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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三的长子保恒（一八二六─一八七八）也是道光三十年（一八五○）的进士。比他父亲的进士晚十五年；比李鸿章的进士晚三年。他和李同时；一直也是李鸿章的得力助手。文事武功也都烜赫一时。可惜袁保恒也只活了五十二岁就死了。因为他曾作过翰林院编修，所以卒谥「文诚」。在满清颁赠谥法的惯例中，只有生前曾入翰苑，死后才能谥「文」字，如曾文正、李文忠、张文襄……等等。保恒谥「文诚」，其父只谥「端敏」，是子胜于父也。

他们的父子进士之外，树三的幼子保庆（一八二九─一八七三；此处房兆楹在「清代名人传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1644─1912.Edited by Ar-thur W. Hummel. Washington：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943─44.2vol.Reprinted by SMN Publishing Inc.Taipei,1991.）误为一八九三，今顺便校正之），和甲三的次子保龄（一八四一─一八八九）也同为举人。这使我想到我唐家那些老祖宗，考了两百年，只考出过秀才来；二者之间，真是不可以道里计了。不过据说我的老祖宗们在清初也有借口，说他们是难民，「义不食周粟」。大明遗民，不屑要满虏的「功名」。——没个考科名的传统，等到子孙要想图个把功名，就考不到了。

可是在这点「酸葡萄」之外，我还是要提醒读者，帝制时代考科举，原是十考九不取的啊。——屡考不取，才是正常现象；考取了才是反常和意外。不是书读得好，就一定可以高中的。当时人称做：「一命二运三风水，四积阴功五读书。」——读书只是参加科举五要件的末项。

他们袁家的「三」字辈，和「保」字辈，在道光年间，忽然来个「父子进士，弟兄举人」，大红大紫了一阵了。到「世」字辈、「克」字辈，便再度滑坡，又屡试不第了。

再者，袁府最得意的两辈祖宗甲三和保恒兄弟行，寿命都很短：甲三算是最高寿，只活了五十七岁。其后则保恒五十二；保龄四十八；保庆则只活了四十四岁。可说都是死在壮年。据说袁府其它「保」字辈兄弟，也都寿命不长。

袁家这个短寿的传统，对后来做了总统的袁世凯，也是他生命中很大的压力——他在五十五六岁的时候（与国民党和日本斗争最激烈之时），他就怕他自己也余日无多了。

他既有这桩迷信的恐惧，「大太子」袁克定，以迷信治迷信就乘虚而入了。克定认为只有做皇帝，作「真命天子」，才能突破他们袁氏家族传统里的生死大关——项城显然是听信了太子之言；堕入「欺父误国」的太子术中，才决心称帝的。——这也是民国史上「迷信影响政治」的实例之一吧。

朋友，你以为民国领袖中，只有一个搞封建帝王之术的袁世凯，才迷信吗？非也。那位基督大总统蒋中正、无神大导师毛泽东，其迷信的程度皆不在袁皇帝之下；非关本题，就不用多说了。

以上便是出了个总统兼皇帝之袁世凯的旧中原地区，农业社会之结构与运作的大略情况。至于李登辉总统最近所号召的「新中原」的远景若何，笔者就无从逆料了。还是静观其变再说吧。

以下再谈谈袁世凯其人。

袁世凯和他的兄弟行

袁世凯是袁甲三长兄树三的孙子；是树三长子袁保中的第四子（见上表），他出生时正值袁家在内战中，打了个小胜仗，故取名世凯。保中也是个秀才，生子六人。世凯行四，俗呼「袁老四」。这六兄弟中只世敦一人为保中元配所生。余均侧室（姨太太）之子，在传统的宗法社会里叫做「庶出」。——世凯晚年欲葬生母刘氏（已扶正），于项城祖茔「正穴」，为世敦所峻拒。一般史家包括房兆楹夫妇和陈志让、侯宜杰，都认为是宗法礼教中的「嫡庶之争」，实非也。他兄弟之失和，盖起于拳乱时期。庚子前世敦原在山东任「营官」，补用知府，前途看好。迨世凯出任山东巡抚时，背景坚实。政敌衔恨，然无奈他何，乃杀鸡儆猴，拿乃兄开刀，说世敦纵勇扰民，予以革职，并驱逐回籍。世敦大好宦途，顿遭摧折。此事分明是世敦代弟受过，而世凯不但未加维护，或不无弃兄自保之嫌。以致世敦含恨在心。迨世凯返籍葬母，乃借口庶母不应入正穴，而予以难堪，以泄私愤。气得世凯亦永不再回项城故里，而寄居彰德（今安阳市）──此是后话。因诸家颇有异辞，故于此顺补一笔耳。

