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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传》

作者：唐德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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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世凯史传再发掘

「纽约时报」现任驻华特派员泰勒（Patrick E. Tyler），最近于二月六日该报发表一篇有关浙江奉化溪口镇，蒋介石故居的「专访」。他说近来蒋在大陆上已不再是个「暴徒恶棍」。相反的，他在溪口的故居已成为海内外游客的朝山圣地（mecca）。每年平均有访客百余万，且在逐年增涨之中。这些访客百分之九十是大陆人，然台湾往访者每年亦不下十余万。

作者并感概地说，文化大革命期中，蒋母王太夫人之墓遭到严重破坏。老人的骸骨与墓石，被红卫兵乱抛于山林之间。可想象是惨不忍睹。但是近年皆全部修复，焕然一新；连那座寺庙「文昌阁」亦经重建，而当今的管理员六十四岁的王某却正是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之一。王某自述是属于当时反对毁墓的「保守派」──其实也是天晓得也。

记得七八○年代之间，我个人亦曾数度返乡。旧中国的骨肉之情，还使我幻想去「访旧宅、扫祖墓」。数度试探没结果之后，返美曾作了一些还乡诗，有句说「指点乡农识墓门，烟云遥拜泪沾襟。先茔哪有孤坟迹？祖宅真无片瓦存……」──我因回去的早，国家还没有开放重建。有些诚实的「乡农」故旧，尚告我实情。那些在开放后才回去的至亲好友，还乡之后，居然还能「哀毁骨立」、「泣血哭墓」，回来告我说：「妈妈的坟还在！妈妈的坟还在！」吾知其为「保守派」红卫兵之杰作也。

前些年与好友游台中「日月潭」，见老总统蒋公曾在潭畔建了一座巍峨的七级浮屠的「慈恩塔」，祭祀的是蒋母遗像。──这位基督大总统，为何建了一座佛教式的浮屠高塔呢？──惭愧的做了个「历史学家」，吾知其心境也。

据泰勒的报导说，蒋公近在大陆（尤其是在浙江奉化一带），其声望至少与毛某平起平坐的。连中共治下的公务人员，都承认「蒋介石不是个坏领袖」。他和毛泽东的分别，只是在意识形态上「各为其主（义）」而已。──毛所致力实行的共产主义；蒋所致力实行的则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如此而已。但是言外之意，在当今世界上，「共产主义」连「共产主义者」对它老人家都已失去信心，则蒋在大陆人民心目中的声望似乎正在直线上升呢。

别外值得注意的是，「纽约时报」这家当今世界上最有权威，也是办得最好的一份报纸，它对中国新闻报导的态度（包括泰勒本人以及十多位他的前任）一向都有其偏见的；尤其是对中国的中央政府。因此中国中央执政者，自西太后、袁世凯而下，诸位总统、主席，到「假皇帝邓小平」（这也是该报封给邓的荣衔），直至江泽民、李鹏，在该报的评述之中简直就没一个好东西。

该报每天都刊在第一版左上角的大牛皮，什么「凡天下可刊载的新闻，无不刊载」（“All the News That is Fitto Print”）。可是去秋江泽民访美，美国工商界在华尔道夫大旅馆，由季辛吉主持的盛大招待会，这则「可刊载」的天大新闻，「纽约时报」硬来它个「只字不提」，把老江封杀得干干净净。

纽约时报这种偏见，因而使早年的国民党和近年的共产党对它都恨得牙痒痒的。巴不得它关门大吉才好。可是「纽约时报」对我们国共两党，如稍示青睐，则被赞誉者又无不喜形于色，争相转播，视若殊荣──乖乖，真是一字之褒，宠踰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

四星级的模范监狱

「纽约时报」何以如此偏激呢？说穿了也没啥深文大义。须知美国这个国家，一开始便是个中产阶级的国家。──它在「殖民时代」（Colonial Period）在维吉尼亚（孙立人的母校所在地）一带，搞「计口授田」（五个黑口可抵三个白口），是一夫授田五十英亩（合三百华亩）。瞧瞧，一个农夫向政府领取耕地，一领便是一口三百亩。五口之家，便一千五百亩。在中国历史上，有几个大地主（包括「官僚大地主」像李鸿章那样），一家能拥有如许的土地？──这还是殖民地呢！工业化以后的美国，那还要谈吗？大地主洛克菲勒向政府捐地筑路，一捐就是四十英里（一百二十华里）。哈里曼一捐就包括大湖七个，今日纽约郊区的「七湖公园」。

可怜我们的土包子毛主席，眼皮浅。他把中国的「地主、万农」列为五毒之首，加以「斗争」。斗他个死去活来，人头滚滚──中共土改时向国际公开的数字是杀地主八十万人！据洋专家说，这数字是实有数字的十分之一。朋友，我们的地主、富农之所有，往往不三五亩土地啊，有什么可「斗争」的呢？

