙没有忘乎所以，也没有因老师对他的最佳评语而陶醉。相反，他却是一脸惆怅和茫然。5年含辛茹苦得到的一纸毕业证书，虽然说明他已经有了一定的文化知识，但他深知仅仅这点文化知识是不够的。孔祥熙需要继续读书和深造。而在华美公学的毕业，则意味着自己将失去学校的庇护，意味着从此要自己去寻找前程和出路。当时孔祥熙想到，在自己的家乡，在太谷方圆百十里内，还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能满足自己学习的要求。
孔祥熙处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为自己的前途徘徊和仿惶，竟日忧心忡忡。其实，孔祥熙过虑了，华美公学早已考虑到孔祥熙在校期间的表现，认为他是一个天资聪颖、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是个有培养前途的好苗子。这些因素促使校方决定，保送孔祥熙去通州潞河书院深造。
当时的潞河书院是一所设在直隶省（今河北省）通州的一所美国基督教公理会办的教会学校，创办于1867年，创始人名叫谢卫楼。1905年由基督教长老会、公理会和伦敦会合办后，改称华北协和大学。1917年该校与汇文大学合并。1920年华北协和女子大学并人，从而成为蜚声中外的著名学府--燕京大学并且校址迁入北京，原潞河书院改为通县中学。1952年我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时，燕京大学并入国立北京大学。
不过当时，对于华美公学校方的安排，孔祥熙一无所知。一天，孔祥熙正在家里读书，忽然门被推开了，进来一位身高体胖满脸堆笑的外国人。这位不速之客就是那位卫禄义，孔祥熙在华美公学读书期间的一位教师兼传教士。在华美期间，卫禄义和孔祥熙的关系非常好，孔祥熙有什么话都愿意跟卫先生讲。卫先生也非常赏识他的这位中国学生。卫禄义早已从孔祥熙苦恼的表情上，看出他毕业后一时找不着合适的学校的窘况。所以这一天，他特意来孔家告诉孔祥熙父子一个天大的喜讯：“如果你有意进潞河学院，我可以负责代为办理入校手续。同时要是你家中不放心，我愿意亲自送你入学”。
接着卫禄义向孔祥熙介绍了潞河书院的来历及其环境和师资的情况。
去潞河书院读书，孔祥熙自然没有问题。他怎能拂却卫先生的一派好意呢，何况他自己也正为没有一所合适的学校去读书而犯愁呢。
父亲孔繁慈想的则是：儿子已经在教会学校学了5年，半途而废总是不好。尤其时下局势日趋不稳，到教会学校读书一来可以得到教会的保护，二来可以学到一技之长，对将来可以肯定地说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想到这里，孔繁慈就像当年支持儿子人华美公学一样，毅然决然地同意孔祥熙远行潞河书院读书。不过，孔繁慈心里也明白，他这一点头意味着将又有一场风波再起。进教会医院给孩子治病、人华美儿子上学读书，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在重大的压力下都挺过来了，而眼下这一次的结果，又会怎么样呢？在前途未卜的情况下，孔繁慈暗下作好了最坏的打算。
果然不出所料，在孔繁慈答应儿子去潞河书院上学之后，族中的老辈守旧之人旋即向他群起而攻之。
仍是那位有着花白胡子的长者，怒冲冲地找到孔繁慈，见面就劈头盖脑大声呵斥：
“祥熙在本地教会学堂念了5年书，退一步说，就算叫他去散心游玩吧，也未尝不可。现要你居然叫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子，给洋人带到通州去上学。“父母在，不远游”，老祖宗早有明训。你让这么一点点大的孩子离乡背井，千里远行。你究竟是何居心？难道，将来洋人要把祥熙漂洋过海带到外国，我们也可以准吗？”
事情就是这样，无巧不成书。说者无心的话几年后竟果真被听者有心的人实现了。几年之后，孔祥熙真的漂洋过海去了外国。当然这是后话了。