世凯生父袁保中可能只是个「捐班秀才」，却生子六人；而他的胞弟「举人大老爷」袁保庆，则年近不惑（四十），膝下犹虚。经过家庭会议，乃把七岁的世凯过继给胞叔保庆为子。（见上引房文及哥大所编「民国名人传」，卷四，页七九（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Republication China Edited by Howard L. Boorman & Richard G. How-ard,in4vols.New York & London,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71.vol.4,p.79.））自此他就跟随养父及养母牛氏生活。保庆宦途不恶，最后官至江苏「盐法道」任职南京。道员是当时府县之上的高级地方官。随父在任的小世凯，当然也是个尊贵的小「衙内」。不幸的是袁道台未几即死于任所，年方十四的世凯就只好奉母回籍了。翌年世凯的生父袁保中，又病死项城故宅。越年两丧，世凯母子就是不折不扣的寡妇孤儿了。——袁氏两代显宦，虽然不愁衣食，但他们毕竟是孀妇孤雏。反袁的作家，总欢喜说世凯幼年在南京花天酒地。其实十三四岁的孩子，又能花天酒地到那儿去呢？

十五岁以后的袁世凯，便被他堂叔袁保恒翰林接去北京，继续其科举教育的「帖括之学」（习作八股文）。在亲丧「服阙」（三年）之后，他在堂叔严厉的管教之下，显然是以「监生」（捐来的秀才）身分回开封参加「乡试」而落第。三年后再考，还是落第。——保恒自已是科甲出身，乃鼓励乃侄再接再厉，然世凯自知久困科场之非计，在此期间，他已与于氏夫人结婚，就永别科门，另寻出路了。

后世之论袁者，每说他是纨袴子，不用功，故两试不第。在下却不以为然也。盖当年科举考试，谁能期其必中？试看长袁一岁的康有为——岭南名士，一代大儒，文胆梁启超的业师，不能说读书不用功吧。然康某考举人，五试不售，困于考场者十八年。可算是十分惨烈也。以故世凯终于投笔从戎，未始不是个明智的抉择。

小钦差、大监国、抗日反帝

前节已言之，当年科举时代，落第士子是惨不忍言的。自已前途暗淡不说了，举家乃至合族的失望，才使你痛不欲生呢！洪秀全天王落第归来，一病四十日不醒。终于见到上帝爸爸的故事，在那个时代，说来也不算稀奇，只是各种上帝的训示不同罢了。笔者这一辈老华人，系出旧中原，去古未远，幼年时听到有关科场的故事多着呢。

所以袁世凯青年时代的遭遇，不是什么例外。他和长他十八岁的胡传（一八四一─一八九五，胡适之父）落第后的故事，简直如出一辙。胡传落第后去投奔吴大澄（一八三五─一九○二），袁世凯落第后去投奔吴长庆（一八三四─一八八四），都是不得已而为之的。

据当年淮军遗族传言，世凯第一个投奔对象原是较高级的刘铭传（一八三六─一八九六）。刘不纳，乃改荐他去山东登州投吴长庆。从此便一帆风顺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在朝鲜十二年的工作和成就，大致可以归纳于如下数项：

一、敉平朝鲜「壬午（一八八二）兵变」：一八八二年朝鲜在日本暗中煽动下，发生兵变。清廷派丁汝昌率海军三舰；吴长庆率陆军（庆军）六营赴援。终执大院君至华。并驱逐前来干扰之日军。此时袁世凯才二十三岁，任庆军营务处。几乎一手戡平此乱，而崭露头角，朝野众口交赞。事详不备述。

二、督练亲军、整理财政，再平「甲申（一八八四）之乱」：此时朝鲜内部之糟乱有甚于中国。世凯为练军四千人以自卫；并为整理财政以自给。迨朝鲜亲日派勾结日人，于甲申十二月再度发动政变时，世凯临机应变，独排众议，加以镇压。日本势力，第二次被逐出朝鲜。

三、护送大院君返朝（一八八五年十月），出任商务委员，作驻韩「小钦差」，撑持危局：此时世凯不过二十六岁。但其后九年他在朝鲜竟然大权独揽，做了藩邦实际的「监国」。颐指气使，纵横捭阖，不但三韩朝野大为慑服，环伺的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亦瞠目结舌，无如之何。——可惜的是大厦既倒，一木难支。甲午平壤兵败（注意：此非袁氏之过），世凯于最后关头，始奉命匆忙撤退。日人此时恨袁入骨。袁公如不幸被俘，其下场不会比一九二八年「济南惨案」时的交涉员蔡公时更好也！

打赤膊，持大刀，翻墙头

关于袁世凯在朝鲜这段掌故，笔者在幼年期即耳熟能详。因我家原是淮军遗族，传闻滋多，而庐江吴家（吴长庆的家庭）亦是先母的外婆家。吾幼年即曾随表兄弟辈，嬉戏于吴家花园。男孩淘气，某次以竹竿捣下巨大蜂巢，被数千黄蜂追逐，几遭不测，如今记忆犹新也。──那时去古未远。我记得还看过吴长庆逝世时，朝鲜国王所遣专使致祭的礼品。

不过斯时的吴氏遗族对袁的评论，几乎全是负面的。他们认为袁对他们的延陵公是忘恩负义。──吴长庆于壬午之役曾「打赤膊、持大刀、翻越韩国宫墙……」，真是功莫大焉。谁知其后小小的奸臣袁世凯，在中堂（李鸿章）之前进谗言，化功为过，被斥退回籍……云云。