因此，以毛公那样不刷牙、不洗澡的「农民领袖」，去和五帝之首的「美帝」打交道，他知道啥叫「美帝」呢？──但是毛主席牛皮可大啊。他老人家却要领导咱们贫下中农，去斗争美帝，搞世界革命啰。其结果（让我们掉句文），那就叫「奚待蓍龟」啊？

可是把话反过来说。平时锦衣玉食，满口民主人权的纽约时报诸老编，和他们「自由主义者」的政论家和政客们，又哪里知道咱贫下中农的社会是怎么回事呢？由他们信口开河来纵论中国问题，其不流于瞎扯淡，也就不可得矣。

毛死二十年了。再看看今天的情况。前不久，在我们纽约华人小区强力反对下，美国政府罔顾我小区利益，在我「华埠」隔街建了个「模范监狱」。──乖乖，这那叫「监狱」呢？它一座四星级大宾馆哩！你如把它搬到北京的长安大街之上，它比那脏兮兮的「北京店」阔气多了呢！那些所谓「三星级」、「二星级」等等，简直就不能望其项背！──它们二者之间的区别便是顾客的人身自由了：一个是顾客可自由出入；另一个顾客就只能进不能出而已。

因此，在「自由女神」裙下住惯了模范监狱的美国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者（Liberals），就牛皮通天，正气昂然，开口闭口什么「金钱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两者皆可抛」。──你真叫他们去做做毛主席治下、大跃进期间饿死的两千五百万的「贫下中农」看看，那他们就只要半升米，自由不需要了。──笔者本人就有一位亲堂弟夫妇二人，和两个幼儿，一家四口，在毛主席的大跃进中，活活饿死。他们死状之惨是不忍卒述的。但他们也只是当时被饿死的千百万冤魂之一而已。与毛主席的恶政相比，想想「人民公敌蒋介石」（陈伯达所著的书名）治下的中国，也还不算太坏呢。「人民眼睛是雪亮的」，因此蒋公敌和毛公敌在今日大陆，也就平起平坐了。

「纽约时报」是一份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报纸。它的言论、立场，以及它一切对中国的评述，都是从美国中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的价值观念出发的。它的千百万读者和它臭味相投，因而它能一唱百和，成为今日西方最有权威、最有影响力的报纸。──正因为它被西方读者宠坏了，东方读者不知其所以然，震于它的盛名，被它洗了脑，也跟着它起哄，是十分可笑的。相反的，无产阶级同志们乱骂资产阶级和他们的喉舌，实在也是「不怪自家无见识」了。

笔者不敏，谬读时报四十余年了，中了毒、上了瘾。每日清晨喝咖啡、吃面包，简直到了非看它不欢的程度。虽然对它论中国事，强不知以为知的横蛮态度，有时也恨得牙痒痒的。──不过，「新闻归新闻，评论归评论」，它对世界各地新闻报导的深入与详尽，在当今全球各大报中倒是首屈一指的。

因此，今日看到泰勒君有关共产党治下，人民对蒋介石印象之转变的好奇心，倒引发我想起国民党当政数十年中，对袁世凯的评论了。──事实上，直至今日，国共两党的革命史家，对袁世凯这个「皇帝」，就说（骂）得一无是处。与毛、蒋二公相比，袁世凯其人其行是否真的腐烂到底，像国共两党史家所说的，一无是处呢？

最正式的正式大总统

在本篇拙作里，笔者绝无心去替袁世凯平反，说他想做皇帝，没啥不对。我只是觉得这是个「逻辑的问题」。天下事──尤其是政论家论政，历史家论史──哪有什么全是全非的事体呢？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嘛。要搞全是全非，则不特有违于我儒才德、阴阳之道，它也大谬于唯物主义者统一、对立之说。──如此，那就既难服人之口，更难服人之心了。

再者，值此台湾「民选总统」紧锣密鼓之际，各路英雄，赤膊上阵，其结果必然是四只老公鸡，三死一活！死者固然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景况堪怜。而活者，在冠歪毛脱，血迹斑斑之下，真能仰首一鸣，天下皆白哉？我辈「历史学家」，不疑处有疑也。

根据「中华民国」搞「共和政体」（Republicanism）的「法规」（Legitimacy）来说──不！根据世界各国，搞共和政体的法统来说──任何法学家、历史家都不能否认袁世凯是「中华民主共和国」，简称「中华民国」的第一任合法的正式大总统。──他比他的继任「总统」──从黎元洪到李登辉──都更为「正式」、更为「合法」。

黎元洪继任时还有过「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和「中华民国约法」之争；而蒋经国和李登辉的「中华民国」还要加个「在台湾」三字，才能算「合法」呢！

袁世凯就不然了。他是中华民国全国大一统，包括外蒙古、唐努乌梁海和西藏在内（台湾那时在国际法上和香港一样，是被割让成外国的殖民地了），皆有合法代表的各党各派（包括「国民党」），一致公选的、正式的中华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