当时孔繁慈只好以理据争，反复向族中人解释现在时代进步了，潮流不可阻挡。朝中的王公大臣都把自己的孩子送进新式学校读书，或者送出国去读书，有眼光的革新人士都在倡导西学，操练新兵。念新学校、学新文化，有什么不好呢？你们难道真的愿意让小群熙一辈子呆在这山沟沟里，不得施展抱负？难道这样做就符合祖宗的意愿吗？如果你们真的爱护小祥熙，就应当随潮流而动，何苦一味阻拦呢？
孔繁慈的这一席话，当下说得众族人无言以对。孔繁慈的脾气，族人们已领教过一回，知道他一拗起来，天王老子都休想把他拉回来。
于是，族长带着族人知趣地走了。但事情并未就此罢休，众人商议后，决定使出“声东击西”的一招--他们派人去找“洋鬼子”卫禄义算帐。
派去的人找到卫禄义，向他严正警告：
“孔祥熙的门第和家世你总知道的。你用邪门左道，把他父子俩迷得昏头转向，念了5年华美公学，居然还要带他上通州。你这种行为，等于拐带玄圣裔孙。别说孔氏家族，地方官府也不许可，就是奏报朝廷晓得了，也要治你的罪。”
孔门族人的责难，使卫禄义一时不知所措。他想了想，连忙解释说：“赴通州求学，完全是孔祥熙和他父亲的意思。这一个问题你们似乎应该去跟他们讨论。”
孔门来人不听卫禄义的这一套，继续威胁道：“我们只知道你要带走孔祥熙。请你记住，太谷官府和地方都不允许你胡作非为。倘若你拐带孔祥熙离开太谷一步，对不起，不论发生任何事情，一概由你自己负责”。
话说的如此强硬，如此绝决，使得卫禄义的心里不免有些害怕。联想到各地不断发生的烧教堂、杀传教士的不愉快之事，他在心里产生了放弃带孔祥熙去通州的念头。
来人见卫禄义低头不语，知道他害怕了，也便转身回村复命去了。
族中长者听了事情的经过，满心以为这次他们得胜了，不免欢喜异常。哪知物极必反，他们这种做法激怒了孔繁慈，并由此更坚定了让儿子去潞河书院读书的决心。他连夜风尘仆仆地赶往县城去见卫禄义，向卫禄义请求道：“我决计把我的儿子孔祥熙交付给你，就像交到上帝手中一样，无论你带到哪里，我都十分放心。”
“孔先生……”一时卫禄义左右为难，想说什么又不知从何说起。
孔繁慈不等他回答，马上接着说道：“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须请你留意，祥熙虽然聪明颖悟，根底不差，不过他的奇心大，言行每易失之于放肆。我要请先生转告学校当局，对他务心严格管教，不可稍存姑息。否则的话，他的学业便不易精良。”
“孔先生，我……”卫禄义不免耸肩摊手，一时哑然。
“卫教圣，我今天和你约定，只要祥熙来日学业有成，我一定叫他永远不忘你的爱护栽培之恩。叫他祝你如父！至于太谷地方上和我族中诸人的反对，你尽可置之不理，而且只管放心，我自有应付的法子，断乎不会使你为难的。”
言之恳切情之真诚，卫禄义深深地被孔繁慈的一席话感动了。他当即责无旁贷地表示：“好的，孔先生的吩咐，我一定照办。”
就这样，孔祥熙父子终于冲破了世俗的偏见和外部的压力。虽然孔祥熙进潞河书院读书一事历经艰难曲折，但最后终告成功。待孔祥熙收拾停当，卫禄义马上亲自陪他启程去通州。
山西太谷与直隶通州，虽属相邻省份，但交通却极不方便。孔繁慈把儿子送了一程又一程，路上叮嘱儿子要听从“义父”的安排，最后才依依不舍地与儿子和他的“洋朋友”分手告别。
在潞河书院学习期间，孔祥熙以他的聪明伶俐，很快赢得了同学们的尊敬。老师们也都非常喜欢他。老师们的“宠爱”，并非只因为孔祥熙聪明伶俐，更重要的是，他们把孔祥熙接受基督教洗礼并进入教会学校读书，视作来中国传教的重大收获和成就。
因为，潞河书院的教师教书一般都属“第二职业”，传教才是他们的主业。平日里，他们传教遇到的最大麻烦，就是中国士大夫阶层对基督教的指责。当时，许多中国士大夫指责基督教为：“崇天主之教，弃孔氏之经，但知有天，无所谓君；但知有天，无所谓父。蔑中国之人伦，从夷狄之谬妄广面对这些指责，西洋教士往往是张口结舌，无言以对。现在则好了，连孔圣人的后代--孔祥熙都来了。传教士们认为，孔祥熙到教会学校读书，本身就是最有价值的宣传。所以，每当出去布道总要带上他，让他以身说教。
孔祥熙既有深厚的国学基础，又接受了西方基督教义的洗礼，加上他的伶牙俐齿，他确实能自圆其说地找出儒学和基督教相似的地方来。孔祥熙向人解释说：基督教称天为父，称一般男女为兄弟姐妹。而《论语》中就有“四海之内皆兄弟也”之训，宋代人也有“民吾同胞”之说。所以，从平等博爱的角度看，中西学说可谓殊途同归。渐渐地，孔祥熙成了传教士讲经传道的得力助手。