等到我在郭廷以老师班上听到袁世凯的故事，再在各种参考书内发现袁世凯竟然是个「现代班超」，始豁然有悟。──原来当年朝鲜那样复杂的「内忧」（派系倾轧）、「外患」（五大帝国主义环伺）的局面，实在不是一位「打赤膊、拿大刀、翻墙头」的老外公的老外公，所能应付得了的。所以最后被「中堂」褫职，返乡务农。

后来李宗仁先生也告诉过我一则，他把那最忠于他，也是「打赤膊、拿大刀」，武功赫赫的老部下何武将军，褫职还乡务农的故事。李说「何武的军职只能到此为止」（见「李宗仁回忆录」第十五章末段），使我不禁联想到我那「打赤膊、拿大刀」的老外公的老外公的故事，不禁大笑起来。

不过那时应付不了高丽那样复杂局面的人，又岂止那位打赤膊的吴长庆？纵是「大魁天下」的张状元（謇）；一代大儒的马建忠；学贯中西、官至宰辅的唐绍仪；身任驻朝督办的吴兆有；商务委员的陈树棠，也照样应付不了。国内六部九卿中的干吏能员，也找不出一个才能应变的官吏，可以肩挑此一重担。

量材器使，李鸿章找来找去，只有这个二十几岁的小毛头，一代「奇才」（吴大澄评语）、「治世之能臣，乱世之枭雄」的袁阿瞒，足当此任──胜任愉快，甚至游刃有余！

传统「宗藩关系」的最后忠臣[小说下载尽在--书香门第]

记录袁氏在朝鲜这段不平凡经历的史传，而能遍用东西史料者，当以吾友陈志让教授最为深入。然志让的「袁世凯（一八五九—一九一六）的紫（黄）袍加身」（Jerome Ch’en,Yuan Shih-k’ai,1859-1916：BrutusAs-sumesthe Purple.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1）及其续编诸书，皆雅书敷陈；至于袁氏在中国历史发展中，所扮演者究系何种角色，则未言其详也。台海两岸史学界，近年所见涉及袁氏之专著，当以上引侯君「全传」，最为翔实。书中所发掘之新史料亦最多。关于在朝鲜之一段，则讥剌多于分析，亦美中不足也。

盖中朝关系原为已有三千年历史的东方文明中之「宗藩制度」的一环。吾人治比较史学，固知东方民族史中之「宗藩关系」，与西方民族史中之「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关系」，绝不可混为一谈！二者是截然不同的两种制度。言其详，则千页巨着，不能竟意。——今且试言其概念。

西方殖民主义之要点在强者剥削弱者。剥削方式容有不同，规模大小、深浅亦各异其趣，然其基本原则无异也。

须知东方（基本上是中国）的宗藩制度，实源自周初的封建制。据可靠史料如清人顾栋高所撰「春秋大事表」，春秋时代（公元前七七○—前四七六），周天子之下有二○九个「诸侯国」。其中与天子同姓者有五十二国。国有大小；诸侯名位有高低（分公侯伯子男五等）。天子与诸侯之间，都有若干义务要遵守，相辅相成。但是他们之间，却没有「剥削」的关系。——因此他们之间的情势，就很像今天的「联合国」。

联合国今日有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大的会员国之下还有若干「附庸国」（Dependent States），像英国的百慕达和香港；美国的波多黎各和关岛。加起来也有二百一十七个代表单位之多。——两者之间连数目字都十分接近。真是无巧不成书。

今日的联合国对它的会员国有许多义务，如解释法理、保护安全；乃至提升经济、卫生、文教、环保等等之工作。联合国如本身有力量，则由「安全理事会」执行其义务。这在我国周朝，便叫做「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如果联合国没力量，要由美国来代劳去打韩战、越战、波斯湾或台湾海峡……，这在周朝便叫「王纲解纽」、「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大诸侯齐桓公如美国，可以「九合诸侯，一匡天下」。

所以中国传统上的「宗藩关系」，也就是诸侯与天子的关系。很像今日「联合国」和一百八十五个「会员国」的关系。彼此之间有义务要相互遵守。彼此之间却没有剥削与被剥削的关系。他们之间不同之点便是，中国古代的「宗藩制度」里有一个「天子」，不像今日联合国里只有个宰相（秘书长），而没个皇上；中国古代有「王畿千里」、「带甲百万」，今日联合国只有商地十余英亩，警卫数十人而已。——但是他们在国际关系上所发生的「作用」（function），则极其相似也。

中国古代这种国际关系的组织形式，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公元前二二一年），废封建、立郡县之后，在中国本土，就名存实亡了。但是他在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的少数民族之间，却一直活生生的存在着，至今未废！──细说需有专书，今且让我们只重复一句：中国中央政府与四邻少数民族的「宗藩关系」，是一种古代东方的「联合国」与「会员国」的关系。这种国际关系，历经秦、汉……，通过唐、宋、元、明、清凡两千余年，虽时有起伏；但在基本性质，甚至形式上，和其它制度（如家族、宗法、婚丧、教育、文化、考试等等）一样，根本没有变动。

若论其「历史作用」（historical function），则是一个东方「文明整体」（Cultural Entity），或「宇宙国家」（Universal State）中，「细流」（Tributaries）逐渐融入「主流」（Main－stream）的「历史程序」（historical process）。