从纯法理（注意这个「纯」字）上说，袁世凯大总统的正统地位（Legitimate status），和美国第一任大总统，不！世界史上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第一任大总统华盛顿的「正统地位」是完全一样的。──诸位知道，美国的国父华盛顿大总统，并不是「全民直选」的呢。他是在美国「正式独立」（英美巴黎和约，经英国国会于一七八三年正式通过，承认美国独立）之后五年，才由美国国会公选（并非全民直选）出来，翌年（一七八九）在纽约宣誓当总统的呢。

袁世凯则是在「辛亥武昌起义」一周年时，经由中华民国正式国会，合法选出来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其合法性，和当选的法律程序（Due Process of Law），和华盛顿所经过的法律程序，几乎（不，不是「几乎」，是事实上）完全一样的。可是他的继任国家元首，从黎元洪……曹锟、段祺瑞……张作霖……蒋中正……毛泽东……到李登辉、江泽民……，在法理学（Juris prudence）上说，就没那么光鲜了。

袁后李前的国家元首

袁之后且选几个重要的后任总统看看：

黎元洪像美国的克利夫兰一样，一共干了不连续的两任总统。第一任（一九一六－一九一七）之纠纷已如上述。第二任（一九二二－一九二三）就更可笑了。那是「直系军阀」先贵之，后贱之的结果。

在黎的两任之间干得最长的是徐世昌大总统（一九一八－一九二二）。徐是「皖系军阀」所导演的「安福国会」所选出来的。这个国会就是当时孙中山、　陆荣廷等南方政客和军阀所领导的「护法运动」中，所要打倒的对象，其法律地位亦可知矣。

这些总统干得最愚蠢的是那位文盲大总统，布贩子出身的曹锟。他花五千银元一张票，在合法的国会之内，收买了一些「猪仔」议员去投票选举他。终于当了个「贿选大总统」（一九二三－一九二四）。──这些「猪仔」和他们的买主，在法律上都应该是刑事犯，虽然猪仔们都是合法选出的。

其后继曹而来的国家元首有所谓段执政（祺瑞，一九二四－一九二六）和张大元帅（作霖，一九二七－一九二八），他二人连个「总统」名称都不敢当，那就更无法律之可言了。

军阀终于被打倒了。继起的是国共两党「以党治国」的政权。〔笔者附注：共产的领袖们，尤其是毛泽东，硬说「以党治国」是国民党专有的「反动统治」的形式。他们的政权是人民直接建立的「人民政权」，不是「以党治国」──这一点笔者不敢苟同。我认为「人民政权」的统治形式，也就是「以党治国」。──刘少奇、周恩来两位革命领袖在临终之前，口中念念不忘的都是「历史是人民写的」。在人民所写的历史书中，中共今天的政权也是个「以党治国」的政权。这一结论我想一般读者人民，都能接受的。〕

要言不繁：既然是「一党专政」，「以党治国」；以党的「领袖」来代表国家的「元首」。那么从「纯法理」上说，则这种元首、总统、主席、大元帅……只是一种法律代用品（legal substitute）。因为「党」与「国」，究竟是两回事嘛。

就以「老总统」蒋中正先生来说吧，他老人家做了数任「国府主席」，但那都是国民党「以党治（代）国」期中中常会指派的。后来「行宪」了，当了国家元首的「第一任总统」。搞历史的人不能说蒋总统不合法。他们只能说：「国家者，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之组合也。」在那「戡乱」未了时期，「三元素」一样不全，那行宪总统也就不是三全总统了。

毛泽东不通西学　袁世凯土法炼钢

等到毛主席打平天下，霸占了「美庐」，那就更是无法无天一团糟了。中共建国之后，根据人民共和国的法律──先是「共同纲领」，后是「宪法」，老毛干了两任国家元首「主席」（一九四九－五四－五九），五年一任。依法毛主席是「选」出来的。可是毛公公开声明，他的元首地位不是选出来的。文革期间，毛对欧洲来访的贵宾们就坦白地说：

有人说选举很好，很民主，我看选举是个文明的字眼，我就不承认有真正的选举。（一九六七年五月一日毛泽东「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话」，载一九六九年中国出版只供「内部参考」之「毛泽东思想万岁」，页六七三）

既然没有「真正的选举」，所以他一再说，「选举我是不相信的」；「我们的国家是军队打的」（见一九六七年二月三日毛泽东「和卡博、巴庐库同志的谈话」，载同上书，页六六七）。

毛公此言不打紧，但是我们读史者就要替投票选毛的「政协委员」和「人大代表」们不平了。遥想当年出卖灵魂的老国会议员，他们选举曹大总统的选票，还值五千银子一张。如今选举毛主席的选票，竟至「一文不值」？！岂非咄咄怪事？

再者，毛又自称他「焚书坑儒」十倍百倍于秦始皇。事实上，他所直接、间接杀害的人数可能也超过人历史上，所有暴君杀人的总和！──他那里来这么大的权力呢？关于他所掌握的生杀之权，毛氏也有一番怪论。他说：

清朝末年，一些人主张「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体」好比我们的总路线，那是不能变的。西学的「体」不能用。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天赋人权」、「天演论」也不能用。只能用西方的技术。当然，「天赋人权」也是一种错误的思想。什么「天赋人权」？还不是「人」赋「人权」。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我们的权是老百姓赋予的。首先是工人阶级和贫下中农赋予的。（一九六五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毛泽东「在杭州会议上的讲话」，载前书页六二四－六二五）