就在这时，传来了中国在甲午战争中惨败的消息。1895年春天的日本下关，清政府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了字。该条约规定：
（一）中国承认朝鲜“独立自主”丶实际上朝鲜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二）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和澎湖列岛以及附近岛屿给日本。
（三）中国赔偿军费库白银2万万两。第1年交一半，余分6年交清沫交清前每年须偿付利息百分之五。
（四）添开沙市、重庆、苏州和杭州为通商口岸。
（五）开辟内河新航线，一自宜昌上溯长江至重庆，一自上海沿吴淞江和运河至苏州及杭州。
（六）日本人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市任意设厂制造货物，并运销中国内地，且只按进口货例纳税，免除中国一切内地税。
《马关条约》是个极不平等的条约。它的签订，标志着西方列强侵略中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随后各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掀起了一个划分势力范围的新高潮，中国近代社会亦更进一步殖民地化了。所以，《马关条约》签字的消息传出，便激起了中国各阶层人民的极大愤慨。尤其是台湾人民，得知割台消息后群情激愤，哭声四起。人们一致表示：“愿人人战死而失台，决不愿拱手而让台。”
孔祥熙所看到的和听到的此时皆是西方列强横行霸道、侵略中华大好山河的种种劣行，以及中国的清朝政府腐败黑暗，皇宫贵族穷奢极侈。连年的战争和对内横征暴敛造成国家日见贫穷，人民屡遭涂炭。这铁一般的事实，使得孔祥照周身热血沸腾。他在心灵深处萌发了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思想，青年人所特有的狂热和责任感，激励着孔祥熙决意要做出几件惊天动地的事情来。
4．做爱国青年
甲午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最后惨败，宣告了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满清政府中一部分高层官员所推行的“洋务运动”的彻底破产。当时的满清朝廷全权代表李鸿章自日本一回来，便被朝廷宣布革职处分。其后朝内以光绪皇帝和太傅翁同等人，便力主启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变法之士，以求摆脱危机、富国强兵的根本出路。因而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中国社会一度沸腾起来；“救亡图存、维新变法”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举国上下一派“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势头，中华民族又一次走到了历史的十字路口。
1895年春天，以康有为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积极宣传变法的主张并组织了有1300多人签名的“公车上书”，提出三项主张即：“拒签和约、迁都抗战、变法图强”，一时受到各方的积极响应和支持。当时，图有虚名的光绪皇帝也想藉此有所作为，以摆脱慈禧那拉氏的控制，当一个实实在在的“天子”。因此他对改良派的主张表示接受，并召见了康有为等人，授予他们官职和权力。从1898年6月11日开始，光绪皇帝下令在全国推行新法，从而使改良革新运动达到了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