但是这种东方式的文化「镕炉」（Meltin Pot）是一种「自然的组合」（natural course）。其中绝少经济因素；更不靠武力征服。——他们宗藩之间是有战争的；有时且十分激烈。但这种宗藩之争的「频率」（frequency），却远不及「藩藩之争」（War between vassal states）或少数民族内部的「部落之争」（Tribal WarS）的百分之一！而且有时是为维持「区域和平」（regional peace）所发动的「保安战争」（Peace－keeping wars），如今日联合国之在波斯尼亚，及非拉等地所发动者，均颇有其苦心也。盖有时用和平方式，如发给西藏之「金瓶」，让其以抽签办法解决政权「继承之争」（Warsof Succession）；解决不了，则以「武力仲裁」（Military Tribunal）之。

再如越南在前清嘉庆时代，初告统一，乃向宗邦大清政府申请以「南越」为藩国国号。南越为古代大国，占地甚广，嘉庆帝恐其借口侵略邻邦，乃反勾其名，成为「越南」。亦为区域和平着想也。笔者曾有拙著专论之，不再重复。所以近年越南侵寮、侵柬，嘉庆帝如仍在北京，当有明诏制止之也。不奉宗主明诏，便命大将邓小平发兵「惩」之！

总之，我们东方文明在人类历史上，也曾撑过半边天，汉家自有法度！只不幸这种旧法度在鸦片战后，在西方文明挑战之下，已不能继续存在。冲激于「历史三峡」之中，随波逐流，它就非「转型」不可了。

长话短说。袁世凯这个不世「奇才」，这个「治世之能臣」，便是在这中韩「宗藩关系」转型末期，不顾一切，死命「打拚」的一位可泣可歌的民族英雄；也就是抗战初期坚守「四行仓库」的谢晋元也。明乎此，我们对当年袁世凯在朝鲜，打拚些什么？又如何个打拚法？就可思过半矣。

「唯利是图」竟成国际道德

须知朝鲜当年的一切，正和中国国内一样，政治社会皆在青黄不接的「转型」期中。

首先在宗藩两国的朝廷认知中，「朝鲜为大清之属国」（早期韩政府向列强行文的国书上，便是如此自称的）就含意不明了。——吾人今日读史，尤其是今日南北韩人民读史，读到这一段，那真是深恶痛绝，认为韩王何以如此下贱。这种心理在现代史学上便叫做「现时观念」（Present－mindedness）了。吾人读史治史，不可以为时不过百年的「现时」价值观念，去强奸古人。遥想当年势能九合诸侯的齐桓、晋文（现代的罗、邱、史），不但不以「大周属国」为耻；且以大周属国为荣。韩「王」自称为「天子」属国，已逾两千年。日本且一度以不能为天子属国为耻，而痛恨韩人之横加阻扰呢。

朋友，我们东方的政治哲学，是以伦理学为基础的。它是不鼓励以「国」为单位，去搞「种族主义」和「部落战争」的。我们的孔孟之道是「敬天法祖」，要统治者知「天命」、行「天理」、作「天子」，有教无类；看到「百武彗星」横行太空，「天意」示警，耍下诏罪己……，认为朕躬于「德」有亏。大明亡国时，许多三韩士子，也搞「反清复明」。认为满虏爱新觉罗，入主中国，其「德」不足云云。余读韩儒所撰「热河日记」，真是感慨良多。总之，咱东方政治哲学，自孔孟而后，主旨是「仁义而已矣。何必曰利！」这虽是个通天大牛皮，但是吹牛皮的政客（包括我们的蒋总统、毛主席），至少还「要脸」。

西方的政客，尤其是搞国际外交的政客，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要脸」。绝口不谈「仁义」，公开的唯「利」是图。

就如这次海峡危机罢。美国送来两组大炮舰，气势凌人。你问他所为何来山姆大叔本可吹吹牛嘛：咱为维护民主，伸张正义而来！──多冠冕堂皇啊。它不此之图，在国内宣传的主旨，却是曲不离口的「维护American interest；American interest！」（为着美国的利益！美国的利益！）它不如此宣传，便会使美国选民，怪他们政客「师出无名」——下流吧！

其实西方古代的政治哲学，也并不如此。这种下流哲学实始自白色帝国主义兴起之后的代言人马基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1469－1527）。「马基维利主义」一出笼，有能力的西方的政客，都变成「宁我负人，毋人负我」的曹孟德了（威尔逊博士可能是少数的例外）。——毛泽东很欣实尼克松。就是因为尼克松「美国利益」不离口，反倒是一个坦白的真小人。——其实毛公有所不知，自马氏哲学（包括马基维利和马克斯）风行之后，伦理学中的义利之辨，已经换了位置。我们孟夫子所讨厌的这个「利」字，在现代西方伦理学，尤其是政治学中，早已变成了一个「道德名辞」（moral term）。因此「保护你自己的利益」（Protect you rown interest），以至保护你国家的利益，便反而成为道德哲学中，至高无上的道德教条了。——今日起康德于地下，他的「绝对命令论」（Categorical Imperative）应该也有新的内容了。