有心的读者士女，你读到毛主席这一席话，您会感觉到毛骨悚然罢。毛公这位中华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元首，居然认为「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那用什么「体」呢？君主专政？个人独裁？

读罢毛公此言，那我们又怎能多怪对「共和政体」没信心，而要回头去做皇帝的袁世凯呢？──孙中山先生晚年也曾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所以改搞「以俄为师」。张学良、蒋介石和许多「黄埔生」对民主共和失去信心，乃以墨索里尼、希特勒为师，去组织褐衫党、蓝衣社。毛泽东、邓小平等人则去学列宁、斯大林。袁世凯这位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他生也早（比毛泽东大四十四岁），当他发现「民主共和国的『体』也不能用」时，列宁、墨索里尼、希特勒……这些洋老师都还未出现，他就只有回头去搞「土法大炼钢」，找雍正皇帝做老师了。──不怕不识货，就怕货比货。写传记的人，月旦时贤，多学点比较传记学，他对他的英雄（或狗熊），就会有更深一层的了解了。

民国独裁领袖有共同次文化

再者，所谓「民主共和国」（Republic）原是个彻头彻尾的洋东西。对西学没有较深的了解，却偏好强不知以为知，而又颇能举一反三的老学者（包括很多遗老型的国学大师），和五四新青年（像毛泽东），往往对若干基本观念也搞不清楚。若据此一知半解的标语政治学，一朝得志，便号令天下，怎能不误尽苍生？有心读者如稍稍浏览毛公这一小段录音讲辞，便知讲话者和他身边的「英文老师」章含之小姐和李志绥博士等，都该打烂屁股。教不严、师之惰也。在这篇讲稿里毛公把英文里的Right（权利）和Power（权力）都弄不清楚，而谬释典籍，怎能不误国误己呢？

「天演论」里的「天赋人权」者，天生吾民，与生俱生，不可剥夺之「人的权利」（Human Right）也。毛公所说「我们这些人的权是天赋的吗？」这个「权」则是毛氏和他的大小干部所掌握的生杀与夺之「权力」（Power）也。──分不清这个现代文明的基本观念，而欲天下澄清，完成从帝制向民治的政治转型，那就缘木求鱼了。

但在这些基本教义的认知上，袁世凯有时反而较毛泽东更为虚心。对许多现代观念的诠释，袁还不敢强不知以为知。他要靠他朝中一些博学鸿儒，什么东西洋「两顾问」，什么「六君子」、「十三太保」等代为吹嘘，加以解释。「宰相要用读书人」嘛。当续论之。

毛就不然了。他决定要做秦始皇，则宸纲独断，将相圣哲一身兼之，把六君子、十三太保等臭老九，也杀得精光。朋友，吾人啜茗独坐，民国史一卷在手，褒贬之间，欲把袁、毛二公比较一番，则上述对待臭老九的态度，恐怕是他二人最大的区别了。

更有趣的是，笔者近月读「袁世凯全传」（侯宜杰着，一九九四年北京当代出版社出版）。全书凡四十四万余言，都五百六十余页之巨著。全书每见大陆上新发现之史料，征引详博，足见功力。然一字不遗细读之，则知作者笔法仍不脱「窃国」（陈伯达）、「盗国」（黄毅）之旧调。在比较传记学上着力甚微。青灯独坐，笔者戏以铅笔，把百十条作者评袁之辞上「袁世凯」三字划掉，改以「蒋介石」或「毛泽东」三字补入之，再重读全文，竟发现也切贴入微，天衣无缝。哑然失笑之余，也恍恍有悟──原来在近代中国「攻治转型史」中，我们的搞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了。──读者士女，你我升斗小民，如果忽然黄梁一梦，做起了主席、总统或大元帅来，恐怕也要依样画葫芦──这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过程中也是一种「客观实在」（且用个「辩证法」的名辞）。形势比人强，任何人钻入那个形势，都逃不掉那种脸谱！历史家如厚责于袁、蒋、毛三公，那就在「历史学转型」中开倒车，把现代历史科学，又领回司马温公的「臣光曰」的老套路中去了。

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

读者如不惮烦，让我随手（真的是「随手」一翻）抄一段侯宜杰教授评袁之辞。我把袁世凯三字用XXX代之。读者可用袁、蒋、毛三公大名再补入而重读之。自己再「臣光曰」一下，就知道了。原文如下：

在XXX的封建法西斯统治之下，人身自由毫无保障。在北京，有权逮捕人的机关有十余处，最令人毛骨悚然的是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和北京警备司令部。侦探密布，军警四出，人人自危，稍一不慎，即罹逮捕杀头的惨祸。在「二次革命」期间，XXX更是百倍千倍的凶狠，对反对者恣意杀戮，整个北京一片白色恐怖，暗无天日。议员伍汉持、徐秀钧，工党领袖徐企文皆被处以极刑。一般人惨遭杀害者不计其数。（见上引「袁世凯全传」，页三三六－三三七）

这一段极其精彩动人的有关独裁者「次文化」的描述，对袁似稍嫌过分──非袁较蒋、毛仁慈也。是他的老特务东厂、锦衣卫、血滴子那一套，不够现代化也（搞秘密警察也有其「转型」的过程）。

这一段对蒋，尤其是对毛，则颇嫌不足。盖蒋所搞的还是以德、义、俄、日为师的那种老式的「警察国家」（police state）;毛所搞的则是兼东西之长，已臻化境的「没有警察的警察国家」（a police state without police）。这一老套路，我国自文武周公时代即已有之，所谓「使民战栗」也。至始皇帝搞焚书、坑儒，偶语弃市，而登峰造极。其后汉唐酷吏亦间有发明。──毛公所搞的则是冶希特勒、斯大林和秦始皇于一炉的，时人（包括侯宜杰教授）所说的「封建法西斯统治」。──用这套后文革名辞，袁世凯还不大够资格！

我们中国人学习西方「共和政体」何以走上这条绝路呢？小可曲不离口，讲了三十多年的「转型论（病）」，和黑格尔、马克斯师徒的「辩证法」，均可从不同角度加以解释。司马光的「臣光曰的历史哲学」也可解释一部分──从行为科学的观点，回看司马光的「才德论」，也有他的独到之处也；毕竟是中国人说中国事嘛。至于辩证逻辑那一套，原是从纯白种文明的经验中发展出来的，套上东方文明，就死角太多了；「西方」的人权论，也跳不开这个框框──有暇当以历史史实印证之，以就教于高明。历史哲学若不以历史事实加以说明，就是「空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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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伪君子，莫作真小人

再具体的回溯一下。在清末明初的政治转型运动中，转来转去没个出路。到头来大家都要搞「寡头政治」，搞个人独裁。此非袁、蒋、毛三公如此；中山亦不能免也。睹此，我们就可想象出问题之严重，不是司马光的单纯「才德论」所可规范了。

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事实上，在孙、袁、蒋、毛四人之中，大家的最后志愿都是搞个人独裁的最高形式（皇帝）。而在此项追求之中，反以袁为最「低调」（low profile）。他口口声声只想做个「君主立宪」制下的洪宪皇帝，那就于愿已足了。洪宪者，洪〔宏〕扬宪法也。

可是毛泽东的干法，岂是洪宪而已哉？他造宪毁宪。把个依宪法产生的国家元首（刘少奇）杀掉不算；再把个依「党宪」产生的接班党魁（林彪）也赶尽杀绝。最后还要把个泼辣荒淫的老婆（江青）培值成「秦二世」。这算啥名堂呢？

老蒋总统当年为争取革命，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把个监察委员派作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后为着培养经国二世，把康泽变成共俘，又驱除CC（陈立夫），气死黄埔头头（陈诚）。最后还搞个「于又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

纵使是我们的孙老国父，他也不是要党员「按指模」、「盲从」党魁。国父老人家「革命尚未成功」。他老人家如果革命及身成功，他不是个孙列宁才怪呢？！──做了列宁，那就不止是皇帝了；而是太祖高皇帝了。老实说，中山先生是有主义、有政治德行的政治家也。但是形势比人强。在那时代的形势之下（所谓「时势」），他也只好做太祖高皇帝。

中山如系迫于时势，蒋、毛又何独不然？蒋、毛如为时势所造之英雄，袁世凯又何独不然呢？只是我们中国人搞政治最重「名、器」。

子曰：「唯名与器，不可以假人。」

蒋、毛二公虽都有做皇帝之实，而二人不敢蹈袁皇帝之覆辙，力避做皇帝之名。

袁公之不幸，是他原无做皇帝之实，却背了个做皇帝之名。「皇帝」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被认为是「万恶之源」。一个政客，一旦背上做「皇帝」之恶名，他就会变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而遗臭万年了。

可是一个野心政客如果想做皇帝，就真的去搞个帝制运动，努力去做皇帝，这种政客虽是个「真小人」；但是某些野心政客、寡头独裁者，他分明早已是个事实上的皇帝，而表面上却偏偏伪装成「主席」、「总统」去向人民打马虎眼，那这种政客就是「伪君子」了。我们如从「社会伦理学」（Social Ethics）的观点来看，则「做伪君子」反不若「做真小人」之有道德勇气也！

可是，朋友知否？在我们中国的政治圈内，做「伪君子」无伤也！您千万不能做「真小人」。何也？因为在政治圈内耍政治的政客，哪一位不是君子呢？大家都一丘之貉，狐鼠成群，尔虞我诈。兵来将挡，水到火迎。如入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伪君子有啥稀罕？为啥要大惊小怪呢？！

「真小人」就不然了。真小人的表现，第一是「率真」；第二是「笨」。这两重德性，在政治圈内是不易生存的。纵能勉强生存，也要贻臭后世的。

我国政治史上，那一位「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曹操，便是个真小人。但是「天下无孤，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他是有其安定汉末乱局之功勋的。可是他遭人辱骂，也是两千年不能平反。