五帝窥韩的底牌

这种殖民哲学和侵略行为，就把在清末民初政治社会也在急遽转型的朝鲜，冲击得七零八落了。

首先它分化了韩国的朝野，使其分裂成保守派、维新派、激进派。各派分别搞亲清、亲日、亲俄、亲英美法……，各是其是，动荡不停——但是却依人作嫁，很少能取得主动。

环伺的帝国主义之中，野心最大，动作最横极的便是日本了。日本搞的是百分之百的当代西方的「殖民主义」，其目的和手段大致是：首先大量移民和扩展商务，从根本做起——其时日本旅韩侨民为华裔的十二倍；商业大致是华商的四倍。接着便大量扶植金玉均等亲日派，得机发动政变，组织亲日政府，割断中韩之间的宗藩关系。最后勾结法国，各取所需——法国占领安南；日本占领朝鲜。——可是日本那时实力末充。它两次发动政变，都受制于袁世凯，未得逞。日本之勾结法国亦为李鸿章所阻。李虽然在「中法战争」（一八八三—一八八五）中，丢了安南，他却能以夷制夷，利用英国，缓冲了日本。对访华的日相伊藤博文作了主权性的让步，许日以平等地位；但在朝鲜现场，却不遗余力的支持袁氏，把日本势力赶出藩国。维持了中朝的宗藩关系，直至甲午战败为止。

第二个觊觎朝鲜的便是俄国了。但是和日本一样，它得先挖中国墙脚，扶植亲俄势力，才能深入。这一阴谋也受制于我们的「小钦差」而中途泡汤。详情可参阅陈、侯二氏之巨着。

英国此时志在西藏、九龙、长江各口岸，和山东沿海。对韩则不欲打破中韩「宗藩关系」之现状。盖「朝鲜为大清之属国」，终较朝鲜沦为日本或俄国之殖民地，对英为有利也。因此驻韩英使厄士顿（W. G. Aston）虽认为袁世凯太跋扈而主张朝鲜「独立」；驻华英使巴夏礼（Sir Harry S. Parkes）这个火烧圆明园的老牌帝国主义，反而暗中协助李鸿章以遏阻法国和日本的勾结。另外他更鼓励英籍中国海关总税务司赫德（Sir Robert Hart），遣送一位德裔老帝国主义摩伦道夫（P. G. Mollendorf），去朝鲜协助袁世凯整理韩国税收，加强海关监督。有着英德两强背景的摩老日耳曼，在朝鲜表现得比袁世凯更为跋扈而有效率。韩廷因此税收大增，袁世凯所训练的五千亲军，因此也军容大振。足令日俄使臣，均为之侧目。

最后就是美国了。我们的蒋老总统说得好「美国也是帝国主义」。这个青年帝国主义，首先要统一北美，视为「天降大任」（Mani-fest destiny）；次要独霸南美，名之曰「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内战后目光渐及远东，终于占领了菲律宾。在这一系列扩张行为中，也出了不少的小帝国主义者。英法联军时的美公使伯驾（Peter Parker），和八国联军时的美公使康格（Edwin H.Conger），都是力主占领台湾的老牌帝国主义者。后来台湾给日本占领了，老美好不懊悔。——这时五帝窥韩所共同讨厌的人物便是袁世凯。美驻韩公使孚特（Lucius H.Foote）向不承认中韩之间有什么鸟「宗藩关系」。因此他一有机会便要质问：「袁世凯是老几？」这时孚特的态度是绝对亲日的。他倒不是要把朝鲜送给日本人做殖民地。他主要是讨厌在朝鲜以主人自居的「中国人」。「中国人在朝鲜算老几？」这才是决定美国人对中韩关系的基本要素——其情况与今日如出一辙，真是「历史比小说更有趣」。——以上便是日俄英美法五大帝国主义，在朝鲜半岛耍弄帝国主义国际政治的底牌，而他们的共同目标只有一个，就是要把我们小钦差袁世凯赶出朝鲜。

最后就要谈到中朝两国关系的本身，和袁世凯在朝鲜所作所为的历史意义了。

一个现代「班定远」的失落

前节已言之，袁初到朝鲜时才二十三岁。但是在其后两年中的表现，竟弄成支撑韩局，「非袁不可」的局面。——读者知道，武昌起义后的政局，也有一段「非袁不可」的时期（详见下篇）。那是第二次。在这第一个「非袁不可」时期，二十六岁的袁世凯并无心恋栈；他的堂叔袁保龄也劝他不要干。他在一八八五年二度去韩时，是李鸿章勉强他去的。李鸿章何以强人所难呢？那是因为偌大的中国竟找不到第二个人可以支撑韩局——有传统训练而大魁天下的张审（一八五三—一九二六）状元；有欧洲留学归来，精通数种西语的文法大家马建忠（一八四五—一九○○）……，他们都是吴长庆之下的要员，有在朝鲜工作的经验，但是他们都干不了这差事呢。

李鸿章是精明的，知人善任。他认为应付朝鲜那个复杂的局面，量材器使，非袁不可。这不是李鸿章的任用私人吧！后来因为忌袁者众（包括张、马），朝廷派有边事经验的吴大澄（胡传的上司，久驻宁古塔）去加以詧查。吴的报告是正面的。他认为世凯是不世奇才。

按理朝廷派往朝鲜去主持要政的，应该是个钦命大员（钦差）。但是袁老四才二十六岁，又没个「功名」。因人设官，他只能戴个「三品顶戴」；官阶只能当个「商务委员」，算是北洋大臣、直隶总督之下的一个附属机关，不能代表大清皇帝。

可是这个娃儿小官的权责，那可吓坏人了。第一，他手握重兵。掌握由他一手训练、用德式操法、欧美配备的朝鲜亲军五千五百人——这种现代武装，小站之前，中国都还没有呢！韩王李熙在阅兵之后大为赞赏。他要封世凯为全国陆军大统领（大元帅、总司令）。世凯固未谦辞，而阻力却出自国内。李鸿章怕他太招摇，会引起国际反感。袁只顾整理朝鲜；而李则困于中法战争，在搞其以夷制夷也。

第二，世凯替韩廷整理财政，亦大有成绩。李熙对世凯的忠诚服务称赏之余，竟根据咱中韩老传统，赠世凯「宫姬」美女四人，以示姻娅之情。四人中有一姬为韩国贵族，李熙之内戚也。一人早死，存者三人成为世凯之第二、三、四房如夫人。其后共生子女十五人（七男八女）。世凯次子克文即三姨太金氏所生。克文之第三子，即今日名物理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之袁家骝教授也，夫人则名扬海内外之原子物理学家吴健雄教授也。

家骝幼年颇受祖母宠爱。余尝戏问家骝兄：「祖母也说汉语吗？」

「啊，说得很好呢。」

我又戏问曰：「大脚呢？小脚呢？」

袁教授说他祖母晚年常卧病在床，总是盖着被褥。大脚小脚，就不知道了。

那时在韩国的宫廷之内，大院君与国王李熙的父子之间，以及大院君与闵妃的翁媳之间，都时有争执。韩国那个麻雀虽小、五脏俱全的小朝廷中的六部官员，亦不大协调。社会上的士农工商亦至为复杂。但是袁君指挥其间，以宗邦监国自居，上下亦尚能悦服。

祇是不幸值此「转型」时代，千年不变的宗藩制度，至此也必须转型。逆水行舟，不进则退。——现状既然维持不易，那时清廷亦曾有进退二策。进则师秦始皇之故事，废封建、立郡县，改土归流。徙韩王于国内，使半岛郡县化。然大清积弱，自身难保，此策断难执行。退则包包迭迭，宗邦自藩国全部撤退，任朝鲜自主独立。无奈此策亦不可行。盖朝鲜斯时无独立条件，而五帝环伺。宗邦遽撤，则朝鲜必沦为列强之殖民地。

如此进退两难，则只有让那位卑权重的袁世凯去作个小班超，在五强之间，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了。斯时五帝的驻韩公使，都以「钦差」自命。纵是北美合众国的公使，以中文行文亦自称钦差。——周旋于五大帝国主义的钦差之间，我们这个只有三品顶戴的小班超，真也难为他了。——最后落荒而走，形势之必然，非战之罪也。掷笔几上，吾欲何言？

——一九九六、四、六于北美洲

乱世抓枪杆、有枪便有权

袁世凯的一生事业是在朝鲜开始的。在朝鲜他虽然铩羽而返，但所学到的本领和累积的经验，却是其后毕生事业的基础。

举其大者：袁在朝鲜学会了与东、西洋人直接打交道的本领。在他那个时代，漫说是与洋人办外交、耍国际政治，一般政客对洋人都是一无所知的。一旦碰到洋人洋务，便手忙脚乱，乱来一泡，因此所受到的灾难也是至为惨痛。笔者在另篇谈「八国联军」之役，就说过大学士老进士徐桐父子，因不谙外情，便弄出灭门之祸（一家女眷十八人集体自杀）！那时的西太后和她的亲贵四人帮，竟也胡涂到对十一个帝国主义同时「宣战」的程度──这都是对洋人毫无所知；一旦面临紧急情况，便方寸大乱，胡干一泡的结果。可是袁世凯经过朝鲜那一段，他就是个「洋务专家」，知彼知己；遇事就不会那么胡来了。

比洋务更为重要的则是袁世凯在朝鲜也学会了带兵和练兵。前文已言之，袁在朝鲜为韩王练了一支五千五百人的现代化亲军，使藩邦朝野大为叹服。韩王李熙不但要委派他做韩军总司令，还送他美女四人以为奖励呢。

二十几岁的袁老四，一个科考落第的秀才，哪来这大本领呢？说穿了也没啥稀奇。要了解袁世凯，我们还得看看转型之前的中国旧式兵制。──须知咱中国人搞军事，最高境界本是文人将兵。你看诸葛亮，连匹马也不会骑。指挥大军作战不用指挥刀，却坐着独轮车，用把鹅毛扇，摇来摇去。等到上帝宠召了，那个「死诸葛」，还能吓退「生仲达（司马懿）」呢！──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本是中国重文轻武传统中，文人的骄傲和牛皮；谁知到了清朝，它竟变成了事实和制度！