我民国政治史上，第一任正式大总统袁世凯，原也是个第一等大政客，伪君子。不幸受了儿子愚弄，群小包围，以一念之差，偶一失足，变成了真小人。──至今不能翻身、亦可叹矣。读者如有兴趣，笔者如有时间，当续论之。

今值中华民国现任大总统正在「打拼」时间，我们第一任大总统的故事，对现任的政策与行为，有无直接意义呢？

曰，其契机仍在「伪君子」与「真小人」之间也。忆数载之前，愚有「黄石公园」之游，曾亲闻黄信介君的谠论曰：

「反攻大陆」，说得做不得。

「台湾独立」，做得说不得。

说而不做者，伪君子也。做而不说者，真小人也。前车可鉴！为国为民；为历史，为真理；为爱护历史人物；为两千一百万台胞的福祉，吾深愿当届大总统（不是最后一任大总统），尽量做伪君子。千万莫作真小人也。

一九九六、二、二十五于北美洲

从中原世族到朝鲜监国

袁世凯在近代中国元首中算是短命的，他只活了五十七岁。生于清咸丰九年（一八五九），卒于民国五年（一九一六）。比康有为小一岁；比孙中山大七岁。

袁的寿命虽短，而影响甚大，并且一生事业，阶段分明。他在二十二岁以前，和洪秀全、胡传（胡适的父亲）、康有为青少年时期一样，科场失意；屡考不中，可说是个落泊少年。可是在二十二岁投军之后，正值朝鲜多事。翌年他跟随吴长庆的「庆军」，东渡援韩，迅即脱颖而出。年未三十，他已变成清廷派驻朝鲜的最高负责官吏。甲午战争爆发，袁氏潜返天津，幸免于倭人之追杀。甲午战后，袁因有「知兵」之誉，被李鸿章荐往小站练兵，竟练出一支当时中国最现代化的「新建陆军」。他这支七千人的小小武装，在戊戌政变（一八九八）帝后之争中，被帝党的维新派看中，想加以利用以翦除后党，被袁暗拒。因此「变法」失败，光绪被囚，六君子被杀，袁亦以背弃维新派，而背了破坏变法的恶名。

庚子（一九○○）拳乱突起。袁于前一年底奉诏率其小站新军去济南，继满人毓贤为山东巡抚。毓贤为组训拳民来「扶清灭洋」的始作俑者。不容于洋人；改调山西。袁继任后乃一反毓贤之所为，对拳民大肆镇压。义和团运动乃自山东移入直隶（今河北省），竟为西太后及青年皇族亲贵所接纳，终于惹出了「八国联军」之大祸。在这场国难之中，袁世凯也是毁多于誉的关键人物。被现代史学家所诟病，至今未能平反。

八国联军之后，李鸿章积劳病死，力荐袁世凯继任为「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事实上便是当时大清帝国的宰相。此时袁氏四十二岁，正值壮年。而大乱之后，百废待举。西太后以老病残年之身，吃一堑长一智，亦自觉朝政有改制变法之必要。袁氏在太后信任之下，更成为清末新政的重心所在。——无奈世凯在戊戌时为帝党新派嫉恨太深，时遭掣肘。一九○八年十一月光绪帝与西后于一周之内先后死亡。溥仪即位，光绪胞弟摄政王载沣监国，对袁世凯乃立图报复，欲置之死地。世凯虽幸免于难，然旋即奉旨开缺回籍，做了「离休高干」。可是朝中也就继起无人了。

这时袁氏五十岁，精力犹旺，而久掌军政大权，羽翼已丰。虽被迫退休回籍，然国中一有变乱，彼势必卷土重来，时人皆可预测也。果然袁氏「退休」未及三年，武昌城内一声炮响，辛亥革命爆发起来，颟顸的满族亲贵应付不了；这位「洹上钓叟」，收起了钓竿，重握枪杆，就再掌政权了。——这便是「辛亥革命」前，那位后来做了「中华民国第一任正式大总统」的袁世凯学历和经历的大略。

一个有重大影响的政治人物，他一身成败的因素是很复杂的。我们看「辛亥前的袁世凯」，他以一位「考场失意」的青少年，竟于短短的二十年中窜升至大清帝国的宰相，不能说不是一帆风顺。其所以然者，众多历史家和传记作家虽各说各话，但是大体上他们也有若干共同语言，那就是袁老四基本上不是个好东西。人之初、性本恶。国共两党的党史家也就把老袁形容成比曹操还要坏的坏人。笔者由于家庭背景的关系（详下节），接触袁氏各种史料，包括「街谈巷议」，至今也有六七十年之久了。早年由于不同史料的影响，对袁的看法亦时有起伏。——大致在十岁之前吧，我就听到一则显然是外人编造的袁某看戏的故事。信以为真，而恨死了「袁世凯」。