原来在公元一六四四年，当那位不祥的人物吴三桂，引清兵入关时，全部清兵一共只有「八旗」六万人。后来再加上「汉军八旗」和「蒙古八旗」也不过二十四旗。最高额亦不足十五万。那时中国本部十八行省人口上亿（十足人口），至乾隆已逾四亿。十五万「旗兵」何能统治上亿的「汉民」呢？所以清初的「外来政权」，只好沿用明朝原有的「卫所制」。各省政府保留原明朝职业军人的卫所二级，为地方警卫武装，以维持各省治安，「以汉治汉」。──这一大明遗规，我们今日还剩个「威海﹃卫﹄」。天津市原名也是天津「卫」；今日南京还有个孝陵卫。国府统治大陆时代，县以下的乡村政府叫区公「所」，和乡、镇公「所」。用的都还是明代的老名称。

这种旧卫所所辖的汉兵，在明原为国防军，约一百万人；在清就变成各省区粮饷自筹的保安队了。此一省防军在清代兵制中叫做「绿营」。清初各省共有绿营兵六十六万人；中叶稍减。分布地区以沿海各省（包括水师）及边陲地区为重，内部较少；安徽最少，不足万人。（见「清史稿、兵志」）

这一绿营制度，清初已遭疑忌，「三藩之乱」（一六七三─一六八一）以后，清室乃蓄意约束；绿营之中，将不专兵。省级指挥官，提督、总兵等皆受制于科甲出身的文职官员的总督和巡抚；而督抚之间又相互制衡。这就逐渐变成清代重文轻武，以文人将兵的传统制度了。其后不但「绿营」如此，连「八旗」都统，亦更调频繁，将不专兵。

清廷这种重文轻武的政策自然是有其严肃的政治目的。它要使像三藩祸首吴三桂那样的武将专兵的汉族藩镇，永不再见于大清帝国。──走笔至此，笔者不禁想起某次在台北街头搭出租车的趣事。在行车途中，那位青年司机正在收听台语「地下电台」。余亦倾耳细听之，竟一句不懂。但是有三个字却听得极为清晰，那就是「……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吴三桂三字何以如此重要？颇为不解。后来听朋友相告，说我的哥大小友有民进党籍的张旭成博士也曾说过，所有在台湾的「大陆人」，都是吴三桂。闻之不禁大笑。──历史的发展，真是日月如梭。时间和历史自会解决其「历史问题」。很快的这些目前小故事，就会变成历史上的小掌故，供读史者笑乐一番。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这也是个历史的「必然」吧。思之忍俊不禁。

总之，清廷这一重文轻武的政策，走火入魔的结果，不但汉族再无渖镇专兵，连那些原有高度尚武精神的满蒙武夫，亦渐染汉习，以不文为可耻，而摇头晃脑去作起诗来，致使一些像袁枚（一七一六─一七九八）那一流的无聊文人，去乘势投机，攀援权贵。余读「随园诗话」，有时就要出而哇之。

文人将兵既成制度，则大清帝国，尤其是汉族之中，便没个真正的职业军人作统帅或封疆大吏。以致鸦片战争一起，领军去和「英夷」开打的不是职业军人的「李广」或「霍去病」，而是诗文做得顶刮刮的翰林学士林则徐。英法联军时，最初文武一把抓，独当一面的叶名琛（一八○七─一八五九），也是一位进士。最后弄成「不战不和不守、不死不降不走」，却被英国人捉到印度去当俘虏。

其后八旗、绿营都腐烂了，不能再用；另组「湘军」、「楚军」、「淮军」、「自强军」、「定武军」、「武卫军」、「新建陆军」……，几乎所有的军头从曾、左、李、胡开始，到张之洞、胡燏棻、袁世凯，都是清一色的文人。其中曾、李、张且是翰林学士，文采风流。曾、张在中国近代文学史、思想史中，都有崇高地位。纵是李鸿章也是位天才横溢的文学作家。──笔者幼年曾能背诵李鸿章考秀才时的墨卷，文题曰：「天台仙子送刘阮乡赋」。那时才十几岁的李鸿章，竟能改窜「西厢记」，写天台仙子送男友还乡「拜拜」时，叮咛道，「……野店风霜，何妨晏起；荒村雨露，慎勿迟眠……。」（真是依依不舍，一派深情！）考他的那位府考官，显然也是位多情人物，阅卷后，大为感动，乃批说：「大盗劫人，不伤事主……天才也。」这一批，小小鸿章就做了「犯法可免打屁股」的秀才了；二十一岁「中举」，二十四岁成「进士」。

头戴红顶花翎作战的淮军

这些能够「将兵」的文人之中，「文采」最差的，那可能便是袁老四了。他是个「务实派」；至少不是「感情中人」。在他笔下，讨一房姨太太，也叫做「置办」──等于是买一件家具──沙发、摇椅、毛巾、夜壶一般。所以他对崔莺莺小姐那种脉脉的送别柔情，什么「荒村雨露宜眠早，野店风霜要起迟。鞍马秋风里，无人调护，（甜心呀，侬要）自去扶持……」是不会发生太多生理反应的。笔端不带感情，所以他就考不上「童子试」了。

但是袁世凯却是这批文人中，弓马娴熟，真正打绑腿、扎皮带，下得操场去，喊「立正、稍息、开步走」的实际的练兵官，和带兵官。

本来清廷搞「重文轻武」的原意，就是吃定了这批经过「十年寒窗」磨折，手无缚鸡之力；只会下围棋，不能拿大刀；只会坐独轮车，不会骑马的「文人」，做事畏首畏尾；给你带兵，你也不愿（因为孔孟之学的大洗脑），更不敢（因锐气已挫）去造反！

可是清廷这项设计到袁世凯时代，就是不才所说的要「转型」了。──事实上，袁世凯的「小站练兵」，便是中国「陆军军制转型」的开始。（注意：海军转型较陆军要早二十年。笔者拙文谈马尾海校时，曾细述之。）

在此之前的「湘军」、「淮军」，打起内战来，虽也战功赫赫，但他们都是小脚放大的半调子部队。──刘铭传与太平军和捻军作战时，是头戴「红顶花翎」去冲锋陷阵的（见罗刚编「刘公铭传年谱」上册同治六年）。那时太平军作战，尤其是破城庆功时，穿的则是明朝袍套，看来像一场「京戏」大合唱。笔者出生的那座唐家圩（音围），一度曾是淮军对捻军作战的后方非正规的兵站。在被中共土改队挖土三尺，全部拆毁之前，曾留有（不开花）千斤重炮四尊；重二百五十斤的大刀两把（武考用的），强弓硬弩数十张；「抬枪」、「鸟枪」不计其数──硬是十八般武器样样俱全……，这些大概都是淮军换用新武器或裁兵时，遗留下来的「废物」。──这座规模并不太小的「淮军武器博物馆」，如留至今日，说不定可为本地「无烟工业」捞一笔门票钱。可惜当年搞土改的地方共干见不及此。自毁财源，就把这些骨董胡乱的糟蹋掉了。据说那些大炮、大刀曾被用专船运往芜湖铁厂，锯成废铁出售，也没有捞回多少运费。

淮军当年的对手方，尤其在捻军名将任柱率领之下的那一支，栗悍至极。他们大半是骑兵。主要武器则是削巨竹为枪，成为「丈八蛇矛」（古人所谓「揭竿而起」者也），和少数火器──三千战马夜鏖兵！当他们蜂拥而来之时，势如疾风暴雨，狂涛骇浪。当者无不粉身碎骨，所谓「马踩如泥烂」也。

捻军名将，淮军畏之如虎。对付他如不用开花大炮、毛瑟快枪，简直就如无之何。笔者幼年震于传闻中的任柱威名，及长读捻军书，钦慕之余，每思为任柱作传，而苦于心力不从，至今未能执笔。所以我国史上，三国演义式的传统战场，离我们并不太远。把它们搬上银幕，比美国「西部片」（WESTERN），好看多矣。

「防军」、「练军」与小站

总而言之，湘淮两军，虽也有一些「洋枪队」，他们基本上还是一种传统武装；是西安「兵马俑博物馆」的嫡系苗裔。可是衰老四的「小站」就不同了。

位于天津、塘沽之间的「小站」（上引陈志让书页四十九误为「平津之间」），原为平捻之后，部分淮军北调，担任「防军」的屯田区。清代军制中有所谓「防军」、「练军」诸名目。「防军」者驻防之部队也。而「练军」则是在从事训练中之部队（参阅同上「清史稿?兵志」）。甲午战前，李鸿章最反战，因其深知中国海陆两军均不足以参加国际战争，然迫于国内国外压力，渠亦自知对日抗战为不可免（注意：今日的江泽民可能也有此难言之隐）。李氏乃临时抱佛脚，积极备战（亦如抗战前之蒋公也）。在海军上备战详情，笔者曾有另篇述之，不再重复。在陆军方面，李鸿章则一面商之英将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在天津创办「武备学堂」，以满人荫昌主之，培训新制军官以逐渐淘汰旧淮军。另于甲午战争前夕，在小站防军东调之后，以旧营房作为「练军」之所，来试练一支新军，以前广西按察使胡燏棻主之。

所谓「练军」，自然练的是「稍息、立正」的西式操法。搞点稍息、立正阶段的训练（今日军训所谓「典」、「范」、「令」），没啥深文大义也──笔者这一辈，抗战前在南京孝陵卫，教导总队营房中，受「学生集训」，三个月就完成「营教练」（有当营长的基本知识）。当年黄埔一、二期，亦不过如此也，何神秘之有哉？！

可是在清末就不然了。那时中国人见洋兵「敬礼」，都觉得好奇怪啊。归而记之曰：「洋兵肃立，举手加额，拔毛数茎，掷之地上，以示敬！……」乖乖，那时在头上拔掉几根头发，甩到地上，算是对上司「敬礼」，也不简单啊！也得要洋教习来教啊。其它如「正步走」、「枪上肩」……，没个洋人来教，哪行呢？！