这故事是：某次袁看京戏「捉放曹」。当曹操说出「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一句话时，袁世凯摇摇头说，曹操太无用了。他那时如果把救他一命的恩人陈宫，也一起杀了，这句恶言那会流传千古呢？我记得说这故事的老鸦片鬼，更开玩笑的说，袁世凯也太无用了。既有此意，看戏时又何必说出呢？他不说出，又有谁知道他「比曹操还坏呢」？——这故事一出，一屋老头子笑声震天。我那时是坐在屋角里的小娃儿，居然也听懂这故事，也跟着大笑，其情至今不忘。——后来我长大了，才渐渐了解到，这则动人的故事，应该是说相声的人编造的，但是我对袁世凯的其它真实的「恶行」，如幼年是纨袴子，不读书；中年是封建官僚，出卖「变法」，「镇压农民起义」；老年更一坏到底，「背叛民国，妄图帝制」等等，也认为都是恶迹昭彰，「罪无可逭」的。

我这项信念，抗战时期在沙坪坝上读历史，才第一次发生了动摇。郭廷以老师在班上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是爱国志士之行。「袁世凯居然也做过『爱国志士』？」这对我是个小小的启蒙。后来私淑于胡适老师之门墙，老师一再告我要「不疑处有疑」。「不疑处有疑」，那就是一项智慧经验上的震撼了。及老，阅人更多，近现代中国历史的发展亦渐有轨迹可循。论史论政，固不敢自诩是十分客观。然无欲则刚，心平气和，则时以自勉也。今日为袁氏史传再发掘，只敢说以心平气和之言，以就教于心平气和的读者罢了。——请先从袁世凯的家世与幼年说起。然限于篇幅，只论其可评可议者，不及其它细节也。读者贤明，不论知我罪我，均盼随时赐教也。

聊聊咱传统中国的家族制

在传统中国里，家族背景，对一个官僚的政治行为是有其决定性影响的。但是家族究竟是个什么东西？亦拟从宏观史学的角度，不揣浅薄，略加诠释。

旅美民族学家许朗光教授，曾以三个Ｃ字打头的英文名辞：Clan（家族）、Club（社交俱乐部）和Caste（印度阶级制），来概括中国、美国和印度三种迥然不同的社会结构。笔者久居联合国所在地之纽约，亦尝与役印度，再返观祖国。涉猎许子之书，真是心有戚戚焉。

我祖国者，实世界各族中别具一格之「文化整体」（culturalentity）也。论其传统政治社会的组织形式，则是国家强于社会；职业官僚，层层节制之农业大帝国也。论其社会阶层则以士农工商为序；而贯穿其间者，则为其基本结构之家族也。

传统中国里的家族组织之严密，其所负担的社会职责之重大，实远非美国之社交俱乐部（包括教会），所可比拟。而中国士农工商之社会阶级则可相互转移（transferable），不若印度阶级之壁垒森严，绝不容相互踰越也。

传统中国既然是「国家」（State）独大，则加入国家的管理阶层，换言之，也就是「入朝为官」，便成为全国人民所共同向往的最尊贵的职业了。一朝为官，则名利、权势、荣耀、智慧、黄金、美女……，凡人类七情六欲上之所追求者，一时俱来。官越大、权愈重，则报酬愈多。——因此小人之为官也，则毋需杀人越货、绑花票、抢银行。贼之所需，官皆有之。俗语所谓「贼来如梳，官来如剃也」。君子之为官也，则圣贤之志，救世济民；菩萨心肠，成佛作祖，皆可于官府之中求之。毋需摩顶放踵，吃素打坐也。

可是为官之道，唯士为能。农工商不与焉。俗语说「行行出状元」，那是「旧中原」里的土阿Ｑ，自宽之言也。——行行皆可噉饭，原是事实。「出状元」则只此一行，外行就没有了。——凡此皆足使来自异文化的观察家，为之瞠目结舌，认为古怪的支那，为「一条出路之社会」（a single-career society）。英雄亿万，出路只有一条，则此路之大塞车，就可以想象了。

因此仕途虽窄，依法除少数倡优贱民，和近代所谓「禁治产人」之外，人人可得而行之。这就是唐太宗（生于公元五九九，在位六二六─六四九）以后，千年未废的「科举」了。但是考科举却与买「乐透奖券」无异也。购者千万，得者万一。吾人读史千年，书本上所接触的什么三公九卿、州牧刺史、封疆大吏、中兴名臣……所谓「科甲正途出身」者，也都是「乐透得主」也。祇是故事读多了，就见怪不怪而已。至于「乐透失主」的凄惨情况，就很少人注意了。

记得多年前读中文版「读者文摘」。有文曰「老兄，你是个奇迹」。何奇也：原来人类在母体中结胎时，卵子只有一个，而向其蜂拥而来，争取交配的，则精子十万也。胡适有诗曰：「虽一人得奖，要个个争先」。十万取一，才变出老兄；则老兄岂非奇迹哉？——因此上述的科甲正途出身的达官贵人、名公巨卿，也都是「老兄式」的，科举制度下之「奇迹」也。

再者，在咱古老中国里，没啥「人权」也。因此我们那些学富五车的「国学大师」，和读烂「资治通鉴」、「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伟大舵手、伟大领袖毛主席，也不知啥叫人权（详上篇）。何也？因为「人权」的基础是西方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而个人主义又是西方「民主政治」的基础。可是独善其身的个人主义却是我们东方人（尤其是中国人），所最瞧不起的德性。——传统中国的社会基层单位，不是个人，而是上引许教授所说的家族也。

中国的家族原像一窝蜜蜂，上有蜂王（毛主席、蒋总统、邓上皇），下有蜂群（工蜂、雄蜂）。大家吃大锅饭，分工合作，共存共荣。一个传统家族往往是个孔孟主义之下，「五世同堂」的迷你共产主义的大同世界。「共产」搞久了，各房兄弟吵架，要「分家」、要「析产」。分出的各「小房」，还是个吃大锅饭的「迷你共产主义」！

这个古怪现象，不特熟读「红楼梦」、「金瓶梅」、「金粉世家」的小说读者，知其细节。甚至是许多老到像笔者这样的「中国人」，都是亲身经历过的。——我想这一现象，今日的「台湾人」家族中可能也还有。十多年前笔者在桃园县访问过的一户张家，便是如此。大陆上肯定也还有。至少第一家庭，首户邓家，据说便是如此。吃邓小平先生家大锅饭的，佣工之外，老少主人便有十余人之多。至于他们是否分过家、析过产，那就要去追问我的同行历史家毛毛了。——不论毛毛如何说，今日北京邓府，便是近代中国「家族转型史」中活生生的过渡现象。老祖父怜儿惜孙，还贪恋那「五世同堂」之「福」。（老蒋公亦如此也。所以他把嫡孙一个个的宠坏；庶孙见不了爷爷，就反而变成佳子弟了。）——我保证，邓老祖父一死，除家庭派对之外，他们邓家便再也不会有十余人同吃大锅饭的事了。历史三峡之水，不能倒流也。但是这一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东方传统人伦，是不会泯灭的。它将是「后西方时代」，中国造产品，出口转内销的主要项目之一也。

旧中原的官宦之家

在试撰上节的两千字衍文之前，在下曾咬笔甚久，原思整节删去而终未果行者，盖中国传统家族制，今已迅速转型。它对老辈「中国人」、「外省人」或「荣民老兵」，固属老生常谈。而它对四五十岁以下的「台湾人」、「本省人」、「眷村子女」和「海外华裔」，甚至文革以后的大陆同胞，就是和「辫子」、「小脚」一样的骨董了。——不把这些骨董搞清楚，那我们对「袁世凯」这件古玩，也就不大容易说得明白了。

袁世凯便是出生于河南省东南部项城县，一宗累世以农为业，聚族而居的大家族。在这种家族里，扶植聪颖子弟，读书上进，参加科举，几乎是合族的事业。偶有佳子弟，「连科及第」、「为官为府」（凤阳花鼓的鼓词），他不但可以荣宗耀祖；合族上下，都可鸡犬升天。——祇是这一「乐透大奖」不易取得。屡试不第，才是士子之常情；榜上有名，那才是意外。

笔者出生的那个合肥唐家，今日有高速公路可通，与项城之间半日车程耳。所以在满清时代，皖北和豫东经济和文化的客观条件，几乎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可怜的我们唐氏老农，历大清二百六十八年之中，只考中了一个秀才。——俗语说「穷秀才、富举人」，考个秀才，管屁用？其惨可知也。不服气而去造反，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张献忠、洪秀全等寥寥数人而已。其它千百万「屡试不第」者，包括我的老祖宗和曾国藩的爸爸曾麟书（他老人家也前后考了二十五年未考取），就「认命」了。

项城袁家，显然原来也是屡考不第的，以致数百年没没无闻。——想不到在满清末叶的道光年间（一八二一─一八五○），他们袁府忽然一声春雷，大「发」起来。父子进士，兄弟举人，一时俱来。不数年间，项城袁氏一下便从畎亩小民，变成官宦世家了。

今且把侯宜杰教授为他们早期袁家所制的世系表复印如下。再以诸家之说分析之。

在本表中，我们可看到袁耀东（可能是个屡试不第的老童生，三家村老垫师，所谓「世业儒」者也。见「容庵弟子记」），他有子四人：树三（一八○一─？）、甲三（一八○六─一八六三）、凤三、重三。长三子均为或考或捐（出钱买）的秀才。但是老二甲三却「连科及第」。中举之后，又于道光十五年（一八三五，鸦片战争前四年）在北京考中进士。——举人和进士是不能花钱「捐」的。

甲三与曾国藩（一八一一─一八七二；一八三八年进士）同时；稍长于李鸿章（一八二三─一九○一；一八四七年进士）。在他学成则仕期间，正值清末内忧外患最烈之时；亦是汉族文臣开始带兵习武时期。因此甲三和曾、李一样，在剿灭太平军和捻军的战役中，都是立有军功的文职大臣。甲三不幸只活了五十七岁。官运方隆时，就一命呜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